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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于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克拉彭。他的父亲威廉·马歇尔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母亲名叫丽贝卡·奥立弗。马歇尔家族是西部的一个牧师世家。马歇尔的曾曾祖父威廉·马歇尔牧师在17世纪末成为康沃尔郡萨尔塔什地区的教区牧师。他是一个因力大无穷而被蒙上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德文郡做牧师的时候，据说他曾经用双手扭弯马掌，惊得当地的铁匠大呼小叫，以为是撞见了魔鬼。马歇尔的曾祖父约翰·马歇尔牧师是埃克塞特语法学校的校长，他的妻子名叫玛丽·霍特里，是查尔斯·霍特里牧师的女儿，埃克塞特天主教副教长和天主教教团成员，她还是伊顿中学校长的姑母。 他的父亲，那位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是个作风古板的人，他意志坚定，富于洞察力，生就一副最虔诚的福音派教徒的脾气。他的脖子很细，下额突出而长有硬须。他曾用一种自创的盎格鲁-萨克斯语言写了一首颂扬福音教派的叙事诗，这首诗在一些小圈子里赢得了赞许。他在自己的92年生命里，一直保持着专横的性格。他发挥这种专横天性的最方便的对象就是他的家庭，而他妻子自然而然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实际上他抱有的这种观念是针对全体女性的，直到年事已高时，他还撰写了一篇短论，名叫“男性的权利与女性的义务”。遗传的力量是强大的，马歇尔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父亲的影子。他对妇女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之情，这与他对自己妻子的深情与钦佩相互冲突，也与他所处的环境相冲突，因为他与妇女的教育与解放事业紧密相关。 马歇尔9岁的时候，父亲觉察到自己孩子的天赋，于是他恳求银行的一位董事保举艾尔弗雷德进了莫肯泰勒学院。父亲对儿子既慈爱又严厉，在这一点上他秉承了詹姆斯·穆勒。他常常陪孩子做功课，学习希伯来语，直至深夜11点。艾尔弗雷德不堪重负，他总是说，是路易莎姑妈救了他的命。他与姑妈在道利什附近度过漫长的暑假，姑妈送给他小船、猎枪和小马，让他任意游玩，这样，到假期结束将要回家的时候，他已经黝黑健壮。他们当时的班长E．C．德默说，在学校的时候，他身材瘦小，脸色苍白，衣衫不整，神色委顿，被人叫作“蜡烛”。并且他不爱玩耍，经常琢磨棋艺，不喜欢交朋友。 1861年，马歇尔在成为第三名导生之后，他被授予了牛津圣约翰学院的奖学金，这使他能够在3年后获得这里的研究员资格，也使他享有了获得皇家学院伊顿奖学金以及新学院温彻斯特奖学金的永久性资格。这是父亲为他设计的走向福音派教职的第一步，但这并不是艾尔弗雷德的目标，因为那将意味着夜以继日地苦读古典文学。在他痛苦的回忆中，暴君般的父亲总逼迫他挑灯夜战，攻读希伯来文，同时又禁止他进入令人心醉的数学迷宫。对于数学书，父亲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艾尔弗雷德只好把一本波兹编的几何学藏在口袋中，在从家到学校来回的路上边走边看。他每读完一个定理，就在头脑中沉思，还不时地停下来，用脚尖在地上比比划划。莫肯泰勒中学六年级的课程中就包括了微积分，这激发了他的天性。数学教师艾里说：“他有数学天赋。”对艾尔弗雷德来说，数学就意味着解放。他父亲对数学一窍不通，这对他是一件大感庆幸的事。不！他不会在牛津埋没在那死气沉沉的语言之下，他要逃跑——他要逃到剑桥，即使是做一名杂役，他也要探求几何的奥秘，窥测无穷的寰宇。 就在这时候，一位好心的叔叔出现了，他答应借给他一小笔钱，从而为他打开了通往数学和剑桥的大门（因为他的父亲生活拮据，在他放弃牛津的奖学金之后，父亲就无法继续资助他了）——在他获得学位不久，利用教学挣得的钱和每年从剑桥圣约翰学院领取的40英镑帕金奖学金，他偿还了这笔借款。而40年后，这位叔叔又留给他250英镑的遗产，使他对美国的访问得以成行。艾尔弗雷德经常谈到这位叔叔的发家史：查理斯·马歇尔在金矿大发现的时候来到澳大利亚谋生并安顿下来，但他身上秉承的家族怪癖使他具有一种间接的生财之道。他继续经营牧场，而令左邻右舍们高兴的是，他不雇佣那些身体正常的人，而只雇佣那些或跛、或盲，或身有其他残疾的人。淘金热达到顶峰的时候，也给他带来了回报，所有的壮劳力都移居到了金矿区，他成了能继续经营的唯一的人。几年之后，他行囊鼓鼓地回到英格兰，并马上对自己聪明而又任性的侄子发生了兴趣。 1917年，马歇尔对他在当时及其后的工作方法做了如下描述：“我想，大约17岁的时候，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纪元。那是在摄政街，我看到一个工人很随便地站在一个橱窗前，他的神情十分专注，我于是便驻足观看。原来他是要用白颜色在玻璃上写下一些简短的字句来说明商店的经营宗旨。为了使字体美观，他只能一下一下地着笔，所以总是兴奋一两秒钟之后就停下来歇上几分钟。如果他为了节省这几分钟而一气呵成的话，那他的雇主所遭受的损失可能就不止是付给他全天的工资了。这一切引发了我的一系列想法，并最终决定决不在头脑不清醒的时候继续思考，而是间或休息一下，彻底地放松。在剑桥，当我完全能够自制的时候，我就决心决不连续攻读数学一刻钟以上而不休息。我总是在手边准备一些轻松的文学作品，利用中间的休息，我就不止一遍地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几乎所有作品以及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这是我能轻松阅读的唯一一部希腊戏剧），还有卢克莱修的大部诗作，等等。当然，我也常常因数学而兴奋起来，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里不休息，但这说明我的头脑是高度集中的，而这于身体并无害处。” 短时间内能够全神贯注，而时间稍长就无法集中思想，这是马歇尔终生的特点。对于稍微繁重一些的工作，他很少能一气呵成。他还深受记忆力不强之苦，甚至在本科的时候，记忆数学课本上的内容就如同解答难题一样让他大费脑筋。童年时期，他还有很强的算术能力，但后来就不行了。 在剑桥的圣约翰学院，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实现了自己的抱负。1865年，当时雷利勋爵正是该校的高年级学生，就在这一年，马歇尔荣获了数学学位考试第二名，并马上被选为研究员。他打算献身于分子物理学的研究。有一段时间，他在自己非常尊敬的珀西瓦尔指导下，在克利夫顿担任数学教师，这样他就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还还清了查理斯叔叔的借款）。不久之后，他又回到剑桥，短期担任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辅导。就这样，他说：“数学，使我偿还了欠款。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了。” 马歇尔在克利夫顿的主要收获是与H．G．戴金斯成了朋友，戴金斯是在1862年克利夫顿学院建院时来担任院长助理的。通过戴金斯，马歇尔又与J．R．莫兹利结识了。与他们二人的友谊使马歇尔得以进入到以亨利·西奇威克为核心的一个知识界的小圈子。在此之前，马歇尔与当时的知名人士之间尚无交往，而在他回到剑桥之后，他就成了“格罗特俱乐部”这个小型非正式的讨论会的成员。 格罗特俱乐部的成名，源于约翰·格罗特牧师在特朗平顿住所的餐后讨论会。格罗特牧师自1855年至1866年逝世时为止一直担任伦理学的奈特布里奇教授。创始成员中，除格罗特之外，还有亨利·西奇威克、奥尔迪斯·赖特、J．B．梅厄和约翰·维恩等人。皇家学院的J．R．莫兹利和圣约翰学院的J．B．皮尔逊稍后入会。马歇尔这样记述了他与这个讨论会的关系：“我在1867年被吸收入会的时候，当时会中的活跃分子是F．D．莫里斯教授（他是格罗特的继任者），西奇威克、维恩、J．R．莫兹利和J．B．皮尔逊……在1867或1868年之后，讨论会曾经冷清了一段时间，但W．K．克利福德和J．F．莫尔顿的到来又给俱乐部带来了新的活力。后来的一两年中，西奇威克、莫兹利、克利福德、莫尔顿和我都是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每次活动都按时参加。克利福德和莫尔顿当时对哲学还所知不多，因此讨论的前半个小时他们都缄默不语，而只是凝神静听其他人，尤其是西奇威克的发言。这之后，他们就开始滔滔不绝地畅所欲言。在我所听到的精彩的讨论中，如果让我原原本本地记述哪一次，我一定会选择主要由西奇威克和克利福德侃侃而谈的两三个夜晚。另外还有一次格罗特俱乐部聚会之前的茶间谈话，我当时虽然没能及时记录下来（我想大概是在1868年），但这也是一次值得怀念的场景。当时发言的只有莫里斯和西奇威克，西奇威克尽情地逗引莫里斯，使莫里斯回顾了30、40乃至50年代的英国社会政治生活。莫里斯神采飞扬，满室由此而生辉，他与西奇威克之间一唱一和，有问有答。结束之时，我们其他人纷纷向莫里斯致谢，感谢他带给我们一个如此美妙的夜晚……” 就在这个时候，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他的精神历程发生了一次危机，这一点他后来常常谈到。他研究物理学的计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对知识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对神学陡然生起的浓厚兴趣而中止了”。 马歇尔在剑桥读本科的时候，虽然他喜爱数学胜过古典文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仍希望得到教会的任命，有时还热情祈望能到异国他乡去传教。他终生都是个传教士，但在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的宗教信仰消褪了。在他的余生里，他成了一名当时所称的不可知论者。关于他当时与西奇威克之间的关系，他这样说道（1900年11月26日在三一分会纪念西奇威克的集会上）：“虽然名义上我不是他的学生，但在伦理学领域，我的确是他的学生，而且是那些寄宿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是他塑造了我。可以说，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在困惑的时候，我向他寻求帮助，在痛苦的时候，我向他寻求抚慰，而我从未扫兴而归。与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是不寻常的分分秒秒，它们使我重获生机。我所经历的磨难与疑虑可能与他早年的开拓历程有相似之处，但他的学识更渊博，洞察更深远。也许，在那些需要向他致以谢意的人中，我是最应该感恩戴德的一个。” 马歇尔开始他的剑桥历程的时候，我想，如果以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因为这时，基督教教义正在从英国或者至少是从剑桥的哲学世界中退却。1863年，24岁的西奇威克同意以遵守“三十九条”为享有研究员资格的条件，并正在致力于阅读希伯来文的《申命记》和准备讲授《使徒行传》。而当时对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穆勒，在1865年出版《汉密尔顿哲学探讨》前，从未写过任何明确背离教义的东西。在此前后，莱斯利·斯蒂芬是英格兰国教会的牧师，詹姆斯·沃德是脱离国教教派的牧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正是牧师职位的候选人，W．R．克利福德则是高级国教教徒。1869年，西奇威克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员资格，以便“从教义束缚中摆脱出来”。之后不久，所有这些人都不能再被称为基督徒了。然而，与西奇威克一样，马歇尔尽可能地不采取“反宗教”的态度。他仍然认同基督教的道德准则、基督教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动机。在他的表述中，从未出现过贬损宗教的语句。他的学生们也很少有人能说清他的宗教观点。临终之际，他说：“宗教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这就是说，虽然他已经放弃了神学，但对于信仰，他却越来越诚笃。 这场60年代的大转变是一种理智上的转变，而不是后来的时代中发生的那种伦理或情感上的转变，这场转变完全是由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而诱发的。马歇尔常常把自己思想转变的原因归结为围绕H．I，曼塞尔的那本《班普顿演讲集》而展开的争论。他最早是在J．R．莫兹利那里看到这本书的。对当代人来说，曼塞尔已经算不了什么。但在60年代，作为把基督教义建立在理智基础之上的最后一次尝试的倡导者，他却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曼塞尔曾任牛津大学的导师，后来成为圣保罗学院的院长。1858年，他“采纳了汉密尔顿的独特理论，把康德引入到英国国教事业中来”——人类精神的一种古怪的逆转，这种理论在整整50年中一直在牛津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1858年，出版了《班普顿演讲集》的曼塞尔作为传统观念的卫道士而一举成名。1865年，正当马歇尔获得学位，并开始专注于探讨宇宙奥秘的时候，穆勒出版了他的《汉密尔顿哲学探讨》，书中对曼塞尔把汉密尔顿附会于基督教神学加以批评，曼塞尔也作了回答。曼塞尔为正统观念所做的辩护“向我表明，”马歇尔说，“需要辩护的地方何其多”。这次大辩论主宰了马歇尔的思想并促使他一度研究形而上学，进而又转向社会科学领域。 1859年，即《班普顿演讲集》出版之后第二年，《物种起源》问世了，它使人们的思想从云霄之间回到陆地，并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1860－1862年，赫伯特·斯宾塞的《第一原理》（现在依然难以读懂）也在汉密尔顿-曼塞尔争论中应运而生，它独辟蹊径，使形而上学融于不可知论，并且告诫那些并非持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观念的人不要走入死胡同。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进化论以及——前一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并留存下来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一起把青年一代的思想推向新的方向。 这样，马歇尔从形而上学转向伦理学。我认为，马歇尔从未明确背离过主宰着他的经济学前辈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是相当谨慎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马歇尔超越了西奇威克，而与杰文斯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我想，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没有哪一项经济学研究是专门针对某一条伦理学教义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对马歇尔来说并不是享乐主义计算的应用，而是人类发挥自己更高才能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更高”的才能到底指什么并不重要。经济学家们可以向世人宣告：“对于贫穷原因的研究也正是对很多人堕落原因的研究”。这一宣告已足以说明经济学家的目标。因此，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领域内的事实与推断，而这也正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和最高旨意”。当然，不可否认，社会进步同样“部分地依赖于人类在道德与政治上的天性。在这些事情上，经济学家们没有特殊的资料来源，而只能做与其他人同样的事，并尽可能地去猜想”。 这就是他的最终姿态。他是通过伦理学进而涉足经济学的。在晚年对自己的精神历程所作的一次回顾中，他说道：“我从形而上学走向伦理学。我当时认为要对现存的社会状况进行一番论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们现在称作道德科学的领域里很渊博，他总是对我说：‘懊！如果你懂政治经济学，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我就阅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并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怀疑机会不均等状况的合理性，甚于我对物质享受不平等状况的怀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访了几个城市中最贫穷的地区，我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看到了一张张贫穷的脸。这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彻底的研究。” 他在1917年，为《货币、信用和商业》所准备的序言中，也描述了自己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前因后果：“大约是在1867年（当时我在剑桥正忙于讲授数学），我见到了曼塞尔的那本《班普顿演讲集》，它使我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人本身的各种可能性才是他应当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于是，我花了一段时间来研究形而上学，但不久就转向了似乎较为前沿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对人类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发展的可能性的种种探讨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到我的面前：为了过上美满生活，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年长而睿智的人们告诉我，生产资料的数量不足以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闲暇，都能有机会从事研究。他们还告诉我，我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开始消徉于各种枯燥事实之中，并期待着很快获得思想上的丰收。但越是对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我越是发现自己所知甚少，而应学甚多。到现在，我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已近半个世纪，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比刚刚入门之时更加无知了。” 1868年，当他还处在形而上学阶段的时候，一种想要阅读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带到了德国。有一次，他说道：“康德，我的导师，他是我唯一崇拜过的人，但也仅此而已，因为除了他晦涩难懂之外，社会问题也不知不觉地来到我的面前，难道享受真正生活的机会只属于少数人吗？”他和曾指导过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国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顿。黑格尔的《历史的哲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还接触到了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罗雷尔的著作。最后，在圣约翰学院院长贝特森博士的劝说下，学院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道德科学的讲师职位，他的经济学家的生涯由此开始了。但他还一度讲授过道德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逻辑学与边沁的功利主义。 他为经济学奉献终身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他总是认为，与遵从他父亲的愿望比起来，这才是他注定要走的精神之路。两年间的反复考虑与犹豫不定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学生们讲起自己这段选择的历程，教诲他们要与经济学这一高尚职业——他正是这样认为的——相配。因为他们要怀着科学的无私精神对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事务进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则，而正是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幸福与走向美好生活的机遇。 在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代，当他担任剑桥伦理科学教授职位时，亨利·西奇威克与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与他的这两位同事一样，他也属于贤人兼牧师的一类人，然而，他也与他们一样被赋予了双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学家。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他并没有比其他的神职人员有特别突出的地方，然而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他的领域里，他却是这一百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尽管如此，他总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个方面置于更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来，第一个自我是主人，第二个自我是仆人。这第二个自我只需在自己的范围内自发地寻求知识，而第一个自我要服从推动实际进步的抽象目标。鹰隼那锐利的眼睛和张开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唤到陆地上，来完成一个说教者的使命。 这一双重天性是一条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理解为什么马歇尔时而坚定，时而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冲突的目标以及为什么有时候会徒费心机；可以理解他总表现出来的双重观点；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种优势。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马歇尔虽未达到这样多才多艺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备了诸多天赋。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后天的训练主要赋予了他经济学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质——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和数学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于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之间。 一部著作从最初触发动机，经由向学生口授，直至最终面世，中间要经历漫长的间隔期，因此要详尽阐述马歇尔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困难的。如此，在进行这一尝试之前，我们可以先就马歇尔从1868年被任命为剑桥圣约翰学院的讲师到1885年继任为剑桥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这一段人生历程做一番简单的追寻。 九年之间，马歇尔一直是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和讲师。这时他已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学基础，但从未发表过任何东西。在被介绍到格罗特俱乐部之后，他与W．K．克利福德和弗莱彻·莫尔顿关系甚密。克利福德“爱做惊人之举”，但他是俱乐部中最受欢迎的伙伴。之后不久，马歇尔成为“埃拉努斯”的成员，开始与西奇威克、维恩、福西特、亨利·杰克逊以及剑桥开放初期的其他领导者建立了联系。这段时期，他总要到国外度过漫长的假期。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带着60英镑和一个旅行背包出发，然后就长时间地在阿尔卑斯的高山之间漫游。数个夏天的旅行使他的身体由虚弱变得强壮。六月，他拖着疲倦的身躯离开剑桥，待到十月份归来之时，已经黝黑、强壮，腰身挺直。背后的旅行背包使他的身体自然挺直，这种身姿他一直保持到80岁之后。有时他甚至不惜忍痛来保持身体的端直。在阿尔卑斯漫游之时，他总是早晨六点就起身打点行装，八点之前就动身上路，背着背包走上两到三个小时，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有时是坐在冰河上，开始读一阵子书——歌德或黑格尔或康德或赫伯特·斯宾塞——之后继续赶路，直到下一个夜宿之处。这是他研究哲学阶段。后来，他就开始在漫步之间思考国内和国际贸易理论。一大箱子书和其他物品都是让人由一站送到下一站的，在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里，他只是和他的背包在一起。他在激流中洗净衬衫，然后把它搭在肩上的登山杖上晾干。他的许多艰深的思想就成形于在阿尔卑斯山的独自漫游之中。 “这些漫游时光使他对阿尔卑斯山常怀眷恋之情，直到1920年（最后一次），我们还来到南蒂罗尔山，他在白云深处继续休息和工作。 “艾尔弗雷德在露天工作时总是精神抖擞。在他成为圣约翰的研究员之后，他总是习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和晚间10点到凌晨2点之间完成那些最重要的思考。白天，他就独处于旷野之间，晚上，他又独居于修道大院。80年代早期在巴勒莫的时候，他在一幢幽静的旅馆屋顶上工作，把浴室的遮拦当作凉棚。在牛津，他在花园里建了一个小书斋以供写作之用。在剑桥，他先是在阳台上工作，后来把一间旋转式的防护棚改装成工作室，他把它叫作‘方舟’。在蒂罗尔山区，他就把一堆石头，一个折凳和一个气垫搭在一起，他管它叫‘宝座’。晚年，我们到那儿去时都随身带着帐篷，他就在帐篷里度过白天的时光。” 1875年，马歇尔到美国作访四个月。他的足迹遍及整个东部，并且还到了圣弗朗西斯科。在哈佛和耶鲁，他与经济学家们促膝长谈。所到之处，被频频引见给社会名流。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新建国家的贸易保护问题”。他对此进行了多方探询，在旅行临近结束之际，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在费城与那些保护主义的倡导者们进行了数小时的交谈。现在我认为，只要我读完他们推荐给我的那些著作，对他们的立场我就了然于胸了。我想现在没有，过去也未曾有哪一个英国人能说出同样的话。” 一回到英国，他就于1875年11月17日在剑桥伦理科学俱乐部宣读了一篇论述美国工业的论文。之后，在1878年，他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发表了“美国经济状况”的讲演。这次美国之行给他的印象极深，这使他后来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影响。他总是说，这次美国之行的收获并不在于他实际上了解了什么，而在于他知道了哪些是需要了解的，而且他还学会了从比例关系观察事物。这次美国之行也使他看到了美国正在走向强盛，并了解到其原因和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马歇尔还一直在帮助当时业已成为教授的福西特和亨利·西奇威克把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为在剑桥大学具有正式地位的研究科目。H．S．福克斯韦尔和稍后于1875年完成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我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马歇尔最早的学生，他们与上述的三位前辈一起担当了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座的任务。 1876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与玛丽·佩利小姐订婚。佩利小姐是那位著名的副主教的曾孙女。她是马歇尔早期的学生之一，她还是纽纳姆学院的经济学讲师。马歇尔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于1879年的《工业经济学》是与她合著的。实际上，这本书本应属于她而不是他，因为是她在剑桥大学函授部一部分讲师的要求下开始着手写作的。他们于1877年结婚。婚后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对马歇尔的感情成为马歇尔的精神支柱。几乎可以说，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他和他的事业。他们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使朋友和学生们很难将他们两人分别看待。在马歇尔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夫人的才华。 结婚后，由于失去了研究员资格，马歇尔只得暂时离开剑桥前往布里斯托尔，担任大学学院的首任院长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当时正值（马歇尔记载）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和新学院在布里斯托尔组建第一所‘大学学院’，亦即专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大学的大城市创办、旨在向城区范围内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学院。我当选为首任院长，上午是我妻子为女学员为主的一个班讲授政治经济学，晚上则由我为年轻实业家为主的一个班授课。” 除了正常授课以外，马歇尔还进行了一些晚间公开讲座，其中包括就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开设的一个系列讲座。马歇尔夫妇在布里斯托尔的工作大受欢迎，甚至在他们离开之后，这个小镇还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马歇尔。然而这里的行政事务，尤其是向四方筹款的活动令人厌烦、难以忍受。布里斯托尔由于财源匮乏，筹款就成了院长的主要任务之一。婚后不久，由于他患有肾结石，很快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了。他急于辞去院长职务，但直至1881年才等到合适的时机，这时候，拉姆齐被任命为化学系教授，他才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随后，他和妻子到意大利居住了将近一年，在巴勒莫的五个月里，他在一座幽静的小旅馆的屋顶上工作，之后，他们又去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由于他仍是布里斯托尔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882年他又回到这里，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大有好转，但在余下的后半生里，他一直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疑神疑鬼，总觉得自己快要垮了。实际上，他的体格十分强壮，所以年届高龄之时，他仍能笔耕不辍。脆弱的是他的神经，一旦用脑过度或由于与人辩论以及意见纷争而引起头脑兴奋，他的神经就会失衡。遇到比较繁复的工作的时候，由于无法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展现在他面前的研究前景，也准备把他头脑中已经成形的理论结晶奉献给这个世界，但体力和精力如此不济，这让他深感痛苦。到1877年，他已经35岁了，但他所完成的工作还不足以建立一门新的科学，而这门科学对人类却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的五年中，他的健康迅速恶化，在他本应大展宏图的时候，这样的身体状况却使他的勇气大受挫折，尽管他的决心从未动摇过。 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董事中，有担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院长的乔伊特博士和亨利·史密斯教授。他们在定期赴布里斯托尔履行公务时，常常到马歇尔家中作客。乔伊特始终对经济学怀有兴趣。在担任巴里奥学院导师期间，他就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座，而直至晚年，他还坚持在这一学科上单独辅导那些本科生。乔伊特对马歇尔的兴趣和信任是在董事会会议之后的晚间长谈中建立起来的。1883年，阿诺德·汤因比英年早逝，乔伊特就邀请马歇尔接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研究员和政治经济学讲师，并给驻印度行政机构候选文职人员授课。 马歇尔在牛津的经历虽然短暂但却是成功的。他吸引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他的公开讲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他们听课的热情之高为马歇尔的教学生涯中所仅有。在不同场合的公开辩论中，他得到了亨利·乔治和海因德曼的信任，因而他在牛津大学的地位也就日渐显赫。不过，由于福西特于1884年11月去世，马歇尔就于1885年1月回到剑桥，接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之职。 马歇尔正式开始经济理论的研究开始于1867年，到1875年，他的理论已独树一帜，最终成形是在1883年。然而直到1890年（《经济学原理》），他的这些理论从未以著作的形式面世。他最早开始而完成于1875年的研究课题甚至直到1923年（《货币、信用和商业》）才得以出版。他并不是想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占为己有，通过讲座以及与朋友、学生们的谈话，他已毫无保留地展现了自己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又通过一些私下印行的小册子和他的学生们的作品为更广泛的人们所了解。他的这些分散的理论也被摘入皇家委员会的征询录中。这样，当他自己的著作问世之时，也就失去了本应有的轰动效应和震撼力。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在阅读他的著作时，也就很难理解在英国他的同代人和晚辈们为何给他以如此崇高的地位。既然如此，我在这里就不妨做一尝试，尽管因资料不全而难免有所疏漏，下面我将先来追寻马歇尔思想发展的轨迹，然后再来探讨他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的原因。 马歇尔1867年开始深入研究经济学。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样一系列日期：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第一版，1871年第七版，是穆勒1873年逝世前亲自修订的最后一版；马克思的《资本论》，1868年出版；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年出版；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也出版于1871年；凯尔恩斯的《主要原理》，1874年出版。 因此，在马歇尔起步的时候，穆勒和李嘉图还被尊为泰斗，地位不可动摇。唯一可与之比肩的是马歇尔经常提到的罗雪尔。在方法上运用数学的观念已经蠢蠢欲动，但还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成果。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初版序言中提到，古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1835年）曾经对他产生过独特影响，但我不知道他是在何时得到这本书的。古诺的影响；一位剑桥数学家当时对李嘉图的自然反应；或许还有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第十八章论述“国际价值’，的算术示例中隐约可见的代数分析，所有这些，就是马歇尔的起点。对于自己从1867年到1875年美国之行的思想发展状况，马歇尔曾作过记述，现正好引用于此：“他不但在担任私人教师时讲授数学，还尽可能地把李嘉图的推理转换为数学方法，并努力使它们更具一般性。与此同时，他又被罗雪尔以及其他德国经济学家，乃至马克思、拉萨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所持有的新的经济观点所吸引。但是在他看来，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往往不足以证明他们为经济事件所找到的原因是正确的。他认为，预测经济的未来当然是困难的，但要正确地解释过去的经济状况也非易事。而且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者们低估了所遇到的困难，他们仓促之间就下定结论，认为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就可以清除人类本性中的缺陷与弱点，……他努力去深入了解实业界的实际运作以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这样，他一方面可以了解每种主要工业的各种技术特征，另一方面又与那些工会主义者、合作者和其他工人阶级领导人建立了联系。然而，多年间的实际研究并未取得多大的成果，于是他决定抽出时间撰写一篇关于对外贸易的专论或文章，因为这方面的事实资料都可以从现有的文件中找到。他认为首先应该撰写一批这种有关各种经济问题的专论，然后再寄希望于把这些专论编写成一部综合性的论著，其涵括范围与穆勒的著作相仿。在完成了综合性的论著之后，而不是这之前，再看手撰写一本简短又通俗易懂的论著。依他的意见，这才是最佳的工作顺序，但由于环境的压力，他的这一计划被打乱了，甚至几乎颠倒了。他确实撰写了一篇有关对外贸易的专论草稿。1875年，为了研究新兴国家的贸易保护问题，他前往美国，访问了那些重要工业的所在地。然而，婚姻打断了这项关于对外贸易的研究。他与妻子一起合著了一本工业经济学方面的短论，这本书为了使工人阶级读者能够看懂而大大简化了。然而正当此时，他却身染重疾，以至于一段时间里他看起来再也不能胜任任何繁重的工作了。稍后不久，他感到体力有所恢复，于是就完成了经济问题的图解说明。虽然已故的瓦尔拉斯教授曾在1873年左右敦促他出版这些图解说明，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感到，在对实际状况进行具体研究之前发表这些成果，会使它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切合实际。于是他开始着手做一些必要的限制，添加一些必要的条件，而这就成了他的第五本著作《经济学原理》的核心部分。以这些核心内容为基础，他又前后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直至全部定形后才于1890年出版。” 马歇尔放弃了先写“一批有关各种经济问题的专论”，再把它们合编为一部综合性论著的计划，这一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是要由一位经济学大师的头脑经过深思熟虑才能最终得以完成的。这样，他的那些专论就被大大延误了，尤其是关于货币与对外贸易的部分，由于在逻辑上它们属于靠后的内容，因而直至50年后才重见天日。 马歇尔的研究顺序可以表述如下：1867年，他开始发展图解方法，并将这种方法特别应用于对外贸易的研究中，这方面他主要受到李嘉图和穆勒的影响。而后，在古诺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冯·屠能的影响下，他“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我们在观察世界时，无论是在伦理方面还是在物理方面，都更注重于增量而不是总量。特别是，对物品的需求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这种需求的‘边际’增量将与相应的生产成本的增量达到稳定的均衡。要想使这种连续性的论点一清二楚，不利用数学符号或图解说明是不行的。” 到1871年，他沿着这条线索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把这些新思想以及他的图解经济学的切实基础详详细细地讲授给学生们。就在这一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了，这是一部独立完成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多多少少让马歇尔感到失落和恼怒。因为在他看来，他正在这些方面进行一点一滴的研究，而趁他尚未给这些新思想适当而确切的表述之前，这本书却先拔头筹。然而无论怎样，是杰文斯最先发表了有关“边际”（或者按杰文斯自己的话来说，是“最后”）效用的一系列思想。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杰文斯争辩，然而同时又间接地但却明确而肯定地指出，他并未从杰文斯那里吸取过什么。 1872年，马歇尔在《学术界》上对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评论。这篇评论虽然不是否定的语气，但却透出几分冷淡并指出了几处明显的错误：“（评论最后说）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那些突出的理论内容，而在于它对若干次要问题的富于独创性的论述以及那些富有启示意义的评述和细致的分析。书中新瓶装旧酒之处屡见不鲜……例如，任何商品的总效用都不与其最后的效用程度成正比，这原本是人们所熟知的道理……而杰文斯教授却把它列为头等重要的思想，并为此花样翻新地展示了大量经济事实。” 虽然他的确在一个章节中写道：“不幸的是，像其他地方一样，杰文斯在这里论述时的得意之情使他做出了一个不但不准确、简直是错误的结论……”但他也说道：“如今，很少有作者的天才创造力能像杰文斯那样如此接近李嘉图。”他又说道：“几乎再没有什么思想家的成就，能像杰文斯那样激起我们多方面的、强烈的敬佩之情。” 实际上，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确可称得上是一部天才之作，但与马歇尔的不厌其烦、力求全面、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相比，这本书又显得仓促、不够准确，像一本残缺不全的小册子。当然，它所提出的最后效用的概念以及劳动负效用与产品效用平衡的理论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在马歇尔那包含着耐心、坚韧与天分的巨大的工作机器面前，这不过像是思想火花的一时闪现而已。杰文斯看到水壶在沸腾时，兴奋得像一个孩子那样大喊大叫，而马歇尔则默默地坐到一旁，开始建造一台发动机。 与此同时，对于在阐述对外贸易和国内价值纯理论时揭示出来的图解法，他也作了一番概括。这些论文想必在1873年前后就已完成了，而且当时就已经与他的学生们作过交流（尤其是与H．H．坎宁安爵士）。它们作为不连贯的几个章节收录在《对外贸易理论》中。这本书在他从美国返回后的1875－1877年间就已接近完成，内容包括了他自1869年以来的研究成果。1877年，他转而与马歇尔夫人合著《工业经济学》。1879年，亨利·西奇威克生怕别人从马歇尔手中夺取优先权，于是私下印发了这些文稿，并将它的副本分别寄给了国内外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但这些章节最终没能正式出版，因此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它们的原文了。不过，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已经被安排到《经济学原理》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并（在其产生之后50年）收入《货币、信用与商业》的附录J中了。 马歇尔在经济理论中对数学和图解方法的运用娴熟、陈述全面而且科学严谨，这远远超出了前辈们的那些“思想火花”，我们由此可以堂堂正正地说，马歇尔是现代图解经济学的奠基人。图解方法这一精致的分析工具对那些聪明的初学者来说是引人入胜的。我们开始接触到它时都深受启发，它还可以用来验证我们的直觉，充当速记的手段，而当我们在这一学科上登堂入室时，它就成为我们研究的背景。马歇尔的成果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外部世界，其完整形式只有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才能接触到，这使他丧失了许多本可以得到的世界性荣誉，而且这也许甚至阻碍了这一学科的进步。虽然如此，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想，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马歇尔不愿意仅仅以发表他的图解方法来开始研究生涯。 这是因为，虽然思维方法对这个学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对它的过分强调或沉迷其中，就背离了马歇尔早年就已确立的对待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态度。不仅如此，马歇尔是数学学位考试的二等荣誉获得者，又曾对分子物理学怀有抱负，因此无论从思维角度还是审美的角度，他对数理经济学中那些七零八落的初等代数、初等几何和初等微积分都有点不屑一顾。比如，与物理学不同，经济理论中那些能用数学表达的部分，比起对那些复杂而残缺的经验事实的经济解释来说是太容易了，而且对于得出有用的结果不会有很大的帮助。 马歇尔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而他的学生们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在他眼里，初等数学只是孩子们的游戏。他想要进入到这个世界更广阔的实践中去，去倾听它的呼喊，去分辨其中不同的声音，用实业家的语言来发言。因此，正如他在前文中所表白的那样，“他努力去深入了解实业界的实际运作以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 由此可见，起初，是马歇尔建立了现代图解方法，而最终，他又毫不吝惜地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上。《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图解只有在脚注中才能看到，充其量不过是在附录中做了简短陈述。早在1872年，当他评论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时，他就写道：“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些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把他们所善用的数学方法用来解决经济学问题，从而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对此我们应当表示感谢。但他们做出的所有推理和结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用普通语言表达出来……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如果去掉其中的数学而保留它的图解，将会有所改观。” 1881年，当他评论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时，他在开头写道：“这本书显露出了天才的迹象，并表明作者将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他加了这样一句话：“尤其有趣的是，我们将要看一看，这本书在避免数学方法的作茧自缚和诱使他脱离经济现实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最终，在1890年，他在《经济学原理》序言中首次强调了他对于图解的偏爱甚于代数，他认为前者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用的，而后者不过是作者为图方便的权宜之计。 马歇尔之所以反对滥用数学方法，还出于另外一种动机，害怕这会吓跑那些“实业家”读者（一种不太合理的动机）。尽管如此，他在这方面还是走得太远了。无论怎样，“有许多纯理论问题，人们一经使用图解方法就不愿意再做其他尝试了”，因此图解方法注定会成为经济学高级教程的一部分，它应该尽可能以最完整、最清晰的形式提供给学生们。 然而，马歇尔在他研究对外贸易理论兼及与自由放任主义相联系的若干有关问题之时，尽管尚有缺陷，但最终没能于1877年发表，却不啻是一大憾事。无论怎样，是马歇尔开始对这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的，“与其相关的主要事实可以从现有的文件中得到”，这些事实依据，再加上马歇尔访美期间通过对新兴国家贸易保护的实际运作进行调查而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已经足以构成一本专著。然而这却没能实现。部分原因在于，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时，他感到自己时日不多，而只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完成他在价值和分配方面的基本思想。 我们同样对马歇尔直至晚年才出版他的《货币论》而深感遗憾。因为他那些本来生气勃勃的思想以及敏锐而富有震撼力的表述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光辉。在马歇尔的经济学研究中，没有哪一部分像他对货币的研究那样集中展现了他的创造力和专注精神，也没有哪一部分这样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洞察力和渊博知识。 货币是经济学中一个半独立的部分而堪可形成一部专著。然而当时他除了在皇家委员会的证词中有所阐述以及偶有文章见诸报端之外，就再也没有向这个世界奉献任何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写成的东西了。70年代初以来，货币问题是马歇尔在讲座中最喜谈的题目之一，因此他的主要思想广为学生们所知。这使剑桥形成了一种口授的传统，从马歇尔自己的讲座开始，而在他退休之后，则是庇古教授的讲座。与出版成书相比，这种方式不但与之不同，而且（我想可以这样说）要优于它，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不同。此时，对马歇尔在货币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做一简要叙述是恰当的。 在金银复本位制的大辩论之前，马歇尔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货币问题的东西，甚至在辩论开始之后，他也是在观望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方才介入。他对这一课题首次正式发表的见解，包含在他对皇家委员会1886年就贸易和工业萧条状况印发的问题单所作的回答中。接下来，他在1887年3月号的《当代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的文章。之后不久，他又分别在1887年和1888年向金银委员会呈交了大量证词。1899年他又为印度通货委员会提供了证词。直至1923年，在《货币、信用与商业》中，他才对自己关于货币问题的思想做了系统阐述。而此时，几乎他的所有主要思想都已在其他著作中公之于众了。他已经八十有余，体力大不如前，所能做的只能是把以前分散的文章连缀成篇了。它的表述显得很枯燥，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各种繁难之处，总之与20年前或（更早一些）30年前写的著作相比，是大为逊色了。但是，马歇尔1871年前后写的现存最早的手稿，碰巧是讨论他的货币数量理论的。这是说明他的思想从1867年和1877年之间始终保持前后一贯的一个极好例证。他的《货币、信用与商业》的第一部分，第四章的全部内容就是由此而来，它论述得极为全面，在解释和说明方面精雕细刻，这是他在50年后所无法达到的。我并不清楚他在《当代评论》上所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在对金银委员会的证词中所体现出的主导思想是何时树立的。不过，在《工业经济学》中已经有了关于“商业危机”的段落，他在回答贸易萧条委员会的问题时也引用了这些段落，这表明，在1879年他就已经怀有同样的想法了。下面，我将一一列举马歇尔在货币理论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创见。 （1）把货币数量论当作一般价值理论的一部分而对它进行阐述。他总是强调，货币的价值一方面是货币供给量的函数，而一方面又是货币需求量的函数，而这种需求量是以“每个个人保证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量的平均储存量”来度量的。他进一步解释了个人如何在货币与其他财富形式之间进行比较、寻求平均，从而确定自己持有的货币量。“（他在前面提到的1871年手稿中写道）英国全部货币的交换价值与社会成员希望能够随时购买到的商品量的总额相等。这样，在银币通货制度下，如果我们已知流通中的全部银币的盎司数，就可以计算出每盎司的银所代表的其他商品的价值；这只须以前面所说的商品总量除以总的盎司数就可以了。假设平均说来，社会中的个人希望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数量占他的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么，这时如果流通中只存在银币这一种通货，英国的货币价值就会等于全国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人们的习惯改变了，为了以其他方式获得财富，在购买力增加时并不急于购物，比如说，如果平均说来每个人希望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数量只占他的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么当流通中的银币数量不变时，它就不能保持原有价值，其价值会下降。这时，工业用银就会增加，而银矿的产银量将会有所减少……” 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避开了“流通速度”这一笨拙的概念（尽管他能够准确地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试图在‘流通速度’和货币价值之间建立联系，那么问题就会错综复杂。穆勒先生对这个难处一清二楚（《政治经济学》第三部分、第八章、第三节的后半部），但他并没有给出解决办法。”有时，人们由于对货币缺乏信任，不愿意持有它，而造成价格上涨——这种现象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备受人们关注——对于这种现象的前因后果，马歇尔也曾做过详细说明。他也清楚，价格水平与商业循环相伴相随，它与公众愿意持有的“即时支配”额的波动相关。 （2）“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区分，以及货币价值波动时，这一区分对于信用循环的意义。对此所作的明确说明，我认为最早是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六部分，第六章（结尾注释）中。 （3）现代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影响价格的因果顺序，以及贴现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引用以及中学生们可以参考的唯一的详细论述，是马歇尔1887年为金银委员会所作的证词（尤其是证词的前半部分），再加上他1899年为印度通货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这些本来是货币理论最基础的内容，但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生们只能从呈交给那些对一时的实际问题感兴趣的政府委员会的问答式文字中找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4）阐明了“购买力平价”是决定不可兑换货币在国家间兑换比率的理论。实质上，这一理论应归功于李嘉图，卡斯尔教授以适于现代情况的方式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重新表述，但马歇尔的备忘录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这份备忘录附于他为金银委员会所作的证词（1888年）之后。这个理论在他于1899年提交给印度通货委员会的结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下面是马歇尔对金银委员会发表的意见的一段摘录，它说明了他的理论梗概：“设B国有一种不可兑换的纸币（如卢布）。在每个国家，货币价格都取决于货币量与它发挥的功能之间的关系。随着贸易的进行，黄金对卢布的比价将达到A国的金价与B国的卢布价格之间的比率（考虑运费因素）。” （5）编制指数的连续法。他在“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1887年）的最后一部分（标题为“如何估计一个单位的购买力”）中的一个脚注中，首次提到了这一方法。 （6）建议在金银混合本位制的基础上实现纸币流通（与李嘉图的“对建立一种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一脉相承）。这一建议最早见于他在1886年对商业萧条问题政府专员的回答中。他争辩说，普通的金银复本位制将会慢慢成为变相的金属本位制。（他继续说道）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要因为金银复本位制而大吃苦头的话，那实在是我们自找的……我的替代方案取自他的（李嘉图的）简单方案，就是要把比如说是2000克的银条与100克的金条结合起来，同时政府随时准备买入或卖出成对的金条和银条，从而确保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维持稳定……这一计划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启动，而不必等待其他国家的协同。” 他并不是在促使马上采用这种本位制，而是旨在向世人说明它起码要优于金银复本位制。这一建议又先后在他1887年的文章“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和1888年对金银委员会的证词中重现。 （7）建议编制便于长期合同选用的按物价指数计算的官方币值标准表。这一建议最早见于一篇论文的附录中，这篇论文探讨了解决就业不连续状况的对策，于1885年马歇尔在“工业补偿会议”上宣读。1886年，他在对商业萧条问题政府专员的答辞中重申了这一建议，并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他写道）工业运转之所以缺乏连续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不知道一个英镑在一段时间以后还能值多少钱……如果采纳了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一直呼吁的一项计划，由此造成的严重影响就会大大减轻。我提出这一对策并不是要求政府自已经营实业，而是希望它能够为实业提供帮助。它应该公布币值表来跟踪黄金购买力的变动，这将方便合同在签订时按照固定的购买力单位确定报酬……因为合同的双方都是自由地做出选择，所以无论是对于利息支付的几乎所有合同，还是对于偿还贷款的合同，关于地租的合同以及涉及工资和薪水的合同，这种恒定的一般购买力单位都是适用的……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建议与我们的货币流通形式无关，并不要求它加以改动。我得承认，对于国际贸易，这一建议很难行得通。但是，作为国内商业的稳定因素，它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而且它实行起来非常简便，也不会像政府干预企业那样引发弊端。鉴于此，我冒昧地恳请诸位密切注意这一建议。” 在前面曾提到的“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这篇出色的论文中，马歇尔又深入阐述了这一重要的建议。这篇论文前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1）“价值标准波动的弊端”；（2）“贵金属不是一种良好的价值标准”；（3）“价值标准与金或银无关”。马歇尔在写作时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就是喜欢把那些最新颖、最重要的内容放在脚注里。下面这段文字就是对这篇论文中一个脚注的摘录：“我想，每一项旨在控制货币供给从而维持币值稳定的计划都应当是仅限于国内而非国际性的。我将引证两个计划来说明这一点，尽管我不赞同其中的任何一个。第一个计划中，货币是不可兑换的，这时只要一英镑的价值超出了一个单位，政府部门就会自动地购买公债从而投放货币，相反，当一英镑的价值不足一单位时，就应当售出公债从而回笼货币……另一项计划中，货币是可兑换的，这时一英镑的纸币将有权要求政府部门按照现时的金价和银价兑换成半单位的金和半单位的银。” 《经济学家》对金银混合本位制和备用币值标准表进行了嘲讽，而马歇尔总是过分担心被指斥为脱离实际或凌驾于“实业家”（这种传说中的怪物）之上，因此他就没有继续坚持。 我在前文中曾经承诺，要挖掘出马歇尔推迟出版他的图解方法、对外贸易理论以及货币与信用原理等成果的原由。在这些原因中，许多都贯穿他的终生，而就其结果来说，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不利的。让我们先来探讨那些有益的。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马歇尔很早的时候就已认识到，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并无多大价值，对于做出切实可行的结论也无多大帮助。其全部价值仅在于对当前的经济生活进行解释。这就需要对工商业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了解。然而这些具体事实以及它们与个人的关系总是处于不间断的迅速变化之中。马歇尔在剑桥的就职演说点明了他的立场：“当代经济学在观点上的转变是由于人们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人本身也是环境的产物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所犯的主要错误并不在于他们对历史和统计的忽视，而在于他们把人看作一个定值，而几乎不去关心他的变化。因此他们认为供给与需求的作用是机械的、不折不扣的，这与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他们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看到工业中的常规和制度是多么易于变化。而社会主义者们总是用过于强烈的方式感受事物，他们对人类行为的隐秘动机有所了解，这正是经济学家们所忽略的。有一点李嘉图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们并未向世人讲清楚，甚至他们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那就是他们所建立的体系并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在发现某些真理时加以普遍应用的工具。我认为，只有经济学核心的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超越的普遍性，而没有哪一条经济学教条具有这种普遍性，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实际真理，而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 马歇尔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他的经济学前辈们的错误危害最甚的时候，他所持的观点以及对他们所持的反对态度自然而然地使他不愿意在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前就发表那些孤立的经济学专论。单独发表图解方法和纯理论有可能造成弊大于利的后果，因为那将会使数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目标与方法上更加混乱，从而做出不合他本意的强调。如果不对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进行苦苦探索就草率地发表那些纯智力成果，人们就会纷纷效仿这种做法，他就会成为一个错误的示范。然而另一方面，要得到相关的事实依据是极端困难的——比现在困难得多。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事情发展的速度超乎寻常，因而整理过的信息资料非常罕见，远非现在这样丰富。实际上，在1875-1895年的20年间，马歇尔对于事实资料的掌握以及他的经济学判断力都大有提高，所以，如果他在1875－1885年间发表那些著作，那将会比他在1885－1895年间发表逊色得多。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一个个人性质的原因。在关键时刻，马歇尔的身体却垮了下来，而在健康有所恢复之后，他在准备课程和培养学生上花的时间又大大推延了他的写作进程。并且，他在写作时精益求精，锱铢必较，表述力求准确，这也妨碍他成为一位写作快捷的作家。他还特别不擅于把各部分合为一体以及为使各部分间相互照应而进行改写的工作。他一直试图写大部头的著作，但他缺乏运笔如飞的能力，又不能长时间地全神贯注（这正是穆勒所具备的），还缺乏一种前后一贯的整体感（这正是亚当·斯密所具备的），而这些对于一部宏篇巨制的圆满成功都是必备的条件。 前面已经指出，他认为经济学不可能达到极致状态，同时现实世界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而他在文字能力上又有所局限，也不能用大量的闲暇来著书立说，正是这些原因使他放弃了先写独立专著再将它们合为一部宏篇巨制的想法，这难道说不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吗？我认为是的，正是那些障碍与不足之处导致了这一点。 对于那些尚且健在的同代人，马歇尔很清楚自己在能力上的巨大优势。他在1885年的就职演说中说道：“12年前，英格兰拥有或许是最才华横溢的一群经济学家，像他们这样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在同一个国家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一个接一个，穆勒、凯尔恩斯、巴奇霍特、克利夫、莱斯利、杰文斯、纽马奇和福西特先后离开了我们。”当时剩下的人中，再无一人堪与马歇尔并驾齐驱了。对于自己的学生，马歇尔加以精心培养，因为他们将要承担未来的经济学研究。然而，马歇尔却不愿意把半生不熟的面包撒在水面上，不愿意考虑与别人合作的可行性，不愿意让这个世界从他身上获取能够滋补的养分。他不正是在违反他自己的信条，试图达到一个不可能的目标吗？经济学的宏篇巨论或许有很大的教育价值。我们也许的确需要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洋洋洒洒的大作。既然经济事实具有变动不定的特点，而孤立的经济原理又苍白无力，那么经济科学的进步与日常用途难道就不需要一些先驱和开拓者们撇开大部头的论著而埋头于小册子和专论的写作吗？我曾在前文中说道，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不失为一部杰作，但充其量也不过像是一本小册子。这里我却要说，正是杰文斯乐于与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才使他赢得了崇高的个人地位，产生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杰文斯的所有经济学著述都属于小册子的性质。而马尔萨斯在《人口论》出版第一版后，想把它扩展为大部头的著作，这却反而毁掉了《人口论》。李嘉图最伟大的著作也都是一些风行一时的小册子。穆勒倒是凭借他的天赋完成了一部成功的巨著，但它对教育的意义远甚于对科学的意义，而且当新一代的辛巴德们已经在海上乘风破浪之时，他不也像个老人一样只能枯坐一旁吗？只由亚当·斯密一人享受宏篇巨论的荣誉就够了，经济学家们应当只争朝夕地撰写专著和短论，并祈求以此方式达到不朽。 那么，马歇尔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法岂不是偏离了他那独特天赋的真实本性吗？“经济学”正如他在前面的引文中所说的，“本身并不是实际的真理，而只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马歇尔的创造。他在将其展示给这个世界之前，早早地把它交到了学生们的手里。这一工具的建立是马歇尔那独特天赋的最主要的成就。他认为经济学不是“实际真理”，他也极力地追求这种“实际真理”，然而在这方面他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的父亲曾经作为一名学生兼同事，目睹了马歇尔自始至终的思想发展历程。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甚至我还不知经济学为何物，我就听到过我父亲的慨叹，慨叹马歇尔的顽固不化，这使他无法弄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的确切所在；慨叹他的不可理喻的雄心，这使他不能把自己精神与天赋中的真正财富奉献给这个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学本来可能发展得更快，马歇尔的权威和影响本来可能更大，只要他的脾气稍稍有所不同。 马歇尔还有两个特点必须提到。首先，马歇尔过于害怕犯错误，面对批评脸皮太薄，对反对意见太容易着恼，甚至是在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一种极端的敏感使他对于批评和反驳不够宽容。这种害怕由于言语冒失而招致批评的心理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不管怎么说，偶而犯些小错毕竟无关大障，尤其是如果能及时发现，那么更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影响。然而，说这是马歇尔的一个缺陷，是立足于他对科学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的高标准——这种高标准常常令他的学生们望而生畏——的基础上的。 其次，马歇尔太急于做善事了。对于这一学科中那些与人类福祉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直接相关的部分，他总是不屑一顾，即使有些内容间接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如果自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就不是在追求至高无上的目标。这种观念来源于他内心的冲突，在充满了艰难、枯燥、苛刻、毫无感情色彩的理智与显然完全不同的、饱含热望的激情之间的冲突。当他的理智在追寻图解方法、对外贸易与货币理论的时候，他的内心一个传道士般的小精灵却在说，不，这样不行。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他的理智之火行将熄灭。而那个一直被压迫的小精灵却跳了出来，有一次他说道：“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就要献身于心理学。经济学离理念的世界太遥远了，如果我在这方面说得过多，实业家们就不会读我的东西。”然而他毕竟还是把那种观念保持终生。他经常讲述这样一个早年的故事：“当我开始下决心尽我所能对政治经济学（当时‘经济学’这一词汇还未创造出来）进行彻底研究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街头橱窗里看到了一幅小小的油画（画中人面容憔悴，表情若有所思，是一个‘落魄者’的形象），我就花了几个先令把它买了下来，回到学院宿舍把它挂在壁炉架上，从此以后我就把它称为我的保护神，我立志努力让世间那些像画中人一样的人们都能达到幸福的境界。当时，我对经济学理论中的数学部分极感兴趣，于是我就抬头望一眼我的保护神，它把我带回到正路上来。有一次尤其灵验，因为是它把我从对终极目标的研究中拉了回来，使我开始研究喧嚣一时的金银复本位制问题。我是鄙视这样的问题的，但追求的本能把我引向它们。”这就是他的另外一种伟大品格：崇高的无私与献身公益的精神——这一点常常令他的学生们感动——中的瑕疵。 无论如何，1877年，马歇尔是在帮助夫人撰写《工业经济学》（1879年出版）。按原计划，这本书是夫人为剑桥大学函授部讲师作教材用的，但随着工作的进展，马歇尔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他不仅压制那本书的发行，而且在同一题目下以完全不同的内容替代了原书。这本书改写后，基本上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并“力求适应低年级学生们的需要”。在原书中，他的价值理论不得不以简短而不完善的形式表达出来，世人也只能以这样的形式来接受，我想，马歇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在11年后改写这本书。在1887年和1888年《经济学季刊》上与美国经济学家的辩论也使他进一步确证了这种印象。另外，他也放弃了那种认为对初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只需一个半指导性的函授教师辅以一本半严肃的教科书就已足够的观念。1910年，他在给1879年出版的《工业经济学》的一位日本译者的信中写道：“本书在撰写之初，是希望能够把简明易懂与科学严谨结合起来。现在看来，尽管有些专题可以写成简明的著作，但经济学的核心教义却不能如法炮制。” 正是这些情绪便他对这本书怀有偏见。实际上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受到了行家们的高度赞誉，而且这是一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小型教科书。如果说有什么初级教科书的话，那么这本书可能是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最好的——比福西特夫人、杰文斯所编写的入门书以及后来出现的一些教科书要好得多。不仅如此，本书第三篇后半部分中论述商业联合、工会、商务争议以及合作的章节，是在当代对这些重要题目首次作出的令人满意的表述。 本书脱稿后，马歇尔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1881年出国休养期间，他并没有重新回到货币或对外贸易上去，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后来出现在《经济学原理》中的那些核心理论。在这期间，他到牛津任职，又回到剑桥执教备课，参加金银复本位制的辩论，和为金银委员会作证词等等诸多事务缠身。 马歇尔最初打算以一部书涵盖经济学的全部内容。1883和1884年，他的分配理论现出雏形。1885年夏天（在湖区），他在回到剑桥后的第一个长假期中开始为这本书最后定型：“（他写道）这一年的工作不尽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正在摆脱对这本书的陈旧而狭隘的设想，应该使那些构成经济学支柱的抽象推理居于更显要的位置，但与此同时，我未能鼓起勇气，马上投身于撰写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这部著作（逐渐润色之后）将成为我一生著述中最主要的成果。” 1886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改造自己的写作计划。这一工作在夏季住于克罗姆附近的谢林汉姆时告一段落。这时我已使全书的内容基本定型，起码就第一卷来说是这样。随后，我第一次开始着手按照排印时的设想安排各个独立的章节。” 1887年（在格恩西岛）：“在写作此书方面大有进展，并且已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安排了出版事宜。这个学年一结束，我就开始向印刷商寄校样。除了第六部分的半部内容外，其余各章节都已打印完毕，虽然还不能马上用于出版，但已具备了出版的模样。我是说，事情已经安排妥当，基本完成了。” 1888年：“长假期临近结束，我已将第五部分交付印刷商，第四部分也完工在即。之后，我准备在撰写‘正常价值或分配与交换’之前，添加进一步讨论‘生产成本’的新部分，把原拟留待关于‘正常价值’那一部分后半部中讨论的内容（稍作补充）放入这一篇内。这就是本书现在的第七部分。这个想法是慢慢形成的，因而这一学期的进展也就不是很大。” 1889年：“1889年的前四个月忙于第六部分的写作，先是写出了前四章的初稿，并修改了第五部分。同时，我还花了很大精力来撰写数学附录，其中很大部分已经付印。长假期中的八个星期是在波多尔港度过的，主要用于第六部分五六两章和第七部分一到五章的写作。” 这时工作进展神速，该书于1890年7月出版。 1890年之前，马歇尔就已是著名人士了，而《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的出版则使他梦想成真。报章杂志纷纷以标题文章进行大张旗鼓的评论。记者们并不能确切分辨出这本书给科学带来的贡献和创新，但他们却极其敏锐地判断出经济思想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蓓尔美尔新闻》说，“在我们一所古老的大学中出现了这样一位教授，他以毕生的精力用来把政治经济学改造为一门推进社会完善的科学。”旧的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是完全自私、只知攫取的动物，而国家不过是这样一些动物所组成的群体。”如今，新的政治经济学诞生了，旧的政治经济学一去不复返了。《每日新闻》说：“这本书将会恢复人们对政治经济学曾经动摇的信任，它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将会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上个时代一样。”“它使这门科学中的其他著述都成为过时的东西，”《曼彻斯特卫报》说道，“如果说马歇尔教授的著作将成为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里程碑，这恐怕并不是冒失的说法，因为它将指明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加快经济学研究的进程。”这些都只是一片赞誉声中的几例。 对于我们这些在马歇尔及其著作的哺育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要确认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一段长长的空白期中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件困难的事，同样困难的是确定后者的出版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埃奇沃思教授提供的笔记的帮助下，我将做这样一个尝试，指明这本书为人类知识宝库做出的几个尤其突出的贡献。 （1）最终澄清了在价值决定中需求与生产成本各自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曾经由于李嘉图的隐晦和杰文斯的反应过激而引起一场不必要的争论。而在马歇尔作出分析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多说了。“（埃奇沃思教授写道）对生产成本的新的论述使人们认清了它在价值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马歇尔在某个地方所说的，当古典学者们强调供给的作用甚于强调需求的作用时，他们凭借直觉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当马歇尔在本书第一版中重新回到那些老一代作者——他们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遭到杰文斯和庞巴维克等人的贬低——的时候，那些评论者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喧嚣一时的批评带来的迷雾被驱散了。永恒的山峰又在同一高度重现了她那自然的雄姿。’” （2）把由需求和供给在均衡点上决定价值的命题发展为一种一般性的思想，这就宛如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哥白尼体系，因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经济学领域中的各个要素才在彼此均衡与相互作用中各就其位。而关于经济均衡的一般理论之所以能够巩固，又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思想法则，则是得益于两个重要概念的引入。这就是“边际”与“替代”。 边际的概念已经超出了效用的范围，对于那些能够作定量的微小变动处理的经济要素，边际概念都可以用来描述它们在给定条件下的均衡点，也可以用来描述它们与一定量的边际变动的函数关系。引入“替代”这一概念则是为了说明达到均衡和恢复均衡的过程。尤其是“边际替代”这一概念，它不但能够说明消费过程中两种物品的替代关系，还同样能够说明生产要素的替代关系，因此引入这一概念所带来的成果是十分丰厚的。 不仅如此，“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在使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功效与成本之比较高的要素会替代较低的要素，并限制了对后者的需求价格。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是通过相互组合才构成被使用的可能的。任何一种要素都不能单独构成使用的可能，只有在其他要素为其提供了这种可能时它才得以被使用。国民报酬是这些要素的共同成果，每一种要素供给的增加都会增加国民报酬，而国民报酬也是这些要素的唯一需求来源。” 这一分析方法，在供给与需求这一一般价值法则下，包含了对工资和利润的分析——就像它也包含了货币理论一样。同时，决定劳动者工资或雇主利润的供求作用的特点也在其中得到了全面的分析。 （3）把时间因素直接引入到经济分析中来，主要应当归功于马歇尔。“长期”和“短期”的概念，是他提出的。他引入时间因素的目的之一，是要追溯“一条贯穿始终，并把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与长短不同的时期联系起来的连线”。与此相关，马歇尔还首次对另外一些概念作了区分，这是我们现在进行清晰的思考时至关重要的依据。马歇尔对“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主要成本”与“辅助成本”进行了区分。其中的第一对概念，我认为，在《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完全是一个创新。而后一对概念，如果不是曾经在经济分析中出现过，就是已经存在于工业词汇中了。 通过对长期与短期进行区分，“正常”价值的含义得以确定；而借助于马歇尔另外两个独创的概念——准地租和代表企业——正常利润说形成了。 这些思想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也是人们在进行清晰的思考时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依我来看，这一部分也是马歇尔论述得最不全面、最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他留下了许多工作需要由后继者们来完成。正如他在《经济学原理》初版序言中所说的，时间因素“几乎是每一个经济学难题的核心”。 （4）消费者地租或曰消费者剩余这一独特概念是从杰文斯的思想中自然派生出来的，实际的结果证明，这一概念也许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富有成效。但是在思维工具中，它又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概念在《经济学原理》中尤其重要，因为它的使用（用埃奇沃思教授的话来说）“表明了自由放任主义，即无限制的竞争的最大收益，不一定就是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马歇尔证明，在某些条件下，自由放任主义作为社会最大利益的一条原则，不仅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但马歇尔并没有对这一独特的论点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而是将这一领域留给他的得意门生和后继者庇古教授来继续探讨。而庇古教授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了，对那些已经心领神会的学生们来说，马歇尔的分析方法在披荆斩棘的探索之路上是一种多么有力的工具。 （5）马歇尔对于垄断的分析也应当在这里加以说明。因为他对报酬递增的分析，尤其是当外部经济存在条件下的报酬递增，在这里提及比在前面各处都要恰当一些。 马歇尔在这方面的结论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同情与他那种对竞争力量的古老推崇之间并无矛盾。埃奇沃思教授写道：“当我第一次接触马歇尔时——我想那是远在80年代的事了——他认为竞争在价值决定中的支配地位将会长期保持下去，他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并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但这与他在‘经济学家的老一代和新一代’这篇文章中的判断是相一致的。‘如果卖者出价，而买者接受，他们就会不顾国王、议会或托拉斯、工会的禁止而设法成交。’” （6）在创造术语和思维工具方面，我想再没有什么比马歇尔引入“弹性”的概念更令经济学家们获益甚多的了。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的第三部分的第三章中，他对“需求弹性”的含义作了设定，这实际上是对这一概念的最早表述。如果没有这一概念的帮助，关于价格与分配的前沿理论很难取得进展。 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并不是成正比的，而是比之多或比之少，这种观念在经过19世纪初关于供给与小麦价格关系的讨论之后，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因此，无论是穆勒还是杰文斯都没有对这一概念加以澄清，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然而事实的确如此，e＝(dx/x)/(dy/y)这一概念完全是马歇尔的创造。 马歇尔在引入弹性这一概念时，并没有指明这是一个创新，这一点发人深省，而这又充分体现了马歇尔的特色。在这一思维工具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之后，进一步研究的累累硕果又一次被庇古教授而不是马歇尔本人悉数吸取了。 （7）《经济学原理》中涉及历史的部分值得作些评论。第一版中，第一部分包括了以“自由工业和企业的成长”为题的两个章节。而在最近的几版中，这些章节中保留下来的部分又被打入到了附录中。对此，马歇尔始终是犹豫不决的。 一方面，他深知经济学的相关事物具有变动不定的特点，因而他十分重视研究的历史背景，并以此来纠正那种认为现存的公理将永远颠破不灭的想法。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在这方面占用过多的时间（有一段时期，他大张旗鼓地开始历史方面的研究，如果写出来，据他说要用六卷的篇幅），他也不愿意让这些内容成为他的著作的重心。在马歇尔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时代，这方面现成的资料还少之又少，虽然他下了很大的气力，但仍然在这条偏僻的历史小道上徘徊不前，对于在书中应该把历史背景置于何种地位他也大费脑筋。结果是折衷的，正如在《经济学原理》中体现出来的那样，这并不尽如人意，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压缩成了泛泛之谈，而其中的证据却无法详加罗列。 马歇尔在历史方面最出色的作品可能是《工业与贸易》中的某些部分。这本书出版于1919年，此时他的大部分著述工作都早已完成。而《经济学原理》中有关历史的章节却遭到了威廉·坎宁安博士鲁莽的攻击，他在皇家历史学会发表了演说，演说内容刊载在《经济学杂志》第二卷（1892年）中。马歇尔这次却打破了对批评置之不理的一贯原则，在这一杂志的同一期上著文反击，成功地结束了这场论争。 漫不经心的读者可能不会注意到，《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方法不同凡响。对于新颖与首创的声明一概被免除了，文中也绝少指责他人的错误，那些早些时候声名卓著的作家，无论他们到底说过些什么，在马歇尔的解释里，他们的意愿都是良好的，无可指责的。经济要素之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诚如马歇尔的两个座右铭——“自然界没有飞跃”和“万物归一，一寓于万物”——所示，是经济学难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即便如此，除非对于初学者，这本书，尤其是其前四部分还是十分浅显易懂的，它明白、恰当，宛如是对平常事情所作的文雅一些的表达。 这种行文风格使马歇尔实现了他的目标。这本书为广泛的大众所接受，它提高了经济学在公众中的声誉，而又极少引发争论。一般的评论者很欣赏作者这种对待论题、对待前辈、对待读者的态度。而令马歇尔高兴的是，他唤起了人们对道德因素的重视，使经济学重新焕发出应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与此同时，这一切却未损及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所蕴含的精神品质对英国的经济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过程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着，没有引发任何的喧哗与骚动，以致于人们常常会感受不到。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写作方法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本书落墨时轻重欠分明，除了那些堪称重大突破的地方，对于一般的突出之处只是一笔带过，读者就很容易随便放过这些地方。困难都被隐藏起来了，棘手的问题也都放在脚注中加以解决，原本涵义隽永、富于创见的内容被平平淡淡地表述出来。 如果说读者的头脑是一个衣橱的话，作者根本没有为他的思想贴上品牌名称，甚至也没有设计衣钩。学生在阅读《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可以因为它的明白晓畅而着迷，以为自己弄懂了一切，而一周之后，却发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就连那些在《经济学原理》的哺育中长大的学生，偶然碰到某个新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法，回头再查阅这部著作时，发现这个问题和一个更好的解法明明已在书中，而自己竟然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读者只有在经过勤奋的学习和独立的思考之后，他才可能窥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一知识宝库之门径。 马歇尔夫妇1885年回到剑桥之时，正值对研究员的结婚禁令解除不久。他们为自己建造了一处小小的房舍，并将其命名为巴里奥·克罗夫特。这座住宅位于马丁利路，用的是圣约翰学院的土地，靠近巴克斯河，不过就在巴克斯镇的郊区，因此在它的一边，有开阔的农村向马丁利山伸展开去。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这里居住了将近40年之久。这所住宅的花园很大，设计不落俗套，因而采光充足，空间恰能容下他们二人和一位忠诚的女仆。他的书房，列满了书架，摆满了图书，只在壁炉旁才有地方放下两把椅子。就在这里，他与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促膝谈心，天色将晚之时，在边上的凳子或架子上，他为来访的学生准备一杯清茶、一块蛋糕。大的聚会则要在楼下举行，为了娱乐的需要，可以把餐室和马歇尔夫人的起居室合为一体，这所住宅保持着一种始终不变的气氛：楼上，满是书籍和装着手稿的抽屉；楼下，家具上镶嵌着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人物画像；门口，迎面站立着女仆萨拉。这一切，总是深深吸引着马歇尔的学生们，他们年复一年地来这里拜访他们的导师，就像来到了圣人的栖居之地。 这是剑桥婚姻小团体的第一个年代，在由那些学院首脑夫妇和几位教授夫人构成的小圈子开始扩大之时，一些最知名的导师，尤其是伦理科学的导师，先后娶了纽纳姆学院的女学生。这样，来自夫妇双方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单一然而杰出的精英团体。 在我童年之时，这一团体正生气勃勃，当我稍稍年长，能够应邀参加午宴或晚宴的时候，我就是到这些人家中作客。那是一种温馨而高尚的气氛，在今天庞杂的剑桥是很难找到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款待某个经济学同行，尤其是某位外国同行，马歇尔夫妇的家中常常举行聚会。在小型午宴上，还常常邀请一些本科生以及来自纽纳姆的学生或年轻讲师。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与阿道夫·瓦格纳和N．G．皮尔逊结识了，他们是过去那个时代中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马歇尔不太愿意到别人家中作客，他更愿意在自己的斗室里热情款待他的客人们，这时，他总要把夫人支使得团团转，自己则谈笑风生、语音朗朗、妙语如珠。他对各种五花八门的事情都能侃侃而谈，他脸上挂着笑意，眼睛闪烁着光亮，不时显出几分滑稽，这时，有谁不会欢乐开怀呢？ 早些时候，特别是在1885-1900年间，他喜欢邀请一些工人首领与他共度周末。比如，托马斯·伯特、本·蒂利特和汤姆·曼等人都曾接受过他的邀请。有时，这种拜访恰逢社会问题讨论协会开会，拜访者们还要到会上发表演说。通过这种方式，他结识了过去一代大部分重要的合作社成员和工会主义者。实际上，除了学术思想外，他对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等等一切都抱有同情（同J．S．穆勒一样）。 马歇尔此时已经安定下来，也已习惯了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对他从1885－1908年辞去教授职位的这一段人生历程作一简要描述。 从1885-1890年，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他主要致力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但此外还有几项活动：1885年主要是他向“工业补偿会议”提交论文；1887-1888年为金银委员会提供证词；1889年他在合作大会上发表主席演说；1890年夏，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利兹会议上，他为经济学小组作了“关于竞争的若干问题”的引人入胜的主席演说。此外，上课也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因此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活跃、最有成果的五年。 普通课程他一周讲授两次，在理论上有特殊困难的课程他一周还要讲一次，但是作为惯例，三个学期中他只讲两个学期的课，这样一年下来他大约有45个课时。马歇尔教授宣布，一周中的两个下午，从四点到七点，“大学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到家里来拜访他，无论此人是否听他的课程，他将为来访者提供建议和帮助。”80年代后期，听他的公共课的人数在40-70之间不等，听他的专业课和理论课的人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一半。但他这种授课方法——多半是故意所为——后来使那些不太认真的学生半途而废，不再来听课，而几个学年之后，听课的人又少了一些。 马歇尔是不会把他的课程写成讲义的。“（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很少事先作笔记，除非是在讲授经济史的时候，这时他就在课前作些笔记，然后在到课堂的路上在头脑中整理一下。他说他的学生中有很多都善于独立思考，其原因就在于，他从不愿意按部就班地系统授课或者为学生们提供资料，他更注重让学生们自己思考。每个星期，对于那些还没讲完的课程，他都要出一些思考题，然后自己在课堂上给出答案。在他批阅学生们的作业的时候，他一定很痛苦，因为他不停地用红笔勾画。” 我想他的课越来越不正规了。到1906年，当我去听课的时候，已经很难作一些有条理的笔记。但他还是保持着前面提到的那种授课方法，他不像西奇威克那样讲授即将成书的讲义。这或许也是妨碍他出版著作的原因之一。在用书本授课和口头授课中，他明显地偏爱后者，这大大激励了那些优秀学生和那些小课堂里的学生。这种方法在超过40人的大课堂（我记得我听课时课堂人数接近20人而不是40人）中很难实行，它也不适于那些对经济学没有真正的兴趣和意向的人（如今经济学的大量课程都是为这些人设计的）。在他回到剑桥后不久，他就开设了下面这几门前后关联的课程，这也说明了他想要讲授的内容： 1885－1886秋季学期：对外贸易与货币春季学期：投机、税收及其他 （穆勒，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1886－1887秋季学期：生产与价值 春季学期：分配 在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之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此书的缩写本。这本书以《工业经济学》为标题，在1892年初出版。他也花了很多时间不断地对《经济学原理》进行修订，最重要的改动出现在1895年的第三版和1907年的第五版中。然而至于改进的程度是否与投入的劳动量相关，就不得而知了。这些修订工作也妨碍了他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写作《经济学原理》的第二卷。 然而，打断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他被选为皇家劳工委员会1891年至1894年的成员。他很欢迎这一机会，因为他由此可以深入接触到研究课题的原材料了。在起草“总结报告”的工作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关工会、最低工资和无规律的就业状况等部分出自于他的手笔。 然而，他毕竟还在继续《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的工作。他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他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论述方法。1894年，他开始进行历史方面的论述，后来，他把这项工作称为‘白象’，因为它实在太浩大了，写成书要用很多卷。后来他在《工业与贸易》的描述性部分引用“白象”中的一些片断。 马歇尔在劳工委员会的工作只是他为政府进行的研究之一。1893年，他向皇家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老年穷人”的证词，他在其中建议，将慈善组织委员会与济贫法的管理机构联系起来。1899年初，他为印度通货委员会精心准备了一份证词，其中关于货币理论部分的有些内容是他在11年前为金银委员会所作证词的重复，但他自己认为这一新的版本有所改进，这是他对货币理论进行的最好的表述。对那些特别涉及印度的部分，他提供了许多统计图表。他对印度经济问题和通货问题的兴趣源于他在牛津时为派驻印度文职见习生的授课。他对自己在印度问题上细致入微的实际研究很满意，他那些并未全部发表的大卷的印度图表总是放在手边，以备研究之需。 就在1899年的晚些时候，他为皇家地方税委员会准备了关于帝国税和地方税的分类和影响范围的备忘录。1903年，正值关于关税改革的辩论处于高潮之时，他应财政部的请求，撰写了“国际贸易的财政政策”这一令人赞叹的备忘录。1908年，这份备忘录由于有当时的财政大巨劳埃德·乔治的建议而作为议会文件印发，因为它“写得的确富有独创性”。但这份备忘录在整整五年后才得以发表，对此马歇尔别具特色地解释道：“1903年8月，这份备忘录的一些重大修改和补充在国外的邮局里遗失了。秋天，我重读了那些未作修改的论证，我对它们很不满意，因而决定拒绝允许我将其单独出版的好意。由于成文匆忙、落笔局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文布局不当、个人的武断见解过多，有些论点我本应该仔细推敲。而且，这也违反了我避开争论的原则。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不如学生作业那样认真。因此，我决定对于财政问题保持沉默，直至我能把要说的东西以更镇密、更完整的形式表达出来。我现在正在从事这项工作，然而进展缓慢，时间却已飞逝。” 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看出，马歇尔已经不似以前那般才思敏捷了。他无法把心中所想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几乎成了他无法克服的困难。1908年，他辞去了教授职务，希望能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脱出来，以期加快工作的进度。 在马歇尔担任教授的23年里，他参与了三次重要的运动：创办英国经济协会（即现在的皇家经济学会）；参与剑桥大学授与妇女学位的争论；设立剑桥大学经济学荣誉学位考试。这三次活动值得分别谈一谈。 （1）题为“成立一个英国经济协会的建议”的一封公开信，是向着建立皇家经济协会这一方向努力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它在1890年10月24日发出，在其他人的协助下，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个人签名。这封信邀请了联合王国所有大学和公众学院的经济学教师、伦敦和都柏林市议会的成员、曼彻斯特统计学会的成员、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会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下部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来参加1890年11月20日在伦敦大学学院自发举行的这次会议。会议主席是财政大臣戈申勋爵，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创建英国经济学会或协会并出版经济学杂志的建议”。这封发起的公开信设定了该学会成立后实际上遵循的总路线。会上唯一持异议的是G．萧伯纳先生。 （2）1896年，关于向妇女授予学位的争论使剑桥一分为二。马歇尔站在反对妇女要求的阵营中。实际上，早在纽纳姆学院建立之初，他就通过夫人和西奇威克的关系，与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曾说过：“那里吸引我的，主要是由于它是英格兰第一所向妇女敞开大门的学院”。而他的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标题为“工人阶级的未来”，1873年发表）中，起篇他就发表了一番郑重声明，支持穆勒关于妇女解放的言论。他在文章中说道，穆勒的所有例证都“旨在说明，如果解除了人为习俗强加在妇女头脑中的束缚，使她们有充分的机会担当起对这个世界的职责，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将会大大加快。”正因为如此，马歇尔的态度对他周围的那个小圈子来说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在经过另一方的大肆鼓噪之后，他的这一态度在改革者们最终遭受的惨败中起了某些作用，就马歇尔的智力而言，他足以找到维护自己立场的强有力的理由。实际上，在他呈交给校评议会成员的那份长长的文件中，他在反对使妇女的教育与男性完全平等时，语气温和而谦恭，言辞则华美而富于说服力。然而，使他作出如此结论的，主要是一种天生的偏见，再加上一个男人54年来的生活经历所积累下来的那种神秘的力量，他的理智，只不过是屈从了这种偏见而已。 （3）最后，是马歇尔为创建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所做的贡献。 1885年马歇尔回到剑桥的时候，政治经济学既是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科目，又是历史学学位考试的科目。20多年前，这两个系先后建立，从而开辟了剑桥大学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但马歇尔担任教授之后，就强烈地感受到：已经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了。他特别不喜欢现有的课程设置，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学必须安于附属学科的地位。因此，1885年，一俟他回到剑桥，就开始据理力争，反对把经济学只作为考试的一部分，而他的课程又必须屈从这种考试。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实际上他已提出要求：给经济学一个新的地位，这与西奇威克不谋而合。下面就是他在演说中的宣言，这一宣言具有历史意义，它喊出了争取经济学独立地位的第一声，而今天，这一梦想已经处处实现了。“现在缺乏的是，对事实更广泛、更具科学性的知识，也就是一种更有力、更完整的研究方法，它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解决当代的经济问题。正确地发展和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的头等任务，而这需要那些经过科学训练的人发挥他们所有的才能。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在经济学中已经太多了，他们虽然不失为优点，但目前最急需的却是一种保持头脑冷静和清晰的能力，这样才能追寻和分析那些由复杂原因引起的复杂的作用。然而撇开那些超人的天才不谈，这种能力只有在经过对各种前沿科学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获得。在剑桥大学，具备这样能力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都要多，然而，可悲的是，竟很少有人来担当起这一任务。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极端重要性仅仅是体现在伦理科学的课程之中。与此同时，许多适于做最尖端、最繁难的经济学工作的人，一方面对伦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研究并不感兴趣，一方面又不得不限于伦理学这一樊篱之中。” 马歇尔的呼吁正应验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学科所持有的观点。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一学科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它拥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确性。“某个特里默夫人、马塞特夫人或马蒂诺小姐曾经以口头问答或讲故事的方式，在某个聪明伶俐的家庭女教师的帮助下，向依偎在身旁的孩子们指出经济学的真谛。单靠这些，她们就能赢得声誉，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正是在马歇尔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后，经济学就不像穆勒、杰文斯和西奇威克的时代那样，作为伦理科学的分支之一，可以由一位哲学家轻而易举地驾驭了。他最先树立起了对这一学科的专业的科学态度，让它超脱于世俗的争论之上，像生理学远离普通医学那样远离政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学终于占据了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二部分的位置，这一位置接近于马歇尔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相关学科合建为一个独立的系并为此设立了荣誉学位考试之后，他的胜利才算得圆满，他自己也才完全满意。 如此算来，从一个正式意义上说，马歇尔是剑桥经济学系的创建者。而就他与几代学生们的关系而言，这一荣誉就更当之无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献给了学生们，与此同时，他也决定了学生们的生活。 对同事们而言，马歇尔有时也许令人厌烦、顽固不化；对外部世界而言，马歇尔可能显得刚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对学生们而言，他始终是一位真正的圣哲和导师，在他们的眼里，所有批评都化为乌有，他就是他们的精神之父，是他们获得灵感与抚慰的唯一源泉。马歇尔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但对学生们来说，这些正是他们所深爱的一部分。他们为马歇尔编造各种轶闻趣事（费伊先生可能是这种轶闻趣事的仓库），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决不罢休。如果他们的苏格拉底不那么古怪，青年们是不会满意的。 要在纸面上把马歇尔对学生们施加的影响以及施加影响的方式描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学生在离开马歇尔的家时，头脑中的强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刚刚参加了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险。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怀中抱着一大摞刚才会见时从书架上拿给他的书。一回到住处，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渐渐感悟到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课题。 马歇尔的双重天性常常在不经意间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使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们获得了双重的启迪，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对于目标的公正无私，这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获裨益。对学生来说，刚才与导师探讨的课题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这里有无尽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寻得到。 “一切都是那么融洽，那么无拘无束，”桑格先生记述了这样的时刻（《民族》，1924年7月19日）：“他从不装腔作势地把经济学说成是已成定论的科学——像语法或几何那样——人们只须加以学习而它已经可以不再经受批评，相反，经济学是一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学科。马歇尔在向学生赠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时候，他会写下这样的赠言：‘某某惠存。希望他将会令这本书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自嘲，而是他对自己信念的坚持，那就是：经济学正在成长之中，没有哪部分内容已告终结。” 切莫以为马歇尔对待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他非常严厉，有时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励鼓励，但实际上往往正相反。学生们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他时，都还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他会怎么说、怎么想。克拉彭博士讲过一则他的轶事，很能说明他在讲课时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观察力：马歇尔对一位学院的导师说：“你们学院有两个很有趣的人在听我的课，当我讲到比较难的地方的时候，A.B就自言自语说：‘这太难了，我不想学了。’C．D努力去学了，但又没弄懂。”马歇尔大声说完，爽朗地笑了。他对这两个人的智力和秉性抓得很准。 与其说他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不如说他是通过自己的学生成为当今的英国经济科学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就写道：“联合王国经济学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的学生们占据着的，而在英格兰的一般经济学教育中，这个比例甚至更大。”如今，通过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们，他已经完全统治了经济学。只要以他的成就同他在1885年就职演讲结束语中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作一对比，人们就可以知道，他在离开人世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含笑瞑目的。“尽管我才疏学浅、力量微薄，但我仍怀有这样的宏愿：要竭尽我的所能为剑桥这所英才的伟大摇篮培养更多的人才，使他们走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头脑冷静、内心热情，能够不遗余力地与周围的社会苦难作斗争，为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努力，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1908年，马歇尔从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教席上退休，此时他已六十有六。他所处的时代，薪水微薄，退休无养老金。他在政府政策咨询和报刊上也并未获得额外收入，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从他的教授年薪（700镑，包括他作为大学评议员的报酬）中拿出一部分，为本科生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借书室，还建立了一项三年一次的优秀论文奖，奖金60镑，用以鼓励创造性的研究；另外，他还每年给一位，有时是两位青年讲师提供私人津贴100镑，学校没有这项专款，但不如此就无法使他们安心于教学工作。 与此同时，他从出书中获得收入，这些积蓄已足以应付他退休后的生活。在《工业与贸易》出版之后，他的出书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以至于他的晚年比从前的生活要殷实许多。他常常说，当麦克米伦公司送来年度支票时，他简直不知道怎么处置这笔钱。他把经济学图书馆留给了剑桥大学，他的大部分财产和未来的版权收入最终也都归大学所有，用以奖励经济学研究。 从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之后，他现在可以用余下来的时间和精力，作最后一次努力，搜集整理盛年之时的那些成果了。《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已有18年了，他在此期间积累的事实资料已经可以集结成书了。在确定晚年这几卷著作的范围和内容上，他的计划几经变换。他积累的材料如此之多，要把它们组合起来对他来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对此，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五版（1907年）序言里解释说，1895年他决定把那些材料编为三卷：一、工业与贸易的现代状况；二、信用与就业；三、政府的经济职能。到了1907年，他已认为必须编为四卷了。于是他就决定集中全力编出其中的两卷，即：一、民族工业与贸易；二、货币、信用与就业。这是最后的方案，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曾在第二卷中略去就业，而代之以国际贸易或商业。即使是这样，直到12年后，他77岁之际，《工业与贸易》才得以出版。 这段时期，马歇尔埋头于手头的主要工作，其他事务并不太多。他偶尔给《泰晤士报》撰稿，其中有对劳埃德·乔治先生所作预算（1909年）的评价；撰写了“酒精中毒与效率”（1910年）与卡尔·皮尔逊教授进行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撰写了“战斗到底”和“战争中的平民”；对“有奖债券”也有所论述（1919年）。1916年他致信《经济学家》，敦促提高税收以支付战费。1917年，为W．H．道森先生所编的《战后问题》撰写了一章，题目为“战后的国家税收”。 战争爆发时马歇尔写给《泰晤士报》的那些信件有一定的价值。在尚未正式宣战之前，他受邀签署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并无利害关系，因而不应该参战。 他回答说：“我想，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不仅涉及我们的利益，而且事关民族责任。我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进行战争动员，只要德国人入侵比利时，我们就应该马上宣战，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他们一定会入侵比利时。”多年以来，他一直对泛日耳曼主义心存戒心，他的信念就是“战斗到底”。 因此，他采取的是明确的反和平主义态度，这一态度也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不过，他非常反对煽动民族情绪的行径。他记得自己“了解并热爱德国这个国家”，他们是一个“非常诚实而正直的民族”。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并向他们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他们的友谊，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同他们全力以赴地作战，这既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他也曾表达过“一种不安之感，恐怕公开演讲会激起民族情绪，而这不仅对于保证胜利毫无益处，而且会大大激发双方的相互屠杀，这将成为反抗德国侵略倾向的代价”。他的这些观点，招致了那些狂热的爱国者的愤怒。 最终，在1919年，《工业与贸易》出版了。这体现了他的坚定意志，很多人到了他这种年纪都已经不再工作而安享晚年了。 这是一本与《经济学原理》完全不同的书。它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整整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对他长期劳作的成果总结。他把各部分合为一卷，这给人以斧凿之感。这种组合的困难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他，这次也未能真正克服。这本书本来是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把那些想要告诉这个世界的相互关联的有价值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但这本书在结构上的整体性并不强。尤其是本书的附录，他在其中收录了16篇单独的专论和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在这本书出版的多年之前就已写成的。它们都很适于单独发表，因此马歇尔把它们都堆积在这里，只能说是一个错误。 这本书被分为三个部分，同附录一样，如果将它们分别出版，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第一部分，标题为“工业与贸易现存问题的根源”，这一部分是从英国、法国、德国，直到美国这一工业领导地位变迁的历史，涉及的时期主要是19世纪的后半段。 第二部分，标题为“企业组织的主导趋势”，尽管不完全是谈历史，但也主要是对19世纪后半段这一时期内企业组织形式演化过程的描述。第一部分是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演进过程进行国别上的研究，而第二部分则是对此进行技术上的研究。 第三部分，标题为“垄断趋势：其与公共福利的关系”，对同一时期，由交通、托拉斯、卡特尔和联合企业所引发的特殊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如果说这部著作仍不乏整体性，那是因为它对1900年左右在西欧确立的个体资本主义的形式，它的变迁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从整体上说，这部书也表明了马歇尔总是念念不忘的一个观点，即企业组织形式和经济活动形态所具有的不断变化的特性。他特别提请人们注意，英国的工业领导地位曾建诸其上的基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核心主题，而在于那些不那么确切甚至有些模糊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体现了马歇尔对各种事物的渊博学识和老谋深算。这本书不像是一条铁路，而更像一个矿藏——和《经济学原理》一样，包含许多有待发现和开掘的宝藏。和《经济学原理》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这也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但我相信，感到这本书有价值的很可能是那些已经具备了一定知识的人，而不是那些初学者。它包含了许多提示以及研究的出发点。没有哪本书像这样清楚地为读者罗列出那些独创性研究的来龙去脉。但对那些还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要去抓住马歇尔的要领，这本书又过于平淡、流畅、文雅而且个人特色不突出了。 《工业与贸易》取得了相当大的社会成功。第二版很快就应运而生，到1932年底，已印刷了1．6万册。这本书的读者面非常广泛，而且没有遇到什么苛刻的批评，这对年事已高的作者来说是个巨大的鼓励和安慰。他感到，在他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时间这个敌人并未成为他的障碍。 然而，岁月终究不饶人。他在《工业与贸易》的序言中写道：“年老说明容我著书立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写作并不像大型绘画那样，老态龙钟还可以继续工作。他还有很多构思完整的著述，恐怕很难发表了。但他的决心与勇气使他恰好还能再出一书。 他集中精神的能力和记忆力开始急速下降。他只能一切围绕写书并且节省每一丝气力。与来访者的交谈会使他疲惫不堪并大大损害他的工作能力。马歇尔夫人不得不开始谢绝客人的来访。此时，只有夫人在他身边，而他在和时间做着斗争。他需要长时间地休息，听自动钢琴弹奏那些他最喜爱的乐曲，这在他最后的十年生活中成为一种莫大的抚慰。有时，他也听马歇尔夫人为他阅读那些熟悉的小说。每个晚上，他都沿着马丁利路在黑暗中独自漫步。在78岁生日的时候，他说他并不那么渴望来生。马歇尔夫人问他在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0年以后，他愿不愿意再到世上来走一遭，看看正在发生着什么，他回答说，即便他愿意，那也纯粹是出于好奇。“现在我所关注的，”他接着说，“已经日益转向地球变得可居住之前或许就已达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以及太阳冷却、地球不再适于居住后可能达到相似发达程度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了。”他说，使他相信来世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知道来世是在人类存在的哪一阶段开始的。很难相信类人猿或早期的树居人类会有来生。那么，来世出现这一巨变又是在哪个阶段发生的呢？ 马歇尔终生都为消化不良所苦，到晚年则益发严重。1921年10月，他80岁时，作了如下一则记述：“一工作脑袋就发胀，还浑身没劲，这种感觉越来越严重，这让我很苦恼。只要还有一丝气力，我就必须再工作整整两年（如果以一半时间工作那还需要四年），如果我还能活那么长的话。这之后，我就可以说一声‘永别了’。我并不在乎寿命本身，我只是想能安排好我的工作，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把那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说出来。” 1922年8月，在他的80岁生日之后不久《货币、信用与商业》完稿了，并于次年，即1923年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有别于他的设想，书中并没有“对可以利用的资源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进行研究”。他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在货币理论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贡献。 全书大部分由那些早期的文章片断组成，其中有些写于50年前，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记述，并对他在这方面贡献的特点作过概要的评价。这本书中显现出《工业与贸易》中所没有的年老的迹象。然而本书仍然资料翔实、思想丰富，收集了很多学生们无法见到或很难见到的篇章。“如果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写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埃哥沃思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中写道，“那么其中很多在本世纪的80年代还值得一读。” “尽管年纪在逼迫着我，”他在《货币、信用与商业》的序言中写道，“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发表我已形成的对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某些观念。”尽管记忆力减退，身体极端虚弱，但在完全卧床不起之前，他仍在勉强支撑着去编写另一部书。计划起名为“进步：它的经济条件”。但这项工程太浩大了。在某些方面，他的才能依然如前，写短信的时候，他还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在步入他的第82个年头之后，有一天他说他要看一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因为他要写下一个“理想国”，使柏拉图如果活着会感到欣慰。然而，尽管他还伏案写作，但衰老已使他就此止步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眼窝深陷，目光炯炯，白发苍苍，头戴黑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位圣哲或先知。最后，他一点一点衰弱下来。每天早晨他依然能够醒来，忘记了自己的状况，以为自己还能像从前一样工作。1924年7月13日，离他的82岁生日还有两个星期，他与世长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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