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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地，她感到“怅然若失”。她所作的阐明她的体系的逻辑努力看来已一败涂地了。当然，她会再试一次的，因为演讲打不中要害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失望看来是巨大的。她揭去了她的创造物——一个无与伦比的说明的模式，加上充分证实的证据——的面纱，这是她六年来呕心沥血和精疲力尽的紧张工作的目标，而现在她的同事却抛弃了她。 忧虑至少能起使我们对逆境有所准备的作用。但是看来麦克林托克对失败的程度缺乏准备。她又作了尝试——在几次讨论会上，在她发表在《遗传学》杂志上的详加叙述的论文中（包括许多原先简短的介绍中所没有的数据），五年之后，在一九五六年的冷泉港讨论会上她又作了一次介绍。在这期间，她所解释的控制和调节的机制显得更复杂了，因此，现在她的工作更难而不是更容易进行下去了：周围的环境甚至变得比一九五一年的时候更加难以接受。仅仅只有两次，有人要求她提供她在《遗传学》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的单行本（一九五三年），而且，在一九五六年，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比一九五一年的时候出现了更多的蔑视。 甚至没有一个人真会对这一严酷的急转直下的情况有所准备。但是麦克林托克想必是最缺乏准备的了。在她的领域里，她不是一个新手，并且，尽管平时她已经历了许多的困难，但她还是习惯于在科学上取得成功。首先是，她习惯于受到同事们的尊敬和赞美。到一九五一年，她是遗传学领域的泰斗之一，处在象她那样地位的科学家是不希望自己的工作被人断然拒绝的。 象麦克林托克那样对人的权利有着强烈信念的人是指望有人倾听的。从长远观点看来，这种信念对麦克林托克是极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她所需要的保护使其得以继续工作。但在短时间内，这种信念仅能加剧对她的打击。当时，她对这些都不屑一顾，不过同时她也承认，一九五一年的学术讨论会“确实打击了”她。“令我吃惊的是，我不能再与他们交往了。我受到了奚落。他们告诉我真的疯了。需要对这件事再次作出调整。”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她宣称，这件事使她受益匪浅，但是和她最接近的一些人感到这是一次要她个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再调整。“后来，有那么几年，我不能和任何人谈我的想法，也没有人请我参加学术讨论。”她回忆起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一位冷泉港的常客曾对她说：“‘我不想听你谈你正在做的事情。那可能很有趣，可是我知道那是一种发疯’——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话。”有一些话更不礼貌。她复述了“一件可笑的轶事”：有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称她“只是冷泉港闲置了多年的一只旧手提包。”朋友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她，以免她听到后感到突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同事都走散了。她有好朋友，有几个坚定的同盟者（伊夫林·威特金是不可动摇的），还有分散在各地的大量忠实的赞赏者。几个玉米遗传学家充分理解、赞赏她的工作，他们来找她谈话，交换技术信息，获得行情消息（或种子）。在这些人中间，重要的有罗亚尔·布林克和彼得·彼得森，他们本人的工作引人注目地将他们引向与麦克林托克相同的方向。一九五二年，布林克（与罗伯特·A·尼兰一起）发表了转座的证据，这一证据是通过对彼此相关的部位进行观察得出来的。一九五四年，布林克和P.C.巴克利能够证明他们独立地分离出来的一种控制因子是Ds-Ac体系的一个实例。一九五三年，彼得·彼得森分离出一种突变型，到一九六0年，他就能够证明这种突变型是麦克林托克在那时已详细说明过的另一调节和控制体系：Spm体系。确实，在接下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布林克和彼得森的工作重复了和证实了麦克林托克本人的许多发现。“我们是和谐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是（相同的）题目。”但是他们“处在思想的不同水平上——我们因此不能交流。” 但是，即使她有这么一些朋友、同盟者、赞赏者，甚至同事，还是不能抵消压倒多数的同行对她的学说的抵制这个经历，如果说麦克林托克以前所遇到的是物质上的孤立的话——她单枪匹马地工作，得不到学生、博士后生，或者最接近的同事的帮助——那么她总可以与全国的遗传学家保持联系。诚然，她处于许多重要渠道的外围。但是，随着成功的增加和威望的提高，她比遗传学领域的其他妇女更靠近业务活动的中心。她经常参加聚会，不时收到讨论会的请帖，并且渐渐变得习惯于世界各地同事的来访。甚至在冷泉港，虽然她的同事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着不同问题的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仍然处得不太好，但她还是备受尊敬，她和几乎所有的同事的关系至少是和睦的。 现在所有这一切看来都变了。在学术上和职业生涯里，麦克林托克是孤立的，但这种孤立使她的思想深化了，并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在五十年代，她努力谈论自己的工作，但徒劳无功。于是，除了在华盛顿卡乃基学院的年鉴上发表年度报告外，她不再谈论，也不再发表文章了。 她进一步退到自己的研究中去，越来越“感到自己”“未偏离目标”，她依靠这个来保护自己。但在同时，她越来越小心翼翼了，她怕遇到潜在的怀有敌意的听众，甚至不想接受冷若冰霜的同事们的来访。她的实验室仍然对那些真正想聆听或者只是想谈谈的任何人开放，不过在必要时，她也用总是那么犀利的言词来保护她自己。爱丁堡大学的一位动物遗传学家洛特.奥尔巴克，是那些想聆听的人中间的一个。她发现麦克林托克的耐心和清晰出人意外。她只花了一下午时间，就能把自己的工作解释得十分详尽，这不仅使奥尔巴克感到信服，而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欧洲后，她热情地试图说服其他人也相信麦克林托克的工作（但结果未获成功）。奥尔巴克记得乔舒亚·莱德伯格访问麦克林托克实验室之后所作的评论：“天哪，那个女人不是疯子就是天才。”奥尔巴克说，麦克林托克在见面半小时之后就把莱德伯格和他的同事撵走了，“因为他们骄傲自大。这是她不能容忍的……。她觉得好象只身一人穿过了沙漠，没有一个人跟着她。” 麦克林托克本人认为即使岁月艰难也应保持乐观。她意识到大多数遗传学家并不想知道在做些什么，“这一点也不使我烦心。”后来她说，实际上她开始感到“高兴”。“这是很幸运的，因为人们爱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工作，而我有机会倾听。我听得非常仔细。”她认为值得在这上面花费时间的一个理由是，那些年来在遗传学中有那么多的进展。“我正在受教育，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会后悔的机会。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使我可以倾听别人的谈话而不是别人听我的。但看来这对我是很难的。” 但是，尽管她从别人那里学到了新事物，尽管她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快乐，但是冷泉港的气氛对她实在不很适宜，她得考虑要离开那里了。她不止一次写信给马库斯·罗兹，请他帮忙另找一个新职。后来，尽管她一直没有离开冷泉港，但是一直到今天，她没有在这个学院里再做过报告。 她认为在其它地方事情看来会好办一些，乍看起来这种想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冷泉港在这一时期的生物学史上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在五十年代，使得冷泉港脱颖而出的一些特征却有可能加宽了麦克林托克和她所在的科学团体中其他人之间存在着的鸿沟。要理解为什么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麦克林托克和她的同事之间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了。 人们无法解释这个科学团体最初的反应，他们说：“嗯，她错了。”（她是“不可理解的”、“神秘的”、甚至是“发疯的”）。有些说法则比较巧妙，例如说，她“走到时代的前头去了。”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比前面的那些说法好不了多少。这句活岂不是说麦克林托克是靠她的直觉侥幸碰上的吗？或是指其他人得花三十年时间来等待适当的证据呢？后来，由于转座广泛被人们所承认，才使我们有机会并且实际上讨论了这些问题。 当我们说不“懂”某人的论点时，通常是指没有理解使得说话内容和谐一致的潜在的逻辑性。说某人说话难懂，就是把交流思想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对方。假如多数或大多数有能力的听众都不懂时，我们是可以归咎于论文作者的。显然，虽然把过失推给了论文作者，但是我们也可以对大部分人的推测、经验和期望作出判断。一篇文章的晦涩难解，是一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甚至对于那些最有经验的读者也如此。因为它不单纯涉及说（或写）些什么，也涉及听（或读）起来怎么样，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我们就能避免交流失败是谁之“咎”那种无聊的争论，诚然，我们普遍同意这样一个原则：当一位科学家有了新成果，他就有责任在他自己的专门知识同别人的专门知识之间所出现的鸿沟上架设桥梁。麦克林托克没有很有效地负起这个责任来。但问题是，她有这个可能吗？ 也许，在一九五一年这是可能的。但是考虑到她最初的失败和随后在生物学方面发生的事件，麦克林托克与其同事们之间的裂隙很快就变得太大，我认为，变得难以弥合了。看来这似乎存在着两个隔阂，而且还不是互不关联的困难的根源：一个涉及她的发现的革命性的影响；另一个则与她的知识和领悟的特殊性质有关。 关于科学论文有一种陈规陋习：论文的主张与已经被接受的信条越不一致，它所遇到的抵抗力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任何离奇的主张都是难以被理解的，甚至那些心怀诚意地来听取意见的人也如此。）麦克林托克在一九五一年的报告中所主张的与占统治地位的遗传学观点完全不符。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遗传因子受到涉及它们重排的调节和控制体系的支配的话，那么基因是稳定的、不变的遗传单位的概念指的又是什么呢？从中心法则到新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前提是，不管是怎么样的遗传变异都是随机的，麦克林托克的报告却说遗传变异是在生物体的控制之下的。这样的结论恰恰不符合标准的分析框架。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思想本身是外来的，因而很难被大多数遗传学家所掌握，而且还在于麦克林托克所提出的这种证明，或者更确切说所形成的模式，同样也是难以被接受的。当麦克林托克最初在一九五一年冷泉港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她的工作时，她着手描述在六年多的时间里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一个体系——她研究那种植物几乎有三十年了。她对玉米的了解，其熟悉和透彻的程度甚于任何一位读者。此外，当时她总是习惯于独立进行研究，对这个特殊体系所进行的六年研究工作更是与世隔绝的。的确，她几乎逐日与威特金交谈，并定期与罗兹（以及斯蒂芬斯）通信，但是这种交流绝大部分是单向的。她单独地发展了她的思想，而没有不断地与同事们进行讨论以相互增进了解。一旦落实了细节、搞清楚了模式之后，她所面临的工作就是让其他人也了解它。要完成这一工作，她需要一种和她的读者一样的论述语言。 科学家和科学的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科学语言”在本质上是精确的，使用它的人必须理解彼此所讲的话的意义，即使他们不同意也罢。但是，事实上，科学语言并不象普遍相信的那样与普通的语言有所不同：它也常常不精确和模棱两可，因而很难被正确理解。此外，新理论（或论点）即使有的话，也很少通过条理清楚的归纳、演绎、核实（或证明其不存在）等方法建立起来，也很少以简单的方式受到辩护、否定或者被接受。实际上，科学家们将科学的方法论的规则与大量直觉、美学和哲学信奉的混合物结合起来。有时候，称为超理论或者超逻辑的思想组成部分，在新原理或新定律的发现上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承认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爱因斯坦的描述：“这些基本定律不是通过逻辑的方法得出的，它只通过直觉，并得到实验的有力支持。”但是，这些超逻辑的组成部分在说服力和接受方面听起的作用（使论点可信）讨论得较少，部分是因为它们不大明显。论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是由共同的实验方法所决定的，是由以共同的语言交流这些实验的广泛实践方法所决定的。这些方法很难确切的领会，这是因为它们是这样的普通，因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我们摆脱了这一思想的影响时，只有当我们能够以共同的语言逐渐取得一致时，我们才能意识到不清晰的前提和虚构的实践这些缺陷，并增加相互的谅解。 甚至那些非常易于提供确定数量的课题，论述也大量地取决于惯例和说明——这些惯例是多年来共同的实践和参加活动而得到的。因此，甚至理论物理学的一个论点——所有的科学中最数学化的科学——也取决于一个公式里所用术语意义的公有概念、取决于公式和它们所代表的过程的关系。当这样的共同“语言”不存在时，论点就不再有效，即使公式是无懈可击的也罢。 新近出版的弗里曼·戴森的自传体回忆录特别阐明了这种不同的“语言”在物理学中所起的作用。戴森回忆说，他自己的地位是理查德·范曼的卓越但又很难理解思想的“解释者”。他发现范曼不能和汉斯·贝蒂和其他大师们交流思想，就作出决定，他的工作“应该是懂得迪克（范曼）并用世界上其他的人所能懂得的语言解释他的思想。”显然，范曼试图自己解释他的简单但非正统的方法并没有成功，“没有人懂迪克所说的一个词。”而当戴森最后知道了范曼的论点的关键所在时，他就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了。 迪克的物理学这样难于被普通物理学家所掌握的原因，是他 不利用公式……迪克只是写下他头脑里的解答而竟不写下公式。 他掌握了事物发生方式的物理学图象，这图象直接提供解答，只 用了很少的计算。毫不奇怪，那些终其生只是解公式的人就被他 挫败了。他们的头脑是分析型的，而他的头脑是图解型的。我自 己的训练……是分析型。但当我听迪克讲课，凝视着他画在黑板 上的奇怪的图表时，我逐渐地吸收了他的一些形象化的想象，开 始熟悉他对宇宙的看法……（在一段时间之内，范曼的思想）缓 慢地吸收到物理学的结构之中，因此，现在，在三十年之后，很 难记得为什么在一开始我们会认为是那样的难以掌握。我非常幸 运地在一九四八年去康乃尔，那时这个思想才刚产生……我目睹 了长达五年智力斗争的最后阶段。通过这场斗争，迪克奋力前进 达到统一观点的目的。 在比物理学更经不起定量检验和较多地依靠定性判断的领域，解释传统的份量相应就更大了。在这样的领域内，当实验和“语言”出现不一致的时候，解释——就象戴森所阐明的——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在根本不相同的实验和“语言”之间进行一些调节。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领域内，这样的调节工作可以说比依靠定量判断困难得多。也许科学领域间的最大不同，在于有效的交流所必须的各种实践。在理论物理学中，许多这样的实践，特别是文字和数学符号之间相互关系的许多实践，可以通过读和写获得，在其它领域，则要求物质本身更加有形的、积极的参加。细胞遗传学正是这样的一个领域。 在细胞遗传学所进行的争论中应用了相互作用的定性和定量论据，定量分析依赖于大量仍然是定性的鉴定，特别在某一遗传交叉的结果可计数之前，需要鉴定特殊表型的和细胞学的特征。这两个鉴定过程需要大量经验，而这些经验是不参加实际观察的人所不易得到的。只有对眼睛进行大量的训练才能取得经验。麦克林托克的眼睛己训练得不同凡响。“看”，实际上就是她科学经历的核心。 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我们的有关世界的概念取决于我们所看到的，而我们看到什么又取决于我们想些什么。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看到的也越多。但是对于麦克林托克来说，这一认识和视觉之间的相关性似乎总是比大多数人更为密切。即使这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她也通过看去理解，通过理解去看。尤其可以证明的是她所讲的她是怎样最终看到脉孢菌的染色体的故事。她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一微小物体时失败了，但她并不甘心。她不断地挑选染色体进行观察。她走出实验室，坐在桉树下苦思冥想，在那里“做自己的工作”。当她觉得一切都就绪了，她又回到显微镜旁。现在染色体被看到了，不仅是她，而且，从此以后，也被其他人看到了。 假如这是一个通过思考得到洞察力的故事的话，那么，它就更应该为人所熟悉了。它的真正力量在于作为一个眼光的故事，一个使得麦克林托克的工作如此富有特色而同时又如此难以用普通的语言予以表达的思想和眼睛之间连续镜头的故事。 通过多年紧张而又系统的观察和解释（麦克林托克把它称为“把你所看见的综合起来”、，她已培养了理论上的想象力——一个高度清晰的细胞内部世界的影象。她观察玉米植物的生长，检查叶片上和籽粒上的模式，在显微镜下观察它们的染色体结构，她直接看到了这一井井有条的世界。这“自然之书”同时被身体的眼睛和思想的眼睛读到/麦克林托克在玉米籽粒上所看到的斑点是一种密码课本。因为她理解它们的遗传意义，所以她能够直接读到它。对麦克林托克来说，身体的眼睛就是思想的眼睛：普通的语言是不能表达这一读物的完全结构的。 现在，既然有许多生物学家已下决心要了解麦克林托克的工作，人们就可以对什么是已存在的困难和怎样去克服它们作一番观察。这些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突破点”定于在实际的玉米籽粒上“看模式”的经验上。用一位生物学家的话来说，“一张单色的照片比她所有的论文加在一起更能说明问题”。 伊夫林·威特金关于她怎样从麦克林托克的肩上向前看而加深了对基因理解的描述，就更说明问题了。在麦克林托克连续而清晰的指导之下，威特金通过观察材料，也学会了“实际看到基因的开和闭”。 威特金可以说已学习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在这种语言里，单词和可见的形态编织成为有意义的紧密结构。一旦知道了“语言”，威特金就可以说，据她所知麦克林托克所提出的论点是可信的，证据是严密的。但是对于那些受麦克林托克影响不大的人，它们是“不可理解的”。 为了“看”麦克林托克之所“看”，威特金不得不学会了更多新“语言”，她不得不具有和麦克林托克同样的内在的想象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上的“看”与艺术上的“看”不同。基于这个认识，我们最公开的和最私下的看法是：科学的“看”，需要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实践，需要某种共同的意识。 鲁道夫·安德姆在他的经典著作《艺术和可见的直觉》中，提醒我们说： 通过人脑所有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力量，它接受、形成和解 释外部世界的影象。而无意识的领域不经过知觉的反映，是永远 不能成为我们的经验的。没有前者，就没有办法显示后者。不可 避免地，“看”，需要一个主观的形式，一个想象的行动，一种 注视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它必须由某些个人的直觉来决定。其 结论决不会是简单的、服从于“客观”判断的“事实”，但事实 或图象依赖于产生它们的内在的想象力。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个 人直觉很少出现差异，而需要别人合作的共同的想象力则常常出 现差错。但科学和艺术同样对内在的主观有很高的要求：两者都 是决定性地依赖内在想象力的，起了传递普通眼睛所看不见的东 西的作用。 从文字上和它所包含的意义两方面来看，在科学的创造力方面，想象力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其它的因素。杰拉尔德.霍尔顿，一位科学的想象力十分敏锐的观察家，曾经评论过想象力对进行创造性实验的两位特殊的科学家，罗伯特·米利肯和艾伯特.爱因斯坦的意义。按照霍尔顿的说法，如同圣托马斯看见六翼天使，琼·佩林看见原子一样，米利肯看见电子。霍尔顿引证了米利肯的研究风格的三个重要因素： （1）他有用有创见的慧眼注视正在进行中的事物的能力； （2）他形象化的能力有助于下结论；（3）此外，几乎是未承认 过的而且当然是未经分析的事先设计好的有关电学的理论，使他 睁开眼去注视、去说明。 爱因斯坦的例子更为人所熟知，他是通过想象一位旅行者对一束光的视觉经验而走向相对论的。后来，他评论说：“在那些年月里，我有一种方向感，那种笔直地走到具体的事物的感觉。当然它是非常难以用言词表达的……但我经历过一种观察，一种使用视力的方法。”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数学本身是“看得见”的。他写道：“几何涉及的对象，看来同感觉的直觉方式并无不同，那是能看到和触到的’。”霍尔顿评论说：“想象的对象对爱因斯坦来说是显然可相信的真实、可看到的材料，他能够自觉地、象做游戏似地那样复制和拼合，也许很象是玩拼板玩具游戏。” 在霍尔顿所列举的例子里，就象戴森描述范曼一样，想象力的主观方面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发现的过程。到处都需要核实。对麦克林托克所研究的特定证据的性质来说，发现和核实都同样地依靠“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的研究手段更接近艺术家：在这两个例子里，是否能够得到最终结果取决于观察者是否有可能具有相同的想象力。正是这感情上的相互交流和提供证据的需要，要求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内在的主观意识、共同的想象力，以及共同的语言。对于这些，麦克林托克却认为她不打算加以考虑。结果是：她的“自然之书”读物依然是她自己的。 共同的想象力的前景在整个五十年代渐渐远去了。当麦克林托克自己的研究工作继续为她在四十年代形成的图画增添色彩时，在遗传学上到处所发生的事件却引导大多数生物学家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但这条分叉路是另外一个故事，讲述那个故事，需要我们注意那些新事件是什么和它们包含了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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