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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几年梦一般的生活，悠悠过去了。 仲秋的一天，慧素掣着一封电报，从外面一边看，一边走了进来。 “你认识宋振庭这个人么？”慧素把电报递给张伯驹，奇怪地问。 可以说，张伯驹交往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认识，起码，也听说过名字。可这位宋振庭，她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宋振庭？”张伯驹凝神想了一想，摇摇头，便看那封电报。电报是从吉林省长春市拍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张伯驹不解地望着慧素。 慧素也是一脸迷惘。那问题，也正是她要问的。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封电报更让人怦然心动呢？ 再坚强的人，也会有他的弱点。这弱点有时是属于人性本身的。在疯狂的批判游斗之余，能够静静地坐一会儿，已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他希望能够避一避，因为他的意志已经开始溃懈。 那种批斗，不但是一种对精神的折磨，也是一种对意志的折磨。莫大的屈辱，使他甚至开始害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一次，连慧素叫他，他都惊得跳了起来。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冤屈，常常都会有些精神变态的。 “宋振庭……”张伯驹默然地念着这个名字，努力在脑际中寻找着。 他确信自己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 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请伯驹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他难道不知道伯驹已经当了“右派分子”么？ 夫妇二人相顾无言。 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暂且放一放，等一等再说。 如果对方真的不知道张伯驹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贸然答应了，跑去吉林，岂不是会弄得大家尴尬么？若是没有这顶帽子，他们会欣然答应的。老年时候，能够干一点实事，也是一种幸运呢。可是…… 他们觉出了这顶无形的帽子的沉重。 一批又一批“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送到边远的乡下去“劳动改造”了。文化部牵扯的面比较广，还在抓漏网分子。也有消息说，第一批去“劳改”的人也快走了。罗迈在一次会上很认真地说：“没有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刑，投到监狱里，这已经是一种宽大了，是党的‘给出路’政策的具体体现。下去的右派分子，应当发自内心感谢党的宽大。” 张伯驹听了，也觉得有些情绪上的激动。 他做好了下去劳动改造的准备。慧素要一同去，他断然拒绝了。 以往，慧素一向听他的，可这一次，她却极为坚决。 “我要去。” “你不是右派，去干什么？” “那我也要去！” “不行。” “不行也要去！” 他火了，吼了起来：“去干什么？丢人现眼么？我一个人丢人就够了，不用把你也搭上。这不是去逛公园！” “那我也要去。”慧素的声音不高，却异样地坚决，不可动摇。 “不准你去。你在边上，我更烦。” “烦就烦，时间一长就好了。这么多年，不是也烦过来了么？”慧素平静地说，她正在装一只木箱，认真而从容。 “我想把这套《文苑英华》也带上，闲的时候看一看。会不会带的东西太多了？”她又问。 “走开，我讨厌你！”张伯驹一声狂喝，把桌上一个瓷笔筒摔到了地上。 笔筒摔碎了，几支毛笔七零八落地丢在地上。破碎的瓷片，有的飞到了门外。 慧素的身子怔了一下，手中捧着的一叠书几乎扔到了地上。 结婚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 慧素咬了咬嘴唇，还是把那叠书慢慢地放到了箱子里，并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好。三尺多长的樟木箱子，已经快装满了。 “伯驹，我们走了以后，就让孩子到老傅那儿去吧。老傅……” 她忽然觉出了他的异样，直起身，走到了丈夫的面前。 “伯驹，你……” 她看到，他满眼是泪。 “电报！”有人把街门敲得山响。一个多月前，管家老荣因为年岁大，已经回河南老家去了。家里，只用了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太太，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老人应了门，拿进了一封电报。 又是从吉林长春市打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望尽速来吉。 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无言地看完了电报，递给了慧素。慧素看了。又递给张伯驹。 “有好人在帮我们。”慧素声音颤抖地说，眼角有些湿润了。 “我们是不是回一封电报去，讲明情况。”张伯驹道：“应当把底细告诉人家。否则，万一他们不知道……” 慧素的目光淡了一淡，接着又是一亮，道：“那边，一定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一定。” “那也是问一问好。”张伯驹仍觉不大放心，审慎地说。 毕竟他是“右派分子”，慧素不是。声势咄咄的批判与斗争，使他自己也对右派分子恨起来了。这种时候，又有谁能真正相信他，真正理解他；知道他这个“右派分子”同别的那些不一样？ 坐到书桌前，他拟了几份电报稿，都觉得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纸短话长，几句话说不清楚。一向以“文才”、“诗才”著称的张伯驹，竟然有了一种无从下笔的枯竭之感。他担心写不清楚，反而引出误会来。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两电喜获，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工作国家，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张伯驹亲自到邮电局，把电报发了出去。当他把写好的电报纸交给邮电局的营业员姑娘时，甚至觉出了一丝难堪。 几天后，他收到宋振庭打来的第三封电报。电文很简单，只有六个字： 电悉，盼速来吉。 见到电文，二人都感到一阵狂喜，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人能够永远是坚强的，因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正确。因此，这封电报便驱散了他们心中的疑雾，使幻想变成了真实。二人决定，把家存的剩余一百余件宋元书画，一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以谢知遇之恩。 东西很快便收拾妥当。这时，吉林省委派来的两个同志也到了，协助他们把行李托运去吉林，并为他们办好了调动的手续。显然，在调动的问题上，吉林方面早已和北京联系好，所以十分顺利。春节前夕，一切应当办的事都办完了。 “应当到陈毅同志那儿去辞一下行。”张伯驹说，“你说，他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右派呢？” 慧素想想说：“嫌弃也应当去。不去，是我们缺少了礼数。什么时候，自己的腰板别弯下去，别人就骑不上来。” 张伯驹听出话中有话，惊讶地看了看妻子。显然，妻子早在怀疑是有人在故意整他。他只顿了一下，便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去了。他这个人，不愿把周围的人想得太坏。 他暗想：陈毅或许还不知道他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 那么，怎么向陈毅同志说呢？ 几天前，陈毅还给他们寄来了一幅小手卷，上面是他的两首短诗。诗照例是他的亲笔抄录，字体整齐。这么多天了，张伯驹却没有回一封信去。如若不辞而别，自然是不大合适。自从他戴了右派的帽子，莫说门前冷落，连书信也显见得稀了。因此，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情谊更值得珍惜。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张茜，看陈毅同志有没有时间。”慧素主动说。 张伯驹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他的心中，也油然升起了一股甜甜的苦涩。 他希望能够被懂得，被原谅，被接受。 他需要朋友的同情。 在他的心目中，陈毅并不是一位大干部，而是一个深沉的朋友，一种精神的象征。他们虽然更多地是在信中交谈，在诗词中交流，但是，他却觉得他们已经相识了许久，早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接到陈毅的来信，他都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神圣与崇高。也是在陈毅的身上，他们更深切地懂得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 家宴。 酸菜水饺，麻辣豆腐，蒜泥白肉，蚂蚊上树，泡菜，热热闹闹地摆了一大桌。怪味鸡和煎蛋汤是张茜亲自做的，味特别浓。四川的特产“五粮液”酒—倒进杯子里，满室的香味便弥漫了。虽然外面正是冰天雪地，室中却是暖融融的，很有点儿家庭的味道。孩子们还小，有客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另外一个房子里吃，所以，今晚的“宴会”只有两对夫妇。相识这么久了，他们还是第—次这样没有旁人地坐在一起吃饭呢。 陈毅擎起酒杯，笑着说：“张先生可记得这样一首古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张伯驹不假思索地接道。 “哈，那就饮了这—杯。讲清楚，要喝干的噢！我这个人，在饭桌上可从不愿意吃亏的哟！”陈毅看着慧素，把酒一仰而尽，一言一动，都带着一股子武将的味道。 慧素和张茜挨着坐，觉得十分兴奋。她是不喝酒的。如此热情，知道不能推，屏住呼吸，把一杯酒也一下子喝了进去。顿时，两颊升起一片晕红。张茜比慧素看上去年轻了许多，显得娇小玲珑，一副欢天喜地的活泼劲，全无犹豫地也把酒喝了进去。 可这杯酒，在张伯驹的手中却显得特别地沉重。 餐前，他已把这一段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陈毅细细说了。到戴上右派帽子一段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似乎做了天大的对不起人的错事一般，并告诉陈毅，他们夫妇已应宋振庭之邀，去吉林工作。陈毅耐心地听完，竟什么也没说。 那样子，像是早已知道，又像是根本没所谓，使得张伯驹心下好生奇怪。接着，就开始吃饭了。一上来，陈毅这么好的兴致，先念了半首古人的诗，倒像是方才张伯驹什么也没对他说一般。 他思付着喝那一小杯酒，喝得很慢，很小心。他能够把事情压在心底，但无法让人认为他没有心事。“喂——”陈毅见张伯驹终于把那杯酒喝完，拖长了声朗然一唤道：“这么斯文，这餐饭可就太难过了。我可是个大食家，放开肚皮能灌一整瓶进去，张茜想拦也拦不住！”他一边说一边动手给几个人面前的杯子又斟上了酒，说道：“还在想刚才那件事？想它干什么！人生一世，受点冤枉有什么奇怪。我这个人，对这个看得最开。‘非其罪，虽累辱而不受’，你还怕事情没有弄明白的那一天么？” “可是……或者是我错了。”张伯驹辩道。 “你？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陈毅的声音分外地响了：“你们把最最珍爱的东西捐献给了党，给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倒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嘿，峨嵋山的猴都不信！” 张伯驹心头一热，握酒杯的手颤抖了。 “我有些话，可能是讲得过头了，比如说……”张伯驹想说明。 陈毅摆了摆手。 “我根本不问那些！”他声音重重地说：“如果我陈毅不知道那些珍贵文物在你们心中的位置，我还不敢这么肯定。你们的事，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几个人讲过了。陈毅熟人多，但朋友不多，我这个人从不滥交朋友。俗话说，朋友是半个自己。如果会吹会拍的就是朋友的话，我陈毅的朋友就太多了。人生在世，难得的是诤友、畏友，光能喝酒不行。伯驹先生，你不至于把我看得也那么糊涂吧？” 慧素一动不动，用力忍着眼边的泪水。 张伯驹的心中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这样的话，他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过了。 在部里，他想解释，却没人相信，因为人们不理解，也因为人们太热爱，太单纯。而在这里，他并没有解释一句，却得到了这样的肯定，换了谁，也会激动的。 他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擎着酒杯，猛地往陈毅面前一送。由于过猛，酒泼到了手上，他却一点也没觉察到。“来，喝了这一杯！”他从心底里喊出了声。 感情的第一个浪潮过去了，女人们开始褒贬自己的丈夫，这是她们的乐事，于是，小房里的气氛分外轻松了。 “陈毅同志，这位宋振庭先生，你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人么？”慧素见张伯驹一直不问这个问题，忍不住自己问了出来。 陈毅粲然一笑：“给我点儿时间，我也许想得起来。不过，这并不重要。普天之下，好人终是多数。每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总会表现出来。”他狡猾地眨眨眼说：“我倒挺佩服宋振庭这个家伙。这叫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也可以叫伯乐识马，慧眼寻人。不然的话，上哪儿去找你们这样儿的人才？就算你们肯去，文化部也不一定舍得让你们走呢。你们，也是名人噢，嘿！”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一连打了三封电报来。他怎么知道我们？”慧素仍旧想弄清楚这个底细。她已经隐隐觉出，陈毅似乎同这个事有什么关系。 “唔，八成有点儿灵性。也许，只是灵机一动；也许，是你们忘了。话说回来，张伯驹鼎鼎大名，又有几个不知道的？”陈毅悠悠地一笑说。 张伯驹却认真，思忖着说：“在东北，我真是不认识什么人，我想了半天，确实没有。” “那只是没想起来！”陈毅哈哈一笑又说：“那张作霖、张学良，不也是东北的么？一个人，多做点好事，总会有人记着的。这道理很简单，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看我这个人是共产党，可我相信因果报应。张茜说我这个人得罪人太多，不得好死。可我琢磨，好事也干了不少。将来我死了，有人笑，也会有不少人伤心。”他故意看着张茜说：“别看你对我总是挑毛病，到时候，你比谁都哭得凶。来，吃菜呀，怕不怕辣？” 便是很普通的话，经陈毅的口一说，也显得妙趣横生了。心情开朗了，饭菜也显得格外有味道。这顿饭，吃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饭罢，几个人回到书房，又闲谈了一会儿。看看时候不早了，张伯驹起身告辞。由于此番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每个人都有些伤感。 陈毅从书柜中取出了一轴用牛皮纸包得很仔细的轴画，双手递到了张伯驹的手上，说：“这点小礼物，算个纪念吧。你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另外，见了宋振庭同志，代我和张茜向他们夫妇问好，就说我很感谢他们。” 张伯驹把牛皮纸包接了，嗓子眼发堵，说不出话来。陈毅又道：“到那边以后，可不能把老朋友忘了，常来信。这几年，我自觉在诗词方面，心心得不少。和你们通通信，多有裨益。我这个人，别看肚里墨水不多，眼光还挺挑剔呢。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东西，一个是毛主席，博大宏远，气势咄咄，不拘成格。再一位便是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韵律铿锵，字字功夫。到吉林后，可不敢把这支笔扔下哟。人一上了岁数，一旦把笔丢下，再捡起来可就难了。” 握别陈毅夫妇的第三天，张伯驹夫妇便乘火车去东北了。家中的一应事务，托付给老傅照看，却也不必担心。女儿已经大了，能够自理，也已经有了男朋友，是搞考古研究的，人很老实，老两口也很满意。就这样，他们了无牵挂地走了，走向了一片陌生而新鲜的生活。 车到长春，已是傍晚。手忙脚乱地下了火车，一阵北风吹来，两个人都感到了冷。他们还是第一次到东北来，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 “他们会来么？”慧素帮丈夫裹了裹脖子上的围巾，担心地问。上车前，他们已经给宋振庭拍了电报，告诉了他们到达的时间。然而，这种时候，人总愿意往坏处想。 “不一定收得到。快过年了，好多地方都放了假。”张伯驹弯腰提起一只箱子，对慧素笑笑说：“走吧，先去吃点儿饭，我有点儿饿了。反正没什么行李，自己走吧。”慧素觉得有些失望。 因为有许多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份。毕竟，现在他们的身份不同。 “等一下吧。万一他们来了，找不到我们……多不好。”慧素坚持说。张伯驹点了点头，放下了手提箱。 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少。上车的上车去了，下车的出站走了。火车一声长鸣，也开出了站，站上渐渐静了。没有人来接。 张伯驹微微一笑，用若无其事的口吻说：“走吧，我们还没有老到走不动。恐怕，人家也很忙。你想，这年头，宣传部能不忙么？”慧素的心绪有些灰冷。两个人提起行李，慢慢地出了站。 “先找旅店，还是先吃饭？”慧素问。依她的意思，是先安顿下来。 “听你的吧。”伯驹答得有些心不在焉。虽然他没有表露出什么来，但心里对没有人来接感到有些失望。 车站的门口人很多，张伯驹似乎是不经意地在人群中看着，希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每个人都似乎是来接站的，但每个人又都不是。 雪花飘飘，在街灯下看去，像是在飞舞。落到脸上，凉滋滋的。张伯驹挺了挺身子，用力说道：“一定是没接到电报，我们走吧，雪越下越大。”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地跺了跺脚，向外走去。 一辆人力三轮客车停到了他们身边，一个声音高声搭讪道：“要不要雇车，快——” 张伯驹问道：“附近有什么旅店么？” “这时候？”蹬车的汉子嘲弄地一笑道：“住大车店，便宜，两毛钱一位。可惜，没有夫妻房嘞！” 张伯驹忙追问道：“没有别的旅店么？” “明儿清早！今儿黑，您老就忍一宿吧。除非您是大干部，上头来的。”汉子用手往前面一指道：“像那样的，就行了，小汽车候着，一天一宿了，那还差不多。二位，上车吧！” 张伯驹无意地抬头一望，立时怔住了。 汉子指的地方，是一块好大的木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北京来的张伯驹先生 每个字，都有一尺见方，高高地挂着。方才，他们因为没注意高处，竟没有看见。 慧素已经把行李往三轮车上放了，张伯驹一把拉住她道：“走，走，瞧那边，瞧！”声音激动得已经走了调儿。那汉子也愣住了。 两个人提着行李，连忙向那块大牌子走去。 牌子下面，真是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顶上积了好厚的雪，显然已经来了许久。车旁，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中年人正一边跺脚，一边说着什么。 “恐怕这趟车又没有。”那姑娘说。 “八点钟还有一趟到齐齐哈尔的车。”男人的口吻很耐心。听得出，他们已经来了好久了。 张伯驹走到他们旁边，才猛地停下了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回头看看，慧素正双手提着一只大号的旅行袋跟过来。见伯驹停下了，她便问：“是这儿么？” 张伯驹抬头看了看空中挂的木牌，点了点头。 那姑娘猛然见到了他们，用手一指道：“嘿，可能来了！”那中年男人连忙转过了身子，迎了上去，热切地问：“你们……从北京来？” “对，对，我叫张伯驹。” “哈！”那姑娘高兴得直拍手，出言无忌地说：“可把你们等来了！你们的电报上没说坐哪趟车。这时候了，真担心你们到不了呢！” “嘿，这怎么好意思！”张伯驹喘息着说。由于激动，他的脸泛起了微红。 姑娘和中年人帮他们把行李放到车里，中年人又把那块牌子从电线杆上解了下来。一边说：“老宋担心我们不认识您，出了这个主意，还挺灵！” 汽车在斯大林大街上平稳地行驶着。张伯驹望着窗外银装了的世界，揣摸着这位“宋部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觉出，这里一定有个谜。 起码，他们今晚不必住大车店了。他并不怕住大车店。但他希望能成为一个体面的客人。 慧素新奇地看着窗外，问那姑娘：“我们现在去哪儿？” “到宋部长家。宫大姐说了，这顿饭，一定要大家一起吃。今天一上午，宋部长都在车站上等你们，猜你们会上午到。下午他有个汇报会，来不了，才没有来。”姑娘笑笑，又说：“我叫小华，宋部长说了，以后，让我给张老当学生，不知道行不行？” “宫大姐是谁？” “宋部长的爱人，你们不知道？”她奇怪地看着慧素道：“天下第一的好人，一点儿没架子的，待人可真心呢！” 宽阔的斯大林大街，笔直地伸向前方。街边树上，积了厚厚的雪，煞是壮观。从今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了，这使得张伯驹心中十分感慨。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车子拐上了一条窄马路，速度也明显降了下来。不一会儿，便驶进了一个大院，绕了几个弯，在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中年司机响亮地按了几下喇叭，跳下了车，先为张伯驹拉开了车门。那边平房里，匆匆忙忙地跑出了几个人。司机打开后车厢，一个大个子的中年人抓起最大的一个袋子。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则拿起了张伯驹的手提箱，一边忙不迭地问：“冷吧，快到屋里暖一暖。” 张伯驹猜：这个大个子，可能就是宋振庭了。从气质上，他感觉得出来。 他有点儿紧张，正了正头上的棉帽子，跟在大个子后面走进了房。 房里暖如夏。不一刻，大家都进了屋，热切地道着短长。大个子把一杯热茶双手递给张伯驹，问道：“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不，没什么。”张伯驹接过了茶杯，看着对方的脸。 “我是宋振庭。”大个子微笑着伸出了一只手，轻松地说：“我们好做认识了很久，对不对？”说着，他招招手，那位身材娇小的妇女忙走了过来。不知怎么搞的，她的脸边竟抹上了一点儿面粉，全然像个乡下的妇女。“她叫宫敏章，我爱人，叫她‘小宫’行了。来，吃饭吧，看凉了。”那口吻，像是拉家常。 张伯驹方才的紧张劲儿一下子消失了。他有了一种感觉：回到了自己人中间。 从接到宋振庭的第一封电报时起，他就在心中刻画宋振庭这个人了。此刻真正见了，大家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毫无拘束地东拉西扯着，海北天南聊着，他觉得，那正是自己心中的他。如果说，在陈毅家吃饭，他心中更多的是崇敬、是负疚，是对明天的迷惘的话，今晚的一切，则是和睦、是亲切，是对周围的放心。桌子一边，慧素和宫大姐攀在一起，小声地说着悄悄话，那劲头，像是已经相熟了二千年。 好猛的酒！一杯下去，周身都热辣辣的了。 “省里决定，就由你来担任省博物馆的副馆长。省里没什么人手，就不准备设立正馆长了。明天，让小华带你去看一看，在西安大路，不算远。是过去的老底子，三层楼。” 张伯驹庄严地点了点头。 他没想到，从三十多岁上，自己便绝意仕途，立志不当官的。老了老了，成了右派，反倒当上官了。而博物馆工作，不但是他熟悉的，而且是他热爱的。 他几次想问问宋振庭，他是怎么知道他们的。可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宋振庭给他介绍着东北的风土人情、奇闻怪事，绘声绘色。虽然是刚到，他已经开始热爱这里了。而且，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饭后，宋振庭领着他们夫妇一起去看了已经布置好的新居。房子离宋振庭的家不远，是个小院子，雪已经扫干净了，房里升上了火。三间北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待客，一间是书房。同北京比起来，似乎是差了一些，可宋振庭是宣传部长，也不过住了这么三间。相比之下，已经是够宽的了。房中，一切都已布置得有条有理，不必他们再操什么心。小华和宫大姐帮着他们打开行李，安放好东西，直到半夜时分了，才离去。 关好房门，张伯驹与慧素对着看了好一会，相视一笑。陌生而熟识的一切，多有意思。 慧素从旅行袋中取出了那一卷东西。陈毅说，要他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慧素好奇，早已忍不住了。 “打开么？”她问。 “打开！”张伯驹喜不自禁。 慧素小心地拆开了粘得很紧的封套。里面，是一幅裱得很好的立轴。她搬了张凳子，把立轴小心地挂了起来。是一首《冬夜杂咏》：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又题：“书赠伯驹夫妇仲弘一九六一年冬又题。” 两个人肃然立着，两只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力，在他们的周身游走着！ 1971年，春。长春市。 虽然地下室里也有电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可在里面呆了两年，猛一走到阳光下来，仍旧感到眼睛被刺得睁不开。他扶着墙，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梦中多次回到过的世界。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前走去。 两年了，真快。这两年中间，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走出那间不过十平方米的小房一步。七十多岁的人了，刚进去的时候，每一天是多么难熬，他以为不可能活着走出来了。想不到，他又走到了阳光下。 让人莫名其妙的世界！真是老了呢，连步子也走不稳了！他在心里用力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张伯驹，你还能走，就走下去！” 这条路好长！周围，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是年轻人的世界，聚在一起，不知正在谈论些什么。自负的人多话，骄傲的人则微哂。红海洋，红袖章，临行喝妈一碗酒，一个个像座黑铁塔…… 好热闹的世界，大家的劲头还那么足！ 依着放他出来的那个红卫兵的吩咐，他喘吁吁地上了二楼。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他试探着往前走，乡巴佬一样看着门上的字。 “你找谁？”一个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像在唤一条船。 “我……找这的负责人。” “什么负责人？”一个大个子红卫兵气宇轩昂地站到了他的面前，胳膊上的红袖章足有一尺宽。 “是……红总司吧？”他依稀记起了这个名字。 “红总司？你是什么人？”红卫兵警惕地把他周身打量了一番，又问道：“你从哪儿来？” “我……来报到。” “报到？”红卫兵更奇怪了，大声说道：“红总司是反革命组织，一年前就取缔了。你认识红总司的哪一个？” “叫……杨……卫东。” “他，已经关起来了，政治骗子，小爬虫，野心家。他是你什么人？”红卫兵的架势咄咄逼人了。 “是他派人……把我抓起来的，在地下室里关了两年。”“刚放你？”那红卫兵好生奇怪。 “是，就刚才。”张伯驹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了。他还不知道“红总司”已经被取缔，说了不算了。可倒退两年，“红总司”的劲头比谁都大，顶得上当年的义和团呢。那杨卫东，比省长还威风，光是私人“警卫”，就有二十多人，男男女女，一律短打扮。走到哪儿，地动山摇，谁敢说个“不”字。 “你是……地窖里的那批‘牛鬼蛇神’？”大个子红卫兵猜出了他的身份。习惯中，人们都把地下室叫做地窖，因为过去那是食堂冬天储存大白菜和土豆的地方。 “我……”他已经习惯了“牛鬼蛇神”这个称呼，点点头。 “那边，第三个门。”大个子朝前面一指，便转身走了。张伯驹定定神，走了过去。 那间房子的门上写着“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他敲了敲门，听见里面有人应了一声，才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里，几个男女红卫兵正在高谈阔论，争着什么，又像是在打情骂俏。他站了半天，竟然没有人理他。他有些尴尬，不知是不是应当退出去。低头看看脚边，却发现了新大陆， 地上丢了许多烂纸。墙边，有几幅揉皱了的轴画。有一幅，已经打开了一米长，是个横幅，上面是茶缸子口那么大的行书。他只扫了一眼，便怔住了。那像是米襄阳的东西！ 米襄阳，姓米名芾字南宫，湖北襄阳人，为宋朝四大家苏、黄、米、蔡之一。他的真迹，明清时代已不可多得，可称奇珍。如今，竟像烂纸一般被丢在那里。再看地上那些撕碎了的纸片，有些也是字画的残片，但面目已无法认出来了。 他感到了心疼！这是在毁灭文明呵！顺着墙边，他慢慢地蹭了过去。在那幅字旁，他镇定了好一会儿，才弯下腰，把那幅字拾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说话的，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一双大眼睛清澈见底。白白净净的脸上，有一抹好看的红晕。 “我……是来报到的。” “你拿那东西干什么？”口气像刀子那么厉害。 “我……看掉在地上了，怕弄脏了，没别的意思。” “那都是四旧，封资修的东西，专门毒害老百姓的！”女孩的口气全然是在教导。 “是，是。”张伯驹一边说，一边把那幅字仔细卷好，别上了封口的象牙签。封口木杆的边上，贴着一张长条形的标签，上面写着“南宫墨宝”四个小字，赫然正是乾隆皇帝的亲笔。 那女孩冷冷一哼，又问：“你是刚解放的，对吗？” “是。” “历史反革命，还是地富反坏？” “牛鬼蛇神。”张伯驹答道。 那姑娘点点头，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来，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么？” “识一点儿。” “填个表儿。”姑娘吩咐道：“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你们一律要下去。” “可以，可以。”张伯驹连连答应。 他正琢磨怎样才能把那幅“南宫墨宝”带出去，使这件珍宝不致落个引火柴的下场。 “在那儿填吧，填好了，等信儿。”姑娘的口气冷得像十冬腊月的街面，硬梆梆的。 “小玲，电话！”外面有人叫。 那姑娘应着跑出房去。 其余几个人还在说着什么，张伯驹趁他们没注意，把那幅字用脚尖踢到了门外。然后，从桌上拿起笔，飞快地把那张表填了。这时，那姑娘回来了。 张伯驹把表递了过去，只盼快走。 “嚯，你这老头，字儿还不赖呐！乍一看，像个屯老庄。当过屯老庄么——就是屯子里的乡巴佬，庄稼人。记住，去了以后，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好了，你去吧。” 张伯驹如释重负，连连答应着，退了出来，小心地关上了门。站定之后，他四下一看，发现那幅字竟然不见了！他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远处，有个人戴着口罩，正在扫楼道，他忙走了过去。那人身边有个筐子，里面有许多烂纸。张伯驹盯着那个筐，觉得有名堂，一只手探了进去，一下子便摸到了那轴字画。 原来在这儿！他心中一喜，把轴儿拿了出来。身子尚未站稳，却被那个扫楼道的人把轴儿从手中抽了出去。 “你……”他一怔，这才认出，那个人，竟然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宋振庭。 他们都几乎认不出对方了，只在感觉上，听出了对方的呼吸。 “是你么，老宋？” 口罩上的眼睛和悦地一眨。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了。“放进去。”宋振庭的声音很低，同时，眼睛四下一扫。那目光，是坚定而有力的。 张伯驹立时明白了，把那件东西又丢进垃圾筐里，在上面盖上了烂纸。这种地方，手拿着这么一个东西，是马上会被人发现的。 宋振庭猛地转过了身去，又清扫起楼道来。楼梯口，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一群红卫兵正走上楼来。张伯驹知道这里不是久呆的地方，便向楼梯口走去，下了楼。 他多想同宋振庭聊一聊呵！ 他慢慢地向家中走去。 慧素在干什么？一别两年了，她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呵。结婚以来，他们还从没有分别过这么久呢。 门上贴着封条！ 走近了，他才看清，那封条还是两年前“红总司”贴的。门上挂着锁，已经有了斑斑的红锈。显见，好久没有人来过了。 慧素呢？一颗心立时提了上来。两年了，她会到哪儿去了呢？ 透过窗子看里面，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老样子。两年前，红卫兵第三次抄了他的家，然后，便把他带走了，一直关到现在。房里，还是当时抄家的样子：痰盂扣在写字桌上，满地都是碎瓷片和纸，一部精装的《文苑英华》被倒上了墨汁，然后又被脚踩过。砖地上，还能看到墨色的脚印。 就是说，那一天，慧素也被带走了，没有回来过。 一股不祥的恐惧，开始咬噬他的心。他知道，单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长春市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有上千人。那伙发了疯的公狗，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 还有，她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像有些人那样，自寻了短见呢？ 他几乎站不稳了，扶住了门。 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已经使他的心脏承受不了太多的紧张。他有些心慌，上不来气，甚至想大便，耳朵也有些听不清了。他张开嘴，大口地吞着气，有一种渐渐下沉的感觉。脑子里，已经无法思想了。 猛地，他觉得膝下一软，一下子坐到了地上。 他心疼！ 不知坐了多久，天色渐渐发暗。一阵风吹了过来，带来了一片湿湿的杏花瓣，贴在了脸上。四周是异样的静，听得见风在树梢上走。 他重新站了起来，从门楣上摸到了钥匙。他除了身上带的门钥匙外，为防万一，门楣上还藏了一把。身上的钥匙早被抄走了，想不到，门楣上的那把还在。 费了半天劲儿，他打开了锁，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中土蒙蒙的，又阴又冷。他在门边一张小马扎上坐了一会，觉得好一点儿了。 屋里杂乱异常，他却像是根本没看见，站起来，走到里屋，抬头看着门边的天花板，几节旧的铁皮烟囱还挂在那儿，没人动过，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 陈毅那幅“大雪压青松”，就藏在那几截烟囱里。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也许因为那些烟囱太脏，居然忽略了。这两年，他一直担心这件东西会被抄走。 1962年初到吉林来，他们带了上百件古代字画，都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家中唯一令他珍惜的，便是这幅字了。 四年多了，一切，像一场恶梦。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靠边站了。未久，作为“文化界黑司令”的宋振庭，被揪了出来。宋振庭长于写杂文，以“星公”为笔名，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文笔犀健，颇有点鲁迅的风格，蜚声整个东北三省。这样的人，运动一来，自然是首当其冲。北京有个“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他则成了吉林的“小三家村”之首，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抄了宋振庭的家，从宋振庭的笔记本上，他们发现了宋振庭同陈毅的关系，于是，又大作了一番文章。直到这时，张伯驹才真正知道，他和慧素到东北来，正是陈毅同志苦心安排的。 从1966年冬天开始，张伯驹又一次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分子的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一共八顶，可称是洋洋大观了。开始，他还能记得被批斗的次数，后来，根本记不清了，完全成了个机器人。造反派来叫，跟上就走。在台上，挂着大牌子，造反派在那里喊口号，他在心里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人们讲了些什么，他一个字也听不见。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争着以“对敌人毫不留情”来表现自己这一派的革命与正确，有几次，连慧素也被他们拉到了台上。 若不是有陈毅这幅字支撑着他们，他们会双双死去！ 而且，宋振庭夫妇俩不是也被游斗了么？斗他们的场面，听说更大呢。那可是实心实意为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奋战了几十年的人呵！ 他无法理解。 斗他们这样的人，从道理上来讲，还有可以说得过去的地方。斗宋振庭这样的人，又是为什么呢？ 尤其看到那些平素点头哈腰、缩肩挤笑、一脸阿谀的人，摇身一变竟成了“革命造反派”的时候，他更无法理解了。在他的心目中，“革命造反派”这个名称，是十分神圣的。 他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只有误会，才可以解释这一切。人与人之间不是经常发生一些误会吗？既然这样，社会和国家有些误会，又么不可以呢？ 他忽然很想把陈毅那幅字取下来。抬头看看顶棚的烟囱，离地太高了。慧素若在家，自然没什么问题。当初，还是他扶着凳子，慧素站上去，把东西藏好的呢。 慧素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 这问题，憋得他真想放声大哭。 她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当右派的不是她，她历史上也没有反过革命。到吉林来后，一直是安分守己，当一个美术教师，与世无争，甚至没得罪过一个人。那么，她去了哪儿呢？有人会把她也关起来，一关关上两年吗？ 想象把他自己吓坏了。 他担心她寻了短见。这房子里，有一股阴阴的邪气！ 于是，拿到那首诗的念头更强烈了。他从门边拿起一根画竿，那是挂轴画时用的，竿顶有个分叉的铜架。举起画竿，刚好探到烟囱。他用力拨了拨，吊着的烟囱悠了一下，似乎要掉下来。 他拨第二下的时候，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他一慌，马上收竿。殊不料，捆烟囱的线绳已经朽了，一下子断了开来，几截烟囱，砰砰咣咣地打到了他的身上。他站不稳，一下子扶住了门边，闭上了眼睛。 “伯驹”——一个声音冲了进来。 是慧素！ 他以为听错了，以为是梦，骂了起来：“你干吗要藏起来！” 一双手扶住了他。他觉出了那双手的熟悉。 然后，他小心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一双满是泪水的大服。 他又闭上了眼睛。“伯驹，你……怎么了？”是慧素，在焦灼地问。 他觉出了额角的疼，那是方才烟囱落下时打的。 “慧素？” “伯驹？” “真是你？”他又睁开了眼，看到了两行晶莹的泪。 他无法抑制自己，一把搂住了她，委屈万分地哭了起来。 他从五六岁起，便只流过泪，但没有哭过。 流泪同哭是不同的。无声的泪包含了悲痛与坚忍，包含着压抑的恨；而哭却是一种委屈的诉说，是失禁的倾泻。 她第一次看到他哭。 他终于哭过了。 “我知道你关在七号，可是，我不敢叫你，怕你担心。”慧素扶他坐下，静静地说道：“我在三号，和你那里隔了三个房。我知道你回来了，他们说……” 张伯驹用眼睛在屋里找了起来。 终于，他看到了。那幅字好好的，一截烟囱中探出了一个头来。慧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马上明白了，过去把那幅字取了出来。 她用探询的目光问他。他点点头。 于是，慧素把那幅字挂了起来。 房子里立时变得生气勃勃了。 傍黑的时候，宋振庭夫妇来了。慧素已经把房间整理好，并升上了炉子。时间尚在早春，天还有点阴寒。屋里一有了火，马上便是另一番劲头了。四个人坐在房里，热热闹闹地道着别后的故事。原来，宋振庭已经被“解放”，等待分配工作，目前先帮助搞一些杂务。革委会专案组查了宋振庭的祖宗三代，证实确无一个污点，老婆也是个革命干部，因此，便被“解放”了。 “我问过，可能送你们去前郭旗，或者是去农安县。”宋振庭沉着脸说：“中央的‘一号命令’，说是要搞战备，所以要疏散城市人口，好多人都要到乡下去呢。” “去乡下干什么？”慧素急于弄个明白。 “插队落户。” “像那些知识青年一样？” “也许是。”宋振庭皱皱眉，暗叹了一口气，担心地看着张伯驹的身子说：“我担心，张老的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 “我没事！”张伯驹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有慧素在侧，他平添了无数的气力，似乎登时年轻了许多：“一把老骨头了，扔在哪儿也没关系。这两年，还不是挨过来了。” “我怕帮不了你们多少忙，只好你们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你们记住，普天之下，走到哪儿，也是好人多。”宋振庭声音里，含了一股苦涩，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潘大姐，你多受苦了！”宋振庭说完这句话，一颗泪再也忍不住，悄悄地爬了出来。 宋振庭把那幅劫后余生的“南宫墨宝”带来了，张伯驹看过，认为确是真迹。能够使这样一件珍贵文物免遭厄运，张伯驹心中亦感到一阵欢欣。不知为什么，他有了一种感觉：尽管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前面的路，依旧还有很长，很长。 这一晚，他们一直聊到了天亮。 村子很大，足有七八百户人家。由于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有十几里路，又有公路从村边过，直通长春，所以颇有点小集镇的味道。 张伯驹他们一到村里，便发觉这里对他们不大欢迎。而且，当慧素客气地说了一声“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时，一个辈份很高的老汉一声冷哼，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冷冷地说：“教育？这里不是学堂。那伙子知识青年，把人折腾得还不够！” 他们这一批一共来了三十多人，各村的贫协代表、支部书记在公社里讨价还价地争了一天，才最后确定了每个村里应该分派的人数。张伯驹两口子岁数都大了，谁也不愿意要，推来推去，直到公社同意这个村只收留他们两个人（别的村四至六人不等），大队书记老高才算勉强应承下来。 老高叫高庆思，三十岁，大高个，红脸，说话粗声大气，一张嘴不饶人。 张伯驹的住处是高庆思安排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惹这份麻烦。张伯驹已经七十多了，用老乡们的话来说，是已经老得“只剩一堆渣儿了”，谁都怕他死在自己家里，沾一身的晦气。最后，是在一个五保户的偏院，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小土房。大队出钱，买了几样必需的水缸、锅盆之类，就算把他们安顿下来了。 正是小麦拔节、玉米点种的季节，乡下人忙得忘早忘晚，没有喘气的工夫。他们干不了什么正经儿的活，队里便分派他们跟上一批村里的老人小孩去“踩格子”。 初开始，觉得没什么，可走了两根垄，伯驹便吃不住劲了。土很松，踩在上面走，像走在沙漠上一般，十分吃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挨，一直顶到了中午。回到了土房里，腿往炕上一放，周身便像散了一样，没有一处不疼了。 长这么大，这还是他第一次干田里的活。 就连年轻力壮的知识青年，村里人也不那么待见，更别说这些“残渣余孽”了。他们来村里，分明是给村里添麻烦呢。 比如说，吃水，便成了一件大事。 村里有两口井，都在南头，挑一担水，来回要走二里地。一担水七八十斤，他们怎么担得了？ 慧素咬牙，不求人，夜黑人静时，一个人拿个脸盆，到井边去打水。一次端一盆回来，还累得脸发白。毕竟，她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 在村里，用脸盆端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慧素怕被人笑，只好天黑了才去端。—个晚上，要端五六趟。为了省水，他们连衣服也不洗。干一天活，周身脏兮兮的，两个人只能用一盆水，洗了脸再洗脚。夫妇二人以沫相濡，互相鼓励着，度着这艰难的日子，就这样，队里有人还专门和他们过不去。 他们到村的第六天，大队的副书记找到他们，让他们为大队画一幅毛主席像，要画一人高那么大。 “你们不是画家么？画几天能画完？” “我们……不是画人物的。”慧素解释说。 “画家不会画毛主席像，这可是个态度问题。” 慧素只觉和这样的人讲不清道理。 那个副书记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忽然看到了墙上挂的那幅字，冷冷地说：“这时候了，你们还弄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快点儿摘下来！” “这不是，是陈毅写的。” “陈毅？北京那个陈毅？”副书记背着手，在那幅字上扫了一眼道：“是不是真的？我屋里还有毛主席写的字儿呢，一毛钱一张！” 他走到那幅字前，把那上面的诗念了一遍，冷冷一哼道：“嗬，自比是青松呢！有你们这样的青松么。狗尾巴草！”他抓住画轴，微微一笑，便要往下扯。 “放下！”张伯驹吼了出来。 副书记一怔，扭脸看了看张伯驹：“你让我放下我就放，我不是好没面子？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你们来的时候，上级交过底了。你是个军阀，国民党的军阀！” “你放下！”张伯驹的口气比刚才还硬，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 副书记一用力，把那幅字从墙上拉了下来。上面的横杆被拉断了。 他悠悠地把那幅字卷了起来，晃着膀子，向外走去。到了门口，他转过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放聪明点儿，不老实，我下个令，马上就可以开你们的斗争会。” 张伯驹气得脸发青，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一天，他们都没有出工。 天黑了，慧素去端水。来了这么多天，衣服确实是不洗不行了。 没干活，身子不那么乏，她一连端了六趟，眼见得小水缸快满了，心里挺兴奋，端第七趟时，他带几件内衣到井边，在井边把衣服洗干净了，打了一盆水，把洗好的衣服顶在头上，往回走。刚走了不远，便听见了有人说话。 “他们也太嚣张了，狂得很呢。据说，这几天，他们都没下地去干活！”是那个副书记的声音。 “算啦，何必那么认真？那么大岁数了，就是反动，也有限了，由他们去吧。反正，一不占队里工分，二不占社里的口粮，只当没这回事就算了。再者，兴许他们真有点儿来头。那陈毅，也算是个大人物呢，咱们脑瓜子，惹不起那些事。” 是大队书记高庆思。显见，他们刚从大队部开会回来。 慧素听得心、里发热，一个不注意，绊到了一块石头上，一下子摔倒了，手中的脸盆扔出去老远。 “什么人？”高庆思大声问。 “是我……”慧素尴尬万状。 高庆思二人走了过来，一见是她，都没说话。 “我……真对不起……”慧素紧张地说。 副书记的态度也和白天分明不同了，他问道：“快起来，看碰着了没有。” “没……没事？” 高庆思一双冷目在她身上打量了一阵，嘴里“唔”了一声，便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高庆思便来了，并送回了副书记拿走的那幅字。 “从今天起，地里的活，你们量力而行，想干就干一点儿；累了就别干。别的事，会有人帮忙的，你们别问就是了。” 他的语气完全是像在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冷冰冰的，像有一股怨气一般。 在这个村里，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最高指示”。说完，他便走了，连个笑模样也没有。 “这是个好人！”张伯驹对慧素说。 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便不那么难熬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呢，一定有人送一桶水过来，刚好装满一小缸。他们吃的米面、烧的柴，也都有人送。当劳动不再成为一种负担时，下田也不那么吃累了。再没人强迫他们，喝斥他们，好像他们头上有顶伞一般，日子便这么悠悠地过去了。 一转眼，冬天又来临了。北方冬季来得早，刚交十月，便已滴水成冰。 白露那天，宋振庭来了一封信，还寄来了一百元钱。信上没说什么，只是要他们多保重。 正看着信呢，高书记来了。 他还是第一次到这小房里来。脸上，还是冷冰冰的，像挂了一层霜。 “你们，在北京有个房？”他生硬地问。 “有，有个家。”慧素忙说。 “有人么？” “我女儿在。” 高庆思抚着下巴，愣了一刻，喉音很重地说：“今天，你们去北京吧。” 张伯驹大吃一惊。他担心出了什么事。 高庆思又道：“把东西收拾一下，一会儿有车去火车站。赶晚班的火车，正合适。” “这……”慧素有些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北京？” “在这儿，冬天能把你们冻死！” 高庆思说完，膀子一晃，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张伯驹愣了一会儿，望着慧素说：“这是怎么回事？” 慧素想了想说：“人家都说，高书记这人，看上去凶得很，其实，心肠最好。不是他，那回蒋副书记真打算开我们的斗争会呢。让他给拦了！” “北京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张伯驹有些担心。 这时，高书记又转了回来，站在门口说：“别带太多的东西。要有人问，就说到县里看病。” 他们俩立时明白了。 老宋的话委实不假，走到哪儿，也有好人呵！ 两天后，他们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北京。 父母的突然归来，使他们的女儿传彩又惊又喜。若是他们再晚回来几天，传彩便要带着孩子去东北看他们了。传彩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丈夫人很老实，话也不多说一句。孩子太多，难免操劳。才三十岁出头，传彩已经明显地老了许多。 原来的那个小院，早已又挤进来了四户人家，占去了一多半房子。他们一回来，女儿马上腾出了两间正房，她自己则带着一群孩子挤到了角落中的一个偏厦子里。经历了这一番折腾后，他们生活上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只要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天清闲日子，便是天堂了。 可是，回来才四天，街道的家属委员会便找上门来。 “谁批准你们回北京的？” “你们有户口么？” “有没有证明？” “你们偷偷潜回北京，是什么动机？” 慧素忍气压气，赔着笑脸向她们解释，说是组织上批准，回北京看病来的。于是，问话又劈头盖脸地来了： “什么病？分明是假的！” “组织是谁，有证明么？” “为什么回北京后，不马上到街道办事处报到？” 张伯驹纵有一肚子学问，也招架不住这些“街道老娘们”的进攻，最后，只冒出了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十年！” 那些人气吭吭地走了。第二天上午没什么动静，下午，又一起来了，另外，还多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这么一来，事情便闹大了。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偏这时，邮递员来了，送来一封信。民警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那封信，拆了开来。 里面，竟是一张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信上，证明他们确实是回北京看病的。 一见到介绍信上的红戳子，民警的脸色马上好多了。他暗怪这帮“街道老娘们”小题大作——用她们的话来说问题才严重呢，既然有介绍信了，就该没什么。 “去上个临时户口，就行了！”民警交待了一句，便独自走了。 几个老太太颇有点儿失望。走的时候，脸上都是讪讪的。没能把威风好好抖一抖，几个人心里都有点堵。 第三天，她们又来了。为首的一个年约五十多岁，嗓门最大，在家属委员会当副主任，一进门，便钦差大臣一般说道：“张伯驹、潘素，你们听着。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在北京，你们也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从明天起，家属委员会决定，由你们俩负责清扫后海南沿的街道，每天一次。” 慧素觉得气闷。扫街，这并没什么了不起，这些年，比这更难十倍的事，都熬过来了，扫大街又算得了什么。她受不了的，是这口气，是扫街中间另外包含的意义。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一件事中包含更多的内容，上边如此，下边紧跟。人一倒了霉，鸡呀狗呀之类，便都站到你身上去屙屎了。 “不去！”张伯驹先冷冷地说了。 “什么？”那副主任没想到张伯驹会明目张胆地对抗，立时怒目圆睁了：“你们想干什么！这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服从！” “不去！”张伯驹又是一声冷哼，转身走进了里屋。 副主任头都气昏了，叫了起来：“好，你们不去。行，到时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慧素对这一套也见多了，既然抓破了脸，也就不再顾忌了，回道：“负责就负责，没什么了不起。” 副主任闹了个没趣，跟着她来的几个也好没面子。两个老顽固像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奈何不得。大凡这一类人，总有这样两个毛病的，一是顺乎潮随乎流，借别人的势抖自己的威，自己的利益是断乎不能有什么损伤的；二是见了song人（弱者）便压不住火，一碰上硬的便没了主张，只好拿大话吓唬人。一句“你等着，咱们走着瞧”，既体面，又风光，还让你睡不着觉。 副主任插着腰，叉着腿，死死地盯着慧素，恨恨地说：“你们真以为我们就没办法了，是么？作梦！告诉你们，别狂大了劲，闪了脖子。你们等着，咱们走着瞧！” 言罢，几个人威风凛凛地走了，街门摔得山响。临走时丢下的那几句话，也不能不让人考虑。这年头，那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足为怪。这般顶撞，他们肯定不服气。慧素坐在房中，暗暗坦忧了。 相比之下，村子里的生活虽然苦一点儿，毕竟没这么多麻烦。人一上了岁数，便喜欢清静。可惜，偏有人和他们过不去！ 里屋，张伯驹伏在桌上，奋笔疾书。 他实在是吞不下这口恶气。陈毅先生并张茜夫人： 一别数载，思忆每每。我与慧素二人，颠沛流离，罄竹难书。革命一起，即遭贬黜。日日游斗，不能一刻休暇；暗暗地牢，辜负二年时光。后远遣乡下，躬耕陇亩，力尽筋疲，相濡以沫。尚幸好人仍在，私相关照，得已偷生。冬日到来，赐返京师，疗治体病。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 无奈，特致函先生夫妇，一吐胸臆。不知这般加害，却是何方精神？ 张伯驹 1971年11月18日 慧素进屋的时候，张伯驹已经把信写完，正在气吭吭地找信封。慧素知道家里没有信封，便找出一张牛皮纸，裁开来，动手糊了一个。张伯驹写好信皮，便道：“拿去，马上发了。” 慧素拿上信便出去了。事到如今，只好请陈毅同志出面了。以往，她几次让伯驹给陈毅写封信，伯驹都是不肯。让他开口求人，比什么都难。 信发出去后的第五天，回信来了。 是张茜的笔迹。 张先生并慧素夫妇，你们好！ 信收悉。 最近几年，仲弘一直关心你们的情况，因为太忙，加之心绪不好，所以也没怎么写信。你们的信昨天我已给仲弘念了。他因患癌症，在三○一医院住院，已属晚期，身体差得很。听完信，他便交待秘书，对你们的事多加关心，并向总理反映一下。如今国内局面原非当初所愿，中央又刚出了事（林彪事件），所以，一些本应当及早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 盼二位保重身体！ 张茜 1971年11月21日 闻听陈毅已因癌症入院，且已到了晚期，张伯驹黯然神伤，后悔写了那封信。这种时候，还去打扰他，让伯驹心下阵阵难过。 “我们自己克服吧，看他们还能怎么样！”张伯驹把信小心地折好，放到抽屉里，看着慧素，好一会儿又说：“我就不信这天会总是阴着不晴！” 想不到，下午，王樾来了。执手话旧，自是一番感慨。 王樾的身子已经明显地发福了，精神却依旧很好。一别十余年，大家皆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浩叹，不过，相比之下，倒是王樾，更见年轻。 “差一点，我们就见不着了。”王樾笑盈盈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能吃得苦的人，未必便能忍得气。那一年，我真是打算死了。” 张伯驹实出意外。 在他的印象中，王樾是最看得开的，一生的座右铭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再者，自打“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他便献身于民族的复兴，功劳多多。难道，这场“大革命”对他也不放过么？“‘大革命’一开始，我的家便被连抄了八次！”王樾伤心地说：“伯驹，我后悔没像你那样，把东西捐献出去呵！” 王樾一声哀叹，往事便江河之水一般泄了出来。 1966年8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席卷了中国的大地，“破四旧”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对文化的征伐。 这天一大早，街道管片的民警王连生急匆匆地来到了王樾的家。 “王老，到处都在抄家，您这儿，我怕也躲不过去了。”王连生焦虑地说：“这一片，就数您最出名，枪打出头鸟，不能不防着点儿。丁字街的陈半丁家昨天也抄了。齐白石家、李苦禅家，也都抄了个底儿掉。不是我拦着，上个礼拜他们就来这儿了。” 王樾担心地问：“都抄些什么？” “什么都抄！金银财宝、古董、古书，总之，一切‘四旧’的东西。”王连生的神色很紧张，话说得也很快。“王老，您最好收拾一下，把最珍贵的东西挑出来，先放到我那儿去。” 王樾感激地看了看王连生。 王连生不到三十岁，中等个儿，白净，看上去挺斯文，薄嘴唇，讲起话来特别快，一双眼睛透着精明。 “快点，我怕他们就要来了。现在，他们正在周用良家抄呢。知道周用良吧？周一良的妹妹家，去了几十人！” 王樾有些慌了。他想不出哪些东西更重要。 他有八间书房，是用来放书画和古董的，光是轴画，就有两千卷！ 还有秋瑾——鉴湖女侠的日记九本； 邓中夏的日记六本； 李大钊手书的对联； 敦煌的壁画两块； 古代的三叶虫化石； 精心、写作了几十年的《春妃秋郎阁曲目》手稿，近两万页； 全套的《新青年》杂志； 还有一万多本书，其中，有许多是善本书，孤本书。 哪一件都极为珍贵！ 见王樾犹豫不决，王连生有些沉不住气了，催促道：“你快一点，我得马上走呢。让人家看见了，麻烦！” 王樾定了定神，马上想到了一件东西——《聊斋志异》下部的手稿。 手稿他已找出来了。本来，他是打算俟这部一千多万字的《春纪秋郎阁曲目》脱稿之后，便着手进行整理的。他已退休十年，终因岁数大了，又不想假手于他人，所以，《春妃秋郎阁曲目》到现在，才算接近尾声。这是部大型的戏曲辞书，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搞了。 《聊斋志异》的手稿放在桌子上，方才他正在看。 他急步走到桌边，双手捧起了那叠足有一尺高的手稿说：“这件东西，是无价之宝，什么也换不来的……” “这是什么？”王连生的脸立时沉了下来，目光中透出了怀疑。 “《聊斋》，蒲松龄的《聊斋》下部的手稿！”王樾的语气十分庄重，希望能引起王连生的重视。 “《聊斋》？讲神讲鬼的那个《聊斋》？”王连生接过那叠手稿，胡乱一翻道：“这种反动的东西，别人烧还来不及烧呢，你还当宝！现在这是在破‘四旧’！” “这……真是……”王樾一急，便说不出话来了，额上沁出了汗。“这件东西，真是最珍贵的了。” 王连生的目光咄咄地瞪着王樾，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好呵你，好心当成驴肝肺，糊弄我，当我是吃奶的孩子！”他把那叠手稿高高地扬了起来，看着王樾，一声冷哼，便把那叠手稿摔到了半开的门上。 正巧，街道上收烂纸的孤老头背个纸筐，正从门外过，王连生一见，便叫住了他：“嘿，老雷，把这堆烂纸收走！” “你……怎么能这样！”王樾光火了。 这时，门口响起了汽车声，接着，十几个戴袖章的红卫兵冲了进来。其中，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 “反动学术权威王樾，从现在起，红卫兵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个短头发的姑娘扯着嗓门喊道。手中，提着一条巴掌宽的牛皮武装带。 王樾正色道：“我从来不反动，你们可以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调查！” 那姑娘走到墙边，一指墙上挂着的一幅北宋画家李公麟的《牧马图》道：“不反动，挂这个干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四旧’！”说着，一皮带抽了上去。 那画年代已久，纸早酥脆，让皮带一抽，马上便碎了。 “你们……”画樾心疼得叫了出来。 老雷走了进来，笑嘻嘻地把那部珍贵的手稿装到了纸筐里，背走了。 “老雷！”王樾朝外面喊。 皮带在空中呼啸了一声，抽在了桌面的玻璃板上，整块的大玻璃粉碎了。 “你想干什么？”一个威风十足的男学生立目横眉，站到了他的面前，“是不是不服气，想搞对抗？” 王樾无言，脸上的肌肉抽搐般滚动。 那一侧，大规模的抄家已经开始了。 就在这一瞬，他看到，在靠窗台的角落里，还丢着《聊斋》手稿中的一页。 “你出去！”一个人向他呼喝。 他用力地咳了起来，咳得满脸通红，咳得弯下了腰，咳得蹲在了地上。 趁人不注意，他拾起了那一页手稿。因为没地方藏，趁势把那一页手稿夹在了一本厚厚的地图集里。然后，他才站了起来。 一个小个子红卫兵，把一个笔记本从高高的书架上丢到了地上。 王樾喊了起来：“那是秋瑾的遗物！” “谁是秋瑾？”一个杀气腾腾的人问。 “她是著名的女英雄。” “呸，叛徒，破鞋！你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好人的东西，全是封、资、修！” 又一是叠笔记本。 “那是邓中夏的笔记……” 一句话没说完，几个人便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推进搡搡地拖到了院子里。 耳际，传来了花瓶被打碎的声音，书籍被撕烂的声音，花盆被推翻的声音。 这便是“革命”的任务么？ 一切，都太令人无法置信了。这社会在痉挛，在抽搐，更在疯狂。尤其可怕的是，是这些打手们居然掌握着真理！ 红卫兵们整整折腾了一上午，装了一车东西，浩浩荡荡地走了。余下的书籍之类，都堆到了两间大房子里。另外，周用良家的书也拉过来了，堆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三个房，都贴上了封条。 望着劫后的惨状，他的周身像害寒热病一样发抖了。 就在这天下午，他听到了老舍自杀身死的消息。老舍是他的朋友，满族人，比他小四岁，生性朴实、耿直。解放后，他写了二十三个剧本，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他的《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荷珠配》、《柳树井》，写得多好。这样的人，也会去自杀。 “那么，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他问自己。 这天夜里，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太平湖边。当生与死十分接近的时候，生是一种负担，而死是一种解脱。死是容易的，活下去却要承受十倍的艰难。 粼粼的湖水，勾起了他情思。 他想起了许多已经作古的朋友：李大钊、鲁迅、邓中夏、刘志丹、赵平复（柔石）、应修人、闻一多，许多许多。他们都死了，可他们是肩着黑暗的闸门，为了放一缕阳光进来而死的，还有一些人，也死了，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尚可说是对旧社会“吃人”的抗议，老舍呢，他却死在今天。他的死，更多的留给人们的是什么呢？是悲哀，是无尽的叹息…… 他开始了自责。 如果明天人们发现他自杀了，该怎样说？让人们说：“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轻松”吗？ 不！他毅然转回了身。 回到房中，他取出一张大纸，用泼墨，画了一幅大大的芭蕉，在上面用浓浓的笔墨，写了一首诗： 留得窗前破叶，风光已是三秋。 潇潇一夜冷雨，白了多少人头！ 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王樾的诉说，在张伯驹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因为懂得，他才更能知道王樾心中的一腔悲愤。 他见过抄家。他的家，也被抄过两次。王樾的家被抄八次，其情形可想而知。八次，便是故宫那样的地方，也该抄得片片瓦翻身了呢。他明白，那些被抄走的东西上，凝聚着王樾一生的心血呵。 “那些东西，就这么抄走了？”张伯驹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也许问得多余。 “都抄走了。”王樾答道：“唯有那留下来的一页《聊斋》手稿，我让孩子从窗子爬了进去，找了出来，托人裱了。也巧，恰是最后一页，上面有蒲松龄的题记和印鉴。别的，都……”他一声长叹，摇摇头说：“丛碧，我真后悔，后悔……若是像你那样，把东西献给国家，也就不会有这个事了。美术馆、博物馆、故宫这些地方，红卫兵就没去抄。唉，罪过、罪过这是我的罪过呵——” 王樾脚步散乱地走了，张伯驹的心中，那一层阴影也更浓更厚了。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了。 临终前，他神志清醒，对张伯驹夫妇的事，念念不忘。 “可惜，我们帮不了他更多。前几天，我向总理说了一下，恐怕，他太忙了，顾不上这么多。他们在北京，日子一定很艰难……” 张茜暗暗落泪。 陈毅喘息了一阵，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开，对张茜说：“我的……那副围棋呢？” “在这儿。” “拿给我。” 张茜迟疑了一下，从一边的书架上，拿下了一个圆型的大理石盒子，放到了陈毅的手边。 陈毅打开盒盖，抓起了两粒晶莹的棋子。 这是他的爱物。 他唯一的奢侈品，便是这副围棋了。它跟了他已经几十年。 棋盒是整块大理石雕的，十分好看，庄重、沉厚。里面的棋子，是玉质的，大小不尽一致，有着一种古朴的天然。黑色的带有玉斑，白色的则略显透明。玲珑剔透，实乃围棋中的上品，令人喜爱。 这也是岁月的见证。 陈毅的目光仍在找，于是，张茜把棋盘也拿给了他。 他点了点头。 棋盘是黄杨木雕的，厚寸许，做工精细。盘分两块，用时嵌在一起。由于质地沉实，棋子落上时，铮铮有声。 “盘分两块。这一块，好比就是我们共产党；另一块，好比就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只有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盘棋。”陈毅思忖着，缓缓地说。 张茜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托……力生同志，把它……带给张伯驹夫妇。”陈毅的语气异样地郑重了。 “好的。”张茜连连点头。 陈毅似乎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使命，长出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脸上，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你猜，我在想什么？”他问张茜。 张茜把围棋拿开，没说话。 “多怪，我想起了莫干山。张伯驹先生说，我那首《莫干山纪游词》，将来会成为一篇名作呢，瞧，我也是爱听人夸奖的呢。” 说罢，他便静静地念了起来： 莫干好，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风来凤尾罗拜忙，小窗排队长。 莫干好，大雾常弥天。时晴时雨浑难定，迷失咫尺间。夜来喜睡酣。 莫干好，夜景最深沉。凭栏默想透山海，静寂时有虫哀鸣，心境平更平。 莫干好，雨后看堆云。片片白云如铺絮，有天无地剩空灵，数峰长短亭。 莫干好，最喜游人多。剑池飞瀑涤俗虑，塔山远景足高歌，结伴舞婆娑。 莫干好，请君冒雨游。石蹬千级试腰脚，百寻涧底望高楼，天外云自流。 莫干好，好在山河改。林泉从此属人民，明月清风不用买，中国新文采。 他念到这儿，睁开眼睛，孩子气地一笑说：“还记得莫干山么？这几天，我总是恍恍惚惚地又去了那儿。当初，我还曾对张伯驹说，有时间了，一起再到莫干山走一走，好好地写点什么。张伯驹的词确实有味道，讲究。”说着，他悠悠一叹道：“恐怕，我要自己一个人先去了。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一生爱入名山游！” 陈毅逝世后的第三天，天黑透了。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在后海南沿张伯驹的院门前静静地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个人，手捧着一包东西，走进了开着街门的小院。 自从院里又迁进几户人家后，这里便成了一个杂院，街门也从不关了。 张伯驹和慧素已从广播中知道了陈毅同志去世的消息，正沉浸在无限的悲哀和追思之中。 房子正中，挂着那幅“大雪压青松”。两侧，是一幅长长的挽联。 慧素伏在桌前，正和着忧伤的泪水，画着一幅《海思图》。自从得知陈毅身患癌症之后，她便开始构思、开始画了。画面取的是当年陈毅在北戴河观海时的情景。场面开阔宏远，使人望去，顿生一种民族的自豪之感。 轻轻的叩门声。 慧素开了门。 好冷的寒夜！ 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陈毅的儿女亲家秦力生走了进来。 “张茜同志不能来，委托我把这个送来。这是……老总最后给你们留下的。他说，很遗憾，没能帮你们解决困难。” 秦力生打开了那个包，把那副精美的围棋轻轻地放到了桌上。 然后，他详细地转达了陈毅去世前对张茜说过的那番话。 “真难为他……还记挂着……”张伯驹的声音哽咽了。 他知道这副围棋在陈毅心目中的地位，更掂得出它所代表的含义和分量。陈毅的围棋，天下驰誉。这样一副围棋，便更具不平常的意义了。 “秦先生，”张伯驹道：“我们能不能也给陈毅……敬一幅挽联？” 秦力生点点头 张伯驹马上拿出了裁好的纸，在饭桌上，挥毫写了起来： 仗剑从云做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他定定神，换了一张纸，又开始纵笔写另一联：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七十二字，一气呵成，含了深深的爱，含了沉甸甸的情。 秦力生不住点头。 看一位书法家写字，这本身，也是一种享受。 那一边，慧素的《海思图》也最后画完了。 她把墨渖犹新的绢画小心地用白纸衬了，仔细地包好，交到了秦力生的手上，哽咽着说了一句“请带给……张茜同志……”话未说完，两行热泪便涌了出来。 1972年1月10日。京西八宝山公墓礼堂。 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即将举行。 休息室里，人们纷纷前来看望张茜，要她节哀顺变。这时，忽然有人叫了起来：“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了，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这消息在人们的心头轰然了。 天很冷，毛主席穿着一件呢料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薄毛裤，领口可见里面还套着睡衣，显见来得很匆忙。 毛主席是1月8日在签发中央送审的关于陈毅追悼会规格、悼词等文件时，才知道陈毅去世的消息的。关于规格的安排，本来只是按军队元老去世的规格进行安排的，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一律不参加。主席皱着眉头看完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张茜已经分明地老了，面容憔悴。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她穿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庄严而朴素。一见主席，张茜便哽咽地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主席落泪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啊，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个好人！” 陈毅的几个孩子肃立在张茜身旁，主席一一问过了他们的名字，感慨万千地说道：“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 见到西哈努克亲王也来了，毛主席便向西哈努克讲述了去年9月13日林彪摔死于蒙古温都尔汗的情况，并强调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主席的情绪有些激动。自从林彪的事发生之后，他也分明地衰老了。 追悼会开过后，毛泽东在灵堂里缓缓地走了一圈，看那些送花圈人的名字，看那些白色的挽联。 张伯驹那副对联，因为长，所以分外令人注目。毛泽东的脚步在张伯驹写的对联前停了下来。 好出色的文笔！寥寥百余字，生动、准确地勾勒了陈毅的一生，用字讲究，语韵铿锵。这里面的话，正是他许久以来要说的。 他有着太多的话要说。 他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于是，往事被深深搅动了。 “这个张伯驹是什么人？”毛泽东问身边的周恩来。 周恩来略一迟疑，答道：“一位民主人士，是陈毅同志生前的朋友。” “他没向我讲过。”毛泽东的眉宇间凝聚着巨大的力，又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北京。”周恩来转身见到了张茜，走过去说：“主席问张伯驹先生呢。” 张茜走到了主席的身边。 “这幅挽联写得好！”毛泽东又赞了一句。 他极少这样夸奖人。 “他就是那位把传世第一的字，传世最古的卷轴画捐给国家的那个人。” “噢……”毛泽东猛然记起，问道：“他的夫人，是不是叫慧素？” 毛泽东的记忆力绝佳。虽然已过了许多年，他仍然记得这个名字。解放不久，何香凝向他讲过慧素这个人。毛泽东的私人藏画中，还有一幅慧素画的山水呢。 “对，就是他们！”张茜忙说：“到现在，他们不但没工作，在北京连户口也没有呢，好惨。陈毅活着的时候，总挂牵他们的事。” 毛泽东点点头，看着周恩来说：“对这样的人，应当保护，给出路。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像张伯驹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去嘛。他们本人，便是一部历史呢。” 追悼会后，周恩来马上责成童小鹏，对张伯驹的事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人生充满了奇遇。 在那样的年代里，毛主席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于是，一切障碍都被瓦解、被击碎了。 那几天，张伯驹家天天都有人来，进进出出，脚步匆忙。邻居猜疑着，注视着，希望知道其中的秘密。 可是，这老两口太孤傲了，全没有一点儿老北京人爱串门、爱聊天的习惯，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样的人是最遭人憎的，因为人们希望大家都一样，不能容忍哪个人特殊起来。 一转眼，他们到北京三个月了，临时户口限定的三个月期限到了。 那位让他们“走着瞧”的副主任又来了，查他们的临时户口，并郑重地告诉他们：这临时户口已经到期，要到派出所去重新办理。 慧素去了。 管户籍的民警分明是早已串通好了，慧素一去，管户口的女民警便说：“不能延期。要延，重新开介绍信来！” “让我们……在北京过了春节，再回去，不行么？”慧素央求着：“现在……东北很冷，我们的年纪……都大了。” “不行！”女民警无比威严地说：“都像你们这样，北京城受得了吗？上级指示，春节期间，严格限制外来人口。知道了吗，平时还可以延期几天，春节期间，一律不行。发现没户口的，一律遣送回去。” “有病，也不行么？” “都吃五谷杂粮，谁没病？”女民警真是铁石心肠，一点不肯通融。“你们可以先回去。过了春节，重新开一张介绍信，再回来。” 慧素知道再说下去也没用，只得离开了派出所。 人生的路，真是太多艰难了。 回到家，伯驹问：“怎么样？” “不行。” 张伯驹气得鼓鼓的。“不行就不行，他们能把我抬到东北去，我不信！”他倔了起来。 正说话间，副主任和管片的民警来了。 这回是先礼后兵。 “临时户口办好了吧？”民警笑着问。 “没有。”张伯驹冷冷地答道：“去了，你们的人不给办。” “噢。”民警点点头，为难地搓着手说：“这是制度，谁也没办法。” “没办法就没办法。这就是办法！” “怎么？” “等他们来抬我走吧，我等着！”张伯驹额上青筋一跳一跳的。快八十岁的人了，到头来竟连家也不许住，他转不过这个弯来。 民警的脸色变了，软中带硬地说：“你打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比试比试谁更硬吗？我有言在先，上级规定，拒不执行的，公安机关有权交遣送站负责遣送回去。你不是不信么，好吧，那就试试看。”说完，民警带着副主任气哼哼地走了。 这一次，看来是要动真的了！ 慧素坐到桌前，抚弄着那对围棋盒，真想放声痛哭一场。这些人，真是逼人太甚了。 若在过去，他们还可以找找陈毅，如今，陈毅也故去了，还能求谁呢？ 春节临近，天更冷了。 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欢庆新春，斗私批修”这样的标语了。同热闹的外面相比，这里全然成了一个孤独的角落，没人理，没人问。邻居几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又笑又跳。街门中，人进人出。串门的，送礼的，整天不断。而张伯驹的家中，却像坟墓一般死寂。 年关近了，慧素的心事也更重了。听说，有的地方已经在开始往外地赶人了。 除夕的前一天，街道送来了一份正式的通知，要求所有没有正式户口或临时户口的外来人员在春节前离开北京。张伯驹把通知看了一半，便扯了个稀烂，丢到了门外边。 这一回，他准备干到底了。反正已经活了这么大，死了也够了。他决心已定：宁可受罪，再不受辱。 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半辈子。当年，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他曾奔走呼号，将生死置于度外。如今，北京却容不得他。再有两天就要过年了，他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过几个年呢？可是，这里的人却要像倒垃圾一样把他倒出去，连个年也不让他过。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不理解。 他也无法理解。 天黑时分，落雪了。 有雪的晚上，总是分外地安静。 他写好了“绝命书”，坐到了椅子里，回想着往事。 可惜，傅湘故去了，王樾年纪太大，也不能来。他希望能有个人谈一谈，可是，却没这样的人了。人一老，最怕的并不是死，而是孤独，一种被抛弃般的孤独。 远远的地方，传来了放鞭炮的声音。虽然只是疏落的两三声，却勾起了他深深的回忆。 他问自己：这辈子，究竟哪一步走错了？ 若是让他重新选择，他会选择一条怎样的路呢？ 院子里，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细一听，听得见门外还有汽车的发动机声。 “他们真来了！”张伯驹暗暗地说。脸上，现出了一副刚毅的笑来。 慧素已经穿戴停当，东西也收拾好了。 “张伯驹同志是在这里住么？”有人敲着玻璃窗问。 “在！”是一字瓮声瓮气的回答。 门开了，三四个穿制服的干部顶着一身雪花走了进来，带进了一阵寒气。 张伯驹已经拉开了决战的姿势。从那个民警走后，他就在等着这一刻了。相比之下，面对更胜过等待。既然早晚都会发生的事情，早一点发生更好。因为，等待也是一种消耗，一种付出。 面对来人，张伯驹送上了一声悠长的冷笑。使得进来的几个人弄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回事。 慧素却看出了有什么不对，迎了过来，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中央文史馆的。”为首的一位中年人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纸来，笑着说：“如今办点事，可真麻烦。春节期间，火车上的人又多，紧赶慢赶，今天才算把全部手续办妥。本来，我们打算明天来，可又怕你们着急，所以，晚上就赶着来了。打扰了你们，很对不起。” 慧素接过了那一堆纸，刚要看，却听张伯驹一声狂喝：“慧素，请他们出去，都出去，这是我的家！” “伯驹！”慧素叫住了他，把那叠文件递到了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方才只在生气，竟没听来人说些什么。 他低头看那些东西，只一眼，便怔住了： 聘任书 兹聘请张伯驹先生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中央文史馆 1972年2月 再下面，是两张已经办理好了的户口登记卡，以及一叠中央文史馆的情况介绍材料。 “你们……”张伯驹艰难地扬起了头：“会怪我有点……老糊涂了么？我以为……是派出所那些人来了呢……” 正说话间，院里又响起了沉重而杂沓的脚步声。一个声音指引着说：“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两个，都没走。” 门口，出现了一伙气势汹汹的人，有警察，也有穿便服的。 一个人走上前来，冲着文史馆的几个人毫无礼貌地打量了一番，鼻腔一哼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中央文史馆的。” “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么？” 文史馆的中年人皱了皱眉，说道：“他们是好人。” “你这么肯定？” “当然。” “好吧，那就一块儿走一趟！”说着，他从裤袋里掏出了两副锃亮的手铐来。 那位中年人这时才明白方才张伯驹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看来，今天晚上，他们来得太及时了，否则，两位老人又要吃好多苦呢。 他转过身，对一个小个子的中年人笑了笑，说道：“陈处长，你来解释一下吧。” 陈处长穿着风衣，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方才一直没说话。这时，他走到了那个民警面前，口吻强硬地说：“谁批准你们这么胡来的？” “胡来？”那个民警叫了起来：“你是干什么的，把工作证拿出来！” 陈处长掏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证，递了过去，同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为张伯驹先生落实政策，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的，要不要跟我们去中办核实一下？” 那个民警一见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证，先自软了，又听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为张伯驹落实政策，知道这下惹祸了，忙双手递回工作证，连连说道：“误会了，误会了，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你们出去吧！”陈处长摆了摆手。后来的一帮人闻声，忙不迭地一齐走了。 “这……是真的？”张伯驹望着陈处长，泪珠在眼睛里打转了。 “是的，是真的，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的。过了年，您就可以到中央文史馆去上班了。”说着，他又转身看了看慧素道：“我们考虑，张老岁数大了，您暂时就不要出去工作了，照顾好张老，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方才那位中年人也走了过来，说道：“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们不要客气，组织上会想办法解决的。” “没……没有。”慧素鼻翼翕动，感激的泪水早已忍不住，奔涌了出来。 生活中的新一页，随着春天的到来，一同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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