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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尤里·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的领导职务。自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中苏两国的关系平稳地发展着。 中苏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扩大，文化和体育交流更为频繁。与此同时，中苏每半年举行一次副外长级会谈（从１９８２年开始），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但是，对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中国一直坚持在大范围内维护本国安全的立场，这包括：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结束苏联对越南的支持、削减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另一方面，苏联谈判代表则希望谈判应限于纯粹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 ８０年代初，中美关系恶化（见第十章）之后，北京政府似乎要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保持中立。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强调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立场。１９８３年下半年，中美关系有了改善。中国领导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高唱反苏调子。但是，中国人的其他做法，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例如，中国发展同东欧、西欧以及日本的关系，并把这些国家当作抗衡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砝码。再者，１９８４年上半年，中越又在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的行动遭到了苏联的抗议。苏联声称中国侵略了越南。 １９８４年２月，安德罗波夫逝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接替了安德罗波夫的领导职务，他对中国采用了一条强硬路线的政策。许多重要事件表明了苏联政策的趋向，这包括：使东西方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陷入僵局（１９８３年１１月苏联停止进行这种谈判）；１９８４年初，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新的攻势；１９８４年７月，苏联抵制参加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述事件减弱了改善中苏关系的势头，但是，这些事件并没有能够阻止中苏关系的改善。１９８４年７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访问了莫斯科。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勃列日涅夫反复强调，苏联已主动提出再次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这方面的内容在苏联２月１日的照会中也曾提到过。此外，他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金融时报》把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描述为，是“自中苏两国存在边界争端，特别是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战争以来最明显的和解姿态”。 勃列日涅夫说，“我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苏中关系问题上采取的原则立场已在苏共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的决议中作了明确的阐述。我想在这里补充如下几点： “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呼应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 “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过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的相互信任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的问题。 “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到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到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骤……”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６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了评论。他说，“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 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３日至２１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贾丕才（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访问北京。这是继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中苏两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官方把贾丕才的北京之行说成是应苏联驻华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私人访问，但是，贾丕才同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举行了会谈。根据非官方报道的消息透露，１９８２年８月，于洪亮访问了莫斯科，商谈重新恢复中苏边界争端的谈判事项。９月１５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一旦一切安排就绪，中苏即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１９８２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的接触增多。４月份，两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在杜尚别（苏联塔吉克斯坦的首府）举行的国际专题讨论会。６月份和９月份，苏联运动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体育比赛。７月份，两名苏联经济学家访问北京，这是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经济学家第一次访问北京。 然而，双方都未能采用更为灵活多变的立场，中苏重新举行双边谈判的步骤未能实现，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中国发言人重申，改善中苏关系存在着三大障碍：①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部署了大量的苏联军队。②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③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发言人声明，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然而，据日本的军事信息透露，据估计，中苏两国在边境地区都集结着大量的军队，其中，苏联军队有４５万人，中国军队有１５０万人。苏联谈判代表指出，中苏谈判应局限于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该涉及到影响第三国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双方在各自的政策声明中，都反复强调了上述的立场。 当贾丕才访问北京时，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０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或其他要求。苏联任何时候都准备继续举行边界谈判。但是，文章批评中国“拒绝支持和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拒绝支持和援助印度支那各国和阿富汗。中国单方面要求苏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地区撤走武装部队，承认自己“有权”向苏联领土扩张。文章评论道：“中国罗列了解决中苏边界争端的各种各样的先决条件，这表明，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并不希望找出一条走出中苏关系在此时已进入死胡同的路子”文章署名为伊戈尔·亚历山德罗夫（这是苏联发表半官方政策声明的常用笔名）。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２日，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一职已被废除）。他在讲话中多次要求苏联：减少部署在中国边境地区的苏联军队，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从阿富汗撤军。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在胡耀邦为中共党的第１２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胡谴责苏联和美国是“霸权主义。”在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去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而在前一部党章里，曾包含有这些内容。 在此之前，即１９８２年８月８日，《北京周报》曾发表文章指出，“在苏美两国的竞争中，因为苏联处于攻势而美国处于守势，因此，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６日，勃列日涅夫在巴库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我多次讲到的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直至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９月２７日，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在同正在中国访问的大平正方（当时任日本首相）的会谈中说，同苏联建立关系是有困难的，需要时间，苏联必须采取措施排除威胁中国安全的障碍。这些障碍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了大量的军队；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侵占阿富汗。最后他又说，中国并不希望“打苏联牌反对美国，打美国牌反对苏联”。当然，“也决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５日，中苏副外长级会谈（官方报纸称会谈为“磋商”）在北京举行。１０月２１日，会谈结束。苏联代表团由列昂尼德·伊利切夫率领。伊利切夫曾在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８年率领苏联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见第十章）。１９７９年又率领苏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见第十一章），中国代表团由钱其琛率领。 因为双方不同意公开会谈的细节，因而中苏报刊没有发表会谈的正式声明或公报。但是，１０月７日，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在东京说，在会谈中，中国要求苏联撤走在中苏边境地区的６０万军队。另一位中国领导人发表声明指出，在会谈中，中国提出了柬埔寨问题和阿富汗问题。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在会谈中，只限于讨论双方的贸易、经济和文化交流问题。双方同意，中苏会谈应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勃列日涅夫逝世。他的逝世进一步推动了两国日益发展的关系。１１月１４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飞往莫斯科，参加１１月１５日举行的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黄是自１９６４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莫斯科以来，中国最高级别的部长访问莫斯科。同时，黄华同葛罗米柯的会晤则是自１９６９年周恩来在北京同阿列克谢耶·柯西金会晤以来最高级别的会晤（见第十三章）。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结束后，尤里·安德罗波夫举行了简短的接见仪式，接见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接见时，安德罗波夫同黄华谈话的时间最长。 黄会见葛罗米柯以后，塔斯社对此进行了报道。塔斯社指出，苏联外交部已经强调，“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苏联将努力使中苏关系回到友好邻邦的轨道上来。”据报道，黄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即：“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苏关系将会逐步实现正常化。”黄和葛罗米柯一致同意（据塔斯社的同一个报道），“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进行政治对话。”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８日，黄在回到北京时说，他同葛罗米柯讨论了“排除就中苏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会谈存在的障碍”的方式。他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抱乐观的态度”。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真理报》编辑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在东京对日本记者说，“中苏两国应该同意在两国边境地区减少武装部队。”他还指出，苏联军队将最终从阿富汗撤走。 苏联并不打算在阿富汗建立苏联式的政权。他希望阿富汗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与苏联保持睦邻关系。他的讲话完全与葛罗米柯提出的“排除障碍”相一致。 安德罗波夫接替了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后来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安德罗波夫说，苏联希望“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１月２５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中国已注意到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国希望看到“苏联新的领导人为排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而作的新的努力”。 中国政府在发给苏联政府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１９２２年成立）６０周年的贺电中说，“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一步一步地实现正常化，并建立友好邻邦关系。中苏双方应通过谈判的方式，采取具体的行动，排除障碍，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共同作出努力。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６日，《真理报》刊登了贺电的全文，但北京的报刊未发表此文。两天后，新华通讯社英文部才对该贺电作了报道。 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组织）政治书记皮埃尔·鲍比从北京回法国后，１９８３年１月５日在巴黎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已对苏联发表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意见，即：“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人民自己解决，将来的柬埔寨应该同不同国家和地区改善关系并在柬埔寨重建和平。” 与此同时，中国报刊仍然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尽管这种攻击比以前要少得多。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日，《人民日报》谴责苏联有“向南推进并长久占领阿富汗的野心。”１２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宣称，“苏联侵略阿富汗是苏联统治世界的环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英国官方月刊《观察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了中苏边界的情况。文章指出，“大约６个月以来，中苏边界似乎比以前要平静得多。苏军经常举行的军事演习减少了，解决双方争端问题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双方将会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争端问题。” ６个月以前，苏联报纸首先攻击中国政府。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４日，《新时代》周刊谴责了中国政府，说中国政府对苏联的１５０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有要求，中国宣称这１５０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沙皇俄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割去的。文章宣称，“真正努力改善中苏关系并使之正常化，必须以双方抛弃领土要求为先决条件。”文章提前在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谴责《新时代》“为沙俄主义分子侵华”作辩护。而沙俄主义分子的侵华行径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谴责。文章提出：“中国对苏联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而是主张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日至１５日，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和钱其琛率领苏中双方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第二轮会谈。根据中国提供的消息透露，苏联代表团提出，苏中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提出了建立两国边界相互信任的建议。苏联代表团还以不讨论第三国家的事情为借口，拒绝讨论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代表团坚持这样的立场，除非排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否则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毫无意义。 在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以后，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１日，钱其琛会见了葛罗米柯。塔斯社发表了关于这次会见的声明。说苏联方面表示，愿意寻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方式，愿意寻找逐步扩大双边关系的现实可能性。扩大双边联系将会促进全面改善中苏关系。３月２２日，钱其琛回到北京后说，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新的进展。但是，会谈是有益的。３月３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苏双方已同意互派留学生的原则，中苏将首先互派１０名留学生。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恢复了争论。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５日，赵紫阳在访问新西兰时指出，苏联不断增加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赵还特别提到苏联可以使用越南港口的问题。４月１９日，苏联政府《消息报》发表文章谴责了中国领导人，说中国领导人这样将会妨碍中苏关系的正常化。５月５日，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印度支那问题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中国决心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 尽管中苏互相攻击，但是两国的文化和体育交流不断增加。１９８３年７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莫斯科电影节活动。９月又参加了莫斯科书展活动。８月１１日，苏联足球队到达北京。 许多年来苏联没有派足球队来北京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发言人说，苏联国际旅行家组织将出席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旅游会议。自从１９８１年以来，一直有苏联旅行家到北京访问。 １９８３年夏末，苏联和中国的声明都用了特别温和的调子。８月２６日，安德罗波夫主席呼吁，中苏应扩大贸易，发展双边交流，缓和边界紧张局势。他表示，苏联愿意就巩固世界和平、巩固国际安全的问题同中国进行对话。而这一切，都是两国为实现长远的经济任务所必需的。李先念主席对安德罗波夫的呼吁表示欢迎。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李说，尽管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仍然存在，但是，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将会得到排除。这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能够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９月１日，中国官方杂志《世界知识》发表文章指出：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国在１９８０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点小错误，见第十一章），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促进了世界和平，遏制了“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 １９８３年９月８日，米哈伊尔·贾丕才到北京访问，与钱其琛举行会谈。９月１５日会见了吴学谦（因黄华病重，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９日，吴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据报道，贾丕才前一次来访是应苏联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属私人来访。新华通讯社强调指出，贾丕才这次是作为钱其琛的客人而进行访问的。 据苏联的消息透露，贾丕才和钱已找到了苏中对外政策的许多集中点。但据中国的消息透露，中国方面已告诉贾丕才，除非排除三大障碍，否则改善中苏关系就没有基础，即使中国对三大障碍中的某些方面的立场有所动摇。据日本的报纸报道，双方同意进行交换留学生，进行旅游、文化和体育的联系。同意研究中国为实现现代化恢复同苏联技术合作的可能性。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６日，贾丕才离开北京回莫斯科时说，会谈是“事务性的”。他说，“我们已经打开联系的渠道。 这次我们还讨论了国际问题。”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２日，联合国安理会对一个提案进行了表决。提案对南朝鲜民航班机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南朝鲜民航班机是在９月１日进入苏联领空后，被苏联喷气式战斗机击落的。对提案投票表决时，中国和另外三个国家投了反对票（苏联也投了反对票）。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６日，中苏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是在伊利切夫和钱其琛之间进行的。由于中国坚持要克服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三大障碍”还扩大到苏联在中国的远东边境地区部署苏联ＳＳ—２０导弹等内容。１０月５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谈判没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齐说，苏联在我国边境地区部署ＳＳ—２０导弹问题属于“三大障碍”的一个内容。中国希望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减少它的武装部队，包括“削减常规武器和核武器。” 在评论苏美两国在早些时候在日内瓦就削减在欧洲部署的中程核导弹时，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在亚洲部分地区已经部署了大量ＳＳ—２０导弹，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苏联如果真如它自己所说的，希望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它部署在亚洲地区的导弹也应当大大削减。我国要求苏联消除妨碍发展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之一，就是减少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这当然也包括导弹在内。……”（据估计，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１０８枚ＳＳ—２０核导弹。苏联官员说，在这些导弹中，有一部分是从东欧战区撤走的，现在部署在远东地区）。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在伊利切夫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时，中苏发表了一个公报。公报指出，会谈是有益的。第四轮谈判拟于１９８４年３月在莫斯科举行。据有关消息透露，双方已达成了增加贸易、增加低级技术交流、加强文化和体育联系的协议。苏联代表团提出，越南问题将在另一次会谈中单独讨论。中国代表团对此没有异议。 中国领导人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发给苏联人民的贺电中，呼吁实现“中苏友好关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７日，《真理报》用头版头条的片幅发表了贺电的全文。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７日，吴学谦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重要政策报告中指出，因为莫斯科拒绝讨论“三大障碍”问题，所以，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会谈出现僵局的结果，使中苏双方的宣传媒介对对方的政策进行了大肆的攻击。１９８３年下半年，即１月２３日至２６日，胡耀邦和吴学谦访问东京，当中日关系得到改善时，苏联对中国的批评变得特别尖锐起来了。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下旬，盖达尔·阿利耶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访问了越南。１１月３日，新华社攻击苏联使用了在越南的军事基地。新华社指出，苏联“已经向亚洲和太平洋以南地区部署了２０００枚以上的巡航导弹。”苏联这种做法威胁着这一地区“各国的安全”，威胁着“国际航道的安全”。 吴学谦在访问日本时发表声明说，两个超级大国应对核军备竞赛负有责任。苏联报纸《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署名为Ａ·彼得罗夫，苏联发表高级声明的笔名）对吴在日本发表的声明进行了批评。文章质问道：“吴的声明忽视了不断增加的军事危险的根源，而这种军事危险的根源源于帝国主义最反动圈子的冒险上。中国企图在公正的幌子下，歪曲苏联爱好和平的目标，这能允许吗？”同一天，《真理报》批评了吴“吃惊”地支持了日本对苏联占领北方四岛的领土要求。东京认为，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１９４５年以来，一直由苏联占领（见第九章），文章引用了１９５０年周恩来总理的拥护苏联声明的语言，并用这些语言评论吴的声明，说吴的声明“干涉了其他国家的内政”，是“霸权主义的公开声明。” １９８４年初，苏联对中国的攻击又重新开始了。这些攻击主要是对中美改善关系的反应。 同年１月，赵紫阳访问了华盛顿。１月３日，《消息报》对新华社发表的关于苏在阿富汗政策的反苏造谣文章进行了攻击。文章批评中国说，中国只找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而忽视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在赵紫阳访问日本期间，苏联宣传媒介攻击中国。说在关于核军备的争论中，中国对美国抱支持的态度。 １９８３年底，中美关系已开始得到改善。１９８２年８月，中美就美国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签署的联合公报（见第十章）并没有阻止在上述持续数月问题上的争论。１９８３年初，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有助于冷淡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４月份美国同意对中国网球队员胡娜在美国政治避难的决定。这就导致了中国取消同美国的所有官方的文化和体育交流。然而，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访问北京之后，通知中国政府美国将放松向中国出口高技术的限制。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美国的措施于１９８３年６月得到了实施，它为１９８３年９月卡斯珀·温伯格（美国国防部长）对中国的成功访问和为１９８４年１月赵紫阳对华盛顿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４日，胡耀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重新提出了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呼吁。 他要求苏联谈判者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时指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愿望”。继１９８４年２月９日安德罗波夫逝世之后，中国采取了主动。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中国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这是二十年来中国最高级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在葬礼之后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短暂招待会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后来被任命接替安德罗波夫的职务）同万里只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后来，万里与盖达尔·阿利耶夫举行了会谈。 在后来的发展中，据报道，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邓小平指出：只要“三大障碍”依旧存在，中苏关系的“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坚持认为，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其他一些领域里改善和发展关系”。１９８４年３月９日，《中国日报》宣布：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将于１９８４年晚些时候访问苏联。 １９８４年３月初，中方声明和苏方声明都反对这种推测： 即中苏定于１９８４年３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两国关系的改善将有突破性进展。３月２日，万里指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不会因一个人的逝世而改变”。契尔年科在当天的讲话中拒绝了中国打破僵局的要求。他指出，苏联无法达成有损于第三国的协议。１９８４年３月初，苏联通讯社塔斯社发表了蒙古政府反对中国要求苏联从蒙古领土撤军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苏联在蒙古驻扎军队，“纯属蒙古内政”，这并不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２日至２７日，钱其琛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和列昂德·伊利切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于莫斯科举行了第四轮谈判。在主要问题上，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是联合声明特别提到了两国在体育、贸易和文化方面进行的有益的联系。西方外交家指出，在里根总统访华前夕，中国极想加强更多的接触点，以表明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见下述）。３月２７日，塔斯社报道说，谈判是在坦率、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并将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继续举行谈判。 在谈判期间，钱其琛于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３日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据塔斯社报道，他们讨论了国际问题和中苏之间积极对话的必要性；葛罗米柯表达了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愿望。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１日，里根总统访问了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到达一个共产党国家，也是１９７９年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见第十章）。里根的中国之行表明，在保证继续进行各个领域合作的基础上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中美签订了四项协议书，其中包括恢复（１９８３年４月中止的——见上述）文化交流的协议和防止中美公司在对方国家经营交纳双重税的税率协定。中美还草签了一项核合作协定。然而，里根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强调了中国独立外交政策的方向。 赵紫阳批评了美国的裁军政策以及美国在中美洲、中东和朝鲜（美国军队驻扎在南朝鲜）的态度。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说，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仍然投下了阴影。此外，中国的宣传媒介删去了里根总统在两个场合中批评苏联、颂扬资本主义的讲话。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解释说，中国宣传媒介发表里根总统对第三国的评论是“不合适的”。 中国电视广播报道了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７日里根总统发表的讲话，特别删去了他暗指苏联对中国边境的威胁、占领阿富汗、“镇压”柬埔寨以及１９８３年苏联战斗机击落南朝鲜班机的评论。中国当局还删去了美国总统４月２８日在接受中国电视台采访期间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间接地涉及到苏联的威胁。里根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没有在中国边境“集结军队”。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５日，苏联虽然宣布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于５月份访华的计划，但是苏联还是加强了对中国在里根访华期间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合作”的批评。此外，据报道：当时正在东欧旅行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将到莫斯科旅行——这是二十年来中国对苏联进行的第一次这样的访问。 在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４日的一篇长篇评论中，塔斯社评述了中美之间在“日本军国主义”、“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等问题上的一致观点，并且抱怨中国近期的“反苏”声明没有谴责美国的“军国主义政策”。评论说，美国正在努力通过资金投入和武器技术输出来对中国进行渗透和控制；该评论还批评了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合作。４月２９日，塔斯社斥责里根总统对苏联的“诽谤性”攻击和企图把中国拉入反苏同盟。在里根总统离开之后，塔斯社于５月３日批评中国领导人容忍自己被美国利用，暗中甚至公开地支持美国的政策。它宣称，北京正在采取“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态度。 １９８４年６月，张爱萍将军访美，当６月１４日宣布已经达成美国向中国出售反坦克和高射炮武器的“原则协定”时，引起了中苏之间的进一步争论。１９８４年６月６日，苏联报刊发表的一篇评论警告说，“如果中美军事合作对苏联及其朋友和盟国造成威胁的话，毫无疑问，莫斯科将会对任何威胁作出适当的回报”。这篇评论还警告美国政府，中国将会利用美国，美国在向中国出售武器方面应该谨慎从事，因为这将会对美国和苏联造成军事威胁。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十五年来即将访华的级别最高的苏联官员——预定于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０日抵达北京进行贸易会谈。然而，５月９日塔斯社宣布，访问经“双方同意”推迟进行。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齐怀远说，访问取消是因为“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并且说没有确定新的访问日期。５月２３日，赵紫阳在对取消访问的第一次正式评论中指出，这将不会影响改善两国关系的会谈。在较早些时候，即５月１８日，吴学谦说，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三大障碍，“苏联寻找各种借口回避讨论它是毫无用处的”。 尽管中苏关系的发展更直接地是与最近中越之间紧张局势的增加相联系的，但是，一些西方评论家还是把这种发展看作是苏联对日益增加的中美联系的明显不满。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９日，中国向越南边境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人们把这种进攻说成是自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教训越南以来最大的进攻。５月１日，中国的南方舰队进行了军事演习，这种演习有一次好象威胁到了越南所占有的南沙群岛（中国与越南对这些岛屿有争执，参见第十三章）。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８日，在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对中国在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进行的一次直接谴责中，苏联对中国政策的批评达到了顶峰。中国在对苏联的答复中加强了其反苏言辞，把苏联在阿富汗的活动比作“纳粹暴行”，并谴责苏联支持越南。 在１９８４年５月初的相互指责中，塔斯社指责中国入侵越南领土，进行严重的“武装挑衅”；并且说这是一种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和眼光短浅的“挑衅”行为。５月５日，新华社驳回了这一批评，坚持认为莫斯科以歪曲事实来掩盖越南的侵略行为，并且正在支持越南入侵中国领土。 然而，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０日，北京宣布，钱其琛准备作为米哈伊尔·贾丕才的正式客人访问莫斯科。后者是于１９８３年底访华期间发出这一邀请的。钱在７月２日开始访问期间，与葛罗米柯进行了会谈。塔斯社把这个会谈说成是中苏两国“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的一部分。当时，钱其琛重申了中国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先决条件。钱从莫斯科归国后说，谈判是“有益的”。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中苏两国外贸部副部长于莫斯科签订了１９８３年贸易支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期望从１９８２年的三亿美元增加到八亿美元。在这项协定中，中国将出口肉产品、茶叶、食用油、纺织品和矿产品，而进口机器、卡车、有色金属、化肥和木材等。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在哈巴罗夫斯克（位于苏联远东地区）谈判之后，于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０日签订了两项地方贸易——中国黑龙江省和苏联远东、中国内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协定，在这两项协定中，中国将用食用油、猪肉、谷物、纺织品来换取木材、水泥、玻璃和消费品。１９６６年，由于付款上的争端，中苏双方停止了边境贸易，并于１９６９年正式中止。１９８３年６月５日，中国方面的资料指出，中苏同意从１９８３年７月１日起在新缰自治区边境上开设两个边境贸易站，以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换。 由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从而拖延了边境贸易渡口的开设，直到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６日，作为苏联的第一批卡车才被送达中国边境的新疆省Ｋｏｒｇａｓ镇。当天，新华社报道说，新疆南部的城镇图噜噶尔特也将开放。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０日，中苏贸易部副部长于北京签订了１９８４年贸易和技术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值预期将从八亿美元增加到十二亿美元。 有报道说，中国正在谋求增加进口苏联技术，这种作法部分是为了更换五十年代在苏联帮助下建成的工业厂矿的旧设备，部分是为了使外来技术资源多样化，避免依赖于一个国家。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２日，方毅（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在访日时说，苏联主动提出“无条件地”向中国出售核反应堆。 就其他方面的发展来说，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０日，一艘苏联客船自六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在上海停泊；与此同时，苏联二十年来第一次参加了１９８４年初中国举行的医疗设备展览会。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０日，中国铁道部发言人说，中国计划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扩大与苏联的铁运联系。 在１９８４年７月至８月间，中国官方人士有好几次指责苏联领导加强其反华倾向。然而，由于安德烈·葛罗米柯与中国对应职务者之间在纽约的会晤，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的发展阶段。这种改善关系的动力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被保持了下来，这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原来推迟的对北京的访问能够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得以恢复。 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１日２２日，在纽约联合国会议上，葛罗米柯和吴学谦之间的会谈，是自１９６９年９月份以来中苏双方之间所进行的最高级接触。会谈被双方说成是坦率的和有益的。 随后，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向中国领导发出了一份相对热烈的贺电。在１０月后半个月，苏联副外长列昂尼德·伊里切夫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尽管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苏联屯兵于中国边境、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支持越南干涉柬埔寨）上仍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中国方面还是于１１月初宣布，阿尔希波夫将于年底访问中国。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１日，伊万·阿尔希波夫抵达北京，成为１９６９年以来苏联最高级别领导人的访华。在他停留期间，他会晤了中国总理赵紫阳，最后，１２月２８日，阿尔希波夫与其中国对应职务的姚依林签订了三项协定：（１）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２）科学技术合作协定；（３）建立中苏促进贸易、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据官方报道，在阿尔希波夫访问期间，双方还同意两国的贸易额于１９８５年增加到价值大约十八亿美元，双方并且谋求缔结一项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这一时期的长期贸易协定。 阿尔希波夫访问北京的结果表明，中苏关系正常化发展到了比１９６９年边界冲突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更大的程度。与此同时，好象还没有出现完全恢复到五十年代初友好与合作阶段的前景。甚至在阿尔希波夫访问期间，新华通讯社的一篇评论就显示出了中苏关系的潜在紧张状态。这篇评论不仅详述了当前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还透露出中国最近在与苏联边界连接的地区加强了军事防御。 这就是说，中苏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相互猜疑，是因历史因素和领土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解释方面的分歧造成的，因此，中苏两国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互相猜疑，决不会因为上述三项贸易合作协定的签订而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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