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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还向外乡派出了驻外大使。 至此，中国大地上最早的由６０００户农民组成的第一个大社，正式成立。 谭震林说：“你们这算啥呢？” “１９５８年４月间，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由２７个小社合并而成，为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开了先河。”在中国当代史上影响２０年之久的人民公社就这样平平常常地诞生了，看不出多么伟大，看不出多么了不起，看不出多么不寻常，一切就这么简单自然。只有在３０年后人们从噩梦中醒来，回首去翻检那段历史时，才发现其中不同寻常的意蕴。 “麦口起，社员们听说苏联老大哥放了颗卫星，能到云彩眼儿里去了，大伙都说厉害，咱大社干脆起个卫星社吧，也厉害一回，大伙说中。对呀，错呀，总归是历史，谁能说得清呢？”３８年后的１９９６年之春，退休赋闲在家喂牛的陈丙寅对我说。 其实，真正挂公社牌子是在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６日以后，当时谭震林副总理在河南省委南院小会议室召见卫星大社代表和新乡七里营的代表，在娄本耀汇报大社情况时，谭副总理问：“你们这算啥哩？工农商学兵都有，这个部那个部不和中央一个样了吗？再说政社合一，社也太大了点。法国有个‘巴黎公社’，他们也是工农商学兵都有，我看你们有点像‘巴黎公社’。” 娄本耀根本不知“巴黎公社”为何物，只是顺杆儿爬连连说：“对对，俺们也是这个劳什子，俺也是公社。” 谭震林惊异地问：“你们真的是公社吗？” 娄本耀连忙说：“是哩，是哩，俺们是公社。” 谭震林欣喜地说：“好，你们这是中国第一个公社，会议结束后，新乡七里营的同志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参观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 夜里，娄本耀慌忙拨通了遂平县委的电话，接话人是县委办公室主任高运坦，娄本耀说：“高主任，请你向蔡书记、赵光书记汇报一下，让全县几个乡都挂上公社的牌子，尤其是卫星社要尽快改成卫星公社，把牌子挂出来。后天新乡七里营的同志要去参观。” “公社到这会儿才算正儿八经地挂牌儿，后来７月份看了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才改叫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娄本耀在自己的家中侃侃而谈，说起人民公社的成立仍然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查岈山卫星社原来并大社只是为了大一点，好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向他们讲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的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 “遂平县卫星社根据《红旗》杂志第４期陈伯达的文章引证毛泽东关于公社问题的言论，正式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以后，河南全省迅速实现了公社化。” 仿佛一夜之间，山民们从灵魂到肉体都受到了一次洗礼，他们从内心发出呼唤，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 千古一梦 早在１９５６年春天，原先锋一社组织３０余人到长岭山里的龙沟去开荒。这支开荒队有３名共产党员、两名共青团员，大部分是贫农积极分子。为征服自然，他们在穷山沟里搭起了草棚，自带米面，合伙吃饭。秋天，开垦的荒地收了粮食，种了蔬菜，大伙一商量，粮、菜不必分了，这种集体生活吃得好，吃得省，有利于生产，便决定把集体吃饭坚持下来，并把它命名为“幸福食堂”。（摘自《河南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日） 那年秋天，王西强蹲在长岭山坡上抱着头、发愁今夜无米下锅时，绝没有后来的报刊文章中所描绘的那种浪漫心情，更没有想到中国第一个公共食堂创建得如此显赫与辉煌，以及这一切会与自己有什么干系。他别无选择，面对自远而至的苍然暮色，只有一个“愁”字了得。 从２２个生产小队各抽出来两条光棍汉子，组成了开荒队，打着红旗，唱着歌开进了长岭山龙沟，人一上山心里就凉了半截，两间放羊屋露着天，漫山遍野的荆棘荒草，不时有一两只野狼光天化日之下伸头探脑，窥视陌生的不速之客。好在人们苦惯了，把铺盖卷儿一扔，抡起镢头就干起来。饿了，就啃自带的玉米饼子；渴了，就趴到龙沟里喝上一口山泉水。夜里，身下铺着晒干的茅草，上面盖着破铺盖，天南地北喷上一气，呼呼大睡到天明。可是，不少队员们一个个的生病了，军心动摇起来。作为队长的王西强一筹莫展，急得找副队长钟青明商量。钟青明搔着头说：“人，没个窝不中，风餐露宿的没有不生病的。”王西强说：“啃干馍喝生水，再铁的人也熬不过三泡稀屎。”围绕住房吃饭问题，他俩捧住脑袋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先割槐草，把房子修好，人住进去。吃饭的问题，把大伙带的干馍凑到一起，弄口大锅，吃饭时蒸一蒸，吃热馍喝热汤。王西强拍着大腿说：“干吃馍长口疮，让大伙挖点野菜，放点盐煮煮吃。”光棍汉子们砍来茅草当炊笤，砍来荆棘当柴烧，挖来野菜煮煮吃。开始，２２个光棍汉轮流做饭，可有的人不会做，队里就专门让一个手脚干净点儿的人做饭，有房住，有饭吃。干活累了，就哼上一段“前边来了大姑娘，长得那个真漂亮，脚穿一双绣花鞋，樱桃小嘴让人慌”。日子也就一天天地打发了。后来，队员们从家里背面，调剂着吃。为了便于掌握伙食情况，王西强用纸片画上字，盖上章，权作为饭票，实行饭票买饭制。一斤黑馍四分，白馍八分，稀饭不要钱，一碗面条两分钱，人们打饭都很自觉。再后来，开的３００亩荒地丰收了，打了一囤囤粮食，又养了一群羊、一群鸡、几头猪，种了几洼菜地，胡萝卜、大头菜、南瓜、白菜收了几千斤。炊事员李黑手艺挺不错，今天做油馍，明天肉面条，三五天就吃顿肉，就连面条做得也很有水平，５斤面擀成面条，５斤面搅成面糊，饭做出来又稠又出碗，光棍汉李修敲着饭碗说：“食堂真正好，不愁吃，不愁烧，吃得好，吃得饱，一辈子也忘不了。” 本来这件事很平常，谁知有那么一天，县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县委书记蔡中田，他们都排队吃了一顿饭。谁知这一吃不当紧，回去县里就发出了红头文件，说龙沟青年队创办的常年食堂是共产主义幼芽，改变了家庭私有制的观念，是农民在思想、精神、习惯上的又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红旗，拔掉了资产阶级的白旗，表明着快要走向共产主义的预兆。 当王西强拿着红头文件一看，心里着实吃惊不小：人家领导咋恁有水平哩！自己树了红旗拔白旗自己还不知道，连快走向共产主义一点预兆都没有，真他娘的笨虫！炊事员李黑见他面带喜色，便问啥喜事。王西强怔怔地瞅瞅锅，拍李黑一巴掌，说：“日你娘，你快弄成共产主义啦，你知道不？”李黑说：“别胡扯了。” 没几天，县里、社里都派人来龙沟参观，都说要看看共产主义常年食堂啥模样，王西强忙前忙后地向人们介绍情况，不几天嗓子就喊岔了声音，李黑这下才知道这事不是胡扯了，他也一本正经地用勺子敲着锅沿儿介绍起经验来了。 更让王西强吃惊的是，龙沟常年共产主义食堂的经验一经推广，在全社会、全县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卫星农业社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共建食堂３０１个，９３６４户全部参加了食堂，平均每个食堂３１户、１００多口人，全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全年每人５００斤口粮标准无价供应，社员凭粮证吃饭，每人每月只需交２～３角钱的菜金，就可以吃个肚儿圆。全县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建幼儿食堂９９个、青壮年食堂２４７个、幸福食堂(老人)１２６个、综合食堂１６６７个。 据《河南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日报道：公共食堂的建立，其优越性如旭日东升，放射出万丈光芒。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巨大变革，培养群众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观念，有利于克服农民的自私本性和落后意识，从根本上截断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后路…… 砸了小锅换大锅，可着肚子吃饱饭，公共食堂的建立，着实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以至于如今吃过大食堂的人谈起来仍津津乐道，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都能做十多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净想着摆弄着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的食堂一个月改善２０多次生活，炸油条、糖糕、吃鱼、吃猪肉等。社员们没有不高兴的，一高兴就编一段快板：食堂真正好，吃得省又饱。种个小菜园，顿顿把菜炒。还要把菜卖，还是吃不了。村前挖个坑，农闲将鱼捉。逢着庄稼季，鱼肉和油条。伙食调剂好，人人乐逍遥。 笔者家住查岈山下，是吃着大食堂的窝窝头、喝着菜汤长大的，对人民公社大食堂感受颇深。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每当开饭的铃声敲响，家家户户便拿着吃饭家什倾巢出动，老老少少，赶到大食堂的饭厅吃饭。几口大缸里冒出诱人的热气，人们排着长队打饭，吃饭时人们的吮吸声、咂嘴声惊心动魄。 人民公社实行“十包”：即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烤火费和结婚等，这种供给制虽然没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打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界限。什么都由共产党给包下来，傻瓜蛋才会不高兴呢。 每当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端着饭碗往公共食堂拥去的时候，王西强心里总有点说不出来的怅惘：“娘也，这事弄玄了！” 全民皆兵男女禁欲 １９５８年的麦口上，农活正忙，玉米该种了，棉花芽子该栽了，尽管成立了公社，可社员们干活仍然是各扫门前雪，干部们急得上火，社员仍是优哉游哉：“慌啥？明天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早上，陈丙寅在土山街食堂喝两口稀饭，中午到韩楼吃了几个菜包。社长钟清德见他吃得不多，就问咋回事。陈丙寅拉他到屋里，两个人卷了个喇叭头，吸着。陈丙寅发愁地说：“清德，你看这农活多紧，人们却是慢工出细活地干，会中？能不能想个法子，加快干活进度。”钟清德拍拍大脑门，思索着说：“陈书记，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咱们组织专业队的事吗？”陈丙寅说：“记得呀。”钟清德慢条斯理地说：“咱们组织的２００多个抗旱种麦专业队，一处吃饭，一处睡觉，一齐上工，一齐收工，不几天就完成了抗旱浇麦任务，这事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很有点像解放军的军事化。” 陈丙寅眼睛一亮，说：“对，咱也学学解放军的样子，搞搞军事化，把男女青壮年编成团、营、连、排、班，统一管理，统一指挥。” 钟清德说：“是这个理儿，干脆全按解放军那一套，上班吹军号，干活吹冲锋号，休息吹休息号。” 陈丙寅说：“这事得社党委研究一下，今夜咱俩回去，召开党委会，明天就弄成它。”二人兴致勃勃地赶回公社所在地杨店街。 岈山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这样开展起来了。全公社共建立２７个生产兵团，外加一个钢铁兵团，以生产队为一个团，团内设正副政委，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设教导员、营长、参谋长。营长领导全盘生产，教导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参谋长负责技术指导。营下边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由于水稻、红薯任务大、技术性强，各团还专门设立了水稻营、棉花营、红薯营。 为保证行动迅速一致，他们还仿照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五项制度：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向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２８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 “军事化开始那阵子，效果确实不错。”陈丙寅在４０年后谈起来，仍然壮怀激烈。他说：“社员每天听军号一吹，就自觉地站队点名，五六分钟就排队上工了。生产中有竞赛、评比，还能利用休息时间集体学文化，学唱歌。如第一团水稻营，原计划完成３８００亩水稻要１０００人，可由于实行了军事化，４００人就提前完成了任务。” 有一天暴雨倾盆，山险水急，张和庄水库水位暴涨，半夜里大坝冲开两道口子，库水冲了出来，一阵凄厉的紧急集合号声划破夜空，人们从方圆赶来，很快将缺口堵住了。 军号声里，杨店兵团打着红旗上了凤凰山，白天干了一天，夜里仍然不下山，炊事员把饭挑到山上。大伙儿打着灯笼、火把挖鱼鳞坑，三天三夜挖了３０多万个，一面长十里的山坡披上了绿装。 夜半，冲锋号在山下响起，这是水稻营的战士们连夜清除田间杂草，一人一盏小灯笼，晃动在田野间，一夜清除杂草２００亩。 印度学者钱德拉·塞卡尔曾到过岈山人民公社采访，耳闻目睹过生产军事化的创举，他在《今日共产党中国》一书中写道：当我在农田附近漫步时，我看到地里到处都是几条步枪扎成堆竖在那里。我看到一群群农民劳动后又拿着老式步枪，排着军事队形，在田野里操练，真让人不可思议。 岈山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几千万中国人正式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军事兵团，人们养成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习惯。 陈丙寅也不无感叹地说：“后来，生产军事化也有胡弄的，一下子弄到茄子棵里去了。” 当夜幕降临之后，山的巨大身影显得朦胧而淡远。熄灯号吹过，窗户台村只有牛屋里亮着一盏灯，全村家家户户熄了灯。窗户台兵团在实行军事化中走了一着好棋，他们把全村的房屋统一分配，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老年人带着孩子住留守营房。夜里有民兵在各个防区巡逻放哨，查问口令，颇有军事化的味道。 可是，人毕竟有七情六欲。那些被无端分离的男人和女人们正值壮年，欲火中烧，怎受得了这清教徒一般的生活。于是，当夜深人静男人女人们便相约到野外，寻一处清静之地，重温旧课，自是一番情趣。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兵团领导发现有人触犯“军规”，到野外相会后，便派出巡逻队，一下子就抓了几对男女，且都狼狈不堪。于是，全团召开辩论会，把几对男女置于人群中，让人们对他们辩论。 “你们为什么干这见不得人的事？”问。 “想哩。”答。 “你老想，谁不想呢？你们就不会忍一忍？”问。 “也知道犯错误，就是忍不住。”答。 “还想不想了？”问。 “不敢想，急死也不想了，谁再想就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答。 软弱的女人早哭做一团，成了泪人。辩论会开得热烈而生动，人们情绪十分高涨。经过斗争的男人和女人们事后仍然兴高采烈，说：“娘的，如今才尝过先结婚后恋爱的味儿。” １９５８年６月《河南日报》报道：岈山人民公社实行生产军事化以后，使广大社员不仅在生产上，而且在其他各方面也增加了集体活动的机会，这对于社员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养成和加强集体思想、集体观念是有很大好处的。 理论把实践装扮得光彩夺目，事实和宣传大相径庭。 家家办工厂户户冒黑烟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奇迹：三个铁匠炉在几十年间奏着孤零单调曲调的穷乡僻壤，一夜间出现了上百家工厂。 工匠是土生土长的———铁匠、木匠、银匠、石匠、泥瓦匠、窑匠、油匠等，只要是会点什么手艺的，统统到公社报名，登记造册。 几间草房便是一座工厂，打铁的仍然是一座炉，几把大锤，门口挂着“岈山人民公社修造厂”的牌子；木匠仍带着斧、刨、锛、凿，新刮制的木板上写着“岈山人民公社木工厂”；油匠支起一口大锅，小毛驴拉着沉重的油磨转着没尽头的路，油匠仍是仰着一张油光闪亮的脸看人，牌子上写着“岈山人民公社榨油厂”。 山民被自己所创造的壮举所鼓舞，满怀豪情地提出要实现“十化”的口号：农业机械化，水利自流化，交通运输汽车化，山坡变成梯田化，旱田变成水田化，社会主义电气化，队队都要通电话，户户都是电气化，男男女女有文化，荒山变成绿林化。 正如毛泽东所言：“一穷二白，好绘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的诗篇。” 在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岈山人民公社土山街工业区最为引人注目。据《河南日报》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０日所描绘：这个山乡小镇的南北街道两边，布满了工厂：机械厂、染织厂、被服制鞋厂、铁木工厂、修配厂、棉花加工厂、食品厂、榨油厂、面粉厂等等，走进土山街，轰鸣的机器声和有节奏的马达声，使你仿佛觉得走进一个工业城市。 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张明顺曾经是土山工业区的创始人，时任岈山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 谈起大办工业的事，张明顺顿时眼睛亮了，苍老的脸上立时注入一种生气，兴奋地说：“那年头，谁不是拼命干工作，为了抓好土山工业区，我７天７夜没合眼，要是工厂保持到现在就好喽，可惜，全毁了。” １９５８年的春夏之交，天气好得出奇，暖融融的南风软软地吹着，小麦轻舒着腰肢扬花灌浆。张明顺一路哼着小曲进了土山街南门，街西边是手工业合作社，３个木匠专干修木杈、装犁耙的活计，８个打铁的常年打着门搭吊、耙齿、牛鼻圈之类的活计，每逢集市，山里的人带点山货到这里换点盐、针头线脑的，张明顺顺路到手工业合作社看了看，又要过大锤乒乓地打了一阵，才回管理区办公大院。 正巧，管理区的干部们都在家，一见张明顺回来，七嘴八舌地问：“张书记，这回公社开会啥精神？”张明顺看了大伙儿一眼，说：“趁热打铁，咱们现在就开党委会吧。”党委会上，张明顺把上级要求在土山街办工业区的指示向大伙儿讲了一遍，听后，大伙儿都沉默了许久，有人摇着头说：“咱们儿辈子没见过啥工厂，会办个啥工厂，别胡弄了。” 张明顺等大伙儿都讲完了意见，才笑着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不成？红军小米加步枪就能打败蒋介石，我们赤手空拳就不能办工厂？办啥工厂？我想咱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办不成上海、北京的工厂，咱就办岈山的工厂，先把各种能工巧匠组织起来办手工工厂，再由低到高，由小到大地发展，大伙儿说中不中？” 大伙儿一听，茅塞顿开：咦，就办这工厂呀，好办，一个个高兴得直拍手，当下人们分头回各大队连夜召开动员会去了。 翌日清晨，正逢大集，随着挑担的、卖蒜的、修锅的人流一起，铁、木、银、石、泥、窑、油等匠人，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一天时间就集中了１６０人。在通往土山街的大路上，人们赶着满载木料和废铁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把原料运往土山镇，土山镇的街道上堆满了各种物料。土山镇的社员也被这种动人的情景所打动，一夜工夫，就腾出１２４间房子，当做工厂的厂房。张明顺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根据每个匠人的技术专长，分别给他们派工分组。木匠来了，张明顺说：“去吧，成立个木工厂。”油匠来了，张明顺吩咐：“弄两间房子，开个榨油厂。”会用高粱皮编织的来了，张明顺搔搔头说：“你们成立个编织厂吧，别老编席子。”最后，只花了２元５角钱买了一把钳子、两把锉刀，一些办公用的笔墨、纸张。于是，铁、木、修配、编织、榨油、化肥、缝纫、制鞋等工厂都开工生产了。 采访中，我疑惑地问张明顺：“这些工厂能生产什么呢？” 张明顺神采飞扬地说：“什么都能生产，土山机械厂为造纸厂生产造纸机，为碗厂造了两部球磨机，还造了手推收割机……发挥了不少作用哩。” 有关资料介绍：常韩大队的百亩小麦丰产田，用公社工厂生产的土化肥上了３次，共１０万斤，对小麦增产起了重要作用，这块百亩丰产田获得了每亩平均１０６２斤的好收成。 果真如此吗？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了当时的公社机械厂的工人王天德、李国兵，听了他们的介绍，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骨土”土化肥，就是人们把收购的各种牛、马、羊骨头，放到球磨机磨碎，又搀到黄土里，然后浇上人尿，闷起来，半个月就可以上地了。至于密植耧、跃进锤更是为显示出人们敢想敢干的劲头。密植耧就是把千年不变的三条腿木耧，再加上十几条木腿，间隔变小，这就成了密植耧，种的麦子几乎没有间隔，社员没法下地锄地。跃进锤更是简单，把生铁在炉中化开，浇到一个模具里，做成二三十斤的开山锤。 我大惊，问：“这不成了岳云锤震金弹子的锤了吗？” 二人笑笑，说：“胡弄呗！” 我在土山街上采访，看到昔日的各种工厂早已烟消云散，我找不出丝毫的辉煌，就连凭吊的遗址也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街两行个体户生意铺面，挂着红红绿绿的商品，音箱里正奏着节奏感很强的迪斯科，烫着波浪头、穿着牛仔服的年轻人在街上走来走去。 据陪同我的同志介绍，土山街有不少个体户办起了家庭加工厂、商店，早已成了几万元户，生意红火得很哩。 黄昏的夕阳里，我漫步在土山街头，心灵仿佛受到生活的一种启迪：私营经济强烈地表现着旺盛的生命力，难道没有合理性吗？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轮回，经济规律从不关照空想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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