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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艺术大师和科学家的创造活动都包含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阿雅·普利高津博士《耗散结构理论》 我们变化不定的自己都是历史秩序混乱的产物，是急剧动荡的混乱 品，无论后者是由战争和灾难造成的，或者是由不断变化的技术带来的， 还是由政治和文化观念剧烈转变造成的。 ——罗伯特·杰·利夫顿博士 危机是创造之母吗？ 如果危机并非创造之母，也是其教母。创伤和危机能为那些从此类经历的幸存者中孕育出伟大的创造力，所有卓越成就者都有着魔般的推动力，而这无疑是成功的重要标准。这种着魔般的推动力源自何处？是遗传的吗？研究结果不是。阿德勒说我们所有人都追求完美和优秀，但观察显示伟大者被疯狂般的需求所驱使，而其他人则更满足于过正常人生活。一周过度性地工作100个小时，不是普通的力量驱动，而是这些人难以抗拒的冲动力使然。看来这种中邪的魔力来源于孩子时期或年轻时候，注入了得到平衡补偿或向世人显示其特殊的念头。尽管独特行为来源于独特经历，然而许多因素与这种孩子时代的着魔能量的输入有关。危机和创伤是一种独特的经历。 有时着魔般能量和驱动力来自狂乱的抑制个性。在恩斯特·克莱奇马1931年出版的《天才男人心理学》中，他把疯狂作为大多数天才的品格特征的成因，他说：“在疯狂和创造生产力过程之间有相似之处”。安东尼·斯托研究了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力，说：“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创造者都具有着魔症状或性格特征……也许着魔气质最惊人的特征是同时控制自身和环境的冲动性需要”（1993）。我们所讨论的十三位妇女符合这种描述，她们着魔般地取得卓越成就，这看来是她们早年生活中创伤性事件或危机的结果，这些事件注入了强烈的需求，要向自己和社会证明些什么。 其他研究者发现了类似事实。赫尔希曼和利伯在《天才之钥匙》（豆988）中指出：“轻躁狂被冲动驱使，坚持使自己的需要和渴望立即得到满足，并有一种‘钢铁般意志’。……许多高级经理和政界成功者是轻躁狂，他们的动力、想象、领袖魅力和其他轻躁狂特征为人熟识，他们的问题却隐而未露”。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声称：“没有作曲生活，我会毫无意义”。这句引语也适用于我们这十三位女性。凯瑟琳大帝是个完全能生活得悠闲自在的皇后，她的传记作者特洛亚特（1980）描述她疯狂地工作：“她每天早晨5点起床，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她很少有时间吃饭。晚上9点，和几个亲密朋友在餐桌前草草吃一顿后，她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床上。她起草条文之神速让人惊奇，也使誉抄者烦忧”。 琳达·里尔纳德，一位荣格学派心理学家描述到危机和创伤是如何导致着魔般工作和创造性成就的，她在《与疯女人相会》（1993）一书中说：“出自内在混乱和感情动荡能出现创造性激发性的幻想，给个人和文化带来崭新的生活天地”。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雅·普利高津说得更明确：“心理折磨、焦灼不安和消沉颓丧能导致新的情感的、理智的和精神的力量。”这十三位妇女的研究结果可证实，她们的卓越成就可能与儿童时期给她们留下创伤的事件有关。 典型例子是凯瑟琳大帝，她遭遇了众多危机——个人的及政治性的，身体的及心理上的——挺过一切后成为俄罗斯、欧洲和世界历史上最功勋卓著的统治者，她遭遇手足之死，7岁时因脊椎骨弯曲而卧床不起。玛格丽特·米德也目睹妹妹去世，对她是个极大的创伤。寄达·梅也经历5个兄妹去世的事件。有三个人（卡拉斯、劳达和斯坦内姆）遭遇母亲进精神病院，其中一个人的母亲自杀。每个人都克服了特定的创伤，许多人早年还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些事件常常使她们烦忧和不快，不快是创伤中的重要因子。精神病专家安东尼·斯托曾多年调查创造者个性，认为一种“非凡的不满”激励着他们朝向创造性成就，这种不满可能产生自我适应，因为挫折有助于内部想象世界的形成；……转而引发标志着成就和满足的创造性发现（1988）。 不快／孤独的童年和创造力 大多数创造和革新者都有不快活的童年，看来已契入其个性，驱动他们对社会的巨大贡献。牛顿、狄更斯、贝多芬和凡高都是童年历经坎坷不幸的典型。德国作家高塞说：“我总被看作一个受幸运之神特别偏爱的人……但是……我确信无疑，在自己75年光阴的生涯中，我没有几天脑于得到真正的休息”。 这十三位女性早年生活创伤和危机看来对她们爬上顶峰也大有影响。她们经历了“最糟情况”剧情，而自此以后，能极其轻松自如地处置世俗的生活规则。一个人遭受破产打击后，再也不会为钱担忧；从雪坡滑下而没摔断大腿，就能更轻松自如地滑雪而绝无任何恐惧。对未知的害怕比未知本身更可怕；因而对那些有幸经历创伤和危机者而言，童年的打击有助于培养应付技巧和自我满足，他们知道如何毫不惊慌地处置面临的障碍，而这是每个创业／革新者的必修课；这种技巧能赋予这些人能曲能伸的弹性品质，而这种弹性正是那些过着平静顺利生活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危机幸存者学会了如何有效处置竞争性世界。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早年与危机的较量（一位感情严重错乱的母亲）给予她面对女权主义运动挫折时的力量和决心，她反叛性地对听众说——“在接下去的24小时内，为简单的公正去做件出格的事情”（《出格行动和每天的叛逆》1983）——这便是她过去经历练就的弹性精神气质的证明。很显然，斯坦内姆觉得自己不用摧毁它，也能给现行制度以重大打击。大多数人从早年就学会不与现行制度斗争，因为这会被它埋葬；而对那些几乎被葬身其下的人来说，这种灭顶之灾就不那么可怕了。大多数孩子早就学会：卸下威吓者武装的唯一办法是威吓，威吓者并不想战斗，他们只想吓唬人们。只有那些从危机和创伤中幸存的人，才能彻底体验那种滋味，从而不再对此惧怕。他们是最糟糕剧情安排的幸存者，能对不太友善的环境处之泰然。看来危机是创造之母，因为它决定人们以积极姿态有效处置矛盾。 危机和超级学习 弗洛伊德学派的威尔海姆·里奇和克罗拉多大学医疗中心的生物反馈专家托马斯·布辛斯基认为巨大的危机强化超级学习，因为它使人陷入一种状态（脑波动极低的昏睡和梦幻状态），从而学识、记忆和创造力都得以强化。当人们经历危机和创伤，他们的脑波活动转移到这种状态，换言之，人们的行为往往在创伤事件后改变定型；在创伤性状态下，任何人都以极快的速度学习和记忆此事。当玛丽亚·卡拉斯6岁时被车撞倒，昏睡了12天，她受到了创伤；当她从昏迷中苏醒立刻呈现一个沉溺而着魔的预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到达顶峰，她在自己自动选择的声乐歌剧事业中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和卓越成就者。这种梦境对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剧女主角有多重要呢？这很难说，但确定无疑的是任何经历类似危机的人都会同样被驱向成功，凯瑟琳大帝、哥达·梅、艾恩·兰达、琳达·沃切纳、奥普拉·温弗雷、玛丽·凯·阿什和麦当娜在生活中也有严重的危机，其他人则有创伤极大的事件的打击。依我看来，即便不是原因，危机经历也肯定相关。玛丽亚·卡拉斯身上所发现的激情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能量是少见的，而往往是危机或创伤性事件的结果。 创伤或“打击”状况的学习并非新鲜事，这种行为改变装置在战争年代清洗战俘头脑中广泛运用，知觉剥夺（面对黑洞或坐地牢）用于降低脑波来定势脆弱的囚犯改变主张。另一种强化超级学习可接受的方法是玄妙思维，这常被成功地用于考试和讲演之前，或其他一些需要智能完成的任务。不管如何称呼，超级学习看来是创造成就的影响因素。 危机和女幻想家的创造力 凯瑟琳大帝能从蚂蚁山幻想出高山，她面临失去一切的危险境地，包括她的自由、儿子、生活；而她踏上雄马，攫取了俄罗斯皇位，达到了始无前例的高度。两个世纪之后，8岁的艾恩·兰达以凯瑟琳为其老师，她差点丧命于布尔什维克革命，9岁时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她九死一生，12岁时遇到革命，在战争最后几年，她又几乎饿死。持续多年的俄国革命攫取了她的家园，她家的生意以及她的自尊，兰达承受了这些危机，变成一个自亚当·斯密以后最响亮的资本主义宣扬者，她早年与灾难的较量激励她创造自己的史诗哲学小说，她进行了本世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圣战宣传（1982年她的棺木上印有巨大的美元标志便是证明），并孕育了以主观主义者闻名的哲学运动，而这又成为政府的意志自由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石。 玛格丽特·米德是个有反传统父母的早熟孩子，在她4岁时他们让她为新生的妹妹（凯瑟琳）取名，当凯瑟琳6个月后不幸在圣诞节死去，对玛格丽特打击沉重。此事在她的传记中及自传《冬天黑豆》（1972）中没有多提，但35年后，米德为她自己的女儿取名凯瑟琳。在她成长的关键阶段丧失一个亲人，看来成为她身不由己地驱使到人类学世界顶峰的一个原因。 简·芳达在12岁时母亲自杀，使她进行了以厌食为方式长达23年的较量。她母亲过着神经颓丧的错乱生活，影响着幼小的简，她与母亲有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一直希望凯瑟琳·赫本能成为她母亲。所有这些使她有种负罪感，最终着魔般地驱使她达到完美和卓越成就。她母亲一直为自己的体重和体型操心，这最终使芳达饮食紊乱，芳达承认厌食症是源于对母亲死亡的内在化的负罪感。在她听到母亲的悲剧后，夜晚常常做恶梦，从而形成了着魔的极度忧郁行为。她的大学同寝室室友说：“经常有持续几小时的尖叫”。简·芳达在母亲自杀前对她很不好。她和哥哥在母亲拼命想与他们交流时，都躲着她，芳达夫人叫着简，但她不应声，芳达夫人回到疗养院，两天后割喉自尽。简对这一创伤事件的负罪感，在她的精神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70岁时，哥达·梅还回忆起在俄国基辅恶梦般的经历。她只有4岁，首次听到“基督徒杀手”的罪名，这种急促的惊请给天真无邪的孩子注入的恐惧是如此之深，她在70岁写传记时还在回忆起这一创伤和恐怖，这些创伤和恐惧使梅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毕生为流浪的犹太人建立稳固的家园而战斗。一个以自由的以色列王国成为她潜意识的梦，她为此贡献了整个生命的每一份能量。梅在成为以色列首相的征途上面临众多创伤和危机。本世纪初在俄国的日子是如此艰难，她的五个兄妹都没满两岁便去世，哥达在饥饿和恐惧之中长大，因而练就了她从未丢失的令人惊畏和能屈能伸的自尊以及钢铁般意志。在20多岁时，她几乎在耶路撒冷饿死，此后为了在艰苦卓绝的开拓先锋者道路上存活，她形成真正的“无畏的女性”。在50岁时她还在每日每时与死亡争斗，她生活中每天都经历着死亡和毁灭，而这并没吓倒她，她比本书中任一位女性经历更多的危机，但这从没让她改变态度。她最初在俄国的危机明显地定势她能承受以后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 麦当娜和芳达一样，对失去母亲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麦当娜母亲在她5岁时死于癌症，她潜意识的精神里从没让她忘记这一创伤。麦当娜的伤痕升华成她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中每个想象出来的怪诞和反叛行为，她承认这种经历一直萦绕着她：“母亲去世留给我的是孤独感，对事情的莫名的渴望欲。如果我没有那种空虚，我不会这么受驱动”。她后来谈到这种被丢弃的伤害，说：“没人再会让我伤心”。麦当娜兑现了诺言，以强烈的着魔般驱动力达到顶峰，挡住了任何试图从情感上接近她的人。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早年的创伤和危机也形成于她那忧郁狂的母亲，母亲在她出生前精神消沉，在格洛丽亚12岁时已极其严重，她被俄亥俄特拉多报社解雇了记者职位，这导致了她的病症。格洛丽亚知道母亲的病症与女性的多愁善感有关，这是真正的忧郁狂症。格洛丽亚在青年时不得不关心照料母亲，在别人玩乐聚会时，不得不忍受煎熬充当护士。这种早年创伤成为斯坦内姆拒绝婚姻和家庭的一个主要因素。她有过几次按部就搬地进展顺利的恋爱过程，一旦达到固定化地步，她就消失了。斯坦内姆的过去给予她成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性能量和必备的坚持不懈精神。她也许会更希望有个正常的童年生活，而如果真是那样，她绝不会获得卓越成就，而可能已成为俄亥俄特拉多地区的一个祖母。 莉莲·弗农刚5岁时，她的家庭不得不逃离德国反犹太运动而到了荷兰；5年之后，当纳粹的铁蹄踏遍欧洲大陆时，他们不得不再度举家逃往美国，第二个创伤是弗农的哥哥死于这场战争。她不得不学习新语言和新文化，交新朋友——对孩子说并没什么好，但有助于未来创业天才的培养。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在格兰汉姆——英国遭炮火袭击最严重的城市中长大的少年，成为坚定的反纳粹者，3万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丧命，这种经历也有助于将她塑造成不屈不挠的铁女人。 琳达·沃切纳10岁时椅子倒下，11岁起几乎被石膏绷着度过了两年，她简直没把握自己是否还能行走，发誓一旦能走路，她将永不知疲倦。自那次创伤后，她成为一个被驱动的女性，她承认：“我有种不屈不挠的需求去做一件事，尽可能达到目标。有时我感到很累，我仍然梦想着银色牵引力悬挂在头上”，由于危机，她说：“我有巨大能量，我早上是个人，下午是个人，晚上还是这个人。我会一连两、三天把事情干好。”那些无法跟上她这种动能的雇员和公司经理，会相信她在兑现童年的誓言。 玛丽亚·卡拉斯过着被危机和创伤包围着的生活，这极可能是形成她变幻无常个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也使她具有无可比拟的天赋。卡拉斯的母亲在她出生后的头4天中不想要她，甚至拒绝看她和碰她。5岁那年，玛丽亚在曼哈顿被车撞倒，昏迷不醒，医生告诉吓呆的父母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她昏睡了12天，在医院住了22天，她呈现了成为世界伟大歌唱家的坚定念头。在卡拉斯8岁时，母亲由于大萧条造成的家境困难而企图自杀，随后在贝利维医院住了1个月。17岁时卡拉斯在雅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战火燃到她的国家，雅典被占领达4年之久，这段时间她不得不靠吃垃圾罐维生。战后，在一次血腥事件中，她穿过枪林弹雨，几乎丧生。这些危机形成了她忧郁狂个性，从而将卡拉斯塑造成一个没有耐心而任性的完美主义者，激起世界观众喜欢和憎恨的变幻无常的歌剧女主角。卡拉斯从来未曾从母亲最初的冷漠对待中恢复，在30岁时她给予回报，买了一件皮毛大衣给她，和她永远地再见，以后再也没和母亲见过面。 玛丽·凯·阿什在生活中有三次巨大危机。她两岁时父亲患肺结核，从7岁起当母亲外出干两份活以维持家庭生计时，她便成为父亲的护士。27岁时被丈夫抛弃，留给她三个8岁不到的孩子。对她打击最大的是玛丽·凯化妆品公司开张前1个月，她的丈夫——新公司的管理者和财政顾问，因心脏病坠地身亡。这些危机给阿什注入了神奇力量，置生活中的不利因素不顾，积极从事自己的事业，她以热情和信心，以诺曼·文森特·皮尔化妆品牌子进行了美国多层推销市场的革命。 奥普拉生来就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她是个私生女，在最初的6年生活中没有父亲和母亲。9岁时遭强奸，随后又遭到家中三个成员的性骚扰和折磨，在三个不同城市中读了不计其数的学校。奥普拉深受这些经历的负罪感的压迫，在巴尔迪摩遭人抛弃后企图以自杀得以解脱。这些事件看来都深深契入脑中使她成为美国头号谈话节目主持人，她极度的敏感和移情能力来源于自己童年的创伤。奥普拉对观众传授的信条是这种创伤是积极因素，说自己所受的性虐待“不是生活中可怕的事情，从中能有所教训”，然而她承认自己的体重问题和对结婚豫犹不决是由于没有完全从早年的创伤阴影中摆脱出来，她承认她早年的创伤与自己伟大的成功及驱动性性格有关。用她的话来说：“我努力使自己被爱，我所能接受的被我看作是爱的东西只能来自于成就”。 表11 危机和早年过境 人物 危机或创伤 玛丽·凯·阿什 7岁起照料残废的父亲，孩子时便得行使大人的责任。27岁时第一个丈夫抛下三个8岁不到的孩子，第二个丈夫在玛丽凯化妆品公司开张前30天去世。 玛丽亚·卡拉斯 5岁时遭受严重车祸，昏迷12天。7岁亲企图自杀，被送往纽约精神病医院呆了1个月。17岁时纳粹入侵雅典，她不断生活在恐怖与饥饿之中。 丽莎·克莱伯恩 10岁时纳粹侵占比利时，迫使举家逃往美国。 简·芳达 11岁时母亲因精神崩溃住进疗养院，12岁时以可怖形式自杀，引发芳达长达23年厌食性的抗争。 艾斯蒂·劳达 孩子时妹妹患天花。 麦当娜 5岁时母亲死于癌症，她“代表一切”的父亲背弃她与保姆结婚，后者成为刻薄的继母。 哥达·梅 从出生到8岁那段时间俄国基辅运动，烙下了她“基督杀手”的烙印，创伤驱使她50年来每日面对死亡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20年代在耶路撒冷几乎饿死。 艾恩·兰达 9岁时度过一战的恐怖生活，12岁时经受俄国革命，少年时在俄国几乎饿死。少年时不断面临死亡威胁。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 母亲在其出生前已神经崩溃，在斯坦内姆儿童时代一直是神智不清和精神错乱。10岁时父母离婚，14岁母亲去世。 玛格丽特·撒切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国遭受炮弹袭击最严重的格兰汉姆市度过，当时她是少年。 莉莲·弗农 希特勒掌权后的反犹太运动迫使全家离开德国到荷兰，随后为逃离纳粹的魔影前往美国。弗农的哥哥死于战争。琳达·沃切纳 8岁时卧床不起，并有不能走路的危险，身体绷石膏达两年之久，发誓成为伟人，能像常人般行走将永不知疲倦。 奥普拉·温弗雷 私生女，10年内迁居五次。9岁遭强奸，被家中三个成员虐待。14岁时怀孕，孩子出生便死去。在巴尔迪摩被恋人遗弃，使她几乎自杀。 与莉莲·弗农类似，丽莎·克莱伯恩在1939年纳粹入侵时，也不得不离开布鲁塞尔。艾斯蒂·劳达主要生活危机是在贫民窟长大，并且从不愿意承认它。这种危机和创伤列于表11。 女性危机和创造努力 书中这些女性生活中经历了几次重大危机，但这些创伤有助于各位妇女创造和革新生活的准备。莉莲·弗农感到所有创业者都需要时刻准备着危机，“每家公司都需要不断与危机较量……但我已学会处置，以一种积极的方法迈向前方”。与创伤的较量教会这些妇女以积极的姿态对待变化，而不要看作不利的经历，使她们能以更有效的态势来处置矛盾，变化成为驱逐过去个人生活魔鬼的催化剂。由于已目睹家园遭毁，她们能以内在感觉赋予的力量说自己能孤注一掷来偿还梦想。 医生、作家兼哲学家保罗·皮尔塞尔在《创造奇迹》（1993）一书中将危机描绘成我们生存可能性的证明，“危机是我们经历的由第五种能量引起的混乱，这种能量在不断搅动事物达到更高、更发达的水平”。这是他对历经九死一生后重生的描述，科学术语是熵：在达到混乱点或自我毁灭点之后的再生体系。 普利高津博士的“耗散结构” 耗散结构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理论化学家阿雅·普利高津博士创立，他认为秩序来源于无序，生活源自于熵，换言之：“艺术和科学创造”也来源于混乱和嫡。普利高津的假设从这些将生活危机转变成创造努力的妇女中得到了显示。按普利高津的说法：“正是从混乱、骚乱和无序中，才会产生高层次的秩序和智慧”；运用到人类行为，普利高津的科学理论含义是：遭受深重打击的人——身心遭到摧残，处于混乱状态——最容易有创造性突破革新。普利高津有个贴切的表述：“许多看似崩溃的体系，往往恰恰是突破的前兆”。这与古希腊快乐／痛苦原理不谋而合，后者是说不首先遭受痛苦，无法体验真正的快乐。这也同样能说明德国和日本如何能从二战废墟中崛起，成为两个世界强国，这十三位女性如何能在经历如此创伤性生活后成为伟大的创造天才。 危机是创造力之母！ 耗散结构理论为我的假设“危机是创造力之母”提供了科学依据。普利高津说得更透彻：“一个组织（或人）越不稳定，就越不可能变化——演进”。我们从日常自己的身体中也可发现这个过程，当病得严重时，我们处于危机阶段，会发高烧危及生命或结束生命，然后身体重新工作、建立新的抗体，“新细胞”比“旧细胞”抗病力更强；同样地，断骨也比原先的骨头牢固。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身体或死亡会变得比危机前更强健。 对于“危机是成功之母”的另一个论据来自多那德·麦金能（1975），他在研究创造者个性后发现：“那些取得最大成就的人，在其生活历史中往往数不胜数有严重挫折、深重劫难和创伤性经历”。历史上例子数不胜数，如阿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马哈蒂马·甘地悲剧性生活，他们从危机中爬起，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当还是个法律学生时，马丁·路德被雷电击中几乎死亡，他说：“圣安救命！我将成为一个道士。”他活下来了，两周后成为道士，不再写法律文件，他进而进行了宗教革命。更近的有诺特拉斯（Nuiiius）体育器材公司创立人阿瑟·琼斯，从尼日利亚政府手掌中死里逃生，这位年富力强的鳄鱼猎手杰出地成为企业家。泰德在父亲自杀后不久创立了他的公司。弗雷德·史密斯作为一名越南前线的战士，回来不久便创立了联邦捷迈公司。 几乎每位伟大的创造革新天才都受变化激励，而不是受其限制。软弱被危机摧毁，由于创伤的作用，坚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普利高津所表述的那样：“生活源自于摘（混乱）状态——不要鄙视混乱”，危机是变得坚强的催化剂，而不是像弱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书中十三位幻想家直觉地知道这点，利用自身的弱点来推进事业，社会也如此。 文化危机和创造力 危机孕育伟大创造成就的一个有趣事例是美国从混乱动荡中一跃而起，成为强国。更能给人以启迪的是日本和德国从战败的废墟中崛起成为前所未有的经济强国，日本还由此创立了一种以众所未有的方法主导着工业的经济，它占有世界25家大银行中的23家，主导着家用电器市场以及汽车制造业，在半导体制造业中起领头作用，它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值赶上了美国。在德国，奔驰，宝马和宝奇主导着精密自动化市场，德国马克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 日本和德国在1945年时几乎遭战火毁灭，国家混乱不堪，它们的经济非但没崩溃，反而变得前所未有之强大，这两个民族经过搞变，转变成有动力、革新力和创造力、内涵丰富的民族，它们任何一个经济指标都处于战后领先地位，因为在它们的人民中有种内在化的精神能量——战争几乎使他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工作、家庭、未来、金钱、家园和希望，他们的损失还有被摧毁的自尊，以及精神。他们是挨打的人，但他们重新振作，重建生活和经济，他们所受的战争创伤激励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和创造力，而这些是不遭受危机而无法达到的。普利高津以其格言概述这一假设：“心理挫折，苦闷和颓丧能产生新的情感，理智和精神力量——混乱和怀疑能产生新的科学主张”。上述理论运用到“社会行为，生态学和经济学”便成为文化危机是经济创造力之母。根据普利高津的理论，可怕的混乱是一个民族、文化和个人及生物体系走向有序和创造成功的先兆：“以自我组织范例，我们能从无序走向有序，在心理学创造力领域，这是我们最常有的经历——每项艺术或科学成就都蕴含着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 普利高津的“分支点”是危机的关键点——一个系统或灭亡或重生。在这个关键点上，人或系统迈向伟大的创造努力或被危机摧毁。这十三位妇女在到达分支点后，激奋地取得伟大成就，她们在经历逆境后变得更强健，利用她们的危机搬动高山而不是山丘。 小结 危机是创造力的伴随物。穆罕默德几度轻生，马丁·路德曾沮丧、臆想，处于疯狂的错乱状态。疯狂的沮丧，中邪似的冲动行为及其他形式的极度狂乱在多数伟大创造天才身上都能找到。玛丽亚·卡拉斯是典型，这种心理问题常常是儿童时代创伤或危机的直接后果，这些行为特征并非所有伟大创造活动必备，但会对后者有所帮助；也并不必让一个人童年受重大悲剧的折磨，以使其将来成为杰出的企业家、发明家和革新者。但一个经历此类危机的不同寻常的人物往往会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就。 危机也将人塑造成能屈能伸，在动荡的环境中应付自如。书中这些妇女童年时遭受极度的创伤和危机；其中有一半的人经历家人死亡或严重致残，许多人有死里逃生的经历。这些创伤给她们注入了女性中罕见的坚强和坚毅。 普利高津发现，当一种体系到达分支点（混乱），它或者消亡，或者变得比以前更强大。这正是在这些女性身上所发生的事实，她们面临逆境，克服后到达了顶峰。孩子达到普利高津的无序或熵状态，出现创伤性的或状态使他们能够“超学习”，会在他们个性中注入弹性，早年的创伤和危机铭刻成异乎寻常的取得成功的决心，使他们以后在自己的领域中达到顶峰。危机、变迁和童年的不快在创造和革新成就中起相当大的作用。许多这些女幻想家经历了童年机能障碍、重置和耗散状态，应证了普利高津“分支点”理论。 早年经历可怕的危机看来有助于培养创造人才，这种经历定势着成年去处置相同的环境。创造性努力、突破性革新和伟大创业无异于学会应付日常危机、克眼它们。卓越成就者看来在早年生活中已学会了这些。这些妇女经历了常人不曾有的危机，因而学会了更好地应付，看来这个因素成为创造天才的构造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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