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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青年评论家给我一份《北京晚报》，意思是让我看一看名作家柯兴的《师魂》以及它引用拙作的一段话。但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当年评论《风流才女——石评梅传》的那段肤浅的文字，而是柯兴缅怀启蒙女教师的这篇情深味浓的很漂亮的散文，它道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规律性现象，即作家的审美情感与心理意蕴对创作的深刻影响，它每每给作品意象打上了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烙印。我以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突破与深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不仅强调文学是生活源泉的反映或表现，而且认识到文学是“感情艺术”，是“精神个体性”(别林斯基语)现象。正如勋伯格所云：“一件艺术品，只有当它把作者内心中激荡的感情传达给听众的时候，才能由此引起听众内心情感的激荡。”应该说，今日之作家大都注意在作品中充灌感情，可是为什么有的能够拨动读者情感的心弦，感人至深；有的却情飘意缈、矫情上浮而令人讨嫌呢？美学史告诉我们，中外文学拥有生命力的精品所灌注的情感不是，那种虚泛、浮华的稍纵即逝的“情感”，而是生活阅历给予的、经历内心深刻体验与生命燃烧的真正感情，是烙有作家个性印痕的、具有审美性的情感。惟有“这一个”情感潜潜流动于作品之中，方会唱出一个真正文学家极为宝贵的“自己的声音”(屠格涅夫语)。 长篇传记文学《风流才女——石评梅传》的主人公石评梅，我在北大读书时已知道她是“五四”时代名噪京都文坛的女诗人。她那凄婉清丽的诗篇，陶然亭公园里她与高君宇双双并立的白玉墓碑，唤起了我对她敬慕的感情、了解她生平事迹的愿望。然而，我查遍了当时几部现代文学史著，却没有找到她的名字。浩劫年代给我心灵留下了道道伤痕，而高石之墓惨遭的不幸便是其中之一。随着邓颖超同志《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的发表，高石之墓重新回到印有他们生前足迹的陶然亭湖畔，我欣喜之中有一种朦胧的预感：“石评梅传”将在有识之士手中诞生，我六十年代初期的宿愿该是实现的时候了。 果然，作家柯兴同志描写石评梅的长篇传记小说《风流才女——石评梅传》问世了。我的这篇序文，自然是尊重友人嘱托而作，也是假此短文了却一份心愿，以表达我对石评梅的敬慕之情，和对当代文学第一本写她的传记作品的良好祝愿。 序这类文体，分为自序与他序。后一类，多是写于书的出版之前，评述作品和作者，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好读者的向导。可是这篇小序却不是这样的，他写于《风流才女——石评梅传》问世之后，而且很少连载文学作品的《光明日报》居然将它连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连播了两次，在读者中间赢得了广泛、热烈的反响。而且，作品已荣获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联合评选的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以及首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这时写这部作品的序文，它的使命就不再是一般性的作品与作者的评介，而是应该探索这部作品为什么得到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爱？它的成功奥秘究竟在哪里？ “五四”时代的才华洋溢的女诗人右评梅，以及她同革命先驱者高君宇又是圣洁又是凄婉的爱情故事，知之者不能算少；到过陶然亭公园，瞻仰过高、石之墓的游客，何止千万？可是，我们要追寻的是，为什么独独柯兴写出石评梅传记文学《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或者说，一些石评梅的小说及电视剧本之中，为什么他的作品最为激动读者呢？传记文学，顾名思义，它是传记与文学的合壁。所以，倘要踏入这座辉煌的宫殿，而且还要取得成功的话，在多种因素之中，我以为关键在于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恰当的选择。选择读者所关注的(至少是读者有了解兴趣的)传记对象；其二，对传记对象的文学化、艺术化的水平。前者是史学，后者是美学。惟有历史与审美二者的高度融汇与溶合，才会“取悦”和征服今日的鉴别力愈来愈高的读者。 从作品所选择的对象说，石评梅的二十八个春秋年华尽管太短促、太匆忙了，然而她的身世、诗才、悲剧的爱情与坎坷的命运，都带有凄婉、圣洁以至奇异的色彩，是人生旅程的历史不多见的现象。她的女高师同学、挚友庐隐说，石评梅的一生，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凄艳的长诗，是一部恸人魂魄的哀婉的悲剧。是的，石评梅以其爱神、诗神、女神融然一体的人生，用她的生命火花蘸着泪水所写下的悲剧的长诗和长诗的悲剧，不仅仅属于“五四”时代的，对于今天的时代读者仍然具有“心向往之”的吸引力和启迪心扉的价值。石评梅生活的时代是大起大落、波翻浪涌的时代，从“五四”涌来的风暴到退潮；从北伐大革命的高潮到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在这先后两道巅峰与峡谷之中，中国知识界在剧烈地动荡和分化着。走上政治与文学舞台的知识女性，既有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社会革命活动家与革命文学家，也有落荒、退隐、沉沦以至滑向与历史背道而驰的人物。石评梅则属于另一世界的女性。现代的革命史与文学史，将大量的篇幅给予了站在时代的两个极端的人物，而像石评梅这一类型的则难得一席之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所选择的传记对象，别具慧眼，它没有趋时若鹜，没有参与当今热门题材的交战，它走的不是轻车熟路，而是开拓性地弥补了现代文学历史与现代人物传记的一个空白；又以其不同寻常的诗化笔墨，为石评梅的一生写了一首悲剧的长诗。 再从传记文学的第二个要素来考察，即这部作品的传记与文学结合得怎样呢？传记文学在我国有着悠久而光辉的传统。这传统的首要特点是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实录。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惑经》篇说：“良史要以实录直书为贵”，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这是就史家的史书、史传而言的。传记文学，特别是传记小说，既然不单单是史传，不是人物与事件的原型复制，而是作家在特定创作动因与审美理想的追求之中的文学化的传记，当然应该允许，实际上也无法免除某种想象和虚构，但其主要人物的经历际遇，主要的情节事件，无疑是应该遵循实录直书的原则。 我认为，柯兴是坚持了秉持公心的历史家与严格现实主义文学家的双重准则为石评梅写传的。虽然由于作者对石评梅倾注了敬慕的深情，对人物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某些描述，难免流露出些许理想化与理念设计的痕迹，但人物的主要关节与情节事件，作者做了大量的钩沉史实，去芜存精的工作，其言之凿凿，落笔有辉，是经得起推敲的。不仅仅对人物，即使对历史事件的描术也是一丝不苟的，连石评梅和师生一起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北上的孙中山大总统那一天的天气形势，他也查阅了鲁迅先生当天的．日记、当时身为京畿总司令的鹿钟麟的回忆录等资料。这样，不仅仅翔实准确地写出当日大风、灰暗的氛围中，反倒烘托出石评梅与群众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与热烈的情绪。类似的历史性场景，作品不止一处。又如长辛店工人参加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女师大学潮与“三·一八”惨案，都写得有声有色。而且，随着历史场景的演变，作品一幕幕地呈现了当时北方区党委负责人，北京市第一任团委书记高君宇的形象，呈现了他和石评梅相敬相爱而又终成悲剧的动人情景。所以说《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是石评梅一人的传记，也是她和高君宇的双传。历史的场景不是人物传记的附加物，惟有历史与个人相溶解，绘出历史的广度，才能够有力地揭示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深度。 传记文学所要求的真实，不但是史料的真实，而且要以真情表述人物历史的真实。不虚情、不矫情，而是要真情。从这个角度说，传记文学最困难的还不是史实的真实(因为它毕竟是史料的钩稽和考订方面的工作)，而是如何准确、深刻地传出人物的真情，即揭示传记对象的性格、心理和举止言行的风貌。这都是史料所不能简单记述和表达的，它需要作者的敏锐度和艺术的把握，把握人们难以窥见的、隐秘于灵魂最深层次的东西。但我认为，《风流才女——石评梅传》从总体说把握了石评梅的矛盾心理。她是在“五四”浪潮中勇敢地告别山西乡野的家门，冲出“娘子关”，步入了当时革命漩涡的学堂和文坛的。她是强者，但又是弱者，既有浩然之气，卓然自立，假诗神之双冀，凌霄而上，但又是一个不能洗涤自己生命染上的颜色，重感情而又沉溺于感情，没有勇气完全冲破心造的罗网的女性。正因为作者把握住石评梅的矛盾中心点，所以，无论是对于她的人生与诗学，还是对她爱情的波折与不幸，作品鞭辟入理，相当真实而有深度地展示了她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灵世界。石评梅对于读者，不仅仅是语言构造的形象，而且是有血有肉有情的形神兼备、声情并貌的“风流才女”。 在描述石评梅的真情方面，她与吴天放的情感纠葛与绝别是容易理解的，与高君宇的双双钟情和那种保持距离的冰雪情爱，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的纯真的爱情遭到吴天放的亵渎。在神圣的爱受到重击之后，石评梅仍然无法释放对他至爱的情怀，风雨无阻，每周日必到君宇墓祭吊，用她的泪水浇灌君宇墓的花草，这种情感对于今天的某些读者似乎是不被理解的，以至还发出了某种非议。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全书情感线的极为精彩和动人的篇章。写爱情，一般是相对而言或双双相思，但在高君宇死后，单表石评梅一方的爱之深情，这才是检验或考验作者艺术把握的功力。作品表现石评梅对高君宇之情时，如果单单写其刻骨铭心的思念、追悼的哀婉情丝，这是容易落入俗套的。我认为作者对此的构思力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写高君宇故后，石评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高君宇。一方面，她读了高君宇遗留下的日记和他发表在革命报刊上的文章；一方面是她参与的社会实践，女师大的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开扩了她的视野，李大剖、邵飘萍、刘和珍，先烈们的血孕育了她对革命、对时代的新认识，从而加深了她对高君宇的理解与爱。另一点是，不能否认石评梅对高君宇的天折有一种负疚与仟悔的情绪。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她独身自守，以身伴九泉之下的高君宇，是自己折磨自己，然而，她又逃脱不了情丝的捆缚，“我虽未杀伯仁，伯仁终不免因我而死”，也许是她陷入自责自悔之中而无力自拔的原因。这两点，前者是历史的、实践的，后者是心灵的、神秘的感情，但它们都被作者所把握和动情地展示出来了。 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和情感真实，都需要真情的笔墨、动情的语言来描述的。我以为作品的描述语言是好的，美的。它不单单是流利、畅达、生动的语言，而且因为它写的是女诗人，是诗的爱情和悲剧的长诗，所以这部作品描述语言的核心特色，不是一般的小说语言，而是诗！石评梅的同学好友曾称她为颦儿，这可能是因为她那双眉似颦非颦，似含着泪水的眼睛，也可能因为她那洁身自傲和声情并茂的诗才，都把她视为林黛玉的缘故吧？作者扣紧了这一点，用了不少林黛玉吟唱的诗文，顺手拈来，点染成趣，使石评梅形神毕肖，连其一生的结语也用了“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抷净土掩风流”，那是恰到好处的。总之，作者古典诗文的修养功夫帮了他的大忙，对于爱神与诗神的形象，唯有诗的语言，才会弹奏出和谐而深沉的诗的旋律。 此外石评梅两度归乡探亲，也不单单是家庭情谊的渲叙，她到白云寺对吟梅生前的情人，现已遁入空门的年轻和尚的一瞥，为石评梅对高君宇的既亲密又有间隔的爱情方式铺垫了意念的厚度。可以这样说，作品既有石评梅身世爱情的哀婉悲凉，又有时代的宏大、磅礴与悲壮，显得深厚和精萃得多了。 柯兴手中有好几把板斧，小说、历史剧、电视剧、评剧，他都写，可谓之多才多艺的多面手吧。他是一位笔耕勤奋、有才华的多产作家，但我尤为赞赏他那种扎扎实实、渐积厚累、潜心思考、矻矻以求的精神。作为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虽然着墨近年，但积累与思考久矣。他说《石评梅作品集》的问世和邓颖超题记的发表，使他“决心为一代风流才女的坎坷悲艳的一生写一部传记文学”。但我觉得，他创作这部长篇作品的动因和灵感，这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不能不归结为柯兴独特的情感意蕴。早在1962年，当他敬仰地伫立在高石之墓前的那一瞬间即开始了。创作需要理性，需要读书或从名人题语之类得到某种的启示，然而文学的创造力更需要从具体感性的形象物引发而出的诗情。梅里美在《高龙巴》这篇小说里曾写道：“奥索叫她的妹妹为邻居死者写挽歌，女主人公高龙巴回答说：‘不，哥哥，这个(指挽歌)我不能预先作的。我得坐在主人面前，想着他的家属，等我的眼泪冒上来了，我才能把临时的感想唱出来。’” 当柯兴作为一位大学中文系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第一次来到首都拜谒高石荒冢的时候，虽然对高石生平业绩因“一无所知”而一时无法落笔，但是他对高君宇的“我是宝剑、我是火花”的浩然之气的景仰，对古亭梅魂的缅怀与追思，这应该说是作者二十年后写此书的情启灵动的最初之因。还有一个动因也是不能忽视的，即作者说：“我写‘石评梅传’是歌颂评梅，同时也倾注了对我儿时那位乡村女教师的深深的爱。”这是他在小说《后记》里所写的，看来似自我抒情的闲笔，其实它是作者无意之中道出了写《风流才女——石评梅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诚如在这部文学作品问世之初，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说，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郭沫若说“蔡文姬就是我”。其实包法利夫人和蔡文姬，不过是他们笔下的小说和戏剧里的主人公，他们的经历和作家本人并没有多少共同点。郭沫若与福楼拜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他们和自己创作的人物心灵息息相通，倾注了他们浓烈的感情。柯兴并没有说“石评梅就是我”，然而，石评梅的形象无疑是灌注了作者对那位温柔善良的，曾“给了我爱，给了我温暖”的童年时代的女教师的情丝。文学是人学，这是人所周知的；但文学还是爱学，没有崇高的爱的感情，人物形象会因失血而苍白的。从对小学启蒙教师的怀念之情，直到读了石评梅作品和邓颖超同志的题语，如果没有这一条数十年积累的挚爱的情感线，我想，柯兴也许不会写《风流才女——石评梅传》的；即使写了，也不会是一部盈灌着激情、柔情和诗情的成功之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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