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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下层武士家，聪明好学乖巧娃； 祖上门庭累后代，双亲对他期望大。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久居东京的人一提到四谷区的坂町往往肃然敬畏，几乎无人不知晓那一带街区自德川幕府统治以来，便一直是武士先遣队后裔们聚居的地方。 冈村家在四谷坂町已经居住过几代人了，从冈村宁次的曾祖父算起差不多也有200来年了。他家的宅院坐落在快要到这条街尽头的76号，十分偏僻而不惹人注意。日本的城镇住宅原来是没有门牌号码的，这里的居民住屋在明治4年（1871年）根据政府颁布的《户籍编制法》，才开始陆陆续续编汀门牌的。冈村家的院子并不大，里面的八九间房子是普通的木结构日式建筑。日本住宅的大小一般用榻榻米的叠数来表示，一叠约2平方米左右。冈村家的正房朝东，是3间每间约10叠的连体厅屋，大斜面屋脊占了整个厅屋高度的近一半，与邻家相比有点儿别出心裁，据说屋脊高，可以使室内空间增大，气流向上走，湿气可以随气流通过屋顶排出室外。跟所有住和日房子的人家一样，到冈村家来的客人自然也要进屋前先脱掉鞋子，而首先进入人眼帘的是这家厅屋那不涂刷任何油彩原木色的门、窗和板壁。其实，内行的建筑师大多认为不上油漆雕绘的裸木最利于吸收室内湿气，但当空气干燥时，它又可以把吸收的湿气放出来，起到自然调节室内湿度的作用。那些裸木就好像活着一样，不断地吸进呼出，从而延长木料的寿命，住宅使用的时间当然也就延长了。可见，冈村家的祖上是精明的，并且不尚奢华，讲求朴素实用。正房的两侧各有几间只有五六叠大小的偏房，作为炊事、储藏和小辈人居住玩耍的地方。明治17年（188年）5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冈村宁次就出生在这个院落的一间小偏房里。 冈村家的祖上是跟随德川家康南征北战过的武士“御家人”。1603年，德川家康开幕府于江户（今东京），将天皇架空，垄断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由此开始。当时，德川幕府的直辖亲军称“家臣团”和“武士先遣队”，他们以俸禄不满1万石（石为江户时代计算俸禄的单位，同时也显示受领者的地位）的旗本和御家人为核心。德川幕府的亲军号称8万骑，实际上一直只有2万人左右，并被分别编成番和组。那时的番主要有大番、书院番、小姓组番和新番，其中大番负责警备江户城，书院番负责门卫，小姓组番负责警卫幕府的各种会议、仪式和将军出巡。各番统一称作“家臣团”，但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以大番的地位最高。作为家臣团的各番，实际上担负的是幕府和江户城的守护侍卫任务，而真正有战斗力并执行机动作战任务，战时去冲锋陷阵的是由弓箭组和铁炮组合成的“武士先遣队”。 冈村家系武士先遣队的世袭“旗本”。在江户时代，奉禄在1万石以下的御家人中，能够直接面谒将军的称旗本。但那时有旗本称号的武士并不少，地位也并非个个都那么尊贵。据1772年的幕府表册统计，幕府家臣团和先遣队的旗本总数约5200人，其中俸禄在100石至500石者约占60％。冈村家在明治维新之前承袭的俸禄不到200石，与那些动辄领有逾千石、甚至上万石和数十万石俸禄的上层幕臣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可见，冈村家的祖上像绝大多数旗本一样，属于中、下级武士阶层。他们战时要去东征西讨，为幕府将军火中取栗，平时还要应付些救灾抢险之类的杂役，而与上层武士的奢侈生活是无缘的。 非但如此，德川幕府为了牢固地控制广大中下级武士，曾于1615年（元和元年）颁行了史称“元和令”的武士戒规，内中规定：（一）武士的基本职责是“专心致志，修炼文武艺能”，“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切不可停止和放松；（二）武士必须守法，“法者礼节之本也，法以判理，理不能逾法”，违法之徒，必遭重刑；（三）禁止武士结党、叛逆、凶杀，“野心之徒乃倾覆国家之祸首，危害人民之蠢贼”，决不能姑息容忍；（四）禁止武家之间私结婚姻，“以姻成党者，是奸谋之源”，禁止各藩之间私自交往，“以本藩秘事告之于他藩，或以他藩秘事告之于本藩，奸诈之事由此发端”等等。像冈村家这一级别的广大武士群，不仅俸禄微薄，而且是以其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全面受控于幕府将军为代价的。 当然，武士不是日本社会的底层，他们在政治上享有许多特权。日本人历来讲究身份，特别是江户时代身份等级制度十分森严，除少数公卿贵族外，人们被区分为武士、百姓（农民）、町人（工商业者）三种身份，俗称“士、农、工、商”。日本民族自古尚武，他们的“士”是指武士，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顺序中位列第一。武士们虽然整体上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阶层，但在内部则又根据门第的高低和政治权力的大小，分为20余个等级，上至将军、大名、家臣，下至足轻（步兵）、小者（仆役），以至散居村野的乡士和失去俸禄的浪人。他们尽管地位不同，但都可以“苗宇带刀”，即拥有一般百姓、工商业者所不允许的称姓和佩刀的特权。就是最低等级的武士，假如在市井争执中斩杀了个把平民百姓，也毋庸多虑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日本武士在社会上最受尊崇的极盛时期。 到了江户时代的后期，随着德川幕府和各藩财政的困难，一般武士的俸禄已难以支付。包括冈村家这一级别的武士，日常主要靠幕府供给的俸禄米作为生活来源，这时因幕藩财政拮据俸禄很难保证，他们只好靠典当、变卖家藏珍品，甚至把值钱的衣服抵押出去勉强度日，以致有些极度贫困的武士旗本，为了参觐当值，必须向当铺借衣服穿，回来后径奔当铺脱衣奉还，被人嘲笑说：“穿起脱上脱下的礼服，上下大道参觐当值。”贵重东西典当和变卖完之后，穷武士们便只好垂酋依附于原来被其鄙视的商人，再以自己的额度俸禄、官爵品级或领地宅基作为抵押借钱用。江户时代的《经济录拾遗》中记载：“（武士）家臣惜俸禄者，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七也。尚感不足，借町民之金以救急。犹不足，借江户、京都、大坂富商之金，此类事年年不已。”这些作为抵押品的武士财产和特权，由于无力赎回，最后落入高利贷商人之手。许多贫困的武士，有的依附于豪农、富商，与商人结为姻亲；有的转化为知识者，开始从事教师、医生等职业；有的收养希冀取得武士门第的町民子女，定期收取些抚育金；个别无一长技的贫穷武士甚至靠出卖亲生女儿做艺妓来维持生活…… 那时冈村家倒还没有落魄到这样的地步，但生活得也并不轻松、宽裕。到了冈村宁次的父亲冈村宁永这一辈，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已经很破旧了，针叶木的梁柱被虫蛀的尽是洞眼，本来的榫接的拉门、拉窗和室内隔扇，由于木质损朽得无法修理，只好用铁钉来固定复位，然后再用彩纸贴糊使人看不出原先的痕迹。特别是院子里的几间偏房，屋顶的青瓦许多已破碎、脱落。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国家，而这几间房稍有震感其内部梁架便会“嘎吱、嘎吱”地晃动作响，已经到了非下决心拆掉重建不可的程度了。1880年春，冈村宁永决定用自己的些许积蓄和妻子阿定当初从娘家带来的部分嫁妆费，将祖宅翻修整理一下。 “冈村家要开工造房子了！咱们去看看呀。”邻里们听说后纷纷跑来，特别是爱瞧热闹的小孩子。冈村宁永知书达理，平时不但仗义，而且性格随和，在坂町这一带是蛮有人缘的。 “哪里，哪里。我家不过是把这几间偏房翻修一下，顺便再整理整理院子。咱皇国列岛多地震、多台风，瞧瞧这陈宅老院再不维修，以后孩子们住在里面可就遭殃啦。” 宁水边向邻里们说着，边瞥了瞥站在身旁的妻子。阿定生于富裕之家，注重武士门第的娘家父母将她许配给冈村宁永。嫁过来后，虽感到夫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如原先自己想象的那么富有，但宁永的学问人品不错，对自己也温存体贴，所以夫妻感情甚笃。此时，阿定已有孕在身，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孩子的出世。 隔壁的山田老人虔信巫术，一本正经地提醒宁永：“你家建屋请没请人看过地相？” “正房厅屋不动，原地原址上翻建一丁偏房不用看了吧。”冈村宁永历来对巫术不以为然，再说请神道术士来做仪式着实要花费不少。 “那可不行。我大和民族是个喜欢讲究吉祥的民族，在土木之事上当然也不能例外。翻建新屋之前，要请人看风水，尔后择吉日动工。而巨动工之前，要举行地镇祭；上梁之前，要举行上梁祭，一项也不能少。偏屋是女人生孩子和小孩子长大成人的地方，为了多子多福和子孙日后前途远大，就更不可以忽略。” 宁永是个随和的人，特别是他觉得山田老人说的话有些道理，对他家未来的子孙是有好处的，便深以为许而采纳了。冈村家请来的工匠把几间偏房拆掉并清理好场地后，便在山田老人的张罗下热热闹闹地做了地镇祭。 日本的所谓“地镇祭”，也有称地祭、镇祭的，据说是从古代由中国传过来的并有所演化。在建筑新房之前，先在地基四角插上带叶子的竹子，在中央部位建个神篱，之后用稻草绳圈起来（日本人称稻草绳为“注连绳”，起洁净的作用），表示向镇守这块土地的神借用一块地方，构成一个神域，作为祭场。一切准备就绪，由造新房的主家请身着白衣、头戴黑高帽的巫师除去土地上的妖魔鬼怪，请神降临于干净之地。接着供奉神撰，即酒食等供品，并宣读祝词。此后巫师将小铁人、小镜、小刀剑等所谓镇物，分别埋入地基的中央和角落里。是日，还要摆酒席祝贺。 冈村家这次造屋搞的地镇祭，自然也是一切照老规矩办的。晚上，酒足饭饱已有些醉意的白衣巫师突然告诉宁永夫妇：“君家宅基似有斧钺之状，我们师徒做场时巧逢风吹净砂如硝烟，看来你家后人定出厮杀于疆场的皇国大将军。” 宁永听罢一愣，连连摇头：“我家虽是武士先遣队之后，但弯弓盘马之锐气势头已衰退无复当年，想必神主过誉了。” “非也。在下奔走作法多年，上观天相，下察地貌和人缘，替人预言料事还很少有什么差错的。”白衣巫师微露出不悦之脸色。 “失礼了，神主。”宁永嘴上这么说着，心想巫师们惯于逢场作戏，见人称吉祥，无非是多得些馈赠罢了。这也难怪，宁永自诩满腹韬略学问，也曾在官场和商场上浮游过，但始终抑郁而不得志，所以他对未来前景的看法是晦暗的：“我家的人能成为皇国大将军，这怎么可能呢？” 宁永这样的疑问不是没有根据的。且不说冈村家祖上的门第并非属于武士门阀中品级高贵的阶层，眼下的家境也并不显赫和富有，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家原是属于德川博府的御家人，尽管地位不高，但却是明治时代军政界打击和排斥的对象。 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是靠关西地区的长州和萨摩藩的改革派武士发起的。特别是长州藩，带头从尊王攘夷转向倒幕维新，使德川幕府视其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幕府曾多次发兵征伐长州藩，但最终于1868年1月在鸟羽、伏见之战中，被长州等落兵打败。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在得到对方保全自己身家性命和给予70万石之领地俸禄的允诺后，向讨幕军投降并献出江户城，自己带着家人返回老家水户藩。至此，德川幕府“三百年天下”宣告结束。同年10月12日，天皇睦仁在长州等藩改革派武士的拥戴护卫下，正式举行了隆重的即位大典。23日，改年号为“明治”（取自中国古籍《易经·说卦篇》“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并将原称庆应四年改为明治元年，同时规定“自今以后，一世一元，永为定制”，即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11月4日，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亲自“巡幸”原为德川幕府直接统治下的关东地区。26日，驾临江户城，将江户改称东京，定为日本国都，同时将城内的西龙宫改为皇宫。显然，明治改元、天皇东巡、迁都东京的真实意图是用提高天皇权威的办法，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而倒幕有功的长州派武士诸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自然也就在明治新政府中大权在握。 但是，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投降，并不意味着他原来的部下御家人也对新政府、特别是长州派门阀伏首。这些幕府武士先是组织“彰义队”进行抵抗，失败后又联合起关东和东北地区各路诸侯结成“奥羽越诸藩同盟”，以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新政府，在史称“戊辰战争”的日本内战中，重创长州藩武士控制的政府军，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几个亲朋好友都在厮杀中阵亡。明治政府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终镇压了幕府余部的反抗，重新统一了日本。而心有余悸的伊藤博文得胜后权势更加炙热，一时竟怒言：“今后皇国的陆海军中江户（即东京）人和关东诸藩子弟，不得充任中佐以上的军官！” 十几年过去了，日本军界虽然发生了些许变化，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的想法也多少有些改变，但他们还在世，关西长州派掌权的基本格局依然如故，他们压制来自关东地区军人晋升的既定人事政策也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所以在当时（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军队中，来自关东地区和江户的子弟，尤其是出身家世与德川幕府有些沾连的人，当兵或是充任中下级军佐的倒是不算少，但绝少能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岁月悠悠，冈村宁永饱经政情世故，对这一点岂能看不清楚？因此他对白衣巫师的预言并不放在心上。 偏屋翻建后不久，阿定便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宁永夫妇这头胎儿子没能活下来，仅因赤痢而夭折了。冈村宁次是他们后来生下的第二个儿子，由于长男夭折，次子实际上被视为日后掌门立户的长子。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呱呱落地。由于日本孕妇在胎儿隆起后有束腰的习惯，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时略显瘦弱，宁永夫妇甚至担心这个孩子仍然活不下来。当然，这个孩子后来平安长大，并终于成为日本陆军大将，在中国战场上充当了侵华恶魔的角色，但他矮小瘦弱的身材确确实实减损了其大将的“风度”和“威仪”，他自己也曾在日记里为此而流露过苦恼。这是后话。 中国人讲究婴儿出生后一个月，要过满月；而日本的风俗是孩子生下来的第7天便是应该庆祝的日子，日本人称之为“御七夜”。按日本的旧习，这一天要由婴儿的外祖父或委托父母信赖之人为孩子起名字。不过，进入了明治年间以来，这些习俗有所打破，由孩子父亲自己起名的越来越多。但不管谁为孩子起名字，都要注意汉字的使用范围，因为用于名字里的汉字在法律上是有限制的，否则官衙里的户籍管理部门不接受登记。在日本，一般老大如是男孩叫大郎、一雄、一男者多，如果老二则起名次郎、昭一二等；女孩则多起名和子、良子、加代等。冈村宁永的第一个男孩虽然夭折，但作为父亲，在其悲哀的内心深处仍要为他留下名份和位置，好让以后将会陆续出生的孩子记得他们有这么个长兄。所以他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给这个刚出世不久的瘦弱男孩起名为冈村宁次。 日本民间的迷信意识中，每年5月是妖魔泛滥、灾难四起的凶月，而冈村宁次恰恰是降生于这个月份的正中间。据说阿定分娩前的几天，曾梦见一只瘦骨磷峋黑鹰落在自家的屋顶上，长时间地呱呱吼叫，弄得这对夫妻也搞不清是何兆头。往昔，日本人认为生孩子是喜事，然而又说生育是件不干净的事情，故称生育为“赤不净”，并因此安排孕妇回娘家去生孩子，特别是第一胎时。这次已经不是阿定第一次生孩子了，预先请来帮助接生的妇人又说孩子恐怕会早产，回娘家的路途上受到颠簸要出危险。所以，她这次生冈村宁次一直没有离开过四谷坂町。接生的妇人经验丰富，胎儿的个头又不大，总的说生育还算顺利。 在日本。婴儿降生于人间，如是男孩在第30天，如是女孩在第32天，一定要去参拜神社，就是向神报到，将孩子在过“御七夜”时起的名字写人祖神的子孙名册中。届时，让孩子穿上姥姥家赠送的小裤袄，由孩子的母亲亲自抱着前往。参拜神社之后，宁永夫妇照老规矩要抱着小宁次到给予过关照的亲戚邻里家致谢，向人家赠送红豆饭和红白年糕，而对方则赠送他们预先做好的纸糊小狗。自此以后让小狗睡在孩子身边，因为小狗可以替代孩子要生的疾病，免除孩子的灾难。冈村宁次生下时虽因不足月而显得瘦弱，但后来在童年时期也确实没有生过什么大毛病，阿定说是神的保佑和按老规矩做足了各种仪式的结果，其实不过是在他们夫妇的悉心照料下，偶然的巧合罢了。 冈村宁次出生时，虽然日本在推翻德川幕府统治后开始的明治维新已进行了10多年，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整个国家经济还远未达到摆脱贫穷落后的程度。他家的底子本来就不殷实，宁永夫妇又接二连三地生出一大堆弟妹，加上冈村宁次，这一家总共有8个孩子要抚养，生活是拮据的。1936年3月，刚刚就任陆军第二师团长并晋升为中将的冈村宁次在回忆他的童年生活时说：“那时我的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我穿过的衣服、鞋子保存好，留给弟弟们穿戴。家里开支用的钱，母亲总是用纸包成几份，由于精打细算，有时每月竟能留下一份额外应付开支。那时的日本，大多数人家的主食是紫菜酱汤和粗质的米，新鲜的鱼片和牛肉是节日才能吃得到的。”正是对童年时期母亲勤俭持家的印象深刻，所以他成为军官后，包括远离本土撕杀于中国战场时，也总是不忘记每隔一段时间将自己那份渗含着日本工农大众血汗、尤其是中国人民血泪的“皇军薪金”寄给母亲，而且每次邮寄的时间和金额，都一笔一笔认真地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中。 日本家庭是非常注意孩子的早期教育的、从冈村宁次4岁开始，宁永夫妇就教他认日语假名和一些简单的汉字，并已规定了每日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与宁永谦卑随和的脾气相反，阿定是个干练而严厉的人，冈村宁次一直不怎么在乎他的父亲，但从小时起，甚至在成为了将军以后，一见到母亲便不敢放肆而肃然敬畏。4岁的孩童正是贪玩和注意力很难集中的时候，每当冈村宁次在小板凳上坐不住，跑到院子里或街上玩耍的时候，只要听到母亲的喝斥声，就立即钻回屋里拿起识字卡片。渐渐地他也学得机灵了，见到母亲出门，他就赶紧跑出去玩耍，估摸着母亲快要回来了，他便端坐在小板凳上装模作样地背诵卡片上的词句。但不管怎么说，他在父母、特别是母亲的严厉督促下，在学前就认得了不少的字。 1890年3月，冈村宁次入坂町小学，开始了学校生活。东京市真正建立小学校是在1872年（明治5年）“新学制”实施之后。以前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各地把初等教育机构叫作“寺子屋”，实际上是一种私塾性质的教育。1869年（明治2年）3月23日，明治政府颁布了小学设置令，决定在各府县建立小学校。已经定为首都的东京市，自然要率先执行政府的法令，经过几年的准备便建立了各种小学校100多所，坂町小学校即是其中的一所。不过，因这一带学区的负责人悉为武士之后裔，政府为笼络他们支持维新改革，从各个方面包括教育的投资上给他们以重点照顾，使这里小学的校舍和设备都堪称一流，选聘的教师也都是由智识上乘并且合乎武士们口味的人来担任。 明治时代，日本小学分为两个阶段，即寻常小学与高等小学，各为4年。其中，寻常小学是4年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从1889年9月入坂町小学起，当时才5岁多一点的冈村宁次开始度过其长达8年的小学生时代。据他早年的同窗回忆说，小冈村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有时很老实，有时又很乖巧，比较合群，擅长于交往；他的算术成绩一般，但语文和历史学得好，写的作文常常得到老师的夸奖。他的父母对其学习成绩总的说来是满意的，特别是他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父亲冈村宁永，对儿子日后的荣华富贵抱有莫大的希望。 1897年，13岁的冈村宁次小学毕业，考进了著名的早稻田中学。这所学校当时是东京专门学校的附设中学部。东京专门学校是著名维新派政治家大限重信等人于1882年（明治15年）10月创办的，大限认为“国家之独立，要基于国民之独立。国民之独立，要基于学问之独立”，即以坚持学问之独立为建校宗旨，培养有“自由精神”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后来在1902年9月，东京专门学校正式更名为早稻田大学，成为如今享誉日本乃至世界的一所私立大学。由于它当时的收费就较高，所以冈村宁次在其中学部仅仅读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当然，冈村宁次在早稻田中学辍学，也不仅仅是出于家庭经济上的考虑。他是武士后裔，其父宁永虽然落魄而又无可奈何，但其本性上对所谓“自由精神”是格格不人的。特别是他的母亲是个性格刚强的妇人，做梦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出人头地、重振家业，后来冈村宁次步入军旅，每晋升一次职务和军衔，她都狂喜一番；当冈村宁次中年丧妻时，她竟能不顾耄耋之躯替他拉扯孩子，好让儿子无后顾之忧地专致于“事业”，可见其功名心之炽热丝毫不逊于其子。冈村宁次奉父母之命离开早稻田中学，自然不是辍学在家做一个无所事事的浮浪少年，而是紧接着靠母亲四处活动拜托到的关系，进入了东京陆军幼年学校，目的是为下一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铺垫道路，最终成为一名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帝国军官。 那时日本的所谓陆军幼年学校，其实就是陆军少年军校。明治维新开始后，在西方列强日益渗透的压力之下。当权者环顾字内，认识到在“强权即公理”的环境中建设国家近代化军队的重要性。明治新政府成立不久，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就向天皇上奏说，当今“万国对峙”，列强“论兵之多寡，急于论国之贫富”，充实军备是当前“燃眉之急”。从此把最初提出的“富国强兵”发展顺序，调整为“强兵富国”，确立了把“强兵”作为国家首要政策的军国主义路线。日本人做事之前习惯于考察对比，汲取别人的长处。山县有朋、西乡从道等人通过对欧美各国军事制度的考察，发现德国的那一套最适合日本效法。德国军官的培训是非常系统的，他们从少年娃娃抓起一经过初级正规军事学校的培养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少尉军官；此后有发展前途的军官还需进入中高级军事学校去学习深造。所以，德国军官的底子普遍扎实、军事素质高。而且军队作为一个武装团伙，讲究协作和集体主义，少年娃娃初谙世事即选拔来一起学习，也易养成职业军人的军官团精神。这样，在山县有朋等人考察回国后的大力鼓吹倡导下，日本陆军逐步建立了从幼年学校、士官学校到陆军大学一套完整的军官培训体系。 当时日本陆军在东京、名古屋、神户等地建有多处幼年学校，其中以东京的陆军幼年学校为最好，校长往往由有大佐军衔的人来担任，其他地方的学校一般是中佐、甚至由少佐来做校长。那时的日本还很穷，政府的财政相当紧张，据说神户陆军幼年学校刚开办时，校长和教官要在草席棚里办公、备课。相对而言，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就好多了，校舍是当时尚不多见的楼房建筑，冬天烤火用的燃煤供应及时而充足，夏天时当局还时常能供应一些冰块，以防止学生们在操场、野外演练时中暑晕倒。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陆军幼年学校的学生虽然要穿着军服，但还不能享受正式军人的待遇。冈村宁次在校学习期间，他的父母每月要向校方交付6.5日元的食宿费和杂费，该数额大致相当于现在的3万多日元。每月交这么点钱今天看来不算多，但考虑到那时一个日本熟练工人的月俸也只有10—20日元，这笔食宿费和杂费就不算少了，对冈村家也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负担。 1898年（明治31年）9月，冈村宁次身穿草绿色军装参加了入学典礼，从此迈出了他毕生军人生活的第一步。当时这所学校的主管叫关谷铭次郎，是个满脑子渗透着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毒汁的人。他经常教导学生，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陆军军官，就要严于律己，刻苦奋斗，尽忠于天皇；就要在战争中勇冲猛杀，视死如归，为日本今后的东征西杀建立功勋。冈村宁次铭记着他的训戒，一心扑在学习上，无论是课堂听讲还是室外术课操练，都认真而卖力，所以学习成绩一直是不错的。 在东京陆军幼年学校，许多学生来自于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爱打抱不平的冈村宁次为了回击他们的挑衅，也开始拉帮结派组成自己的团伙。其中有永田铁山、小(口克)敏四郎和黑木亲庆等人。 永田是冈村宁次在这所学校读书时最要好的朋友，彼此相互亲昵地称呼“铁”和“宁”，后来他曾官至陆军省少将军务局长。小(口)克也是冈村在陆军幼年学校时的挚友，他俩在同一个学员区队，性格、脾气很合得来，后来的最高军阶为陆军中将，并在战后的东久迩内阁中担任过国务大臣、永田和小(口克)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军界内部纷争中，分别是著名的“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核心人物，任何一本较详尽的日本军事史总要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确确实实都是有些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之才干的人。 这时期还有一位后来没有多大“出息”但人品很好的挚友，就是黑木亲庆。黑木头脑清楚、聪明，尤其长于外语。他不是一个擅长于交际的人，与他交往的人不多，但一旦交往他即忠于友谊。黑木与冈村在幼年军校时也同属一个学员区队，由于他来自熊本县，在东京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所以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冈村宁次就邀他到自己的家里来玩，冈村的母亲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给他以关怀和温暖，拿出平日准备的好吃喝招待他，替他缝缝补补，料理生活琐事。1934年3月，51岁的黑木因患糖尿病而生命垂危，正巧冈村宁次正在关东军的职任上而不能回国。在黑木弥留之际，冈村的母亲替儿子到他住院的四谷庆应医院看望他。黑木紧握冈村母亲的手喃喃低泣：“我不行了。死前最想见的人就是冈村和您，在他没回来以前，我真不想死啊……” 可见，他与冈村一家人感情至深。 东京陆军幼年学校的这帮少年学生，凶悍斗狠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在那里受欺负，这大概也是他们大多为武士后裔和军人子弟的尚武基因所致。冈村宁次在此学习的3年岁月里，一直还算安分守己，但在毕业前夕的一次操场械斗事件中，因被校方认为是肇事者和主谋险些被开除学籍。那样的话，冈村宁次一生的命运就可能彻底改变了。欲知详情和结局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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