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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难断战守策，兵临城下方后撤； 冈村急功失远虑，拔了头筹受庆贺。 在1938年的夏、秋两季，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的焦点所在。中国失去的地方已经太多了，“保卫大武汉”是当时各界舆论震天的呼声，放弃它，将意味着国民政府的政治威望受到进一步损害，给内部的对日妥协派以投降当汉奸的借口。这一点，精于政略的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 会战发起之初，蒋介石决心大干一场，进而保住武汉城。否则，他何必要投入百余个师的重兵？就是在9月上旬，战场上的主动权已操于日军之手的情势下，他仍不想放弃这座城市。请看当时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制定的卫戍部队作战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对敌情的判断如下： 敌将于压迫我武汉以外战区部队得势后，肆其包围之惯用战法，以主力经阳新、大冶向咸宁、贺胜桥，并各以一部沿江及由蕲水向我仓子埠、黄陂、孝感，协同海空军三路向我进犯，以达其速占领武汉之迷梦。 据此，卫戍总司令部制定了作战计划，其方针是；卫戍部队为确保武汉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武汉外围，一部控制于武汉核心，利用既设阵地坚固守备，乘敌兵力疲惫或分散之际，与第5、第9战区部队夹击于湖沼地区而歼灭之。同时决定，卫戍部队应独立固守3个月以上，以消耗敌人的战力，使各战区赢得尔后会战的富裕时间。最后亦须固守武昌、汉阳、汉口任何一镇，以表现国军抗战守土的精神。 由此不难看出，国民党军事当局至9月上旬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有在武汉市区大打一场的想法。只是这个想法不够坚决，但从后来事态发展看，该想法不够坚决倒未必是坏事。 9月20日，蒋介石决定，陈诚兼任的武汉卫戍总司令一职由罗卓英接任，陈诚则将主要精力放到第9战区的指挥匕陈诚曾是力主保卫武汉城的蒋介石心腹大将，是堂堂战区一级的军事大员，以兵团司令级的罗卓英取代陈诚，暗示出蒋介石已着手准备撤守武汉。 9月底，随着田家镇要塞的陷落，武汉已无险可守，蒋介石和军委会便彻底放弃了死守武汉的计划。也就是蒋介石做出齐守武汉的这几天，他又恰巧接到了由周恩来面递的毛泽东亲笔信。中共领袖在信中首先夸赞和鼓励了他一番：“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接着，毛泽东在信中又阐述了保持有生力量，坚持持久战争的观点。看了毛泽东的来信，蒋介石心里有了底，他觉得只要共产党人不在他撤守武汉问题上做政治文章，就不怕其他小党小派、各界舆论瞎叫唤。国共两党经过10年内战厮杀，互相不信任是难免的。实际上，中共从抗战前途的大局出发，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抗日主力在一次会战中被拼得精光的结局。 武汉人民希望中国军队能保住自己的城市，免遭侵略者铁蹄的蹂躏；蒋介石提出过的“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已家喻户晓，如果武汉弃守，人民思想上没有准备，就可能会对抗战失去信心，国民政府的脸面也丢尽了。这明摆着的现实，令蒋介石伤透脑筋，自己作过的许诺实现不了，谁来替他说话？又是中共方面真诚地帮了他一把。周恩来亲自执笔为武汉《新华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其中写道： ……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日本 强盗既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赶到“堪察加”，逼上昆仑山；我们也不可能 很快地转弱为强，反守为攻，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因此，中日战争的形 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抗战既是长期的，我们决不能畏惧困难，但必须认识困难，承认困难，才 能克服困难…… 国、共两党是多年的冤家对头，但共产党人在他蒋介石内外交困、尴尬于战守之间的关头，没有再在背后插上他一刀，而是对他的撤守决定给予了理解。“共产党人有信仰，有主义，感情总是被他们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若干年后，蒋介石曾对身边的人这样说道。 还在是年的9—10月间，蒋介石鉴于上海、南京血的教训，就已开始有步骤地分批撤离党、政和地方政府机关，疏散了大量的老百姓。这样做，既可以让中国军队轻装上阵，在武汉城市内外与入侵者血战一场，也可以在撤退时减轻负担。决定放弃武汉后，按蒋介石的部署，中国军队着手撤退：江北的主力撤至平汉路以西的汉水沿岸及大洪山区，廖磊的第21集团军留在大别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薛岳的第1兵团仍于九江以南抗击敌人，并可视情况退往湖南；第2兵团依托幕阜山，掩护西面的粤汉铁路；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只留卫戍部队一个旅的正规军作象征性的抵抗。 10月12日，蒋介石接到广州守军余汉谋将军的电报，日军以3个师团和1个航空兵团为基干兵力，在日本海军第5舰队的运输和火力支援下，在广东大亚湾强行登陆，一路所向无敌，仅一周多时间便占领了广州市，掐断了国民政府经粤汉铁路的国际联系通道。蒋介石认为，随着广州失守、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之战略地位已失。因而，加速了撤守武汉的进程。 这次撤退虽比南京那次组织得好些，但整个过程仍不令蒋介石满意，特别是撤退的后期阶段，某些外国记者所见一些部队的情景是：不仅枪弹遗弃，而且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 再说冈村宁次。第6师团在9月底拿下田家镇要塞后，他便自以为什么时候踏进武汉城，“只是个时间问题”，其实，令他头疼的事情还着实不少。首先，蒋介石直到10月初，还在武汉市内和市郊握有5个军的兵力，这5个军虽然在整个会战期间未放过一枪，但毕竟对企图攻城者是种威慑力量，冈村不能不有所顾忌。其次，他最精锐的第6师团，经黄梅、广济、田家镇血战已残损不堪；第101师团参加南浔线作战伤亡数千；第106师团在万家岭地区遭围歼，松浦师团长虽率近千名官兵冲出铁网，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但该师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其他几个师团伤亡人数虽不如这3个师团多，却离武汉的距离稍远，有的因归入第11军的建制不久，他指挥起来还稍有不灵便、不顺手之感。所以，自田家镇要塞被日军占领后，武汉城周围的战事一时间沉寂了下来。 这期间，中国军队已着手撤退，无意再战；日本方面则忙于调兵遣将，补充弹药、兵员。 不能不说日本的后备役制度确实相当完善。日本国小、人少，但它的快速动员能力极强，往往前方一个来电请求，后方国内就能迅速征集成千上万名预备役、后备役人员登船出发，并很快分配到各缺额单位，使它的前线师团总能保持满员。如，第6师团打下田家镇后，在暂时休整期间立即得到3000名补充兵员，又将原第116师团的志摩混成支队和石原旅团长带来的两个步兵大队合编为石原支队，加入该师团序列，使本已残损的第6师团又恢复了原有的实力。 10月中旬，冈村宁次将第11军前线指挥部移至田家镇，高武汉城又靠近了一截，预示着他的兵锋要直指这座城市了。 本来，他先头发起南浔线作战的目的，是要从更深远的纵深迂回武汉，围歼更多的中国军队，但第101、106师团没有打好，令他的计划受挫。而这期间，参加武汉会战的另一支部队——东久迩宫稔彦的第2军，进展顺利，已接近信阳、宋埠、麻城等地，距离武汉仅咫尺之遥。本是担负主攻武汉任务的冈村这个军，多数师团却仍在南浔线与薛岳纠缠、对峙，已明显落后于第2军。 会战至今，冈村不得不承认，从整个战局来看，他落后了，远远地落在了友军的后面。而万家岭一役更让他大丢其丑。况且，东久迩的第2军来自于华北方面军，是为执行武汉会战的牵制作战任务，才于开仗前编入华中派遣军序列的，如果让它先打入武汉，岂不是反客为主？他冈村宁次对得起畑俊六、对得起华中派遣军吗？ 让谁抢这份头功？东京大本营内也并非没有给冈村作梗的人。现任陆相坂垣征四郎，上任前来自于华北方面军，故有意关照第2军，当冈村军多半在南浔线与薛岳重兵集团纠缠时，坂垣即指令变更主攻方向，由长江以北的第2军直取武汉。东久迩之所以攻势迅猛，与此指令不无关系。为此事，冈村后来也一直对坂垣征四郎耿耿于怀。 他要从南浔线方向抽出身来，以第6师团为骨干，沿长江两岸溯江西上，直取武汉。他实在没有勇气再让第2军捷足先登，再让大本营内的某些人看自己的笑话。当然，作为一个精于谋略的军事将领，冈村清楚大迂回、大包抄是最理想的一招，否则的话，数十万中国军主力从掌心溜掉，即使拿下武汉，军事目的也只达成了一半。可是，松浦那个师团近乎被全歼的教训，给他的刺激太大了，薛岳太难对付了。他想，如果能先进入武汉，就立下头功。有了头功，先前的一切过失也就不为人所重视了。 冈村是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也是个追求所谓武士军功荣誉之辈。为了首先踏进武汉城，他打定主意加强第6师团和半壁店方面的波田支队，如果第11军的这两支先锋能先进入武汉，他在整个会战中就是有功之将。在这个欲念的驱使下，他的部队在南浔线方向虽仍与薛岳部接触，但已完全放弃了击溃薛兵团的企图。主力被大量调整至稻叶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帐下。 为了给第6师团打气，10月11日、12日两天，冈村偕同幕僚住到该师团，“其目的之一是，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感想。事实上，这两天内共听取了11名下级军官的实战感触”。再一个目的是，亲自向稻叶和师团参谋长重田德松大佐宣布他的决定：“第6师团发起进击的日期，希望排除万难，务于10月17日开始。” 当时，该师团打下田家镇要塞才半个多月。而且此前也是一路攻城夺地从未间歇，部队十分疲劳，兵员调整、补充工作也没有最后完成，师团几个主要头目虽是日军中闻名的悍将，但也面露为难之色。连平素最崇拜他的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也对如此不体恤下面的部队产生了抱怨：“当闻知军司令官的务期排除万难，于10月17日进攻的要求时，我对将军这样苛刻的安排，悲愤地流下了眼泪。但军司令官的要求，不管怎样也要干下去。因此，每天晚上独自登上附近的小丘，眺望着前面不远的敌军阵地的地势，苦思苦虑。第一二夜，一点好办法也没有想出来，到第三夜才想出了办法，确定了按时发起进攻的信念。” 后来的事实证明，冈村在进攻时机的把握上也确实准确。这位宫崎接着回忆称：“根据后来的情况判明，17日发起的攻势，正好赶上敌军刚要总退却，如果晚一二天，在潮水般的总退却的大量敌纵队中，就会失去长驱直入的战机，也就无法实现如畑总司令官在嘉奖今中所说的‘疾风扫落叶般的迅猛追击’，甚至可能使攻进汉口更为困难。现在想起来，正是由于军司令官的苛刻要求，才产生了一举长驱直入果敢行动的动机。作战真是微妙的事情。” 10月17日，第6师团牛岛旅团开始沿广济—浠水大道攻击前进。自田家镇失守后，上至武汉的蒋介石，下至第5战区的军、师指挥官，都已意识到武汉终难再保，各部都大睁着警觉的双眼，防止被日军包抄，陷入合围。所以日军区区一个牛岛旅团，竟也撼动了江北第5战区的数十万守军。这也是武汉会战后期一大奇观。 那个曾经以数千人之众击溃过对方10余个师杂牌军的波田支队，也于是日沿长江南岸直趋武昌城下。由于急于进城拔头筹，侵略军简直什么也顾不上了，冈村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因为连续行军、作战，后方运送的补给只限于弹药、汽车燃料及其他必需品，而行军、作战期间的大部口粮不得不取之于敌方，攻击作战时，军司令部以司令官为首的全体官兵一连几天每餐副食只有款冬罐头。先头部队的波田支队长等曾用盐汁泡桃树叶佐餐，舌头、喉咙被扎得疼痛难忍，成为笑谈。” 18日夜，一路未逢激战的牛岛旅团到达界岭。一夜猛攻，即击溃该地守军防御。22日，该旅团完全控制了烯水一带。同一天，牛岛少将接到冈村宁次的电报，称：麻城以北与东久迩军对峙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望他的旅团不负第11军先锋的称号，迅速向黄破地区突进，截击撤退中的孙连仲、李品仙两大兵团的部队。 冈村与东久迩争功，放弃纵深迂回、合围战略，一门心思要突入武汉，实际上有些置大局于不顾。但作为一名日军高级将领，他并未完全忘记作战的首要目的，还是想方设法地尽量捕捉中国军队，弥补第11军改变战略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他也想使自己的内心多少获得点儿安慰。对东京方面也好交待。 23日，日军攻下新洲。牛岛少将即遵冈村电令，派佐野虎太大佐率步、炮、工、战车、装甲运兵车组成的快速支队，截击正在黄陂东侧蜂拥撤退的孙、李兵团大部队。日军的突然杀出，冲乱了中国军阵脚。后撤的中国军指挥凌乱，各自为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但佐野的快速支队毕竟是一支战术支队，实力只是日军一个加强联队的水平，对付散兵游勇有余，要成师、成旅地围歼对方溃退部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再加上此刻，东久迩的第2军尚未进抵旧街、河口镇，完全截断平汉线，这就给了李品仙后卫部队留下了一个大缺口。26日，第6师团的岩崎支队拿下河口镇，与第2军的部队会合，收紧了合围圈，但为时已晚。李宗仁的第5战区几十万大军已越过平汉线跑了出去。 当然，按东京大本营划分的作战任务，长江以北的中国军第5战区，主要归第2军负责解决。冈村心想，我第正互军没有摧垮江南以薛岳兵团为主力的中国军第9战区，你东久迩也让李宗仁大军溜走了。半斤对八两，谁也别嘲讽谁，下面就看谁的部队先进武汉城了。 畑俊六大将，虽为武汉会战日军最高统帅，但协调两军不力，特别是因冈村的第11军下属诸师团，多是他华中派遣军的老部队，故有意让其立头功，任由该军中路突出而未加节制（事实上，第6师团的突出攻击，他一直知道并默许），惊动中国军队全面加速了撤退进程，导致东京大本营这次会战的一个主要目标，围歼中国军主力的狂妄野心未能得逞。 会战结束后，中国有关军事当局在作战总结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军队避免了被对方围歼的原因：武汉是10月25日放弃的，日军没有捕捉住我们的大部队……日军进攻武汉，北、中、南三路作战不协调，而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又不能予以统制。中路（指稻叶第6师团）快了，北、南路慢了。10月24日，中路迫近武汉，北路始达应山，没有遮断陨汉两水的交通。南路尚滞留于三溪口、辛潭铺以北地区，没能遮断粤汉路和长江的交通，所以不能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如果能协调有制，使北路、南路到达花园、安陆和咸宁、嘉鱼的时间，先于或同于中路到达武汉的时间，那我军的有生力量，一定会受到严重损失…… 总结分析得不错。武汉会战，尤其最后阶段，数十个中国师在撤退过程中都有过与上级失掉联系，与日军缠斗在一起险遭全军覆灭的经历。但日军部队过于急功近利，太垂涎于武汉城池，因而无论是冈村还是东久迩，都一次又一次错失歼灭对方整军、整师的机会。 25日凌晨，蒋介石的座机恋恋不舍地飞离了大武汉。此刻，汉口近郊已出现了第6师团的先头部队。当日深夜，汉口完全沦陷。 26日凌晨5时，波田支队从宾阳门突入了武昌。 27日午后，以生产“汉阳造”枪支闻名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军火城汉阳，也飘起了炫目刺眼的太阳旗。 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被日军占领。随着侵略军铁蹄的践踏声，“君之代”国歌在全城疯狂地奏响。 消息传至东京，欣喜若狂的裕仁天皇特颁下敕语：“我陆、海军诸部队之紧密适从协力，克服长途几多困难，终于击摧众敌达成攻占武汉之目的，朕对此深感欣慰。望将此旨传告众将士。” 与此同时，日本各地城市到处张灯结彩，相继举行了大规模的祝捷会，“天皇万岁”、“皇军战无不胜”之类的口号响彻列岛上空。东京街头，着了魔似的人群，“狂喜”的游行队伍，竟数日在皇宫外的樱田门前和陆军省、参谋本部周围彻夜狂欢、载歌载舞。 这是日本人的天性，也是他们坠入战争深渊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现。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每年都以沉痛的心情在广岛市举行纪念会，追悼原子弹的受难者，使许多日本人感到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辜者殉难”，而有意或根本就忘却了南京大屠杀和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三光政策”所造成的无数惨案。就是在广岛纪念馆的展品中，至今还有一幅58年前该地居民举行祝捷大会，庆祝日军占领武汉三镇的照片。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和讽刺，当今的某些日本人难道不能从中体会到什么吗？ 作为主攻部队的指挥官，冈村宁次自然得到了莫大的“荣耀”，来自国内或上级的贺电雪片般飞到他的手里。其中，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于27日发来贺电如下： “庆贺占领要地武汉。贵军转战百里实跃进百数十里。其间，越过崇山峻岭，渡过大河湖沼，备尝艰辛，顽强战斗，终克顽敌，遂奏伟功。此诚圣上威严，统帅有方，将士勇武，宣扬吾皇军之威武于天下。应继续压倒、歼灭顽敌，愈益扩大战果。值兹向彻底完成本作战目的迈进之秋，遥致庆贺之意，并祝武运长久。”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贺电是：“贵军麾下之精锐部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攻占武汉，深表谢忱及庆贺之意。” 看来抢了头功，着实风采盛极一时。 但是，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失败了吗？中国军队弃守武汉，从保住这座重要城市的角度看，是失败了。但中国军队两大战区的主力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日军吞掉，中国政府没有像东京一心企盼的那样垮台或投降。对于这一点，在现地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后来回忆当时攻占武汉的心情时说：“国内出现了庆祝胜利的各种活动，对国民的支持我为之感到放心。但是，我并不特别感到高兴，因为，占领了武汉并不等于我军主力方面的战斗已经完成。”他似乎意识到日本已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沼，那种出于无知和偏狭而发出的“半年灭亡中国”、“中国人不堪一击，少量日本师团便可占领中国”的叫嚣，是多么令人可笑的梦人吃语。 中国不会灭亡。武汉弃守前，中共主席毛泽东即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武汉弃守后不久，他在延安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向青年们分析抗战形势时说：这次蒋介石放弃武汉是对的，不能死守。我们把力量保存起来，四面跟它打，不好吗？武汉失守，日本方面不便宜，它的力量被分散了。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要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敌人不能再进攻，敌我相持…… 11月1日，冈村宁次在幕僚、卫兵们的簇拥下，以胜利者的姿态踏进了武汉城。他把其第11军司令部设立在位于武昌的湖北省政府大院内，副官铃木安排他下榻和办公的地方，恰巧是中国军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官邸。 国民政府留给侵略者的大武汉，乃是空城一座。这一点，可以冈村宁次一路所见为证：“我军进攻地区之彭泽、港口、九江等地居民中的士绅富户，在我军进攻以前早已躲藏避难，剩下的不过是少数贫苦人家或老年人。汉口有各国租界，又是商业城市，一部分人和经营商业的没有走。但武昌为政治、军事的中心地，几乎全部撤退。大街上商店的门口、窗户，也都用砖堵死，值钱的东西也都搬走。我司令部住的省政府大厅，也空空如也。”接着，他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这样的现象，可能是对先前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恐惧，也可能是经历几世纪战乱而积累的民族特性。由此使我想起，明治以来日本虽有多次战争经历，但都是出征国外。日本民族至今尚未遭受过异民族的蹂躏，没有尝到真正恐怖和悲惨的滋味。” 这个侵华的高级指挥官，在一场恶战之后的不打自招，看来应让今天某些无视历史的日本人好好读读。 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繁华都市。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远在南京，这里日军的最高长官现在是冈村宁次。眼见日本对华侵略之速战速决希望破灭，要维持长期作战，巩固侵略成果，就要现地掘罗经济和人力资源。而要使武汉成为对中国腹地继续作战的跳板和后方战略基地，入城后，首先就须“安抚”民心、改善侵略者的“形象”。否则，其他一切便无从谈起。这方面，冈村宁次有何独特招数呢？请看下章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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