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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多数袭击少数，强者袭击弱者。在首都奥朗则布大街富人居住区，在老德里月光广场上的首饰市场，在阿姆利则城内；在拉合尔景色优美的郊区，在拉瓦尔品第露天市场，在白沙瓦的城墙脚下；在店铺里，在货摊上，在茅草房内和村庄的街道上，在砖窑里，在纺织厂，在田野上，在车站、医院、疯人院、办公室和咖啡馆里，过去朝夕相处的不同信仰的居民现在到处在互相厮杀，仇恨不已。这不是交战，不是内战，也不是游击战，而是一个世界在动荡，突然地发生剧烈爆炸。一桩罪行引起另一桩罪行，以恐怖对付恐怖，以死亡对付死亡。没有多久，整个印度社会的围墙一堵一堵地塌了下来，犹如一座大厦被最后一枚炸弹炸坍—样。 这场灾难绝非偶然发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一对连体双胞胎，旁遮普就是把它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恶性肿瘤。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的解剖刀从肿瘤中间切下，把一对双胞胎分开，但是未能清除癌细胞。他把五百万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划到巴基斯坦旁遮普的一半里面，而把五百万穆斯林划入印度的一半。广大受剥削的穆斯林群众听信了真纳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的诺言，他们认为，在巴基斯坦这个“纯净和清洁的国家”里，印度高利贷者、商人、无情的锡克大地主们将会消失。然而，这些人仍然存在，他们拥有农庄、商店，索利讨债收房租。穆斯林怎么能不这样想：“如果巴基斯坦属于我们，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商店、农庄、住宅和工厂也应该属于我们。”与此同时，在成为印度的那一部分，锡克教徒准备把所有的穆斯林赶走，然后把逃离巴基斯坦的兄弟们安置在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因此，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不可避免地要以灭绝性的狂怒对峙冲突。 印度历来是发生过火行为的土地。工业国家使用原子弹、V1火箭、磷弹、火焰喷射器和毒瓦斯互相残杀，旁遮普的居民则使用竹矛、长刀、短刀、棍棒、铁锤、石块和虎牙钩相互杀戮。他们的领导人在他们无意引起的狂暴面前惊慌失措，绝望地试图使人们平息下来。但是，这是徒劳的。印度发疯了。 ※ ※ ※ 将近十万人聚集在加尔各答的纳克尔丹加广场上等待着甘地露面，他们已经等待五个钟头了。广场附近的屋顶上、游廓上、阳台上和树上，到处挤满了人。三千公里以外的旁遮普平原上，两大教派的群众此时正在互相残杀。这里，人群中既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他们等待的那位身材矮小的人，以他的魅力曾经阻止暴力事件在加尔各答发生。 当甘地的瘦弱身影出现在小平台上的时候，一股神秘的力量激励着到会的群众。圣雄说道：“现在，友善的热潮席卷加尔各答，每个人都应该为友谊长存作出贡献。”甘地猛烈地抨击了前天那些自以为爱国而袭击了法国商行董事长别墅的人。他说：“法国人民是热爱自由的人民，印度应该保护他们在印度的财产。” 这位年迈的贤哲凝视着欢呼雀跃的人群，一般疑虑突然涌上心头。真是这样好吗？他哀求地说道：“愿加尔各答奇迹不是一时的冲动！” ※ ※ ※ 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在加尔各答所完成的业绩，五万五千名士兵在旁遮普无法实现。蒙巴顿建立的强大别动队应付不了局面。完全出人意料，十二个县区处于血泊与火海之中。有些县区的面积比巴勒斯坦还要大，在那些地方，十万英国士兵也无法保障安全。县区之间的大路和堤坝上，载重汽车无法通行，只有骑兵尚可来往自由行动。但是，英国军队引以为荣的骑兵早已不复存在了。 全国行政机构瓦解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电报、邮局、电话全部中断。印度只好通过一家私人公司的电话和一架安置在厕所内的电台治理旁遮普的印度地区。 巴基斯坦方面的情况更惨。刚刚诞生的国家面临—片混乱的局势。真纳在官邸找到了槌球球具，但其他东西一无所获。装载着分给巴基斯坦的东西的几百个车厢被盗窃后不知去向。卡拉奇的官员们没有桌椅办公，不得不站着起草第一批官方文件。部长们没有安乐椅和沙发，站着接待各国派来的首任使节。 巴基斯坦的两部分中间隔着两千多公里的印度领土，双方没有任何交通手段进行联系。经济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巴基斯坦的仓库里堆满了棉花、黄麻和皮革，但它既没有作坊、工厂，也没有处理皮革的地方。印度半岛四分之一的烟草生长在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没有一座火柴厂。印度干部和职员一旦离去，商业和整个银行系统立即瘫痪。发电站需要从南非以高价进口煤炭才能运转，因为印度不肯把煤炭卖给巴基斯坦。 在运送以前的印度军队物资的工作中，印度人缺乏诚意。巴基斯坦应分得十七万吨装备和物资，但它仅仅收到六千吨。预计动用三百节车厢运送这批物资，实际上只有三节车厢抵达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军官发现，车厢里面装的是五千双军鞋，五千枝不能使用的步枪，一批护士工作服和数箱砖头和避孕套。 这种行径使穆斯林痛恨不已。他们深信，印度千方百计要把他们的国家扼杀在摇篮之中。负责监督分家的克劳德·奥金莱克元帅，于八月底向英国政府报告：“我敢断言，现今印度政府决意使用一切手段阻碍巴基斯坦自治领的发展。” ※ ※ ※ 然而，严重影响巴基斯坦前途的还不是印度的阴谋活动。新生的巴基斯坦国同印度一样，被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类迁徙淹没了。从旁遮普的一端到另一端，被暴力吓破了胆的人群，或步行，或乘坐马车、手推车、火车，或骑自行车，纷纷逃命，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带上：一头牛，一袋麦子，一个包袱，或者几件炊具。没有尽头的人流，规模难以想象的来来往往。九月底，五百万逃难的人把旁遮普的大道和小路挤得水泄不通。一千万人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改变了住所。 这场空前的逃亡造成的难民比以色列在中东造成的难民多十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流离失所的人”多四倍。 ※ ※ ※ 这一次，五十万人等待着甘地露面。“加尔各答奇迹”持续着。五十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汇成一片博爱的海洋。他们站满了加尔各答马伊丹公园前的广场。不久前，只有英国统治者可以到这里的草坪上玩马球和板球。甘地一颗善良的心激动着，他可能从未想象到眼前的景象。八月的这一天，正是穆斯林的开斋节，空前规模的人群跑来参加甘地的祈祷会。 从日出起，数千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来到耄年领袖居住的破败的寓所的窗下，乞求他赐福。他们给甘地送来鲜花和糖果。星期一是甘地的肃穆日，这一天，大部分时间他用来在旧信封的背面给来访者写些祝词和感谢的话。与此同时，其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街上游行。一年前，他们还在这里互相残杀。现在，他们高呼团结和友善的口号，互相交换香烟、点心和糖果，互相浇洒玫瑰露。当甘地走上小讲坛的时候，人们顿时情绪沸腾。十九点正，甘地显然为眼前这种神奇的友爱表现感动不已，他站起身来，按照印度教传统，双手合十向人群致意。然后，年迈的印度教首领打破静默戒规，用乌尔都语向穆斯林群众高喊：“祝你们节日快乐！” ※ ※ ※ 旁遮普疯狂的悲剧已经持续整整两星期了。在这两周内，参加甘地的祈祷会的群众不断增加。这一次，他们的总数将近一百万，把加尔各答这座过去不止一次表现出野蛮的大都会，变成了友爱和兄弟情谊的绿洲。世界上最贫困的城市居民们，响应贤哲的和解呼吁，恢复了祖先们的宽容传统。 《纽约时报》写道：“加尔各答奇迹”持续着，“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观。” 甘地以惯常的谦逊，不肯承认他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他在他主持的《贱民》杂志上解释道：“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玩具。我们遵照他的旨意行事。”然而，一封从新德里发出的信件给予甘地应得的荣誉。路易斯·蒙巴顿在写给他的“可怜的小麻雀”的一封信中指出：“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五万五千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一个人，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暴乱。”印度最后一任副王以军事头目和行政长官的双重身分，要求“向他的唯一的士兵致敬”。 ※ ※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列雅格特·阿里·汗肩并肩地乘坐敞篷汽车行进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位新总理为反对英国统治共同战斗了二十年，他们本应在欣喜若狂的广大同胞中间作凯旋之行。相反，他们在恐怖和贫困的人群中前进着，那一副副沉默的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是惊惧和焦虑，而不是对自由带给他们的种种恩惠的感激之情。两位领导人第二次巡视旁遮普，无望地寻求在这块灾难的土地上稍许恢复一点秩序的办法。 他们对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警察部队瓦解了，行政机构的权威在动乱中消逝了。他们甚至不能指望军队效忠。旁遮普到处是恐怖和无政府状态。 面对着一来一往的、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面对着被烈火和劫持荡平的村庄，面对着无人收获的农田，两位政府首脑瘫坐在座位上，仿佛被那么多的不幸事件压垮了。 终于，尼赫鲁打破沉寂说道，“该死的分治把我们带进了地狱！” 他转向列雅格特·阿里·汗愤愤地问道：“我们接受分治的时候，怎么就没有预见到这样一场灾难呢？当时我们都是兄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列雅格特·阿里·汗叹息道：“我们的人民发疯了。” 突然，一个男人从难民队伍中走出，向他们乘坐的汽车扑过来。这是一名神思恍惚的印度教徒，他认出了尼赫鲁。他两眼含泪地哀求尼赫鲁救救他，双手抓住车沿说道，一伙穆斯林在离这里几公里的地方，突然从甘蔗园里窜出抢走了他唯一的孩子，他的十岁的女儿。这个痛苦的男人发疯似的吼叫着：“还给我，我求求您，把她还给我吧！” 尼赫鲁大惊失色，随后振作了一下，突然想要呕吐。他是三亿多人的总理，但却不能援救这位绝望的父亲。尼赫鲁悲哀不堪，双手抱着头，嘤嘤地哭了起来。 这天晚上，印度总理彻夜未眠。白天所见到的一切仍然使他心绪不宁，他在拉合尔官邸的走廊上踱来踱去。人民所表现出的残暴给了他—个可怕的启示。他象被灼伤一样地感受到了席卷旁遮普的仇恨浪潮。对于这场悲剧，他毫无准备。他极度憎恶这场悲剧，甚至不惜失去人民的支持也要同它斗争。 当有人告诉他，阿姆利则附近一个村庄的锡克人准备屠杀邻近的穆斯林的时候，尼赫鲁立即在一株大榕树下召见了他们的头目。 他说，“我知道你们准备干什么。如果你们触动穆斯林邻居的一根头发，我第二天早晨就让人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我将亲自命令我的卫队把你们处死。” 凌晨两点，尼赫鲁叫醒了他的副官，吩咐他同新德里联系，了解那里的最新情况。在一连串坏消息之后，尼赫鲁收到了唯一一条令人宽慰的消息，因为接受分治而背叛了的老人，继续不断在创造奇迹。加尔各答平安无事。 ※ ※ ※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早晨，奇迹出现十六天之后，宗教仇恨的病毒又一次传染了加尔各答城，象在其他地区一样，旁遮普难民的恐怖叙述，使病菌感染扩散开来。有关一名印度少年在有轨电车上被穆斯林打死的谣传，象火一样点燃了炸药筒。 这天晚上十点，一群狂热的印度青年突然闯进海达利公馆院内，要求与圣雄谈话。甘地躺在草垫上睡着，身边是他的信徒、侄孙女摩奴和阿巴。人群推出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孩子，孩子说是被穆斯林打的。他们开始吼叫并向屋内扔石块。摩奴和阿巴走出来，试图使人们平静下来。但是，没有人理睬她们。闹事的人推开警察进入室内。甘地被吵闹声惊醒，站起身来，面对来人说道：“发什么疯？我在这儿。杀了我吧。” 他的话被喧闹声淹没了。两个浑身是血的穆斯林挣脱人群，躲藏到甘地身边。一根棍子朗他们飞去，擦着圣雄的头飞过，嵌入他身后的墙壁里。 增援的警察到来之后，甘地才又回到草垫上躺下，他的心情烦躁不安：“加尔各答奇迹”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第二天，甘地最后的一些幻想被一扫而光。晌午刚过，穆斯林贫民窟遭到了一系列袭击。这些行动大部分是由国民公仆团的极端分子们策划的。国民公仆团是印度的极端分子组织，它的成员们曾在独立日那天，在浦那向他们的卍字桔黄色旗致敬。在离圣雄住处不远的贝利亚加塔大街上，两枚手榴弹在一辆惶恐不安的撤离的穆斯林卡车上爆炸。甘地立即赶到现场。两名工人被当场炸死，睁着呆滞的眼睛倒卧在血泊里，一团团苍蝇在伤口上飞来飞去，一枚硬币从其中一人的口袋中滚出，在尸体旁边的地上闪闪发光。 甘地十分震惊，他拒绝进食，一直沉默不语。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为光明祈祷，我在思索。只有沉默才能帮助我。” 几小时以后，甘地在院内散了一小会儿步。接着，他蹲在草垫上起草一项声明。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他决计以老迈的身躯进行绝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 ※ ※ 甘地使用的武器，恰恰是一种最悖情背理的武器。在印度，几个世纪以来，饿死是最倒霉的事情。然而，这件武器同印度一样古老。印度古代仙人曾说过：“汝行乎，吾死。”这句话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的人民来说，始终是一种鼓舞。一九四七年，有些农民在债主家门前绝食，以期推迟还债日期。债主们也有的以绝食威胁负债人，强迫他们信守契约。但是，甘地的天才乃是使这件迄今只是个人的武器，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在甘地手中，绝食成了一个没有武器、经济上不发达的人民从未使用过的最有力的武器。由于这种武器“把一种使其不能逃避的紧迫感强加于对手”，甘地“每当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就使用这件武器。他断言，只有绝食才能“打开谅解之心，感化对手们的每一根道德神经”。 甘地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他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十六次公开拒绝进食，其中两次曾历时三星期，使他濒临死亡的边缘。无论是为了争取南非的种族平等，实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和解，改变不可接触者的生活条件，还是为了加速英国人早日从印度撤退，甘地的绝食斗争使全世界亿万人感动不已。绝食同甘地的朝圣拐杖，他的“拖地”和他那副铁框眼镜一样，已经成为他的形象的一部分。整个印度，尽管百分之八十五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总能了解他那缓慢垂危的各个阶段的详情，每次当甘地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他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 甘地表现出令人难以相信的忍耐力量，而且，不断地发展了关于绝食的独特理论，使他成为世界上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伟大的绝食理论家。按照甘地的理论，进行绝食斗争必须遵照严格的生理和道德标准。基本原则是不能为反对任何人随意绝食，绝食只能“针对你可以说是爱他的那样的对手”。按照这样的理论，纳粹集中营的流放犯进行绝食反对狱吏，则是荒谬的事情。 圣雄主张绝食的卫生准则，同绝食的道德准则一样严格。甘地进行绝食时，只饮用掺有少量小苏打的水，有时加入一点柠檬汁。一九二四年，甘地在绝食二十天后，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于是他同意进行糖水灌肠，以减轻自我牺牲之苦。 对于甘地来说，进行绝食也是为满足苦修苦行的需要而使用的一种针对自己的武器。同禁欲一样，绝食也是一种祈祷形式，是一个人精神进步的主要因素。他说，“我认为，心灵的力量只能在制服肉体之后才能增长。我们很容易忘记，食物不是为宫廷华宴，而是为了支撑我们受奴役的躯体而作的。”他认为，在社会领域里，绝食的自我牺牲精神是非暴力武库中最有效的武器，因为它能够“感动麻木不仁的良心、激发苦心”。 现在，年近七十八岁的甘地再一次遭受绝食之苦。这一次，他使用这种武器所针对的人不是英国人，而是他的同胞们及其疯狂行为。他把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以使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免于在加尔各答的狂暴行径中死去。 ※ ※ ※ 甘地的门徒们意识到，在他这把年纪进行绝食会带来巨大危险，于是劝说他不要这样作。 “巴布，您怎么能为反对强盗们而绝食呢？”C·汉·拉贾戈帕勒查理神情愕然地对甘地说。他是甘地在国大党内的老伙伴，如今是孟加拉首任省督。 “我想感动那些煽动强盗们的人的心。” “那么，您要是死去了呢？您想要结束的这场动乱必将更糟糕。” “那我起码看不见了。” 任何人难以使甘地改变主意。甘地对他的两根“拐杖”摩奴和阿巴说，他从九月一日晚上开始绝食，看过在卡车上炸死的人以后，他就吃不下晚饭了。他对她们说，他决心绝食到动乱结束，或者成功，或者死去。他说，“或者加尔各答恢复平静，或者我离开人间。” 这一次，圣雄的体力很快衰退了。元旦以来，他在感情上所承受的压力使他精疲力竭。绝食最初的几个小时内，他心律不齐，令人担忧。经过按摩和用热水灌肠后，身体稍微好了一些。然而，他很吃力地喝下一升掺有苏打的温水。午夜，他说话的声音已经含糊不清了。 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内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一批又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纷纷来到海达利寓所看望他。但是，象传染病一样震撼着加尔各答的暴力行为，一天之内无法遏止。纵火、杀人、抢劫事件迭起。甘地躺在草垫上，甚至听得见枪击声。 甘地的信徒们找到加尔各答的印度极端分子的头目，恳求他们进行干预。他们解释说，由于甘地使加尔各答的穆斯林领袖作出保证，诺阿卡利的数千名印度教徒得救了。现在，印度教徒的领袖们应该制止屠杀加尔各答的穆斯林。 从第二天早晨起，枪击声逐渐和喊叫声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多的群众涌向海达利寓所，一面高呼和平的口号。甚至最凶狠的杀人犯也放下了大刀、铁棍和步枪，前来询问圣雄的血压、尿中的蛋白指数以及心搏次数等情况。下午，省督宣布，大学生决定为恢复和平进行总动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知名人士纷纷来到那位垂危老人的卧榻前，请求他停止绝食。一名穆斯林跪在他的脚下喊道；“您如果有个好歹，我们穆斯林可就完了。”任何苦苦的哀求，始终未能动摇燃烧在甘地的衰竭身体内的意志。他说道： “在半个月以前的那种令人引以为荣的和平未恢复之前，我绝不停止绝食。” 第三天凌晨，甘地说话的声音低得难以听见，他的脉搏极度微弱，人们以为他即将死去。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刚一传出，加尔各答到处沉浸在焦急和悔恨的气氛中。在他寓所的墙外，整个印度都在探听圣雄的健康状况。 奇迹终于出现了。如果说前印度帝国的其他城市对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束手无策，那么，把这种野蛮行径变为群众的热忱和仁慈的激情，现在就要看加尔各答了。 当最后的生息在甘地的衰竭体内搏斗着的时候，一股友善博爱的浪潮突然席卷这座难以驾躯的大都会，从而挽救了这位大救星的性命。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狂暴行为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和平静。中午时分，二十七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他们低着头，用充满悔恨的声音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请求甘地饶恕，哀求他停止绝食。顿时，一股清新之风在加尔各答城吹拂。几小时后，一名臭名昭著的极端分子头目也前来悔过。那伙制造贝利亚加塔大街惨案，促成甘地绝食的人也跑来了。他们的头目忏悔了自己的罪恶，然后对圣雄说道：“只要您停止绝食，我们愿愉快地接受任何惩罚。”这伙人为了表示诚意，纷纷撩开他们的“拖地”，把砍刀、匕首、佩刀、手枪和“虎牙钩”丢在甘地的脚下，其中有的武器上还有血液。甘地为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喃喃说道，“我对你们的唯一的惩罚，就是派你们到穆斯林区去，你们在那里作恶多端，现在要你们去保护他们。” 这天晚上，络绎不绝的人群来到圣雄的榻前问候。省督亲笔为甘地书写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全城已经恢复平静。一辆装满极端分子自发上缴的手榴弹、自动武器、手枪、大刀的卡车，开到海达利寓所的栅栏门前。印度教、锡克教和穆斯林显要人物，起草了一项共同声明，庄严保证“誓死为阻止宗教仇恨的毒焰再起而斗争到底。” 一九四七年九月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七十三个小时的绝食斗争。在作出停止绝食的决定前，他对挤在他的草垫周围的各派代表们发出警告：“今天，加尔各答握有印度全国和平的钥匙。这里发生的任何微小事件，可能在其他地方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即使整个印度燃起大火，你们也要设法使加尔各答处于烈火之外。” 代表们没有食言。“加尔各答奇迹”将会持续下去。然而，在苦难深重的旁遮普平原，在西北边省，在卡拉奇、勒克瑙和新德里，最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印度最倔强、最血腥的城市——加尔各答将忠于它的誓言，忠于这位不惜牺牲性命维护和平的老人。他的老友拉贾戈帕勒查理对此说道：“甘地建树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印度独立也无法与之相比。” 年迈的斗士并不为这些恭维话所陶醉。 “我打算明天动身到旁遮普去。”甘地谦逊地说道。 ※ ※ ※ 甘地抵达旁遮普之前，一次新的暴力事件中断了他的旅行。这次事件发生在统治印度的中心，前帝国神气十足的、表面繁荣的首都新德里。多少庆典和盛事都发生在这座城市里，多少文人墨客都聚集在这里，但是，强暴行为的毒菌没有放过新德里。 新德里位于旁遮普的边缘，过去曾是历代莫卧儿帝王的堡垒。从各方面说，一九四七年的新德里是一座穆斯林城市。在那里，大多数仆役、马车夫是穆斯林，水果商、蔬菜摊贩和市场的工匠也都是穆斯林出身。由于周围的农村越来越不安全，成千上万名穆斯林纷纷来到新德里避难。 这么多穆斯林来到首都，使阿卡里派的锡克人和国民公仆团的印度极端分子们感到恼火，再加上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讲述的不幸遭遇而产生的刺激，他们于九月三日早晨掀起了一阵恐怖浪潮。 事情是从屠杀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的。几分钟以后，当法国记者马克斯·奥利维埃·拉康来到新德里商业中心——科诺特圆形广场时，他不得不迈过横七竖八的尸体。他亲眼目睹印度教徒正在洗劫穆斯林商店，打死商店老板。从人群的头顶上，他瞥见了一顶国大党的白色橄榄形帽和一个熟悉的身影。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挥舞棍棒，正在驱散暴乱分子，同时千方百计使几名看上去无动于衷的警察进行干预。 新德里的暴乱不仅蹂躏一座城市，同时危及印度全国，因为，首都秩序崩溃的后果，必然会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占警察总数一半多的穆斯林开了小差。军队仅有九百名士兵。公共机构严重瘫痪，以致尼赫鲁的秘书不得不亲自去散发印度总理的信件。 ※ ※ ※ 路易斯·蒙巴顿自从半年前飞抵新德里以来，现在第一次可以稍事休息。独立卸去了他肩上的重担。昨天，他还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之一，今天，他仅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震撼旁遮普的暴力事件使他感到痛心，但是，作为总督处无权进行干预。这项繁重的任务，现在落到印度领袖们的身上了。为了表明他不想干涉印度事务，蒙巴顿悄悄地从首都来到人间天堂——西姆拉。 横扫平原地区的风暴，眼下尚未波及到这座风光旖旎的别致小城。挺拔的松柏树下，阿福花和杜鹃花正在怒放，喜马拉雅山雪峰，在夏日透明的蓝天中闪闪发光。在造型优美的“欢乐剧院”内，业余剧团正在上演话剧。六十年前，吉卜林在帝国夏都逗留期间，曾经深深地迷恋上这出戏。 印度前副王置身西姆拉，远离旁遮普的悲剧。九月四日星期四晚上十时许，电话铃突然响了。 “阁下，您应该回新德里了。”V·P·梅农在电话里说道。 “我刚从那儿来呀！”蒙巴顿窘困地反驳说：“如果政府要我会签文件，那就给我送来好了。” “不是这个，”梅农解释说：“阁下动身以后，形势急剧恶化。新德里也乱了。我们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总理和内政部长很不放心，他们认为，您回来很重要。” “为什么？”蒙巴顿问道。 “他们需要您的帮助。” “我想不是这样吧。”蒙巴顿惊讶地说：“他们刚刚获得独立，我肯定他们最终希望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管一管他们的事情。我没有理由回去。” “好吧，我立即去通知他们。您随后改变主意也没关系。如果二十四小时内您不能返回的话，那您就不必来了。那时已太晚了，我们可能已经把印度丢掉了。” 双方长时间沉默无言。蒙巴顿终于说道：“好，好。你赢了。我让人为我准备飞机。” ※ ※ ※ 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星期六，在路易斯·蒙巴顿办公室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结果，直到二十五年之后才公诸于世。如果这次会议的决定当时透露出去，即将成为世界伟人之一的印度政府首脑的生涯肯定早就完了。 三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蒙巴顿、尼赫鲁和瓦拉布贝·帕泰尔。会上，两位印度领导人神色沮丧，一筹莫展。他们象是“两个刚刚挨了罚的小学生”。难民逃亡的规模比他们所担心的大得多。他们完全失去了对旁遮普局势的控制，现在，首都也很可能发生大乱。 “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尼赫鲁说道。 “你们应该把事情管起来。”蒙巴辙答道。 “可我们怎么办得到呢？”尼赫鲁谦逊地问道。“我们没有任何经验。我们在你们的监狱中度过了风华之年。我们知道煽动骚乱，但不懂得治国。在正常情况下，把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政府管理起来，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困难了，我们怎么能应付一个公共秩序已经崩溃的国家？” 这时，尼赫鲁提出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求。这位将其一生奉献给独立事业的印度人，居然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不仅表明他的崇高情操，同时也说明局势严重到了何等程度。尼赫鲁一直十分欣赏蒙巴顿的组织才能和当机立断的本领。他感觉到，今天印度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才华。他是—个宽宏大度的人，傲慢与自负都不能使他拒绝这些才能。 “您过去主持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时候，我们却蹲在英国监狱里。您是一位杰出的行政官员，您统率过几百万士兵。您富有经验和知识，而殖民主义统治不允许我们掌握这些经验和知识。你们英国人不能把这个国家甩掉，抬腿就走，在我们的一生中，你们都和我们在一起。现在，我们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您是否愿意重新领导这个国家？” “对。”尼赫鲁的老战友帕泰尔附和着：“他说的对。您应当接受。” 蒙巴顿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天啊！我刚刚把你们的国家归还给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求我再拿回去！” “我们希望您能理解，”尼赫鲁坚持说：“您应该这样作。我们保证尊重您的决定。” “这是不堪设想的呀！如果有人发现你们把政权交给我，你们的政治生命就完了。难道含辛茹苦、终于赢得自由的印度人民能够召回最后一位英国副王，再次把他扶上王位？你们想到过没有？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把您回来这件事掩盖起来。”尼赫鲁赞同地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您，我们难以摆脱困境。” 蒙巴顿仿佛陷入沉思。他喜爱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这次挑战的规模确实太大了。然而，他对印度感情深厚，对尼赫鲁十分尊敬，再加上强烈的责任感，他不能拒绝上述要求。 “好吧！”他终于说话了，那口气就象是一位登上舷梯的海军上将：“我干。但是，咱们得说好：任何别人不得知晓这件事！任何人都不得知晓你们把我找回来。你们只需根据我的要求，在政府范围内建立一个应急委员会。” “同意。”尼赫鲁和帕泰尔同声说道。 “然后，你们建议我主持应急委员会的工作。” “好吧。”两位印度人答应着，他们对蒙巴顿处理事情的气派感到惊讶。 “应急委员会将由我选择的人组成。” “难道不应该包括全体政府成员吗？”尼赫鲁神情愕然地问道。 “尤其不能这样！”蒙巴顿生气地说：“那样作将是一场灾难。我只需要真正掌握操纵杆的人，诸如民航局长、铁路局长、卫生部门的首脑。我妻子负责志愿组织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会议记录将由英国速记员在每次会议结束时就整理好。你们真心诚意要我作这些事吗？” “我们恳切地要您这样作。”尼赫鲁和帕泰尔异口同声地回答。 “开会的时候，”蒙巴顿继续说，“您，尼赫鲁总理，坐在我的右边；您，帕泰尔内政部长，坐在我的左边。我一定会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要求你们不要讨论我的提议。咱们没有时间讨论。我一说：‘我相信总理先生希望我这样作。’你们就要回答：‘当然，不必客气。’就这些。” “但我们是否仍然能表示……”帕泰尔仗着胆子问道。 “不要任何耽误事情的话。”蒙巴顿打断了他的话：“你们不是要我领导国家吗？是不是？” 三个人当即开出应急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二位，”蒙巴顿最后说道，“今天下午五点，我们就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印度经历了三十年的斗争，举行过数千次罢工、游行和全国哀悼日，点燃了数千堆焚烧英国服装的欢快烈火，最后终于赢得独立。独立后二十天，它又重新置于一个英国人的领导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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