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同华莱士的事件。《物种起源》的创作 在这之前，他对鸽子这样的家禽特别感兴趣，因为爱好养鸽的人已培育出各种不同的品种。他再次求助于福克司，不过这一次有着奇特的理由，并且很俏皮。他写道：“我写信的直接目的是请您作一次观察，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个忙人，而要做的事又是那样多，我完全估计到，您一定会做到我需要的事情，因为这事请求一个无所事事的人①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您有一叶诺亚方舟②，我不怀疑，您也会有鸽子（我希望它们是扇尾鸽）。我要知道的是，雏鸽的尾羽在什么年龄才充分长到可以计数的程度。我并不奢望我将来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只雏鸽……”达尔文接着向福克司说明，他要搜集有关支持和反对物种不变性的事实来写一本书。目前，他感兴趣的问题是，人培育的品种在什么年龄会出现差异。他继续写道：“我必须或者自己培育鸽子（这对于我来说决不是娱乐，而是一种可怕的折磨人的事），或者购买雏鸽；不过在我去找一个卖鸽子的人以前……我很需要知道某些有关鸽子发育的情况，以便使我不致于过分无知，上当受骗”。即使给他寄来一窝普通的鸽子，这也会使他高兴的，因为他正打算制作鸽子的骨骼，并对不同品种的骨骼进行比较。信的下文很明显，他已经把野的形态同他从野的形态中培育出的家养的形态作了比较；例如，家鸭的翅膀比野鸭小，而脚却比野鸭大。 ①达尔文的意见看来是反常的，但在心理上却是正确而又含蓄的。 ②《圣经》中说：世界发生大洪水时，诺亚为了救他的一家和许多动物而造的大木船。这里指大群动物——译者注。 从后来的通信中十分清楚，福克司给他送来了一些刚出生一个星期的，两个星期的小鸽，此外，还送来了供研究用的老鸽。 但是，这并未使达尔文满意，因为同年五月，他获得了第一批良种鸽，后来他又成了两个养鸽学会的会员，结识了如他给自己长子信中所写的那样“一伙非常古怪的人”。我们已经说过，在鸽子的身上特别鲜明地表现出亚种和变种的多样性，而它们的繁殖则是非常迅速的。他在这方面的实践使他更加相信选配供杂交用的种畜的意义，几乎完全忽视了通过各种类型的杂交来培育新品种的意义，而这一点他准备在自己最初的《理论概要》中作一定的阐述。他在给赫胥黎的信中写道：“有一次晚上，当有人说，贝尔先生用自己的球胸鸽同罗马鸽进行了杂交，我正坐在一家小饭馆里，处于一些鸽子爱好者之中。要是你听到这种不堪入耳的新闻，看到郑重其事的、神秘的和可怕的摇头，那么你会了解，杂交与改善品种关系不大”。 鸽子爱好者使达尔文很感兴趣，他经常乐意引证养鸽专家伊顿著作中那些在赞扬鸽子的一个品种时作出如下结论的地方：如果你了解了鸽子的一切奥妙，那么“恐怕没有一个精明而有教养的人缺少了这一品种还能活得下去！！”。 后来在一八五六年十月，他在给福克司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我对鸽子进行详细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向我说明了在家养状况下变异方面的很多问题。他研究了有关鸽子方面的“大量旧著作”，以便彻底研究它们各种群中的渐变。他还研究了家兔和鸭，不过比起研究鸽子来要少得多。 达尔文同著名的家禽专家捷格特迈耶尔就很多细小问题和琐事进行了大量通信。凡是使他怀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跟懂行的专家商量，这是达尔文一贯的工作方法之一，因此他的著作经常援引这个或那个专家、权威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的意见。 例如，他认为虎克是植物地理分布问题上的专家，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他并不完全同意虎克的意见。他把自己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手稿送给虎克审查，并且在得悉虎克总的好评后才“松了一口气”。有趣的是，鉴于虎克的批评，达尔文在给虎克的信中强调指出，他越来越深信，外部条件的直接作用对进化的意义是极其微小的。他认为，外部条件引起的最大的意义是变化的能力和变异性，但是，新品种或变种的形成不是由它们决定的，而是由于选择的作用，而且不能因此就把这种形成称为偶然。 根据这种理解，他开始认为，那些以为动物的毛发越往南就越稀，越往北就越密，深水的贝壳比浅水的贝壳白，山上的昆虫体小色暗，而山上的植物绒毛多，并开出较大而且鲜艳的花的人是不对的。达尔文开始认为，上述差别早已属于变种，因为物种只是外形变化极为显著的变种（他这样给虎克写道），那也就属于物种了。换句话说，他在这里也看到了不是外部条件的直接作用，而是选择作用的结果。 看来，虎克在回信中反驳了达尔文提出的高山上的花一定绒毛多、朵儿大这样一个论点。根据达尔文的说法，虎克给高山上的植物“剃了发”。达尔文非常珍视虎克这些实际的修改，这些修改有时驳倒了达尔文从某个权威那里得到的观念。他给虎克写道：“我有时鄙弃自己做了一个编纂者，虽然我不鄙弃自己的全部工作”。 达尔文还在两小块土地上对植物进行统计：一种是长期种植的，另一种是在十五年内自然生长的。正如他在给虎克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知道什么样的植物增加了，而什么样的植物绝灭了，这使他感到非常“愉快”。他对这块有六平方英尺的小小的土地，即“种子植物园”，进行仔细的观察，他在这里注视每一根从种子中生出来的幼芽的命运。大量的幼苗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而更强烈的印象是大量死亡的幼苗。他感到惊奇的还有，幼芽之死与其说是一部分幼芽压倒了另一部幼芽，不如说是被蜗牛弄死了。他在后来给虎克的一封信中更加明确了这些材料：三百五十七棵植物死了二百七十七棵，主要是由蜗牛弄死的：他同虎克还详细谈了他在慕尔公园（他在这里疗养了一个月）所作的惊人的观察，并且后来在《物种起源》中作为生存斗争复杂性最好的例证列举出来。他在慕尔公园观察了长有老松的山丘那些被围起来的和未被围起来的地段之间的差别。在被围起来的放牧地段上，在一群松树周围，长出了很多小树，它们好象是被人有意栽到这儿的。而在未被围起来的地段上，什么都没有，找不到一棵小树。但是，当他走到跟前时，他在那里找到了几千棵全都比帚石南要矮的松树，因为牲畜经常把这些树尖啃光。研究它们以后，他深信，这些三英寸高的小松，树干不高于一根火漆棍，根据年轮来判断却在二十五年以上。“确定一平方码草地上的植物的样子及其数量的捉弄力量有多大啊！……不过，要是某一种老虎或某一种植物要绝灭的话，我们却经常感到惊讶”。 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他所搜集的大量事实，并说明这些事实，其中每个说明都要经过检验。 他在一八五七年六月五日给虎克的信的末尾说：“最近，我把我的思想统统告诉了您，您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和哲学家”。可是二十天之后，他告诉虎克，黄尝木的叶子随着子叶的出现，在形态上几乎是三叶草式的，他问虎克，“在这里是否可以同幼狮花纹这样的特征（看来是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相提并论呢？ 虎克还给他寄来了他所需要的植物学书籍。达尔文深信，在占有广大分布区的很多属中，变种和物种应当最多，他想根据各国的“植物志”的资料来检验这一点。虎克还给他寄来了波鲁的《法国中部的植物志》和菲恩罗尔的《拉底斯本的植物志》。达尔文非常认真地检验了某些论点，拿出了他在一八五七年八月检验过的一个“植物志”的统计表。在英国的植物志方面有巴秉顿、汉斯罗、华生的；在法国的植物志方面有波鲁的，在荷兰的植物志方面有米吉尔的，在美国的植物志方面有爱沙·葛雷的，在新西兰和印度的一部分植物志方面有虎克的。此外，在马德拉群岛的昆虫方面有华拉斯登的。但是，他对此还不满足，并且在同一封信中还要虎克给他弄到“好的德国的植物志”、“大俄罗斯的植物志”，而且还要那些“把物种分得很细和很粗”的作者的植物志著作。 看来，这部关于在大小属内部物种的分布和变化情况的著作，需要他非常细心而又要花费很大力气去工作，因此占用了他九个月的时间，以致他在一八五九年五月才把自己关于这个课题的手稿寄给虎克审阅。达尔文当时给自己明确提出的任务是，“事实要充分而且有条理”。他把自己所写的这本书告诉福克司时写道，他愈来愈感到兴趣的是，怎样使事实更有条理。他接着写道：“我象克雷兹①一样，有过多的丰富的事实，而且我想使该书尽可能臻于完善”。 ①大财主，古代吕底亚国王。——译者注 但是，虽然达尔文拥有大量的事实，但他仍然积极地搜集事实，向与自己有通讯联系的人提出很多问题。例如，他在思考细小生物身上表现的返祖特征时，请福克司在搜集各种品种的马、波尼马、驴等背上的黑条纹和肩上的横向条纹的事实方面给予帮助。 他在关于大陆在以前的地质时期是联结在一起的问题上，同虎克发生了深刻的分歧。这种思想，特别是似乎曾一度把美洲同旧大陆联结起来的大西洲的存在这一思想（为了说明马德拉群岛的昆虫分布），在达尔文看来，是幻想的，而主要的是为时过早的。在研究这种很少有真实性的假说以前，还要解决大海是不是使动植物分迁的真正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达尔文决定研究植物的种子和动物的卵在海水里是否会飘流，它们在盐水里能活多长时间。他认为，海流和海浪可以把种子和卵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在接受大陆是联结起来的假说，以便说明在被大海隔开的一些地方上有某些相同的植物存在以前，还必须证明在这些地方不可能发生一般的迁移。 一八五五年五月，达尔文请福克司为他那所学校的学生提出奖励，使他们去寻找蜥蜴蛋或蛇蛋，并给他往唐恩寄去两、三打这种蛋。因为蜥蜴住在每个岛上，达尔文想在自己住处作试验，确定蜥蜴蛋是否真能抵抗海水的作用，它们在地窖的海水里放一两个月是否仍然保持生命力，还要弄清楚，它们在海水里是飘浮的还是下沉的。 达尔文在瓶子装的盐水里保存莴苣、萝卜、白菜、山莴苣、胡萝卜、芹菜和洋葱的种子。尽管水发臭了，可是所有这些种子，除了某些品种的白菜子以外，都长得非常好。因为很多海流每小时的速度是一海里，根据达尔文的计算，在一个星期内可能就是一百六十八海里。 虽然许多种子很好地经受住了盐水的浸泡，但是它们很快就被浸透而下沉，这种情况使达尔文大失所望。达尔文在给虎克写的信中讥讽自己道：“这件事是令人懊恼的，如果这些中了邪的种子想下沉的话，那么我在用盐水浸泡这些忘恩负义的小玩艺上白白花费力气，为自己找麻烦……”他接着写道：“近来不论什么事都和我作对：动物学会的鱼吃了许多浸泡过的种子；于是在我的头脑中幻想着鱼和种子已整个地被一只鹭鸶吞下去了，然后被带到几百海里的地方，排泄在另一个湖岸上，在那里发出极好的芽来。可是突然那条鱼使劲把所有的种子连同所有的呕吐物却一齐吐了出来”。 但是，失败并未妨碍达尔文继续工作，做许多新的试验。他记得，“贝格尔”号航行到基林岛时，有人使他相信，被抛到岸上的种子，曾发过好芽。看来，虎克非常怀疑达尔文的试验，而维护福勃斯的思想。达尔文给他写信道：我不能明白，为什么您宁愿采取大陆传送的方法而不采取海洋传送的方法……似乎您应该为这么多的传送方法而高兴才是……至于谈到我个人的那些得意的结论，海洋传送还是陆地传送反正都一样，既然任何一个比较可信的方法都基本上已得到·证·明（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但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的、独立的证据的话，创造陆地是不符合我的学理的……” 他还在书刊中，例如在高德龙的《尤维纳利斯的植物志》中寻找这样的证据，这本书中有对偶然随出口木料一起运出去的植物的描述。 最后，“大陆的划分”（为了说明在被大洋和大海分开的地方的生物地理分布）使达尔文勃然大怒，他一向为人彬彬有礼，讲客气，可他给赖尔写了（在一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我把信的全文引证如下： 我的亲爱的赖尔：我想做出世界上最不光彩的行动。但是一想到您的许多门生在地质上的行为无礼，我就万分激动，有时暴跳如雷，有时心灰意冷。 时而可怜的福勃斯要建立一个新大陆（也就是使该大陆延伸）到北美，而另一个延伸到马尾藻海；时而虎克要建立一个从新西兰到南美的大陆和环绕世界直到克尔盖伦陆地；时而华拉斯登说，马德拉群岛和圣港有从前大陆的可靠而又明确的特征。乌德瓦尔德给我描述了那里的情况，又把大陆增加到大洋二百或三百海里深的地方（好象如果再往下去就什么也没有了）。为什么不使大陆延伸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每个岛呢？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现代物种存在时间之内的全部情况。如果您不为这提出一个界限，如果您真的为了惩罚地质学家而给他们提出更深的地域，我想，我的亲爱的老师，您也要到那里去。您的门生已经·慢·慢·地·和·秘·密·地·超·过·了·过·去·所·有·老·的·灾·变·论·者（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您还会活到您将成为灾变论者首脑的时候。好吧，我已经很好地发泄了自己的忿怒。现在请您原谅我，亲爱的老师，而且请您相信，我永远是 您的 查·达尔文 又及：请您不要对此复信。我是为了使自己轻松愉快才写的”。 达尔文告诉虎克，他在忿怒之下给赖尔写了一封怎样的信，然后补充说： “但是，我一定设法使自己不再成为容易发怒的人，而竭力做一个心平气和的人，并且使您象厨师做布丁这样的点心一样轻而易举地创造大陆……” 但是，他不单是用信来“消除自己的忿怒”，而且在另一封写给赖尔的长信中，语气已经平静了。详细地分析了他据以坚决反对蛮横无礼的大陆创造说的那些论点。他认为，福勃斯的大西洲，也就是被设想的在大西洋那个地方上的一个洲，“对科学起了坏作用，因为它阻止了对生物分布手段作周密的研究”。 在植物问题方面，达尔文不只同虎克一人商议，而且还同其他植物学家商议。例如，从一八五五年起，他开始同美国植物学家爱沙·葛雷通信。爱沙·葛雷出生于纽约州，他比达尔文小两岁。他父亲是一个制革匠，受的教育不多，可是，在校学习非常出色的儿子却顺利地读完了费尔菲尔德的大学，而后又在同一个地方读完了（一八三○年毕业）医务学校。由于热衷于植物学，他又在大学念完了植物学夏季讲习斑。他对植物学的酷爱得到了植物学教科书作者约·托列依的支持。一八三四年，爱沙·葛雷出版了《北美的禾本科和沙草科》一书。由于这本书，他开始同一些欧洲学者通信。他以教授身份到了欧洲，观看了欧洲的植物园和收集品，并同著名的植物学家建立了私人关系。 一八三八年，他访问了英国。值得指出的是，对推广达尔文主义有功的爱沙·葛雷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在格拉斯哥，他受到当时住在那里的虎克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亲切的接待，并研究了植物标本集。在伦敦，他结识了罗伯特·布朗、达尔文、奥温、植物学家林德雷和其他许多博物学家。他从英国到了大陆，在这里，他访问了欧洲所有著名的植物学家。他还结识了施列登，并了解了使施列登得出细胞学理论的有关细胞的一些想法。 爱沙·葛雷刚刚返回美国，就被聘为旧哈佛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他在该校讲课出了名，因为他努力钻研他所讲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内容新颖、丰富。他很容易地成了美国植物学家这一派的首领。达尔文也同这个精力充沛的植物学家开始通信。信是达尔文主动先写的。他在第一封信里请爱沙·葛雷帮点小忙。达尔文告诉葛雷说，他从事研究生物的变异已经好几年了。他已经对动物得出了一些结论，并且作为一个非植物学家想从专家那里得知，这些结论是否可以适用于植物。此外，有关美国高山植物的材料也使达尔文感兴趣。 达尔文向来对提出这样的请求总是一再表示各种各样的歉意。 爱沙·葛雷非常乐意地答复了达尔文所提出的要求。除了写信和邮寄美国高山植物统计表外，他还把自己的新版植物学课本寄给了达尔文。达尔文当时正致力于地理分布和类型的种属关系问题的研究，他希望爱沙·葛雷在课本再版时，能在他的美国植物统计表里指出，哪些植物是当地的，哪些植物是从欧洲移植进来的，还要指出这些植物的产地在哪里。 这一时期使达尔文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是同物种一书的准备有关系的问题。他向爱沙·葛雷询问某一科植物的物种占美国植物区系物种的总数的比例。他感兴趣的还有各种植物区系“相近的”物种，他请葛雷为他指出这样的物种，哪怕是在旧的校样里指出也行。达尔文给他写道：“我对于一些相近的物种所下的定义是：这是一些可以认为是不同‘物种’的生物，但也可以认为是任何其他优秀的植物学家可能把它们看成亚种或变种；还可以认为它们是与任何其他物种难以区别的一些生物。” 爱沙·葛雷由于受到达尔文询问的影响，撰写和刊出了一篇《北美合众国植物区系的统计》，达尔文在收到这篇论文后，对爱沙·葛雷所作的关于大属的物种总是有着广泛的分布范围的结论非常高兴。这个结论同达尔文从分析其他植物区系所得的结论以及他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爱沙·葛雷关于联结高山植物的那条线是通过格陵兰的论点，同达尔文的理论却相矛盾。这使他感到不安。他总是努力做到理论不脱离事实，所以北美另一个有威望的学者亚格西的过于自信，他并不赞成。他给爱沙·葛雷写道：“赖尔告诉我说，建立关于爬虫纲最初是什么时候被创造出来的理论的那位亚格西，当听到同他这一学说相反的一些审慎的观察时，兴奋地说，他还没有考虑这一点，因为‘大自然从不说谎’。我的处境也正是这样，而且要您向重复一遍： ‘大自然从不说谎’也就是说，从事理论的人永远是对的……” 后来，达尔文问葛雷，他是否认为，植物学家们在他们的植物统计表里，会不加区别地把变种列举出来，而不管它们是否存在于大属或小属里，或者他们更倾向于只是在这些情况中的某一种情况下把变种列举出来。 这几年达尔文的健康状况是不稳定的。有几次，水疗暂时使他精神振作起来，感到非常轻松。例如一八五七年，他从慕尔公园水疗机关写信谈了关于水疗的“良好的作用”。我能够象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样转圈子和进食，甚至睡眠也好起来了”。他说，水疗“能使一个人的头脑非常出色地停止活动”。 看来，与数学计算有关的著作，使他大伤脑筋。一八五八年三月，他给虎克写信道：“今晨，我的工作进展得很不好，并且感到沉闷。天哪，我是多么仇恨物种和变种啊！”有一次，他在计算变种时，同博物学家拉卜克（他同一庄园的邻居）畅谈起来，拉卜克提出了他在计算上的一个大错误。两三个星期的工作看来是不大愉快的。尽管他因此感到失望（“我是全英国最不幸的、最忧郁的、最平凡的一个动物；由于对自己的盲目和幻想感到烦恼而痛哭了一场”），但他马上又坐下来重新进行计算。他给虎克写道：“只要我没有再次审查完这些书，并且没有看到根据正确原则计算的结果，我就要坐下来，一动也不动”，可是他衷心感谢拉卜克，因为拉卜克使他避免犯错误。 坚持不懈地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必须再次进行治疗。一八五八年四月，他从慕尔公园写信给赖尔说，他又到这里进行两个星期的治疗，他同赖尔交谈了许多地质方面的问题，并在结尾时突然写道：“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因为我到这里来的任务是不思考任何事情，而是多散步，多吃饭，并且还要多读小说。” 的确，他尽量利用这个时间来休息。他从慕尔公园给妻子写信道：“昨天我在林间小路那边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散步，得到了充分的享受。但是，雄伟壮观的松树上新鲜的深绿树叶，老白桦树上的深棕柔荑花以及白色树干，还有落叶松的茂密柔软而清秀的绿叶，构成了一幅极美好的景色。最后，我熟睡在草地上，后来被我周围响起的一阵鸟声所惊醒，松鼠在树上爬来爬去，两只啄木鸟发出笑声，这是我曾经见过的最令人愉快的一幅乡村景色；于是我丝毫也不考虑鸟兽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了……” 早在一八五六年初，赖尔就建议达尔文尽可能完整地阐述自己的进化观点，因此达尔文也就马上开始写他的物种一书。但这并不是众所周知的《物种起源》。该书本来要更加详细，它的篇幅要比原来的多二、三倍。但赖尔建议在准备这部内容丰富的书时，立刻发表他的观点和概要，以便抢先取得理论上的优先权。达尔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学说是由许多论点组成的，而每个论点都需要用事实来证明，忽视这些证明，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不同意赖尔的意见：“我很痛恨为了取得优先权而从事写作的这种想法，当然，如果有人先于我发表了我的理论观点，我也会感到懊恼的”。 赖尔的建议使达尔文举棋不定，烦躁不安。显然，赖尔列举有利于这个初步概要的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几乎没有任何证明的情况下写一个教条式的理论概要，这同他的信念和习惯是相矛盾的，这使他感到很不痛快。他把自己的动摇和不安告诉了一贯对他很热情的朋友虎克。他想起了父亲的话，在他所处的那种精神状态下，需要向别人征求意见。他父亲说过：“好的劝告会带来很大的好处，而坏的劝告很容易使人走上邪道”。达尔文在给虎克的信的末尾写道：“唉，如果有谁这样做（即没有证据来充实就出版一个纯理论概要），我想我会嘲笑他的，而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在赖尔建议以前，我的确从未想到过这件事，而且看来，我经过仔细考虑以后，这是明智的（即不出版这样的概要）”。 虎克的回信使他不够满意，他把他有利于写这样的概要的论据综合成这样：“事实可以证明一切，因此……都是多余的，您的这一观点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我希望它是一个不很正确的观点”。 最后，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动摇，写作所需要的概要意图也遭到了失败，他只好按老计划办：即使要花费很多时间，他也要写一部有详细和充分的证据的关于物种的巨著。这部著作一直持续到一八五八年六月，赖尔认为有人会抢在达尔文的前面的这一预见应验了：航海家和动物标本搜集家华莱士，把自己的手稿恰恰寄给达尔文，这部手稿发展了这一理论……而在最近这两年，达尔文已经写完了十章，即打算要写的书的一半左右。 华莱士一八二三年生于布里斯特耳运河附近小城镇埃斯克的一个贫苦家庭里，这座小城镇位于达尔文的故乡施鲁斯伯里以南七十五海里外，他从十四岁起就不得不为自己的衣食操劳。他在铁路工地上，有时做土地测量员，有时做承包人，有时做国民学校教师。他阅读了植物学方面的书，并迷上了这些书，从十八岁起便开始做植物标本。他在累斯特学校任教师后，同另一个年轻教师亨利·贝兹过从甚密，这位教师对自然科学和游览也很感兴趣，并且使自己的这位新友爱上甲虫的搜集。 达尔文的《一个博物学家的航行日记》，也是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爱读的一本书。正如华莱士给贝兹的信中写的那样，他喜欢这本书的一切内容：无论是叙述的内容也好，还是叙述本身那种“没有任何累赘、没有装腔作势和利己主义”的风格。他还阅读了《创造的痕迹》，物种起源问题也使他感兴趣。他也熟知赖尔的著作。但是，读了达尔文的《航海日记》和对洪保德旅行的描写，他强烈向往能亲自看看热带的大自然。 他同贝兹一起，开始幻想去巴西的亚马逊河搜集昆虫、植物、鸟类以及其它东西的标本。他们积蓄了些钱，于一八四八年乘帆船出发到巴西去，在这里开始了从亚马逊河河口到里奥内格罗河汇流点的游览，并在一起工作了两年。当时在英国可以毫不费劲地销售一些国外的蝴碟和鸟类的搜集品。两位朋友把搜集品卖给一个经纪人，该人把这些搜集品运往英国，而他们用卖得的钱继续旅行。后来，两位朋友分了手。贝兹沿亚马逊河上游旅行，而华莱士则沿着亚马逊河的大支流里奥内格罗河的上游游览。 华莱士和贝兹把自己的旅行不只是看作谋生的手段。他们对调查热带自然的兴趣是完全出自内心的。华莱士在当时给贝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想得到并详细研究任何一个科，主要是从货种起源的角度进行研究”。华莱士同九个当地的向导沿着里奥内格罗河溯河而上，而后顺着里奥内格罗河的支流沃佩斯河来到了哥伦比亚。他沿着亚马逊河河谷往上游走比任何英国人都走得远，一直走到亚马逊河的河谷所在地。他甚至还看到了没有开化的野人。沿着亚马逊河河谷及其支流旅行四年以后，他决定带着丰富的搜集品回国。他打算把部分搜集品卖掉，而把其余的当作美洲各种动植物机体具有科学意义的搜集品展览出来。不幸的是，华莱士所乘的那艘返回英国的船失了火，把他的全部搜集品，素描画和珍贵的旅行日记都烧了。船上的人员和旅客，包括华莱士在内，都被救上小艇，并在大洋里漂泊七百海里，直到迎面来的船把他们收留，然后送回英国为止。 然而这些挫折并没有使华莱士屈服。在对他抱着同情的赫胥黎教授的帮助下，他顺利地得到另一次去马来群岛作长途旅行的政府津贴，华莱士在一八五四年从英国启程前往该岛。他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时光，把大量的搜集品运往英国。他走遍了全岛，对大自然进行了多年的考察，这既为他很好地描写马来群岛的博物学（“马来群岛，一个拥有猩猩和极乐鸟的地方”）提供了材料，又为他的其它一系列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两卷本的《动物的地理分布》）提供了材料。 当华莱士还在马来群岛工作对，就同达尔文有过信件关往，这是由华莱士在伦敦一家博物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编文章引起的。关于这编文章，虽然人们不大知道，但是，它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说明了所谓达尔文“同华莱士的事件”的真相。这篇文章叫作《控制新物种出现的规律》，并于一八五五年在《博物学年鉴和杂志》上发表了。 文章所涉及的问题非常接近达尔文当时也在进行研究的问题。华莱士试图解决物种是从哪里以及怎样产生的问题。华莱士根据自己当时已有的丰富的个人经验和文献史料（其中占显著地位的是达尔文的《航海日记》得出结论：同种的大批动物居住在同一个地方或邻近的地方，也就是“相近性是同地理分布密切相连的”。他在古生生物方面也得出结论：同一个地质时期或相邻的地质时期的生物，以及在同一个地区遇到的生物彼此非常接近。他把总的结论表述为下列不太清楚的规律：“每个物种的出现在地理上和年代上是同非常接近它的物种和先于它存在的物种的出现相一致的”。第二个结论说：“物种是按照先前的物种的结构形成的”。由此可见，华莱士很明显非常接近生物进化的思想，但他害怕更为明确地把它表达出来。他认为，在地质上可以细心观察到生物的直线发展的情况，也可以观察到来源于同一本原（不是祖先）两三个分支起源情况。他接着写道：“这样绝灭的生物被新生物所代替，而这种遗传性就这样继续到现代地质时代，地球博物学最困难的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任务正在于此”。 他认为，在生物的地质序列中，只有最一般的特征才能得到完善，并且指出，软体动物门的最高纲——头足纲，以前占优势，而现在则让位于机能不太高的腹足纲和双壳纲，古时的鱼比起现代的鱼来，其完善程度要差。为了说明这些事实，他用树木作了一番比较：老橡树上一根长得很好的树枝可以干枯烂掉，而一根新枝可能很小，并且达不到老树那样完善的程度。值得指出的是，他把未得到充分发育的（即发育不全的）器官看作是后继的亲缘物种将继续发展的原始器官。 华莱士论文的内容大体就是这样，关于论文的命运，他曾在一八五六年十月从苏拉威西写信问过达尔文。使华莱士感到不快的是，报刊上对论文却毫无反映。 达尔文给他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回信，信中指出，他对华莱士在《年鉴》上发表的那篇论文，几乎每一个字都同意，并且补充说，他已经对怎样区别物种和变种的问题研究了二十年，但是这个题目太大了，在信中不便详谈。 一八五八年一月四日，华莱士从安波拿岛给自己的朋友贝兹写信说：“我非常高兴收到达尔文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他对我那篇论文几乎每一个字都表示同意。他现在正准备他的关于物种和变种的巨著，他用二十年的时间为这一巨著搜集了资料。既然他证明了自然界中在物种和变种起源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就可以使我不再关心把自己的假说写下去，或者可能使我得出另一个结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的事实都将供我使用，我也可以对这些事实进行研究”。 达尔文在下一封信（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就报刊对华莱士的论文毫无反映一事对华莱士说：“对稍微超出物种简单描述的框框的东西表现关心的博物学家是为数不多的”。达尔文接着指出，有两位最优秀的博物学家——赖尔和加尔各答的勃莱特，要他注意华莱士的这篇论文。接着，他一再重复说，他的观点非常接近华莱士的观点，不过，这一次他补充说，他比华莱士研究得要深刻得多。 至于另一个问题——关于用来说明生物的共同性的海岸下沉问题，达尔文认为，华莱士比他进展要快些。的确，达尔文曾经用陆地下沉解释过环形岛的起源，但是我们看到，他是多么激烈地反对把所有各洲“下沉”到很深的深度，多么激烈地抨击得到赖尔和虎克赞同的福勃斯的思想。看来，华莱士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对马来群岛上的动物的地理分布，他提出过类似的解释，而达尔文在信的末尾写了以下的话：“祝您的理论获得成功，不过除了关于海洋岛的问题以外；在这个问题上我准备斗争到底……” 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通信之所以有意义，原因就在这里。显然，华莱士在未研究出自然选择理论以前就已经知道，达尔文试图在不了解物种和变种之间的区别的情况下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确，达尔文曾借口说他在信中不可能叙述自己的观点，因此对选择理论只字不提，而我们在字里行间处处可以读到，华莱士是脱离达尔文而独立得出了选择的思想的；无论达尔文本人，还是他的朋友赖尔和虎克，都竭力支持这种说法。但是，为了准确起见，应该完全清楚地说明这种独立的限度到底有多大。 正如华莱士自己所讲述的那样，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到达了安波那岛以北的一个小岛——特尔纳特岛，在这里，他患了严重的疟疾，在疟疾发作时，他无法工作，他考虑了各种问题，特别是他早已从事的物种起源问题。他此时想起了他在十二年前读过的马尔萨斯的著作和马尔萨斯这样的想法：不幸、饥饿、疾病和战争妨碍着人的繁殖；他把这种解释用于动物。于是就明白了，动物中适应性好的就有活下去的可能，适应性不好的就要绝灭。他立刻感觉到，这种想法解决了物种起源问题和生物的适应问题。他把这种解释同拉马克和《创造的痕迹》的解释加以比较之后，看到他的这种解释比其他那些解释更合乎情理。当天晚上，疟疾发作以后，他把自己的思想大致写了出来，他还把它誊写了两个晚上；从而得到了《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类型的倾向》这篇论文。华莱士把它寄给达尔文，希望把“生存斗争”原则用于物种起源问题，这对达尔文和他本人来说，都是新鲜事。 毫无疑问，达尔文在他所有的信中，无论对于生存斗争原则，还是对于最适者保存下来的原则，都只字未提。而华莱士是在脱离达尔文的情况下独立得出这些原则的。但是，生存斗争原则在生物学著作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德坎多尔、赖尔和其他人都谈到过它。物种自然绝灭也是赖尔创立的。可是，重要的是把这个原则运用于新物种的形成。只有相信在变种和物种间没有原则性差别，变种能够变成物种，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关于这一点，华莱士在第一篇论文中只字未提。而达尔文给予华莱士的正是这一思想，华莱士在给贝兹的信中提到的达尔文那封信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华莱士在第一篇论文里论述的只是物种，而在第二篇论文里，就明确地论述到能够转变成更高级的个体的变种，从这一点来看就十分清楚。这种思想对我们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要是我们认为，不愿接受进化的主要原因是由宁普遍相信物种只是在一定的狭小范围内才发生变异。可见，一般认为自然选择（这一名称是属于达尔文的）的思想是华莱士完全脱离达尔文独立得出来的，这种看法必须在某种限度内说，因为关于物种和变种之间没有原则性差别的思想，则是达尔文提供给华莱士的。 但是，华莱士的思想同达尔文的思想的两相吻合当然令人惊讶。达尔文对此感到十分吃惊的心情可以从他给赖尔的信里看出来。 “我亲爱的赖尔： ……您的那些威吓的话语——别人会抢在我的前头——已经得到证实。当我很简略地向您解释我们的自然选择和它依存于生存斗争这一观点的时候，您曾说过这句话。我从未看到过比这更为惊人的巧合了：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在一八四二年写出的那个草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简明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那些术语都可以成为我那些章节的标题。请把草稿还给我，因为他没有请我发表，当然我要写信给他，建议他把草稿寄给任何一家杂志去发表。因此，我的原著，不管它的内容怎样，将被毁掉，虽然我的书如果将来某个时候能有一点儿价值的话，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的，因为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这一理论的应用上了。我希望您能赞成华莱士先生的草稿，好使我可以告诉他您对他的看法”。 但是，不管多么巧合，却有一个根本差别，这个差别好象是达尔文自己在很久以后致赖尔的信中指出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达尔文从家养动物的人工选择中得出自己的观点，并把选择的原则用到自然界。而华莱士所写的论文，则从断定在家养状况下得到的变种或多或少是不稳定的，并且是自然地经常地表现出要返回到原始物种的正常形态这一点开始的。在毫无保留地和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论点后，华莱士竭力表明，这种论点不能应用于自然界中的野生动物，因而他在自然界中指出了生存斗争的作用。他举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生物的数量与其说取决于它们的繁殖力强弱和凶猛的禽兽的多少，不如说取决于一个地方（往往同其它有限制作用的条件一起）在固定状态下能保证维持这一或那一生物的个体数目的食物的多少。他接着证明，这样的变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因为原来的状态不可能完全经受住或不可能经受住同变种的竞争。他断言，这样的竞争可以在各种相近的物种之间进行。他没有看到这种变异的界限。最后，他断言，可以出现几个变种，其中有些变种可以成为性状分歧的开端。 至于说到家养动物，那么华莱士认为，它们所出现的一切变异保存下来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因为动物的食物是由人提供的。如果家养动物野化了，它就会绝灭。“跑得快但耐力差的赛马和能拉重物但行动笨拙的马就是在野生条件下也同样是毫无用处的。如把这样的马放到判帕斯草原而不予照顾的话，那么它们很快就会绝灭，或者在有利的情况下，如果不再发挥使用它们特有的品质，这些品质就会失去，经过几代以后，它们就会返回到通常的类型上去，即这种动物的各种不同能力在更好地获取食物方面是处于彼此完全势均力敌的状态。”我强调指出的这一论点，正象从《物种起源》中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样，达尔文是绝对不同意的，特别是在这种类型里。例如，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野化动物在自由状态中不是绝灭了，而是增多了。华莱士得出结论说：“可见，从对家养动物的变种观察中，绝不能得出任何有关在野生状态下的动物变种的结论”。 这样一来，华莱士就不怀疑，家养动物的各个亚种正是由于那种选择过程的结果，但这一选择是由人来进行的，而不是由于生存斗争所产生的，因此他就使选择原则本身也失去了说服力和鲜明性，这种说服力和鲜明性是他在实际研究家养动物中所得到的。 不管怎样，要是达尔文在华莱士发表他的论文后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话，那就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即达尔文抄袭了华莱士通过选择和生存斗争而进化的思想。显然，为了避免这一点，需要在发表华莱士的论文的同时发表达尔文已经有了的东西，以便证明他在理论形成方面的独立性和优先权。在这方面，赖尔大概是在同虎克商议后写信告诉达尔文的。 这件事损害了达尔文的健康。更何况这件事正和他的家庭不幸一起发生：他的儿女患了白喉症和猩红热，其中有一个因患猩红热死了。他要不要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呢？仅仅为了保持他从前坚决拒绝的优先权，现在就把理论的概要出版，这是否诚实呢！他在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给赖尔的一封信里清楚地描绘了他的心境。下面就是这封信。 在华莱士的那篇草稿里没有任何内容在我誊清的《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是没有的，十二年多以前，虎克曾看过它。约在一年以前，我给爱沙·葛雷写了一个草稿，我有一份草稿的副本（由于我们通信讨论几个问题），因此，我可以完全公正地说并且证明，我没有抄袭华莱士任何东西。现在我很想把我的一般观点的概要用十几页（或大约这么多页）的篇幅发表出来；但我不能够使自己相信，我能诚心诚意地这样做。华莱士丝毫没有谈到发表这件事，而我把他的信附去。但是，因为我不想发表任何概要，只是由于华莱士把他的理论的概要寄给了我，我才这样做，这是否诚实呢？我宁愿把自己的那本书全部烧掉，也不愿使他或别人认为，我的行为是卑鄙的。您不认为，他把这个概要寄给我是捆住了我的手脚吗？……如果我能以诚实的态度发表我的概要，我就要补充说，我现在之所以发表这个概要（如果可以说，我是遵循您给我的劝告的，那我就很高兴了），是因为华莱士把他的一般结论的概要寄给了我。我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在于，我的观点是在对家养动物进行人工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我要把致爱沙·葛雷的那封信的副本寄给华莱士，以便向他说明，我没有剽窃他的理论。可是我不晓得，如果我现在发表什么东西，这是不是胆怯或卑鄙的行为。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我接不到您的回信，我当然会依照这种想法去做。 我麻烦您的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您不能想象，我会多么感激您的意见啊。 顺便指出，要是您不赞成把这封信和您给虎克的回信还给我，使我再来利用的话，那么这样做会使我得到我的两个最好的和最热心的朋友的意见的。这封信写得非常不好，因为我写它是为了忘却这件事，哪怕一时也好；我已完全疲于思考了……请宽恕我，我善良的，亲爱的朋友。这是一封倾诉衷肠的苦信，是由许多难言的苦衷所引起的。 您的最诚挚的 查·达尔文 又及：我以后绝不再为这一事件打扰您和虎克了”。 看来，达尔文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再写新的概要，而只是向林纳学会提出（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能证明自己优先权那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概要。这就是，第一，《一八四四年概要》中的“自然选择”这一章，第二，一八五七年九月五日达尔文致爱沙·葛雷的那封信。这封信对表明达尔文的观点从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七年依然未变这一事实是必要的。在这封信中，达尔文用六点阐述了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他在六条提纲中，阐明了在华莱士论文中也有的所谓“性状的分歧”原则。正如达尔文在自传中回忆的那样，他来到唐恩许多年以后，即在一八四二年以后，才忽然发现了这个原则。正如他在这里指出的那样，来自共同祖先的所有生物，随着自己的特征起了变化，其“倾向”也就逐渐有所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而提出来的这一原则的基础，在于自然界中兴旺发达的生物的变异后代，在自然经济中竭力占据尽可能多的地方。这个说明现代分类法的原则，在他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他还记得途中坐在轿式马车上最初揭示出这个原则的谜底的那个地方…… 所有三个文件（达尔文从《一八四四年概要》中摘录的关于自然选择的笔记片断，上面提到的达尔文给爱沙·葛雷的信和华莱士的《论变种的倾向》，出乎达尔文的朋友们的意料之外，比他们所估计的可以提交林纳学会的时间要早得多：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召开了协会会员全会紧急会议，选举协会副主席，以接替逝世的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六月二十九日，达尔文派人把全部材料送给虎克，第二天，赖尔和虎克把材料连同他们的一封信一起交给了书记宾尼。 这封信最确切、是接近实情地讲述了华莱士事件的整个经过。让我们引证信中几段最重要的文字吧。“这两位先生（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互相独立和彼此不知道（著作）的情况下，创立了同样一个非常巧妙的学说，它可以解释我们大陆上的变种和物种的出现与保存，他俩都有权被人认为是在这个重要的方面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但是，因为他俩没有一个人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在许多年内不止一次地促使达尔文先生这样做，因为两个作者现在都把他们的作品交给我们全权处理（赖尔也有权就华莱士的作品说，华莱士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处理，因为华莱士在附给达尔文的信中问过达尔文，他（达尔文）是否认为只要他（华莱士）的想法重要而把论文转交给赖尔），那么我们认为，要是我们把他们的著作摘要提交林纳学会的话，我们就算为了科学的利益效了最大的劳”。 按着按年代顺序一一列举了所提出的论文。最后在谈到华莱士的论文时，几个发起人作出结论说：“一八五八年二月在特尔纳特岛写的这个概要，也是专供他的朋友和通信人达尔文先生用的，这个概要他也曾寄给达尔文，并明确表示希望，如果达尔文先生认为它是崭新的和有意义的话，那就请把它转交给查理·赖尔爵士。达尔文先生高度评价这个概要中发挥了的观点的内容，以致他在给查理·赖尔爵士的信中，建议征得华莱士先生的同意，尽快出版这一概要。我们完全赞成这一步骤，但是有一个条件，正如达尔文先生所决意要做的那样（为了有利于华莱士先生），就是要达尔文先生不阻挠发表他就同样题目写的回忆录，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曾在一八四四年读过这个回忆录，其内容我们两人多年来都早已熟知。当我们把这一点告诉达尔文先生时，他允许我们按照我们的决定处理他的回忆录以及其他东西，并且在决定把它们提交林纳学会后，由我们再向达尔文先生说明，我们不仅遵循他建立他的朋友的相对优先权的愿望，而且遵循科学的共同利益，因为我们认为最合乎愿望的是，要使建筑在从事实得出的广泛结论的基础上的观点，经过多年深思熟虑而验证的观点，能马上成为其他研究者的出发点，而且要使学术界在等待达尔文先生的全部著作问世以前，使达尔文的著作及其天才的通信人的著作当中一些带指导性的成果，能成为公众的财富”。 当然，达尔文没有出席七月一日召开的林纳学会会议。他被华莱士这一事件以及家庭中的烦恼弄得心绪不佳。更何况他的身体又很不好。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是由学会书记按照惯例宣读的。出席会议的只有赖尔和虎克，他们强调指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的重大意义。虎克回忆道：“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这个题目过于新奇，对于旧学派是个不祥之兆，使得‘旧学派’的人在没有武装以前不敢挑战。”虎克继续写道，“会后很多人私下议论：在这次论战中作为达尔文的代理人的赖尔，他表示赞同，还有我表示赞同（虽然程度不大），可能使学会会员们感到了敬畏，不然的话他们会猛烈地攻击这种学说的。除此而外，我们对于作者和他们的论题都很接近，这也使我们站在有利的地位上”。多么有趣的细节啊！在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列有学会会员之一，大植物学家边沁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本来要根据旧观点证明，在分析不列颠的植物区系时，他具有一系列的观察，这些观察能证实物种的永恒性，并表明，偏离常规的和由于培植或者通过其他某些途径形成的生物自然地返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但是，边沁听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报告后，他对新的观点感到如此吃惊，以致他立即撤消了自己的报告，决定重新审查他表示怀疑的那些观点。 虎克在他的回忆里提到的那个博物学家的“旧学派”是什么意思呢？索博利在他关于英美在这个时期内的情况饶有兴趣的论文①中说道：“可以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绝大多数普通的大学‘骨干’生物学家和其他专业的博物学家，直到达尔文的书发表以前，他们的思想趋向是什么。当时的科学在他们看来是十分牢固地建立在林纳和居维叶所确立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上的。这种科学同宗教毫无矛盾。相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相当多的人员之中（我们主要指的是英国，当时那里的很多博物学家都是牧师，都具有‘圣’的称号），官方的科学和教会都相互支持，好象是溶为一体似的”。正因为如此，达尔文在朋友告诉他学会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时，他感到十分高兴。对达尔文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英国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即赖尔和虎克），向舆论界介绍了他的著作是十分重要的著作。此外，以素来批判拉马克本人并反对拉马克进化学说而闻名四方的赖尔发言表明，达尔文的思想和观点是拉马克无与伦比的。 ①斯·尔·索博利。1858年7月1日——1859年11月24日。《普通生物杂志》1940年第1期第75——104页。 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林纳学会会议的全部记录，赖尔和虎克给学会的信，以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整个报告，在八月份的学会杂志上发表了。 达尔文感到不安的是，整个事件的发起者华莱士，将怎样对待林纳学会上发生的一切，因为在英国发生的事情的消息传到华莱士那里去是很慢的，当然华莱士就不可能干预此事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在这种情况下，虎克前来帮助达尔文。他以自己的名义给华莱士写了一封非常客气而明确的信，说明他们怎样安排，为什么这样安排把达尔文的片断和信同华莱干的论文一起提交林纳学会。达尔文在虎克的信上还附上了自己的几句话，并把信寄给华莱士。使他感到高兴的是，正如他开玩笑说的那样，自然选择学说“象一剂泻药一样对虎克的不可变化的肠子发生了作用”，也就是说，虎克在他的影响下，坚定地抛弃了“不可变性”和物种不变的信念，而转向他这一边。 由于林纳学会报告而引起的激动和家中各种不安使达尔文非常痛苦，于是他出发到怀特岛的海边上去休息。 现在，当生活本身向他表明，绝不能无止境地搜集材料而拖延书的写作，他决定在休息后着手写关于物种这部巨著的《摘要》，也就是做赖尔很早就坚决主张做的事情。这个《摘要》根据最初提纲应是扼要地叙述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二、三个实例来说明某个论点，有些细节则应该略去。达尔文打算把《摘要》交给林纳学会，并在它的杂志上发表。根据笔记本上的标记，达尔文还是在怀特岛上的三塘开始这一工作的。从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二日，他每天工作几小时。但是，他很快就感觉到，《摘要》比他起初预计的要长得多。甚至他可以把说明某些论点的根据限制在最低限度内，但为了不彻底贬低自己的思想，他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证据不用。仅自然选择的第一章，在他的手稿中就占了大开本四十四页。 虎克当时建议他把书分成许多要在林纳学会单独作的报告。达尔文同意了，他写的《在家养下的变异》，足够整个一次会议用。但是，如果不能马上全部发表，他会感到遗憾，因为这一部分同其他部分是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海滨休息期间，达尔文为自己书中阐述的思想不能不作些观察。例如，他在给虎克的信中转述了自己对海浪传播生物的札记。他复活了涨潮冲到岸上的十三个甲虫种，他还观察了飞帘的种子是怎样被风刮到海里去的。 九月中旬，在休息一个月以后，达尔文又着手写《摘要》。他在十月六日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摘要》写得太长”，“他不能把它写得短一点”，并且“预料，《摘要》是一小卷，因此不得不单独出版”。十一月，他已经在写关于本能和杂交这两章；每章都要占他十四天的时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还写道：“我任何地方都没有超过二、三个例子，对所有难点也只简略地叙述一下，但我实在无法把《摘要》写和更短了”。 在这期间，达尔文的孩子们开始收集甲虫，众所周知，这种事情在童年也吸引了他本人。他多次参加了孩子们的收集工作。他给拉卜克写道：“当我听到捕获稀有甲虫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好象是一匹老战马听到了号角一样。对于一个嗜好成癖的昆虫学家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高尚的比喻吗？” 就在十一月，达尔文还收到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一卷《试验》。赫·斯宾塞象达尔文一样，在《实验》中转载了《发展的假说》（一八五二年）和《进步、进步的规律和原因》（一八五七年）的论文，坚持生物的进化学说，并抨击关于“创造”生物的一般观念。的确，他认为，生物只不过是能直接“适应周围环境”，而重要的是，他引用了“一般的想法”来证明生物的进化。达尔文在给斯宾塞的回信中也对一般的想法加以赞扬。达尔文还把自己对物种的研究告诉斯宾塞，并指出，他与哲学家不同，他是作为博物学家而不是从一般观点出发来研究对象的。 到十二月底，达尔文已经写了三百页手稿；根据他的计算，还要写一百五十页至两百页。在向虎克（达尔文由于不相信自己而经常把各章的手稿寄给自己的朋友去修改和提意见）谈到这一点时，达尔文给虎克写道，他最终“认为用单行本出版《摘要》在各方面都要好一些”。他继续写道：“这个课题实在太大了，不能在任何学会中对它加以讨论，并且我知道，人们会把宗教问题扯进来的”。 达尔文有各种根据这样想。还在一八五八年九月，在利兹召开的英国科学协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古生物学这理查德·奥温，在长篇大论的开幕词里，分析了“物种的创造或形成”的问题。叙述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观点之后，他竭力把他们的观点，同通过“创造力不断起作用或预先规定的生物形成的原理”这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他个人的观点硬扯到一起。根据这个原理，生物的目和种应该一个接一个繁衍下去。因此“创造出来的东西不断地弥补已绝灭的东西”。他认为，达尔文和华莱士只是把他的“原理”推广到用变种代替典型生物。因此，达尔文就是通过这个实例明显地看到，有些人会把宗教问题“拉扯”进来。 然而，正如斯·尔·索博利公正指出的那样，这位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在他的发言里，想以非常混乱的言语（见索博利上述引证的论文的细节），调和两个对立的观点——一部分拥护者认为，物种起源是通过创造活动，另一部分拥护者则认为，物种起源是进化的“自然”进程，这次发言对达尔文的事业帮了大忙，因为奥温的发言是在代表大会广大听众中讲的，英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技术专家都出席了大会。斯·尔·索博利写道：“造化说的最大代表（通过创造活动‘创造’物种的拥护者）——‘英国的居维叶’（正如人们经常称呼他那样），叙述了象享有广泛声誉的达尔文这样严肃的研究家提出的学说，即同报告人和大多数出席者历来观点明显对立的学说，他不仅不批评这种学说。相反，他好象接受了这种学说……在英国科学协会这次会议以后，人们一定是在急不可耐地等待达尔文著作的发表。 一八五九年一月，达尔文终于接到了华莱士对他和虎克合写的信的答复。而且复信的口吻使他感到非常高兴。看来。华莱士赞成达尔文的朋友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他丝毫不追求优先权。在林纳学会这一历史性会议之后，五十年过去了，华莱士在把自己当时的行为同达尔文的行为作比较时说道：“正象达尔文一样，我突然明确地产生了一种想法：我一连几小时把它透彻地想了，并把它迅速地写出来，把它的各种运用和发展写成一个简短的东西，我当时是怎样想到这一点的，然后用几页信纸加以誊清寄给了达尔文，——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星期内做的。我当时（而且后来也不止一次地）是‘一个性急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勤奋的和有耐心的学者，他一直在寻求他所发现的真理的全面证明，而不是急于获得个人的成就”。 《摘要》坚持不懈地在进展，然而进展相当缓慢。到一八五九年三月，他才写好关于地理分布的一章，并把它寄给虎克审阅。三月十六日，达尔文写完了关于分类法、形态学、胚胎学等的最后一章。 达尔文在写作期间有好几次到慕尔公园去进行水疗，因为水疗暂时可以使他振作精神并保持他的体力。正如他给福克司的信中写的那样，在三月二十四日，他的工作已“接近完成”并“对出版的那几章作了最后修改”。他泰然地、但坚决地反对福克司硬说他达尔文那样工作是为了名誉。他写道：“在某种程度上说，我是重视名誉的，但是我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我是由于一种试图说明真理的本能而工作的”。 赖尔大概从虎克那里知道了达尔文不反对按他的《地质学原理》的形式出版书时，开始同自己的出版者穆瑞洽谈，他是否准备出版达尔文的书。达尔文在三月底听到这一消息，并且看到，他的书愈来愈处于有利于出版的地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在穆瑞那里出版书的想法。他向赖尔提出了很多问题，并请他提出建议。十分有趣的是，从他给赖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个自由的思想家是怎样违心地重视出版者的宗教偏风的。他给赖尔写道：“您要给我出个什么主意呢？我是否应该告诉穆瑞，我的书会与正统的观点相矛盾，但就研究的对象的实质来说，比必然发生的矛盾要少，我是否应该告诉他，·我·不·谈·人·类·的·起·源（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也不对《创世纪》等等进行争论，我只列举事实以及由这些事实得出的那些我认为公平的结论呢？”他担心使出版者“上当”，所以坚持在签订合同以前，让出版者哪怕读完前三章也好。据说穆瑞读完手稿的片断后，称这个学说是胡说八道，如同某个人假定一只兔子同一个老太婆很顺利地结了婚一样。但是，穆瑞大概感觉到，这本书将会销路很广，这一点对于他的商业活动来说则是主要的。 书的标题引起了一些分歧。达尔文建议把书叫作《关于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和变种的起源一书的摘要》。穆瑞坚持该书不能叫作《摘要》。赖尔反对“自然选择”这个术语。但是达尔文在这方面没有对他让步。他认为，这个术语是畜牧家们普遍而又广泛使用的术语，对于表明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选择或育种原则的共同性是很合适的术语。他只限于说明“或者在生存斗争中保存那些得天得厚的品种”这一术语。 四月初，书开始印刷，六月，书的校样出来了。达尔文毫不留情地修改了“可恶的”校样。他逐字逐句地把校样抹掉，再贴补上几张纸条——他认为文体是十分差劲的。据穆瑞说，他“几乎是全部重新写”。他力求使文体清楚和事实准确，除此之外，他还把校样寄给自己的朋友赖尔和虎克检查。 他期待他们俩还能够在事实上和证据上改正一些错误。 十月一日，最后的清样终于校完，被工作弄得疲惫不堪的达尔文，健康状况本来就不佳，现在可以到约克郡的艾克雷水疗机关全休了。在这里，头三个星期，不大习惯的闲散生活使他重新恢复了体力，并促使他继续为虎克审阅《澳洲植物志》的《绪论》。 《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一千二百五十册书全部在当天销售一空。可是这一数字，在达尔文看来，作为第一次出版的印数好象太多（见九月三十日他给赖尔的信）。 第一版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地销售一空呢？毫无疑问，正如穆瑞表明的那样，这是由于在林纳学会会议进行期间，大博物学家达尔文正在准备写一部出色的物种起源的书的消息，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我们已经指出了古生物学家奥温在利兹会议上的发言。 这一时期反对达尔文的其他人的发言中，有都柏林的地质学家霍顿教授在都柏林地质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圣”霍顿在爱尔兰首都的这个发言的主要思想是，在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思想中，凡属正确的都不是新鲜的，而凡属新鲜的都是不正确的。得知这个发言后，达尔文称它是“未来批评的典范”。这个发言就是来自虎克称之为“旧学派”的那些博物学家的发言。 然而，赖尔的发言具有极其重大的决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不管赖尔多么热爱达尔文，但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他很久不能放弃习惯的观点。实际上，正如他同达尔文在这个时期的通信所表明的那样，他仍然赞同关于“创造力量的干预”是必然的这样一种意见，达尔文认为，这会使“自然选择学说失去任何价值”。他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仍然坚持象“改善原则”和“适应的初级才能”这些抽象的概念，如果接受自然选择学说，这些概念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但是，这种摇摆不定并没有妨碍赖尔在英国科学协会（他是地质分会主席）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他在专门谈《人类的古远性》的发言中，对达尔文怀着极大的同情提到达尔文刚出版的那本书。 他在发言的结束语中说道：“在具有高度的理论兴趣并且由于地质学和博物学的现代成就而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当中，没有一个象物种起源问题这样引人注目但同时又含混不清的问题了。在这个难度大而又神秘的问题方面，很快就要出版查理·达尔文先生的著作——这是在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方面二十年观察和试验的成果，这些观察和试验使他得出结论：引起动植物形成亚种和经常的变种的自然界的力量，也是在较长的时期内产生物种，在更长的时期内使同属产生差别的那种力量。我认为，他会通过自己的研究和用自己的论据来清楚说明很多与生物的相似性、地理分布和地质层次有联系的现象的，而这些现象是任何其它假说都不能够解释，甚至不打算解释的。 索博利在引证赖尔发言中的这一处时正确地指出，演说中特别有趣的是两点：“赖尔在介绍达尔文学说时，赋予了‘等速变说的’色彩，而这种介绍又是在专门谈人类的古远性问题的发言时作的。的确，所有这些学说之间有深刻的内在的联系。等速变说证实了旧的宗教学校关于地球是在不久前通过创造才产生的这种武断说法是不正确的。《人类的古远性》把人类的存在也推到很久以前的时期，人类至少是与犸猛同时代的动物。达尔文的学说也把生物起源推到许多世纪以前，并把它归之为现在还在起作用的自然界的力量。所有这些学说都是针对“造化论者”和创造说的拥护者的，而人类的古远性说就引起了同生物起源问题密不可分的人类起源问题。 由此可见，我们看到，达尔文由于华莱士事件的影响，不得不抛弃本已开始撰写的关于物种的大部头著作，这部著作他已构思好了，并且不得不改变最初的计划。推迟了“巨著”，大大压缩了叙述内容，缩减了引用的证据的数目。结果，《物种起源》一书终于问世了。当时达尔文年已五旬。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