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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来了恶煞神，屡屡“扫荡”用兵狠； 名将左权献生命，抗日烈焰未消沉。 在日本的官方文件中，其华北方面军的正式称谓叫“北支那方面军”。它的前身是“中国驻屯军”。其历史沿革是：1901年，日本作为＼国联军”的参加国，在《辛丑条约》中，与各列强共同获得了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日本遂于同年10月正式编成“清国驻屯军”。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日本迟迟于1913年才将驻军名称改为“中国驻屯军”。根据条约规定，它主要驻扎在平津和冀东一带。“中国驻屯军”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建立的关东军没有隶属关系，因为在那时日本就认为“满蒙地区”不能算中国，包括冈村宁次后来担任的那个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也无权指挥东北日军。关东军是日本在另一个“国家”的驻军，怎能归中国派遣军管辖呢？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逻辑。 由此可见，华北方面军在日本扩大侵华以来陆续成立的诸方面军中，资格最老。“中国驻屯军”在1936年6月以前仅有兵力1771人；之后，有兵力近60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海光寺。发动芦沟桥事变前后，日军开始向平津一带大举增兵，并于1937年8月31日将“中国驻屯军”改编成华北方面军。到阿村上任前的1941年7月，该方面军下辖第1军、第12军、驻蒙军和直属第27、第35、第110师团及4个独立混成旅团，成为日本在华的最大一个方面军，总共约有18个师团的兵力。 华北方面军的司令部设在北平。沿着紫禁城外那条护城河向东行走，没多远便是老北京人所熟悉的翠明庄。翠明庄青砖楼房，绿色的琉璃瓦顶，中西合壁，别具一格。在日军占领下早已寂寥的北平城内，这片房子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几百米开外就有持枪荷弹的日本兵站岗，另有步兵游动哨，还设置了两座岗楼。这里就是冈村宁次走马上任的地方——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从“七七事变”以来，冈村是第6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华北的八路军，“我就任时的形势是，对辖区内重庆系军队的作战已大致结束，但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这是多田骏留给他的烂摊子。 在翠明庄，他集中一段时间分析了前任失误的原因，认为：华北方面军历来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由于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日军如不主动讨伐、扫荡和剔抉，则中共方面也不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双方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例证。因此，日军施策的目标，应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有计划的措施，要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区发展。最终目标是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日方。按照这样步骤去做，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战法。 经过周密策划，1941年8月14日，冈村下令开始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日军主要参战部队是：方面军直属第27、第35、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8、第15旅团，第五军的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与第9、第16旅团各一部，第36、第37、第41师团各一部，驻蒙军的第26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再加上伪军和配署部，共计约10万人。日军号称此战为“百万大战”，以示对八路军整整一年前发动“百团大战”的报复。 8月18日，冈村飞往石家庄，对第110师团进行视察；19日乘装甲车去晋县对第35师团进行视察；20日对保定的第27师团又进行了巡视。在他的亲自部署下，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新战术，分13路进攻晋察冀边区，攻击重点指向边区的中心——北岳区、企图将北岳区八路军主力和边区军政首脑机关聚歼于内外长城两侧。“扫荡”一开始，日军首先实施封锁，一部在古北口、密云佯攻，主力则从四周合围滹沱河沿岸的无极、深泽一带；接着主力又集结于平汉沿线，22日以后一齐向地处太行山脉的北岳区合围，先后攻占蓬头、倒马关、阜平等地，使大“扫荡”达到高潮。 在作战期间，冈村宁次动员了日伪北平的所有报道机关，对这次“百万大战”大力进行宣传。 日军在进行攻击作战的同时，更毒辣的手段是对抗日根据地采取“蚕食”封锁的政策。即通过挖沟、筑墙、开河、修路、建碉堡、制造无人区等野蛮手段，企图切断根据地与敌占区，根据地与根据地，根据地与平原之间的联系。冈村在华北方面军的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说：“古时候中国的城市用城墙围绕起来作为民众对敌人入侵的防护措施。在中国本土和满洲、蒙古之间建筑了万里长城。这对外敌入侵究竟能起到多大防御作用且当别论，但它是保护中国本土及民众的象征。值此与中共争夺民众之际，把在我保护下的民众用这样的隔离线围绕起来，划出界限加以防护，不但可保居民安定，对于促使民众向我方靠拢，也有很大效果。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地采用了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多田骏在任时就开始实施，但进展不快。冈村上任后根据他早先在北满推行的所谓“匪民分离”的经验，加快了步伐。到1942年10月前，日军重点针对晋察冀边区修筑完成了两条战略性封锁沟：一条东西走向，东起琢县经易县、紫荆关、沫源、灵丘，向西一直延伸到浑源，把北岳区北部和南部分割开来。另一条是南北走向，北起易县经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向南直到灵寿，与平汉线平行，借此既可维护铁路交通，又企图把冀西山区与冀中平原分割开。同时，日军还在晋东北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县与县、乡与乡，以及日军据点周围，铁路和公路沿线，都挖了封锁沟，有的沟深、宽各2丈，部分还引河水灌人。冈村就任一年多以后向大本营报告声称，他们强迫中国老百姓已累计新挖和完善封锁沟11860公里，为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4。 冈村宁次的这套囚笼政策，是德克塞的堡垒主义再加上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办法，既有以攻为守的战略，又有以守为攻的战略，可谓攻守兼而有之。他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另外，他吸取前几任华北日军首脑根据“治安”状况划分区域的经验，进一步明确：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材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日军的奴役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走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对未治安区则以扫荡和军事进攻为主，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党首脑机关。 当时，中共最高领导机关远在陕北，华北现地的工作主要由彭德怀、左权等人负责。彭德怀后来曾深有感触地对部下们说：“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更为毒辣、更为老练的对手。他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对部下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是历来华北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确实，此人上任仅半年，就使八路军一时陷入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了，五台只剩阜平，大行只剩涉县、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加山东一个县，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只控制在1300万左右，为历来最低时期。对华北根据地发展的这段挫折和滑坡，彭德怀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检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所写的“自述”中，也提到了这个深刻的教训，但结果还是成为遭极左势力攻诘迫害的主要罪名之一。闲话不提。 冈村宁次称，八路军如附骨之蛆，药劲儿一过便又迅速生长，此顽症令他头疼。进入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又开始恢复和发展0这一年，他麾下的华北日军总共进行了75次“扫荡”，其中以冀中平原的“五一扫荡”规模最大。 冀中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仓，华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各机关、学校的给养多来源于此。这是冈村发动“五一扫荡”的主要原因。另外，他发现冀中地区的主要河流子牙河、滏阳河、滹沱河和潴龙河，每年5月至6月水量缺乏时，对交通构不成障碍，同时高杆作物的高度在5月份还不影响射击和部队通行。这次扫荡的方针是对冀中八路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包围作战，企图将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反复扫荡，消灭根据地的抗日力量，摧毁根据地设施，使之成为“治安区”。为此，冈村下令以第1军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为主力，独立混成第9旅团一部，第110师团白泷部队，配署第26师团的坂本支队，骑兵第13联队和独立混成第7旅团小川部队等日军，加上伪军共约10万人，在第29独立飞行队的配合下，向冀中地区发动进攻。 冈村宁次把这次大扫荡分为三个阶段。 5月1日，日军开始为期10天的第一阶段扫荡。日以第110师团、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一部及骑兵第13联队分别向潴龙河、滹沱河以北地区，石德铁路以南地区扫荡。随后，从边缘地区逐步增加据点，向冀中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县中心区压缩，以求聚歼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由于部分八路军主力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退向根据地的中心区，陷入被动局面。 第二阶段从5月11日开始至6月初结束。冈村将其部队分为“封锁部队”与“扫荡部队”，形成所谓“铁环阵”，对冀中中心区实际分割、清剿。11日，日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及骑兵第13联队分别合围晋（县）深（泽）、安平和深县以南地区。12日，又以奥村、池上部队向武（强）安（平）公路的东北地区合围。日军每次合围，都是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推行，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第三阶段，自6月初开始到月底结束。这一阶段，冀中根据地中心区已被日军控制，冈村的作战目标基本实现，随即转入全面清剿。日军在当地汉奸的带领下，到处捕捉分散斗争的中共党政军人员，建立伪政权。6月中旬，中共冀中领导机关被迫从该地区突围撤出。冈村宁次在北平宣布，对冀中的这次“肃正作战”结束。 在为时两个月的冀中大扫荡中，该地区八路军共减员16000余人，其中主力部队占35％，地方部队约占46．8％，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被杀、被抓达5万余人，造成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景象。 特别应指出的是，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声称，他到华北上任以后，鉴于前任的教训，多次告诫部队在军事行动中要“戒杀、戒烧、戒抢”，奉行的是所谓“三戒政策”。并诬称说，是共产党用恰好相反的文字把它篡改为“三光”政策来栽在他的头上，还说自己后来听到这个提法时大吃一惊，感到莫名其妙。言外之意就是，他在华北没有实行过什么“三光”政策。 然而，事实不容狡辩和抵赖。尽管他的官方文件中没有使用过“三光政策”这一提法，尽管他说过许多漂亮的言辞，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对各抗日根据地犯下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远的不说，就拿他来华北上任之初，1941年8月对北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的那次大扫荡来说，据统计该区总共有10多万间房屋被日军炮火摧毁或直接烧掉，5800万斤粮食和10000多头牲畜被日伪军抢掠，根据地群众累计有4800多人被杀、17000多人被抓走。日伪军还在该地区制造了几起集体屠杀的血案：8月6日凌晨，盘踞在灵山的日伪军出动100多人包围了野北村，除部分青壮年冲出外，其余群众被日伪军驱赶到3个院子里，遭机枪扫射。在这次暴行中他们杀害群众164人，烧毁房屋107间。31日，日军在深源县东杏花村，将抓到的23名村干部和群众绑在木桩上，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被刺死。有两个人的头骨被砸开，取出脑汁，搀放在白玉米馇粥中熬煮，取名“开脑粥”，熬好后，强迫村民喝掉。事后，当地老百姓许多年不敢吃白玉米馇粥，有的连看也不敢看。9月22日拂晓，日军一个小队包围了曲阳县沟里村，将100多人赶到几间房屋中，点火烧房，冲出围困的群众又被他们抓获，其中有50余人被扔到一口井里，然后往下扔石头和燃烧的木柴，并向井下开枪、投掷手榴弹，将群众全部残杀，等等。总之，冈村宁次属下的日本法西斯兽军在华北的烧杀淫掠，恶例俯拾即是，这里无需多表。 冀中“五一大扫荡”开始不久，5月15日，冈村宁次又组织了对晋东南地区的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统率机关和消灭刘伯承的第129师。 此前，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屡次巧妙地避开日军扫荡的锋芒，冈村宁次认为主要原因是负责讨伐的驻晋日第1军行动不力。因此，他要求第1军好好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制定出针对性强的作战计划，并实施抵近靠前指挥。 日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遵命将自己的战斗指挥所从太原搬到长治，并制定了C号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第一期扫荡沁河河谷；第二期扫荡八路军总部驻地涉县以北地区；第三期扫荡第129师驻地涉县以南地区。其中，以第二期扫荡为重点。 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之所以与国民党军队不同，能屡挫愈奋立于不败，就在于它的领导层意志坚强和富于谋略，因此要不择手段去直捣。在他的授意下，岩松义雄从第1军中挑选了200多名官兵，组成两支挺进队，以益于重雄和大川桃吉分别任队长，化装成八路军，捕捉八路军首脑。挺进队的分工是：益子重雄队袭击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大川桃吉队袭击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每个队员怀揣上述领导人的照片、简历，自带给养和雨衣行囊，昼伏夜行，向预定地点突进。 再说岩松义雄率领的大部队，先以近两个师团的兵力于5月15日向太岳区沁河两岸的东峪和马壁地区压去。驻守在该地的第129师第386旅闻讯后立即向北转移。19日，日军向太行山北部的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等地进击，控制了太北区的制高点峻极关。与此同时，东西两线之日军向长治、武乡、辽县和武安进犯，企图向腹地之涉县、偏城进行合击。25日，万余日伪军从四面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暂驻地南艾铺实行合围，彭德怀、罗瑞卿等及大部分机关人员虽几经周折冲了出去，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却在指挥突围时，壮烈牺牲于辽县麻田十字岭。 左权，原名纪权，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县。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加入中共，后被选派到苏联学习，先后入苏联中山大学、高级步兵学校深造。1930年回国后担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长征时在占领施秉、抢渡乌江、飞夺沪定桥、跨过大渡河、突破腊子口和直罗镇歼灭战等作战中，均有重要贡献。他文武兼备、著译丰富，先后撰写过《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等著作论文，是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彭德怀组织和指挥了百团大战等战役。自朱德于1940年夏初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后，“彭左”就代替了“朱彭”，成为八路军将士对自己前方最高首长的亲切称呼。 左权阵亡，是冈村向东京大本营表功的“捷报”，是他大肆宣传这次扫荡的战果之一。相反，它却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文武兼备的良将。 延安枣园。25日午夜，毛泽东突然接到129师刘邓电报，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军袭击，北方局机关人员分路突围。这份电报令毛泽东心神不安，由刘邓来电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说明八路军总部的电台已经和各方都中断了联络，彭德怀、左权等人的安全如何，仍然情况不明。他放心不下，一夜都不曾合眼。彭德怀究竟在哪里？他不知道。 此刻，他焦急地等候着太行前线的消息，为八路军将士的安全而担心。他从刘邓的报告中还得知，在八路军总部被袭击的同时，日军大川挺进队伪装八路军新编第6旅，也潜入了129师的驻地黎城县的会里村。刘伯承当时刚刚率部转移，前后只差几个小时，不然，129师也会遭受惨重的损失。现在刘邓是否甩掉了大川挺进队，他也不得而知。 26日晚，毛泽东又是彻夜未眠。一天一夜过去了，他既没得到彭德怀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再接到刘邓的报告。现实逼着他不得不从最坏处去考虑，万一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彻底摧毁该怎么办？那种后果将要比皖南事变更严重，因为中共党的武装主要在华北。 27日拂晓，毛泽东才接到了机要人员送上的电报。看完电报后，毛泽东的眼角潮湿了，他为失去左权而感到悲痛万分。庆幸的是，彭德怀已经突围，八路军总部没有被冈村一网打尽。 由于电报还是由129师发来的，毛泽东随即电示： 刘邓转彭： 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 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师行动。如何望 复。 毛泽东、朱德 这天，朱德还挥泪写了《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这首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权牺牲的所在地山西辽县，后来被边区人民政府更名为左权县，以志纪念。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被袭，左权和很多重要负责干部的牺牲，是抗战以来八路军首脑机关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第129师在日军压迫下，也被迫将主力转到外线。一时间，华北日军的C号作战计划似乎得逞。 由于晋东南地区已被日军所控制，毛泽东曾提出将八路军前总机关转移到晋西北，这样“不仅安全而且在等待时机中还可来往延安”。毛泽东还提出总部移晋西北后，将北方局取消，以北方局现有机构成立太行分局，以邓小平为书记。对此，彭德怀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总结了总部在晋东南受损失的教训，认为他对敌人在战术上高度灵活变化估计不足，5月以来集中注意于日军对冀中的空前规模的扫荡，对日军同时发动对太行区的突袭警惕不够；总部、北方局机构与年俱增，非武装人员过多；根据地边沿民众发动不充分等等，这是他本人的失误。但是，他认为总部转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但如对外和根据华北抗战的实际，总部仍在晋东南为宜；而且，冈村已开动一切舆论工具宣扬日军这次“肃正作战”的成绩，如果我们走掉，正好为他提供了佐证，从振奋抗战斗志和领导敌后作战之方便的实际出发，总部应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在晋东南。 7月中旬，彭德怀的电报发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意见，同时决定彭德怀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经过1941年和1942年这两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和一系列一般性扫荡，冈村宁次在华北初步得手。八路军正规部队被迫撤至更深远的山区，有些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敌后武工队的形式留下来坚持斗争。由于根据地面积锐减，无法供应庞大的部队和各类机关的给养，出于这个最基本的原因，中共中央开始实行“精兵简政”。1942年在八路军的三大主力师中，贺龙的120师人数由35000缩减至27000人；林彪担任师长的第115师及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仅三大机关就由1万人精简为3500人；刘邓的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和各军分区，由原来420个单位减至269个单位，人员也精简了1／3。晋察冀边区动作稍迟，转年8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分局指出：“你们现在只有80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90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8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3万，只留5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依照中央指示，该边区又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精兵简政。 1943年秋季，冈村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又进行了两个月的清剿作战”。这次名为“铁滚扫荡”的作战，是该年度华北日军一系列扫荡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冈村认为对华北平原和盆地的作战他已得逞，下一步就是打击躲至深远山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如果成功，华北的治安也就被彻底“肃正”了。 9月初，冈村宁次在保定精心组织策划，把第36、第69师团和伪军共4万余人分三线布置在东起白晋线、西至霍山的一二百里的正面上，并在西侧的同蒲线、白晋线构成严密的封锁线，妄图“迫使八路军背水作战，不降即亡”，将太岳根据地全部摧毁，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他还从各地抽调180余名军官前来观战。10月23日，“参观团”在临汾东北50里的韩略村附近遭到由太岳区开赴陕甘宁边区路过此地的八路军129师第386旅的伏击，180多名日军军官，除少数几人侥幸逃脱外，全被击毙，其中有少将旅团长1名，大佐级联队长6名，其余也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参观团”的覆灭对日军打击非同小可，如此严重的“事故”自侵华战争以来还是没有过的，大本营对冈村提出了严厉训斥，恼羞成怒的冈村认定必是出了内奸，亲自对第69师团司令部及周围日伪人员进行了一次大“甄别”，结果将该师团长井上贞卫中将撤职，第1军参谋长调离才算完事。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驻晋的日第1军情绪低落，同时，太岳根据地的八路军部分主力已分头向陕甘宁分头转移，11月中旬，日军草率收兵返回原驻地。冈村的这次“铁滚扫荡”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实际上到1943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整整6年了，战争到1941年底已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国民已开始尝到战争的真正滋味，因战争需要大批的兵员和高额的战费，使得日本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已没有了战争初期的那种狂热。国内这些情况，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国外战场，对日军参战官兵的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多年远征异国，亲眼目睹战争之各种惨状，使得一些士兵和下层军官对战争开始产生了悲观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日军内部纪律已逞松弛趋势，抗命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恶性事故。如驻山东的华北方面军第12军，曾发生过数起士兵拒绝上前线，并殴打和枪击军官的事件，甚至导致了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及几名师、旅团长被解职。 冈村对读职部属的处理从不手软，同时也有完络的一套，特别是他的前任多田骏过去曾两度担任华北日军首脑，下面的关系盘根错节，这方面他更需小心。华北日军的旅团长、联队长级军官常年在区县驻守，一般没有机会来平、津大城市游乐，冈村认为“华北地区与一般战场不同，任务单一专搞治安整顿，因而有改变一下气氛的必要”。他提议经常让这些中级军官来平、津聚会一下，“表面上布置共同研究课题，实际上向他们提供二三天换换心境的机会”。而换心境的方法，不外乎饮宴逛景、肆意淫乐。结果，“这样实施的效果甚好，与会者皆大欢喜”。他坦率地承认，“勿宁说这是从维护统率的见地出发的”。 经过连续几年各种规模的“肃正作战”，冈村命令司令部幕僚编写了《剿共指南》一书，发给各个部队，对扫荡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守备碉堡、警戒铁路、构筑工事、安排步哨、接近村落、进行搜索、乃至防备手榴弹等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冈村称“这本书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连与共军作战堪称我等先辈的国民党军，停战后也立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加以运用”。 但是，尽管他挖空心思研究战术，企图彻底消灭华北的抗日武装，然而却无法克服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由盛转衰、兵力吃紧，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调兵增援，至1943年底，冈村麾下已有五六个师团被调走，占华北日军师团总数的近一半。剩下的部队守卫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犹恐不足，更不用说主动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了。而中共武装渡过了1941年到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趁日军兵力空虚之机，又迅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捉襟见肘的冈村宁次手里没有几张牌好打，只得仰天长叹；良将无兵，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他是否为良将？另当别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来临，从大范围说，东京大本营注意的焦点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这关系到日本帝国的生死存亡，因为只有美国的海空力量才能直捣它的本士；从中国战场来说，对蒋劝降不成，军事打击的矛头又集中在国民党军身上，因为它认为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而这样一来，自冈村宁次在1943年秋季发起的所谓“铁滚扫荡”草草地倡旗息鼓后，华北日军再也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行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则趁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此时，坐在北平翠明庄里的冈村宁次已无计可施。 除了主要对中共武装进行“肃正作战”外，冈村赴任华北临行前，东条英机交办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劝降。这件事，在日军里是个机密，当时外界舆论也是众说纷纭。欲知内中情形梗概，且看下章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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