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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一天：起床、洗漱、早饭、苦工、洗澡、吃饭、睡觉 ·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 ·致司法部长的请愿书 ·进步党议员苏兹曼夫人的访问 ·牙医诊所——越狱的企图 ·曼德拉与白人看守的友谊 ·“我哭泣，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一场厚颜无耻的偷袭 罗本岛位于离开普敦西北方向7英里的桌湾。岛上地势平坦，布满岩石，风势很猛。这里最初的居民是海豹（荷兰语叫做罗贝）和蛇及其他动物。当以范·里贝克等第一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者在开普敦建立了殖民地后，他们发现此地适合作监狱。汹涌的波涛既阻止了其他人靠近，又可防止犯人逃跑。冬天，这里寒风呼啸，无遮无掩，气温比大陆上更低。夏天，太阳照在岩石上，石灰岩被炙烧得滚烫，这里比大陆上更热。 自从罗本岛变成监狱以后，它成了白人压迫黑人历史的一部分，也成了黑人反抗斗争的一个象征。1658年，科伊人与荷兰人为争夺生存权开战。为保卫祖先生活了几百年的土地，科伊酋长奥特舒马约率领部落人民英勇反击荷兰人的蚕食，不幸战败被俘。荷兰人将他流放到罗本岛，然而他竟然逃脱，又回到了山林。奥特舒马约是惟一从罗本岛逃离的犯人。充满种族歧视的白人历史著作中也不得不提到他，但将他称为“流浪者哈里”。 早期的科萨人英雄马卡纳曾举起义旗，在格雷厄姆斯敦一带对英国人发起进攻，但由于武器上的悬殊而失败。这发生在1819年。1820年，马卡纳不幸被捕，被流放到罗本岛，在越狱时被海浪夺去了生命。后来一些犯人将此岛也称为“马卡纳岛”，以纪念这位勇于向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权挑战的科萨人英雄。随后，科萨人酋长马科马在“卡佛尔战争”中被击败后，也被流放此岛。另一位酋长兰加利巴列列被纳塔尔特别法庭判处“最高叛国罪”，也于1873年被流放罗本岛。此外，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一些领导反抗运动的土著领袖也被流放此地，爪哇岛的谢克·阿卜杜尔·拉赫曼·曼杜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被作为政治犯囚禁在罗本岛，在此了却一生。 根据南非司法部长1959年的决定，罗本岛成为囚禁“非白人”（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男性政治犯的最太监狱。罗本岛周围1英里范围之内不允许其他船只进入。这个岛上的监狱实际分为三处。第一处为隔离监禁所，这是在旧监狱旁边新建起的特殊监狱，共有88个牢房，它与旧监狱之间有一道6米高的大墙相隔。每个牢房约7平方英尺，有一个照明用的灯泡。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等重刑犯和一些“知识分子”犯人被关在隔离监禁所。 第二处为恐怖分子集中营，囚禁来自纳米比亚、罗德西亚和南非共和国的自由战士。这些犯人多为进行武装反抗或游击作战的非洲人。第三处为总集中营。原来每个容纳25名犯人的牢房，到60年代初要挤进60人。这里除关押了政治犯以外，还关押了300多名服无期徒刑的黑人刑事犯。犯人的床就是两块草垫，一块铺在水泥地上，一块卷起来当枕头。冬天有三条毯子，夏天两条。据一位被囚禁过的犯人回忆，“膳食很差，以致很多人患了结核病。经常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准吃饭，如没有扣好衣服钮扣，说话或吸烟，等等。” 曼德拉刚到罗本岛时，被关在总集中营一个临时的“锌皮房”，新建的隔离监禁所完工后，他们共33名重要政治犯被带到这一新牢房，与其他犯人隔绝。最初，曼德拉等“利沃尼亚人”被整天关在牢房，没有任何户外活动。后来经过犯人们的斗争，监狱当局同意让他们到院子里“从事有益于健康的劳动”——打石头，即将采石场采的大石块碎成石料。后来，还让犯人从冰冷的海水里捞取海带。据说，这些海带经过加工装船运往日本。 最艰难的工作是采石灰。罗本岛中部有一个石灰石采石场。从1965年2月到1974年，这些政治犯每天早晨排队到采石场，然后被解开脚镣。犯人们下到一个很大的石灰石田地，用尖镐和铁锹挖掘石灰石。他们一刻不停地挖石、装车，手和脚都起了泡，腰酸背痛。特别在夏季，烈日烤得石灰石很烫，犯人们还要在看守的监视下苦干。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石灰粉，有时吹到眼睛里，十分痛。这种劳动强度大，对犯人健康很有害。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反复交涉下，监狱才同意停止让政治犯挖石灰石。但据狱友后来透露，这种工作仅在1975年停了一段，以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后来又恢复了。 最初，曼德拉等人被列为D类犯人，其与外界接触的待遇是：每6个月允许写一封500字的信，允许亲属探监一次，但只能谈家庭琐事。后来，曼德拉被升为A类犯人，待遇有所提高：每个月允许写3封信外邮，也可以接收3封信；每个月允许两个人的两次探监，每次半小时。根据规定，A类犯人允许“接触性探监”，即探监者和犯人可以有肉体接触，但是曼德拉等A类政治犯没有此种权利；同时一般A类犯人可以看报、听收音机，而曼德拉等人也被剥夺了这种权利。 监狱的生活是十分单调的，据曼德拉的好友、在罗本岛过了12年铁窗生涯的麦克·马哈拉吉回忆： 早上被叫醒后，我们通过走廊走到集体的盥洗室，这是洗澡室和厕所。我们有半个小时洗漱并洗涮便桶的时间。共有四个洗涤槽供30人洗漱。如果我们想洗澡，也必须在这半个小时内完成。 早餐是由圆桶送到隔离监禁所的门口，然后由政治犯志愿小组来打饭。从开门到吃完早饭是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出去干活。在早些年间，我们还可以享受步行到工作地点的奢侈，这样我们可以一路上看到点岛上的景致。但后来他们为了防止我们与其他犯人接触，就把我们装进卡车运到工作地点。 我们开始工作，不停地干到吃午饭。午饭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饭是用圆桶送来的，我们自己盛，然后坐下来吃，露天，没有桌子，就坐在地上吃，餐具则是一把句和一个铁盘子。下午3点半或4点钟，我们散工了。我们必须回到牢房，在半个小时内所有的犯人都要洗完澡，然后吃晚餐并洗涮餐具，在4点半或5点差一刻的时候又被锁进牢房。这样，看守可在5点准时下班，而下一班看守可准时接班。 从5点起，如果我们没有获准学习的话，可以在自己的单胖房呆到8点，然后必须上床睡觉。那些允许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水平的犯人可以学习到10点。那些允许修大学课程的则可呆到11点。 就是在这种单一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始终把他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从被送进罗本岛监狱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率领全体政治犯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为了改善生活待遇和监狱条件，他们进行了绝食、罢工、派代表团谈判和向司法部长写信等活动。1966年7月，当曼德拉等关在隔离监禁所的重要政治犯得知总集中营的犯人已开始绝食，以反对恶劣的生活条件时，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绝食。虽然监狱当局不断用美味可口的牛肉和新鲜青菜引诱政治犯，但曼德拉等人始终如一，一直坚持到总集中营派人与狱方谈判通知绝食结束为止。曼德拉回忆：“这是岛上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他多次代表政治犯向监狱长写信，但监狱长或是长期不露面，或是借口太忙，并警告曼德拉不要代表他人说话。但在曼德拉的一再坚持下，才建立了反映意见的制度。开始规定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讲话，但这种反映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最后，又改进为派代表交涉的制度。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待遇；在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这作为处罚的工具。一些其他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 为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海伦·苏兹曼夫人出生于约翰内斯堡一犹太富豪家庭，毕业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经济学贸易学士学位，二战后任教于该校。1947年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参加统一党。1959年她与11名统一党议员退出该党，另组进步党。1961年大选时，她是进步党人选议会的惟一党员，直到1974年，她一直是反对南非当局种族主义政策的惟一反对派议员，多次强烈抨击议会通过的压迫黑人的法令。由于她坚持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在70年代，赞比亚、加纳、塞内加尔、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先后邀请她访问。 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他指出，历史上那些因武装反抗政府而被判决终身监禁的白人都先后被释放。据此，他们这些黑人造反者也应当享受同样待遇。苏兹曼夫人则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和我的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据马哈拉吉回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 曼德拉以他的高昂斗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前途的坚强信念赢得了所有难友的信任和爱戴。一名自由党党员埃迪·丹尼尔斯曾与曼德拉同关在罗本岛。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到了监狱，政府有两个目的：摧毁我们的士气和让世界忘掉我们。他们灰溜溜地失败了。由于有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我们没有被削弱。他们帮助你，使你坚强起来。”在丹尼尔斯生病时，曼德拉嘱咐其他的难友一起照顾他，而曼德拉自己也经常来看望他，还帮他倒大小便，清洗便桶。难怪他曾充满感情地对曼德拉作了如下评价： 曼德拉先生是一位善良的人。他能同国王一起散步，也能同乞丐一起散步。我要告诉博塔，他如果同纳尔逊·曼德拉说话，他就是同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而不是同一个狂暴的人说话——他是最和蔼、最诚实、最爱和平的人士之一。 曼德拉也是监狱内各种政治活动的组织者。由于生活单调，有些犯人只好以聊天来打发时间，曼德拉则不然。他的聊天总是与政治有关，往往是有针对性地找人谈，谈组织之间的关系、难友们的抱怨、针对监狱当局的联合行动等。据难友迈克尔·丁加基回忆，“在所有的政治犯中，纳尔逊是各种讨论的最热心的参加者。他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内部的正式讨论，还与其他组织的成员进行非正式的、双边的或小组的讨论。”为了锻炼自己的思辨能力和辩才，曼德拉还组织辩论，迈克尔还记得有好几次被曼德拉辩得败下阵来。 从入狱的那天起，曼德拉和难友们从未放弃过逃跑的念头，但最大的困难是大海。一个名叫杰夫·马斯莫拉的难友甚至乘看守不备，将监狱钥匙用肥皂套下模子，并自己想法做了一把开监狱大门的钥匙。1974年的一天，难友马哈拉吉被带到开普敦一个诊所看牙医。他发现，这位牙医自己也有一个亲戚被关在监狱，对政治犯十分同情。更令他惊喜的是，他发现诊所二楼的窗户下就是一条小路，这不正是逃跑的绝妙地点吗？ 回到监狱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悄悄地将此信息告诉了曼德拉和其他几位难友。他建议可以约几个人一起实行逃跑计划。于是，好几位难友都申请去看牙医。有一天，马哈拉吉、曼德拉、姆克瓦依和另一名犯人一起去看牙医。临行前，他们三人已通好气，一致同意越狱逃跑，但第四个犯人拒绝一起行动。曼德拉对此人有些怀疑，说：“他是否会去告密呢？”当他们三人来到牙医诊所时，发现二楼的窗户确实如马哈拉吉所说，正对着小街。三人高兴极了。突然，马哈拉吉皱起了眉头。他小声地说：“有点不对劲。大白天，又是在开普敦市中心，街上怎么会没有一个人影呢？”果真，街心死一般的沉寂。一上次我在这儿时交通拥挤，人来人往。这可能是圈套。”曼德拉也同意他的判断。这样，此次越狱计划只好放弃了。 在凯西和西苏鲁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凯西则建议：“你知道什么时候发表这部回忆录最适宜吗？你的60岁生日那天。还有四年功夫呢。”但是，在监狱里写东西谈何容易。曼德拉说干就干，每天吃完晚饭就睡觉，10点钟起来后一直工作到凌晨。在采石场工作后，他睡到晚饭时刻，然后吃完饭再睡。后来，他告诉狱方，睡得不舒服，不能到采石场工作。这样整个白天都可以用来睡觉。 曼德拉的进度很快，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他即完成了初稿，他从自己的出世一直写到利沃尼亚审判，以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手稿以一种流水作业方式在几位难友中传阅。凯西一般在第二天拿到曼德拉头天晚上完成的手稿，写下评论，一起读给西苏鲁听。然后，凯西将两人的意见一起写在手稿上，再转给奇巴。奇巴于第二天晚上将手稿压缩为“近乎显微镜里才能看到似的缩写”，将10页手稿上的内容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将手稿带出去则是马哈拉吉的任务了。马哈拉吉将这些缩写手稿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在他被释放时将手稿带出去发表。 但是，原手稿也应妥善保存啊！只有在缩写稿顺利带出去以后才可以销毁。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几个星期后，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转移了两捆手稿，第三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几天以后，副监狱长鲁埃将曼德拉、西苏鲁和凯西三人叫去，以滥用学习权利非法写书的名义取消了他们的学习权利。 曼德拉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前途的信心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难友。针对监狱当局的种种限制，他据理力争。有一次，他向监狱负责安全的头目奥堪普上校严正地提出，他有权与奥立弗·坦博建立通讯联系，以交换彼此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看法。难怪与曼德拉～起坐了12年牢的马哈拉吉谈到：“他对前途的信心一直在增长。他从来没有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可能活不到出狱了。无论在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场合，他都很乐观。” 曼德拉不仅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的核心，他还注意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他在监狱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更深切地认识到在南非这样一个多种族的国度里，要反对种族隔离制，民族团结是何等重要。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连监狱的看守都不放过，千方百计与他们打交道，以图建立比较正常的工作关系。在上、中、下三级监狱官员中，他与中层官员的关系最差，这大概是因为这一层官员为了向上爬，往往不顾廉耻，不讲道德。而对上层，曼德拉总是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同时也要求他们帮助解决一些监狱管理问题。对于下层，曼德拉则力争搞好关系。他和白人看守格列高里的友谊即是一例。 刚与曼德拉接触时，格列高里对关于他和其他黑人领袖的谣言深信不疑，认为曼德拉是恐怖分子。格列高里后来说：“我那时对他们这种人仍有偏见，以为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将我们赶下海去。”然而，曼德拉的自强自尊和深沉含蓄的气质很快就打动了他。他说：“我发现曼德拉可能天生是个领袖，我开始尊敬他。”这位代号为466／64的重要政治犯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深得其他人的尊敬。尽管他一向温和，但格列高里注意到他有一次真正发火了。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说他是个浪费时间的“黑鬼”。曼德拉极其气愤，他用颤抖的声音狠狠地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拯救你。” 在看管曼德拉的15个看守里，格列高里与曼德拉关系最融洽。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谈各自的遭遇和各自的家庭。格列高里回忆道：“我们喜欢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高大的橡胶树下交谈，互相理解，从不为政治问题争论，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格列高里对温妮也很尊重。有时温妮探监时坐下来等曼德拉，格列高里则很诙谐地说：“您的丈夫马上就来。他正在冲澡和刮脸。为了您，他非要打扮得潇洒漂亮不可。希望您不要在意这几分钟的延误。”从来没有白人看守对温妮这样和气地说过话。一旦探望结束时，其他看守总是恶狠狠地喊：“时间到2”而格列高里则会说：“曼德拉夫人，还剩下最后五分钟。” 曼德拉与格列高里的共同不幸遭遇也使两人更接近。1970年，曼德拉的大儿子因车祸不幸身亡。4年以后，格列高里的儿子也死于车祸。这种相同的家庭悲剧使两人经常长时间恳谈。格列高里还抽出时间为曼德拉处理家庭危机。如有一段时间，曼德拉的第二个儿子马加索不肯上学，这引起曼德拉焦急万分。后来，由格列高里出面，将马加索送进了学校。以后，又送他读了大学。 然而，这种不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了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有人扬言要在街上打死他。这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保镖。 对于铁窗里的曼德拉而言，外来邮件和家属探监占有他生活极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他的孩子们的探望更使他欣喜若狂。因为监狱有规定，2岁到16岁的孩子是不准到监狱探视的，所以津妮长到16岁时，才又一次看到阔别了11年的父亲。她后来回忆： 他有16年没抱过孩子了。他见过我们，但从来没有模到过我们。我担心他会受不了。但是我想，如果我能鼓起勇气，那么爸爸也就不会瘫倒下去。我向他走去，差点儿把孩子掉到地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直接接触。我把孩子交给丈夫，猛地跑向爸爸。我们一定相互拥抱了很久很久。爸爸身后站着两名警察。后来，爸爸接过孩子，一直抱在怀中不放。他留意到孩子该换尿布了，他甚至拍她打饱嗝儿，仿佛他完全知道该做什么。他和孩子一起玩，一直玩到她睡着了。 曼德拉不仅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更关心她们的事业和志向。二女儿津荠热情奔放，很像妈妈。她读完中学回到南非后，因南非政府拒发护照，因而不能出国深造。她长期陪伴着孤独的母亲，从十几岁就开始写诗，抒发自己的感情。怀着对父亲的深深眷念，她写道：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散落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那树干，我的父亲， 那枝桠，全靠它支撑。 那果实， 是孩子和爱妻， 他们对他珍贵无比。 他们该是多么甜美， 多么可爱， 可是却都撒落在地。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 那树根，意味着幸福， 被切断了与他的联系。 曼德拉不断从来信和来访中得知津荠的成就，十分高兴。他在给津荠的信中写道：“你已收到你的第一笔稿酬支票，在你这样的年纪，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他又告诫津荠：“写作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它可以把你直接推向世界中心。而要成为第一流的撰稿人，你必须付出实实在在的艰苦劳动，寻求美好而新颖的主题和简单明了的表达方式，准确地使用词汇。” 在曼德拉的鼓励下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津荠在1978年出版了她的诗集《我的黑皮肤》，同时她的书还获得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奖，这是专门奖给描写无私和人类尊严的优秀儿童作品。她还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活动，从事父母因遭囚禁和放逐而不能参与的事业。 温妮的探视对曼德拉来说有如阳光和水分。每次，他急切地盼望温妮的到来；会见结束后，他仍陷入那深深的怀念之中。有一次，他在信中说：“你身体是瘦了一点，不只我一个人这样看，但看上去仍然很好，十分富有魅力，尤其是在星期天上午，当你佩戴的耳坠一直垂到胸前时！探视结束的时候，我真想亲吻那块玻璃隔板。”然而，有一次，温妮要求探监的要求被拒绝了。拒绝的理由荒谬绝伦：曼德拉不愿看到他的妻子！ 曼德拉气愤已极，他去找看守官普林斯中尉。这个在犯人中已臭名昭著的中级官员颇为轻蔑地说：“我想您夫人是想捞点知名度。”这种恶意中伤使曼德拉几乎失去了理智：这帮无人性的东西！我的温妮被这残酷的制度折磨得不成样子，他倒编出这种理由。曼德拉对普林斯挥舞着自己的拳头吼起来，他冲出监狱办公室，将门嘭地一声带上。 监狱当局很快就指控曼德拉行为不检，威胁监狱长。曼德拉听到这消息后，可谓求之不得。他立即准备了一份反指控书，对普林斯、他的上司、整个监狱当局和种族隔离制度提出指控。但他的辩护律师对他的辩护方式不赞同，认为这会激怒法庭和监狱当局，形成对抗局面。“激怒？谁激怒谁？”“我们不是处在一种对抗的社会吗？我们不是目睹了一幕幕白人警察殴打逮捕黑人示威者的场景吗？我们不是看到了赤手空拳的黑人被枪杀后的尸体和血迹吗？这些不是对抗又是什么？！”曼德拉愤怒地说。曼德拉坚持他的辩护方式：没有道歉，只有反指控和大胆的挑战。 然而，这一场挑战却因为监狱当局的卑鄙伎俩而无限推迟了。原来，在曼德拉与他的辩护律师商量对策时，所有的谈话均被窃听了。这样，曼德拉的挑战策略在他挑战之前即被对手全部知晓。色厉内在的对手是没有胆量在这种场合下出庭的。他们在策划新的阴谋，在策划如何将曼德拉的全部辩护材料没收。但是，曼德拉的警觉，他的法律知识，他的知名度和他的胆量，使监狱当局的企图又一次失败。 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窃听事件发生后，监狱一方面不得不修改监狱法规，以对付曼德拉的指控，监狱当局干涉他的合法咨询律师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将曼德拉所邀辩护律师访问罗本岛的日期推迟。一天，曼德拉收到律师的信，告知审判将于某天举行。与此同时，狱方也告诉曼德拉审判将在那一天举行，他的辩护律师也获准代表他出席审判。然后，当那一天快到时，曼德拉的律师突然收到狱方的通知，告诉他不必再来，因为指控曼德拉的起诉已被撤消。 曼德拉并未被告知这一变化。当他带着辩护材料充满信心地走进法庭时，才知道他的律师没到。随后，法庭宣布撤消对被告的起诉。这时，一群监狱官员围上来，威胁说：“请你交出所有的辩护材料。”这真是一场厚颜无耻的偷袭！最后，曼德拉的这些材料被收走了。经过曼德拉长期不懈的斗争，监狱当局后来不得不将这些文件退还曼德拉，但却禁止他将材料转交给他的律师。 为了充实自己并为将来出狱后的工作作准备，曼德拉抓紧监狱的每一分钟时间学习，他的学习热情带动了其他的难友。他起初被关进罗本岛监狱时，监狱当局同意他继续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士的课程。在学习中，他遇到了难以克服的资料困难。伦敦大学的法律考试要求学生了解英国法律方面的最新发展状况，而身困囹圄的曼德拉不可能及时得到这些最新资料。1968年，监狱当局开始阻挠犯人的自学。首先，一切研究生课程均遭禁止，而且法学士被认为是研究生课程，也一起被禁。当局告知曼德拉，他只能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完成这一课程。没过多久，他就被禁止继续攻读法学士课程。 1968年至1969年间，狱中的学习遭到了各种阻碍和限制。犯人自学需通过函授学校，而监狱当局则大肆败坏函授学校的名誉。同时，大学人学考试的函授课程也大大受到限制，如法律、历史、商业法、速记和打字等科目都不能读。在函授语言课目中有茨瓦纳语、科萨语、祖鲁语、阿非里卡语、英语、法语、德语，但犯人并不允许学习所有这些语言。茨瓦纳语、德语、法语即遭禁止，理由十分荒唐：监狱当局没有适当的检查官来检查这些语言的教科书。1976年，曼德拉又开始计划攻读商学士。为了进一步了解外部情况，分析国内政治动向，曼德拉又在监狱里自学阿非里卡语，并通过六级考试。 其他的政治犯也抓紧时间学习，他们中收获最大的是被难友们称为哲学家的戈万·姆贝基，他在服刑期间竟然获得3个学位：文学士、经济学学士和荣誉文学学士。凯斯拉塔被捕前一直在读历史，关进罗本岛后，他如痴如狂地收集各类书籍来建一个“图书馆”。他的收藏小具规模，但受到看守的严格限制，如当他们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写的历史著作为犯人们所喜爱时，就将它收走了。为了加深认识、互相促进，曼德拉还常常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菲基利·班姆就非常喜欢这种讨论活动，他是“游击战俱乐部”的成员，被捕前在大学攻读法律。有一次曼德拉问：“费边社①中‘费边’一词的来源是什么？”因违反禁令正在服短刑的诗人丹尼斯·布鲁特斯回答：此词来源于罗马大将费这·马克西姆斯，他用缓进待机战术拖垮了迦太基著名军事统帅汉尼拔的精锐部队，象征性地使用这一名字是指逐渐引进和传播社会主义。自学成才的西苏鲁则对拼字游戏情有独钟，人们常常看到他在翻阅那本磨损很厉害的字典。 ①1883—1884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社会主义团体。其宗旨是在英国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费边派信奉渐进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 通过学习和讨论，通过分析国际和南非国内的形势，曼德拉的思想一步步趋于成熟。他开始学会从三方面分析问题：从自身方面，从统治当局方面和从人民方面。他善于从统治者方面寻找其政策矛盾，这些矛盾往往是由于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造成的。他强调要扩大这种矛盾，增强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削弱对手的力量，取得更多的支持者。从人民的方面，他则强调多看到统一点，同时注意易为敌人利用来分化民族解放力量的各种因素。为此，他一直致力于孤立反共产主义的力量，致力于反对黑人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总是从社会基础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在监狱里，曼德拉已锻炼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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