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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韦尔最初讲授逻辑学、心理学和哲学，而把经济学留给马歇尔。但1877年，在（福西特获得教授职位之后）马歇尔离开剑桥去担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负责人时，福克斯韦尔与亨利·西奇威克和J．N．凯恩斯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经济学教学的光荣任务。这一状况持续了8年，直到1885年马歇尔作为教授重新回到剑桥时为止。从这时直到1908年这段马歇尔担任教授的时期里，无论在教学上、授课上、还是制定政策上（尤其是在1901年设立经济学学位考试这件事上），福克斯韦尔一直是二把手。值得回忆的是，福克斯韦尔第一次对学位考试进行监考是在1874到1875年，与杰文斯一起进行的，这时詹姆斯·沃德和J．N．凯恩斯正在校读书。而他最后一次监考是在1900年到1901年，这时则是A.C．庇古和D．H．麦格雷戈正在校读书。30年之后，他又正在主持皇家经济学会，可见，对剑桥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他经历了非常大的跨度。他从未离开过剑桥，尽管他与伦敦大学关系密切，到他去世时，虽然他已经不再参与教学，但按他在剑桥的居住时间计算，正是他在剑桥的第205个学期。在60余年中，福克斯韦尔一直是学院的讲师和导师，他在剑桥只获得了这两个职务。 对于自己没能获得其他职务，福克斯韦尔常常不无苦涩地说，这是由于马歇尔对他在这一学科上的治学方法怀有偏见。“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很大分歧，而在性格上分歧就更大。以至于我非常关心的事情在你眼里却毫不重要。”这是马歇尔有一次在信中特别写给福克斯韦尔的话。福克斯韦尔是受到19世纪中期在剑桥风行一时的行为准则的熏陶而成长起来的，这一准则要求一个人不仅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要维护朋友的权利，所以，福克斯韦尔无法原谅马歇尔在1908年退休时支持庇古教授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但实际上，福克斯韦尔是马歇尔第一个真正热心的经济学学生，而马歇尔夫人则是福克斯韦尔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马歇尔还没有离开剑桥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他们都住在学院里，相互来往非常密切。实际上，直到1907年，他们还一直保持着亲密的私人感情，尽管他们之间的通信表明，两人之间不断爆发争吵。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对方所具有的天赋，马歇尔在写给杰文斯的前几封信中为自己争辩的时候，福克斯韦尔表示了支持，而当福克斯韦尔在1901年申请伯明翰商会主席职位时，马歇尔也写信表示支持，其中一段描述福克斯韦尔的文字很有引用的价值。“他是英国一流的经济学家，这是世人皆知的。他的作品，尽管还没有集结成册，但已经在世界精神宝库中树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成功来源于他的睿智、清晰的头脑，强大的思维能力，宽广的感知能力以及良好的直觉；也来自于他那一经涉足就不遗余力的勤奋精神；还来源于他流畅而优雅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他的这种能力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恐怕后人也难以超越……他乐于与实业家们交游，他能够使人们很快就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他举止温文尔雅，学识渊博，而且处世老练。他的迷人风度一定会使他受到人们的爱戴。” 但在经济学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极端对立，这使他们没能较早地建立友谊和相互尊重。福克斯韦尔是这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我不能假装对实业有任何的亲身经验，但我是在实业和铁路建设的环境中长大的，并且从小养成了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习惯。在最近的15年里，环境的变化促使我与本国许多地方的商人和实干家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我也获得了很多机会来观察实业经营的方法和它遇到的困难，我也看到了实干家们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这一经历更确信了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即在经济领域，所有的实际问题都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当然事先要对面临的特殊环境作一番细致，前后比较的调查，但从那些箴言中寻章摘句或者照搬什么普遍的教义都是无用的。” 与他的谈话和在讨论中的发言比起来，这些表述仅仅是和风细雨。据艾尔弗雷德·霍尔先生回忆，他早年在圣约翰的时候，曾坚持认为经济学不能算是一门科学。而在60年之后，他没能向皇家经济学会做关于李嘉图的会长演说。李嘉图是使世人相信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沉腐的邪说的人，然而福克斯韦尔为自己放弃演说寻找的借口竟然是他认为自己对李嘉图的抨击太有挑衅性。这并不表明福克斯韦尔反对对经济问题进行严格推理。无论是在90年代关于金银复本位制的大讨论中，还是在战后关于金本位制的大讨论中，他都对银行家和他们的“本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但他同时认为有效的推理是必不可少的，但推理的对象应该是既有历史又有当代的、范围广泛的事实资料，而不是那些抽象的、臆造的假说。沿着这条思路前进，使福克斯韦尔成为“自由放任主义”教条的很有分量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他比同代的大多数其他学术界人士都觉悟得早。他并不像他们那样了解自由竞争的普遍优势。他时刻准备着支持货币控制计划的出台。他曾经在80年代支持工业联合，在90年代支持复本位制，他也支持19世纪的温和的保护主义（拒绝在著名的教授宣言上签名），而在20世纪以来则支持放弃金本位制。他抨击英国经济中存在的愈演愈烈的“非道德”趋势，他认为这“比道德败坏更严重，它带来的后果是”“脱离时代潮流，阻挡了本世纪那些最成功的运动的进展”。“它的精神本质是极端实利主义的，为了积累个人财富而牺牲国民福利。在有些作者笔下，资本主义已经越走越远，他们竟然对高工资大加痛惜，认为这是堪与坏收成相比的灾难。”从他年轻时的预言可以看出，他是受到了金斯利、F．D．莫里斯和拉斯金的影响，并同情他们的抗议行为。尽管福克斯韦尔强烈地反对马克思，但我想，他可能是承认马克思的重要性的第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有些方面，他与另一位剑桥经济学家，阿瑟·詹姆斯·鲍尔弗很接近，鲍尔弗差不多与他是同代人，70年代的剑桥经济理论同样使他形成了怀疑主义的态度，但与福克斯韦尔不同的是，他常常是貌似谦恭而实则冷嘲热讽。马歇尔在他最初的理论建树与1890年发表的“原理”之间存在一个方法上的转变，如果说这种转变多少是受到了福克斯韦尔早年言辞的影响，这恐怕并不是捕风捉影。无论怎样，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很少形诸文字，但通过许多讨论和谈话，福克斯韦尔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即经济学不是逻辑学或数学的分支，而是一种处理公共事务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方法则是在充分利用全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后来，当马歇尔沿着这一方向一无反顾地前进时，福克斯韦尔在剑桥的存在对马歇尔多少成了一种讽刺，而当福克斯韦尔支持副主教威廉·坎宁安时，这种讽刺意味就更明显了，因为此公不但能言善辩，而且以争吵为乐事。然而，争来争去，马歇尔仍然是剑桥学派的首领，他也统治着那些前途光明的青年们，而这，从另一方面来说，更加削弱了福克斯韦尔“二把手”的地位，使他在剑桥落了下风，这种处境自始至终纠缠着福克斯韦尔，而这也正是观察福克斯韦尔的人生历程时抹煞不了的背景。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1849年6月17日出生于曼迪普斯的谢普顿玛列特。他的父亲是一个小五金商人，后来又经营石板和木材，他自己的生意十分兴隆，但他的投资却不太有利，在1866年的奥弗伦·格尼破产风潮中遭受了损失。这样，到了儿子将要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却不像从前那么富裕了，这位父亲开始不断地抱怨（儿子也继承了这个习惯并保持终生）他的投资状况。尽管如此，到了1868年1月22日，福克斯韦尔终于能够心平气和地在日记中写道：“与妈妈下象棋，爸爸对我去剑桥很满意，因为我的好运气使花费减少了。”他的父亲对家教信条十分虔诚，并把他培养成一个卫理分会教徒。年轻的时候，他对参加布道极为热衷。例如，1868年1月5日“雷弗德·威廉姆斯在早晨做‘来自上帝的抚慰，它们是否微不足道’的布道，在晚上对年轻人做‘伯沙撤当晚死去’的布道，这两个布道都非常精彩”。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又到了伦敦：“上午到坦普尔教堂，出色的礼拜，美丽的教堂；下午到威斯敏斯特教堂，优美的颂歌；晚上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下做礼拜，穆尔蒙斯的精彩布道，庄严肃穆的场景。”1868年2月16日，他到剑桥的第三个星期天，又参加了五个礼拜，“上午和晚上在学院教堂，杜里尔在晚上布道，下午在圣玛丽教堂聆听利奇菲尔德大主教的布道，关于教会在本国的失败，高尚而无畏的布道，上午与晚上在卫理分会教堂。卡特先生。”但到1872年时，卫理分会已经逐渐不再布道了，只有学院教堂的每个星期天下午还在进行。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很少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更像一个有神论者，对宗教抱有宽容而同情的态度。 他的生母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她是汉德科克家族的一员，这个爱尔兰家族的首领是卡斯尔曼因勋爵，对他的历史，福克斯韦尔十分感兴趣。福克斯韦尔的母亲是一位很有天份，很聪慧的妇女，她自己教育四个儿子，直到12岁左右把他们送进汤顿的卫理分会学院。她弹得一手好钢琴，这使福克斯韦尔对音乐养成了浓厚的趣昧。4岁的时候，福克斯韦尔开始跟他的姥姥学法语，他很爱自己的姥姥，他姥姥的母亲曾经属于波因德斯特里家族，居住在海峡之间的岛上，所以主要说法语而不是英语。福克斯韦尔自己也偏爱说法语，在他的性格中很容易看到法国和爱尔兰气质。他小时候在家中嬉戏的日子多彩而迷人，这段童年时光他永远难以忘怀。和兄弟姐妹们在大花园里玩耍，他们的豚鼠、白鼠和25只兔笼子，艾伦家和墙壁另外一边的怀布伦特家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玩得兴高采烈，他的小矮马“范尼”，跟随他们多年的露茜对他们细心呵护，妈妈在茶后弹奏的钢琴，和父亲的长途旅行，在曼迪普斯的荒原上四处漫游。一直到死，这些都始终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是个早慧的孩子，虽然没有达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1岁就阅读牛顿的《原理》的程度，但他4岁就能读懂法文，7岁就开始对报纸上发生的事情品头论足。16岁时，他所写的日记已经十分成熟。在汤顿的女王学院做寄宿生的时候，他得到了西布利先生的精心教育，1866年他就成为伦敦大学录取光荣榜上的第三名，这时他年仅16岁，是入学的最低年龄。刚过18岁，他就取得了伦敦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8岁半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圣约翰学院伦理科学的学生。1870年，他获得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一名，1872年，他获得了休厄尔奖学金。1874年，他被选为学院的研究员。他总是把这个好运气归因于三一学院院长，W·H．汤普森先生的影响。汤普森先生以他的职务成为休厄尔考试的当然考官，他被福克斯韦尔的论文深深打动，他把这一印象告知了圣约翰学院的院长贝特森博士。但福克斯韦尔的性情并不适合于作一个哲学家。他的头脑既不精于玄思，也不长于抽象，也并不善于概括。他更像一个历史学家——在这个领域还存在许多偏见。他的天赋是他的记忆、品味、穿越时空的想像力以及做事时的井井有条。正是他的有条不紊和喜欢分门别类的习性，再加上一点鉴赏力决定了他一生的工作。从很早的时候，他就习惯了按部就班。在17岁，他就开始记录下自己每天走路，或者像他所说的“出门漫游”的里程，他还要把每天睡觉和起床的时间一一记下，这些习惯他保持了很多年。只要是对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那些贴贴补补或记满各种笔记的纸张。他的笔体隽秀，粗大而醒目，在他本科毕业之后，除了字体更大以外，这种风格保持至终。 在马歇尔离开剑桥到布里斯托尔之前不久，福克斯韦尔遇到了一件对他很有利的事情。1874年，福克斯韦尔还很年轻，但却被指定监考当年的伦理科学学位考试。他的同事之一就是杰文斯，杰文斯借这一机会第一次访问了剑桥。这是他们之间亲密友谊的开始，这一友谊始终保持，直到1882年杰文斯去世。在1875年的信中，福克斯韦尔曾试图缓和杰文斯对李嘉图和穆勒的抨击。1876年的春季学期，杰文斯虽然已经当选为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但由于他还不能离开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这时候就由福克斯韦尔代他主持讲座。5年之后的1881年5月7日，福克斯韦尔接任了杰文斯在大学学院的教席。同年12月，正当杰文斯开始选辑他的《通货与金融研究》之际，他到剑桥对福克斯韦尔进行了最后一次拜访。1882年他去世之后，福克斯韦尔被邀请完成这本书的编辑工作，这本书在1884年问世。后来，他又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校对杰文斯未完成的遗著《经济学原理》，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最终是由希格斯先生完成并于1905年出版的。 由于杰文斯的关系，福克斯韦尔与伦敦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保持了40年之久，直到他于1922年辞职。在1896年伦敦经济学院建立之后，他就在那里讲授通货与银行学。他还是新的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但他从未居住在伦敦，与伦敦大学的关系也未能尽如人意。他还两次申请过其他职位，1901年，他竞选伯明翰商会的新一任会长，他得到了A.J．鲍尔弗、吉芬、马歇尔、埃奇沃思、尼科尔森和J.N．凯恩斯的支持；但由于戈申和米尔纳施加了影响，使这一职位落在了W．J．阿什利的头上。1908年他还曾谋求接替马歇尔的职位。关于福克斯韦尔与大学学院的关系，下面附有科利特小姐所做的一番记述。福克斯韦尔在伦敦教学的漫长岁月中，最令他满意，而这种满意之情又最为长久的事，大概就是他与亨利·希格斯之间的友谊与相互爱戴了。希格斯是福克斯韦尔在伦敦最早的学生之一。在长达50年的岁月里，希格斯与福克斯韦尔都保持着相同的品味、相同的兴趣，并且并肩工作。在福克斯韦尔的晚年，当希格斯开始编辑《经济学文献目录》时，他们之间的友谊变得更加深厚，因为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福克斯韦尔所做的各种笔记和收藏，福克斯韦尔生前看到了此书第一卷的问世。 由于他在伦敦和剑桥承担着双重的教学任务，而且要在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他再无暇从事创造性的工作。1886年他发表了自己第一篇论文“就业的不稳定性和价格的波动”，但这一研究并未能最终完成。他为考试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他还经常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与人通信，尽管他有时要拖延回信。实际上，他终生都被各种细枝末节所缠绕，使自己没有机会专注于某本书的写作。除了这些具体的困难之外，他还常常一本正经地宣称，尽管他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或装订成册，但他不愿意埋头看书，除非是为了什么严肃的目的。他反对那种认为学术界人士就该整天爬格子的想法。他对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小的快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而无须用两个硬封面之间的那些书页来作为减轻丧命之痛的药剂，在他看来，这种药剂只是为那些不能像他这样从生活本身获得快乐的人准备的。实际上，对这种硬封面他只利用了一次，他更愿意为别人的著作提供资料或撰写介绍性的文章。对他在漫长一生中所写的各种作品，我在下文中都一一记录下来（福克斯韦尔是众人当中尤其不能不为他撰写作品目录的人），但他的精华部分，或者说他对培育英国的经济学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却不在其中。可以看出，他的论题主要集中在金融与货币，尤其是金银复本位制方面，在关于金银复本位制的辩论中，他独占鳌头，他既是推动变革的学术界杰出人物，又是美国当局，F．A沃克和达纳·霍顿的朋友与智囊。但他的最完整、最重要的作品却是他对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记述，这是一篇为安东·门格尔的《获得一切劳动产品的权利》的英文版所写的一篇介绍性的前言，这篇前言长达百页，并在文后附有一个80页的文献目录。从文中三处对李嘉图、穆勒和科贝特的引用，对福克斯韦尔的思想可见一斑（但也许这篇序言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对那些不知名的作者的评价以及它对欧文的影响的论述）：“我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各种文献的时候，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李嘉图以及在他旗下的那些虽有能力但却生硬刻薄的作家给经济学教育投下的不祥的颜色将会带来遗害极深的灾难性后果。门格尔博士明白无误地指出，正是李嘉图那些粗滥的推断使现代社会主义拥有了一个貌似科学的基础，这些推断激起了革命而并未证明革命。我们常常会低估在学术训练中至关重要的方法训练的价值。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李嘉图。李嘉图和那些鼓吹他的学说的人在思考社会问题时使用不科学的假说，把主观臆断的结论强加在实际事务之上，他们将作为危险地使用错误方法的范例永久地流传下去。当李嘉图不假思索地把他那过分精巧的推理用于解决严肃的实际问题的时候，这种方法就带来了恶劣的、误导性的后果。他已经陷入抽象而脱离现实，但他却浑然不觉。这样，正如杰文斯已经觉察到的，李嘉图使得英国经济学的历程大大扭曲了。他使英国经济学脱离历史、脱离现实，丧失了科学的根基，沦为政治党派的工具。而且，经济学险些失去了在立法和公共事务中公正的权威地位。直到一些理论家们致力于更为精确的论述，而历史学派使那些真实命题获得了更开阔的视野，这样在大厦将倾之际，这种方法上的错误才被扭转过来。然而，造化弄人，李嘉图本来试图去阐释社会主义，但正是他，而不是其他的社会主义作家一点一点地损害了这种社会的基础。李嘉图曾坚信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典范式的，返朴归真式的社会，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幻想中的国度。” “在詹姆斯·穆勒和希鲁厄姆之后，再没有哪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对英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加以注意，社会主义那些主要作家的名字对经济学家们是陌生的，情况只是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很难理解为什么J.S·穆勒会忽略这些人。霍利约克告诉我们，穆勒经常参加早期的合作社会议。他一定从他父亲那里听说过霍奇斯金，还从边沁那里听说过汤普森，他与汤普森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但约翰·穆勒的思想最擅长的领域是对社会哲学公理进行传播，对于那些真正富于创见而又深刻的概念，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他都不能很快地接受。没有迹象表明他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这几位同代人，而他们倒是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启发。对穆勒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傅立叶和欧文的浪漫的乌托邦，或是圣西门与孔德的空想工业主义。无论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在其他问题上、他的流畅文风的魅力以及富于煽动性的气质使他的读者们感到，他的著作已经达到了不可逾越的巅峰。他的影响，总体上来说，是造成了万马齐暗的局面。自他的《原理》出版之后、整整一代的英国经济学家手中只握着这一本书。” “威廉·科贝特，他的祖上也曾是英国农民中的一员，这位最伟大的民众领导人，与其说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位政治家。这与他的同代人罗伯特·欧文恰恰相反。他更多地抨击人和阶级而不是信条，更多地抨击政策而不是制度。但他经常倒向社会主义信条，尤其是当他断言生产者权利之时更是如此。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使劳动者在政治上觉醒，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使人民问题的状况广为人知。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煽动家。他的风格与他的目标融为一体，他完全理解那些与之相连、为之奋斗的劳动者们。他的著作清新、活泼、令人愉快，正如吹过他那白垩山丘的漫漫海风，作品中体现出沉稳。健康、强壮而古朴的本能。其文、其人都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田园风格、乡野之气。……他是一个把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的赞同合为一体的典型。也许保守社会主义之父的称呼不应当加在金斯利和迪斯雷利头上，而正应当加在他的头上。” 福克斯韦尔的第一项浩大工程是准备编纂定版的亚当·斯密文集。1880年9月，杰文斯写信给他：“希望你的亚当·斯密进展顺利。”然而他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最终还是埃德文·坎南接手了这项工作。但即使福克斯韦尔完成了什么巨著的话，那也不是关于银行业和通货问题的，尽管他的教学和社会活动大多与此相关，那将是关于经济思想和经济文献的发展过程的。他在剑桥的早些年里，就经常讲授这一课题。在他的书目文献的帮助下，他形成了别人难于匹敌的渊博学识和历史洞察力，他还对经济学中的那些离经叛道之说怀有同情，这使他能够理解那些潜藏着的观念并能够加以解释。这些都是福克斯韦尔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其中没有掺杂任何的个人好恶。 福克斯韦尔喜欢谈话，乐于交游，因此他成了那些讨论经济问题的俱乐部和小团体的一个有力的支持者。早在1882年，他在被大学学院任命为教授之时，就成为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成员，并且一直是其中一名年长的成员，直到去世。他对英国经济协会，也就是如今的皇家经济学会的建立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他是理事会的初始成员，是三个名誉秘书之一，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将近47年之后去世。他是学会1929年至1931年的主席。他还是英国科学院的创始研究员。他也曾一度担任过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部的秘书，并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会议。科利特小姐在下文中记述了他在建立并维持经济学俱乐部中所起的作用，这一俱乐部过去常常在大学学院集会，如今已迁移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他是萨维尔俱乐部的早期会员之一，1879年加入，直到1917年一直是它的成员。多年之后，他还成为星期二俱乐部的创始成员，这个俱乐部建立于战时的1917年，在最近的20年中，它汇集了许多公务员、记者、学生以及金融和工业界人士，他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热门话题，一时间热闹非凡。在这些集会上，福克斯韦尔的发言最引人入胜，最彬彬有礼，也最具魅力。在圣约翰的教员休息室里，一代又一代的同事们都乐于聆听他那清新的谈话，他的谈话毫无学究气，尽管他始终固守着学术这片领地和它所孕育出来的每一个保守观念。他的生活恬淡、质朴，一顿美餐、一瓶好酒、一个好伙伴，都能让他感激不已。 福克斯韦尔在55岁之前一直是个单身汉，1898年7月他娶奥立夫·梅为妻，她是W·E·多灵顿的长女，是一个有名的曼彻斯特货运公司的成员。他还在教学的时候，把学院的那间屋子用来储藏书籍，自己则搬到剑桥哈维路1号居住，他在这里住了将近40年，直到去世。他有两个女儿，长女名叫奥德里，在他妻子于1930年去世之后，这位长女就为他照管家务，从他晚年直到垂暮之时，一直以无限爱心对他进行无微不至的照料。尽管福克斯韦尔很有魅力，但他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他既任性又顽固，有时还非常不尽情理——如果谁想与他疏通龃龉，避免争吵，就会发现他非常难缠。可能是他的爱尔兰血统使他如此倔强、不肯退让，并且完全漠视英国人那种尽量避免决裂和出言不逊的习惯。对于那些薄脸皮的英国人感到痛心疾首的争吵，他却完全能够泰然自若。戈德史密斯图书馆存放着他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书籍，而伦敦大学当局处置这一图书馆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并与之展开了无休止的争吵，1915年之后，他就再未踏入这个图书馆的门。当然，他有理由大加抱怨，不过如果采取温和一点的方式，事情可能就会得到解决。他的我行我素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但这阻碍了他在讨厌争吵的英国学术界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曾以为60年前他在剑桥的青年时代脾气并非如此，这只是后来才发生的转变，但看来恰恰相反。刚才我们提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这使我们又回到那个最后的、也是首要的主题上来。福克斯韦尔一生主要的工作以及他值得为后人所称道的成就，是他对17世纪到19世纪中有关经济学的所有书籍、文字的研究、分类和收藏。 麦考利和约翰逊博士一样，也强调了那些短命的论文和小册子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可以指引历史学家们追溯当代思想的源流。麦克库洛赫第一个对这样的经济学文字做了收藏，不过他的收藏，按福克斯韦尔的话来说，缺憾很大，因为他“把那些不符合自己正统标准的书全都排除在外”。第一个进行无所不包的收藏的是杰文斯，福克斯韦尔也正是从他那里才学到了这一习惯。那是在1875年，杰文斯与福克斯韦尔一起在伟大波特兰街上漫步时，杰文斯劝福克斯韦尔在一个书亭里买下了一本兰德纳的《铁路经济》，自此而一发不可收，其后的60年中，福克斯韦尔购得7万多本书。仔细研读二手书的目录，挑选、购买、阅读那些新发现的文字，为它们作批注、编目录，以及把它们捆扎起来，这些，占去了福克斯韦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和精力。买来的书他读了很多，他所写的简短而重要的笔记和摘要多达数千件，它们有的写在封面内侧，有的写在衬页上，有的写在有衬页的纸封套上，还有的就写在纸封面上，这些使他的藏书的价值大大增加。他所收藏的小册子中，有很多是为哈佛大学预订的。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他开始买成套的著作，而不仅仅买那些单行本。如果错过一本值得买的书，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道德问题。我记得他曾劝告我说，在这种事情上绝不能犹豫。他常说，“我经常为没有买一本书而后悔，但却从未因为买了哪本书而后悔。”去搜寻、查访，如果可能就买下来，这样就是一笔意外的收获。为了买到自己所喜爱的珍稀书籍，什么也挡不住他——不过，也许在过去那个时代他还无法习惯现已十分平常的高价格，因为他主要得靠自己。这种不可遏制的热情常常使他陷入相当尴尬的境地。他自己财产微薄，从没担任过报酬较高的职务，我怀疑他的年收入是否曾经达到过1000英镑。因此，当他想方设法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藏书家之一时，那的确是令人赞叹的。不过这意味着在其他方面的节制以及他夫人的热心帮助——他们的生活多年中竟没有一个仆人。 他常常大笔地透支，那样大的数额即使是比较宽容的银行也不会允许。后来，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危机，他不得不卖掉了一部分藏书，不过，一旦有了收入来源，他的另一批收藏就马上开始了。他总共积攒了四批藏书，两批较大，两批较小。 第一批，也是最辉煌的一批藏书，世间难能再有。1901年，戈德史密斯公司买下这批藏书并将其转赠给伦敦大学。在希格斯先生所编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词典》第一卷的书后附录中，福克斯韦尔以“经济学图书馆”为题讲述了这次购买的前后过程，同时也谈到了许多这批藏书的情况。本来，一家美国图书馆准备购买这批藏书，但在英国却没有人乐于购买。“在许多失败的尝试之后，皇家经济学会理事会在1901年6月25日的《泰晤士报》上向公众做了呼吁，同日还得到一位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支持。两天之后，令人尊敬的戈德史密斯公司提出愿意购买，于是双方成交。这样，这批藏书就留在了这个国家，而藏书的内容正是对这个国家历史的描述。戈德史密斯图书馆随后把这批藏书赠给了重组的伦敦大学，并将其储存在南肯星顿帝国研究所的中心大楼里。”戈德史密斯公司最初支付的价格是1万英镑，然而在1901年之后的13年里，它依然表现了它的慷慨大方，又追加了大约4000镑，以使福克斯韦尔能够继续收藏，并且使他能够以十分豪华的风格对这些小册子作了装帧。然而，福克斯韦尔继续藏书和使这些书获得精美外表的兴趣遭遇了挫折，挫折并不是来自戈德史密斯公司，对于它的慷慨大方福克斯韦尔曾赞不绝口，挫折是来自于大学。在福克斯韦尔看来，大学的官员们总是忘记托付给他们照管的这些东西的独有价值。尤其过分的是，藏书室同时还要用作会议室、衣帽间和其他一般用场。由于被这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占据着，那些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们却总是被拒之门外。在如何处置那些用额外赠款购置的图书上，也存在着许多官僚主义问题。最后，福克斯韦尔终于忍无可忍了，他退出了图书馆委员会，并从1915年春开始，就不再踏访他的这些珍爱之物。这种状况对福克斯韦尔打击极深，在他后面三分之一的生命里，这成了他的焦躁与愤怒的持久来源，以至于只要说起他，就不能不提起这件事。问题的原因当然在于大学的空间过于拥挤。在希鲁姆斯伯里，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地方，又建起了一所新的大学，其中专门为这批书设计了与之相匹配的安放之所，这样，福克斯韦尔的灵魂可以在他的财富上空心满意足地盘旋了。 收藏是从1880年正式开始的，当时是为了编纂“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本的《国富论》”而搜集资料，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福克斯韦尔把这当作自己当时头等重要的工作。后来，福克斯韦尔自己记述道：“阿诺德·汤因比对工业革命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为了他能够使用，藏书涵盖了1760－1860年这一时期。后来，放弃银本位制这一不幸事件变得引人注目，于是藏书也开始注意通货和银行业问题。这样，藏书就呈现出一种总体上的特点，对于涉及英国历史的内容务求其全，某些方面的国外动态也尽量使其具备代表性……涉及英国的经济思想史是十分完整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在此之前的经济学家的资料也十分全面……如果说这里有什么侧重的话，那就是它力求搜集那些残缺而晦涩的文字，因为沿着这条线索可以发现那些几乎默默无闻的大众们的观念。这些文字，在将来，可能产生独特的价值和感人至深的意义。”这样，这些藏书就显著地体现出个人作品的色彩，它表明了福克斯韦尔本人在各个阶段的主要兴趣。最终，福克斯韦尔把它确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记录社会阵痛和思想困惑的资料，它与那些经济哲学家们对终极幻象的憧憬相去甚远，但是，现代社会正是从这些阵痛和困惑中诞生的。 这样，直到1913年或1914年，福克斯韦尔的主要工作就是使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的藏书更加完善，尽管他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有机会通过购买这些藏书的复本形成自己的第二批藏书。不过在此之后，第二批藏书就成了他的主要目标。战后，那些英国绅士们在17-19世纪收藏起来用作适宜的家居装饰的图书大量散失，这成了福克斯韦尔的大好时机。到1929年，他80岁的时候，尽管还有戈德史密斯公司支付的购书款带来的收益，但他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又一次的透支危机。福克斯韦尔认为，银行家们应当把这些独一无二，而且总是升值的藏书看作是更安全的投资，其他投资，以他自己的经历来看，却常常贬值为零。然而，银行家们有自己的观点，对此，福克斯韦尔常常表示抗议，这对他来说倒不是装腔作势。当时，除了他的主要藏书之外，他的第二批藏书中大约还有4000件复本，为了解决眼下的危机，他决定首先把这些复本卖掉。他为此写了一个内容简介，对这批书的特点作了介绍。这个简介后来落入阿利·扬教授之手，他当时在伦敦短期任职，在他的建议下，这第二批书被哈佛大学以4000镑的价格买走。不过，当他为此目的到剑桥访问时，他发现能在圣约翰和哈维路参观到的那些主要藏书要有价值得多。这次访问的结果就是，这批图书也最终转归哈佛所有，不过，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福克斯韦尔死后才转交哈佛的。这批图书，大约共计20000余册，比起1929年来，它们今天显得更有价值、更难以替代。它可以与伦敦的戈德史密斯图书馆以及哥伦比亚的塞利格曼藏书并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经济学图书典藏。当然，在某些方面，它还无法与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相比——尤其是，戈德史密斯藏书中有许多来自名家的图书，而且哈佛这批藏书还尚未达到戈德史密斯藏书的精美的装帧标准。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它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它对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作品收藏丰富。福克斯韦尔早年并未对此产生特殊兴趣，不过随即他就发现，这些内容对历史、对经济制度的进行过程具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现在称作制度主义的那些内容，福克斯韦尔很早就把它们作为经济学家们必须加以研究的课题，他是意识到它们的重要价值的先驱之一。另外，他还经常抨击那些证明社会不过是独立个人的简单加总的虚假证据。总之，与戈德史密斯图书馆相比，哈佛的这批藏书在历史方面更突出，它必将成为历史学家们有用的资料来源，无论是那些研究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以及经济文献的历史学家，还是那些研究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演化过程的历史学家，乃至那些研究政治史和一般历史的历史学家。 福克斯韦尔的藏书有两大特点。他为它们编写了目录，并做了整理，但并不是按作者来编排的，而是首先按年代，其次按专题。这就是说，所有发表于（比如）1741年的作品都被编目在一起。这样，就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每年发生的事件和观念的概览，从中可以判断出那个年代的人瞩目于哪些问题。希格斯先生在编写《经济学书目》时也遵循了这一程序，这本书主要就是建立在福克斯韦尔藏书的基础上的。它的编纂得到了英国科学院和皇家经济学会的赞助。它的第一卷，覆盖了1751－1775年，已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福克斯韦尔藏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把结止点选在了1848年，而对此后出版物的购买则仅限于历史方面的著作以及与前1848年时期相关的著作。他经常说，他之所以选定这一年部分是因为这一年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部分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欧洲革命。也许我们可以不无伤感地加上一句，就是这些部分是因为福克斯韦尔希望他本人和整个现代社会能在接下来的1849年（收获的一年，他说）中获得新生。福克斯韦尔只选择了在他发表作品之前就已发表的那些作品。 与杰文斯不同，福克斯韦尔不但是个藏书爱好者，简直就是个藏书狂。他喜欢把一本漂亮的书拿在手中，然后回想它来自于哪一个著名的图书馆或所有者。出处，是他总要在笔记中作一记载的。他既作笔记，也经常向人谈起这些事情，他津津乐道的样子也的确能使读者或听者相信这些细节何其重要。那些曾到哈维路的书房中拜访过他的人，有谁没有握过原属于大弗星德里克的斧柄呢？又有谁没有读过他1882年1月16日在布里斯托尔以3先令6便士买下的那本《国富论》第一版的还算像样的抄本呢？桑德兰、奥斯特利公园、汉密尔顿宫、萨塞克斯公爵、坎布里奇公爵、伯克卢公爵、波特兰公爵、劳德代尔伯爵、乔治·查默斯、罗伯特·皮尔爵士、蒙蒂格尔勋爵、翁斯洛议长、阿什伯顿勋爵的某些藏书——实际上包括战前半个世纪中的历次书籍的重大流散——都出现在戈德史密斯图书馆中。还有一些图书来自于阿瑟·扬、亚当·斯密、李嘉图、科贝特、弗兰西斯·普雷斯、奎特赖特、西尼尔和斯迈尔斯等人的个人藏书。福克斯韦尔除了大量搜集议会的印刷品和法案之外，还收藏有一部分旧的银行券、许多经济学家的雕版画和版画。如果他的钱袋足够他买这些珍爱之物，他会像成为一名藏书家那样成为一名狂热的印刷品收藏家。 重要的是，在经过一番认真试验以后，他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原则，其中包含了许多思想、经验和行家的品味，因此有些方面值得一提。他很不喜欢卡片目录而更偏爱条目，可以在一张四开纸上写下很多。显然他是对的。对于那些喜欢一目十行的人来说，卡片目录完全不符合他们的习惯，而最难办的事情就是，除了图书馆和办公室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家具来装它们。他还坚持每本小册子都该独立装订，他可能是第一个背离了18世纪以来的习惯，直到19世纪，在剑桥或其他什么地方，还习惯于按照内容不同把6到8本小册子粗粗地装订成一本书，从而使这些书形成一个系列。他非常反对给书重装背衬。只要原书的装帧饶有趣味，即使快散架了，也应该用盒子装起来；如果原书的装帧并无价值，那才可以重新装订。在这里，他可能走得太远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书商们买到书后，在重新出售之前总要再装订一番，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事了。尽管他也喜欢当时做得精美的装帧，但却反对继续沿袭那种装帧方式。他也并不反对“简装本”和“纸护封”，因为这样等于没有包装，用起来十分方便。他要固守这些原则，就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装订的任务。在戈德史密斯公司那笔特殊捐款的协助下，这项工作才得以完成。剑桥的斯托克利公司保持了16世纪的剑桥工艺传统，因而多年之中，一直由它来承担这项工作。福克斯韦尔对自己需要什么一清二楚，所以他给装订工人们下的指令也很细致精确。材料，一开始用摩洛哥的，后来选用了更好的尼日尔材料。一般是本色压印，或者在硬封面上加上又细又薄的金色镶边。一开始，对书籍和珍稀的早期小册子全精装，其他的半精装，最终他更偏爱皮脊精装（两头是上等皮纸）。有一段时期，熟练劳动很便宜，于是他就沿袭了现已弃之不用的19世纪的习惯，把那些有价值的书逐页擦净并重新上光。斯托克利的工人们对此驾轻就熟，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他经常细致入微地阅读那些二手书目录。他把研究像麦格斯公司那样的出版物当作是一种自由人应受的教育，他常说：“他们比我懂得多的多。”垂暮之年，阅读这些目录成了他特别的快乐——在目录中察看这些老朋友们的标题和价格就像新的发现一样让他高兴。他生前最后一年曾微笑着对我说，他已找到了欣赏书籍目录的诀窍。在他87岁那年，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最让他烦恼不安的就是，在没读完当天的目录之前眼睛就已经受不了了。他的图书管理员，圣约翰的司各特先生每天都来拜访他，请他回忆他已经了然于胸的那些东西。他显得老得不能再老，穿着晨衣站起身来，一手拿着一本目录，一手拿着一张电报表格，此时的样子正是伦勃朗应当刻画的“老收藏家”的好形象。 有些细节能够点明他的性格。马歇尔曾经写信给他（1906年2月12日）：“我注意到，当哪本书或者小册子让你兴奋不已时，你总说它是‘有学者派头的’；而我却从未对什么东西满怀热情，除非在我看来它完全是‘合乎科学’的。”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区别和个人特色。不过福克斯韦尔的秉性既像是个学者，又像是个艺术家。他身上完全没有朝三暮四的毛病，或者说他是个守旧的人。事物的外观、质地的手感、手工的技艺以及制作的精良，都能给他带来快感，而他一旦发现这样不错，就不愿意再改动。他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寻找那些最好的，无论是一块饼干还是一种装帧，而一旦找到，就不再改弦更张。他对大自然的美有一种强烈的热爱，而且同样也是一经形成永不再改。多年之中，威尔士的巴尔茅斯都是他的桃源胜地。他曾不厌其烦地向人讲述从巴尔茅斯俯瞰埃斯特里和凯德·伊德里斯的情景，他把这里看作世间最美的地方，而且每每神游于此。最后，他正是选择这块高地，作为自己的骨灰撒落之处。 全文的写作，我得到了奥德里·福克斯小姐的大力协助，她为我提供了笔记和资料。另外，希格斯先生也为我提供了资料。 出版物 1884年 编辑出版了杰文斯的《通货与金融研究》，附有内容介绍。1909年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 1886年 “银行业的社会方面”。银行家朗读协会，1886年1月20日。《经济学杂志》1886年2月号。重印为一本51页的小册子。 为利息正名，反驳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指出了利息存在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1886年 “就业的不稳定性和价格波动”。以三篇演说为基础。初次发表是与其他论文一起收录于《劳动的权利》一书中，该书由工业补偿会议基金主持出版。后又重印两次。价格分别为2便士（80页）和6便士（96页）。 福克斯韦尔主要的个人作品。 1887年 “英国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哈佛）1887年10月号，第84－103页。 对最近的经济学观点变化所作的描述。福克斯韦尔最重要的文章。 1888年 “有关金银复本位制中固定金银比价政策的若干错误概念”。发表在1888年4月4日曼彻斯特金银复本位制会议上的一篇演说。 对金银复本位制中金银比价问题的研究。10年中出版了6个版本，第20页。 1888年 “垄断的增进及其与国家职能的关系”。英国朗读协会，巴思，1888年9月7日。可能是由一位说英语的经济学家对大规模的工业联合作出的第一次辩护。发表于1888年10月13日的《都市评论》。由吉德教授译为法文，发表于1889年9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 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见下文。 1892年 “戈申先生关于通货的建议”《经济学杂志》1892年3月号，第18页。 关于银行储备问题的研究。1892年 “国际货币会议”。《当代评论》1892年12月号，第797－816页。 1893年重印为小册子；1895年再次重印，第31页。 1893年“金银复本位制：含义与目标”。《经济评论》。 1894年 1894年2月6日为金银复本位制联合会曼彻斯特年会所作的演说。发表于1894年会刊之上。14页。 1895年 “关于货币本位问题对法勒勋爵的批评”。《民族评论》1895年1月号。 关于货币稳定性的含义与检验的研究。重印为一本小册子，第24页。 以德语发表： “英国政治经济学与币制问题”。《金银复本位制月刊》第一年度，第4和第5分册。柏林，1895年。 1895年 “货币状况”。在民族自由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小团体中宣读，1895年3月27日。 重印为一本小册子，44页和2幅插图。由吉德教授译为法文： “货币状况”。《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九卷，1895年。 1895年 “肖的《通货史》”。发表在1895年10月《英国历史学评论》上的一篇评论文章。 1896年 “肖的《通货问题论文选》”。发表在1896年6月《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第8页。 1899年 为安东·门格尔博士的《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一书英文版所撰写的介绍（106页）和文献目录（87页）。 由科尔曼教授译为德文，以“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为题发表，这篇文章是他编辑并于1903年在柏林出版的威廉·汤普森的《财富分配》的内容介绍。 1907年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一封信”。《经济学杂志》1907年6月号，第4页。 1908年 “戈德史密斯公司的经济学文献图书馆”。1908年发表于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词典》（参见“经济学图书馆”的词条）附录中。后又发表于1925年希格斯所编的此书新版第一卷，第870－872页。 1909年 “银行储备”。《秘书》，1909年3月。对特许秘书协会的一次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1909年 “美国的1907年危机”。《秘书》，1909年4月号（第125－133页）和五月号（第150－158页）。 对特许秘书协会的一次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09年 为安德烈亚德斯的《英格兰银行史》英文版所撰写的序言。 1910年 为W．R．比斯乔普的《伦敦货币市场的崛起》所撰写的序言。 1911年 为冯·菲利波维茨的《英格兰银行史及其为国家提供的金融服务》一书撰写的序言，第16页。 1913年 “J.M．凯恩斯的《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在1912年12月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第12页。 1914年 “哈特利·威瑟斯的《货币变化》”。发表于《经济学杂志》1916年6月号的一篇评论文章。5页。1914年 为G.H.波纳尔的《英国银行业》撰写的序言。 1915年 “英国战时金融”。《经济学杂志》，1915年12月，第18页。 一篇评论文章。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6年 “道路与方式”。《经济学杂志》，1916年3月。19页。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工业斗争的性质”。《经济学杂志》，1917年9月，第15页。 为皇家研究院所作的两篇演说中的第一篇。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贸易与工业的金融问题”。《经济学杂志》，1917年12月，第21页。 上述演说中的第二篇。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通货膨胀：何以存在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加以控制”。《精算师协会会刊》，1917年10月。 为精算师协会所作的一篇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1919年 “威廉·坎宁安副主教”讣告。《经济学杂志》，1919年9月，第12页。 1919年 《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第17页后的280页。 对上述载录的八篇文章的重印。 1922年 “英镑”。《会计员》，1922年11月21日，第6页。 为藏书家协会所作的一篇演说。1927年 “巴克利银行史”。《经济学杂志》，1927年9月，第7页。 一篇评论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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