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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要当恺撒王 对内镇压臭名扬 梦寐以求复旧国 对外侵略忙扩张 墨索里尼登上首相的宝座后，就移到罗马的威尼斯宫去住了，他梦寐以求的“恺撒大帝”的美梦终于变成了现实。如今他是意大利最有权势的人了。 威尼斯宫位于罗马中央的威尼斯广场，耸立于加庇托林丘之麓，是一座中世纪堡垒兼低塔似的庞大的黄色石料建筑。这座宫殿由罗马教皇始建，业已经过了五个世纪，自17世纪一度让于威尼斯共和国以来，辗转于奥皇之手，于1915年由意大利王国从奥地利皇室手中夺回。它构造之精，形体之大，墙壁之厚，凌驾于其他宫殿之上。至于厅堂之大，更是无疑地超过其他建筑了。如今，墨索里尼就坐在昔日帝王的宝座上发号施令了，这里成了法西斯统治4000多万意大利人民的中心。 宫殿的二层楼上，有大小六间修饰一新的房间。楼板仍旧是砖铺的，上面的屋梁是深灰色的。如同在罗马其他宫殿里所见到的一样，石料的窗座也成了室内最美观的装饰。每间大厅内，除中央有一张古老而笨重的桌子和沿墙壁排列着无人使用的椅子以外，大厅里空空如也。在桔黄色和淡青色的墙上挂着一些著名画家如韦罗内则和麦拿第的风景画、肖像画和圣母像。其他到处都是摹拟拉斐尔作品的壁画。 此外，尚有几个玻璃橱，内有灯光照明，陈列着一些宝贵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陶器，镶着宝石的圣母肖像、僧衣、饰带，以及圣徒的雕像，等等。有一个拜占庭式的象牙制的书橱，据说是千年以上的古物。还有罗马帝国从各地掠夺来的各种珍贵文物和造型精致的御用武器，也是这个古宫的一部分装饰品。 威尼斯宫的大门是日夜开放着的，但有重兵把守。来谒者若取得会面的许可，便有一个守卫队长前来引领向那内宫的大门走去。推门一看，那里面令人觉得与其说是在室内，不如说是置身于野景之中。 墨索里尼办公厅的窗子是向威尼斯广场开着的。因为这大厅是昔日一间备有世界第一个地球仪的房子，所以人皆称之为“两半球之厅”。这间大厅是15世纪中叶建造的，后来荒废了，墨氏夺取政权后才又重新修复。厅长60英尺，宽40英尺，高40英尺。墙上有两道门，一道通休息室，一道通会议大厅。迎面的一道墙上开着三个大窗，下面是大理石窟座；对面的壁上则绘有圆柱分成数段。这间大厅好似空空如也，既没有桌子、椅子，也没有椅子沿壁排列；只是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座昔日使用的大烛台。在远得几乎需要望远镜才看得清楚的地方，有一个坐在桌旁正在写着什么的人的侧面身影。 走进这间大厅，首先令人注目的便是天花板上豪华的装横，其中浮雕着圣马可的狮子和罗马牝狼。和窗户相对的墙壁正中，绘着建筑这座宫殿的三位法王的纹章。再往前跨过重修的地板，到了厅的中央，便见地板上用镶术细工嵌成近乎成人大小的妇女和手中持有果物的儿童，谒见的人每走到此地，总是绕道而行。在大厅远处的一个角上，有一张约摸12英尺长的台子放在地毯上，旁边放着两把椅子。靠壁有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现代世界地图集。地图集展开的是欧洲地图。桌子的另一端紧靠着用美丽多彩的花纹石砌成的大壁炉。 面对窗户坐在桌边的就是当今的恺撒——墨索里尼。他每天在这里发号施令，同时也每天在这里接待远方来客和法西斯党政要人。他如今是意大利最有权势的人，也是最忙的人。办公室装着三部电话机。他的书桌看上去倒也简单朴素，除了日常处理的公文外，就是平日他所最喜欢读的《俾斯麦传》和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等著作。他崇拜俾斯麦，但更崇拜恺撒。他十分赞赏恺撒的武功，特别崇拜他在对外侵略扩张中的韬略和英勇献身精神。 恺撒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在我所听到过的一切怪事之中，人们的贪生怕死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因为死本来是一个人免不了的结局，它要来的时候谁也不能叫它不来。”这段话给墨索里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要活着就要像恺撒一样，耀武扬威，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扩大意大利的疆土作出自己的贡献。他曾多次对部下说过，弱肉强食是人类生存竞争本能的表现，弱者必然为强者所征服。只有像恺撒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才值得受人尊敬。因此，他对恺撒的死是十分同情的。他痛恨刺杀恺撒的“叛徒”；他赞扬忠于恺撒的老臣安东尼，每逢读到他写下的这段悼词时，墨索里尼声泪俱下，感叹不已。 “啊！你这块流血的泥土，你这有史以来最高贵的英雄的遗体，恕我跟这些屠夫们曲意周旋。愿灾祸降于溅泼这样宝贵的鲜血的凶手！你的一处处伤口，好像许多无言的嘴巴，张开了殷红的嘴唇，要求我的舌头替它们向世人申诉。我现在就在这些伤口上预言：一个诅咒将降临在人们的肢体上；残暴惨酷的内乱将使意大利到处陷于混乱；流血和破坏将成为一时的风尚，人们的眼睛将每天接触到恐怖的景象，以至于做母亲的人看见她们的婴孩被战争的魔手所肢解，也会毫不在乎地付之一笑；人们因为习惯于残杀，一切怜悯之心将完全灭绝；恺撒的冤魂借着来自地狱烈火的阿提（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复仇女神——笔者注）的协助，将用一个君王的口气，向罗马的全境发出屠杀的号令，让战争的猛犬四出蹂躏；为了这个万恶的罪行，大地上弥漫着呻吟求葬的臭皮囊。” 正是凭着恺撒的教训，墨索里尼进一步加强了对法西斯党的控制，对一些“叛徒”和不忠者，一经发现，立即处置，以防后患。另外，注意培植亲信，强调法西斯党只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全党必须绝对忠于墨索里尼。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墨氏任命罗伯尔上·法尔纳西担任了党的总书记。 1932年3月23日至4月4日的一段时间里，著名的德国传记作家卢特维希专门造访了这个独裁者，同当今的恺撒进行了长时间的有趣的谈话。早在法西斯夺权之前，这个作家就从事于对墨索里尼的研究，并曾试图对他做一历史的、心理的、戏剧的描写。当他们第一次会见时，古罗马恺撒的形象很自然地就立刻呈现在作家面前了。虽然墨索里尼穿的是黑外衣，打的是黑领结，而且有电话机在他们两人中间闪着光；但是，墨氏的举止、风度极力模仿古时的恺撒大帝，给人留下了“朕就是国家”的深刻印象。 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从他的外表看来，好似非常镇定，但实际上他却是不断提防着外部的反对和党内的暗算。为了表示他的政权稳定，他在同客人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悠闲的样子。他从不显露出神经质和不高兴的情绪；不过他和人谈话时，总喜欢用铅笔做杂记，或用手指玩弄铅笔。他往往不安于坐席，就如同一个人久坐而感到不舒适一样。据说，他有时工作疲倦了，就忽然跨上摩托车，带着他的孩子们，驰往奥斯蒂亚。警察闻讯，随即组织车队尾随，沿途加以保护。 当作家问到他的发迹和早年所受到的磨难时，墨索里尼以低微的声调断断续续地回答说： “饥饿是一个良师。差不多和监狱与仇敌是一样的。我的母亲当小学教师，月薪50里拉；我的父亲是一个铁匠，没有固定收入。我们全家只有两间狭小的房子。一个星期中很难见到餐桌上有一块肉。家里充满着激烈的争论和热切的希望。我的父亲因从事社会主义而被捕下狱。他死时，有好几千人为他送葬。所有这一切，不用说，给了我不少强烈的刺激。其实，我之出身贫贱，乃是握在我手中的一张王牌。” “父亲的铁匠生涯，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强调说，“这些早年的印象要深刻地保留到人的灵魂消灭的时候为止。你若是在铁工厂里注视着那铁锤，你便体会到一个人可以并且必须任意处理事物的情欲。即使在今日，当我看到一个石匠在制造富缘时，我便为之神往，而且我自己也想去干一干。”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它时时在考验着每一个人。”墨索里尼继续说，“我在19岁时便写诗，并且想出去试试我的命运。我急躁得即刻把小学教师的职务辞去。我的父亲在狱中，我也只好任他去，一文不名地跑到瑞士当劳工度日。乃至心愿已偿，又百感交集起来；然而主要的却是愤怒在支配着我。我的父亲在监狱受着折磨，母亲在受着贫困生活的煎熬，我在学校又不时受到侮辱。因此，一个只觉得生活难保的青年便对革命产生了向往。最初，我就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激进分子——布朗主义者，后来又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我的衣袋里时时装有一个马克思浮雕头像的圆章，我简直把它当作一个护身符带在身边。” “今日，你看到这个肖像时，又做何感想呢？” “他确有深远的批评家的智慧，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家。但是当时我在瑞士，却没有机缘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我的同事中间，只有我的文化水平算是高的，况且我们的工作时间又长。在奥尔贝的巧克力厂里，每天要工作12小时；因为我是一个建筑工人，所以我必须搬运石料送到三层楼上，每天达120次以上。虽然，我也曾经茫然地相信，这只不过是为着将来在受训练。” “那么在监狱呢？” “监狱中尤其是如此，”墨索里尼接着回答，“我在那里学会了忍耐。在监狱里和航海一样。一个人，无论在狱中或在船上，都需要忍耐。”随后他又自我介绍了他在各色各样的国度里，共尝过铁窗风味11次。计在伯尔尼、洛桑、日内瓦、特兰托，以及弗利等地都曾被关进过监狱。在某些地方甚至不止一次。监狱生活不仅使他受到艰苦的磨练，而且使他学到了克敌制胜的方法。他说：“今天我把政敌关进监狱，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从军生活，墨索里尼兴致更浓。他说：“战争的确是个伟大的学校，它使人类与赤裸裸的现实接触。逐日地，逐时地，将士面临的是生与死的搏斗。战争不仅使我受到了炮火的锻炼，而且使我学会了攻击和防御的战术。这对我今天统帅三军和当年进军罗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墨索里尼呷了一口水继续讲道：“我时时刻刻感觉到当时我所干的一切，我所经受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取得更重要的地位。我不仅注意向社会学习，而且注意向历史学习，特别注意向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学习。 “我第一个敬仰的人物是马基雅弗利①，他是意大利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主张结束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主张采取暴力手段。” ①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出身没落贵族家庭。1496—1512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要职。主张结束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国；为了达到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谓“马基雅弗利主义”）。这反映了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著有《君主论》（一译《霸术》）、《罗马史论》、《佛罗伦萨史》等。 “你早年读过马基雅弗利的著作吗？” “我的父亲常常在夜晚高声朗读他的作品，我们围着铁匠铺的火炉饮着我们自家葡萄园生产的红葡萄酒聆听着。那时，马基雅弗利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岁时，我又读了一遍，从而印象更深刻了。” “你研究过德国历史上的人物吗？” “俾斯麦，”他脱口而出，“从实际政治的立场上看来，他是当时最伟大的人物。我认为他决不只是一个秃头上只有三根头发而脚步沉重的滑稽人物。我确信他是一个有着丰富统治经验的人物，他至今有许多经验是值得我学习和借鉴的。” 墨索里尼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由于青年时代刻苦好学，他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可以变换使用不同的语言。 谈到拿破仑时，他用法语说：“我非常崇拜拿破仑的武功，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所以失败，主要是树敌太多。雅各宾派反对他，因为他镇压了革命；正统的王朝论者反对他，因为他是王位的篡夺者；信仰宗教的人反对他，因为他和教皇争胜。同情他的多是下等社会的人物。因为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他们有饭吃。我很早就对他产生了敬仰之情。有人认为独裁者使人惧怕，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哩！” 墨索里尼踌躇了片刻，又用惋惜和崇拜的口气说：“恺撒之被暗杀是人类的大不幸哩！我敬爱恺撒，只有他兼有贤者和战士的意志。实际上，他又是深知万物之真相的哲学家。他固然是功名心重，但是他的野心却并没有使他失去人性。” 随后，墨索里尼又提高了嗓音进一步强调说：“的确，独裁者是可爱的，人民一面惧怕他，一面却又爱他。民众敬爱强壮的男子。民众本身好像是女子。”他稍微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在我看来，群众并不算得一回事，在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以前，只不过是一群绵羊而已。假若你要去领导他们，则你必须用两根缰索——热情和关切——去牵引他们。只用一根的人便会陷于危险的境地。” “撼动山岳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理性。理性是一种工具，然而那决不是群众的动力。”墨索里尼继续胡诌道，“在今天，民众不像往昔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思想。而现代人对于信仰的容量却是无限的。群众在我手中像一块蜡似的，当我激起他们的信仰，或者当我与他们混合起来，并且几乎要被他们压坏的时候，我便觉得我自己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如果雕塑家不能把手中的粘土塑成他所设想的模样时，情绪一激动，就会把塑像击成粉碎的，这天然的材料有时也会背叛创造者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正如艺术家似的，一切事情是要以左右群众的人的腕力如何为转移的。” 谈到对人民的统治，墨索里尼故意装出一种神秘的姿态说：“我来到这儿就不想走了，打算尽可能久地留在这儿。我过去曾说过，假若必要的话，只要一个人有准备回到帐篷的觉悟，则他便有由帐篷移到宫殿中去的可能。我本想继续住在米兰的，但是我曾偶然到过一次罗马，这儿具有动人的魔力。这个历史的垃圾堆有它自己的魔术。我居于斯，作于斯，在最近的10年中，我在这里获得了不少的思想食粮。” “意大利常常是诞生卓越人物的国家。”墨索里尼进一步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辩解道，“在罗马，可尊敬的罗马，已经有过不只70次的独裁政治了。一个有见识的人，假若具备相当的人格，便能代表一个民族，而且统治一个民族。但无论如何，我想不会有第二个墨索里尼吧！即便会有，意大利恐怕也不会忍受得了吧。” 关于侵略扩张的前景，这个独裁者供认不讳，他的确在为“生存竞争”作准备，同时也在为民族竞争作准备。“血！”他刻薄地重复着：“民众似乎只有流血的时候，才渐渐晓得战争是在进行中。我要把青年和儿童训练成热爱国家、热爱战争的人。孩子们对于动物是残酷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是极容易被训练成为好战的人。” 墨索里尼又以拐弯抹角的方法回到独裁的问题上。他说：“俾斯麦在他统治的30年中所成就的一切，都是有利于德国的。独裁者长期掌握政权对于政治家是极其重要的。”随后又侈谈他要利用当今技术“造福”于人民。 “如今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他说，“人类智慧在这一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果。假若没有大轮船、大铁桥、隧道、飞机的话，我们将怎么样呢？当人们享用着极其快速、便利而且安全的汽车时，还愿后退到牛车的时代去吗？人之易于发生过错，乃由于他自己不断地企图‘胜人一筹’，坐在最长的树枝上与人对抗，或者长时间地舞蹈不休。” 谈到他利用现代技术造福于人民，他详细介绍了他的政府开发庞廷沼泽地带的业绩。原来这是一片方圆数百里的不毛之地，从来没人居住，除非在猎季的几个月中，猎者居住在四周的山岗上，过着游牧生活，现在终于开发得可以居住。结果，这个蚊虫丛生、痢疾猖獗的地方，10年后将变为有数万人口的城镇。如今这里满地葱绿、稼禾茂盛，已变成法西斯建设的鱼米之乡的橱窗了。因此一谈到它，墨索里尼特别得意。于是，他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歌德的诗集，慢慢地有节奏地高声朗读起来： 沼泽展布在群山之侧， 加害着一切憔悴的植物； 快去肃清这恶毒的湿沼， 自是一种崇高无上的功德。 以适当的居处供奉万千群众， 不，不是要他们去享受那无危险的生活， 倒是要去生活在自由的活动之中。 “为了建设，法西斯意大利需要更多的领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个独裁者明目张胆地说，“我们反对马尔萨斯主义，它是一种谬论，而且在道德上说来，那是一种罪恶！人口的减少，继之必将造成贫困。意大利的人口只有1600万时，那时的国家较我们现在有4200万人口的国家更为贫困。30年前，我就在自己的家庭中觉悟到这件事！制造工业需要更多的经过教育的职工，而生产力也会增加千倍。” “然而，我对妇女是看不起的。”他说，“试问，在有文化史的几个世纪中，有过女子建筑家吗？你只能请她替你造一间小屋，建筑一座庙宇却办不到。建筑学是一切艺术的综合，她们是不懂的。因此，我是女权论的第一个反对者。自然，我不主张奴役妇女，然而假若我提议在意大利给予女子选举权，则要受到社会的嘲笑。但是，我的政府要保护母亲，私生子的母亲较结了婚的母亲尤为需要这种保护。” “你不觉得你今天的世界观和往日的革命世界观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吗？” 他略为踌躇了一下说：“形式是改变了。但精神的勇气和肉体的勇气，总之，这个勇气的条件，却是今昔一贯的，未曾发生任何变化。至于其他，则革命是创造新的形势、新的礼教、以及新的神话的；革命者在利用旧的传统时，还必须改变它。他必须创造新的祭典，新的姿势，以及新的形式，使它成为新的传统。” “当你回顾你12年前所抱的幻想时，你觉得你所获得的是否适合你所计划的？” “这倒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他说。在回答以前，墨索里尼又忖度了一下。“不！”他继续说，“这不是我自己所预期要走的道路。但我依然和往日一样，是同一个旅行者。假若我走上了新的道路，那是历史的意欲。而我依然故我。” “这就是说，经验在不断地修正原来的计划吗？” “自然啦！人类，政治家借以进行活动的材料，是生动的材料。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以大理石或青铜为材料的雕刻家的工作是大不相同的。我的材料，也就是我的思想，是可变的，是复杂的，甚至连死者、妇女也会对我产生影响。整个的‘物’是如此容易变形，以致必然使一种行为的自然结果时常出于行为者的意料之外。” “作为一个政治家，”墨索里尼继续说，“不仅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善于变形，而且需要幻想。没有幻想，他便会枯竭而永远不能达到任何目的。没有幻想，没有诗的才情，不会宣传鼓动，作为他的结构的一部分，便不能成就任何事业。” “政治家的著作和演说的威力是无从估价的，只不过必须要适当的运用而已。”墨索里尼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他说：“在向群众演说时，必须是激励的，热情的；在公开的会议上，则必须是论理的；在一个小的集团中，则必须是亲切的。许多政客们的错误，就在于经常使用同一个老调子。不消说，我在参议院中的演说和我在露天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是不同的。” 谈到法西斯哲学的真谛，墨索里尼直率地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目的。当一个人取得了一个新的地位时，他便从另一个角度上去回顾了。”这时他以怨恨的语调说：“在我，那的确不是我建立秩序的唯一目的！” 他在椅子上略微转了一转身，随手从身后的书桌上取出一册。“我正在读《恺撤传》。这是政治家的伟大教训！”他的手指着一册莎士比亚著作的法语译本说：“当我在读这本书时，我在想，何以在他晚年，就连恺撒也变成了词藻的奴隶！他为什么不看一看那张谋叛者的一览表呢？当那张表被塞进他的手中时，或许是他觉得他已经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了，故意给人暗杀的。无论如何，我在剧院中留神细听，并且以他和我自己相比较，权力的根本问题总是同样的：如何去统治，以及如何以最小的限度去统治而已。” “你以恺撒为榜样吗？” “不尽然，”他回答时，将那本书掩拢，放在一旁：“然而古罗马的美德，古罗马人的行为，我是不会忘记的。那都是我所要利用的遗产。不过，恺撒的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人们总想把他的仇敌庞培的首级奉献给他，但是恺撒却为庞培举行葬礼。是的，我依然非常敬佩恺撒，他的好战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使我为创建新的罗马大帝国而战。” “人生自有其价值，”他自信地说，“你却不能生而不冒险。即使在今天，我也想再冒一次战争的危险。”正是，战争狂人似豺狼，瞄准猎物帑要张。欲知当今恺撒如何动作，且看下文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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