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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曾经唱过的一首童谣：“六○年好春光；麦梢黄，散食堂。”那是一首让我和骨瘦如柴的小伙伴在查岈山下百唱不厌的童谣啊！唱歌的时候，我们那青筋暴起、黄得透亮的小肚子，已经被新熟的豌豆角、大麦炒面撑得圆圆的。那种能吃饱肚子的幸福，让人们激动得发抖！ 尽管１９６０年１月２日的《人民日报》仍在发表《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但事实毕竟是严酷的。在国务院的国家计委、经委领导干部集体办公的会议室里，主抓工业、钢铁、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和薄一波，面对挂在墙上的全国钢、铁、钢材、原煤、焦炭等的日产量进度表，心急如焚。各地要粮的电话昼夜打来，搅得他们茶饭不思。副总理李先念只好采取“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的措施，紧急调运粮食，帮助断粮地区渡过难关。 毛泽东寝食难安啊，他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以期解决重重困难。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４日，中央委员们在刺骨的寒风中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了。 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了《关于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并建议国务院将１９６１年计划草案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要缩短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指标不要太高，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今后几年，要着重搞质量、品种、规格，搞企业管理制度。”鉴于“大跃进”以来的许多决策严重脱离实际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一再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做工作要求三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因此，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１９６１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全会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承认了粮食、其他农产品以及工业原材料供应紧张，工业品质量下降，许多设备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和修理，某些地区和部门的“共产风”错误严重。 基于这些分析，全会决定：“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这就是著名的“八字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全会安排了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放慢了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对基本建设规模也作了较大压缩，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虽然还很高，但其增长幅度却比前几年有了较大降低，体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全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制定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措施。中央决定：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开展一个整风整社的运动。运动中，要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要通过整风整社运动，进一步调整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中央规定，社队各级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平调账，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赔，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调的退赔给哪里。要用退赔来巩固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用退赔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使大家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不能剥夺农民的道理，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 为切实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央还决定，提高粮食、油料、生猪、禽蛋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将社员自留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由５％提高到７％，２０年不变……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较为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的“八字方针”，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基本上终止了长达３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年开展的整风整社“反五风”运动十分深刻。那些“五风”严重的干部们垂头丧气地排着队，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送着，反省认错，劳动改造。深受“五风”之苦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调整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除继续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以及加强各行各业尤其是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外，１９６１年，党中央还采取了提高收购农副产品的价格、减少粮食征购、降低农业税率、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缓解供应紧张局面、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管理体制、改进计划工作、加强企业管理、压缩调整工业等一系列措施。 但由于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采取的调整措施不够及时和得力，加上当时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经历了一番风险，又开始了新的航程。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内忧外患，让中国这个巨人有点步履踉跄，前进艰难。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的反动势力的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带走了全部合作项目的设计图纸和资料。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掀起新的反华浪潮。 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 没顾上吃１９６１年的腊八粥，中共中央、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们，冒着刺骨的严寒，赶到了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 七千人大会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开幕，原定只开１８天，按中央机关和六个大区分组活动，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因《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时间延长，且增加了发扬民主、开“出气会”的内容，会议到２月７日才闭幕，共开了２８天。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 会议的第一阶段，从１月１１日到２９日上午，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的《书面报告》和他在大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第一稿写出后，政治局还没有讨论，毛泽东提议直接印发大会，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在各组讨论的同时，会议组成２１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参加的有政治局成员、中央局、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根据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用８天时间修改，形成《报告》的第二稿。２４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案”。 １月２５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书面报告》，同意提交大会进一步讨论、修改。 １月２７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大会，把印好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发给大家。刘少奇在会上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等四个问题作了更具体、更深入的说明和补充。会后，各级讨论《书面报告》(第二稿)和刘少奇的讲话。与会同志普遍感到满意和兴奋，认为报告讲得深、讲得透，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中央向大家交了心、交了底。 会议的第二阶段，从１月２９日下午到２月７日，开“出气会”，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原计划１月３０日或３１日结束，但到２９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量，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有一个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气’都没有出，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打击，不报复。” １月３０日，各级召开全体会议，动员大家打消顾虑，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向上级提意见。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体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１月３１日到２月７日，主要是召开小组会议，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中共机关及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 ２月４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看戏。５日进行春节团拜活动，毛主席和大家一起过春节。 在会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建设问题，重点是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健全党的生活，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党的经常工作、培养和挑选干部、学习马列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等问题。林彪、朱德、周恩来都分别讲了话。 ２月７日，大会胜利闭幕。 “七千人大会”围绕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１９５８年以来四年中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初步认清１９５８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错误、缺点，确定１９６２年的任务，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会上，对困难和形势的估计是有分歧意见的。有的人很乐观，认为形势已经根本好转，“１９５８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华东局的柯庆施一贯极“左”，他对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提出：“１５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足干劲？越看越没劲。” 刘少奇不仅在《书面报告》中列举了经济形势严峻的事实，而且在讲话中实事求是地说：“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减产还相当大，工业也减产。人民吃的粮食、副食品、肉、油都不够，穿的、用的都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１９５８年以来，出现这么严重困难的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领导工作中找原因。１９６１年５月，刘少奇同志下到湖南宁乡县花明楼进行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认为困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的。 他在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刘少奇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实事求是地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让与会者醍醐灌顶，如沐春风。 对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会议认为：首先应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次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都有责任。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去年６月１２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周恩来也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也表示：“在中央，首先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 大会在讨论和分析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共计十六条。毛泽东在大会上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阐述了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 毛泽东态度诚恳、谦虚，与会者无不深受感动。 大会自始至终民主风气很浓，连续四天的“出气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高潮。毛泽东说：“要让人家讲话，要让人家批评自己。”“有错就改，谁的错误就谁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毛泽东表示，不要把他写成圣人，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 周恩来带头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是，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６日在人大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了超过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二是，１９５８年６月２日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９８．５％、重工业下放７０％的文件。 刘少奇也说：“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 陈云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确。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大会以后，全国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１９６２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６７．６亿元，比１９６１年减少５５亿多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１９６１年减少４０６个。 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１９６２年年底，全国精简职工９．３５万人，减少城镇人口１２００万人。１９６３年又继续精简职工１００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３００多万人。 继续调整农村政策，统一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解决了从高级社以来即存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严格财经管理，控制通货膨胀。加速货币回笼，增加财政收入，消除财政赤字，缓解市场供应紧张局面，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此时的中国虽然还不是一片莺歌燕舞，但毕竟从泥淖中站了起来，逐渐恢复生机，历史的列车又隆隆前进了。 历史是有情的，也是无情的。历史终于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２５年的人民公社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那是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重新修改的宪法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 人民公社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毛泽东生前也多次谈到人民公社存在或垮台的两种可能性。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在一份材料上写的一段按语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５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忙做结论。究竟人民公社是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 人民公社真正开始崩溃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长达３０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从艰难曲折、坎坎坷坷中走了出来，她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气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面对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社现在的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忙忙地搞过渡。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不要变动。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形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取代了原来人民公社的生产体制。 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就“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说：“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历史已经做了结论，人民公社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终于烟消云散了。党和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是一次不成功的大试验、大探索。这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经济领域中的试验与探索，也为我们从另一面留下了有价值的遗产。中国共产党从这场试验中获得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深刻体会和认识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正确性、不可动摇性。 轰然落幕不堪回首 人民公社这场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风风雨雨凄凄惨惨的悲剧、喜剧、闹剧、正剧，２０年后才轰然落幕。 查岈山人民公社的创始人们也大都进入古稀之年，谈起当年的辉煌与幻灭，他们有的仍热血沸腾，有的表情漠然，有的避而不谈，有的闪烁其词…… 陈丙寅，十几年前已从中共遂平县委宣传部部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又回到玉石山下的老家裴楼村。家中６间大瓦房，满院绿阴。他喂了两头牛，每天牵牛去玉石山上放牧，一身的农民打扮，对襟小棉袄，大裤裆棉裤，牵住牛哼一路梆子戏，小日子过得挺惬意的。有时牛不吃草了，他就幽默地说：“牛哥啊，我这县委宣传部长喂你，你还不想吃，难道县委书记来喂你你才吃不成？”说起当年创建人民公社，陈丙寅说：“对也罢，错也罢，让历史评说去。”径自牵了牛哼着梆子腔走入深山。 当年曾放过高产“卫星”的钟清德，曾以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访前苏联。如今人已作古，坟头青草萋萋。民主补课时，钟清德吓破了胆子，死也不愿出来工作，每次运动都有人动员他出山，他总是背着粪箩筐躲出去，笑着对人说：“别打渣子了，再干小命还搭进去哩。”最后，他患脑血栓去世了。 娄本耀，已从驻马店地区水利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赋闲在家。他说话仍是快人快语、滔滔不绝，他同我讲了７天，最后又讲了１０大问题才算罢休。 为什么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会诞生在这偏僻的乡村？为什么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发端影响中国几十年？为什么不懂马列主义的农民可以创造马列主义？为什么人们心中向往的辉煌理想会反而走向惨烈的幻灭？我数十次地出入嵖岈山中，脚步走过每一个村落，每一座山头，叩问大山，叩问小河，叩问组成“人民公社万岁”的苍莽森林，寻找答案。 答案是有的。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解释：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答案是有的。１９６０年的民主补课运动，一下子把豫南几十万小队、大队、公社、县委干部变成了坏蛋，成了“国民党复辟势力”，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着进行改造。群众们把罪过一股脑儿地推到他们身上，说：“毛主席的经是好经，硬是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 答案是有的。震惊全国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爆发后，毛泽东派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嵖岈山人民公社揭盖子。陶铸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１９５９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 王任重也说：“继遂平县小麦卫星亩产３５８３斤之后，西平县放了个７３２０斤的小麦卫星。受打击的７万多人，打跑７０００多人，打死３００人，这是多残忍的事情！”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作为对吴芝圃的惩罚，他被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直面未来的启示 如今，嵖岈山下的杨店街更加破败，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那种辉煌早已远它而去；那曾经塞满１０万多张血书和决心书的巨大墙洞还在，无言地向世界诉说着什么，还有那块放过小麦亩产３５８３斤卫星的土地，麦苗青青一如往年。下宋水库水平如镜，狮子山、象山倒映水中，仿佛不曾有红旗招展、千军万马的历史。我钻入“人民公社万岁”的松树林中，听松涛阵阵，山鸣谷应，心里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我踏着厚厚的松针，访问在松林中打柴的老汉。提起那个悲惨的冬天，老汉淡淡一笑，说：“还提它干啥？驴年马月的事了。”我又问在松树林中纳凉的中年人，中年人笑笑说：“记不清楚了。”我找到几个在松林中嬉戏的孩童，孩童们回答：“你讲的饿死人故事挺动人的，能否再讲一个？” 站在阳光下，我回首去看那“人民公社万岁”的松树林，觉得心头一阵阴冷，仿佛那松林中陡然生发出一股阴森森的寒气向我逼来。松树已经顶天立地森然成林，根子已深深扎入大山的石缝中，“人民公社万岁”在悄然生长、蓬勃旺盛的浩大森林中遁去。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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