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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被特赦后很高兴，但新的苦恼又萦绕在心：一个罪人走上社会，被人们鄙弃生活着，那还不如就在狱中了却一生呢？ 为了解除溥仪的心中苦闷，我给他讲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新社会人品。那时中国确实是太平盛世，夜晚不锁门也可以安心地入眠。人们走在大街上拾到钱包，谁也不占为己有，总是主动上交公安部门处理。把这个时期，中国称为“雷锋时代”。雷锋是年仅20岁的解放军汽车驾驶员，他在路上见到病人就护送到医院治疗；发现老人背包沉重，他就回过头来帮助；哪儿有灾苦，就将不多的津贴寄给遭灾的地方。他不知干了多少这样的好事。针对雷锋式的人物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我向溥仪讲了像雷锋那样来生活，并安慰他不必担心人们对你的不信任。但是，溥仪仍然半信半疑。 出狱后，溥仪前往北京。为了消除他的苦恼，组织决定我与负责溥仪的管教人员一同专程护送他。从抚顺去北京，要在沈阳换车。途中的第一站开车后，有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背着10多岁的孩子上车了。坐在门口的我和管教人员站起来让她们坐下。 管教人员问她：“儿子吧？得了什么病？” “不是儿子，是我教的学生。上课时，他突然说肚子痛，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他的父母，这是上沈阳看病。”她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边回答。 “很单薄的人背了那么大的学生上了车。”溥仪边看她边说。 “你看，新社会人与人之间宛如一家人。” 溥仪微笑着点头。看到他的表情，我有些放心了。 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在沈阳站下车了。负责溥仪的管教人员一直陪同溥仪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因住处还未定下来，溥仪暂时住进他的七叔家。 溥仪决心学习新社会新人的优良品质，做一名好公民，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倒垃圾，扫街道。有一次，他扫街道很长一段距离，等他回过头返回家时，竟然迷了路。 一天，溥仪的妹妹领着溥仪逛大街。这天恰逢周日，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公共汽车站人较多，上车很拥挤。溥仪觉得自己是犯过罪的人，绝不能抢先上车，所以一让再让。 一些亲朋好友为庆贺他释放归来，多次上饭店赴宴。宴席中，他怕服务员小姐太累，总是站起来接菜盘子。 两个月过后，民政部安排溥仪到北京市植物园工作，并赋予了他公民的权力，不久又确定为国家公职，使溥仪兴高采烈。他虽然登过3次基，成了中国皇帝登基之最，但从未像这天如此这般兴奋。他为了成为一名好公民、好公职人员，积极主动地工作，他恨不得一天干10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 一天，植物园的民兵们在院里进行军事训练。溥仪找领导要参加军训。民兵是35岁以下青年方可参加，领导向溥仪解释了这一情况。溥仪根本不听解释。他说：“过去我出卖国家，犯了大罪。现在虽然晚了，可我想干保卫国家的事情，请你给予关照了。” “哎，你这个人真不好说服，我也因超龄不能参加民兵组织。”领导再一次解释道。 溥仪仍然争论：“保卫国家的事，与人的年龄有何关系，请照顾照顾。” 在溥仪的坚持下，年过50岁的他被批准当民兵，成为一名“超龄老民兵”。 溥仪出狱后就是这样向新社会优秀公民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两年后，溥仪被任命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期间，他在许多同事和朋友们的关心下，结识了后来成为其贤妻的李淑贤女士。 李淑贤是北京市东城区医院门诊部护士，年龄40多岁，但未婚。国民党时期，她就是医院护士。她在舞厅认识了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剿共总指挥部副司令，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他也是建国10周年时被特赦释放的，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听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关心溥仪婚事之后，便开始为他物色对象，最终得知李淑贤还未出嫁的消息，首先把她介绍给溥仪。 溥仪步入老年方组成真正的家庭，所以他很珍惜这迟来的爱，周围的人都称他是“模范丈夫”。 在长达9年的管理所生活中，溥仪与我结下了特殊的缘分。因此，溥仪出狱后，我俩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溥仪经常给我写信，信中谈及国事、家事，还谈学习和思想改造情况。甚至家庭里一些事不好处理时，他也写信听取我的意见。到了年末，他来信贺新年的同时，把一年来情况会详细地告知我。书信往来中，我总是处于被动。 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会议或出公差，每次到了北京，别人可以不见，但溥仪总是要见上一面。有几次因时间仓促，未来得及通知溥仪。可溥仪不知从何得到我到京的消息，他每次都到宾馆来看我。他考虑我白天工作忙，故每次都是晚间来。我们只要一见面，总免不了长谈，有时是通宵达旦。 1962年秋。溥仪搬进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附近的新居。我出差到北京为他的乔迁登门拜访。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听了敲门声，溥仪夫妇一起出来开门，他俩都卷着袖子，看得出正在干活。他们的新居是典型的四合院。进屋后发现，厨房炉子上正烧着午饭，里屋一角堆了脸盆和脏衣服。 我问：“正在洗衣服吧？” “我们家有分工，按规定今天他洗衣服，我烧饭。”溥仪的夫人回答。她的性格爽快。她接着说，上周日溥仪做皈，她洗衣服。溥仪把米下锅后，出来帮着夫人打下手，结果忘记看火，一锅饭全给烧糊了。说完，她捂着嘴笑。 吃午饭时，李淑贤显得很主动，她讲了许多家庭趣闻。 她说，一天，溥仪找不到自己心爱的怀表，为此，他失眠了。这块怀表是他当伪满洲国皇帝时，某国皇帝赠送的礼物。他被关押期间，这块怀表一直由管理所保管。出狱时，管理所金所长将怀表退还给溥仪。可溥仪说：“这样贵重品应该送给博物馆。” “不，必须收下，这是政策问题。” 在我说服下，溥仪收下了怀表。他把这块表当作管理所的纪念品，非常珍惜。他丢了这么有价值的表，不能不着急上火。第二天起床时，怀表从村裤腿中掉出来了。原来，他把怀表放在西服马甲兜里时由于有个洞，表掉进了村裤里。李淑贤说了事情经过后，又朗朗地开怀大笑。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他们把知名人士视为“反动”分子，拉到大街上游行。这次来京找公安部有关部门办事，了解到溥仪病重住进协和医院，便去看他。 “金先生……”溥仪看到我进入病房，高兴得欲起身，但他实在不能起来了，他向我招手。 “金先生，我在这么好的医院接受治疗，死也瞑目……”说完，他哭了。 “怎么这样说呢，现在的药很好，一定会痊愈的。”我安慰他。 “是啊，我也是那么想。”说完，他疼痛的皱眉头。 医生示意让我结束探望。我从病房走出后，与正在护理他的妻子李淑贤谈溥仪的病情。 她说：“我家先生明知自己得了绝症，可他情绪很好，他怀着对中央领导人的感激之情。” 说着说着，她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当时，在莫斯科发生了殴打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几天前，被打伤的大使馆官员回国治疗，住进了溥仪隔壁病房。全国各家报刊大力宣传了他们，称赞他们是反修正主义的英雄。李淑贤说，溥仪认为，他能够在反修英雄住院的医院治疗，是莫大的光荣，并以此为动力与病魔斗争。 在这之前几日，溥仪遇到了感动的事情。打针时间到了，主治医生在10余名红卫兵的前后挟持下进了溥仪的病房。其中一个头头抓住主治医生的衣领说，像溥仪这样的反动分子也弄到这么好的医院治疗，你们是什么立场！他还让医院立即把溥仪赶出病房。不知谁把情况反映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来电话直接命令红卫兵头头“立即撤离医院”。红卫兵这才灰溜溜地离去。 “我和我家先生，永生不会忘记周总理。”李淑贤感动地说。 从北京返回抚顺后，我受“特务”嫌疑开始被批斗。造反派说，那么关心战犯怎么不是特务呢？我做什么解释和辩解都无济于事。10年文革动乱后，我听李淑贤说，溥仪因我也受了不少苦。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了调查我的所谓罪行，多次找躺在病床的溥仪审问。 “老实交代金源的罪行，不然没有好下场。”造反派把笔和纸递给溥仪。 “金源所长是我的恩师，是全国有名的模范干部。他始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以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委员身份和金源先生的学生身份担保。” 溥仪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全，每次都重复上述的说法，为我辩护。因而，他受到更大的痛苦。我听了李淑贤的话厅，心里很难受，眼里流着泪水。 1967年12月，溥仪因患肾癌，朝夕难保。一天，他从昏迷中醒过来。他不再呻吟，睁开眼，微笑着，抚摸着夫人的手。 他深情地说：“淑贤，我的一生做过皇帝，也做过普通百姓。我觉得，自己生命的结局是好的。改造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容易的，任何国家也不会有的。” 这句话就是溥仪对夫人说的临终遗言。他出狱8年后去世，享年61岁。他去世时，我因被游街挨斗，对他的去世噩耗一无所知。1979年，溥仪去世12年后，在政协礼堂举行了溥仪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溥仪的夫人李淑贤、弟弟溥杰和杜聿明等老人。12年了，他们已哭干了对故人悼念的泪水。这天的话题主要是讲文比大革命的动乱。他们说了许多在周总理保护下，躲过动乱灾难的事情。 改革开放开始后，我参加了反映溥仪一生的电影拍摄，是影片中唯一真实的人表演自己。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战犯》一片时，我担任顾问；中意合拍《末代皇帝》一片时，我参加了宣布特赦令的拍摄。 《末代皇帝》是1984年筹拍的。意大利导演在写剧本时，频繁找我谈剧本。剧本是改编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但这本回忆录描写管理所生活很少，我补充了许多部分。我与意大利导演经常见面。每次见面，总是从早谈到天黑。他提问不同时期的歌曲、大街上的标语、流行的服饰。我为了真实地再现溥仪的生平尽最大努力帮助剧组。 剧本撰写完后开始拍片时，意大利导演还不时地找我谈片，听取我的意见。一天，导演请我出演影片的一场戏。我回答他，我连活报剧也没有演过，电影就更不能拍了。但他说，戏不长，为了保证电影的真实性，辛苦一次吧。不好再谢绝了。我按照他的要求，翻出原来在管理所穿过的旧服装，去了拍摄现场。戏不过1分钟。因演技问题，这场戏从一早拍到傍晚。这天我才知道，拍电影如此艰难。 电影拍完后，被有关部门审查时，我以顾问身份参加了审查工作。电影基本上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但是，关押期间管教人员谩骂和殴打战犯的场面是完全捏造的。我向两国导演提议修改这一部分。 意大利导演要求给予谅解。 他说：“这部影片将在世界各国放映。战犯管理所与外国的监狱一样。看守和犯人亲如一家人，那别的国家人们不会相信，进而对这部影片的真实性也会产生怀疑。那么，花费巨资拍摄的影片就卖不出去了。请予谅解。” 他再三这样请求，但我始终坚持不能歪曲历史。 这部片子在世界许多国家上映，并获得了奥斯卡奖，特别是在日本反应较大。日本战犯们说，影片中将出现金所长，所以举家带口去影院观看。之后，我每次访日时，总是受到日本战犯们的质问。他们对影片中描写看守打骂战犯歪曲历史的场面很不满。我借该书向读者澄清电影中歪曲历史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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