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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公诸于世。虽然在１９６２年底以前，双方都在竭力控制以免相互直接攻击。当时，中国人一般总是公开攻与“修正主义者”，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常常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当时由亲苏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所领导）这种指桑骂槐的方法去攻击苏联领导人。 苏联共产党人一般是直接攻击“教条主义者”，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１９６１年与阿尔巴尼亚党关系破裂后）。在论战的初期阶段，争论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中国人否定了赫鲁晓夫下述“天真的幻想”的观点：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可能的。 一些西方政治家承认了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认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不仅包括否定阶级斗争，而且包括“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 （２）关于支持和平共处原则的争论。苏联共产党强调，核战争将证明对有关各方面造成的惨重损失是同等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上表达的观点，即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更大胜利。 （３）在援助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运动中，考虑到对国际形势的影响，苏联表现得比中国较为谨慎。例如：１９５８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所建立的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人立即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而苏联并非如此，它直到１９６０年才给予了承认，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法国关系的复杂化。 （４）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问题上，苏联理论家坚持主张，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以此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该理论的一个实例就是１９４５年斯大林曾经劝告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６日强调，不为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高压行动”，构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宗派主义形式”。谴责那种“输出革命”和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那些内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的观点。８月３０日，北京《人民日报》在答复中声称： “如果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看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单纯地拍手称赞，或者大力支持，而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帝斗争却是默不作声，或者厌恶鄙视，那就在事实上采取了资产阶级观点。” （５）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共产主义政党有可能通过非暴力革命的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持怀疑的态度。 （６）苏联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例如，在与印度关系的问题上），严重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７）中国人不支持苏联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苏联的资料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国成为了同样的个人崇拜的中心。 （８）中国人谴责苏联共产党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例如：１９５６年苏联共产党事先不与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商量而谴责斯大林；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理论。苏联共产党则指责中国人用“分裂主义”活动分裂共产主义运动来进行报复。 （９）苏联共产党坚持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工业化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理论，并把中国人的人民公社运动（见上述）看作是一种“超越一定历史阶段”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国理论家认为，农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基础”。 （１０）苏联新闻界日益强调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危险性。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关于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一主张。 论战的开始（１９６０年４月～６月） 中国共产党的《红旗》杂志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６日在第一篇位置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该文章强有力地论述了中国在争论的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它在承认和平共处原则和坚持共产党人必须尽力避免一场大论战的同时，坚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性就依然存在。它否定关于核战争将毁灭文明的观点，并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着自己真正美好的未来”。这篇文章还区分了由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只会促进革命的发展。这些文章在引用列宁所支持的关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时，提倡应当“坚定而毫不动摇地”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苏联发言人立即对这一挑战作出了答复。奥托·库西宁（苏共主席团成员）在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地区里”存在着“一种分裂”，但是，“在与和平的强硬敌人并存的地方，出现了思想清醒的政治家，他们认为，以新的大规模破坏手段进行的战争将是疯狂的。”他进而批评了那些固执己见地坚持帝国主义是侵略成性的观点的人，批评了那些没有能够认识到需要利用这种新因素从另一场战争中拯救人类的人。 １９６０年，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４０周年之际，苏联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直接涉及论战的文章。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中，列宁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６月１０日，索韦特斯卡娅·罗西娅说：“目前的左翼分子把达到和平共处、停止武器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形势中最轻微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６月２３日，《共产党人》杂志宣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派的。” 中国报刊依次有力地回击了这些批评。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５日，《红旗》杂志指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坚持认为“清醒的”和“理智的”帝国主义政治家们，“使自己适应这种明确的方向”，而且，这组成了“形势中的一个新因素”。６月２５日《人民日报》断言说：“只要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美国继续统治和美帝国主义继续存在，战争的威胁将不会消除，世界和平将无法得到保证”。《人民日报》还谴责“被帝国主义的核战争讹诈吓呆的”“修正主义者”，“夸大这种战争的后果和不惜任何代价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苏联共产党在１９６０年６月２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建议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解决分歧。 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但要求需要时间为会议作好准备。 ６月７日苏联共产党建议，即将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可以为预备会议提供机会，中国人对此表示同意。 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至２５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除南斯拉夫外，来自欧亚各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苏联代表团由赫鲁晓夫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率领。６月２１日，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重申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观点，并为他在当年５月１６日至１７日在巴黎举行的流产的最高级会议上①的行为辩护。 (①指１９６０年５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举行的预备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声明，谴责美国ｕ—２型间谍飞机对苏联的挑衅，要求美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遭到拒绝，于是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译者注)他说：“在现代条件下，当存在着两个世界体系的时候，必须这样来按排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排除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应该看到，在帝国主义各国，对和平共处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在巴黎同戴高乐总统和联合王国的麦克米伦首相谈话时，我觉得他们表现出对和平共处的必要性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甚至向我证明，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今后也需要遵循共处政策…… “我们不打算向挑战行为屈服和放弃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共处的政策，是巩固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消除‘冷战’的政策。……在现时战争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这一论点，同和平共处政策具有直接的关系，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现在仍然有效，这些原理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指路明灯。 但是，不应忘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是在几十年以前提出和发展的……”关于对后面这个论点的发挥，赫鲁晓夫继续说到：“具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强大的苏联正在日益壮大和巩固。 现在拥有十亿多人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壮大和巩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正在为和平积极斗争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已经提高了。……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不能机械地重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几十年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即肯定地说：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历史中可能将会有这样的时期：到那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保持着资本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也要查找书本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讲的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话，而简单地重复说，既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不能够不考虑……世界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而重复伟大的列宁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说的话，……”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２日，彭真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与赫鲁晓夫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赞同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的同时，坚决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总会有侵略战争的危险”。他补充道，只有当“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及拉丁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时才能阻止战争。他声称：“这就有必要同玩弄帝国主义游戏的铁托集团”搞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与此同时，秘密讨论在代表团之间开始进行。苏联代表团散发了一封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１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立场详细批评的信件。该信特别谴责中国人在承认和平共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又改变了态度；谴责中国人把战争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以此引起一种绝望精神来“瓦解革命斗争”；信中还说，和平共处并不包含放弃民族解放运动，这正如中国共产党所建议的，苏联共产党并没有把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看作是唯一的道路。在讨论（常常是激烈的）过程中；据说，赫鲁晓夫曾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称他是“一个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左倾修正主义者”，指责中国在对待印度关系方面是“大国沙文主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４日通过的公报重申了十二党对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的确认，其中包括有关和平共处、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声明。公报还重申了十二党对和平宣言的赞同，并强调加强“世界上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之间团结的必要性”。公报还同意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在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３日至１６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批准苏联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谴责“教条主义和左翼宗派主义倾向”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０日的复信中，详细地答复了苏联共产党６月２１日的信，信中特别坚持认为中苏意见的冲突一直可以追溯到１９５６年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①当时，苏联党忽视了斯大林的“积极作用”，并且没有事先同其他兄弟党商量就提出了“和平过渡”的错误理论。 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下个月撤回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与苏联政府的其他任何行动相比（可能除撕毁核武器协定以外），这一单方面的决定激起了中国更大的不满，当中国正在遭受北京电台所描述的“在过去从未有过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水灾、台风、蝗灾和其它病虫害） 的时候，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对中国的经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根据中国后来的声明，苏联撤走了１３９０名专家，取消了３４３个技术援助合同，终止了２５７个科技合作项目，结果，许多正在进行的工程不得不半途中止，一些正在试产的工厂和矿山无法按期投入生产。 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６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聚集莫斯科，为即将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准备了一个声明草案。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苏联代表团最初同意了草案中的重大变动，但是，当赫鲁晓夫１０月１４日从纽约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回来以后，苏联代表团又收回了它原先所同意的草案。１１月５日，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９月１０日的信件予以答复，信中激烈地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国际共产党会议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１日开幕，８１个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未被邀请。虽然这次会议是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会议的许多详细过程自那以后已被许多参加会议的党所公布的资料而告知天下。 １１月１４日，邓小平在会议上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他抗议苏联１１月５日的复信，并坚持认为这封信歪曲了中国的观点。他否认了中国共产党认为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资本主义存在期间世界战争是可能的。当他重申“只”支持地区性革命战争而反对反革命地区性战争时，指出，象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战争就没有导致世界性战争。中国共产党希望世界和平，但这不可能建立在帝国主义政客们的良好愿望上，而且全面裁军的谈判也是不诚实和平人的。 他继续指出，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宣称，印度政府为了延长其统治正在制造边境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没有支持中国而是偏袒印度政府。在结束时，邓小平在谴责苏联共产党过高估计和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为中国党的经济政策辩护之后，论述了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虽然苏联共产党是“领导党”，但是，不存在“高贵的”和“卑贱的”党，各个共产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因此，苏联共产党无权用其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来约束其他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坚决支持邓小平。他揭露，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领导人猛烈谴责中国共产党，他们采用了“无法忍受的压力”来迫使阿尔巴尼亚加入一个反对中国的集团。 会议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５日闭幕，１２月５日发表了会议结束时总结的２万字声明。虽然声明在措词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作了一些让步，但总的来说，它体现了苏联共产党的观点的胜利。其主要论点如下： 关于战争与和平。《声明》指出：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但是，已经形成了能够粉碎它的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清醒地估计力量对比和现代战争的惨重后果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表示赞成和平共处政策。 ……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 “不久的未来，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将获得新的成就。 苏联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中国将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业产品将占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和平地区将更加扩大。……在这些条件下，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调和。相反，它要求工人阶级、所有共产党为争取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加强斗争。但是，各国之间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争执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关于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声明》指出：“共产党人从来就承认民族解放战争的进步的革命的意义。”“殖民地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通过武装斗争或非战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独立……”“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只有在同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行坚决斗争的条件下，把本民族的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够顺利地解决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工农联盟是争取和保卫民族独立，实现深刻的民主改革和保障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解放斗争的程度，在不小的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联盟的力量和巩固性。……在目前的条件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同帝国主义军团没有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客观上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实现有着利害关系，因而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进步性。然而它是动摇不定的，除了具有进步性以外，它还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 “人民在获得政治独立以后，就会为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和巩固民族独立问题寻求答案。不同的阶级和政党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选择哪一条发展道路，这是各国人民自已内部的事情。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人民群众确信，消灭长期落后状态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最后道路，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共产党的为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它们支持民族政府为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破坏帝国主义的阵地而采取的行动。同时，它们积极反对反民主、反人民的行动，反对统治集团危害民族独立的措施……”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声明》逐字逐句重审了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一段论述。 关于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声明》在谴责“个人崇拜”束傅创造性的思想和首创精神之后，重审了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关于“修正主义……仍然是主要危险，”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者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这一公式。最后，《声明》称苏联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认的先锋队”，并且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成是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 莫斯科会议之后，苏联和中国都暂时抑制了公开争论，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９所签订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协定（详情未知）表明，苏联准备对中国继续提供经济援助。但是，中苏在对待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上的鲜明态度，把他们观点上的分歧暴露无遗。 １９６１年２月３日公布了中阿两国扩大贸易和中国向阿尔巴尼亚贷款所签订的协定，公报强调了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另一方面，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恶化了。同年５月，苏联撤走了８艘驻扎在阿尔巴尼亚海岸基地的苏联潜艇。同一时期，中国新闻界继续对“铁托集团”进行猛烈攻击。与之相反，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则出现了稳步改善；同年３月，两国签订子５年贸易协定，南斯拉夫外长于１９６１年７月访问了莫斯科。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３１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加深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在会议上，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受到了赫鲁晓夫和其他发言人的猛烈批评；代表大会并且决定将斯大林的尸体从列宁墓中移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的纲领，该纲领特别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再是必要的了。……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将先于国家消灭。 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这些论述后来遭到了中国政治家们的强烈批评。 代表大会导致了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关系的公开破裂。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离开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当代一些最重要问题的共同的、一致同意的路线。……他们自己重复着我国在个人迷信时期曾经有过的那种方法”。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在代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这一声明在第二天受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欢迎，他们谴责了赫鲁晓夫的“反马克思主义谎言”。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周恩来没有等到代表大会结束就离开莫斯科回到了北京。 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７日的讲话中，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血腥暴行”，并宣称，“我国在个人迷信时期曾经有过的一切恶劣的东西，都以更坏的形式出现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针对周恩来的讲话，他批评说：“我们对我们中国朋友的不安具有同感，珍视他们对团结的关心。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了。” 苏联于１２月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名义上保持中立的同时，实行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明显支持。例如；《人民日报》１１月高度赞扬了霍查的“正确领导”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妥协的斗争”。 １９６２年初，印度尼西亚、北越、英国、瑞典和新西兰等国共产党提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２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表示支持上述建议，并建议“放弃容易激化而不能消除我们分歧的公开声明”。中国在答复中（４月７日）建议结束公开攻击，开始党与党之间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苏联应带头恢复苏联与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共产党政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中国党建议把这些作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初步措施。当时虽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是事实上，人们都注意到１９６２年整个春夏，中苏之间的公开攻击实际上暂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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