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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名学者的婚姻梦想


    采访地点:W市看守所
    被采访人:纪实秋
    性别:男
    年龄:54岁

    对我这样一位在学问和气质方面
  都非常出色的而且知名度很高的教授
  来说,能够拥有一位才华横溢、知书
  达理的学者型的夫人一直是我梦寐以
  求的心愿。我认为,当我和原有的妻
  子在文化背景和精神追求上的差距已
  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时,我有权
  利结束这场痛苦的婚姻而去寻求真正
  的爱情。所以我直到今天也不认为我
  的追求有什么值得社会舆论谴责的错
  误,但是我不应该为了获得这份爱情
  而对妻子下毒手,造成我今天身败名
  裂的下场……

  说实话,虽然我一向自认为是一个经多见广的社会工作者,但我在国内还绝少见过像纪教授这么好气质的中年男人:他的生理外表要比他的实际年龄看上去至少小了10岁,但是他的社会年龄看上去又比他的实际年龄至少大了10岁——他那宁静的脸和那双充满了智慧的眼睛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何况还有他那一头花白而仍不失浓密的头发。虽然他此时看上去有点推。淬,但我仍能从他的脸上看到了过去红润的脸宠和饱满的气色,再加上他那身得体大方的休闲装束。同时我能看出由于他长期的运动和对不良嗜好的抵制,这使他的颀长的身材挺拔和精力旺盛,没有一般男人在这个年龄上所特有的虚胖或萎靡不振的老态龙钟。如果我能想象一下他在被拘留以后由于心理承受的压力以及由睡眠不足造成的损害——事实上我的确能够从他的神情中看到一股明显的心理疲惫感和略带神经质的紧张情绪。鉴于纪教授对理解问题和表达内心世界的超凡能力,我们的谈话不但一下子就能够进人主题,而且彼此还相当默契。所以这场谈话的录音几乎就是我和教授谈话的原始过程,我只是按照我们的谈话顺序把它用电脑几乎原封不动地打了出来。在经过教授的同意后予以发表,以飨读者对发生在纪教授那场轰动N市大学的迟到的“爱情”故事的兴趣。
  我是1968年从上海下乡到H省务农的知识青年,那年我只有18岁。当时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们与当地的农民干一样的活。但由于是集体而享受不到农民那样的生活调剂,我是说没有女人为我们做可口的饭菜;虽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知青食堂,但这种集体生活的情景你是能想象出来的,几乎顿顿都是千篇一律的大锅菜。有时候我们实在馋得受不了了,就跑到和自己要好的老乡家里去吃一顿人家特地为我们改善的好饭,比如红烧肉什么的。所以当时有许多知青因为忍受不了这种长期的艰苦生活而又在看不到回城希望的绝望之中和当地的女青年结婚了。我也是这样,就在中国当时的那片乌云即将散去的1976年,我终于受不了那种生活而和当地一位比我大了两岁、名叫阿香的渔民的女儿结婚了。第二年我们就有了一个儿子,如果不是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今天恐怕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说到这里,纪教授一脸苦涩地笑笑,他把双肘放在桌上,双手绞在一起,那神态在我看来就像是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因为我曾看到过他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幅就是这种姿势和神态,那是他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作学术交流时所拍摄的。
  第二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当年,我在妻子的鼓励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复习,毅然投考并以非常好的成绩被N大学物理学专业录取。我在这所学校一鼓作气苦读了七年,1985年6月,我获硕士学位并分到了S市一所著名的大学任教,一年多后,因为工作出色而当上了副教授,成为拔尖的青年人才。两年以后,我又作为教育部保送人才赴美国加州大学深造了三年,取得了物理学博士的学位。我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就被提升为教授并主持物理研究室工作,上上下下的领导都非常重视我。组织上用了最快的速度把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迁进S市,并安排阿香在学校后勤处当了食堂管理员,还给我们解决了三大间一套的房子——因为我是S市大学中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我所享受的也是最高的。我们一家人在分离了十几年以后终于团聚了,从此我们便开始过着平静充实的生活。
  在这个期间,我安心干学问,发表了数十篇专业论文,有一半以上被国外几家著名的学术杂志所转载,这为我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来自各个国家名牌大学请我去参加学术研究的邀请函也接连不断,使我在这所著名的大学中成为专业上的绝对佼佼者。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纪某人为科学研究耗尽了心血,当然我所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当惊人的:我主持的三项实用物理学技术获得了国家和部级奖励,并为国内核电民用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先后被评为优秀中青年专家,成为第一批领取国家特殊津贴的学者。这么说吧,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毕生奋斗期望的一切,我在45岁时就全部得到了。
  纪教授停顿了一下,他垂着眼皮,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他的双眉微微蹙了起来,神情变得有点严峻,不过这倒使他的内在气质显现出一种别致的风采。看着这张不同凡响的脸和这颗开满了智慧之花的脑袋,我甚至在想,这是一个充满了中年男人魁力的脸,一个女人既便仅仅是和他无言地坐上一会儿,恐怕也会被他身上这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所深刻地吸引,并身不由己地爱上了他——这只是我个人的独家感觉。
  一个外人在看到我的处境以后,一定会以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了——如果单从我事业和物质生活的角度上讲,我的确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老家伙了(说到这儿他有点苦涩地笑笑),但只有我知道我仍然有着外人所不易察觉的苦恼,那就是我的婚姻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当然,你没有看到我的妻子,很难能想象出我们在一起那日益明显的差距——我说的是气质和精神上的差距。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阿香越来越成为一个人老色衰的管家婆,无论她穿什么样的流行款式,她身上那种无法改变的质朴气质和神态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农转非”式的老女人。而且实话对你讲,我们之间已经有好多年不过性生活了,原因当然在我身上,不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了,而是她早就过了绝经期。何况她是一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体育煅练的人,所以她身上的皮肉早就松驰了。说句难听的,我一看到她身上那些老皮松内就没了胃口。而我的情况你现在也看到了,我从年轻时就坚持运动,即使在下乡的时候我也保持着打篮球什么的,因为我早就知道体力劳动和运动不是一回事。特别是我在美国的那几年中,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和美国的同事们去健身房练器械和健身操,这种良好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我并构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既不抽烟也不多喝酒,只是在晚饭时喝一杯干红葡萄酒。我的睡眠也比较充足,最重要的是我不像有些学者那样喜欢在夜间工作,我总是在10点左右上床,然后早早起来开始工作,而晚上基本上则是我用于运动和放松的时候。你想一下,就是这样一个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自觉精神用于指导生存方式的男人,如何不会有一个超越同龄人的健康身体呢?如何不会有正常的性欲要求呢?但妻子的这种现实情况却等于是剥夺了我行使性生活的权利。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我是有妻子的男人,但实际上我却丧失了正常的性生活,甚至是被强行剥夺了这一做人的正常生理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
  我发现这位教授有着极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在我听来还有点诗化的押韵感,这除了得益于他敏捷的思维以外,我还从中窥见到他恐怕还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最令我对他刮目相看的是,他的语调中有一股浑厚的磁力,就像人们在听一曲大提琴独奏时的感觉。
  我想起一句诗,抵抗诱惑的最好的办法是向诱惑投降。但是我却不行,性欲对我这个健康的男人的确是一种想象中的诱惑,但我只能抵制这种诱惑,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去通过嫖娼或男女淫乱来满足生理要求。先别说我既没有行政官员那种权色交易的权力,也没有暴发户一掷千金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所长期养成的自律精神与强烈的羞耻感,注定了我不会去扮演那种角色。这样一来,我恐怕就只能牺牲自己做为正常人的生理要求而做一个清心寡欲的红尘清教徒吧。所以我经常在私下里对几位至交谈了我内心的痛苦:俗话说了千百年,什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举成名天下知,人生三大幸事,可它偏偏对我难以齐全。朋友们也跟着我感叹一番,但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令我经常感到尴尬的事实:每当晚上到校园跑步或散步时,我就会看到好多对文雅的教授和他的学者气质的妻子手挽手出来散步的优美镜头,每当此时我就会感到心理失衡,我常想,同样是教授,为什么我就没有“红袖添香夜伴谈”的伴侣呢?为了避免这种内心的痛苦,我不但拒绝和妻子一块出门或是上街购物,甚至还改变了多少年养成的晚上散步的习惯,而是直接跑到健身房,通过拼命消耗体力来使自己忘却生理上的欲念。
  但即使这样又如何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我听到身边的妻子在微微地打着鼾进入甜蜜的梦乡的时候,我在夜色中望着她那张衰老的脸,就会想起校园中那些优雅夫妻们在一起散步的情景,想起我曾在各种场合见到的一些气质不凡的中青年知识女性。而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在心里感受到一种说不上来的痛苦,为什么有许多在条件上远不如我的人都能赢得一个美丽少妇的芳心。而我这样一个气质不凡、知名度极高的学者却只拥有这么一个黄脸婆,而且还是个“农转非”型的老太婆——我平时在晚上睡觉时甚至很怕看见妻子脱衣服的情景,虽然她总是穿着一件汗衫和半长的短裤睡觉,但我仍然能从她裸出来的肉体和贴身汗衫的后面,看到她衰老的皮肉。那种在一生中都不曾做过运动的女人、那种在生命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对身体采取自然放任主义的观念、那种在我看来纯粹属于自暴自弃的生理变化,它在我的视觉中所形成的刺激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也许我是一个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的关系吧,你不知道,我在年轻时、特别是在那几年的下乡生活中,曾在业余时间读过大量的文学名著,它对培养我的审美境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今天看来,这种唯美主义审美观的确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而我的一生只和这个女人联系在一起,有时候在参加国内外学术界应酬时,有些、特别有许多西方学者都带着夫人一块来了,而他们在发给我的邀请函中,一般也注明可携同夫人一块前往,并让通过传真把夫人的名字、照片等发过去,以方便他们联系大使馆给办理护照。但这样的机会却都让我放弃了,我能带这个半乡下的老太婆出国吗?平时家里来了同事或我带的研究生什么的,她都像个老妈子一样在端上茶水以后就退下不再露面了。而我平时在家里更和她无法在吃饭以外的话题上有什么沟通——你是不是感到很可笑?她只有在买菜做饭的时候才问我想吃什么,或是问我今天出门穿哪件衣服。我甚至从不敢让她给我买衣服,因为她的眼光大土了,她出于好心给我买的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门去。
  纪教授深深叹了口气。继而说道:
  你说,这样的妻子怎么能让我在心理取得平衡呢?有时候在我因为想这件烦恼的事情而一时睡不着的时候,我听见钟表的秒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嚓嚓嚓地一路疾行,我就似乎感到我的生命正在像流水一样地逝去,衰老的恐怖顿时攫迫住我的心扉。所以我就更加注意加强运动,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以确保我能够长时间地维持着眼下这种年轻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似乎在暗地里等待着某种奇迹,尽管我不知道这种奇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抑或是它能否出现,出现以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我却一直暗怀希望地等待着它的降临。而在这几年中,我渐渐冷淡了和妻子的关系,我总是以工作太忙为由拒绝了她所有的非分之想,我指的是她想和我去看场电影或去逛街的愿望,我的女儿取代了我的责任和位置,成为她的伴侣。而我却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搞学问,这反过来又促使我不断在科研领域中取得较好的成绩,但是荣誉和物质上的奖励都无法弥补我在感情上的缺憾,
  1994年9月,我招收了一位叫叶晓南的女研究生,你知道,在大学中,学数理化这些专业的女生本来就比较少,而且学这些专业的女生们无论在气质还是审美观的水平上在整体上都不如学文科、特别是音乐和艺术专业的女生们好。即使有个别女生能够读到研究生这么高的学历,多年沉闷的研究与学习也磨尽了一个女孩子的朝气而变成了一个性格木讷的、戴着厚厚眼镜的中性人。但幸运的是,叶晓南却是一个例外,她人长得挺漂亮,气质也非常好,性格开朗而热情,她曾对我解释她的婚姻破裂的情况时说,她因不能忍受丈夫的平庸而选择了孤独,又因向往一种全新的生活而选择了读书。
  说实在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这位端庄漂亮的离婚女子的偏爱。除了学术指导外,我还破例吸收她参加由自己主持的两项重点科研项目,并主动在自己的论文上署上了她的名字。我常常带她去参加各种专业性学术会议,而她走到哪里都是一颗耀眼夺目的明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学术界里。时间一长,就有不少熟人常常拿叶晓南对我进行善意的调侃,而我碰到这种情况就干脆微笑着,既不肯定又不辩解。
  晓南对此万分感激,她说您这样扶持我帮助我,让我对生活又重新充满了希望。
  我当时也很动情地说,其实我应该感谢你,你让我感到了一种生活的热情和生机。这句话是我说者无意,但听者却似乎有心,这成为一种暗示,从那以后我发现我们彼此走得更近了。
  1995年临近春节时,有一天夜里我主持的一项物理实验正在接近尾声,我以天晚了为由支走了其他的助手,单独留下了晓南,我是想与我的这个女弟子一同享受成功的喜悦。当晓南在电脑上处理完最后一组数据,屏幕显示出理想的结果时,晓南情不自禁地拥抱了我——在这个特定的氛围中,欢悦与激情一下子消融了我们师生间、男女间以及年龄间的界限……
  这时,我发现纪教授的脸上浮现出一股幸福的微笑,他似乎又栩栩如生地看到了那令人心醉的一幕。连我此时此刻都能体验到他当时在心里那股久违的渴望与眩晕,他肯定是一动不动地享受着期待已久的爱抚。
  她的拥抱使我当时感到一阵眩晕,因为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渴望,我就那么一动不动地享受着她那无爱无欲式的拥抱,耳边却听到她对我喃喃地说,我愿与你永远相拥,永远相伴……
  我不由地笑了起来。纪教授用似乎恼怒的神情瞪着我说,你笑什么?我知道他可能误会了,所以我赶紧解释说,对不起纪教授,因为我刚才为您感觉到了您所说的感受,所以我就不由地为我的感觉而自鸣得意,请您原谅,实际上我是为您当时的幸福而感到高兴啊!
  你的感觉真的有这么好?他不再瞪着我,但我发现他的眼睛自有一股不怒而威的神采,令人一见之下就会肃然起敬。
  我的感觉真的一向很好。我说,我在大学读的是文科,而我本人也是一个文学作者,所以我能随着您的思路进入到您的内心世界当中去,如果我不具备这种能力,今天来采访您的肯定就不会是我。
  纪教授用了一种慈爱的目光看着我继续说:
  应该说,晓南的话就像一束光芒射进了我封存已久的情感心扉。从那以后,我开始像孩子盼着过年般地巴望着每次幽会,并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态度来对待这份珊珊来迟的爱情。为了这份爱,在我主持的课题组排名上,我力排众议和不满,毅然将晓南列为主要成员;我从有限的课题经费中拨款资助晓南去上海、苏杭甚至九寨沟去作非专业性的“考察”;我甚至为晓南报销中英文打字机、尼康照相机等,使晓南个人使用的经费大大超过了其他助手和教授们。
  在这个期间,不断有人向有关领导反映了我对晓南的过度热情,知情的研究生们都戏谑地当面称晓南为“特保生”,那些原本忌妒我的对手们也借题发挥大作我的婚外艳史。一位与我私交很好的领导为此向我提出过忠告,他说,在大学这个特定的环境里,为人师表的人是不可以玩弄爱情游戏的,教授,请你适当地把握一下自己吧,组织上正准备把物理系的重担放在你身上,你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等等。
  但我却被这份“爱情”冲昏了头脑,压抑了20多年的生活理想在燃烧,几十年的委屈化作愤恨在爆发。我几乎是吼着对那位领导说,当我被人嘲讽为一个满足于烧饭婆式的婚姻的学痴时,当我十几年孤零零地为事业奋斗时,你们谁来关心过我?现在我追求婚姻质量时,却遭到那些忌妒者的诽谤和你们的干涉,我难道不能有自己的感情自由?不能有自己的隐私?!
  说到这里,纪教授不由地拍了一下桌子,吓了我一跳。他在向我表示了歉意后继续说。
  当时我妻子阿香早就在单位上听到了一些有关我的诽闻,她起初只是感到我在这个读书人成堆的地方,大家都在用劲,用心,一定很累,她能够理解我那经常直面她的晦暗和冷漠的脸色。所以她并没把它很当成回事。有几次她在背后里单独问我,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要是信就是有,你要不信就是没有。
  在这个期间,我已经多次和晓南有了两性关系,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才叫做激情和性冲动这些曾经离我非常遥远的感觉,我获得了一个男人的自尊与幸福。你能想象出来吧,当我这样一个经历了多年禁欲生活的男人,一旦在这方面打开了闭门,那情欲的洪水猛兽便愤怒地扑了出来,攫迫着我的灵魂和我的生理愿望,我那蛰伏已久的渴望终于被越来越频繁的性关系所实现;而晓南也正是人到而立之年的少妇,她在这方面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女人一旦被爱情所征服,她们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是非常强烈的。于是,我的研究室就成了我们偷欢苟合的好去处,我常常以研究为名彻夜不归。说实在的,如果换上别的妻子在听到外边满城飞舞的传言以后,早就夜夜来监督我了,哪还能容我在外过夜呀。但阿鲁不同,她宁肯眼不见不为信,从来没有对我有过疑心,甚至从来也没有当面质问过我;倒是我那一对儿女到最后都忍不住了,有几次在吃饭时竟对我说,父亲大人,请您注意检点一下自己的行为了。外边可是谣言四起了,即使是谣言,说上一千这也就不能不让人信以为真了。所以为了我们全家人的尊严和幸福,还是请您悬崖勒马、浪子回头吧——哎,真气得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当时正所谓做是贼心虚,只能以笑笑了事,也不想对他们多做什么解释。
  我知道这种事情是停不下来的。我看着他说,根据我对采访对象所掌握的经验,一对男女一旦有了那种关系,就只能要有一种结果,或是结婚或是分手,中途突然性地见好就收几乎是没有先例的。因为你们两位在我看来也算是一对真正的有情人,在年龄上也都属于时不我待的阶段(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丝毫不敢让纪教授有误解我带有嘲讽的意思),所以你们绝对是停不下来的,您只有离婚这条路可走了!
  是的,我的确是停不下来了,而且正如你所说的,这种事一旦沾上就不可能停下来。我们只能面临着是结婚还是分手的关键时刻了,尽管我从私下里并不想马上就通过离婚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晓南在我面前两次流泪了,她说她真的受不了,整个大学校园到处在回荡着人们对此事的议论声,到处都有对她窃窃私语和指指划划的场面,到处都有一双双不怀好意的目光在盯着她,她的学习已经受到了影响,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我只有通过离婚来达到成全我们爱情的愿望了。
  就在这年的年底,我召集全家突然宣布了要与阿香离婚的决定。我妻子当时一听就默默地流泪了,而我那正在本校走读的儿子却拍案而起表示强烈反对,大学就要毕业的女儿也以沉默表示了否定态度。
  我当时说,我这个做丈夫和做父亲的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我辛苦了一辈子,一直活得非常沉闷,我年龄也大了,也想过几天有滋有味的生活,为自己的真正幸福活上一回。我是人不是神,是有感情的血肉之躯,我希望你们能给我这次机会。谁知阿香却不容置疑地说,我这么大年龄的人是绝不会和你离婚的,你如果想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你就去找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拿了一些衣服便离开了家庭,与妻子分居了,到校外租了套房子和晓南勇敢地同居在一起。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纪教授,我知道您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在读研究生对此所面对的压力。
  我们的确面对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我们别无选择。晓南是个开放型的、凡事认准了就不会轻易回头的女人;而我也不会放弃刚刚到手的爱情。在我们同居的日子里,我们就像一对新婚夫妻那样相敬如宾,我用了全部身心来细细品尝这份美妙的感觉。但是不久晓南就发现我对她的爱有点过于专制,我几乎限制了她作为一名研究生的生活自由,她与同学们的交往和社会活动愈来愈少了。长此以往,我们之间的关系便开始出现了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表现在学术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晓南不能接受我坚持在她的学术论文发表时署上我们双方的名字,其实我并不是想占有她的学术成果,我是想对那些嘲笑我们的人证明我们的荣誉和实力。
  但是晓南却对此不予理解,她问我为什么总是对那些同事的往事耿耿于怀?为什么热衷于在别人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姓名?况且,我也绝不在其他人的作品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我对她的解释是,我要让那些平庸的忌妒者明白,我始终是强者,而且,我是用名声和威望这些无形的财富来帮助像你这样的无名学者!
  直到今天,我才能够感受到当时晓南对我这番话和为人的体验,原来,她被我当成了一颗用来改变自己现状的棋子,她成了发酵我虚荣心的添加剂。
  至于在生活方面——晓南后来才发现,我在生活方面的自理能力非常差,我早就习惯了坐享其成享受妻子的照顾。而且在我身上还有一种理所当然的霸气,她几乎正在变成另一个阿香。更使她委屈的是,她的加倍付出并没有让我多么在意,因为在许多时候,满是疲倦的她做完实验回家,又不得不为一脸坦然的我准备晚饭,所以,方便面渐渐成了我们俩的主食。但我不但不想着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尴尬的现状,反而却向她一再说明这就是学者的生活——清贫是学者的幸福。
  有几次,晓南在校园里还受到我儿子的当众指责,说她居心不良夺走了我,破坏了他们全家的幸福与宁静的生活;说她无非是想借助我的名声来达到某种见不得人的目的。气得晓南回到家里就对着我发脾气,说她真受够了这种没有法律保障的关系,她希望我能尽快地给她一个名分。
  可怜的晓南,为了这份爱情同时还在遭受着来自同学和老师的某些冷遇。她的毕业论文因为草率粗糙而受到其他导。师的严厉批评,他们讥讽道,科学不是爱情,它需要严谨的态度而不是冲动。在毕业答辩中,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在学术上对她展开了狂轰乱炸似的提问,那种刻意营造出来的紧张气氛让晓南狼狈不堪、言不达意。到最后,论文仍然没有通过。晓南气得回来大哭了一场,她说她已经过够了这种偷偷摸摸的地下夫妻的生活,她要离开我,要么等我离婚以后再来找她,要么就和她分手。然后,她就离开了我,又回到了学生宿舍。无论我怎么劝她,她也不回来。
  但是我已经离不开这个女人了,我在前边说过,我体内的那股渴望过上正常夫妻生活的愿望已经积蓄了很久很久了。所以当晓南离开我以后,我突然就变得六神无主起来,做什么都心不在焉,连我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和晓南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师生关系,她见了我也冷冰冰的,一张嘴就很客气地叫我一声导师,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称呼我的名字了。每次下班她都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实验室,就怕我会创造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机会。
  这种情况使我越来越怨恨起我的妻子,因为在此期间我多次找她协商离婚事宜,但她却没有丝毫的通融余地,我成了夹在两个女人中间的一个尴尬角色。无奈我又在外边过起了单身男人的生活,这使我的生活秩序也发生了混乱。因为我在家里被妻子照顾惯了,后来又有晓南的照料,如今我却不得不亲自动手解决吃饭问题。但我又不会做,我试着做过几次,但不是煳了就是味道难吃,所以我只好到学校去吃教师食堂,但那种饭吃多了人是受不了的。这种情况使我对妻子的怨恨更加深刻起来,我认为我有今天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都是她不肯和我离婚造成的。我想,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总得找个解决的办法。于是我又一次次往家里跑,纠缠着阿香,甚至威胁着她办离婚手续。但阿香却非常固执,她说她可以原谅我的过失,希望我还能回到这个家,她不忍心就这么拆散一个好好的家庭。在最后那次谈话中,由于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竟然动手打了她。结果,当天晚上,我儿子和我女儿一起来找我“算账”。他们流着泪说,就这么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却因为一个第三者的插足而弄成今天的样子,他们说母亲已经为这个家、为你的事业、为我们操劳了大半生了,你怎么能狠下心来打她呢?我们以后不再认你这个父亲了,你也不要再回家了。
  其实我也不想那么做,但我当时好像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这边晓南不理我了,那边却又死纠烂缠地拖着我,我的身心非常疲惫,你不能想象我为了这份爱情在学校遭受了多大的压力……你知道我每年都是学校的先进工作者,但在去年年底的评选中,我却意外地落榜了。物理系多数老师没有像往常那样投我的赞成票。而阿香所在的后勤部门却上下一致推举了她。当她戴着红花上台领奖时,全场的人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光荣榜上,阿香照片的下方有了这样一段文字评语:“她历经磨难,心灵受到创伤,但仍以极大的爱心投入工作……”这使我感受到了一种群体的排斥。
  特别是在去年冬天,已在学校教研处工作的晓南借假期独自去深圳旅游,后来她告诉我,她当年的大学同学,现任深圳某数据模拟公司总经理的何时飞为她洗尘接风,并驾驶着奔驰车陪她观赏深圳夜景。他向晓南介绍了他的创业史和物理学运用于当代数据化知识经济生产的可观前景,并请晓南加盟公司,出任开发部主任兼副总工程师,除每月拿5000元的月薪外,到年底还可以按知识股份进行分成。
  这对晓南应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甚至能够想象出她当时的想法:当一个教授夫人又能怎么样?但是她并没有马上就采取行动,而是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说她仍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因为她并不太喜欢那种经商活动的喧嚣生活,也不适应像深圳那种一年四季的炎热气候,她仍然喜欢校园这份宁静的生活,所以她希望我能在春节前后给她最后一个答复,因为那时候她要给何时飞一个答复。
  于是您就产生了想彻底解决您和妻子的关系问题,而把晓南真正抓到手里?我看着纪教授说,晓南对您真的具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是的,她对我真的很有吸引力。因为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了,除了晓南,我想我再没有机会了。你也是一个研究生,你也知道在大学校园那种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像我这样的老男人还有多少机会?如果我错过了晓南的爱,那我又该怎么办呢?让我再回到那个老女人的身边吗?这岂不让所有的人耻笑我吗?我纪某人的脸面以后还往哪放呢?
  我想,这对他的确是个两难的处境。
  我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决定暂时先与阿香和好。于是我就回家向她进行了检讨,表示我要和晓南一刀两断,重新恢复家庭原有的生活秩序。阿香相信了我,但我那个儿子却不太相信,但他也没多说什么。然后我就搬回了家。有一天晚上,我在临睡前说我等一会儿要回实验室去做一个实验,让妻子早点睡。她的胃不太好,一直吃一种药,这时,我就在她的茶杯里下了安眠药,过了一会儿她就睡死了过去。当时女儿不在家睡,儿子已经在他房间里睡了。我蹑手蹑脚地到厨房打开了石油液化气罐的开关,然后将那锅还放在灶上的、晚上喝剩下的鸡汤加上了一些开水后,还打开了灶具开关,又打开了厨房和妻子房间的门,然后就悄悄去了实验室……
  后来的情况我从纪教授的笔录中都看到了:到了半夜,他儿子起来方便时闻到了强烈的煤气味,于是他就摸到厨房,发现那放在灶上锅里的鸡汤都溢了出来,煤气却是开着的,他急忙关上气阀,却发现他母亲已经昏死了过去。他叫了救护车把母亲送到医院,但她母亲却因煤气中毒抢救无效而死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怀疑这和教授的人为有关,人们只是猜测可能是阿香因为忘了关煤气阀所造成的后果,这种事情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恐怕都曾发生过。但是纪教授的儿子却认为这是他父亲所为。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为什么会有这种直觉——他对父亲说,他凭着直觉认为这件事是他干的。这是在纪教授事后到警方自首的时候自己在笔录中说的,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有这种直觉。但他的确追问过父亲这是不是他做的?纪教授坚决否认了。但是,在妻子尸体火化的时候……
  想到上面这段笔录,我说,其实您完全可以瞒天过海地将这一事件隐瞒过去的,因为我知道当时您妻子的死并没有引起警方和校方的怀疑,人们只是把它当成一起正常的意外死亡。而且您的儿子直到今天也否认这是您的所为,他一直在检察官那里为您辩护,说您的自首只是出于一种对妻子的内疚心情所致,您是想通过自虐的方式来惩罚自己。但是,您却坚持说是您有意害死了妻子——您为什么突然在妻子遗体火化的那天想到要去自首的呢?
  那天我的儿子和女儿都哭得非常伤心,特别是我的女儿,她说,妈妈,你看爸爸刚回来和我们重新团聚了,他又回到你的身边了,可你却这么走了……这些话使我想到了阿香这一生和她对我的恩情,包括我在农村时那些年所受到的来自她的温暖和她家里人的关怀与照顾……而我却害死了她,我无法直面我未来的婚姻生活。当我想到我和晓南的爱是建立在一条生命被谋杀这一基础上的事实,我在心里就觉得这是无法忍受的。正是这种深刻的罪恶感驱使我毅然到警方去自首。我已经在心理上准备为我的可耻行为负全部法律责任,如果我为此被判处死刑,我决不会上诉的。我知道我是罪有应得,我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良心的谴责,否则我在剩下的余生中都不会让灵魂获得安宁的。
  据我所知,纪教授在看守所里一直拒绝会见他的儿女和他的任何亲属,而他的儿女和校方却一直在为解脱他的罪行而奔走于检察院与警方之间。他的儿子坚持说他母亲的死和父亲没有关系,因为他母亲曾经发生过几次类似汤溢出锅外浇灭了煤气火焰而她却没有及时觉察的危险情况。这一来是因为她的记性不太好,二来是因为她的家务活太多,做饭的时候也经常插空去忙别的家务。而且那天晚上他们的确是喝了这锅鸡汤的,可能是她想把汤热上等着留给深夜从实验室回来的父亲当夜宵的,过去她总是这样做。还说他从来没有质问过父亲是不是他害死了母亲,那是他父亲自己编造出来的,是想藉此来赎他对母亲的歉疚之情。而且他坚持说他父亲是一个非常负有传统道德感的人,母亲的死使他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的确曾伤害过她的感情,所以他就自认为他对母亲的死负有责任,并为此编造了这番谋杀的记录。他说父亲的神经显然受到了刺激,甚至是失常,所以他的话是不可信的。我把以上这些情况告诉教授,而他却说:
  那是我儿女想以此解脱我的一种爱心,我非常理解他们的用心良苦。虽然他们也非常痛恨我对他们母亲的谋杀,但他们是不想再把我也给搭进去了。无论从公从私来看,他们和校方都认为我不应该再出什么事了。如果我为杀妻的行为而再搭上一条老命,这对校方和我的子女都是最大的损害,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强烈要求检察官将我无罪释放。
  如果您想获得这种结果的话,只要您将自首的口供推翻就可以了。我说,如果您承认您当时是在一种受刺激后的神经紊乱的状态中丧失了理智而做出这样的愚蠢行为的话,我想您极有可能获得释放。即使这个案子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但您也可能获得保释,因为还缺乏犯罪的指控和必要的证据。您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说的是,您可以恢复自由并选择您曾为之追求的新生活。
  纪教授抬头看了我一眼并拍了一下桌子说:
  这是不可能的!我明明害死了一个人,我不可能让自己装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即使我的儿子看不出任何破绽,我自己的良心也不会放过我,我怎么还能让自己若无其事地再去和晓南结婚?再去为人师表地给学生们上课?被我的研究生们尊敬地称我为导师呢?别人也许能做到,但我却不行,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出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
  其实您如果想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您完全可以离开这座城市,和您所爱的女人远走高飞,凭你们俩的学历和名气,我想到哪个城市都会有一个很不错的归宿……
  可我真的是杀了我的妻子啊!
  纪教授几乎是喊着说这句话的。他瞪着我,两颊那业已开始松驰的皮肉都显现出痉挛的样子。他的表情是绝望而歇斯底里的。这时,我才看到了他那掩饰在优雅气质背后的。属于人性的真实面目。
  我不可能再装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样子,我不能再恢复以前的生活状态了,因为我的良心永远都在折磨着我。即使司法部门以证据不足而释放我的话,那我也不会出去的,因为我再也不能生活在阳光之下。一句话,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我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我是一个谋杀了一条无辜生命的罪人,我不可能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宁的。我真的不能!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沦为一个犯罪分子的,因为在我的身上有着现代人所缺少的太多太多的正义与良知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上帝的眼睛一样在无时无刻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然而,我毕竟是犯了罪……所以,即使我被无罪释放了,我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我的一切都死了,因为我杀死了一个我这一生对我最为亲密的伴侣,我杀死了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关心我的人……
  泪水突然从教授的眼睛里夺眶而出,那种无声的哭泣虽然无法让人听到,但宣泄而下的泪水却反衬出这个痛苦灵魂的悔恨之情。教授并没有用手去擦拭眼睛,而他就那么两眼空洞地直盯着前方,任凭泪水就那么哗哗地流着……他那种严峻而痛苦的神情使我想到了受难的耶酥,想到了悲壮的宗教仪式。
  但,教授请恕我直言。我盯着他说,如果您说的是事实,是您谋杀了您的妻子,而您这杀妻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能够和叶晓南结婚吗?现在这一目的从理论上说已经有条件达到了,如果不是您来自首的话,您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实现您的愿望了,您为了这一美好愿望,可是苦苦等了几十年啊!为什么到头来您反而放弃了这唾手可得的一切幸福,而心甘情愿地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呢?我想,这种情况真的让一般的人所无法理解。
  的确是这样,我原来以为我在达到目的以后就可以和我心爱的年轻女人结婚的,当我在听说妻子已经死亡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以为我马上就可以获得我梦寐以求的幸福了。但我却没料到我的良心自责却突然从半路上杀了出来。这种说法好像使一般的人难以置信吧?但事实就是这样,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自认为有着较高智商的我,在谋杀我妻子之前,我曾把各种细节和后果都考虑过了,但唯独却疏漏了我的良心和白此造成的深刻内疚之感。那天在火化场时,特别是在我的儿女向他们的母亲道别的时候,这份良知突然像睡狮一样醒了过来,于是它就用了它的利齿来啃啮着我的心扉,使我一刻也无法摆脱它对我的追杀。我想起了妻子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我的所有好处和恩情。没有她的牺牲,哪还有我今天的地位、名气和物质条件。我不是没有试图着想去战胜它对我良心的攫迫,但我却无法战胜它,因为它是无处不在和战无不胜的,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确无处不在。我根本就无法摆脱它的追杀,因为它在我的心里(纪教授说到这里时把右手放在胸口上)——一个人可以逃脱警方的追捕,但无法逃避良心的自责。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老年知识分子的特点吧,我们无法像现代的许多青年人那样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
  您是说……也就是您在自首时所说的那样,在谋杀您的妻子之前,您没想到您还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无法摆脱它对您的攫迫,而使您不得不自愿通过法律的制裁来获得赎罪的机会?
  是这样。我就是想通过法律的制裁来赎我对妻子的罪恶,哪怕我为此受到极刑我也绝不后悔。因为我原来的生命已经不存在了。我刚才说过了,假如我被无罪释放出去,我也不想出去,没脸见人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我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我得为这份谋杀罪恶负责任,法律制裁会使感到好受一些的。
  请问,叶晓南来看过您吗?
  她来看过我,但让我拒绝了。后来她托人带给我一封信,说这场爱情只是一场噩梦,她固然为我的行为所感动。但她却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她无法再在这种到处充斥着指责和嘲弄的环境中生活了,所以她已经辞职去了深圳,她说她将用最快的速度忘记她和我之间的往事,让我们都重新开始吧。
  这好像对您有点不公平?
  其实我也考虑过了,我甚至怀疑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爱情,抑或说我所追求的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爱情。虽然我们在事业有共同的语言,但共同的语言却并不是构成爱情的唯一标准。因为晓南在信中曾这样对我说,她至今仍不怀疑我一直受着她。但恕她直言,我的爱中有一种虚伪自私的成份,那就是为了了却我多年的学者婚姻的梦。而我,却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花瓶——有文凭、有教养、有风度的知识型太太,我能想象出等我和您结了婚以后,您会带着我去向别人示威、挑战,去填补以前遭受的羞辱。
  她说她承认爱上了我,但那是一种对我学识的敬重和崇仰。在她的想象中,我们都试图摆脱世俗之爱和男女饮食之爱去追求一种所谓高雅神圣的学者之爱,但这样做的后果则会使我们陷入了无视现实的另一种思维盲区。所以她认为最好的结局就是让我们分手!
  您认为叶晓南的看法是对的吗?
  在爱情这种事情上,当事人历来是无法分辨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只能根据我们在一起的感觉来评价双方的感情。但男女之间的感情的确又总是表现在感情以外的方面,比如性格、理想、志趣和追求什么的,所以单纯的感情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对男女忽视了感情以外的那些东西而只追求一种虚伪的生理需要、心理感受或视觉效果,这种爱情说到底就只是一种肉欲的交易而已。
  我说,我把您说的生理需要、心理感受和视觉效果认为是男女在情欲上的需要,是男女双方对对方在地位、名气或是志趣上的认可,以及男女双方对对方在气质与貌相上的追求——是这样吗?纪教授!
  就是这样。我已经想过了,如果单纯从一个男人的事业心和舒适感而言,我要找的女人应该是我的妻子而不是叶晓南;但如果出于一个男人的虚荣心和满足于情欲的要求而言,我要的是晓南而不是阿香。我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而无所适从,这终于使我在一片迷惘无措中酿成了今天这样的苦酒。实际上今天我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看到,我对晓南的爱情,实际上是一个有身份的男人对虚荣虚伪的“高雅”婚姻的追求。因为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婚姻本身哪有什么高雅低车之分?哪有世俗脱俗之别?相知相爱、荣辱与共的真情才是最重要的,其余的都是浮云粪土。
  但是,我却很难同意这位教授的大彻大悟。所以我说,对不起!纪教授,我的确无法随声附合您的看法。实际上我认为您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您疏忽了情欲的力量。虽然您没有太多地向我表白这方面的情况,但您有没有想过,您今天面对妻子之死在心理上所承受的忏悔之情,使您轻易地否定了晓南在另一重要意义上对您的需要,即一个有高学历、有气质和有漂亮容貌的年轻女人对满足您在情欲上的需要?而在此之前您曾向我讲述过您那被压抑了好多年的、一个健康的男人的正常性生活的权利。我也认为这的确是您的权利,也是每个健康男女的权利。人们对性欲的满足权利如同人们对基本生存的权利一样,这正如您刚才对我讲的,婚姻并不仅仅是两个人在事业上的共同爱好一样,婚姻必须还要考虑抽象的感情以外的东西。所以我也要说,婚姻也并不仅仅是感情以外的东西,而需要上升到‘清欲的满足方面,质量好的婚姻总是与和谐的性生活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是最为重要的关系。虽然在几年以前我还不太理解性生活质量对一个婚姻质量的重要性,但我今天却发现男女双方在性生活方面的满足,的确是构成婚姻稳定的最重要的基础。
  您认为阿香提供给您的才是真实而朴素的婚姻,它能让您感到生命的“实在”并随您荣辱与共。但这并不等于说像晓南那样的女人就不能让您感受到这一点,重要的是您并没有和她建立起法律上的关系,而没有法律保障的男女爱情与有法律保障的婚姻对人的心理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认为在您当初爱慕叶晓南的成份中,共同的事业追求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情欲的满足又占了多大的比重呢?恕我直言,它占据了你们爱情中的最重要的比重,这是促使您最终不忍割舍对晓南的爱情而毅然走上谋杀妻子——假如您真的是谋杀妻子的凶手的话——的罪恶之路。仅仅是因为共同的事业追求才促使您成为一个杀人犯的吗?显然不是,恰恰是您对情欲的追求才导致您获得如此结局的,不知道您是否能同意我对您的分析?
  纪教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中蕴涵着一种浅显的恼怒。应该说,我最初对这位气质不凡的教授的好感已经被他的避重就轻的自白打了折扣。当然,这也许和他深刻内疚的心情有关,谋杀妻子后的良心拷问使他全盘否定了对晓南的“爱情”,而一味承认妻子对他生命的重要意义。相比之下,在我业已采访过的那些类似这样的案情中,绝大部分犯罪人首先承认的是原来的妻子已经不能满足他对情欲的需要,虽然他们对杀人动机缺乏像纪教授这份虔诚的忏悔与良知的自责精神,但他们的好处却是直率与透明;相反,纪教授虽然能够勇敢地承担他的法律责任,显示出一个富有正义感和良心未泯者的道德情操,但他却有着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弱点,即不够坦率地正视他人性中的阴暗与弱点。
  纪教授低着头似乎陷入了思考。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的确,我承认你刚才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不能因为出于良心的自责而就全盘否定了晓南与我的另一种关系。我承认情欲在这场婚外恋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如果对方是一个类似我妻子这种年龄的老女人,那即使再有共同的事业追求和理想恐怕也是白搭。所以晓南对我的吸引以及让我不顾一切地疯狂地想把她通过法律形式占为己有的念头,主要是来自她对我的性吸引,也就是你们所常说的性魅力。这种魅为当然是来自她的年轻漂亮以及优秀的气质,而高学历则又为她的上述优点更增加了一份独特的魅力;这些魅力既能满足我在性欲方面的需要,又能满足我在虚荣心上的愿望,而这两点恰恰是阿鲁这种女人所无法赋予我的。
  但在这两点中,情欲获得满足的力量恐怕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我的确已经过了十几年的禁欲生活。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在考上大学和出国这三年中,我前后累计已经过了十年以上的独身生活,在这样一个男人的性欲最为旺盛的时期里,我却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是一个空白。而当我们终于能够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她已经构不成一点点的性吸引力了,于是我只能再过着禁欲般的生活。所以,我这被压抑已久的欲大在碰上晓南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了,而且我居然发现我在这方面比年轻时还更为出色,一来是因为年轻时在这方面缺乏经验,而且心理紧张,反而手忙脚乱地容易草草了事;二来,眼下可能是受了太多的开放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行为比较放得开,再加上她的配合以及我长期的能量积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相当和谐和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来得实在是太晚大晚了,所以我就想拼命抓住它,不让它从我手中溜掉。因为我的年龄正在增长,我最多还有不到10年的光景,而到那时,晓南也40出头了,我们恐怕都不行了,所以我在心理上有一种紧迫感。
  我刚才想了一下,我承认你说得是对的。就是我被对妻子的深刻内疚感所控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妻子虽然能让我感到家庭的温馨与实在,但她却只能长期充当我私人保姆的角色,无法和我在思想与精神上进行交流与沟通。即使我妻子还活着并能够和我们重新在一起的话,我可能在和她过上一段时间以后,又会感到深刻的厌倦,又会被无处宣泄的情歌所攫迫而怀念起晓南和我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哎,人啊,就是这样身不由己地把自己陷入这样无法两全其美的两难之中。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鱼与熊掌兼得的愿望吧。
  纪教授,我也想知道,您的妻子真的是由您谋杀的吗?
  是我杀的,是我杀的!
  我真是不明白,许多杀人犯总是千方百计地抵赖他们的杀人行为,而我一再声明阿鲁是我谋杀的,可你们这些人却好像都不相信,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是一个知名学者而就不能让你们怀疑我有杀人动机吗?或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和指控——这就让人们相信我是出于内疚而神经受刺激的原因吗?这真是愚蠢——我做了一件与我的年龄、资历、学问都不相称的愚蠢行为,你们为什么也这么愚蠢呢?我不需要儿女对我的同情和学校对我的照顾,如果我要被无罪释放那才是对法律的亵渎呢!你还记得苏格拉底吗?当他被雅典执政当局以两条莫须有的罪名给判处死刑后,他的弟子克里同要去营救他。而两千多年前的雅典监狱是不存在的,苏格拉底只被关在一间民房里,外边也只有一个士兵在看守,逃跑是非常容易的,何况他的弟子克里同在雅典又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物。但老苏却拒绝了,他说他虽然不承认法庭对他所栽赃的罪名,但审判的程序却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则。所烈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他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这样一来,今后还有谁会去尊重法律的威严呢?我今天就是这样,我要以坚定的认罪态度和勇敢的服罪决心来接受法律的惩罚。这是我在有了婚外恋这个不正当行为以来的最为明智的选择
  在我写好这篇文章以后,我曾打电话询问那位曾给我提供方便的检察官有关纪教授的情况,他说眼下还没法对这起案子作出结论。尽管我们对纪教授所坦白的谋杀罪在理论上是相信的,但我们对指控这一谋杀罪的证据却相当不足,再加上他的家属和校方的一再担保,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案子先拖一下。何况在你采访他走后的不久他就病了,是心力衰竭症,校方已经把他保释出去住进了医院。以后怎么处理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取证和研究。
  我想,即使纪教授真的被无罪释放,而他的妻子又真的如他所说是由他精心策划亲手谋杀的,他在这个世界还能再找回属于他的一切吗?爱情、学术、学者与父亲的地位以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态度和若无其事的心态——实际上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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