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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中期，斯塔德勒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所给予的八万美元在密苏里筹建一个遗传学中心。他热切地希望能同麦克林托克一起工作。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终于说服了大学行政当局为她提供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从各方面看来，那是一个颇吸引人的位置。虽然薪金不比奖学金增加多少，级别和她科学上的成就和声誉也不相称，但这是她第一次得到教师的职位，这为她提供了一个实验室；一份安全感；一个她得以进行研究工作的机会。她接受了那个职位，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搬进了实验室，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工作已日益成为她日常生活的支柱。她继续倾全力于跟踪染色体变异动力学的工作，那使她得益匪浅。麦克林托克帮助全国的科研工作者播下了需要继续进行耕耘的种子。全然由于颖悟，她是无可匹敌的。除了她，没有一个人能够只通过严密的观察就懂得那么多细胞的秘密。她利用了两种细胞遗传学家有用的证据——一种是肉眼所能观察到的，即在成熟玉米的组织中所存在着的大量的颜色和特征的新的模式；另一种是染色体内部的物理变化，只能通过显微镜看到。她具有无比精湛的技巧，能把各不相关的线索综合成彼此相关的有意义的整体。她逐渐能识别出哪些是值得追踪的线索，她也能直觉到什么是重要的，马库斯·罗兹曾形容她是一个“园艺能手”“无论干什么，她都能干出大的名堂来。” 在密苏里期间，她确实干出了一件大的名堂来——部分是因为事情本身了不起，部分是因为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有可能被她采用。在她完成了环形染色体的研究之后，她转而研究断裂的染色体重退火的情况。X 射线特征性地引起许多染色体的断裂，产生了断片，重返火后碱基排列的顺序或者是正常的，或者是颠倒了的。麦克林托克发现一个倒位的染色体，能通过同正常的同源染色体交换产生“具双着丝粒的”染色体，就是说，一个染色体就有两个着丝粒，即细胞分裂的两极。在随后的核分裂的每一周期中，上述染色体的两个姊妹半染色体试图分离（在后期），但仍通过两极之间的染色质形成桥。当机械力上升时，桥就断裂，当染色体加倍时，新的一对染色体的断裂端就互相愈合（见下图）。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染色体就一直具双着丝粒。在生物体全部细胞中，这样的周期：断裂——愈合——桥在植物的生活史中多次重复进行。当断裂端最后不再愈合时，这一周期循环就结束了。但在籽粒的胚乳组织内不定期地出现了重复。裂——合——桥周期导致了大量的突变，使胚乳组织出现特征性的彩斑模式。这许多突变是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其中有些涉及到染色体重排的总体变化。 这个研究成果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报道出来了。它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某些人来说，这一成果包含了他们需要的证据，即染色体的再接合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高度特定的力控制染色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他一些人的主要兴趣在于那是解释大规模的突变原因的一种方法。而麦克林托克则两个原因都有。此外，这一研究成果也证明了涉及生物体产生变化的另一个机理。 然而在研究工作上获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在人事制度上也获得成功。从表面上看，密苏里大学的职位解决了很多困难，但实际上麦克林托克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问题提出来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过了五年以后她又一次失去了工作？ 麦克林托克认为，她在密苏里的日子从一开始就是屈指可数的。她早就下了结论，那个职位是斯塔德勒为她“特别创造的”。“它非常特别，非常之好——我具有其他大多数人所没有的特权。但当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之后，我认识到这不是我能真正久留之地。我经常孤立无援，对此我无能为力。我没有机会得到提升。我被排除在教师会议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的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职业地位的不自在使她日益痛苦。当她的声誉在遗传学界继续上升时（一九三九年她被选为美国遗传学会的副主席），她在密苏里大学的地位却不是这样。更令她感到不愉快的是系里竟不把其它机构所提供的工作通知她。“来了许多封信询问一些人（‘有这样这样的人吗？’）他们不把信交给我。之后来信问我为什么对此没有兴趣，并且说有人告诉他们我已被提升了，但从来没有人对我提起过这类事情。” 她未被提升。但她认为他们确实是希望她留下来的。“我很知道那不可能。他们常常讲到他们聘用的副教授之类的人，那些人所得到的信任还远不及我。我依然是一个助理教授。他们对我讲到招聘的事，似乎这一切与我全然无关。终于有一天，我想‘就这样吧！’我走进院长办公室，问他，‘我有可能留下吗？’他告诉我，如果斯塔德勒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很可能解雇我。”于是她要求请假，不领薪水。她离开了密苏里。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 究竟为什么没有人要她继续留下来，这个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几乎可以肯定，她的性别是她受到粗暴歧视的一个主要原因。她并不是密苏里大学雇用的第一位妇女，事实上就在麦克林托克任职期间他们已提升了另一位妇女（玛丽·简·格思里）担任动物学副教授。是否因为她曾要求得到与她的才能相称的权利，并以请假来表示不满从而被认为她“难对付”呢？在某种程度上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当了五年的助理教授，她不仅没有进入社交圈子，而且即使参加过那么一两次活动，也使得她在别人眼里甚至更成问题。她就抵制成为一位禁锢在象牙之塔中的“科学贵妇人”。而当她获得通常是为男子准备的研究院院士的头衔时，她也不愿充当那个角色。密苏里的失败，使得她在多大程度上象她的同事们一样去迎合上级的意图，依然是一个问题。事实是：周围的传统和习俗，对她来说，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不以为意过。 后来她认识到，她“做了别人不做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闹得大学校园满城风雨的小事（多年以后，有人给她看了不知谁拍的她的照片）：“有一个星期日，我到校但忘了带钥匙，我只得从建筑物的边上爬上去，爬进窗口。”对于她，这种事情是最自然不过的。 她回忆起另外一件不那么有趣但使得当局感到恼火的小事。根据校规，研究生在夜间十一点钟后不准留在实验室。但是她认为她的研究生助理的工作十分重要，所以她说“继续干下去吧”。而如果她认为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到其它地方将更有作为的话，她会鼓励那个学生离开密苏里。显然，她优先考虑的并不是传统的对单位的忠诚。 她还说了有可能给她带来麻烦的另一件事。在她任职的第一年，康乃尔继续向她提供一个研究基地。每年夏天她都要回去种玉米。夏末，当把成熟的玉米收割完毕之后，她才赶回密苏里，往往刚好赶上开学。有时碰巧玉米成熟晚了，“我只好等着。其实并没有必要一定要我回去。我得把每件事都安排好才行。”她把正式的工作日程表视如敝屣。说真的，当说到她是如何和陈规陋矩对着干的时候，你可以明白无误地感到有一种骄傲的神态。可是这样的行为对其他人就不能不视为一种挑衅了。学校当局十分重视规章制度，他们经常为上述违反制度的行为而责备她。 越轨行动、心不在焉或者傲慢无礼，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编造出许多科学传闻。怪癖很可能是创造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说法也近乎老生常谈。大部分的大学社团已习惯于容忍有名的科学家的某些怪癖行为。而麦克林托克的一些同事却不能容忍她，他们的情感是与宽容精神相违背的。 她相信，一个男子即使干了她所干的大部分事情也管保没事，但如果一个妇女加上一个持异见者这样干那就太过分了。她认为事实上每个人都把自己不能容人归咎于别人：“这真是一个好的借口：过错全在别人。”毫无疑问，她的话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犯了同样的错误，男子可能比女子处分得轻些。但对这本书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麦克林托克是一位妇女，她因此更加偏执，无论是在对别人的看法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如此。作为妇女，她只能在当“贵妇人”或是成为“持异见者”两种选择中进行挑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别无抉择。她决心去追求那些使她感到快乐的事。这已成为她的信念。围绕着这个，她定了一些规则以使自己能够存在下去——这些规则现在已成为麦克林托克骄傲的资本了。她在抵制世俗规则的束缚，但她自己定的规则却在约束着她自己，它们是她自我限定的基本内容，是她与众不同的明显证明。 有一件相关但又独立的事情就是她说话的直率。毫无疑问有几个同事被她的机敏刺痛了。甚至在康乃尔，由于她自己异乎寻常的敏捷和对比她愚钝的人缺乏耐心，使得一些人对她产生不满。现在，过了十年之后，她的直言不讳仍不减当年，而且很可能更意识到自己的能力。甚至那非凡的刘易斯·斯塔德勒也受到她的尖刻批评。他是一位理论家，她对他非常尊敬。但作为实验人员，他远远地落在她自己的高标准的后面。她也毫不踌躇地指出这一点。斯塔德勒自己似乎并不介意，但别人却很介意。 一九四0年夏，大学文学院院长W.C.柯蒂斯已经表示密苏里大学对保留麦克林托克的职务已不再有兴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弗兰克·布莱尔·汉森的笔记本记载了他同柯蒂斯那年夏天在伍德霍尔的一次谈话。汉森记录柯蒂斯说过“巴巴拉·麦克林托克被证明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柯蒂斯希望有人聘请她，这样她可以在其它地方而不在密苏里继续她的事业。” 一年以后，在麦克林托克请假离职后的两个月，院长风闻她已被提名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她记起来，不管她是不是“制造麻烦的人”，总之他曾试图劝说她回去，并答应提拔她。”但当时我已经走了。”一旦她作出决定，那就不会再重新考虑了。她对大学生涯已不抱幻想。“这意味着，象我这样一个持异见的人在一所大学里是永远没有希望的。” 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她没有希望，那么什么地方能有希望呢？三十年代中期——在这以前她失过业——她开始想到选择遗传学作为事业，现在她又一次考虑改做别的事情。这一动机不单是实用主义的。这是终身战略的一部分，是从和沮丧打交道中发展起来的。“我又进入了其它一些新的知识领域……那使我从自己的沮丧中摆脱出来。”当她搞清楚她不能再留在密苏里时，她记得曾考虑过把气象学作为一个可能的新专业。但是真正要她离开遗传学，那么气象学决不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力。 整个三十年代她经历过脱离本行和缺乏行政机构支持的困难，这显然使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并没有影响她对工作的基本信心。工作是她兴趣的根本所在。这部分地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工作本身就具有生命。作为她情感上和智力上投资的报答，工作本身就能自行满足她，甚至当她在其它的领域受到挫折时，工作也能为她提供补偿。就象爱因斯坦有一次所写的那样，工作所给予的“和平和宁静，（一个人）从狭隘的使人头晕目眩的个人经验的境界中是找不到的。”同时工作也提供了与一小片大自然密切交流的形式，而远离人类交往的范围。 此外，工作也产生一种个人进行判断的格局。尽管麦克林托克遇到了行政当局给她造成的困难和由这些困难所反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她仍然热情地支持她所尊敬的同事们。可是在业务上她的地位是很特别的，在密苏里期间她所蒙受的既非智力上的孤立，又非智力上的不胜任。即使她遭受到什么挫折，她还是能把智力和情感投入到工作中去，她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情况，使得她得益不少。然而不给予麦克林托克一个与她的业务能力相称的地位确实也造成了较长时期的后果。作为一位成熟的科学家，她有自己的研究风格。她所提出的问题，她所寻求的解释和“了解”，和他的同事们不尽相同。对专业人员的相互往来，她多半是反对的，虽然那些活动的出发点通常是在业务上进行交流，而不论她的职位如何。但几乎可以肯定，由于她的地位独特，加深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她既不根据传统分享与技术职务相称的报酬，也不分担责任；她比大多数人自由来培养她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她的研究工作风格越来越属于她自己所独有，也越来越不受流行思潮的影响。在三十年代，她智力上的独往独来和她与同事们之间缺乏来往而形成的差别，还很容易克服过来。他们之间并没有出现象后来出现的那样严重的交流上的障碍。 从这一点出发来对她和他们之间的分歧进行检查是有用的，部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那最后发生裂痕的性质，部分是为了获得通常指导她工作的一些情况。 在过去和现在，巴巴拉·麦克林托克主要是一个细胞学家，但她同时也是一个遗传学家、一个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为了讲清楚她的兴趣同她的那些同事的关系，以及这样的“通才”是如何影响她的工作的，下一章将概括地回顾一下遗传学和细胞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当时其它主要生物学学科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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