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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纵横又捭阖，风波迭起惊骇浪。 话说山本五十六在日本国内一片“南进”的叫嚣声中萌生了突袭珍珠港的想法。如何将这一想法变成可操作的计划，山本为此又花费了大量心血。 山本在1941年1月给及川写信后，不到一周又写了第二封关于珍珠港的信件——给他的密友大西拢次郎少将长达3页的信。山本的这封信，使他的想法更具体化了。他在介绍了给及川信中的要点之后，要求大西尽可能快地着手研究，并制定一个基础方案。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开始起步。 大西泷次郎是第11航空舰队参谋长，海军少将，是日本海军地道的“航空专家”，是个既富于独创性，又勇于实践的日本海军航空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曾在野村大将手下干过一段时间，野村说他是“一贯鼓吹扩大和改善日本海军空中力量的军官之一”。不仅在这一点上与山本志同道合，深得山本信任，而且据说，他对制定战术计划细节有特殊的天才。有一次，当他解决一个难题时，专心致志到了除手头的任务之外，对任何其他事情都视而不见的程度。他要求自己的工作比下级军官更刻苦。但他也玩。当他喝醉时，那就是活脱脱的又一个山本。因此，可以说大西是制定袭击珍珠港计划最适当的人选。 大西收到山本的信后，立即来到停泊在南九州湾有明湾的“长门”号旗舰会见山本。二人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谈话，商讨了进攻珍珠港的可行性和有关技术细节。 与山本会谈之后，大西回到他在九州南部鹿儿岛东侧鹿屋第11航空舰队司令部。他站在参谋长办公室的一张圆桌旁，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珍珠港的地图。这时，门突然被打开，他的高级参谋、海军中住前田古井走了进来。他是被大西召来的。 前田40岁出头，享有空投鱼雷战专家的名声。大西很需要在这一领域有人能提出建议，以弥补自己在鱼雷战技术上的缺陷。当前田走近大西的时候，正陷入深思中的大西，突然抬起头来，劈头问道：“假设美国海军舰只停泊在福特岛四周，能否对它们发动成功的鱼雷攻击？”’ 前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不解地望着他的长官回答说：“单从技术上来说，对珍珠港美国战舰的鱼雷攻击是不可能的，那基地的水太浅。” 前田似乎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除非能在鱼雷轰炸上创造奇迹，否则这种类型的攻击将是完全不现实的”。为了给长官以充分的选择，前田继续说道：“如果鱼雷上能捆上降落伞以防沉入水中太深和卡在水底淤泥中，或者是从非常低的空中投放鱼雷，这样困难的作战从想象上来说是可能的。” 但是，谁曾听说过用降落伞空投鱼雷去进行攻击？并且直到当时为止，日本海军在低空投掷鱼雷的技术上还远远达不到要求。因此，谈话转到其他形式的轰炸。前田强调了高空轰炸有利于洞穿美国船舰的厚甲板，大西却认为俯冲轰炸将保证更大的精确度，因而可以造成更为有效的结果。虽然两人都一致认为空袭珍珠港是很大的冒险，但两人的心情却并不一样，大西没有将山本的设想透露给前田。 前田离去之后，大西继续冥思苦想。看来空袭计划的全部希望将取决于航空轰炸，为此，他需要一位真诚的和精明的干将来协助他，而这个干将应该是一个完全掌握空中情况的飞行员，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是一个不乏首创精神的大胆的想象者。大西在基地细心想了几天后，便决定请当时在航空母舰“加贺”号上任第1航空战队参谋的源田实中佐协助。 1941年2月初，大西给最受他信赖的源田发了一封短电：“源田实立即来鹿屋，有急事相商。” 年方36岁的源田，在日本海军航空兵中以敢于冒险而著称。1929年11月，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海军航空学校，不久就成为日本海军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他那不能容忍平庸，只对十全十美才感到满意的职业性格，使他“在海军航空领域，远远超出他的大多数同僚”。当时的军令部作战课课长、海军少将富冈定俊评论他说，“他无疑比他的时代先进10年”。 1933年，源田被派到航空母舰“龙骧”号上服役时，他认识了这支舰队的司令山本五十六，并因为他同样重视飞机的战斗作用，而被山本所赏识。转年11月，源日调到横须贺航空联队当飞行教官时，与当时还是大佐的基地副司令大西首次会面。由于他们的思想一致，都对山本表示崇敬，以及他们相互吸引的个性，他们很快成为挚友。 现在源田应大西之邀，正在鹿屋航空基地参谋长室听大西的介绍。 “源田，这是一件绝密的事，对任何人也不能讲。”大西严厉地警告源田后，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透露了山本的设想。然后，又拿出山本的原信给源田看。 源田十分仔细地阅读了山本的这封信，对山本的大胆设想和勇气佩服不已。山本大胆独到的见解和攻敌不备的想法，给源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完信，迎着大西挑战的目光平静地说：“这计划虽然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源日接受了大西的指示后，悄悄地开始了对山本攻击夏威夷设想的基础研究。为了严格保密，他总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躲在室内反复研究。他埋身于一叠叠文件资料之中，考虑地形，研究兵力，时而计算数字，时而伏案苦思。终于在1941年3月上旬完成了第一个草案，并立即送给大西过目。 源田为了使攻击能得到最显著的战果，决定在这个方案中不用单程攻击，而进行轮番攻击。按山本最初的设想，仅用鱼雷轰炸机施行单程攻击。山本认为日本应使其航空母舰在离瓦胡岛500至600海里处放出它们的飞机，由于这一距离大大超出了飞机的作战半径，可以保证舰队的安全，使舰队在攻击完成后能快速离开危险区域，安全返回；飞行员在飞向目标，投下他们的死神货物后，则飞回他们母舰方向的海面，并降落在海面，由驱逐舰或潜水艇把它们从海里捞出。源田比山本信心更足，主张“为了获得最好的战果，全部航空母舰必须尽可能地靠近珍珠港，进行多次反复轰炸，使敌人失去反击能力，以此来保证舰队的安全”。 在轰炸方式上，鉴于高空轰炸的命中率还不高，而浅水发射的鱼雷也还没有在短期内制造成功的希望，源田主张应使用所有的轰炸形式，鱼雷、俯冲和高空轰炸，而尤其要注意使用俯冲轰炸。 主攻目标应是美国航空母舰，战列舰只作为副目标。与山本原计划相反，源田设想主要攻击目标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远程攻击力量。如果日本能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并在自己大多数航空母舰不受损伤的情况下返回，则将获得双倍的优势。美国的海军空中力量被打碎了，而日本的还能发动强有力的进攻，日本将会消灭敌舰队的其余部分，最终使帝国海军可以不受惩罚地漫游太平洋。另一重要目标，是瓦胡岛上陆基飞机，这样可保证珍珠港上空的制空权，并使日本航空母舰免遭攻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源田认为只有派出全部的大型航空母舰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山本关于只使用一支或最多两支航空母舰舰队的设想，是不可能集中强大的突击力，一举完成上述任务的。源田甚至设定，舰队应从小笠原群岛的父岛或北海道的厚岸湾出发，直到距夏威夷200海里时，攻击飞行队始起飞攻击。 源田离去。大西留下了他的草案，并以此为基础，给山本准备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报告。1941年3月10日，大西登上“长门”。号向山本面交了这份草案，它是空军将领的思想与海军中对于空中力量最富有首创精神的思想家意见的折衷。 山本满意地看了这份草案，他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设想。随后他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修改，并命大西送呈海军军令部。在军令部作战部，曾是山本参谋长的福留繁少将接待了大西。福留读了草案后相信，这个计划确有很大进步，但按实战要求，还不是最完善、最具体的，若干细目，甚至包括某些关键环节，尚需进行充分研究。 为了扩大讨论，使这项计划最终成为一份可操作的作战方案，不久山本在联合舰队召集第1航空舰队的有关人员，在“长门”号战列舰的长官室里专门就珍珠港作战问题进行了讨论。 山本五十六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袭击夏威夷的大体构想，然后话锋一转说道：“由于珍珠港作战事关重大，一旦失败，整个作战就有垮台的危险，希望在座的作战部队诸位官员，毫无顾忌地提出意见。” 这时坐在山本对面的第1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提出了反对的观点：“本职认为这个作战方案本身包含了过多的冒险因素。”南云虽然是一位经历比较丰富的老资格军官，但在他“长期光辉的生涯中”，没有任何与空军有关的事。“南云是一位老式的军官，是一位鱼雷攻击和大规模作战行动的专家。”他的老朋友、第11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土冢）原二四三海军中将解释说，“从背景、受训、经验和兴趣说来，他对日本海军航空兵中的这个主角，都是整个不适合的。当他成为第1航空舰队司令时，他对航空兵的实力和潜力毫无概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连山本都认为不适合的司令，却在后来成功地指挥了偷袭珍珠港的战斗。不过，目前他却因为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不足而大唱反调。渊田美津雄在其著作中写道；“山本长官没有回答，他微闻双眼，两臂交叉，侧耳静听。” “南云长官！”第2航空母舰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海军少将突然问道，“那么，长官认为怎样才好？” 南云海军中将斩钉截铁地说：“集中兵力在南线作战。如果把航空母舰兵力分开，在夏威夷和南线同时作战，恐怕两地的兵力都会感到不足。不管怎么说，珍珠港作战只是一种冒险的阻敌作战。如果成功，固然好。即便如此，也无非可以放心搞南线作战而已，而且因为不是攻击作战，只是一阵风刮过去，不能使战果扩大到以后的战局上。万一失败，整个作战就会前功尽弃，我第1航空舰队兵力将折损一半。这样一来，敌我兵力均势就会崩溃。若是得不偿失，实在令人感到这样搞作战指导未免太危险了。不如集中全部兵力在南线作战，以便尽早达成作战目的，确保不败的战略态势。尔后，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十拿九稳了。我认为集中全部海军兵力在南线作战，可以不必顾虑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牵制。根据以上理由，本职反对珍珠港作战。” 但是山口少将却认为，美国舰队对太平洋有极大的威胁，不仅会袭扰日本的供应线，而且有可能乘日本海军南线作战之机骚扰日本本土。因此，在进行南线作战之前，首先要给珍珠港一击。 于是，与会人员议论纷纷，形成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正当双方争执不休，两派各不相让之际，诸于心算的山本对袭击珍珠港方案的利弊得失早已了然在胸。等众将说完之后，他才开口：“诸位对珍珠港作战的见解，我都听到了。我的意见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打珍珠港。”山本语气激昂，环视四周说道，“诸位请你们了解，只要我还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个职务，这一仗就非打不可。希望你们研究万全之策。” 之后，联合舰队司令部设置了4个预备研究小组；（1）行动及后勤；（2）通信和情报；（3）航行和气象条件；（4）空中和潜艇攻击。首席参谋黑岛龟人大佐承担了主要工作。 黑岛自1939年秋以来一直跟随山本。他原本是炮火射击军官，在海上呆了多年，海军大学毕业，并曾担任过海军大学的教官。目前他是山本的首席参谋，负责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各种总体作战计划和有关的战略战术。 在推崇一致性的日本，黑岛是一个性格怪僻、行为乖张、与众不同的人。正如他那反常的名字——龟人所表示的那样，他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总是缩进他的乌龟壳里，把自己锁在舱内，拉上窗帘，双手抱头坐在黑暗中。当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时，他就开灯，发疯似地乱写一气，纸张满地，使劲抽烟。作为司令长官的亲信参谋，却从不与山本一起用餐，总在自己的舱内吃饭，脏碟子里装满了香烟和烟头。各种书籍横七竖八，堆积如山，他对此却视而不见从容居间，被勤务兵称为“黑岛怪参谋”。当有人问山本为什么把这样一位古怪的军官留在自己的参谋班子中时，山本就回答：“除我之外，谁能够用黑岛？”是的，在联合舰队的参谋人员中，再也找不出比黑岛为珍珠港计划工作更为刻苦的人了。 现在，这位“黑岛怪参谋”又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卧舱里了。房间里很热，他便赤身裸体，伏在案上，夜以继日地陷入苦思冥想。 这样，到4月中旬，山本已把珍珠港计划正式作为联合舰队研究的题目，并于4月10日迈出了最有力的一步，将第1航空母舰战队（“赤城”号和“加贺”号）、第2航空母舰战队（“飞龙”号和“苍龙”号）和第4航空母舰战队（“龙骧”号）合编成一个作战单位，组成了第1航空舰队。此外，还配备了10艘驱逐舰。日本海军由此形成了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空中打击力量的核心，它可以对指定目标一下子派出200多架飞机。 接着4月末，黑岛接受山本的命令，去东京向军令部解释由他拟制的关于袭击珍珠港的战略和策略。 在东京的海军军令部里，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和航空参谋三代辰吉中佐都反对联合舰队袭击珍珠港的计划。 富冈认为日本的目标是东南亚，不能过分分散日本海军的力量。联合舰队可以用纯战术和战略的眼光来研究珍珠港计划，而军令部则必须顾及与陆军、内阁、外务省的关系，以及日本的整个国际环境。并且一旦战斗打响以后，首先还要考虑，在一定期限内占领爪哇等南亚产油地区，以确保石油来源。富冈重新说明了军令部的作战意图，即作战的主要目标是夺取东南亚及其丰富的战略物资，绝不能有任何事情干扰主要任务的成功。 军令部不同意山本方案还有一个最大理由，这就是该方案带有深深的山本烙印，即赌博性。因为方案成功与否完全寄于两个靠不住的假设：一是在奇袭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停泊在珍珠港内；二是一支大型的航空母舰部队能安全地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美国发现。这两点都是很难保证的。他们针对山本的赌博欲望强调说，不能寄希望于侥幸，而且也不能冒此大险；事实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愿望和可能代替不了现实。 经过激烈的争论，富冈勉强地答应了黑岛的一个要求：把每年一度的11月或12月于海军大学举行的图上演习，提前到9月召开，届时将专门研究黑岛拟制的关于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 随着帝国海军主要机构不同程度地卷入珍珠港冒险，山本五十六提出的袭击珍珠港设想正一步步地变成现实，太平洋上风波已起。而在这同时，日本政府正继续在外交策略上为南进作最后的准备。 为了集中南进，必须稳定北方，与苏联改善关系。本来在日本传统的军事战略中，历来就有北进与南进之争。1938年7月，日本朝鲜军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与苏军发生冲突，接着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对苏军进行挑衅。两次对北进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日本当局对北进政策产生动摇。其后，随着世界战局的发展，日本转而选择了南进，“北守南进论”占了 到1941年初，日本南进的步伐已经越迈越快。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同苏联改善关系，并为做好对美开战的准备，同美国进行谈判。因此，在山本草拟讨论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同时，日本在外交上展开了同苏、美的谈判攻势，使大战前的太平洋风波迭起，扑朔迷离。 1941年2月3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松冈外相的苏联之行。他们一致把稳定北边的希望寄予在这个“口若悬河，不落俗套”的人身上。 3月12日，松冈充满信心地离开了东京，乘火车沿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向莫斯科进发。在莫斯科逗留了10天后，为讨取希特勒的指示，又到了柏林。 一到柏林，松冈先后拜见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德国纳粹元首竭力说服松冈，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里宾特洛甫也说日本应当拿出同盟国的样子，去南下占领新加坡，美国很可能不敢向日本挑战。而一旦美国参战，日本一定会得到德国的援助，“即使撇开德国军队远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 对于这一切谈话，外号“万言先生”的松冈给予了热情洋溢的答复，但是就是没有承诺进攻新加坡。他表白说，他自己确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迟早必然爆发，并赞成与其让战争来得晚些，不如来得早些。他也同意，闪电式地夺取新加坡是重要的，并应着手进行。但是，在日本有很多人想抓到虎仔却又不准备入虎穴。 相比之下，松冈对他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却胸有成竹。尽管此时德国已决定执行“巴巴罗莎计划”，并给了松冈以足够的暗示。但南进的巨大欲望却使他仍然执迷不悟。甚至在他离开柏林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得悉德国已侵入南斯拉夫时，这位外相还在兴致勃勃地对他的秘书加赖俊一说：“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的口袋中！” 果然如他所愿，在他抵达莫斯科1个星期后，就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这一条约规定：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领土，缔约国一方遭受到第三国军事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4月23日，刚刚与斯大林在庆祝宴会上碰过杯的松冈，又在车站上享受到斯大林亲自送行的殊荣。他们先握手后拥抱，使车站上的各国使节和苏联官员都惊得目瞪口呆。狂妄而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松冈，此时完全陷入自我陶醉之中。 国内的近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大喜过望，立即进宫求见，未经和内阁商量就取得天皇的批准。这一条约缓和了陆军长期以来想与俄国作战的冲动，带来了使中国屈服的希望，并使南进高枕无忧。日本统治集团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 此时，在世界的另一侧，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正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着日美间的谈判。 野村海军大将是在1941年初到美国去履行自己的“和平”使命的。他在行前的一番表白，竟使美国舆论界相信“日美关系解决在望”。他说道：“日美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要战争。我作为接受本国政府指示的大使，一定要在自己的权限内，努力使两国避免战争。” 2月12日，带着和平假面具的野村第一次晋见美国国务卿赫尔。两天后，罗斯福总统接见了他。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驻美海军武官，当时罗斯福任海军次长，二人关系素称友善，且有亲笔通信之谊。两人愉快地回忆了20年前的往事之后，都希望能找到解决目前日美关系的良策。 3月8日，野村与赫尔开始第一次会谈。此后双方便经常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等处进行了多达60次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4月15日，日本方面首先拿出了由双方民间代表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这个被美国史学家费思称之为“出生在私人小医院的双亲不明的婴儿”的方案，得到了野村的赞同和支持。原来在达成这个《日美谅解方案》的幕后，还有两位神父的活动。1940年11月底，两名美国神父秘密来到日本。这两名神父一个叫沃尔什，一个叫德劳特，都属于天主教马里诺修道院的。他们拿着纽约孔莱普商会经理斯特劳斯的介绍信，访问了日本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传递了美国愿意和日本改善关系的信息。井川与近卫首相的关系很密切，遂接受两位神父的中介，派井川和岩畔豪雄大佐赴美协商。在野村的指导下，双方起草了《日美谅解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的，只有在德国受到攻击时，日本才履行三国同盟的义务；由美国出面劝告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即停止援蒋；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的物资，维持与日本的通商和金融合作。 由于这一方案“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赫尔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原则：（1）相互尊重对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2）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3）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4）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 刚从苏联喜气洋洋、忘乎所以返回国内的外相松冈，激烈反对同美国进行谈判。为此他把谅解草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并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等待希特勒的意见。5月8日，松冈拜谒天皇说，如果美国加入欧战，日本应该支持轴心国，进攻新加坡。他预言，在华盛顿的谈判将一事无成，如果谈判获得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要牺牲德国和意大利才能安抚美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恐怕不能在内阁留任。”松冈为此又制定了三条原则：（1）有助于结束中日战争，即美国不再插手中国；（2）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3）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以此作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 5月12日，野村把《松冈修正案》交给赫尔。修正案在一系列问题上坚持了强硬的态度，加之，这期间日本政府发给野村的大部分电报都被美方破译，使赫尔对日本的真正意图十分清楚。因而，这位来自田纳西州的农民的儿子对日本人永远挂在脸上的“冷冰冰的”微笑感到讨厌，使他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日本人达成任何妥协，都将是背叛美国的原则。 5月20日，赫尔与野村举行会谈。会上，日本人拒绝考虑真正从中国撤军，意欲继续控制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绥远等共103.6万平方公里，8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这一“撤军”方案遭到赫尔拒绝，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此后，日本趁地中海战火突起，美国于5月27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际贪欲猛增，企图把英美势力全部排除出中国，排除出远东，美国当然不干。 在东京，反复无常的松冈外相，则趁机不断公开或私下发表挑衅性言论。5月14日，他对美国大使格鲁说，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一举，表现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国攻击德国的潜艇迟早会导致日美开战。美国应该做出“有丈夫气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国宣战，而不是在中立幌子下进行战争活动”。3天以后，他又写信给格鲁，解释他“与众不同”的态度。他说，他是从一千年、两千年，甚至三千年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假如人家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他也毫无办法，因为他生来就如此。 6月21日，美国国务卿终于对日本提案作出回答：日本必须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完全从中国撤军。此外，赫尔在同时发表的口头声明中还指出，某些日本官员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调整日美邦交无法克服的障碍。松冈认为这是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并把它作为完全停止华盛顿谈判的理由。双方的要求差距是如此之大，日美谈判面临僵局。 第二天，6月22日，星期日，希特勒又一次令它的盟国大吃一惊，德国越过苏联边界，大举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借机暂时中止了日美谈判。何去何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引发起一场大争论。这正是：一波未平又起浪，倭贼不甘更猖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评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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