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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威尔逊总统和意大利代表团之间的关于菲乌梅的辩论，达到高潮。部分地出自家乡舆论之故，部分地作为对总统施加压力，使之态度缓和一些的有策划的虚张声势，意大利代表团撤离巴黎，并声称：他们将不再进一步参与这个会议进程，直到总统愿意对他们重大的国家利益更加尊重为止。这件事对会议的影响效果，惊人地微弱。意大利的恫吓受到了责骂。会议完全照常进行；现在少了一个盟国，这种状态稍稍加速了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但意大利人的离去，产生了一种具有某些重要性的间接影响。它使比利时人的态度变得僵化了。因为，比利时人如此算计：尽管会议能够镇定自若地承受一位参加者的离席，但失去两位参加者，却将是真正严重的事情，将会损及在外部世界心目中的声誉。因而，在于意大利恫吓之上的比利时恫吓，或许能比前者获得更多得可观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因而，比利时代表团选准这个时机，紧锣密鼓地抱怨说，他们被四人委员会（现在减为三人委员会）不恰当地忽视了——这部分地是正确的。他们想借此机会，抬高和极大地彻底改变他们的身价。他们还有更多的优势：虽然他们同其他欧洲代表团极为不和，但他们深受——他们认为如此——美国人的欢迎。在那里，有亲笔记录的胡佛先生为他们的事情辩护；对总统来说，他们是“一群小人物”，因而宜于纳为宠物；并且，首要之处是，既然比利时的要求同美国无任何关系，这儿就有了一种机会，可以使美国人以他国人民的代价，实践他们强烈的利他主义嗜好。 这就是那种氛围——在此氛围中，1919年4月29日的三个委员会会议，因听到比利时人的委屈而搁置。委员会听到了比利时人对赔偿支付之优先权的要求；还听到了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根据他们的情形，德国应该对全部“战争费用”承担责任，而不是仅仅承担补偿之责，其理由是，入侵比利时是破坏国际法的突破口，总统“十四点”之类的要求限制了赔偿的一般范围，不适用于他们。 汉基上校——委员会秘书，据我的记忆，那一天不在场，担负秘书之职编写正式备忘录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下面的内容，以当时同时作的一些非正式记录为基础。 三个人，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一种盛怒状态。他们已经被意大利的恫吓所困扰，现在又被比利时的恫吓加倍困挠着。他们也被惹烦了。因为，在外交中存在着利益；比利时人可能打算在听众中说的话，并非对任何人都仅有微弱的利害关系。对于所谓比利时的重大牺牲和英勇忠诚之类的华丽辞藻，他们真是太熟悉了。 然而对M．海曼、范·德·赫维尔和M．范·德·维尔德来说，这是他们外出的日子，他们都不想使他们的固定发言被延迟。这一场景，正像我曾在别处描写过的那样。总统坐在壁炉较远一侧的沙发上，然后是比利时人；中间是克里孟梭；总统的对面，是劳埃德·乔治先生，我跟一两名别的秘书坐在他旁边和后面的低椅上。M．海曼以读一些信件为开端，开始提出比利时问题，对此无人理睬。克里孟梭煞有介事地闭着双目，将双手叠放在肚子上，以使自己镇静。总统坐在沙发一侧，浏览着一张报纸。唯有劳埃德·乔治先生显出参加议程的模样，但也仅仅是对他身边的我们这些人悄声低语，以维持一簇批评之火焰；他的低语大意是说，M．海曼正处于最佳形象，他在外交方面是一个老式的装腔作势者，正试图进行敲诈。然后是范·德·赫维尔先生以一种说谎似的声音发言，这使英国首相感到非常有趣。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说，无论如何，范·德·赫维尔先生是极其孤芳自赏的。 第三位是社会学家，M．范·德·维尔德。在开始发言后不久，他说的什么话惊醒了克里孟梭先生；在三人中，克里孟梭第一个开始在议程中发挥作用。可是，他几乎刚刚张嘴说话，被他中途打断的M．范·德·维尔德又不识时务地阐述起来，这位老绅士显出耍脾气孩童的脸色，耸着肩膀气急败坏地说，——“那好”，他说，“你如果不愿听我必须说的话，我就没必要说了。”M．范·德·维尔德继续发言，同其他人相比，他更称得上是演说家。劳埃德·乔治先生指出，这家伙确实很不简单，可同与比利时的战斗相比，他对比利时的权利讲得太多。实际上，比利时人丝毫没有战斗，他们拒绝战斗。然而如今，他们企图恃强凌弱。劳埃德·乔治先生无法容忍被欺凌。同澳大利亚相比，比利时有多少人曾浴血沙场呢？ 这些准备好的发言，此时结束了。总统撂下他的报纸，提醒大家：他的良心无法应允比利时对战争费用提出要求，这将同“十四点”相抵触。 现在，比利时人带着一些官员撤出去了，看他们是否能起草一份实际议案。会议间歇被一份电报的到来占据了，这份电报提供了西格纳·奥兰多抵达罗马时对公众的讲话。当奥兰多谈及他与威尔逊总统达成一项安排时，——“你可以打赌他做过，”总统评论道。当奥兰多的意大利式夸张升至更高级别时，“看哪！”克里孟梭用一种惊异的声音喊道，一面指着他面前精致的壁炉台上雕刻的特米尼，“这些像已失去耐心听奥兰多的鼓噪”。 最后，克里孟梭先生询问比利时人是否已经跑了，从而使关于奥兰多的话题就此结束。克里孟梭说，他将杀死M．海曼，因为他的糟糕的举止、糟糕的法语和糟糕的外交手腕；并劝每个人也都这么做。这时，M．海曼回来了，拒绝承认这期间已同官员们的妥协，并作进一步发言，大体意思是说比利时坚持其要求。“混蛋！混蛋！”克里孟梭先生嚷道。劳埃德·乔治先生感觉出，摆出狂怒面孔的时刻已经到来。“M．海曼是建议制造一种分裂的和平吗？”——他用一种恐吓的语调问道。M．海曼吃了一惊，威尔逊总统对他建议，最好花5分钟时间好好想一想。美国人方面的这种尖锐，对比利时人是一个很大障碍；——它超乎我在一开始提到的那种算计之外，并且——的确——也超乎最终所发生的事情。 M．克劳茨企图乘混乱之机，填塞将有利于法国的各种内容。这引起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异议，导致了房间中央的大骚乱。最后，劳埃德·乔治先生迈着怒气冲冲的步伐离开会议，声言他寸步不让，于是会议结束。当聚会解散，我们出来走向汽车时，我觉得臂上被克里孟梭先生捏了一下，只见他愉快地咧嘴而笑，又一次喃喃低语道——“比利时的混蛋们……” 我相信备忘录记入了这一内容，比利时对协约国的债务应被解除，这笔债务应添入德国人的义务之中。不过，最终解决方案的其余部分——通过它，比利时人最终真的优先得到了他们的1亿英镑。 几天前，我使劳埃德·乔治先生忆起了这一事件。它使他的记忆转回到克里孟梭先生同M．海曼之间的另一个小插曲。一天，这位年迈的老虎把它亲切的手爪搭在M．海曼的肩头——“M．海曼，你是否想为你的国家，”他说，“做出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位老外交家自豪地挺起腰板——“克里孟梭先生，为了我的国家，我可以赴汤蹈火。”“那好，”老虎咆哮道，“去自杀吧。”“是的，”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道，“当克里孟梭伸出手臂拥抱一个人时，这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你的格拉德斯通如何？’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回答说；站在旁边的博纳·劳插言道，‘他是个很了不起的骗子’。克里孟梭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一切伟大人物都是伟大的骗子。’” 1925年6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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