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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的日本战犯中有将官五名、校官210名，其余700多名都是尉官以下人员。 尉官以下战犯没有受审讯，自始至终都是自觉坦白自己的罪行的，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对他们来说，自觉坦白顾虑重重，他们没有勇气和信心放下思想包袱。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管教人员能及时找他们谈话，解除思想顾虑，增加认罪改恶从善的信心和勇气。尉官以下战犯是在逐渐理解中国政府政策的过程中得到思想动力的。是在认罪过程中感受到包括所有管理所工作人员的人间之爱。他们认识到，共产党人不是那种他们过去听说的“共产共妻”的“赤党”，而是比任何人都有人情味、具有高尚品质的人，惨无人道的匪徒实际上是他们自己。 人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对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就连我们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我们是在教育改造战犯的实践中，抛弃了个人狭隘的思想，学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知识，真正理解了人道主义的含义。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日本战犯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在中国土地上杀害了无数的中国人，对他们千刀万剐也解不了心头之恨。但是杀死他们并不可能完全消灭战争，要消灭战争就必须在地球上根除军国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战犯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战争的被害者。他们作为人，也有过天真浪漫的童年，也曾憧憬过美好的未来。在战争期间，他们也时常想念可爱的故乡，也眷恋着亲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因此，帮助他们恢复被战争混灭的人性具有深刻的意义，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管理所工作人员与战犯们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转变，消除了历史的偏见，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管制与被管制的界限。 对于那些从内心深处忏悔自己罪行的尉官以下战犯来讲，管理所的管教人员再也不是管制者了，而是真正理解他们苦衷的诚实的朋友了。他们愿意与管教人员接近，找他们谈话。在管理所高墙之内，经常能见到管教人员与战犯促膝谈心的情景，他们之间的话题无所不包，如孩提时上学校的故事、故乡的情况、亲朋好友的事儿，还有失恋的故事等等。通过这些人情味丰富的谈话，那些尉官以下战犯真诚地低头认罪，并表现了对破坏和平的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无比憎恶。 对于觉悟了的尉官以下战犯们，管理所再也不是座监狱了，他们认为是一所古今没有过的特殊学校，是他们温暖的家。他们热爱这个家，一心想把这个家收拾得整洁。他们主动铲掉管理所内杂草，整理剪修花坛，给花草上肥浇灌等等。 我们针对尉官以下战犯们的表现，没有要求他们坦白或者反省，而是允许他们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并允许他们自由活动。然而，他们能主动坦白和反省，他们认为自己只有坦白才能变得诚实，只有反省才能少走歧路。而此时他们的坦白和反省已不是那种机械性的反复过程，他们已超脱了个体，是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和留给子孙后代以教训而坦白和反省。 在尉官以下战犯之中，有不少是文人和艺术家。他们之中，诗人写诗、作家写小说、音乐家唱歌，还有不少不是文人也拿起笔写回忆录和自传，控诉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 开始的只是由几名文人和艺术家兴起的这种创作活动，不久得到了迅速扩大，到后来700余名尉官以下战犯都参与了写作活动。一些文笔较差的战犯是在那些文人出身的战犯的帮助下完成文字工作的。鉴于这种气氛，学习委员会组成了创作组、戏剧组、美术组、书法组、音乐组、舞蹈组等小组，并有计划地统一组织各类活动。 为了更有利于组织各项活动，管理所根据战犯们参加各项活动的情况，重新调整了战犯们的监舍，指定活动场所，提供用于活动的笔、纸张、乐器、戏装、化妆品等物品。管理所成了名副其实的俱乐部，有唱歌的、朗诵诗歌的、演戏的、跳舞的、画画的等等。战犯之中也有岁数较大的，可是他们似乎都回到了童年那种天真烂漫的时代。 人的思想意识经过启蒙阶段“量”的变化，一旦进入觉醒阶段，那么“质”的变化有了飞跃，它好比冒着浓烟的柴草堆，只要遇到一丝风的吹助，便立刻会燃烧起熊熊烈火。从此，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改造高级别战犯上，而尉官以下战犯的教育改造主要由战犯自治组织学习委员会负责实施，学习委员会还根据战犯们的要求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在这种学习和改造氛围中，产生了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更加憎恶军国主义政治。他们在回忆录和自传等作品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转变过程。 对战犯的写作，管理所规定不许干涉日本战犯们写书的内容或形式，允许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行文，就是与中国的政策有相悖的观点也是许可的。因此，我们并没有打算了解日本战犯们在写什么内容。可是，有一次几个日本战犯拿着原稿找到了我们，并要求检查。我说，既然允许自己创作，就没有必要进行检查。但日本战犯们坚决要求审阅，无奈我只好开始阅读他们的作品。我所读过的日本战犯们写的作品有几百万字，每篇作品都是一部较好的“史书”，有时我是通宵达旦地读日本战犯们写的作品。 尉官以下战犯们自己创作的歌曲、舞蹈、戏剧，我是一个也没有错过，全部观看了，那些情景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但迄今仍历历在目。其中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日本战犯以坦白书为主题创作的短剧。 幕拉起后，舞台上有一个破旧的草房。屋里是中国农民家庭常见的炕桌、长条凳子，门口有锅台。屋里有一对中年夫妇正在谈论家事。突然，皮鞋声响起，有3个日本兵端着枪闯入中国人的屋里。其中一个日本兵在屋子里翻来覆去搜索，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日军军曹命令另外两个士兵把中国农民捆起来。中国农民往后退了几步问道：“我没有罪，为什么要绑我？” “刚才有一个八路跑到这里，是不是你藏起来了？快点说出来！”日本军曹说完抓住中国农民的脖领，手脚并用殴打中国农民。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和八路军串通一气，快老实交待！” “我是种地的农民，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在撒谎！”日本军曹气急败坏，他拿起烧得通红的炉钩来烫中国农民的脸。 “啊！”中国农民晕过去了。 “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农民的妻子走到日本军曹面前哀求道。 日本军曹抓住妇女的头发说：“快快老实交待！” “我不知道！” 问多少遍，中国农民还是回答不知道。 日本军曹相信这一对中国农民确实不知道，但他又怕放了他们会投奔八路军，于是他恶狠狠地拔出枪来将那个男的杀害了。 “你们这些杀人恶魔！” 晕倒在地上的中国妇女愤怒地喊。到此，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夕阳西下的傍晚。中国农民的尸体仍躺在地上。日本军曹抓住中国农民的妻子，要她说出八路军去处。 农民的妻子义愤填膺，她说：“你们这些豺狼，老天不会饶你们的！” “你也不想活了！”日本军曹用淫荡的眼光看着农民的妻子，说：“你给我笑笑，那就不用说出八路军的去向。” 日本军曹欲对农民的妻子施暴。舞台逐渐暗下来，随着一声枪响，幕拉下来了。 舞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都是日本战犯。扮演农民的是日本战犯中的官吏，扮演农民妻子的是尉级战犯，日本军曹是谁扮演的记不清了。他们从来也没有上台演出过，也没有受过什么演艺培训。但是，他们的演技很真实，演出是非常成功的。这是因为，他们是把自己在一个农村犯下的罪行如实地搬上舞台演出的。扮演配角的3个日本战犯是经过巨大的思想斗争之后才把自己的罪状搬上舞台的。虽然他们在精神上感到痛苦，可是他们的痛苦远没有那些死去的中国农民大。他们通过演出切身体会到被害者的痛苦，以此来批判侵略战争。 当时，创作活动的积极分子泽田二郎是这样评说的： “这部短剧的素材不是遥远的历史事情，而是10年前发生的真实的事实，是把我们犯下的罪行搬上舞台再现的。这部短剧是很成功的剧。这部剧是在反省罪行时演出的，可以说是谢罪的剧目。” “反省罪行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一旦经过这一过程，犹如虔诚的教徒领悟到了深奥的教义时那般有一种难以明状的快感。回想过去，心中充满无限的内疚。在我的耳旁常常回荡着在日军铁蹄下抗争的中国人民愤怒的呼喊，也有那些失去亲人而哭泣的嚎声，我时常抑制不住感情而流泪。” “我们渐渐恢复了人性。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很早以前听说过的词汇，好长时间我们是忘记了这个词。人性是正常人的情感和理性。也就是说把别人的疾苦和悲哀看作是自己的疾苦和悲哀，并给予同情和帮助。这是最低标准的人性。而我们是杀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我们是仅仅粗浅地认识和恢复了人性，只是真心地忏悔和谢罪而已。残杀数千万中国人民的我们如果继续坚持自己军国主义的立场，那我们真的是冷酷无情的野兽。只有完全彻底放弃杀人者的立场，坚定地站在被害者的立场，才有可能恢复人性。” 日本战犯演出的剧目都是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为主题的，其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他们来说，写剧本是比较容易的事。把几个人的坦白书拿过来，经过简单的改写就可成为较好的剧本。此外，还演出了反映狱中生活的剧目和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剧目。其中还包括描写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背景的剧。广岛核爆炸对粉碎日本战犯们军国主义妄想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的日本战犯中有许多人是第39师团官兵，他们大部分是广岛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亲属和朋友被原子弹夺去了生命。从这一悲剧中他们进一步认识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也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罪行。日本战犯还以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背景排了一出剧。 幕拉开后，舞台上呈现出日本战犯所熟悉的故乡美丽景色。随着轻快的乐曲又出现了海滨景色。那里有他们童年时学习过的校舍，过节时玩耍过的地方，是生长成长的故乡，在异国他乡日夜思念的故乡，永远不能返回的故乡。 台下有不少日本战犯看到舞台上故乡的美丽景象和听到那亲切的民谣乐曲，不知不觉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舞台上宁静的故乡山村景色渐渐退去，转眼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港口。一群日本士兵正在登上戒备森严的军舰。舞台上又变成了荒凉无际的满洲大地，日本军队杀人、放火……，满洲大地顿时变为一片火海。 舞台背景又转变成宁静的日本小城镇。突然警报声响彻广岛上空。伴着强烈的火光，发生了巨大的爆炸。瞬间，广岛变为一片废墟，夺去了20余万人的生命。 在悲壮的乐曲声中，从一堆死尸中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慢慢爬出来了。他慢慢站起，已经分不清他是男是女了。他举着被鲜血沾染的双手愤怒地喊：“是谁发动了战争！把他处死！” 台下的日本战犯们也群情激昂。 “打倒军国主义！” “消灭战争！” 演出结束了，但日本战犯们久久不愿离去，他们仁立在原地还在思索着。 泽田二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个剧表现了‘大东亚共荣和王道乐土’的下场。是他们（注：天皇和军阀）把日本人民推向灾难和死亡之路。原子弹的被害者是我们，当然我们既是被害者，又是凶手。我们不知道战争的性质，我们被带到中国土地手握杀人的武器在中国大地上制造了犹如广岛般的血海。是日本自己把国家和人民引向地狱之路。” 以自治形式的学习委员会组织进行的包括戏剧在内的各种活动，不仅给单调乏味的监狱生活带来了生机，而且把教育改造战犯的工作推向更深层次。 要搞一次演出，必须动员许多人。如需要写剧本、导演、演员、舞台装置、服装、化妆、照明、音响等等。参加演出的战犯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和统一行动。对他们来说，统一意向和行动的过程，就是理解和消化剧情的思想内涵的过程，也是不断改造自己的过程，更是从思想深处转变的过程。因此，参加演出的战犯们在正式演出前，他们自己已被剧情教育感化，并起到了先觉者的作用。 合唱演出也受到欢迎。参加合唱队的日本战犯们唱自己故乡的民谣，也唱在苏联学会的革命歌曲和中国流行歌曲。中国歌曲是管理所管教人员教会的。一天，他们学唱《歌唱伟大祖国》这首中国歌。因为这个歌的曲调轻快，容易上口，在日本战犯中很快流行起来，还在舞台上演唱过。 后来，有一名战犯看过新闻片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百姓唱《歌唱伟大祖国》那么嘹亮，而我们唱就没有活力？ 提出问题这名日本战犯也许是单纯地发现了演唱方面的差异。但是，大多数日本战犯们在思考共性的差异原因时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演唱技巧方面的差异，而是情感上的差异。摆脱数十年殖民统治的中国百姓充满了喜悦，所以他们的歌声嘹亮，他们情绪像火一样热烈。而我们这些日本战犯虽然坦白了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罪行，但还没有从心灵深处忏悔，因而不可能像中国百姓那样生机勃勃、唱得气壮山河、响彻云霄。 战犯创作的百篇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中，在我记忆里印象很深的有几篇悔罪诗： 细菌实验 原日军关东宪兵司令部中佐课长 吉房虎雄 …… 在这里四千多名爱国志士， 有的被培育霍乱、鼠疫、肠炎、赤痢等细菌而惨死； 有的被活活拔出神经； 有的用作爆破实验而炸死； 试验枪伤而杀死。 总之，使他们遭受惨绝人寰的种种苦痛之后，加以杀害。 如今，那高高的烟囱在日日夜夜地向空中喷吐着白烟。 在那白色的烟雾里， 翻滚着中国的爱国烈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限憎恨和无言的抗议。 太行山下一魔窟 原日本野战医院院长 野田实 ……我重新握紧注射器，将胳膊肘顶住下腹，用尽全力猛推针管，针 管缓缓地移动了。当注入半管空气的时候，那中国人左胸脯——心脏跳动 过的地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声音那样的凄厉和悲惨。他的颚缓缓地 下来了……用听诊器只能听到胸脯里微微地响着断气后特有的一缕沙沙的 凄凉声音。 这声音，在十四年后的今天，依然真切地响在我的耳鼓。现在我闭上 眼睛，那座拥抱着太行山、守卫着河南沃野的美丽山峰，如那热爱和平、 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国人民的雄姿，全部映现在我的眼帘。就在那 里，在大地的怀抱埋藏被我杀害的、怀着血海深仇的无数中国烈士。想到 这里，我的心如刀绞…… 从我极其悲痛的体验中，深深体会到必须彻底反对侵略战争，同时， 对于唤醒我的良心、指给我光明道路，并赐予新生命的中国人民，我衷心 地表示感激。 制造无人区 前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 铃木启久 ……在我的办公桌上，每天都堆满了汇集扫荡成果的报告书。这一份 份的报告书，我都当作自己的丰功伟绩而意气骄横地欣赏着。然而正是这 些堆积如山的报告书，一份份、一页页记下了铁证如山的滔天罪行。 仅仅在这里，我就从中国人民手里掠夺了640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十余 万人逼上了饥寒交迫的死亡线，将一百多户中国人民的房屋全部烧毁，把 反抗鬼子暴行的200余名中国志士，在他们裂发决眦、横眉怒目中惨加杀害。 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惨无人道地进行镇压。但是，中国人民毫无 惧色。抓了一名情报员，就会出现两个；杀了两名干部，立刻变成了四个。 这里镇压，那里反抗；那里屠杀，这里战斗。好像有一个强大的纽带，牵 引着中国人民的英勇斗志，却缠得我精疲力尽…… ……那可怕的威力，任何暴力也无法阻挡。那是中国人民打击日本帝 国主义的伟大力量！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用尽阴谋诡计，也无法使历史车 轮倒转。……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制造无人区的阴谋，终于不能实现。中国 人民创造了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人家稠密的繁荣乐土。如今，山是 照样的林木青葱，水是照样的碧波荡漾，而帝国主义侵略者，却永远被埋 在中国的大地上。 一个检查官的自白 伪满检查官 沟口嘉夫 ……指导员站了起来，是那样的沉着、冷静而又满怀自信。他斩钉截 铁地说：“你杀过中国人！”我大吃一惊。……非常狼狈。但是，我不甘 心失败，就站起来公开反抗：“我没杀过人！” 我回到监号，脑海里盘旋着两个公式：否认——处罚——死刑；坦白 ——处罚——死刑，走哪条路，也难免一死。我想：压根不讲混不过去了， 就把我所处理的巴彦、木兰、东安大逮捕坦白了。…… ……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全神贯注于指导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态度， 拼命地想知道他到底掌握多少证据。 指导员又发话了：“你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在哈尔滨监狱里杀过中国 人。”我吃一惊。他指的是哪个监狱呢？是道里，是道外？……我把那次 杀人未遂的说了。指导员紧逼一步说：“问题是日本投降前那一次。” 啊！——坏啦！问的正是绞杀孙国栋的事！我陷入了恐怖的慌乱的绝 境“万事皆休”了！ 我的心一横，一连串地说：“不知道！没有的事！”……可是不料想， 指导员又问：“你知道孙国栋的事情吧！”我的脸变成了铁青色。神不自 主地叫了声：“我不知道！”这是死里求生的惨叫。……我好像再迈一步， 就要从死亡的悬崖上跌落下去，因此，就拼命站住脚…… 指导员拿出证据给我看……完了……可是，我想活呀！我还说：“我 不知道！我没干过！”……回到监舍，孙国栋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片刻也 不放过。我失败了！在和指导员的斗争中失败了！我觉察到死亡的来临。 既然如此，我就想开些吧！男子大汉，绝不该畏畏缩缩地贪生怕死。 第二天对指导员说：“孙国栋是我杀死的！很长时间叫你操心了！” 我想等着指导员怒喝一声：“坏蛋！”然后，再满脸通红咬牙切齿地 扑过来，拍着桌子，把六亿中国人民的愤怒，如万雷轰顶一般地倾泻过来。 我想过这一切，所以膝盖没有发抖，心境倒也平静。 然而比我更加平静的是指导员。 “好哇！你终于鼓起了勇气，你向人民的道路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我惊讶地抬起头。只见指导员锐利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这个刚刚被 罪孽深重的罪行所压倒的顽抗者。那真是一副严父在静听着坏孩子悔过的 慈祥面容！ 啊！从前我不曾这样对待坐在我面前的中国人！从前，我不是咬牙切 齿、挥拳跺脚，就是怒气冲冲暴骂和殴打他们！我失败了！我彻底失败了！ 指导员说：“你认了罪！这不是败给了中国人民而是败给了真理！” ……啊！真理原来是如此严峻，而又是慈海滔滔！我的眼泪流满了脸，从 泪花中，我看到了无限喜悦。这不是普通的眼泪，而是被真理唤醒时的欢 喜！是新生的眼泪！ 在昏暗的和光明的未来之间，有一座认罪的梯，我终于抓住了再生的 希望，找到了赎罪的道路。……” 小小木偶 前日军59师团111大队中尉 田村真直 （一） 小小木偶啊！ 托在我的手心； 简直一模一样， 我想起了另一对年轻人。 那是三十年前， 铁蹄踏在中国的山东。 对于争取自由的人， 我的回答是：“鲜血磨亮我的刀锋。” “残暴”这两个字怎么能够形容！ 我是个杀人魔鬼！ 万恶的畜生！ （二） 这是普通的一座房。 春联散发着笔墨香； 彩纸剪成的红喜字儿， 刚刚贴上了纸格窗。 是谁家的姑娘， 在冬夜里守着灯光？ 压住心跳把梦想和希望， 刻进那纸剪的鸳鸯…… 噢！ 是把新禧和婚礼， 一并迎进了这座新房。 “开始扫荡”！ 我喊得那样猖狂， 像魔鬼的粗气在暮霭里荡漾， 军队一阵阵地嚎叫， 像扑食的恶狼； 枪声响处，哭成一片凄凉！ 从房子里跳出一位老大娘； 仇恨的眼泪， 声讨着我这个杀人魔王！ 啊！…… 那是一对多么吓人的仇人模样！ 我怕染污了屠刀， 就把子弹推进了枪膛！ 紧紧贴着老人的头， 放出了血债累累的又一枪！ “放火”！ 一声令下，大火飞扬！ 烧毁了纸剪的双喜字儿， 还有那美丽的一对鸳鸯！ （三） 野兽们纵有万把刀枪， 杀不尽中国人民斗志昂扬！ 纵使烧毁了万千个城市村庄， 也烧不尽中国人民的热血汪洋！ 中华民族从血泪中站起， 侵略魔鬼被缴械投降。 如今 中国大地，万丈光芒！ 从珠穆朗玛峰到遥远的黑龙江， 阳光普照，万里辉煌！ 五彩祥云映长空，东海滔滔门金光， 长虹万里挂北京， 天安门上金鸟飞翔！ （四） 小小木偶啊！ 我听到了你愤怒胸膛， 抛起了八万里滔天大浪！ 美国佬！ 任凭你基地多么长， 想捆住日本人民的反抗，那是妄想！ 无耻的老狗们哪！ 任凭你们怎样猖狂， 想出卖民族的良心，那是白费心肠！ 东方出太阳！ 草木点头迎阳光， 中国人民指给我们幸福大道， 无限宽广！ 到了那一天，那一个时刻， 美丽的祖国才是人民的江山， 巍巍的富士山，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到了那一天那一个时刻， 像可爱的木偶一样， 姑娘的步伐轻盈， 小伙子们齐声高唱； 如花似锦的大道上， 踏着锣鼓的风浪， 高声呼唤： “万岁！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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