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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南昌费思量，使用弱兵挑大梁； 国军素质忒低下，才使冈村逞凶狂。 话说江西省省会南昌，位于鄱阳湖以西、修水以南，这座赣江畔的城市在南浔铁路的最南端，乃水陆交通之要道。当时，中国第9战区基本兵力集中在长沙地区，该战区是冈村在武汉会战时的老对手，日军占领了南昌，就可使长沙正面和侧翼完全暴露，为他再与陈诚、薛岳等较量一番开辟通道。再说，南昌是中国空军的主要基地。武汉会战时，空袭日本海、陆军的飞机，多是从这里起飞；蒋介石决定撤守武汉后，武汉机场的中国飞机也多转移到了南昌基地。占领了它，无异于打断了原本就可怜的中国空军的一只翅膀。 自1939年卫月中旬开始，冈村带领司令部幕僚着手拟定详细进攻计划。被幕僚们称颂为“善于抓大纲”的冈村宁次，提纲挈领地告诫部下：“此次作战需要考虑的重点事项大体如下：（1）占领南昌必须渡过3条河流。第一条是修水。河宽约30。米，河水很深，其右岸有敌军在半年前修筑的长约8公里极为坚固的阵地。其右翼是鄱阳湖，其左翼是险峻的山地，因此，只有以军之主力强渡修水突破其坚固阵地，别无他策。（2）第二条河流虽无重大障碍，但敌军阵地重叠，然而，以突破修水坚固阵地之势，此阵地也不难突破。（3）南昌城前之赣江是宽1000米以上的大河，敌军如顽强抵抗，则难以渡河。（4）根据综合情报，防守这一地区之敌军，是第一流的地方部队。我判断其战斗力远低于中央军，因此，有必胜之信心。” 每次制定作战计划，冈村通常向参谋人员提示几项需要把握的问题，其余的事让他们放手大干，他本人则爱到下面的部队去四处转转、看看。可是“这次在大约两个月的期间里，因参谋们过于忙碌，抽不出随行人员陪同我去视察，所以我这个最喜外出视察的人，也不得不呆在司令部里”。 当然，他并非无所事事，而必须要考虑和决定由哪些部队担任这次进攻南昌的任务。 在着手拟定作战计划之初，他的司令部内部就哪些师团作主攻部队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军参谋长吉本中将认为，这次作战还应以第6师团为主攻，把握性大。吉本已被告知提升到华中派遣军当参谋长，希望离开第11军之前再漂漂亮亮地打上一仗。他还提出，即使考虑到该师团在以往战斗中已过于疲劳，也应由第9、第27师团作主攻，这样才能稳操胜券。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则主张使用第101、106师团，称：“他们在武汉作战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因而蒙受弱兵的污名，除本身应负一半责任外，军司令部对特设师团的使用不当也应负责任。因此，如有机会就应使其打一次胜仗，以便挽回名誉。攻占南昌，正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了10余天，于2月初上报军司令官，请冈村宁次最后定夺。 冈村在南浔线受挫，就是这两个师团没有打好，让他也跟着丢了面子，挨了大本营中某些人的讥讽和攻诘。他不服输，一直想让属下的这两支部队打个翻身仗，但要是再次失败怎么办？吉本和宫崎的主张各有道理；他一时难以抉择。事后，冈村谈起了当时的苦恼心情：“在战场上，大小指挥官不是站在这一方就是站在那一方……如果被夹在两个正当的要求之间，则常为决定取舍而苦恼。即为所谓‘义务上的矛盾’而烦恼。在所有的职业中，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得上军人那样容易受‘义务上的矛盾’的苦恼。回忆我本身的战场体验，才领悟到了这个道理。这特别使我想起南昌作战之际使用上述两师团时的苦恼和决断。”以上两师团都是特设师团，如前所述，与其他现役师团相比，其战斗力显著低劣。但是，我想这两师团也是日本人，在这里恢复他们的名誉，是为了全体日本人。第101师团从上海战役以来历经多次战斗，军部如果给予大力支援，可能更大地发挥战斗力量。第106师团虽然前次受到全军覆灭性严重打击，但这次却补充了大量的年轻士兵，因此，是塞翁失马还是得马，尚不得而知。然而，南昌作战终究是极为艰巨的战斗。我也了解到有不少人对这两个师团缺乏信心。如何是好？我陷入必须使作战成功的职业伦理上的义务，与同是日本人就要挽回其弱兵污名的社会伦理的义务的矛盾之中，感到非常苦恼。但是，我也考虑了当面敌军的素质，坚定了必胜信念，因而作出了由该两师团担任主攻的决定。” 2月底，冈村正式下达了第101、106师团为主攻部队的命令，并上报通知了东京大本营。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和作战部长桥本闻知冈村的决定，觉得甚为冒险，专门派青木诚一大佐赴武汉第11军司令部，要冈村改变决定。青木临行前，桥本代表大本营指示说：冈村要在南昌作战中使用那两个战斗力薄弱的特设师团，我们很不放心，这次你去直接任他的军参谋副长，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改变他的决定。 他们知道，冈村拿定了的主意轻易不会改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此人干涉过多，他会做出辞职撂挑子的事情来。 可是，青木来到武汉后，“见到军司令部按计划全力进行作战前准备，连插嘴的余地都没有”，索性也就没有再为难冈村。 在这次兵力使用问题上，冈村。许逆了闲院宫载仁，跟他后来一度被调回国内担任军事参议官闲职，是不无关系的。多年以后，冈村对闲院宫载仁亦发过不满言论：“伊藤正德所著《军阀兴亡史》第3卷载有‘修水渡河作战和攻占南昌，使弱兵转为强兵的统帅’一段文字，其中，除去对我的过奖部分外，大体是接近事实的。但是，此文中提到参谋本部曾给予大力支援一点，却不是事实。” 让弱兵挑大梁，就要加强战前训练。这两个师团在南河线作战结束后，已进行了较大的人事调整，第101师团长由斋藤弥平太中将担任，第106师团长换上了中井良太郎。大量补充该两师团的兵员，虽然“闻拨人之初，皆以为进交口鄙薄之师团为奇耻大厚，相率痛哭”，但在冈村多次亲自讲话激励下，“师团官兵因而发奋自强，紧张地进行基本训练、渡河训练、中小分队长等下级干部训练、步炮和烟幕实弹演习等”。一时间。修水河北岸刀光剑影、杀气腾腾。 同时，冈村要求其他师团“为恢复兄弟部队名誉而作出努力”。他计划把全军各师团总计约250门大口径火炮，攻击时配署给第101、106师团使用，加强它们的火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冈村在战前准备中制订了运用坦克集群的方案。这在当时是超前的。那时在欧美和日本各国陆军中，坦克是作为支援步兵的武器被分散使用的，没有单独编成集群去实施快速进攻。二战初期最早运用坦克集群进攻战术的，是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之时，但它比同年3月南昌作战中冈村实际运用这种战术晚了半年多。 第11军南昌攻坚战的一线指挥所设在德安。3月15日，冈村从武汉抵达这里，“再次视察了第一线的两个师团，见到他们还在紧张训练、士气大振的情况，大为安心”。当日，他在指挥所内向各部队联队长以上军官，下达了20日下午4时30分开始进攻的命令。 再说中国方面，日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已预料到它下一个进攻对象将是长沙或南昌。1939年2月以后，冈村进攻南昌的意图已日渐明显，中国方面决定确保南昌，试图以强有力的兵团从西向南浔线之敌主动发起攻势，破坏日军的进攻部署。从2月26日至3月8日，蒋介石曾3次指定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薛岳均以本战区准备不周，推托过去。 谁都有失算的时候。由于情报不准，薛岳误以为冈村第11军所辖的7个师团全都在他第9战区内，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他还错误地判断：“本战区当面之敌调动频繁，除仍积极加强工事一面整顿外，目下似无若何企图。” 负责守备南昌地区的，是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兼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此人与薛岳一样，也是粤籍将领。 第9战区第一线主战场夹在中国两个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与洞庭湖之间，战线绵亘400余公里，配置有25个半师，其中以湖南的汨罗江地区与南昌以北的修水南岸阵地密度最大，每15公里即配备有1个师。罗卓英第19集团军的11个师担任南昌及南昌以北地区的防御。该集团主力布防在修水南岸，西自箬溪，东达鄱阳湖西岸，呈一线展开，从西向东依次是第70军、第49军、第79军、第32军；在第一线阵地后方尚有3个师的预备队：第98师驻滩溪、第139师驻乐化、第118师驻万家埠。 冈村为了万无一失地选准突破口，进攻前再次派幕僚进行空中侦察。“宫崎和次级参谋天野正一中佐，乘飞机往返几次观察中国军阵地。沿着接连修水河岸的斜坡构筑起来的对方阵地，纵深达数公里。攻击的正面限制在被鄱阳湖和险峻山地包围着的10几公里的宽度。因此，必须集中力量攻击这一狭窄的正面地区。幸运的是我军除拥有重炮、坦克及烟幕喷射器等战斗力量以外，华中派遣军还给予了陆、海航空队强有力的支持”。恰巧，3月上旬连日暴雨，修水河水面涨了3米多，中国军队在此河南岸构筑的工事阵地大部被水浸没，破坏严重，老天爷又助了冈村一臂之力。 3月20日午后3时，冈村由幕僚陪同登上进攻部队后方一个名叫军山的小山，开始指挥战斗。16时30分日军炮群按预定时间开炮。200多门火炮连续3小时进行轰击。炮火轰击后，第101、106两个师团和石井坦克联队倾巢出动，向对岸发起攻击。 本来就遭水浸的中国军阵地，在日军强大炮火轰击下基本上被摧毁，守军牺牲惨重。数万日军从永修、虬津、白搓间强渡修水，经过一夜激战，一举突破由第79军、第49军防守的纵深约2公里的3道重叠设防的阵地。守军在强大的炮火打击后处于慌张混乱之中，尤其是日军施放毒气，引起军中恐惧，部队联系失灵，各自向后溃退。 军山上，冈村呆在临时搭设的帐篷内等待着进攻部队的消息。说实话，他内心也对第101、106师团能否顺利突破对方防御捏着一把汗。“翌晨，观察到我一线部队及坦克群等向敌阵纵深发展。10时接电话报告，敌军阵线崩溃开始退却的消息。11时下达了追击命令。至此，心神才真正安顿下来。” 21日下午，罗卓英调预9师和第118师向南昌右翼增援，以图堵住决口。但大雨滂沦，两部进展缓慢，未能稳住战局。由于通往南昌的公路慌张中未能彻底破坏，22日，日军沿公路大道疾驰南下，南昌方面此时仅有第139师在城北的乐化布防，城内只有非正规的保安队，犹如一座空城，危如累卵。 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见情形不对，令高荫槐第1集团军（辖第58、60军）及俞济时第74军火速增援南昌方面，并令罗卓英坚守滩溪市东西地区最低7天，俟等候援军到达乐化、安义之线。但是，刘多荃第49军、夏楚中第79军已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事实是，滩溪于21日就已弃守。刘军节节向安义以西撤退，夏军则向潦河东岸退走。军委会桂林行营令第3战区，将所辖鄱阳湖东岸的守备部队以及驻守东乡、进贤地区的第102师、16师拨归罗卓英指令。令第1集团军、第70军、第74军迅速展开于南昌西北侧的高安、奉新、靖安之线。罗卓英遵命调部队至万家埠、安义、靖安一带布防，但增援的主力尚在行军途中，日军的坦克联队就一鼓作气地冲垮了守军在靖安、万家埠、安义尚未建成的防线，于23日占领了安义，24日占领了万家埠和奉新。 看来冈村组编坦克集群单独进攻的这一超前战术，确实奏效。冈村在部队开始攻击的半个月之前，曾交给石井大佐一个紧急课题：“坦克联队不依靠后方的补充供应，采取特殊措施，一气能前进多远？”二三天后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在坦克的外面绑上小汽油桶，大体上能前进120公里。”于是，冈村下达了明确的命令：“坦克联队第一次目标为奉新（到南昌250公里正中间的主要道路交叉点）中国军阵地”。石井占领奉新后，坦克的燃料用完了，冈村又命令用运输机低空投掷小汽油桶，及时为石井的近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补充了燃料。 石井坦克联队得到补给后，又从奉新向高安方向进发，阻击前来增援的第1集团军等部西进。而第101、106师团的主力则由安义左旋向南昌突进，绕过中方在乐化等地构筑好的强固国防工事，冲向南昌腹部，仅留下部分人阻击牵制尚未从混乱中恢复过来并已被日军抛在后面的中国军队。本来易守难攻的南昌城，一下子裸露在日军刀锋之下。 罗卓英见南昌城防空虚，而第32军及预5师一直与日军相持于涂家埠至吴城镇一线，已成孤立之势。24日，急令该军即刻回调南昌。第32军军部奉命星夜迁至南昌城内，而下边的部队尚未开到，只好紧急动员城内的保安队、宪兵和警察布防。 26日晨，日军进抵大城，与刚刚抵达的第32军一部遭遇，展开激战。当日上午，日军骑兵百余、坦克一队冲入牛行，兵临南昌城下，与第102师交战于赣江边，并向中正桥冲击。当此危机之急，第32军所部不顾一切将中正桥炸毁，阻止了日军渡江。但第32军仅有两营官兵渡过赣江，其余均被隔在西岸与日军背水苦战。 此时，奉命由第3战区来援的第16师、第79师还停留在东乡、进贤，离南昌尚有数日之遥。而第1集团军和第74军强行军东进也无济于事。3月27日，第74军的先头部队才到达大城附近的祥符观，第1集团军的前锋则在高安以南的灰埠。 3月26日傍晚，日军主力陆续乘抢夺来的民船，由生米街等处渡过宽达1000米的赣江。次日晨，日军从北、西、南三面会攻南昌城，守城部队约两团在狭窄的街道上逐层巷战，直至深夜始撤离南昌。南昌城的重要建筑及民房大部被炮火夷为废墟。同日，日军一部南下切断浙赣铁路。 话说两边。在南昌攻防战激烈进行的同时，在南昌西北、修水上游的武宁地区也发生激烈战斗。就在3月20日那一天，日军第6师团为配合第101、第106两个特设师团主攻南昌方面，由箬溪进犯武宁，实行牵制作战。防守武宁一带的中国军队是彭位仁第73军、李玉堂第8军和第30集团的第78、第72军，总共有4个军，由第30集团军司令王陵基统一指挥。当日拂晓，日第6师团攻击第73、第8军的上滩头、麦家王等阵地（均在修水北岸、武宁东北方），21日另以一部渡过修水河攻打第78军阵地。薛岳令王陵基进行反击，一时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但中国军队稳住了阵脚，第15师、第3师还击退了日军两个大队，克服了加白老山南麓的棺材山、望人脑阵地。王陵基并令第8军分成若干支队向南浔线日军的后背扰袭游击。 24日，日第6师团全力反扑，第73军因伤亡过重，奉命调到后方整补，由第72军接替该军的防御阵地。交防中，第73军撤离过早，阵地出现缺口，稻叶师团长乘机挥兵猛进，并拼命打击第78军的侧翼阵地，迫使这两军向西后撤。接着，又经过几日苦战，日第6师团击败了王陵基指挥的4个军中国部队，于29日拂晓占领了武宁。从而保障了第101、第106师团在南下进攻南昌时，西北侧后方的安全。 从3月20日傍晚日军强渡修水至27日晚占领南昌城，日军总共仅用了7天的时间。在作战的天数上，恰如冈村战前的估计。 冈村经常训戒部下：“战争是一种气势。通过急袭成功地突破敌阵，必然发展成疾风般的猛烈追击。使敌人先在心理上丧失抵抗意志，才会减少作战的天数和牺牲。”南昌作战中中国军队的伤亡，据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记录为：战死14354人，伤17033人，失踪被俘10566人。总计损失了4万余名官兵。日方宣布日军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多名。双方损失的比例为20：1。 但是，对这个让人觉得日军的伤亡率似乎已被其官方缩小了的数字，冈村还认为统计有误，据他说：“我第11军各进攻部队，此役死伤共960名，其中战死者约为1／4。”在其战后写的回忆录中，又记载了这样一段事：“南昌作战开始前，军经理部长冈本主计少将（经常给予我们积极的协助）亲切地对我说：‘去年武汉作战之初，因收容伤病员的设备不足，发生了不少麻烦。这次，在德安的兵站医院按收容1万人左右，建筑了临时病房，请放心吧！’我说：‘那可太感谢了，可是这次最多也到不了1000人。’网本少将不相信地说：‘我可不愿人家哄我，不过我真希望那样啊。’我的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有一半也是我的愿望。至于完全言中，不过是巧合罢了。其中也可能包括我多年研究战史以及从武汉作战中体会到的‘灵感’的因素。” 不论冈村是否缩小了自己的损失，但每次交战中，中国军队的伤亡率总是远远高于日军，无疑是令人悲痛的不争之事实。武汉会战中方投入了一百几十个师，日军有多少？这次南昌作战，中国第9、第3战区先后投入30多个师，而日军主攻和担任牵制任务的无非是3个多师团，其中两个是在日军中战力相对较弱的特设师团。 国民党嫡系及杂牌等中国军队，是在国内战争中起家和发展起来的。打内战，毕竟只是低水平人海战术的一次次重复。当日军以重炮、坦克和飞机隆隆开进这块古老的大地，以立体的、协同的战术进行攻防时，中国军队才发现真正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即使是嫡系的一个中国师，也不敢保证有与日军一个联队打成平手的把握；杂牌军二三个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联队的例子，更是寻常可见。蒋介石也曾多次说过：我们的高级将领，平日普遍不注意研究战略战术，战时畏敌如虎且心存保持实力之卑劣心理，是打不过敌人的主要原因。 在并不富裕的旧中国，经常保持着数百万大军，虽官兵物质保障微薄，但也毕竟耗掉了相当多的民脂民膏。可是，裁掉谁，谁都能找出震天的“理由”叫唤，军队成了一些人升官晋位、讨生活的场所，而御敌的职能何在呢？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实际上那一时也往往是扔下老百姓弃地撤走。 再者说，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仅仅是蒋介石所说的将领无能的原因吗？显然还有经济的、政治的诸方面原因，尤其不能忽略民族精神、性格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另一方面，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糟粕部分的积淀，以及统治者长期的顺民教育和蔑视人的尊严、人的权力，结果是顺民有了，人却麻木了。鲁迅留学日本时，看到电影银幕上日兵砍中国人的头，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愤言汉民族精神状态之麻木，从此弃医从文，立志改造国民的精神。无独有偶，翻阅南京大屠杀等多宗惨案的资料和照片，常发现百十个日本兵竟能很快“处理”掉上万名中国战俘。那么多青壮年汉子明知难逃一死，居然能看着同伴们分批被投进坑内活埋或劈刺、砍头；他们一队队地轮候着，竟还能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让那些日本兵杀得如此麻利、顺当。在欧洲，希特勒大批量“处理”犹太人，还须在围着电网、戒备森严的集中营里靠不直接面对面的诱骗投毒方式来实施，而日本兵屠杀众多的中国战俘、平民，往往只简单地找个可容下尸体的凹地、山谷便可面对面地下手。凄惨啊，悲哀！然而这却是当时的事实。如今，我们在揭露和谴责日本法西斯军队残忍暴行的同时，是否应再深入寻找和思考一下那时我们民族精神与性格方面的缺憾呢？ 一个民族只有战胜了自身的弱点，才会腾飞。 迈向新世纪的中华民族，也不会让历史的悲剧和悲哀重演。 书归正传。日军在南昌作战得手后，各级官佐、士卒一片欣喜若狂，冈村也洋洋得意。接着，他又在德安战斗指挥所里，部署其第101师团留守南昌及近郊，第106师团驻扎于城西远郊。逗留几天部署完毕后，“军司令官等人便分乘3架轻型运输机于3月31日返回武汉。在军司令部匆匆庆贺了一下，立即着手考虑下期作战方案”。冈村宁次以为，南昌方面已大功告成。 岂料，蒋介石震怒于30余个师的人马，竟挡不住日军3个多师团的进攻，丢了南昌城。于是下令由第9战区的第四集团军、第19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以及第3战区的第32集团军，再统一由罗卓英指挥重新夺回南昌。从4月22日反攻全面展开，至5月9日蒋介石下令停止，打了半个多月，除使第32集团军所属的第29军军长陈宝安将军丧生于南昌城下和攻城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外，中国军队的4个集团军辖下的10余个军，始终没能夺回南昌城。 日军第101、第106师团这次彻底地给冈村争回了面子，攻得凶猛、守的顽强，冈村事后报请华中派遣军对这两个师团“传令嘉奖”。 其实，对中国军队这次反攻南昌，冈村并未怎么放在心上。自返回武汉后，他的注意力就一直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又开始策划一轮新的进攻行动。欲知内中详情，请听下章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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