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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乖命蹇成鳏夫，言称独身恋情妇； 多方活动把兵带，济南日军添后补。 话说冈村经过一天半的海上颠簸，于1月13日到达了长崎。下船后，匆匆与迎候在码头上的朋友打了个招呼，便拖着疲倦的身体，立即赶往医院。 理枝患的是肺原性心脏病，这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冈村来到病房，看了看陪伴在妈妈身边的老大忠正，又望了望病危中的妻子，心里好一阵酸楚：她已经失去了意识，不能和自己相认了。 冈村在理枝病床边，连续守护了2个星期，他要补偿这多年来欠下妻子的情份。27日傍晚时分，理枝似要从昏睡中醒来，动了动嘴，于是冈村忙喊她的名字，但她重又昏迷了过去。7点多钟，冈村到借住的朋友家去吃晚饭，医院来电话说理枝要冈村来一下，冈村想刚离开医院时大夫说不会有什么大变化，不必担心。所以，他接到电话后没有立即去医院。 这些天，他实在太累了，晚饭后他要睡一会儿。到了半夜，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叫到了医院，可是已经晚矣，理枝刚刚咽了气。这年她才35岁。 冈村这时想起7点多钟医院来的电话，理枝当时是临终前的回光返照，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从昏迷中醒来，想让丈夫去看她。冈村后悔那时为什么没有马上来一下呢？这10几天直到最后，冈村没能同妻子说上一句话，连她弥留之际，也偏偏那么一会儿没有守候在她身边。对这一点，他在日记里，多次袒露了终身悔恨之意。 理枝的遗体在长崎当地火化后，冈村抱着妻子的骨灰回到了东京。2月4日，在青山长安寺为理枝举行了正式葬礼。冈村的军政界朋友、同僚及亲属共120多人参加，参谋总长河合操大将也派人送来了花篮。葬礼是盛大的。 悲伤的冈村安葬完理枝，“决定今后不再娶妻了，这既是为了事业，为了独子忠正，也是为了亡妻的在天之灵”。冈村下决心不再结婚，免除一切后顾之忧，主要是为了能够专心从事军职。军人的家庭往往要夫妻两地分居，妻子须独自操劳家务、抚育子女，这就需要有健康的身体。然而，冈村摊上的妻子理枝，却不幸体弱多病。他曾为了不把全部家务推给理枝一人，才把全家带到了上海，未料却导致了武正之死并加重了理枝的病情。如果再娶妻，他考虑过石田，但那个女人能做个令人愉悦的情人，却不一定做得好忠正的继母，如果再使这棵独苗遇到什么不幸，那就更对个起已故的理枝了。 尔后，冈村果真过了12年的鳏夫生活。 理枝死后，冈村又回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就被调回国内任步兵第1联队队副。这次调他回国，上司们也是一番好意，考虑到他在国外已经死了一个孩子，妻子又撇下十四五岁的忠正病故，家中年近七旬的老母阿定拉扯着这个孩子，也确实需要他回来照顾；而且联队的队副乃是一种闲职，负的责任比驻外武官要轻，工作压力也不大，让他干这份差事可以抽出时间和精力照顾一下老母和孩子。 1927年初，冈村宁次正式调回了国内。3月，他去联队报到并工作了一段时间；5月初，冈村平生第一次向上级请假，他要利用休假期间撰写在中国任职3年的报告，顺便也暂时休整一下自己疲惫的身心。 上级理所当然地答应了。于是，他与从上海追来的石田一起离开了东京。一贯注意自己形象的冈村，不愿让人知道他跟石田的特殊关系，他要避人耳目，带石田到内地度过一段不受他人干扰的情侣生活，并且自认为这将为亡妻所允许。 5月8日上午，他携石田乘火车来到了京都，先在木屋街的榊屋旅馆放下行李、吃罢午饭，下午便去清水寺、丹山公园游览。石田生在一个很早就移居中国的日本侨民家庭，没怎么回过日本，京都也是她头一次来，冈村给他的小情人当导游既有乐趣，又有回报，其当天的日记里记载下“晚餐后早寝”之类的淫词浪语。 他们在京都玩了两大、又一起去了伊豆。冈村在日记里对伊豆之行赞不绝口：“从修善寺车站乘汽车至汤岛的落合楼投宿，溪流潺潺，新绿郁郁，浴室和房间小巧艳丽。”他俩对落合楼，“印象尤为良好”，来到这里“心情格外舒畅，立即入浴了”。 这对野鸳鸯在落合楼里住了整整一周，男欢女爱之余，冈村计始着手撰写他在中国的任职报告，报告的开头部分“孙传芳派的思想考察”，就是在这里脱稿的。之后，他们离开伊豆，去伊东一带游玩，至月底才返回东京。 石田在东京没有亲戚，冈村又不敢把这个身世不白的女人带回家，一怕母亲阿定发脾气，二怕在儿子忠正面前影响为父的“形象”，只好借屋藏娇把她安顿在新桥旅馆里。后来，由于在熟人面前也难于启齿跟她的关系，索性为她在大阪的兵工厂里找一份职员工作，他自己常借些“出差”的名义，从东京溜到那儿去幽会偷情。 不久，夏季来临了。冈村自1923年8月晋级为中佐，到这时已快整整4年了，他该晋升了。 日军不定期的人事调配和晋级是在每年的夏季，与其他国家一样，日军军官的职衔每隔一定年限，经考核合格都可获得正常的逐级晋升。军队中的职务和军衔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譬如副团长有的是少校，资历年限够的也可以是中校，但副团长如果没有当上正团长、则无论他佩带中校肩章的时间有多长，也晋升不到上校。冈村按年限应于这年8月晋级为大佐（日军的佐级。即校级；因它没有上尉、上佐、上将之称谓，所以其大尉、大佐、大将，即分别相当于别国军队的上尉、上校、上将），而他时任副联队长的官职（即相当于副团长），最高只能是他目前的中佐军衔，要获得赶上正常晋升为大佐的机会，必须要先把职务搞上去。这时，“战友中有人替我活动当参谋本部新闻班长或去士官学校当学生队长，上级也有这个意思，因为这两个职务都是正联队长级，如担任就不致影响我中性期满晋升为大佐。对此，我既感激朋友的好意，又并不情愿，我的本意是想当能实际带兵的联队长”。 冈村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坦率地告诉了负责佐级军官任免调配的阿南惟几，阿南答应考虑他的愿望。7月份，日军定期人事调整开始；8月15日，冈村宁次果然接到了担任陆军13师团第6联队联队长的任命，军衔也被同时晋升为大佐。 对于立志“皇军事业”出身于步兵科的军官，谁都希望能在野战部队中当个独当一面的主官。特别是冈村，自步入军旅至今，大多数时间是当参谋、副官、机关部门负责人、谍报武官之类的职务，所以这次人事调整前夕，他宁愿不提升职衔，也不想再干新闻班长等幕僚性质的工作，一心只希望能当上联队长。如今愿望实现了，冈村自然兴高采烈。不过，他这次当联队长的时间仍不太长，才干了一年半，便又被调回参谋本部工作。这是后话。 步兵第6联队，当时驻扎在名古屋，是个在日军中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它组建于明治维新时期的西南战争中，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曾为日本帝国的利益东打西杀，战功赫赫。日军首脑把冈村放在这样一支精锐联队里做主官，表明了对他的器重。 但他任职初期，由于带兵经验生疏，“联队长当得并不轻松”。一些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属下军官，内心不大服气他们这位新来的联队长。为了宠络住部下，冈村经常利用节假日走访官兵的家庭，也慰问他们妻子的辛劳。并且通过“聚餐饮酒、无顾虑的谈话，了解到众军官皆归服，甚感愉快”。 威信树立起来了，心情愉快的冈村整日忙于部队的日常训练，各方面工作开展得也比较顺手。这时候，他开始尝到独居的寂寞。石田虽然跑来过几次，但一见其他军官夫人们评头论足、啼啼咕咕的样子，作为一联队之长，他不敢过分造次，每次匆匆亲热后总是赶紧打发她离开联队驻地，此时的冈村“感到了鳏夫的悲哀”。 在国内部队的职任上，他仍然时刻惦记着中国的政局发展，等待着个人再展“宏愿”的机会。白天忙碌后，一到夜深人静时，鳏居的冈村宁次常常辗转反侧，盯着中国地图彻夜难眠。 且说1927年至1928年的中国局势，云谲波诡。1927年3月，北伐军的白崇禧等部进入上海，4月2日，蒋介石秘密召开清党反共会议，何应钦、李济深、白崇禧、李宗仁、陈果夫和吴稚晖等参加。蒋称，“如果不清党，国民党就要被篡夺”，北伐不能继续，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会议一致同意清党。蒋介石、陈果夫以“中监委委员吴稚晖”名义，拟制了一份《请查办共产党函》，称中共“逆谋昭著”，“十万急迫”，应给以“非常之处置”。后来，这次仅有3名监委、1名候补监委（占监委总数20名的1／5）出席的会议，被称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清党会议”。 4月12日凌晨，在蒋介石的部署下，杜月笙带人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各驻地发动突然袭击。归顺蒋不久的孙传芳旧部周凤歧军借口“工人内讧”，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接着，蒋军四处捕杀共产党人，数天之内，在上海屠杀300多人，逮捕500多人，5000多人下落不明。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国民政府”成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决定渡江北伐。他于5月12日派蒋方震赴日本，谋求田中内阁的谅解。田中悍然提出南军必须在徐州停止前进。5月16日，日本第2遣外舰队开往山东沿海。22日，南军攻克蚌埠，向徐州推进。24日，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出兵“护侨”。2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出兵山东。次日，日天皇裕仁裁可。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第10师团第33旅团出动。在南军打到徐州前夕，6月1日，日军在青岛登陆。7月8日，日军由青岛侵入济南。12日，田中内阁批准向青岛增兵2200名。在日本人的撑腰壮胆下，奉系张宗昌等部反扑徐州，蒋介石大败，南军退到长江以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南京、武汉两政府合流。国民党各派倾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由于中国局势发生变化，日本政府于8月30日宣布从山东撤兵。9月8日，撤退完毕。 但是，日本并没有改变其阻挠南军北伐的初衷。9月29日蒋介石访日，除拜访宋家母女，追求宋美龄外，主要目的在于谋求田中内阁对他的北伐给以支持。11月5日，田中与蒋会晤于青山私邸。田中明确地对蒋说，你应巩固长江以南地区，“可不必急于北伐”。又说：“假如长江以南不能统一，其间共产党便会成长，即使一旦摘掉嫩芽，仍会再次发芽生叶。”田中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共产主义”发展下去，势必“蔓延”日本，就会危及日本“国体。”蒋回答说，对共产党“非清除不可”，但要求日本不要阻挠中国的统一。这次会晤双方仅就“反共”问题取得一致。田中所提出的“不要急于北伐”，蒋介石没有应允。11月8日，蒋介石应国民党电召离日回国。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统率4个集团军。4月7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再次北伐。蒋亲自率第五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张宗昌抵御不力，南军于10日克台儿庄，22日打下泰安，逼近济南。 当时日本驻济南的武官，就是那个在上海领事馆任内曾被冈村训斥过的酒井隆，他的军衔已被晋升为陆军少佐。4月16日，酒井隆将济南一带的战况详细报告给国内，同时请求出兵。陆相白川义则和参谋总长铃木庄六认为“时机适宜”，应立即出兵。19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派遣驻熊本的第6师团一部5000人在青岛登陆，经青岛开往胶济铁路沿线要地。实质上日军接到的是命令对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实行军事占领。为了抢先控制济南，东京命令驻天津的3个步兵中队赶赴济南。4月20日晚，该部队侵入济南。21日，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提出了严重抗议。 30日夜，张宗昌军北逃。南军于5月1日平静地开进济南。2日上午，蒋介石进驻省督办公署。2个半小时后，日本陆军中将福田彦助率增援部队接踵而至。日军在市内设置铁丝网，堆砌沙包，构筑工事，并擅自划定东西两个“警戒区”，禁止中国军民通行。这样，济南出现了日本侵略军与中国军队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希望日本人能够罢手。他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他一面电示抵日秘密联络的张群：“请以公私之关系，要求其克日撤兵。”一面通过浪人恼信夫疏通，允以负担日方军费为条件，劝侵济南日军先撤回青岛。 可是，日军早有预谋要制造事端。5月3日早上8时，日本代理总领事西田寰一，驻济武官酒井隆和天津驻屯军小泉恭次中佐一行拜会蒋介石，声称：中国军队进入济南，“军纪风纪都很好，很守秩序”，我军今天就要撤离济南，特来辞行。但当他们离开总司令部不久，日本军队就发起了进攻。开始，一名徒手中国士兵途经日军擅自圈划的“警戒区”，日军将其击毙。同时，南军宣传员在街上张贴标语，日军出来干预。双方争执中，日军即开始射击。使济南商埠街头一时死伤枕藉。10点以后，日军架大炮轰击中国军队驻地，第40军贺耀祖部被迫还击。在交火中，1个团被日军包围缴械。下午，日军攻占邮政局、电报局。日本侨民中的“在乡军人会”成员，配合日军在街头大肆搜查、捕杀打散的中国官兵，洗劫中国商店，滥杀和平居民。在“五三”这一天，被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的中国军民在1000人以上。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军践踏国际法准则，惨杀了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3日深夜，木庭大尉率日军包围了山东交涉署，冲入搜查。蔡公时用日语抗议：“我们是外交人员，这里是非战斗单位，不许搜查。”日军将蔡捆绑起来，用刺刀逼他跪下。蔡公时不屈，日军竟割下蔡的耳鼻，剥光衣服，肆意侮辱，终将蔡公时杀害，其下属17人尽被枪杀。侵略者还毁尸灭迹，交涉署仅有1人侥幸逃出虎口。 面对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方针。他下令中国军队“不准还枪”。3日深夜，蒋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交涉，中国军队主力退出济南商埠地区。 然而，日军并不肯罢手。他们一面肆意颠倒是非，反诬中国军队抢劫和杀害了日本侨民，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制造借口；一面继续向济南增兵。福田彦助中将向东京报告，诬称中国士兵抢劫了经销《满洲日报》的日本商人，日军“护卫”侨民，才引起武力冲突。酒井隆在向陆军省汇报日人死伤情况时，竟把在战火燃起之后13名日本人死亡夸大为“济南有300多名日本侨民惨遭杀害”。东京《时事新报》在头版刊登了陆军省发布的这条捏造的新闻，肆意煽动。福田向军部谎称：南军在济南附近有4万人，“对我方所怀恶意逐渐增长”。他认为：“目前正是日本对南方进行断然惩处，以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机。”于是，田中内阁决定从关东军抽调第28旅团增兵济南。陆军持强硬态度，参谋本部、陆军省共同拟定《对华方策》，竟然宣称：这次济南事件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心理的具体体现”。要“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根除中国轻侮日本的观念，“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该《方策》的主要意图是以武力占领济南附近地区和胶济铁路沿线要隘，然后看情况再移交外交谈判。在军事参议官会议审议之后，8日，田中义一主持内阁会议，决定采纳对华方策，并增派名古屋陆军第3师团开往山东，天皇裕仁迅即裁可。 5月9日，参谋本部向第3师团下达了动员令。13日清晨，冈村宁次手按军刀柄，向在军营里整装列队的联队官兵训话：“关于此次出征，本联队长只以一言训示：奉天皇陛下圣谕出征，是军人的荣誉，日本步兵联队虽多，但以我步兵第6联队最负盛名。让我等官兵在军旗之下驰征中国山东，去保护我日本侨民吧！” 14日，冈村率第6联队随师团主力从字品登舰，开赴山东。可惜，等他们在青岛上岸时，济南城已被第36旅团等部队完全占领，眼看到手的“立功”机会飞掉了。 原来，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于当日深夜将中国军队主力撤走，但同时又留下两团人马意在与日军周旋。为了完全占领济南城，肃清中国留守军队，福田未等国内援兵到达，即于8日清晨7时发起了攻击。 攻击开始时，日军首先轰击和摧毁了新城兵工厂、无影山弹药厂。接着，又野蛮炮轰内外城居民密集地区。他们以西城墙各门及其他制高点为炮兵阵地，居高临下地狂轰。城市火光冲天，居民被虐死者到处皆是。李延年、邓殷藩留守部队奋起作殊死抵抗。10日夜，蒋介石下令“迅即撤离济南城”，李、邓才率部突围，在东门外3里处遭日军伏击，除500人逃脱外，其余全部阵亡。少数未及撤退的中国官兵一直在城内抵抗到最后壮烈牺牲。11日晨，济南城完全沦陷。在3天肆虐的炮击中，济南城许多繁华市街变成一片瓦砾。日军在城内还肆意杀人抢掳，奸淫妇女。两所前方医院300名伤兵全部被日军斩杀，有700多名俘虏下落不明。据济南事件受难家属联合会调查，整个事件过程中，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福田在给参谋总长的报告中写道：“随着济南城的陷落，中国方面死者不计其数……日本陆军的武威得到了充分的宣扬。” 正是由于第3师团迟到了几天，冈村他们没赶上参与制造济南事件，战后审判战犯时，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才得以振振有词，宣称他的当事人在日军制造的济南事件、南京事件等几起骇世暴行中，是所谓“清白”的。实际上，作为后援部队的第3师团各联队在青岛登陆，给直接在济南城屠杀中国军民的其他日军部队，起到了撑腰壮胆的作用。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冈村率领的第6联队驻扎在强占的一所学校内，担任师团司令部及各后勤单位的警备任务。由于济南战事平息，冈村闲来无事，整日忙于和上司、同僚拉关系，探听各方面情况。7月10日，他“接到国内铃木贞一的来信，透露我又将被调回参谋本部，担任战史课长。事出意外，使人吃惊”。12日，冈村宁次“午后拜访了三宅光治旅团长，以传闻我将被调回参谋本部为据，请求旅团长帮助推脱”。16日，他从上司那里“更加确认我已内定参谋本部课长，感到烦闷，盖因喜爱所指挥的第6联队和青岛之故。整整一天，甚觉没趣”。 其实，早在济南事件发生之前，日本统治集团已经开始研讨蒋介石一旦兵临北京、天津和山海关，日本对满洲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注意力的焦点已不在山东，而转向京津和东三省方面去了。对冈村和其他一批“能干”的军官进行新的调配，恰恰表明了日军上层首脑对他们的倚重，只是不解此中意的冈村没有领会上司的这份厚爱，还在那里悲悲戚戚地闹情绪。 7月25日，冈村宁次接到了参谋本部的正式调令；与此同时，旅团长三宅光治少将也接到了转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任命。午饭时，冈村“不忍与联队同事同席而外出，独自外出进餐。晚归，与众共进晚餐时，皆潸然泪下，食不能进”。但是，离开餐厅又和联队副官等人到街市饭馆去饮酒驱忧，结果“成了众皆泣之的悲痛酒”。 8月17日晨，卸下第6联队联队长之任的冈村宁次，离开营房携行李到大和旅馆暂住，等待命令回国。上午9时，与其他军官一起到青岛码头迎接新任的蜂须贺旅团长和工藤义雄联队长。晚上。冈村出席了师团长为送旧迎新而举行的酒会，这时他的心情转悲为喜，因为“据师团长副官对自己耳语，安满欣一师团长对我甚爱，说冈村以热情使部下归服”。“又据接任的工藤义雄从国内带来的口信，陆军人事局也说我是称职的联队长。因此，我的联队长生涯以成功而告终”。 上司们对冈村在一年多联队长职任上的评价是：“该员没有陆大出身的优秀生所表现出的骄傲自大，虽说有点神经质，却坦率且善解人意，自然而然能抓住部属人心。”这次他独当一面统率一个联队所获得的自信与经历，对他后来再次离开机关当上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等领兵大员之职，可以说增加了筹码。然而，此番离去他所“衷情”的华夏大地，不知何时能归？他也舍不得离开曾朝夕相处一年多的联队唆罗们。8月底，冈村宁次在登船别离青岛时，做诗一首： 御旗下别战友独身离去， 乘秋船出黄海此情凄凄。 …… 无奈军令如山，冈村宁次只得扶行李回东京去三宅坂报到，欲知参谋本部这次给他安排了什么新差事，且听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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