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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北京中南海庆云堂四号院。陈毅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大红请帖，上书“恭请陈毅副总理出席批判驻外使领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等字样，落款是“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 在那动不动就“打倒”、“砸烂”的年月，“勒令”一位领导人出席这类批判会是司空见惯的，而使用如此恭敬的措词，则实属少见。 陈毅的秘书石国宝（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局长）拿着这张大红请帖却犯了难。 陈毅确实很忙，除了分管国务院外事口和外交部的工作，“文革”开始后中央指定他分管西北地区，日程每天排得满满的。1月2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检查”获得通过，成为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他自己知道，“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看见党的传统被破坏，党组织陷于瘫痪，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军队受冲击，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他常常禁不住要讲。 石国宝对这些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很有顾虑。说是批判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到时候谁知道会生出什么新花样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如实向陈毅报告了此事。 陈毅对这些归国留学生显然已有了解，对他们的举动没有提出批评，也没有说到时是否出席他们召开的批判会，只是要秘书通知“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所有负责人来一次，他要同他们谈一次话。于是，安排了2月16日晚上这次重要的接见活动。 笔者就此访问了乔晓阳（当年受陈毅接见的归国留学生代表之一，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乔晓阳感情激动地回顾了这段经历：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后由国家高教部派往古巴留学的，就读于古巴哈瓦那大学。1967年2月初，国内通知所有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随着这一潮流回到北京，这年21岁。回国的第一个晚上，躺在北航教室铺着稻草、被褥的地铺上，竟夜翻看同学送来的红卫兵小报，感到迷茫和困惑。 这时回国的留学生约500多人,先分住在北大、清华、北医、北航等高等院校，后集中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局（专家已撤离，空房很多）。 留学生中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进而组成了“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协调各战斗队的活动和统一行动。这是当时刚归国的留学生中一个松散的组织。 联络站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北京召开批判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其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已过，留学生们为了表明跟上“革命”的步伐，决定要补上这一课。 在讨论邀请陈毅出席批判大会的方式问题时却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同作为外交部长的陈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依惯例通知他或勒令他出席；一种意见是，陈毅是人民景仰的元帅和老革命家，应用大红请帖向他发出邀请。讨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压倒多数，被通过。我当时是举双手赞成用大红请帖邀请陈毅的。 恰在此时，毛里塔尼亚外交计划部长一行访问中国。陈毅以主要精力投入外事工作。 2月15日，陈毅出席为欢迎毛里塔尼亚贵宾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随后与周恩来一起陪同这些贵宾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2月16日是毛里塔尼亚外交计划部长一行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陈毅出席中国和毛里塔尼亚关于贸易、经济、文化等协定的签订仪式，并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就在这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老革命家为一方，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为另一方，爆发了一场剧烈斗争。从“文革”一开始，双方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待老干部的态度和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多次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天下午的怀仁堂碰头会，是双方斗争的高潮。会上，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不要党的领导、打击迫害老干部的可耻行为，指出“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当他气愤已极，拿起文件包，穿衣欲走之际，陈毅叫住他，激愤地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并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李先念痛心、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 这次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重要会议，长时间秘而不宣。那天下午，陈毅的警卫秘书宫恒征陪着陈毅从庆云堂四号院家里步行到怀仁堂，散会后又一起步行回家。他见陈毅浓眉微蹙，怒气未消，试探着问了一声：“老总，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陈毅似乎在想心事，所答非所问地嘟噜一句：“快走，吃了晚饭还要赶到机场为外宾送行！” 在驱车去机场的路上，宫恒征说：“老总，送外宾回来怕很晚了，接见留学生的事就改个期吧？” “谁说改期？”陈毅说得斩钉截铁，“看着娃娃们犯错误，我陈毅睡得着觉吗？！” 2月16日晚上，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现国务院第四会议室）灯光如同白昼。20多名“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作为500多名归国留学生的代表，围坐在罩着白台布的长条桌周围，等候陈毅的接见。长条桌边的小条桌旁坐了“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派来的三个人，桌上纸笔俱备，似负有速记任务。 主持人告诉大家：陈毅副总理因有外事活动，请大家稍候。同时发给每人一张小卡片，填写各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等情况。 9时许，陈毅在警卫秘书宫恒征陪同下步入会议室，边脱大衣边致歉说：“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随即在长条桌的一头坐下来，拿起一张张小卡片念着，和大家一一认识。 “哟，已经过9点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清了清嗓子说：我讲起话来，往往长得吓人，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过，我这个人也有个好处，讲民主。在座哪位瞌睡来了，就放心大胆地睡。哪位要行方便，会议室边上有卫生间，来去自由。我不会给他扣帽子、打棍子的！ 肃静的会议室里有了轻微的笑声。 陈毅问了一下留学生们在国外的学习生活情况。被问到的人一一作了回答。讲话随即转入正题： 同学们，你们从国外回来刚刚十来天，对国内情况不了解，对“文化大革命”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一回事，究竟怎么个搞法，也弄不清楚。你们首当其冲应该做的事情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多调查研究。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年轻人不要光满足于轰轰烈烈。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要踏踏实实，不要轰轰烈烈。你们一回国就要开批判驻外使领馆资反路线这样的大会，不是满足于轰轰烈烈吗？可要谨慎从事呀！…… 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干部问题。前一段是为革命小将说话的，现在要为干部说话了。《红旗》杂志马上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做《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中要引用毛主席《学习和时局》中提出的对于人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纠正对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我讲这些话，有些人不爱听，可这是真理。…… 宫恒征用手碰碰陈毅，示意他把好嘴上的关,别“走火”。陈毅全然不为所动，继续说道： 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打倒、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前几天,先念同志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一问都戴过高帽子，大家相视而笑。这不是瞎胡闹吗？…… 陈毅越讲越激动、越愤怒，语气越严肃：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宫恒征又向他递眼色，他置之不理，照样往下说：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到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我看到一张红卫兵小报，大标题是：《打倒大特务杨尚昆之弟杨尚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江西老俵，怎么是兄弟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胡说八道是要整死人的，是要出人命的呀！…… 陈毅怒不可遏，从座位上站起，转到靠椅后面，双手撑着椅背，怒目圆睁，目光直射天花板。少顷，忽然发出雷霆般的怒吼：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话音戛然而止。整个会议室像突然凝固了，连外交部造反派埋头速记的人也僵坐着一动不动。陈毅对全场扫视了一眼，仍旧回到座位上，用两根指头敲敲脑袋说： 现在你们这里发热，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很多人头脑发热。说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自己以为了不起，好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什么举足轻重，我们是举足撞头哟！我们居然有这么一个驻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国外去了。他先是同章文晋大使闹矛盾，继而发展到支持使馆的造反派造大使的反，弄得鸡犬不宁。前些天，章文晋大使从巴基斯坦回国，这伙造反派早就通了气，他一下飞机，就被按着头戴高帽子游街。现在，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他怎么回去工作，怎么向巴基斯坦方面拜会辞行？！真是岂有此理！ 话音未落，在旁速记的一个外交部的造反派倏地起立分辩：“陈老总，关于对×××同志的看法，我们和你有分歧！” “你算了吧！”陈毅不容分说地猛一挥手，“我对他比你们了解，他是华东的干部，这个人历史上就投机！”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他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语气中不无责备的意味： 对于干部的缺点错误，可以揭发，可以批评，但反对乱斗，反对胡来。你们在座的这么多干部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现在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你们不心疼哪？！在座的还有工农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工农大众辛辛苦苦打天下，现在他们无辜地被冤枉，受委屈，你们也无动于衷罗？！…… 陈毅还讲了历史，讲他在红军初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曾一度使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但实践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比自己高明，便心悦诚服地向毛主席作检讨，陪礼道歉，仍旧把毛主席请回前委领导岗位。还讲了中央苏区打AB团时捕风捉影、刑讯逼供的惨痛教训，冤死了很多人。他自己也被怀疑为AB团长，只能向人家低头，不敢抬头，走路都得靠着边边走，差一点杀了头。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毛主席很快回信支持他，不但使他幸免于难，还向他委以重任，把当时的军费和自己的手稿托他保管。他要大家牢记这些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 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伯恩斯坦、考茨基来修正他，有列宁、斯大林，就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来修正他，我们有毛主席，就没有人来修正他呀？……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受委屈，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掌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不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吗？毛主席就最能受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10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陈毅滔滔不绝地一气讲了七个小时。 散会时，已是2月17日凌晨4时许。留学生们似乎都有一种沉重的使命感，当他们离开中南海时，一个个神色庄重而严肃。 在长达七个小时的接见中，神经最紧张的要数警卫秘书宫恒征。他随时准备给陈毅某种暗示,提醒他别因说“过头话”而惹来麻烦，直到接见结束才松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承认，一开始就小视了这些留学生，以为他们肯定“左”得出奇，不知会找多少麻烦。其实这些留学生是很守规矩的。他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接见。学生们显然被陈老总的讲话深深打动，气氛融洽，神情专注，整整七个小时没有一个人随便走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留学生代表们对陈毅的讲话，除个别人外，反响很好。乔晓阳说，听了陈老总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前些日子百思不解的事，此时豁然开朗。“文化大革命”会错吗？他以前想也不敢想。现在懂得了要学会用脑筋想问题，要不断提高分析判断能力。他觉得自己更加贴近陈老总了。他从陈老总的傲然正气，看到了党的希望，国家的希望。 通过接见增进了两代人之间的了解，加深了感情。出于爱护和保护陈毅的需要，留学生代表们相约不把陈毅讲话的内容向不可靠的人泄露。这些讲话的尖锐程度,随便摘取几段都可以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子弹,是林彪、“四人帮”迫害者一辈革命家所求之不得的。但林彪、“四人帮”罗列的所谓“二月逆流”的“罪证”中，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不仅如此，现在流行的几种“文革史”、“文革资料”中，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事实说明,这些归国留学生代表们严守秘密的努力是有效的，也有力地说明了人心的向背。 陈毅讲了许多老干部想讲而没有讲的话，受到老干部的真心欢迎。有的留学生把陈毅的谈话向一些老干部悄悄作了转述。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原来失去生活勇气的，听了陈毅的讲话后重新振作起来，看见了希望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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