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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探索 １９５８年的初春，姗姗来迟。冰封的神州大地终于苏醒了第一抹新绿，黄河的冰排轰鸣着，冲撞着，浩浩荡荡，奔流到海不复回，闹春的雁阵在长城内外翩跹着，鸣叫着，把个绿油油的春天衔来衔去，于是，华夏大地绿了河汊，红了山峁，一派生机勃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位年轻的巨人，迈着稚嫩而坚定的步伐，走过艰难的八个年头。这是多么不容易的八年呀！八年抗战是铁与火的相搏、生与死的较量；八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天翻地覆、轰轰烈烈的改天换地。当中国大地上的隆隆炮声刚刚逝去，当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尽，面对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大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满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率领着翻身解放的人民化剑为犁，犁翻了那期望播种的土地，播种下金色的希望。八个春夏秋冬，几番风霜雨雪，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励精图治、卧薪尝胆、辛勤耕耘，换来了金色的收获季节，开镰收割着丰收，粮囤里装满了喜悦，一双双粗大的手端着的饭碗里，盛着真诚的幸福。 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奇迹面前，惊得目瞪口呆：中国不仅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而且逐步走向了繁荣昌盛。 毛泽东的声音如黄钟大吕响彻寰宇：“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然而，新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并非铺满鲜花和阳光，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８００万军队的共产党人面对经济建设这个难题，再也无法像指挥战争一样从容不迫、镇静自若了。为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富民强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进行着艰苦的探索。 这探索之路充满着艰辛、坎坷、凶险，但更显示了共产党人对人民大众的赤诚胸怀和奉献精神。通过血与火洗礼的党与人民的关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骨肉亲情啊！ 中南海。菊香书屋盛不下人民的儿子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索。他殚精竭虑，夜不能寐。 １９５６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揭露，尤其是１９５７年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影响至深，触动太大了。在以消灭阶级为己任并宣布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如此严重的政治事件和斗争，促使他思索并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经过整风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根据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国内外社会主义社会里暴露出来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在考虑怎样不通过一场斗争或运动，而是从根本上、长远有效地消除阶级矛盾，三大差别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问题，减少社会冲突和对抗，建立起一套稳定协调、管理完善的机构和制度。 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和领导者们采取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和权力、干部参加生产等一系列反对官僚主义的措施，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毛泽东憋了一口气：一个拥有６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奋发图强，争取经济强大，某些产品产量尽快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国际上无权的状况。 ●良好的愿望 围绕这一宏伟的目标，毛泽东和其他领导者们在１９５６年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１９５８年发动“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这个愿望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 自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４日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党代会，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部署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全国上下，大江南北，千军万马齐上阵，村村寨寨修水利，１２月份竟投入劳力达八千万人，规模空前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大地上“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了。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天不再冷清，到处是红旗猎猎，战鼓咚咚。沉寂的荒山被热情的镐头叩醒了，冰封的河流被冲天的干劲融化了，漫长的冬夜被灯笼火把照亮了，“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情景，让毛泽东和领导者们欣喜不已。带着这份喜悦和自豪，毛泽东率团参加了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４０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受到了格外隆重的礼遇。 庆祝大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慷慨激昂地提出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今后１５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在内部确定，从１９５９年算起，在１２年内达到共产主义。性急的赫鲁晓夫在两个月后的苏共二十一大上，公开宣布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 共产主义，作为无数共产党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理想，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希望这种理想能早日实现，这心情太容易理解了。作为革命的领袖们同样有这种希望和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听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回到代表团驻地，毛泽东关上门思索了许久。他把目光瞄准了衰落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他认真地计算着，１９５７年英国钢产量为２１７４万吨，按照英国几十年钢的增长速度推算，估计１５年内，１９７２年英国的钢产量可能达到３６００万吨。而中国呢，１９５８年的钢产量按第一本账的６２４．８万吨计算，即使综合平衡稳步前进，那么１９６２年可达１２００万吨，１９６７年可达２５００万———３０００万吨，１９７２年钢产量可达４０００万———４５００万吨，即可超过匡算的英国当年钢产量４００万———９００万吨。也就是说１５年就钢的产量来说，赶上并超过英国是有把握的。 既然苏联老大哥已经作出了１５年超过美国的表态，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无动于衷，也要表一个态。毛泽东想。 为了谨慎起见，毛泽东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征得了他们同意。于是，在１１月１８日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面对各国代表侃侃而谈，挥动着大手豪迈地宣布：“中国今年有了５２０万吨钢，再过５年，可以有１０００万吨到１５００万吨钢；再过５年，可以有３５００万吨到４０００万吨钢。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１５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１５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那浓浓的湘音强烈地震撼了克里姆林宫，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赫鲁晓夫亲切地拥抱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毛泽东的专机载着巨大的收获满载而归。希望共产主义早日到来的性急病，也腾云驾雾地降落在北京了。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热气腾腾的兴修水利运动已经出现了一些“热气腾腾”的矛盾；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统一施工，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相适应。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投入者并不一定受益。兴修水利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所以，各地兴修的许多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大都面临着资金不足、劳力缺乏、不便规划、管理困难等问题，矛盾显然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搞得过大、战线拉得太长造成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各农业社投入的大小与受益挂钩进行结算，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打主意、找出路。这就导致了乡社合一的大社的产生。 这时，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案头，报告详细地叙述了由于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的发展，工农、城乡、脑体之间的差别加大及农业合作化后出现多余的劳动力等原因，秋冬季节，农村外流城市的人员约近三千万，尤以山东、河南等省为甚，已经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这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议论、酝酿参考空想社会主义者为揭露、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而设想实行的“和谐制度”———“公社制度”，建立一种新型的公社，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形势逼人 出乎意料，敢想敢干的中国农民已经走在了前面，许多地区已经开始了撤区并乡工作。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泽东赞赏地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 地方工业也遍地开花了，社社办工厂，村村办企业，泥腿子当上了工人。不少地方为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于是就出现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还有更敢想敢干的哩，吉林延边、河南登封、湖南浏阳等地，为了让青年农民学习农业技术，纷纷在农村办起了“农业大学”。 形势喜人！形势逼人！这形势让人欢喜让人忧啊。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去重新看待３９年前诞生的人民公社，应当客观地讲：在办社的行动方面，讲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确有道理；从根本上讲，毛泽东和领导者们在这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办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鼓励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我们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他们就是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但是，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 各地并起来的大社，初期叫法多种多样。在河南省，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各省成立的社名称各异，有叫“太阳升共产主义农场”的，有叫“红旗”、“卫星”、“七一”、“火箭”、“东风”、“东方红”、“红星”合作农场的。 ６月初，陆定一组织中宣部全力突击编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一书，初稿编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１８４５年２月８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主席最后决定把新合并的大社叫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 ７月初，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郑州主持召开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第一次把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卫星农业社称为“共产主义公社”。他说：“像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会后，谭震林把查岈山卫星农业社的干部找到郑州汇报，并向公社代表讲了一番道理，回去之后，查岈山卫星农业社就改成了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至此，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 ７月１７日，《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九同志受陈伯达指派到达查岈山时，这里已改名卫星人民公社，据李友九８月８日给陈伯达的信称：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同志和他们讲了一番“工、农、商、学、兵办公社”的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公社这个名词调整群众还不习惯，有写成“共社”的，有写成“工社”的。 ７月间，中原大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８月上旬，毛泽东巡视河南、河北、山东三个省，所到之处，都与当地负责同志谈起办公社的问题，并了解到河南已成立了公社。 １９５８年８月６日，毛泽东来到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公社大门上的牌子后肯定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这是毛泽东视察的第一个人民公社(许多文章误认为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其实不是)。 ８月９日，毛泽东抵山东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提到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和他的这番话在报纸和电台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人民公社在许多地方建立起来。 毛泽东在得知他的谈话被报道出去之后，曾不无担心地说：“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毛泽东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四天之后，在８月１７日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人民公社问题列入议题之中。 ８月２９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在全国农村正式普遍地开展起来，并迅速达到了高潮。那么，作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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