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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陈词为抗战，一片热心付流水。 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一下子改变了整个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新蜜月”；罗斯福总统想靠蒋介石政府顶住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攻，并为日后的反攻提供重要的基地。从此美援源源不断地运到重庆，但为时不久，这个幻想就破灭了。史迪威将军成了这一悲剧中的牺牲品。 珍珠港事件后，德国参加了对美战争，日军开始击溃分散在太平洋各岛屿的美、英、荷军队。这一打击虽然最后证明是使美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转折点，却使无数的美国人感到震惊和丧失信心。战争爆发不久，《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满怀希望地说，尽管美国最初遭受了损失，但它决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但是，重庆蒋介石政府的看法却和《纽约时报》不一样，大多数官员对日美开战欢欣鼓舞， 如释重负。 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没有飞鸟的夏天》一书中写道：“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五亿美元、十亿美元……现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将大为增加。如今美国将不得不支持蒋介石了，而这意味着美钞跑进官吏的腰包，跑进军队司令官的腰包，意味着枪炮送到胡宗南手里，以便将来攻打延安。” 对于珍珠港事件，《纽约时报》社论撰稿人的估计和国民党人的实际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助于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悲剧。同盟虽已结成，但进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战争。美国决策人员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力作为一股抗击日本的巨大力量，而国民党政权却想利用它同美国的结盟捞取金钱、武器，以及帮助他们赢得国内最高权力的影响力。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把援助当作一种手段，“鼓励中国领导人进行必要的改革”；而蒋介石等人却相信，有了外援就能为我所用，根本不必进行什么改革。这些矛盾给虚构的“太平洋战略的钥匙”投下了第一个漫长的阴影。 甚至在日本席卷美国在太平洋的分散的前哨基地时，在中国的美国军事和外交官员就力求提醒罗斯福政府，不要过分看重同中国的盟友关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曾预言，国民党人会同日本缔结事实上的停战协定，而让美国人继续进行战争。国民党想要捞取大量美援，“主要是打算在战后采取军事行动”。期待国民党人发动攻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倒助长了他们的“尔虞我诈”倾向。马格鲁德解释说，蒋介石把他的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 海军武官麦克休在写给海军部和白宫的报告中，建议对中国现有的军事价值不要再作乐观的估计。尽管如此，麦克休由于一贯主张给予国民党以政治上的支持，提醒华盛顿不要吝惜对中国的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如果这样做，那就要冒促使蒋介石“排外”或与日本妥协的风险。这位武官说，美国的策略必须迁就落的要求，同时给“委员长的宠儿陈纳德”提供一支空军去打击日本。 这些来自重庆的报告虽然在政治内容上不尽相同，却证实了中国在当前战争努力中的军事价值是靠不住的。但是，罗斯福却认为，在日本最终被打败以后，亚洲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强大的英、法、荷也将如此，即使不是立刻衰落，也为期不远。两支主要的力量可能会赶快填补这一势力的真空。因此，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希望经过稳妥地改组亚洲将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而美国在塑造战后亚洲的面貌方面应起主要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1942年12月，经马歇尔提议，由罗斯福批准，成立了盟国的中国战区，建议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同意担任此职，但是要求罗斯福派一名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而此人“不必诺熟东方旧情，只要有品学而热心之人，便可合格，并以中将为合适”。 根据马歇尔总参谋长的推荐，罗斯福总统决定派遣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来华。可是史将军“借熟东方旧情”，而且特别谙熟中国旧情。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北伐时期，日本在华北侵略扩张时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他曾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等职，四次来华，前后在中国驻了10年，会说中国话，也了解中国官场黑幕和老百姓的苦境。根据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交换的函件，史迪威将军享有以下权力：监督和控制美国对华军援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之下，指挥在华美军及可能拨予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在中国的国际军事委员会，以及以委员长的参谋长身份行事，改善、维持和控制滇缅公路中国段。 1942年1月29日， 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荚、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接受任命之前，提出受命的唯一条件是必须拥有指挥权。但是，日后这一问题成为史迪威与蒋介石交恶的一个触发点。 史迪威受命后，于1942年2月9日去白宫晋见罗斯福。对于这次晋见，史迪威是有不满情绪的。他在日记中写道：“造访白宫，12点至12点Z0分。罗斯福十分愉快，但极为淡漠。就好像我是一个前来找他的选民。他海阔天空地泛谈对战争的见解，言不及义，我插话问他有没有带给蒋介石的信。他显然没有，又花了5分钟找了一些震惊世界的事来谈。最后他算说到正题上了——‘告诉他（指蒋介石），我们在做的事是维持住中国，我们还打算一直维持到中国收回全部失地’。他接着说，他认为蒋夫人最好不要接受这个或那个组织的邀请来这里。那太像一些妇女俱乐部的宣传旅行了。总统这一点是正确的。他令人感到亲切、愉快……而又感到空空洞洞。” 在参战初期，罗斯福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太平洋上，美国主力东移之前，希望中国顶住日本的进攻。他相信中国的战斗潜力，愿意继续加强中国军队，以便将来打击日本。1942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已经阻遏住日本的攻势，美国海军希望得到增援来保持太平洋上前进的势头。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在罗斯福的战略布局中，虽然仍在大西洋之后，但是与丘吉尔的想法大不相同。丘吉尔的次序是大西洋、地中海、北非、印度洋，只有在取得地中海后，才能将兵力调到印度和东南亚打击日本人。丘吉尔对中国人能作出战争贡献没有信心。丘吉尔出于对大英帝国前途的疑虑，长期猜疑和排斥中国。他不愿意在印度和东南亚使用中国军事力量打击日本，为的是保持英国殖民帝国。 在1942年和1943年，罗斯福总统为“维持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盟国，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步骤。这些措施除了供应军事物资、加强中国空军、训练军官和技术人员等军援之外，还给蒋介石政府近七亿元的贷款。罗斯福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1943年1月11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关于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规定的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北京议定书所赋予的特权，其中包括在华驻兵权。通商口岸制度、北平使馆界、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等等；美国声明放弃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特权、 美国军舰在中国领水内享有的特权。 美国参议院根据罗斯福的请求，于1943年2月11日一致批准上述条约。此外，1943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的请求，废除了1882年至1919年制定的一系列的排华法。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与此同时，罗斯福还注意在国际事务中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将军奉罗斯福总统之命经印度前往重庆，迎候他的这座陪都本身就是满目疮痍。1937年以前，重庆是长江峡谷上游的一座死气沉沉的省城，日本的进攻使它变成千百万难民的一个拥挤的避难所，其中主要是国民党政府机关。沿着穿过重庆市中心的这条大江的陡峭斜坡，老鼠、虱子、疾病、饥饿和日本人的轰炸侵袭着老百姓。在外围的小山上，有钱有势的人都安适地住在自己的别墅里。蒋介石挑选了其中一座别墅作为史迪威的官哪，可是这位美国司令官觉得那是一座令人扫兴的坟墓。 史迪威从到达之日起，就拒绝接受像别墅那样的一切虚假的权力象征。他同蒋介石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就提出他要指挥已进入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蒋表面上同意这一要求，可是私下却抱怨史迪威态度傲慢，对他这位委员长不够尊重。他说，“这个美国人的举动根本不像一位参谋长或一位顾问，而是一位独断独行的司令官。” 史迪威于3月11日前往缅甸前线时， 完全没有料想到那里竟是这样一种局面。中国或英国司令官，都不想为了他们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牺牲他们的人力和物力。中国司令官不愿接受美国人的指挥，英军则希望抽身去保卫印度。当然，蒋介石只不过曾授予史迪威一点名义上的权力。史迪威在缅甸急得团团转，他再次回到重庆，希望蒋介石能指令中国陆军司令官服从他的指挥，可是没有成功。史迪威所得到的口头上的保证，在他返回前线时变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3月在缅甸的战斗几乎各方面都是灾难性的。组织散漫、充满失败主义情绪的英、中部队，根本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抱有明确目标的日军的对手。史迪威发现他已无法激励自己部队的土气，并很快就看出，他并没有指挥那些归他统率的中国部队的实权。日本人掌握了制空权，使他几乎无法接济和调动他的部队。到了4月中旬，战斗已明显地失败了；到5月初，在缅甸的英军、印军和中国部队，已经彼此失去联系，乱成一团。史迪威本人率领一个纵队披荆斩棘，经山间小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安全抵达印度。当那些疲惫不堪、虎口逃生的土兵于5月29日到达印度时，这位美国将军公开承认：盟军已经在缅甸遭到“惨重的失败”。 史迪威对这次战役的失败，满腔怒火，在一份55页的报告中，他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和中国指挥官贻误战机的行为。他得出结论说，英国人只关心保卫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战局符合帝国更大的战略需要时才这样做。他们不屑同中国人合作，认为中国是长期威胁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对于蒋介石，史迪威更是十分严厉地加以指责，尤其是因为他阻挠了这个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的工作。史迪威写道，中国现有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事实上是无可救药的。只有依靠一批在“新军”中由军官们重新加以整训、装备和指挥的中国士兵，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史迪威在缅甸溃败时抱有的“新军”美梦，在他准备返回重庆时在内心深处扎了根。到了重庆，他向蒋介石递交照会，要求彻底改组蒋介石花费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 当时蒋介石管辖的军队大约有380万人，由300个师组成，受12个军区司令官的统辖。各师的忠诚和素质差别极大，以司令官个人的好恶和派系的倾向而定。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大约只有30个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嫡系部队”。蒋介石的大部分力量主要依靠他在相互竞争的势力之间施展手腕，使其保持平衡。他力图视忠诚的程度使用大量的经费和物资去操纵地区司令官。部队的薪响由将领任意发放，他们编造假名册，虚报人数，然后把余额塞进自己的腰包。这是无本生利的大好买卖。 为了维持部队满员，军官们横征暴敛，强征农民入伍，其残酷程度，同英国19世纪征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美国记者曾作过如下的报道：“中国农民一遇到征兵就像碰上水灾或饥荒。饥荒、水灾和干旱，同征兵相比，犹如水痘和瘟疫。这种毒害遍及整个中国农村。” “部队的士兵如果有人死了，”这位记者继续写道，“他的尸体就被扔在路边。他的名字仍旧留在名册上。只要他的死亡没有上报，他就始终是一宗财源，并且由于他不再吃喝，他给人提供的钱财就更多一些。他的口粮和所关的薪饷就成了他的司令官口袋里长期的纪念品，而他的家属只好把他忘掉。” 但是，蒋介石所最关心的，不是改革这支杂牌军，而是把它一直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有谁能够给部队分发金钱和武器，或者安排军官的训练，蒋就会失去控制，他那炙手可热的正统地位也将随之垮台。同时，蒋介石的办法是保证使那些经过挑选的“可靠师团”能够得到奖赏和倚重。这样，“总是一片忠诚的胡宗南就为他自己及其监视中国西北地区共产党根据地的40万大军赢得了特殊的恩宠”；而与日本人对抗的部队却享受不到什么特殊的照顾。 为了消除这种军事上的恶劣状况，史迪威打算精选30个师进行改编、训练、重新装备，置于新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改组中国军队的建议主要是组建两支新的集团军。一支在印度建立，由从缅甸撤退下来的中国残余部队组成，并招募新兵加以补充。与此同时，另一支规模较大的30个师的兵团将在中国云南省西部调集。这两个兵团在美国人的指导下由中国军官自己指挥，它们在重新训练和装备后将调往缅甸，在英军协助下重新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史迪威认为，这一“简单的改组”将在中国造成一条活跃的军事战线，并为中国经由缅甸获取更多的援助铺平道路。但是，这一计划刚一出笼就遭到蒋介石的愤怒拒绝。这位独裁者转弯抹角地威胁说，除非史迪威和美国重新估价现行的政策，否则他就要同日本单独媾和。几天之后，蒋介石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调遣美军三个作战师前往中国； 第二，立即建立一支拥有50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交给反共亲蒋的陈纳德指挥；第三，每月飞越喜马拉雅山运送5000吨物资。蒋介石并电告当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迫使华盛顿的官员尽可能召回史迪威。 在这一事件后，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直到1944年晚些时候两人最后闹翻为止。在史迪威的日记中和他的总部里称蒋介石为“小人”，称宋美龄为“白雪”。这位美国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必须设法扫除这帮坏透的家伙，让一些实实在在的人来领导一切”。他在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报告中说，除非陆军部和总统全力支持他迫使中国进行军事改组，否则蒋介石所要求的大量援助将被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共产党和国内的其他敌手。史迪威要求华盛顿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除了史迪威不断向陆军部抱怨而外，唯一经常以批评的态度报道国民党人消息的，是美国国务院的“驻外机关”派驻重庆美国使馆的一批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史迪威的参谋人员，他们撰写了一些报告。使馆参赞文森特，把国民党人描绘为一群自私自利的小集团，“他们的唯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他写道，中国还可能有救，但就看能否扫除现在的领导集团，代之以一个至今尚未发现的“自由主义革新派”。另一位在史迪威麾下兼职的驻华外交官谢伟思报告说，统一战线“肯定已经成为陈迹了”。他强调说明，美国的援助必须针对日本和法西斯主义而不是为了蒋介石打内战。首先，美国决不应当拿起武器去直接或间接地对付目前华盛顿差不多还毫不了解的中国共产党人。谢伟思劝告美国人到延安去发现谁是真正的革命派。另一位美国官员戴维斯说，仅仅由于美国在中国提供了援助和武器，这些东西便成了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既然史迪威领导着美国代表团，他自然成了这场斗争中卷入得最深的美国人。而且，史迪威为了抗击日本想要改组中国军队的决心，同蒋介石的基本战略背道而驰。“在蒋委员长看来，这些现实几乎同共产党或日本人一样，是对他的严重威胁。” 文森特、谢伟思和戴维斯所写的这些敏锐的、几乎是一针见血的报告，对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相反，罗斯福却愿意遵循柯里提出的方针，而这种政策显然是以偏袒亲蒋的陈纳德和依靠“个人外交”为特征的。罗斯福决定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和重庆互派高级人员进行互访。大致按照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罗斯福将派遣威尔基前往中国，蒋介石将派他的夫人宋美龄作为他的特使晋见总统。 蒋夫人以她与威尔基对等的身份在美国从1942年11月逗留到1943年的5月。 作为白宫的客人，这位特使利用一切机会去纠缠总统的助手、众议员、参议员以及可能会影响外交政策的行政官员。在乱哄哄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和美国公民举行的集会上，宋美龄为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游说。她宣称，“中国不仅为它自身而且也为全人类而努力奋战”。她吹捧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最受人民信赖的领袖”。 1944年，革命力量、外国侵略力量和一项矛盾的美援计划汇集在一起，使中国的紧张局面达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在盟军终于开进缅甸，日本在中国中南地区发动一场猛烈的攻势时，战斗达到1938年以来的最高潮。蒋介石继续拒绝把他的武装部队用于抗击日军，而磨擦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内战的迹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就不但促使史迪威而且也促使罗斯福考虑要在政策上作根本的变动。有几个月，总统看来认清了新的现实，甚至想部分地抛弃蒋政权。但是，这一方针未能得以实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在这时，蒋介石又向华盛顿提出了10亿美援的要求。白宫认为，重庆政府动用1942年的贷款还不到一半，他们既没有用于抗日前线，又没有努力遏制通货膨胀， 并且仍旧维持美元和法币之间的人为的低汇率（20比1）来牟取暴利。实际上除了斯坦利·项白克而外，谁也不赞成提供新的大笔贷款。美驻华大使高斯坚持认为，“现时要支持任何这类贷款的建议，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考虑，都是没有牢靠的基础的。”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把蒋的要求说成是敲诈勒索。他气冲冲地说：“连一个镍币也不打算再借给蒋介石，让这个骗子去跳长江吧！”最后，罗斯福正式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理由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取缔货币投机，没有修改美元与法币的汇率，而目也没有充分承担中国作战地区的任务。因此，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再向重庆方面提供贷款。 从此，美蒋关系出现新的僵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沙勒博士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披露了大量的材料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史迪威和罗斯福都重新致力于同延安进行接触，想必是为了把共产党的力量结合到中国政府和美国军援计划中去。 ”9月，美国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从延安转来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份邀请赫尔利前去访问的函件。信上说，共产党武装部队热烈希望在抗日战斗中与美国人合作。史迪威也发现他自己深为共产党的建议所吸引，并为他们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想法把武器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 但是，在史迪威能够采取行动之前，他必须取得实际的指挥权，而这件事情仍然颇成问题。蒋介石原则上同意罗斯福先前提出的要求，但这并没有成为事实。蒋扬言，在他能够亲自控制“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和武装共军的计划之前，拒绝交出任何权力。然而这些限制条件取消了史迪威担任总司令的全部目的。而且，当史迪威和赫尔利在9月中旬商谈的时候， 中国的战局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又吵着要把中国的远征军撤出缅甸。 在绝望之中，史迪威愤怒地提醒马歇尔，除非他立即掌握指挥权，战区可能要土崩瓦解。 第二天，即9月16日，史迪威把宋子文请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如果他不能马上得到充分的指挥权，他就要敦促华盛顿“完全撤出中国，另行建立基地”。 史迪威的信件在1944年9月回6日送达马歇尔和罗斯福，这时他们正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出席“八方”会议。晚餐时，总统和罗斯福夫人在抱怨蒋介石的班底“贪得无厌和穷奢极欲”时，流露出了他们对中国局势的担忧。在史迪威提出警告的影响下，马歇尔在魁北克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责备蒋介石的电报，由罗斯福批准发出。电报说，拖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不给史迪威指挥部队的全权，美援即将停止。电报谴责蒋介石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并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出席会议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再行拖延，你们和我们力求挽救中国的一切努力定将付之东流。” 史迪威9月19日亲自把这份最后通蝶交给蒋介石， 打断了他和赫尔利的一次私下会谈。史迪威“称心如意的复仇感”在他纪念这件事的一首诗里表达了出来。 我等了好久，要想报仇—— 终于时运来了， 我瞪眼瞧着那个小子， 兜屁股踢他个够。 旧日的标枪准备在手， 对准目标，算好时候， 我直刺过去，只剩枪柄留在外头， 捅得他两面穿透。 小杂种浑身发抖， 无力说话，开不了口， 他脸色发青，肌肉颤抖， 强抑着自己不吐哀声鸣啾。 为了我一切困乏的战斗， 为了我所有灾难的时候， 我终于有机会一显身手， 叫那小子当场出丑。 我晓得我仍须忍受， 进行一场令人厌倦的竞走， 可是啊，天赐的欢乐多么酣畅！ 我已叫那小子颜面尽丢。 9月23日， 当史迪威还认为赫尔利在支持他的时候，向这位总统特使递交了一份要求联合对抗蒋介石的建议。史迪威希望到延安去，以便在那里向“赤色分子提出一些建议”。他将要求共产党人承认蒋介石名义上的职权，同时认可史迪威是实际上的野战军司令官。那时他将把共产党部队调到黄河以北，并给予可以装备五个师的军用物资，抗击日军。 在史迪威把这份毫不起作用的建议交给赫尔利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和宋子文就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表示蒋原则上同意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但坚决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这个职位。这样做将是“故意引起不可避免的灾难”。赫尔利在蒋介石的信上附加了他自己的评论，告诉总统史迪威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如果决定把史迪威调开，总统希望蒋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采取认真的新的主动行动的想法就可得到保证。最后，赫尔利宣布蒋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他赫尔利赞成这个决定。 在1944年9月25日到10月1日的一个星期里，问题悬向未决。由于不能确定应该采取什么方针， 罗斯福总统迟迟没有答复蒋介石——赫尔利9月24日的最后通蝶。I0月I0日，这位特使又在给罗斯福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 赫尔利这个臭名昭著的善于拨弄事端的政客，向总统提出了一个狡猾阴险的问题，即对“失去中国”的责任问题，这是罗斯福所不愿接受的。总统经过反复考虑权衡之后，终于在10月18日决定召回史迪威，另选魏德迈去接替他在华的职务。就这样，这位英勇善战并颇有见地的史迪威将军，作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罗斯福在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令人痛惜的不光彩的角色。 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在1944年11月以赫尔利、魏德迈接替了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以后，就决定性地转到了完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路线上。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在谈到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斗争时，认为他父亲“押错了宝”。他在评论罗斯福总统对待蒋介石夫妇的态度时说：“他对共产主义毫不温和，但是他对蒋氏夫妇却表现出温和，他让自己相信蒋夫妇是懂得在战后中国实施民主的承诺的。在这方面，我母亲就不那么轻信他们。”正是：总统押宝终失策，祸患从此无尽头。欲知罗斯福日后如何进行国际周旋，且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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