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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日本战犯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藤田茂，那么在国民党战犯中印象最深的人是黄维。 黄维生于江西省贵溪，是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他很早就受到中国“四大家族”之一陈立夫的宠爱，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后来他与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共事多年，结下深厚的交情。1944年，蒋介石组建“青年军”时，黄维被任命为副总监。他后来建了青年军学习团东南分团，蒋介石把准备重用的年轻干部送到这个学习团学习。黄维深得蒋介石信任，30岁当上师长，后升任军长。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升为上将的高魁元、王异都曾是他的部下。 平步晋升的黄维，自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其命运急转直下，踏上了充满坎坷之路。 日本战败后，黄维任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自1949年1月10日开始，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了长达65天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黄维在为被围困的黄伯韬军解围增援时被解放军包围。当时，指挥淮海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多次劝黄维投降，但他施放毒气，负隅顽抗，最后被活捉。 26年后，即1975年3月19日，他与293名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释放了。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和当时公安部长华国锋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黄维代表战犯做即兴答谢发言。当时，海内外许多报刊采访这次宴会。3月22日，《香港时报》以“祝贺黄维将军释放”为题刊载了采访文章。 提起黄维，不少人还是了解他的。在狱中，他也很盛气凌人，连走路都挺着肚子，一副将军的模样。说他“倔”或固执恐怕过于偏颇，总之他的性格并不一般。他总是表情严肃，在部下面前从不露笑容，不仅对部下严厉，对自己也很严格，他从不染指女色或赌博。留学外国后，一点也不流露西方特色。因此，蒋介石把他看做是难得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担任了自己兼任的武汉陆军学校校长。 黄维在华东被捕后，被送到东北的佳木斯监狱。在关押期间，他觉得很烦闷，向看守要书看。当时，没有让犯人看政治书籍的决定，看守便给他拿来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一天，他在翻阅机械学一类的书时，他想到了儿时看到的家乡水车。他想水车能否不靠水的压力而靠自己的重力转动呢？火车不用煤、汽车不用汽油、机器不用电能否启动呢？他想，作为扬名在外的一员败将，即使将来世道变化了，也不可能重返军界，那只有科学研究是惟一的出路了。从这天起，他以发明不用燃料或外界动力而永远转动的“永动机”为目标，进行科学研究。自此，他大量读机械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并着手设计。那时，监狱没有让战犯们从事生产劳动，犯人有充足的时间来看书，黄维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永动机”的发明工作上。 1956年，黄维转往北京功德林监狱，后移到秦城监狱。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黄维开始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的8年抗日战争是依据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取得胜利的。对于国民党战犯来说8年抗战并不陌生，因此他们对《论持久战》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读后所谈的体会也很深刻。前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2个多小时。但是，黄维发言过后一句话再也不讲，只是听别人议论。 “黄维，你对学习怠慢！”管教说了他。 “我是因为战争而成为罪人，我没有再打仗的想法，也不想读关于战争的书。我要研究科学。”黄维反驳管教。 “这里是监狱，不要胡思乱想。”同事们出于好意劝说他。 黄维还是坚持己见，他说：“谢谢，你们不要愁这份心。” 在秦城监狱，不论管教人员，还是战犯，提到黄维，谁都摇头表示不理解。不管大会批判，还是小会批评，都无济于事。他对学习或反省一概不闻不问，专心研究他的“永动机”。 管教单独找黄维谈，做他思想转化工作。 “你为什么不学习，也不反省？” “我致力于科学研究。搞科学研究要比‘我是有罪’这样做空洞的反省更实际一些。” “你是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吗？” “不是，科学研究是为百姓做好事。” “战犯应该接受改造。” “正因为接受改造，才研究科学。” 严厉的批判，还是和气的劝导，对黄维起不了什么作用。 后来，动员他的夫人做黄维的工作。黄维的夫人在国民党战败前去了台湾，建国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当时监狱有煤气管道设施，因此战犯家属可以带肉鱼之类，探监时可以烹调。受管教委托后，黄维的夫人带了许多肉和菜，烧了好几道菜与黄维共餐。 她说：“你是个罪人，搞什么科学研究呢？按要求把学习搞好……” “要来说这些话，就别再来看我。”黄维大声责怪夫人，他把筷子放在桌子上。 他又说：“从现在起不吃你做的饭菜。你也别来看我！” 夫人无法说什么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监狱。黄维被定为抗拒改造的“顽固分子”被批斗，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没有放弃研究他的“永动机”，因此他经受了更加痛苦的折磨。 当时，每天都有“叛徒”、“反革命分子”、“特务”被送进监狱，使监狱人满为患。1967年，秦城监狱的部分战犯被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黄维算二进宫，再次转送到抚顺管理所。来所后，他主动要求找我谈话。 他对我说：“我听说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成功地改造日本战犯的模范监狱，我相信我来这里后一定会改造好的。因此，想与你谈谈心里话。” 黄维开始说了自己的想法后，详细谈了10余年来在狱中的生活。他既谈好的方面，也谈到了坏的方面。他说的是很真诚的。 不管他过去犯下多么大的罪行，但对他的诚实我们是加以同情的。 我说：“我相信你的话，那么有什么要求？” 对于我的提问，黄维没有立即作出回答。他思绪片刻。他说：“我在管理所存有几百元钱。把这些钱寄给我女儿，做为父亲我还未见到她……” 黄维止不住流泪，哽咽了。 黄维的女儿与母亲一块生活在上海。“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下乡到延边农村。（当时上海中学生有5万人下乡到农村）她极不适应农村生活，常常犯病，后得了肺结核。这个女儿是在淮海战役时怀胎的，迄今父女未曾见一面。 “我对她是没有用的父亲，请答应我的要求。”黄维说不下去了。 “存的是你自己的钱。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我负责替你寄钱。” “太谢谢了。” “没有其他要求吗？” “只有一个要求，请允许我研究水动机。” “永动机”是幻想。但抱幻想，对每个人都是正当的。有些人对黄维研究“永动机”的举动说成是抗拒改造的手段，并对他进行批判甚至斗争。但我考虑，应该肯定他的幻想，同情他的举动，以此找出帮助他转变思想的突破口。 于是，我对他讲：“我对你研究的永动机很感兴趣。如果成功了，对人类将是莫大的贡献。不要有顾虑，要继续研究，希望成功。” “这样亲热的话，今天第一次听到……” 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天谈话结束后，我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不久，全国掀起批判邓小平的运动。我被定为“小邓小平”而送到“五·七干校”批判。黄维也成了战犯中被批判的对象。 一年后，我再次返回管理所任职时，黄维再次提出了“永动机”的问题。我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科研小组。开始，人们对这项工作不积极主动。后来当他们得知这是为了对特殊的战犯进行特殊的改造而进行后，才给予重视和积极参与。 “永动机”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一切都是按照黄维的设计图纸进行制作。有些技术性较高的配件委托机械厂加工。为支持他的设计，管理所花费了一些经费。 一个月后，“永动机”样机终于制作完了。试验那天，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战犯围在“永动机”周围。我指示设计者——黄维试验。 “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 黄维脸色紫红，低着头站在机器旁。 “永动机失败了。但不能灰心，要有勇气。失败是成功之母。606号杀虫药是经过606次试验后取得成功的。仅凭一次试验就能成功这也不可能，嘲笑失败的人是无知的人。” 我在安慰黄维的同时，警告那些讥讽黄维的人。 黄维猛地抬起头，向前跨一步说：“没有成功。但对我来说，有了比成功更加珍贵的收获，我今天才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我真心钦佩。” 这是黄维在监狱20年来第一次发自肺腑的反省。 1975年，即将释放前，黄维因心脏病住院治疗。公安部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要治愈黄维的病。这里有特殊的背景。黄维在华中被俘后，国民党当局曾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中央日报》”大肆渲染“与中共斗争中壮烈牺牲的黄维将军业绩”。因此，如果黄维在狱中去世，那么就证实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是真实的。。因此，黄维在住院期间，沈阳医科大学教授组成医疗小组负责抢救工作。 不久，黄维病愈了。而正好此时颁布了特赦令。但考虑黄维有心脏病，怕他激动过度而再度犯病，便没有让他参加特赦大会。几天后，我去医院。与黄维谈了许多事，后来我找个机会告诉他被特赦的消息。他高兴得把我抱住了。 出狱后，黄维任全国政协常委，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尽管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也没有放弃“永动机”，继续研究。后来，周恩来总理得知后，让他把“永动机”的模型拿过去看了。1979年6月，黄维在政协分组会议上，就开发“重力”能源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会议通过决议，要支持黄维提出的科研项目。后来，黄维年迈无精力搞科研，将研制“永动机”的项目交给在江西机械厂当工程师的儿子继续他的目标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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