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一连串的爆炸声宣告了“民族之矛”的诞生 ·斗争方式的选择 ·卢图利酋长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 ·“力量属于我们！” ·最高指挥部选在哪里 ·“约翰内斯堡的炸弹工厂” ·建立“波戈” 在阿非里卡人的政治神话中，12月16日的民族节是其中的一个。据传，1838年12月15日祖鲁人酋长丁干的军队与布尔人对峙。布尔人当晚向上帝宣誓许愿：如果在这场战斗中打败丁干军队，以后情愿每年作一次祈祷，以示感恩。第二天的战斗以布尔人大胜而结束，约3000名祖鲁士兵被杀死，布尔人却只有2人受伤，无一人阵亡。此后这一天被称为“丁干日”。1910年，南非联邦议会第一次会议将这一天定为国家节日。1952年“丁干日”改名为“圣约日”。1980年，“圣约日”再次改为“宣誓日”。不论这一史实是否属于捏造，这一天已成为阿非里卡人每年的庆典。 1961年12月16日，一连串的爆炸事件打断了阿非里卡人举办的“圣约日”喜庆活动。在约翰内斯堡爆炸了10枚炸弹，伊丽莎白港5枚，毁坏了一些高压电架和政府建筑物。警方发现这些爆炸是由一些自制的炸药和炸弹造成的。 第二天早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恩孔托·维·西斯维（民族之矛）向南非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这个新的地下组织在自己的小册子上声明： 这是由非洲人组成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团体。它的队伍中包括所有各族的南非人……我们希望，我们会使政府及其支持者在为时不太晚之前就醒悟过来，以便在事态发展到打内战的你死我活的阶段以前，政府及其政策即能加以改变。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对国民党人准备内战和军事统治是一个打击。在这些行动中，我们是为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即黑人、有色人、白人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工作的，不推翻国民党人，他们就不能获得未来的幸福和福利。 民族之矛是由纳尔逊·曼德拉亲手组建、亲自领导的。上章提到，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非法后，它的领导人拒绝解散，而且转入地下。为此，曼德拉4月转入地下活动，5月组织了罢工。6月初，曼德拉经过对南非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暴力已不可避免，在政府习惯以武力回答人民的和平要求时，如果非洲人继续鼓吹和平与非暴力的政策，这将是不现实的和错误的。 这种看法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贯政策产生了矛盾。非国大是一个履行政治职能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其成员是根据它明确的非暴力政策而加入的。这样，该组织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不能进行暴力活动。经过一系列的说服工作，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将不再反对适当控制的暴力，参加这种有限制暴力的成员也不会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处分。换句话说，卢图利的和平非暴力路线和曼德拉的暴力路线在进行了适当的交锋后相互妥协了。 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一重大的政策的改变在程序上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考虑到卢图利的地位和他对暴力手段长期以来的反对态度，曼德拉和西苏鲁等人未将这一决定告知卢图利。 第二，这一重大的政策改变亦未经过各基层组织的同意。尽管这种做法避免了使卢图利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基层卷入政策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之中，因而在战术上是正确的，但却在非国大的成员中引起了一些混乱。 曼德拉主张暴力手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从沙佩维尔等惨案中他看到了种族主义政权的狰狞面目，看到了黑人群众在白人军警的子弹下痛苦呻吟的悲惨场景外，他更看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两难境地：要么坚持非暴力手段，它将失去已经支持了自己近50年的黑人群众，将失去起码的战斗力；要么采取暴力手段，这将意味着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卢图利所主张的非暴力政策的违背。他一贯主张和平，反对暴力，这也是他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坚强信念。 曼德拉在权衡利害得失之后，决定只能采取后一种选择。他认为，正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建立起来的，保存这个组织的威信和战斗力是他的责任。但他严肃地承诺了组织的要求：新建立的军事组织虽由他组建，但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领导。未经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它决不采取任何与确定方针不同的行动。经过讨论，这一军事组织的名称定为“恩孔托·维·西斯维”，即祖鲁语“民族之矛”的意思。民族之矛正式成立于1961年11月，它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同，吸收各个种族的人参加。① ①一般都认为民族之矛成立于1961年12月16日，即爆炸事件发生的那一天。但曼德拉在1964年4月20日的法庭供述中明确指出：“民族之矛在1961年11月成立。” 在当时情况下，可供民族之矛选择的武装斗争方式有4种：破坏活动、游击战争、恐怖活动和公开的革命。曼德拉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这种选择是十分明智的。首先，游击战争与公开革命只会导致大规模的内战，而已被种族矛盾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南非将会因此而导致分裂或被战争留下永久的创伤。其次，恐怖活动亦将给种族关系带来不可弥补的裂缝。况且，这种手段的对象往往对人而不对物。第三，破坏活动不以人为目标，可避免杀伤生命，把种族仇恨降低到最低限度。根据这一方针，破坏目标主要是经济、交通和通讯设施。他们希望，有计划地破坏发电厂、干扰铁路和电话通讯将使外国资本撤离，从而使严重依赖外资和外贸的南非经济遭受损失；而这将迫使南非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 “每一个民族都会面临只有两种选择的时刻——屈服或者战斗。南非正面临这样的时刻。我们决不屈服。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而是要尽我们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以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当南非政权听到民族之矛这一庄严声明时，它预感到自己的灭顶之灾；当非洲黑人听到这一庄严声明时，无不欢欣鼓舞；当世界政坛听到这一庄严声明时，认识到南非黑人的政治斗争已经改变了以往的策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民族之矛的第一批炸弹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卢图利参加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60年）仪式之后刚回到南非时爆炸的。这是第一位非洲黑人获此殊荣，也是世界和平人士对卢图利非暴力立场的肯定。当1960年诺贝尔奖宣布以后，南非政府气急败坏，认为这是对诺贝尔奖的亵渎。但后来不得不发给他一张10天内有效的特殊护照，让他亲自前往奥斯陆领奖。在领奖仪式上，卢图利一方面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和白人优越感，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他的非暴力主张。他告诉世界舆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怎样成功地避免了一场种族战争： 在南非，很容易将对白人统治自然愤怒的感情转变为仇恨的感情和反对白人社会的复仇愿望，这之所以没有发生并非偶然。这是因为非洲领袖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鼓舞下，有意识并明智地采取了坚决反对种族自负的立场……我们的目标历来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南非，它将捍卫所有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人民的权利。 约翰内斯堡等地12月16日的爆炸声并非对卢图利和平宣言的讽刺，而是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历史嘲弄！ 实现从非暴力手段到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转移，除了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主观和内部因素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条件：非洲的独立运动已横扫整个大陆，到1961年这一运动已日益逼近南方尚未解放的由白人控制的国家。这一形势对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有泛非主义者大会）而言，意味着南非黑人解放力量可以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基地。从这。些基地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可以获得进行武装斗争的训练和装备。这是前所未有的机会。 民族之矛的志愿者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并一般须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领导人（往往是曼德拉自己）选定。这些志愿者必须具备三个起码的政治条件：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强信念和决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或在以往民主活动中的卓越表现，以及对民族之矛这一组织新的暴力策略的公开支持。民族之矛的首批志愿者英德里斯·耐多曾回忆他与曼德拉的第一次会见。 那是1961年10月底的一天，一些印度人大会的军事人员接到总部命令，于下午7时55分到约翰内斯堡的福兹堡的一间房子里集合。7时55分，所有接到通知的人都准时到达集合地点。这时，一个人走进房间，机敏地用眼睛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圈。在确信一切正常后，他出去了。几分钟以后，他又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高大魁梧体格健壮的人，身穿一条很脏的德士古石油公司的工装裤。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请坐下来，同志们，”他那平易近人的声音一出口，房子里的人骚动起来。原来他是纳尔逊·曼德拉，这声音在座的人都熟悉。可见，曼德拉的化妆确实很成功：他那富有魅力的中间隔开的小分头不见了，同时留起了小胡子。他告诉在座的同志们：武装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非国大一向试图以不流血的方式取得解放，但目前一切和平抗议的渠道都已被政府堵塞，因而决定采取暴力方式进行政治斗争。随后，他向大家谈起他将去国外联系的一些情况。大约一个小时后，他站起来说再见。“我们都冲上前去争着和他握手”，耐多激动地回忆。 这些志愿者在经过极严格的挑选并认为合格后，便举行集体宣誓。他们右手紧握拳头，发誓坚守秘密，并不断重复“力量属于我们的！”这句话，最后唱“马易布耶！阿非利加！（回归吧，非洲！）”。志愿者被告知，在今后的活动中，不能拒绝任何分配的任务，并被警告如果拒绝执行最高层的命令将可能导致被处极刑。在民族之矛组织里的人必须保守秘密，关于组织的情况和接受的任务连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告知。很多组织成员仍在公开场合上自由活动，因为外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民族之矛的最高指挥部设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利沃尼亚的一个名叫利里斯利夫的农庄。最高指挥部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姆贝基、乔·斯洛沃、安德鲁·姆兰基尼和雷蒙·姆赫拉巴等人。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都有假名，如曼德拉被称为“大卫”，西苏鲁被叫作“阿拉”，姆贝基的假名是“德拉米尼”。为隐蔽的目的，最高指挥部也在此办了一个小小的农场，不时在住宅门口向路人卖农场产品。 这个小农场占地28英亩，是通过一个南非共产党员阿瑟·戈德雷奇买下的。最高指挥部在这里配置一台无线电接收机、一台发报机、打字机和复印装置。农场还有一条秘密通道，只有最高指挥部的几个人知道，主要用于传达命令和接受信息情报。民族之矛的成员在这里活动十分频繁，特别是在初创期。曼德拉在1962年1月出国之前，一直住在这里。尽管这里是白人区，地方隐蔽，但过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的往来出入难免不引起怀疑。斯洛沃后来也承认，“利沃尼亚终将有一天被发现并被捣毁。像我这样的人每天要来三次，其他人也差不多”。一年半后，利沃尼亚果然被南非警方捣毁。 民族之矛还在约翰内斯堡郊外一个叫山景的地方买了一处地产，主要用来作躲避警察追踪的秘密藏身处；同时还有一处称作特雷瓦林的地方用来作军火库，这一所房子地处克鲁格斯多普。所有这些地产的资金来源有两处，一是南非共产党提供的，如利沃尼亚在作为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的同时，南非共产党也把它作为活动点，凯西、布莱姆·费希尔、戈德雷奇和丹尼斯·戈尔德伯格在此活动。另一笔资金则是曼德拉1962年出访非洲各国时所受的馈赠。 尽管称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在初创时期可说是一无所有。很多成员连枪都没有。虽然有些人当过兵，但在初期，组织所需要的是非常起码的技术知识，如自制炸药并用它来破坏各种设施，很多人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他们中间最有经验的是杰克·霍奇森，他是约翰内斯堡支部的共产党员，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战役。当时，霍奇森和他的夫人丽卡的住房成了“约翰内斯堡的炸弹工厂”。 为了躲过警察的监视和追踪，试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一袋袋的高锰酸钾运到这间住房，斯洛沃等人每天用研钵和材将这些矿石捣碎，碾成粉末。在12月16日第一次炸弹事件以后，大部分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住宅都受到袭击，警察力图在这些房子里寻找各种蛛丝马迹。值得庆幸的是，霍奇森的住房得以幸免。“如果警察搜查那儿，他们将发现高锰酸钾布满了墙壁、窗帘、地毯和每一个缝隙。” 霍奇森负责在他的厨房里生产一种定时炸弹。这是用从约翰内斯堡的文具店买来的一种特殊型号的圆珠笔上的细管子做成的。经过一道道既复杂又原始的危险工序才最后做成了定时装置。在最后测试时，霍奇森选中了一所被遗弃的砖房，并做好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正当他们准备开始爆破试验时，一个陌生人出现了。很明显，他是这所房子的看护人。曼德拉当机立断：由他上前去与来人交涉，其余的人把试验用品搬进砖房。经过曼德拉的一番说服工作，这位祖鲁人欣然同意他们使用这所房子。在这里，莫洛托夫燃烧瓶和炸弹的两项试验均告成功。 实施破坏的工作亦是充满风险。有一天，斯洛沃受命去炸毁约翰内斯堡的操练厅，1956年叛国案的最初审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使用的炸药正是霍奇森研制成功的那种用圆珠笔筒做成的定时装置。斯洛沃在这个地方侦察了好几次，最后选定了爆炸地点。正当他准备动手时，突然发现有约50名黑人清洁工在现场，他十分沮丧，只好另找其他地方。 这时已过了下班时间，所有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斯洛沃在周围转了几圈，最后选定了一个有大木柜的办公室。他从袋里拿出瓶状的自制炸弹，正准备把它放到一个柜子后面，突然一个陌生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先生，需要我帮忙吗？”斯洛沃扭过头一看，原来是一名值班的军士长。斯洛沃很担心在和这位不速之客谈话时会引起炸药爆炸，赶紧编了一套谎话：“对不起，我弟弟收到了服兵役的征召令，他希望能免除义务。”“请跟我来吧。”军士长有礼貌地说。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斯洛沃来到此地的真实目的。斯洛沃心跳激烈，担心那小瓶子里的碱会很快腐蚀那块薄薄的纸卡片。幸好负责免除义务的官员不在，这使两人都免掉了一场灾祸。 还有一次，民族之矛行动小组成功地摧毁了纳塔尔地区的3座架高压电缆的铁塔，从而使德班陷入漆黑。第二天，一些报纸在报道中胡乱猜测，有的甚至认为这是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干的，还有的则推测这是古巴人的阴谋。更有意思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民族之矛成员艾布拉辛·伊斯麦尔·艾布拉辛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新世纪》的记者，编辑部决定派他去采访这一爆炸事件。“我拿着照像机，下午到了出事的地点去为摧毁的铁塔拍照。我到那儿后就问当地人铁塔在哪里，这样谁也不会知道我是破坏者之一。” 民族之矛的破坏活动是受到全国最高指挥部严格控制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带有明显的种族隔离标记和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目标。指挥部一再强调反对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活动。据司法部长在议会宣布的数字，截至1964年3月10日，南非共发生了203起严重的破坏事件。在对民族之矛最高领导人曼德拉、西苏鲁等人的起诉书上共列出193起破坏行动，但其中有些并非民族之矛所为，而纯粹是非洲黑人个人的破坏行为。 在这193起破坏行动中，有72起属于一般性质，如放火烧信箱，剪断电线等等；另有95起燃烧弹破坏，主要是针对公共建筑物。还有7起破坏行动性质严重，规模亦较大，主要是使用炸药企图摧毁铁路信号系统，重要的电力设施。在这些破坏行动中，以伊丽莎白港卷入次数为最多，共58起，其中31起的后果比较轻微；其次为开普敦，有35起事件。第三位是约翰内斯堡，这里发生的31起破坏主要是投掷燃烧弹引起。第四位是德班，亦主要是燃烧弹引起。 当然，在实施破坏活动的过程中，尽管最高指挥部一再强调要遵守纪律，尽量避免流血行动，但民族之矛的成员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仍有过火行为。在23次行动中，有18次是针对铁路运输，甚至还朝旅客车厢里扔过两枚汽油弹，另有5起炸弹案则威胁了生命。另有23起行动则主要是针对个人，如警察、告密者或是政府的合作者。这些超出规定的破坏行动主要发生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 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同时，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也开始着手其游击战训练计划。一大批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干部潜离南非，到其他非洲国家进行游击战训练，如雷蒙·姆赫拉巴就是第一批送出国外受训的人员之一。由于输送出国危险多、费用大，在1962年圣诞节之后，最高指挥部在西开普的马姆瑞地区的丛林中建立了一个基地，对准备送出国的候选人进行培训，由丹尼斯·戈尔德伯格担任教官，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以及一些战地训练，如急救措施、使用战地电话、无线电装置和油印机。但这个营地没有存在多久，因为警察在听到风声后对一些参与人员进行了传讯。 在这一段充满危险的日子里，曼德拉也惦记着他的温妮和孩子们。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开警察的搜捕，有时深夜潜回奥兰多家中，呆上一个小时，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只有在1961年底那段时间，他有时将温妮和孩子接到利里斯利夫农场，团聚几个小时。在这里，温妮为曼德拉做饭忙家务，而孩子们则与曼德拉尽情嬉闹。这些家庭欢聚的时刻在大女儿津妮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坚强的温妮亦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开始，曼德拉回家的时候比较多，或是深夜或凌晨。但很快警察对他家实施24小时监视。温妮一接到某种信号，即设法溜出警察的封锁线，再去找曼德拉。据温妮回忆： 一旦出了封锁线，便会有人前来，要我驾车跟在后面。离开我们家约一公里后，换乘另一辆车，再从这一辆跳下去换乘另一辆。等我见到他时，差不多已经换了10辆车。我也从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的隐藏地遍布全国各地。 替我们做这些安排的几乎全是白人。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只是发现，最后的目的地常常是在一些白人的家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到达时，房子的主人已经走了。可以看得出，当我们俩呆在一起时，就安排房子的主人住到别处去。 有很多次，曼德拉派人将温妮接出来，匆匆见一面，然后又分手了。还有一次，温妮正在干活，有人告诉她把家里的那辆几乎报废的旧车开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当温妮将车开到那儿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工装裤、白上衣、头戴鸭舌帽的高个子男人把车门打开，要求温妮让出司机座位，然后坐上去开始驾驶。温妮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丈夫吗？曼德拉伪装得真是绝了，以至于温妮刚开始几乎被他骗了。然后，俩人相视而笑。曼德拉将车子开进一个车库，将旧车卖掉，又买了一辆车，然后将车开到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索尔大街。他将车停下来，与温妮挥手告别，大摇大摆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在民族之矛公开宣布自己的存在以后，政府的搜捕越来越厉害了，曼德拉也成为了南非当局通缉和捉拿的第一号要犯。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他千方百计地躲避着，并在全国各地进行领导工作。“他走遍了整个南非，那是他一生中情绪最振奋的时期。”他和人民融为一体，生活在人民之中，完全成为人民的一员。 在他的指挥下，民族之矛的组织遍布全国，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东开普地区和德班等地尤为活跃。这使政府当局惊惶失措，在12月份和1月份多次要求军队实行戒备并取消警察休假。同时，政府还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密探和特务，以大笔金钱去收买有关民族之矛成员的告密情报。但是，由于民族之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些伎俩均未能得逞。司法部长沃斯特还准许南非白人组建私人军队，由那些答应帮助政府消灭黑人解放运动的极右分子组成。一个名叫罗贝·莱勃兰的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纳粹在南非雇用的怠工分子，在沃斯特的鼓动下，建立了一支由1000名白人狂热分子组成的军队。 与此同时，处于地下状态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开始展开武装斗争。他们认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内的关于南非的斗争应当在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无益的和纯粹学究式的讨论”。他们坚持保留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手段来反抗一切暴政的权利。然而，他们对严峻的现实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其目标也相当乐观：到1965年使非洲的最南端摆脱白人的统治，使南非的多数民族能够按照公认的民主原则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为此，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波戈。 武装斗争的蔓延可以说是敲响了南非白人政权的丧钟。1962年1月11日，曼德拉奉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指令，秘密出访非洲国家，以寻求国际援助。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