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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产生了自己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9年之后，1958年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卸去所兼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任命陈毅副总理为新中国的第二任外交部长。 在陈毅接替周恩来所兼外长职务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决定：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由陈毅担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这样，建国后一直为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而超负荷工作的周总理，终于有了一位十分得力的助手。应当说，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核心长期考察、选择的结果。 这先后两任外长，一位是开国总理，一位是三军元帅；既是上下级，又是老战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一直远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批中华英才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仅锻造了两位革命家坚韧的意志和超人的胆识，同时，他们的革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发展、加深。正是这两副铁肩，承担起开创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新局面的重任。到1965年底，已有49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冲决障碍，与日俱增。 然而，就在陈毅外长任职的第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外交格局受到严重干扰，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也随之一个个被打乱、被破坏。面对这突如其来、变幻不定的形势,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周恩来、陈毅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担忧之中。与此同时，几十年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感，又使得两位革命家奋不顾身地投入面前的激流，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种种极左言行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复的斗争；其间，这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友谊也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作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随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建国以来他和陈毅先后担任外长时期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们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经过党内最高层的连续三次发动（即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作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 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外长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总理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从中可略见当时“形势”之一斑。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1966年12月3日晚7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正式谈话前，到会学生代表纷纷对外交部派驻外院工作组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表示不满。 总理（对一学生）：你今年才20多岁嘛，活到我这么大还有40年。你晓得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牛鬼蛇神”吗？怎么把刘新权说得那么可怕？ 学生：刘新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总理（摇头）：还不能作这样的结论。 学生：我们就作了。 总理：我还没有同意。 学生（不服地）：那我们各自保留看法吧！ 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 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总理：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子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总理：说反对毛主席还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11月13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总理：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总理：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毛主席说的…… 总理（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 总理：你们对陈毅同志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 学生：……反正陈毅同志的许多讲话没起好作用。他还说刘新权是我陈毅派出的，我担一半责任。 总理（点头，满意地）：是负责任的话。刘新权是外交部派出的，陈毅同志是外交部长，他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这很好。 学生：他还说，将来你们对就立一功，不对就向我道歉。 总理（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总理神情严肃，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总理：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总理：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总理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10天之后，12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总理连续5个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问题”不放，实际是逼总理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谈话最后结束时的几段： 学生（咄咄逼人地）：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总理：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我一大叠东西（注：即12月13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总理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插断）：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总理（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作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说罢，总理退场。 正当周恩来总理苦口婆心，以身作盾之际，有些人的讲话却与周恩来所言大不一样，就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代表的同一天（12月13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为《红旗》杂志发表某篇社论前来“报喜”（注：名曰“报喜”，实则让领导人出来接见，发表讲话，以获取“中央首长”支持的资本，此举为当时北京所司空见惯）的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这位权势显赫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注：凡遇组长陈伯达“称疾”时，她便成为“代组长”）此时此地的这番言词，绝不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而已。她实际上是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连受阻的情况下，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公开亮出了“后台老板”的招牌，煽动天真的“革命小将”在前面打冲锋，她知道，自己的这篇讲话，当天便会以“中央首长重要指示”为题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继而传遍全国。与此同时，她手中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和“棍子”：你要劝阻、引导这些青年学生吗?那便是“给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定框框、泼冷水”；你要制止乱打乱揪吗？那便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运动”…… 特别是对11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帅们的讲话，中央文革一班人早就心存不满，伺机反扑了。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随即,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也马上在不同场合与其主子呼应：“群众起来了，有人想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不能指手划脚地指责”；“（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等等。 在后台老板们的“指点”下，北京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打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招牌。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来势凶猛，冲及整个北京城。 1967年1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总理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1月5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了。”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不得不减弱下来；中央文革中的某些大员也开始变换出另一副面孔，在不同场合“表态”，称陈毅、叶剑英二位副主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云云。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台风骤然刮起，全国上下到处一片“夺权”之声，真可谓“搅得周天寒彻”，由此，外事口造反派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迫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是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狂澜面前，周恩来稳若泰山。他坚持过去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区、各部门的造反派把原来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到手里。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取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当着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话未说完，江青便气势汹汹地插话：“业务权也要夺，不会学嘛！”类似的争执，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几次。 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让步。 几乎是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权”。 1月18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陈毅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实际上是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陈毅在对造反派代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参加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并未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1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3000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其要点是：一、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三、“出于好意”和“希望群众掌握政策”而讲的一些话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四、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五、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40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整个大会，由于周总理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陈老总如果就此顺势下个台阶，今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的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老总毕竟还是陈老总！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总理共同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为了总理这位几十年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面“检讨”。但面对日益猖狂的邪恶势力,他决不低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时过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向着乱党乱国乱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发动了一次总攻！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在这场总攻击中，我们的陈老总又理所当然地站出来讲话，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主力之一。据说，毛泽东事后在听取张春桥、王力等汇报时,对其他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未动声色，似不介意；唯“汇报”到陈毅翻出历史旧帐，反对沿袭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来当时是被整对象之一）那一套“左”的作法时，毛泽东才变了脸色，乃至最终大发“无产阶级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陈老总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个日日夜夜，“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帅、副总理的日子都不过好。只是在3月18日，最后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即批斗“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道：“这‘三·一八’可真不是个好日子哟！”陈老总在这里指的是40年前，反动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制造的屠杀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那时，26岁的陈毅曾亲自组织参加了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群众斗争。当然,陈毅的这句“牢骚”话是私下里说给身边工作人员听的。 然而，在“后台老板”的鼓动下，外事系统的造反派们却一天也没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对陈毅等老帅和副总理们大兴问罪之师之际，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也争先恐后，一起动作，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们所使用的口号也越来越升级，由原来“批判”、“火烧”，发展为“炮轰’、“打倒”，直至最后竟使用了“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最极端的口号。一时间，对陈毅“问题”持什么态度，用什么口号，都成为划分某个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的标志，由此，不少群众组织内部出现分裂，不同观点的派别之间相互不服，纷争不已。最后，只要是坚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陈毅的组织，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衷”的大帽子。 为证明本组织是“坚定的左派”，一些持极端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还竟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本组织已获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对此，周总理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并为一直拖延不开的第二次外事系统“批陈”大会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反复周旋。下面是总理同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 外交部“联络站”（理直气壮地）：今天上午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支持我们的还有外事系统的9个组织。我们发起游行的主要一点是要求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的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从他1月24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 总理：本来“五·一”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声称要把陈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不是学校，不是红卫兵，你们是外交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为。 一造反派：总理，刚才您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您讲清楚些。 总理：外交部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部长，这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造反派：您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总理：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 众人：总理应当相信群众。现在外交部环境很好。对陈毅我们就是要批判。 总理：批判错误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众人：什么条件？ 总理：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 众人：好几个月了，他（指陈毅）总也不露面。 总理：是几个月了，但中间有反复嘛，这是正常的，何必多问！ 造反派：陈毅不到群众中来，是心里有鬼。 总理：“有鬼”是你们的看法。可你们想用游行的办法压中央，把陈毅同志揪去，这又像什么样子！ 造反派：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回答。 总理：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众人（命令式地）：请总理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武斗，你要相信群众。 总理（生气地）：我说过，还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要创造条件。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岔开谈开会方式） 一造反派（突然地）：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外院造反派）？ 总理：现在还不能交给你们。（气愤地）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对众人）你们大家证明，我没有说“三反分子”。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不要在这里又搞什么花样，乱加形容词嘛！……我说了，陈毅同志现正患肠炎，等肠炎好了，我再陪他参加大会。 造反派：总理，是不是把陈毅交给批陈联络站？ 总理：那也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同志不是商品，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交“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应交给我们先批判，然后再交（外交部）联络站。 总理：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众人：我们就是要打倒陈毅。我们下定决心。 总理（激动地）：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随便哪个人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众人：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总理：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的方式。 一造反派（狂妄地）：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总理（气极）：这样子就没有商量余地了！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成熟，大会还是不能开！我现在跟你们商量问题，可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众人（和缓下来）：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总理。我们相信总理是支持我们的。 总理：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至于批判“错误”，还要创造条件，现在，我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总之,开大会时我一定要陪陈毅同志来，不光是他，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否则无法向主席交待。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总理：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刘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你不能这样提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们走？不能这样，那就没有领导了！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当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斩钉截铁，寸步不让：“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以上是这一年的5月间，周恩来连续数次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谈话的一部分。与“二月逆流”前比较,很明显，造反派的口气变得更加强硬，其来势也更加凶猛、更加无所顾忌、咄咄逼人了。从中已不难看出，总理本人当时的困难处境和暗藏的某种危险预兆。 果然，从5月16日起，外事口的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先后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对此，外事系统内部并不一致。许多老干部、党团员和业务骨干等对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十分反感，明确指出：这是“政治性错误”。但在某些造反派组织当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炮打”总理，其“根据”是：一、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二、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三、（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总理主管外事，很多东西违反毛泽东思想；四、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不会和总理没关系（即副总理们都是在总理领导下工作）；五、运动以来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六、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今天看来，当时的造反派们也并非一味只知打、砸、抢的狂热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是颇有些“头脑”的。然而，和其他地区、其他部门的所有造反派一样，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极左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才会不惜将矛头对准为国家、为人民日夜操劳的人民的好总理！ 对以上情况，我们的总理并非没有一点预感。5月15日凌晨，他在对外事口造反派讲话中曾发人深省地道出这样一段话：“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10天之后，5月29日，毛泽东也从一份材料中得知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特别是外事系统一些造反派，因陈毅“问题”而每每对周恩来进行非难和攻击。毛泽东挥笔批道：“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的批示虽十分简短，却极不寻常，可称得上字字千钧。首先，他明确提出了“极左派”这一概念。几个月前，毛泽东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但当时指的是搞“打、砸、抢”的造反派。而这次毛泽东又亲自将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炮打、攻击周恩来的言行，均属“极左派”之列。这样一来，不论明里或暗中支持、怂恿这类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极左派”的支持者和后台。这无疑是对江青、康生等一伙人的沉重的一击。此外，毛泽东又特别要求“文革同志”（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们“做说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次日，周恩来在该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这是周恩来以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名义,在同江青、康生一伙对抗的“棋局”中，变被动为主动，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将军”！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批件后有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这永远是个历史之谜了。但在此前对所谓“伍豪事件”（即三十年代初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的污蔑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事件，康生是这一事件的知情人。1967年5月中旬，江青曾借此伪造的“伍豪启事”非难周恩来。）装聋作哑的康生，这时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了。5月31日，康生在写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称：我建议由文革小组来召集外交部的联络站及所属核心组开会，明确指出那些“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毛泽东抨击“极左派”之后虽顾虑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后也在一些场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称“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的江青，却一直缄口不言，若无其事，置毛泽东批示于脑后。 尽管真真假假，阳奉阴违，来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毕竟不容抗拒。这一年6、7月间，炮打周恩来的言论有所减少，非难总理的行动也有所收敛。 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的5月至8月间，是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 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长期友好的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个别时候、个别事情上的摩擦。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风俗习惯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更有复杂的现实因素。因此，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可惜的是，这个本来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1967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时期。对于当时的每个事件的细微末节以至双方“责任”大小、先后等，这里且不去也无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证、评判，但我们不妨从周总理后来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一篇谈话中，来冷静地反思这段沉重的历史：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这是周总理1971年8月间的一次谈话。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的我们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指的是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夺权”，使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权，一连数日失控（在外交部“夺权”之前，极左思潮已严重影响了整个对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发生“火烧”事件。有关外交部“夺权”的来龙去脉，还需再回过头来从前面说起…… 就在毛泽东批评“极左派”以流言袭扰“周公”的那个极不寻常的5月份之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确实“安静”了一阵子。迫于形势，有的造反派组织还不得不就炮打总理的言行展开内部“整风”，作了“检讨”。尽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们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陈毅的“问题”。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6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这种半是讨好，半是挑衅性的语言，陈老总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眼睛。这时，猛见周总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外交部长迅速恢复了平静,他不动声色，未置一词，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总理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当造反派提出要对5月间的事作“检讨”时，周总理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我们的总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怀，又一次宽容了屡犯错误的年轻人。 这一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O”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总理多次批评、警告于脑后，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对此揪陈行动，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谢于7月22日从武汉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等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营寨”“慰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昼夜喧嚣声不绝于耳，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晚，因武汉事件受伤的王力（与谢富治同日返京）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大员谈话十分入味、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等，一股脑地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这时,王力插话：“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当“汇报”到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当谈到陈毅“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卜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3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为后人谑称之“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对于几个月来一直感到“压抑”的造反派来说，这番讲话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刺激效应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里，王力不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且是刚刚在武汉“七·二○”事件中光荣负伤、“胜利”凯旋的一位英雄！这时候，即使是头脑再迟钝的人，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王力在武汉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切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运动方面“代表中央”说话？至于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总理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总理的一些看法，这再次证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对造反派态度上的格格不入，证明外事口运动的“阻力”全都来自于总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的行动，不仅是履行过去的诺言，也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总理实在抽不出身来，他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总理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答应了。 然而，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造反派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月7日午后1时，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总理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昨天说的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天的北京，骄阳似火，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气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总理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僵持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而被“王七八”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理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老总临时藏入盥洗室内，在场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紧急向总理报告情况。傍晚时分，由总理亲自布置，北京卫戍区两个连队战士迅速开来，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总理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同志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此时，总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们一次次“违约”行为感到震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的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8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总理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到晚间8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一直由毛主席、周总理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月22日晚，被极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脑后，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冰点”。 4年之后，周总理在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谈话中，对火烧英代办处曾作了这样的叙述：“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对群众的冲、烧行为）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事情很明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之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煽动下一小撮坏人所为，是与中国党和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辛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一次严重破坏。由于这一破坏行为是在外交部“夺权”后不久发生的，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才多次将“火烧”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和极左思潮联系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开始批判陈伯达反党乱军的罪行时，毛泽东提到过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2年6月，在开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批运动中，毛泽东又以此为例，痛斥那些“极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而对于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举世公认的著名外交家周恩来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更是他整个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肤之痛”。也正由于此，我们的总理才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独具的博大胸襟、气度和坦诚，来直接、恰当、稳妥地处理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后工作。 1971年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外交部具体负责的英驻华代办处修复工程竣工，英代办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等迁入新居。对此，周恩来曾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招待会上向英代办当面表示：1967年火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但是，当时这位同志却因招待会上有许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说这番话。回来后,周总理批评他说：你本人也是当时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它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路线。……总理的亲切教诲，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和启发。之后，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召见了英国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向我表示愿意撤销英在台湾淡水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鉴于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条件，两国终于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至此，中英两国由“半外交关系”进入“全外交关系”，从而为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包括香港问题的解决）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那一块“毒痈”。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外事口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场斗争。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发生的外交部“夺权”，以至其后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确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害；但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也暴露了借此“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的坏人。周恩来正是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文革中那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在这个“拆庙”过程中，王力、关锋二人首当其冲，接下来，便是戚本禹。“小三”（王、关、戚）们的相继倒台，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 以下，便是“火烧”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直接或间接较量的过程：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来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总理批评他们的话，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因而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作文章，一再无理阻挠周总理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中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这之前，周总理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后仍不见好转。总理的保健医生曾把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一造反派头头，却被置之不理！听到以上总理对造反派、更是对那些幕后策划、纵容者的痛斥、揭露后，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造反派头头面前大声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扶总理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汽车中，保健医生含泪给病势加重的总理紧急吸氧。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从这时起到28日下午5时，整整36个小时无法工作…… 狂热中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就在周恩来病倒之前，一项经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二人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有关材料，也已报到毛泽东处。对那篇“王八七”讲话，毛泽东批5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当了解到周总理因劳累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等情况后，毛泽东建议：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30日，是处理王力、关锋两人的日子。据王力本人后来回忆，这一天，他与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而戚本禹暂还在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康生给王力加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诬蔑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随即，王、关二人被送入秦城监狱。 9月4日，还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其中，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处置王、关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8月3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他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造反派头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总理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锐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1922年入党，46年了（注：据1985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报告，周恩来入党时间确定为1921年）。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虽留下来，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内部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刚刚受到重创的江青一伙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只能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舆论宣传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自上海“一月夺权”以来一直大喊“打倒”、“砸烂”、“夺权”和“反翻案”、“反复辟”的笔杆子们,忽然改变了腔调，扭扭捏捏地反起“极左”、“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来了。那个“刀笔吏”姚文元，还率先提出要“彻底揭露”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称得上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这一年9月,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泽东把话挑明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亲自过问、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恶劣影响，并对外交部“夺权”、提“打倒刘、邓、陈”口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言行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关押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们也相继被审查、处理。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其次，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分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可以说，在那个政治气候依然冷峻的“严冬季节”，两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战友的每次公开露面，都是对成千上万为中国前途命运担忧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莫大慰藉；同时，也是对那几个不安好心、专以整人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讽刺！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毅元帅于1960年冬天题写的这首著名诗篇，正是数年之后那个“严寒岁月”里周恩来、陈毅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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