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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在人类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在一八六四年三月号的《人类学评论》这本小册子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华莱士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祖先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体质在人脑充分发达后不再改变，人类往后的整个进步，是与已经达到高水平的人类智能发展相联系的，人类的智能发展导致了发明工具，交通工具，火等等。 花莱士认为，人类种族之间的斗争，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是更多地取决于精神的后天变异，而不是更多地取决于身体，即更多地取决于人的智力和道德上的品质。当人仅仅在智力上，在脑和颅骨的结构上变化时，动物则借助于选择仅仅在肉体上发生变化。动物和人之间的差别先达到了属的程度，也可能是达到了科的程度。由于人类这种古老性，所以人种也象哺乳动物科同样石老。如果赫胥黎根据人体特征指出人类这一科的等级，那么人类这一科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更远，即现在一些哺乳动物目首次形成的那个时候。因此华莱士认为，根据人类的起源及其大脑的发展情况来划分人类的等级是可能的。同样，他也把人种的形成推迟了很久，他认为，人种体质上的特征与当前人种的地理分布无关，因为各种人种有足够的时间迁离他们形成的地方。 一八六八年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第一版问世，一八七○年第二版问世。作者在书中详细地研究了人类起源这一问题。 还在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达尔文就开始收集人类起源方面的材料，但是最初他并未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因为材料很少，而且说服力不强，因此达尔文不敢发表。对他来说，物种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发表有关人类的材料，反倒会助长反对他的观点的那种偏见。达尔文在《自传》一书中说：“要是光摆出我对于人类起源的观点，而并不提出任何证据来加以充实，这对这一著作（《物种起源》）的成功来说，不但不会有利，反而会有害。”确实，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他就没有隐瞒自己的信念（正如上面已指出的），即他的著作能够“阐明人类的起源”，换句话说，就是人类起源这个问题应该与其他的各种生物起源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于是我们看到，单凭这一句话就足以引起对达尔文的理论极其猛烈的攻击。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一理论逐年在取得成就，例如，一八六七年，达尔文写信给赫克尔说，甚至比英国任何人都更强烈反对他的“伦敦昆虫学会”的会员们，现在除了两三个老人以外，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在法国（达尔文的理论在这里所取得的影响以在其他国家要小），古生物学家高得里，就古生物的起源问题，准备写一本有关古生动物的书。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达尔文写信鼓励他说：“这件事将使您的渊博学识和论断的才能大有用武之地。我以为您的信念（高得里成了进化论者——作者注）目前会降低您的同胞们对您的评价的，不过，亲缘物种起源于共同祖先的这一信念，既然在欧洲各地（法国除外）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我就应该认为它不久就会·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信·念（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的确，日内瓦国民协会的主席卡尔·福格特也在和二年，即一八六九年说：“没有人再敢坚持——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物种全然是独立地被创造出来的”。 人们在认识上的整个进步，使达尔文打消了顾虑，从而着手整理人类起源方面的材料，以便出版。当然他也清楚，在他所处的时代，用以说明个别的物种，即人类的进化这个问题，还没有象生物的现在和过去的地理分布及其所处的地质层序列这样一些颇有成效地一般说明生物进化的“强有力的证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所依据的有关直立猿人，北京猿人，非洲类人猿化石，海得尔堡人的一切古生物学方面的资料，都是在达尔文逝世后才发现的，而且这些资料，每隔十年就会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人类在远离他们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之后所走过的发展道路。达尔文不得不只限于研究一些间接的论据，这些论据足以使人相信人类起源于某种低级的生物，足以作出人类是怎样发展来的这样的设想。 达尔文读了华莱士一八六九年刊登在《每季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后，就感到特别迫切需要发表自己对人类起源的有分量的看法了。这篇文章有两个方面使达尔文感兴趣；一、文章涉及到赖尔及赖尔接受达尔文理论的问题；二、文章陈述了华莱士本人对人类起源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与达尔文的观点截然相反。华莱士没有署名的这篇文章，就象所有刊登在《每季评论》上的评论文章一样，是评论赖尔第十版（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地质学原理》和第六版（一八六五年）《地质学要素》的。在文章中，华莱士高度评价了赖尔的第一部著作，他指出，地质学方面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出过十版，而且在第一版（一八三○年问世）和第十版之间的三十八年中间，书的篇幅增加了一倍。“诞生了”两个健壮的“婴儿”：《地质学要素》（共出六版）和《人类的古远性》（共出三版），该书并被译成法文，德文和俄文。 华莱士在评论中强调指出，有许多英文的地质学书籍，它们不是发展许多地质学和知识分科中的一科，就是充当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但是只有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这本书，能够作出如此重要的概括：只有《地质学原理》把现今的地质变化的事实看成是地质学的基础和原则，并且看得如此透彻，证据如此确凿，体裁如此迷人！华莱士详细地研究居维叶和以前在地质界广为流传的居维叶的灾变说，详细地研究赖尔不得不进行的反对灾变论者的斗争，还详细地研究赖尔在地质学中所实行的改革意义。华莱士在讲到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十版时，还指出赖尔在书中加进去的许多新的资料。 华莱士写道：“但是，第十版的最大特点是赖尔在主要点上（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上）接受了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接着他极力证明，这种接受丝毫不与下述情况相矛盾，那就是赖尔始终是一个坚决反对拉马克和《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进化理论的有名人物。相反，这种接受是从赖尔本人所具有的思想和他的著作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他之所以批驳拉马克和《痕迹》的作者的进化假设，并不是因为他不懂世界的自然发展的思想，而是因为这些假设尚未被事实所证实。所以赖尔本人就教导人们说，物种的绝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渐进的过程与大地表面的激变和灾变全然无关。他也反对承认某些作者提出来的物种生命力的减弱是绝灭的原因。赖尔认为，要解释物种的绝灭，只要有下列因素就足够了：凶禽猛兽大量对它们的捕杀，食物条件的恶化，气候的改变，大陆和海洋的上升与下降。华莱士接着说：“赖尔证明说，新的物种的产生应该成为自然体系的正确部分。为什么我们未指出产生这种新物种的方法，原因就是有机界的变化进程要比无机界的变化进程慢得多”。 华莱士在书评中写道：“三十多年前，赖尔就提出有机界和无机界不间断性的学说，他坚决反对整批整批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一起绝灭、造物主说‘生长吧’又生长出来的理论。同时他否认产生动植物新的物种的过程已被发现。” 华莱士接着说：“但是，如果这种原因被找到、被证实、并且和他本人的思想相协调的话，那么赖尔就应该接受它。可是这要求他有道德上的大勇大智的精神”。 华莱士继续说：“在他这部著作发表九个版本的三十多年中，人们经常把他当作最伟大的、最有威望的“演变论”的反对者加以引用，因为他曾严厉地指责过这种学说。而在第十版中，他完全改写了这一部分，同意了这一理论，而这一理论在肤浅的读者看来，同赖尔一生公开反对过的那些理论并无多大差别”。他接着说：“赖尔放弃了他长久抱定的和大力维护的信念，这表现他人虽老迈，而智慧的青春犹存，这在科学史上也未必有这样令人惊奇的例子。如果我们记住作者（即赖尔）是极端审慎的，而且他所写的每本书都标志着对真理的热爱，那么我们就会相信，不经过长期的、痛苦的考虑，决不会作出如此重大的改变，同时支持他现在所采取的观点的那些论证一定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赖尔接受达尔文的理论，否定拉马克的理论，这一事实已经表明，那些说达尔文只是以自己的名义革新了拉马克的理论的人是错的”。 接着华莱士证明他详尽地阐述过的达尔文的学说和拉马克的学说之间的差别。然后他论述一系列新的、有趣的、证实进化论的古生物学方面的发现。这就是华莱士对书的评论的前半部分。 达尔文非常满意这一部分。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件中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已经指出，赖尔起初辜负了达尔文的期望，对达尔文的理论模凌两可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指出过，就在那个《每季评论》上登着一篇匿名文章，这篇文章正如达尔文及其朋友们所怀疑的那样，大概是在奥温的授意下由韦勃甫司主教写出来的，文章估计赖尔不会跟着达尔文走，也不会成为达尔文思想的拥护者，这一估计落空了。赖尔尽管厌恶人类起源于类似猿猴的祖先的想法，但是他在刊物上（《人类的古远性》第二版）表示相信达尔文的理论很快就会成为学者们共同的看法。他在《地质学原理》第十版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他依然认为逻辑上必需承认人类起源于低等动物，并且说出了有关人类迁徙的几点看法。 毫无疑问，达尔文为这种转变感到高兴，他还认为正是在这家过去曾刊登过一篇批评他的最尖锐、最恶毒的文章的杂志上，出现了华莱士的书评，欢迎赖尔转到达尔文这一边来，并称赞赖尔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这一事件也是达尔文主义的一大胜利。关于这一点达尔文写信给穆瑞说：“牛津主教和奥温会恨得咬牙切齿的”。 但是花莱士评论的后半部分却使达尔文大失所望，十分激动。 在这一部分评论中，华莱士没有分析赖尔对人类起源的观点，仅仅局限于“有关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的意见，而对这几个方面的意见，到目前为止，凡就这个问题写过文章的人，显然并未注意到。” 华莱士一开始就说：“要人在自己的主要特征和身体的许多细小部分方面，都通过完全不同于低级生物的另一条路发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华莱士在说出这样的错话后（须知他在书评的前半部分刚刚热情地捍卫了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就接着发挥他的主要思想：无论是自然选择，还是进化理论，都不能解释人的有感情的和有知觉的生命、人的智能和道德本性的来源。所有这些博物学法则，都不能解释经过重新组合的原子是如何赋与知觉的。“有知觉的生命在它刚刚出现时是依据某一进化法则产生的唯一的东西，这是很难理解的。”； 华莱士并不限于对这些意见的研究，他继续深入下去，并且证实，也有一些人体特征，是“变异理论和最具有适应性的东西被保存下来的理论”都无法解释的。属于这类特征的，他举出了脑、言语器官、手以及人的外形。他认为，所有这些器官和特征的完善，远在使用之前，就已发展到最完善的地步。例如，野人的大脑和大约史前期的人的大脑，与欧洲中部的人的大脑几乎毫无差别，并且野人的要求、需要和愿望比猴子高不了多少。因此，他认为，自然选择只能使野人的大脑比猴子的大脑略微高明一些。器官的完善程度远远超出了需要。 华莱士也正是这样分析人的手的，人的“科学和艺术整个范围最终取决于”手的结构的完善。这样完善的手野人是不需要的。华莱士认为，即使是猴子的手，也没有被利用到它所能被利用的程度，也就是说，器官也比所需要的还要完善。 他也指出，人体直立的姿势，身材的优美与匀称，还有人的脸形与面部表情，所有这一切，“大概是我们全部美的感受和情感的源泉”，而且所有这一切“使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别，大于动物相互之间的差别”。人的光滑无毛的皮肤，与其说对人的益，不如说有害，因此它未必是从直立的大猩猩那里继承下来的：“光秃秃的皮肤由于需要穿衣服，就推动了我们的理智，并且发展个人温文尔雅感（！），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天性。” 这样，华莱士关于人类起源的思想与达尔文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那么，在华莱士的意见当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呢？当然，华莱士认为不能把人类的起源归结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自然选择因素决定了动植物的进化。但是对于人来说，自然选择理论毫无疑问是不够用的，是不能解释人的进化的原因的。华莱士正确地指出人的一系列特征：人的大脑活动的发展，人的劳动技能，手的功能等等，这些特征是自然选择的作用所无法解释的。然而华莱士不能解决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他放弃了把人类的进化归结为自然选择的作用的意图是对的，但他没有找到对人的进化的唯物主义解释。因此在关于人类的问题上，华莱士脱离了唯物主义，同意了纯唯心主义的观点。 华莱士又是如何解释他所认为的人类进化问题上全部“难点”的呢？那些不能接受反映人类起源全部真理的进化理论的人们的新观点”，原来是很陈腐的。他认为，这里“有一种力量（力量一词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在起作用，“这种力量指导法则朝一定的方向、为了专门的目的发挥作用”。这种爱沙·葛雷关于进化是按神所预定的渠道进行的想法是多么的相似，而达尔文早就反对过这种想法！在结尾的一段中，华莱士再次重复这些想法，毫不怀疑想使科学和神学在此处达到调和：“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找到科学和神学之间的真正调和的方向……至高无上的智慧……监视这些法则的作用，指引着变异的方向，预先决定它们的组合，最后形成十分完善的体形，以便接受我们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天性，甚至促进这种天性无止境的完善”。 这样，自认为总是“匆匆忙忙的年青人”①的华莱士，沉重地打击了达尔文的整个主张，这种打击之所以特别沉重，是因为它来自达尔文的志同道合者，尤其是来自与达尔文同时被人们认为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创立者的那个人。达尔文又不得不再次纠正自己战友的错误见解所造成的后果，就象船长一样，以非常熟练的操作技术重新拨正他们的航船，使他们的“共同事业”纳入正确的航向，重新与最接受他的自然科学家著作中习惯的宗教观念的遗留物作斗争。 -------- ①见他在“林纳学会”1908年所举行的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这一著名的庆祝大会，是为纪念华莱士论述自然选择理论的文章，纪念达尔文《一八四四年概要》中一些片断而同时提出报告而举行的。这一发言的摘要被引用到193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达尔文全集》第3卷第790页。见斯·尔·索博利对第224页的注释。 赖尔和爱沙·葛雷渴望看到进化论的“命运”，华莱士则更加发展了他们的想法，这两个实例一方面表明当时要抛弃旧的宗教观念和思想是十分困难的，而达尔文在用纯唯物观研究有机界和人的发展问题上不容许有什么妥协①，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定、诚恳。另一方面，这说明为什么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这本书中，在论述人的身体特性的同时，用了许多篇幅把人的智能与动物的智能两相比较，谈人的智能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还谈到道德观念的发展问题，而不管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困难。② -------- ①关于自己的宗教观点，达尔文写道：“当我乘‘贝格尔’号旅行时，我是完全信仰上帝的，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但在1836年10月到1939年期间，我逐渐地意识到，旧约比印度教徒的圣书没有更令人值得相信的地方……以后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必须要有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相信支持基督教的那些奇迹；我们越是认识自然的固定法则，奇迹就越变得不可信……同样我也不能不思考，许多重要现象在各种福音书中被描写成各式各样的……所有这些想法……对我产生了强有力的作用，而且在它们的影响下，我逐渐相信，基督教不是一种神启示……我终于成了一个完全不信教的人。不信教的想法在我心中滋长得很慢，以致我没有因此而感到任何痛苦和不愉快（《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英文版第一卷第307——309页。 ②我非常感谢罗金斯基，他向我指出，《人类的起源》这本书中的许多东西是同华莱士在书评中展开的思想进行论战。这促使我去阅读华莱士在《每季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的原文，于是我完全相信这个意见是对的。有趣的是，达尔文过去也不止一次地采用这种论战方法，经常不指名地跟自己的战友进行可以说是“不易觉察的”论战。见《达尔文全集》，苏联科学院1939年版第3卷第794页注14和注18。 困难从来也未吓倒达尔文。他承认困难，甚至好象在寻找困难，他酷爱真理，在他的天才的精确的天平上，他衡量一切“赞成”和“反对”，接受某一观点时，他要看哪一些论证占优势，要看这些论证和他的基本科学信仰符合到什么程度。达尔文传记的最新作者之一——吉夫里·威斯特称达尔文为“不完整的人”，这是极端错误的，完全是谎言！他的活动和意见从来没有分裂成为单个的、彼此不相联系的碎片。相反，他可以称为非常“完整的人”。他的学说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被一个统一的、严整的基本思想——生物的进化和生物有共同起源的思想统一起来。所有他的单本著作都是这一基本思想的发挥，因为这个基本思想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都得到反映，正象太阳在一小滴水中得到反映一样。 我们再来谈谈《人类的起源》这本书吧。起初，这本书打算写成《关于人类的一章》，但是很快达尔文就决定出一本篇幅不大的书，其中有一章写人和动物的感觉的表现。华莱士第一篇文章（一八六四年）涉及到的关于人种起源的问题，促使达尔文思考这一问题，并用他在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的两个《概要》中就已经表述过的性选择原则，来解释人种的起源。这促使他想彻底研究性选择的理论，并在动物界各纲中运用这一理论。 这样，已构思好的书篇幅越来越大。有关这本书的材料的收集工作，在一八六七年因写其他几部著作而中断了几次，也因他的健康状况几度恶化而停顿。看来，华莱士对书的评论的发表，促使达尔文更紧张地编写这本书。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四日，达尔文在给华莱士的信中，非常赞赏他写赖尔的地质思想在科学史上的作用和意义的文章的第一部分，也夸奖他“非常出色地”论述了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抱怨华莱士的廉虚态度（华莱士在论述选择理论时，甚至没有提到自己发表在《林纳学会会报》上的文章）之后，略微谈了一下文章的第二部分：“要是您不告诉我，我会以为这些话（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那些意见）是另外某个人胡乱加上去的（文章是匿名的）。正如您所预料的一样，我是忧郁的，同您的意见极不相同，这使我感到痛心。关于人类，我不认为有必要把离得比较远的直接原因扯上来。不过这个问题太大了，在一封信中是讨论不了的。我特别高兴谈到您的推论，因为目前我正在写人类问题，并且考虑得很多”。毫无疑问，一八六四年，特别是一八七○年，是他写《人类的起源》最紧张的时刻。一八七○年八月底以前，该书脱稿，八月三十日付印。 书的布局很差，确实，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谈性选择理论和应用该理论来解释动物第二性征的产生问题。涉及到人类的那一部分篇幅较小，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是讨论人种和人种借助性选择而产生的问题，而其余的三分之二，则专谈整个人类起源的问题。我们认为从前面六章开始来分析达尔文这本书是恰当的。 达尔文在第一章叙述了他所收集的许多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人类非常明显起源于某种低等生物，在另一章（第一版的第四章和第二版的第二章）中，他详细地研究了人类由低等生物发展起来的方式。还有三章专谈人的智能和动物智能的比较以及人的智能的发展问题。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的意见分歧正在于此，也正是在这里，达尔文认为有必要用全部事实来反驳华莱士的思想。第六章结束了书的这一部分，并且明确了人类在动物界体系里占据什么地位和人类的谱系一般是怎样的这样一个问题。 总之，达尔文在第一章中，详细地研究了人体的构造。人的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和内脏，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是哺乳动物，具有哺乳动物的一切特征。奥温和其他一些作者当年曾用来区分人和其它哺乳动物那种人和类人猿在脑构造方面的差别，正如赫胥黎已经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比类人猿和其他最接近类人猿的猴子（如长尾猴和蛮猴）之间的差别还要小。人和猴子之间的极大相似之处在生理学上也表现出来了：共同的疾病，药物的相同作用，甚至象抽烟、喝酒等等所引起的快感也是相同的。人类的增殖和发育无疑具有猴子所固有的特点：初生的婴儿也是弱小无力的，性别也是各不相同的。 人的胚胎发育，首先同其它哺乳动物，甚至同其他脊椎动物纲，有共同的特征：卵细胞的大小和其他哺乳动物相同，和所有其他脊椎动物纲有一样的鳃沟；人的脚和手也象蜥蜴、鸟和哺乳动物的胚胎上的脚和手，有同样的位置。接着达尔文引用了所有当时大家都知道的比较胚胎学方面的成就：搏动的血管状的心脏装置，胎儿排泄腔的形成，一条发育虽不完全但是真正的尾巴的尾骨的存在，人体胚胎的沃尔夫氏体——长成的鱼的肾脏同系物的发育。他指出，七个月的胎儿的大脑皱壁，就象成年的猩猩的大脑皱壁一样。他在援引赫胥黎的话时指出：“人无可争辩地相似猴子有过于猴子相似狗”。 达尔文特别注意人的未发育器官（痕迹器官）。他强调指出，这些器官毫无用处，它们具有特别的变异性以及常有返祖现象。他描述了人的皮下肌肉能抽动皮肤的残存现象（其他哺乳动物，比如马的皮下肌肉都能抽动皮肤），肌肉能耸动眉毛和颈肌的残存现象，这种颈肌已经不能任意收缩；他谈到了一些返祖现象（收缩某些皮下肌肉的能力），这就是在个别人的身上作为例外现象出现的一种能力，例如摆动耳朵的能力，这种能力经常作为一个家庭的特点遗传下去。他指出，猩猩和黑猩猩的耳朵不能摆动，这是与人的耳朵相似的缘故，指出人的外耳存在特别的、微尖的突出部，后来这一部分被称之为“达尔文突出部”，他把这一部分看作是其他哺乳动物耳朵尖部的同系物。他举出人的眼睛上的半月形皱纹，说这是第三眼睑或者说是瞬膜的同系物。原始人种的嗅觉比较灵敏，他把这看作是过去留下来的遗传物。他认为，人的头发又长又密，这只是过去某个时候祖先周身都有浓密的毛发层这一现象的残余。对一些人眉毛中夹有几根长毛（这也是蛮猴和一些狒狒所具有的特征）的现象，他也是这样解释的。他用这一观点还研究了细毛——六个月的胎儿身上有的茸毛状的毛发层。 达尔文也确定了其他痕迹器官在特征范围上差异比较大的一些情况，例如智齿，对文明的种族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对另一些人种来说，却是非常发达的。他强调指出阑尾——人的盲肠缩短部分的残余——的变异性。他指出foramen supra－condy loideum，——在凶猛的、有许多育儿袋的狐猴的肱骨下端，有一条发育得很好的管道（神经和动脉的通道），而人的这一管道，有时却只有它的明显的痕迹存在。他把人的尾骨看作是已经完全丧失功能的第三节尾椎骨早已形成的痕迹器官。他把脊髓的末端纤维、男子的乳腺和所谓的前列腺囊——男子子宫的同系物都列入痕迹器官。达尔文不同于他的前辈，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是以充分的事实来说明问题的，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关于人类起源的书籍中，用来证实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大量实例都是引自达尔文的著作。 达尔文用《物种起源》中我们所熟悉的一段结论来结束这一章：“不能把那种理论称之为科学的解释，根据这种理论，它们（同系物器官）是按一个理想的计划创造出来的。”他还用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来解释同源说。“遵循另一观点就意味着认为我们本身的结构和我们周围所有动物的结构是预想出来以模糊我们理性的陷阱”。 从第一章最后一句话中，可以感觉到他自豪地认识到，他的理论在十年的斗争过程中，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说：“这一时刻即将来临，那时大家会认为，熟悉比较解剖学。熟悉人及其他哺乳动物胚胎学的博物学家们，居然会容忍每一个动物都是上帝逐个创造出来的这种想法，这是不可思议的。……” 决定人类起源的因素和原因，也就是决定其他动物的起源的因素和原因，这是关于人类由某种低等生物发展来的方式这一章的基本思想。人也具有动物那样的特征变异性和遗传性。人的变化规律也就是达尔文已指出的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所具有的变化规律。和动植物的变化一样，达尔文很少把人类的变化归之为受条件直接而又明显的影响，只是容许这些条件能引起“数量几乎是无法确定的不稳定的变化”，使生物体达到一定程度的可塑性罢了。 这里达尔文也详细地研究了其他变化因素：器官的使用和不使用，发展的中断，作为畸形返回到从前的类型，例如妇女和男子多余的乳腺，双角子宫或者甚至是颌上部分开的，裸露出来的獠牙等等。然后他又谈到变化的相互关系，谈到人类增殖的速度，最后谈到自然选择，靠自然选择不仅得出身体构造上的特征，而且还得出智能和共同的本能。智能使人的语言发展得越来越清晰，使人发明工具，交通工具（船、木筏）和取火技术。达尔文补充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华莱士先生主张（《每季评论》，一八六九年四月），通过自然选择野人只能得到一个比猴子稍稍发达的脑子！” 接着，达尔文以其非凡的智慧，发展了关于人的手和腿的构造在生存斗争中能取得胜利的作用的想法。他坚持这样的看法，为了把石块或梭标准确地抛出去，或者用石头刻制出笨重的工具，必须做一些复杂而准确的动作，这就要求大量的肌肉有完全充分的适应力。紧接着他断言，人的手对这些动作有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种适应性人类的祖先也能得到，但是必须把手从行走、支撑身体和爬树的动作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过渡到只用两条腿挺立，这就引起后肢出要有所变化，即后肢要发展站得稳的功能，失去抓东西的能力。人体直立的姿势也就导致了一系列解剖学上的其他变化，导致了脊椎要有特殊构造，骨盆加宽，脑和颅骨的体积和重量的增加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达尔文在细致地比较了人和类人猿的四肢和牵动四肢的肌肉的构造，比较了他们这些器官的功能之后得出来的，因此毫无疑问，他驳斥了华莱士论据中说明人的手是按天意特殊发展起来的那个论据。但在这里没有提到华莱士的名字。然而当时达尔文在一些人（内格利、勃洛克等人）的文章的影响下，对承认他的主要进化因素——自然选择——在人的身体特征形成时的作用范围究竟有多大这一点有点犹豫不决。他承认，有许多形成物对有机体既无益也无害；诚然，他当时坚信，许多在我们看来是无用的形成物，将来可能是有用的，因此，它们也将承受到选择对它们所起的作用，但是不管怎样，自然选择原则，在该实例的应用范围内，对他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最后，当谈到自然选择对人的关系时，他强调说，对人和对所有其他社会动物一样，自然选择也间接地影响了一些单独的个体，保存下来的只是那些对全社会有益的变化物。 专门对人和动物的智能进行比较的那几章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达尔文证明说，他们之间尽管差别很大，但还只是数量上的而不是质量上的差别，而且存在无数的过度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文主要不是要指出在人的心理和行为中存在的他在过去更低级状态时所留下来的那些痕迹（这一点他后来在另一部著作《表情》中也曾指出过）而是要确认，动物的智能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高。遗憾的是，达尔文在这里没有表现出他通常所有的谨慎态度，他也没有对他所列举的事实和引自权威的资料作必要的审查和公正的分析①。 -------- ①在这方面，他的追随者罗玛内斯（此人长期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人士，达尔文主义者）在他的著名的《动物的智慧》一书中研究得更深一些。他把许多关于无脊椎动物智慧的天真想法和错误认识都带到科学里来了（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见沃·瓦格涅尔的《动物心理学》。 因此，达尔文在遵照普舍的观点①时说道：“具有最出色的本能的昆虫自然是最聪明的”。当他引用“卓越的”观察家胡伯尔的著作时，他认为，昆虫是互相嬉戏的，因为胡伯尔看见过“蚂蚁竞跑，一边玩，一边象小狗似地互相咬着”。下面我们将看到，达尔文本来还打算把无脊椎动物体系中比较低等的蚯蚓也说成是有智慧的。 -------- ①《双月评论》（1870年2月）中关于昆虫的本能的一篇文章。 达尔文没有对自己提出低等动物的智能最初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就象他在《物种起源》中没有对自己提出生命的起源和本能的由来这个问题一样。因为他认为，“如果只是在某个时候，人们命中注定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这些问题也是遥远的未来的任务。但是他却引用了人和低等动物同样的感觉器官，引用了某些共同的本能，如自我保护、性爱、母爱、婴儿吮吸奶汁的本能。达尔文在仔细研究本能和智慧的相互关系时，和往常一样，列举了能说明这种相互关系的不同意见的各式各样的大量事实，他没有对这些意见作出千篇一律的解答，相反，正如在《物种起源》里所说的一样，他认为大多数复杂的本能，是在自然选择的影响下，从很简单的本能发展而来的，并不取决于智慧的发展。另一方面他认为，简单的、下意识的机械的动作有可能被特别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毅力的动作所代替，反之，他也认为由于经常的反复，深思熟虑过的动作也有可能变为本能的动作。 在《人类的起源》中，有一个句子非常有趣，它谈的是关于达尔文对当时复杂而又艰难的问题的唯物主义态度，对这个问题他在这里作了细致的研究。这句话是：“关于大脑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但是从智能能够达到很大的发展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有权认为大脑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很细的连接线，很可能，由于这一缘故，每一个单独的部分，就能渐渐地丧失以某种单调的（即本能的）方式来对感觉和联想作出回答的能力”。 看来，达尔文想用这一点来给自己解释人以记忆、预见、思考和想象作为基础而发出的动作同动物完全类似的本能动作之间的差别。他说，人应该学会自己的工作，例如造出船只，制出石斧，如同蜘蛛能立刻巧妙地结出蛛网，海狸能构筑屏障物，鸟能筑巢一样。 然而在把最接近人的动物，特别是猴子的行为进行比较时，达尔文断定，不论是在本能（母爱）的表现方面，还是在智慧、情感、模仿、注意力、想象力、记忆力等等的表现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外。 接着，达尔文极力反驳，或者至少是减弱各式各样的作者多次谈到的关于有无某种明显的分界线的意见，这些人认为，这种分界线在人和动物两者的智能之间是存在的。有人认为，只有人类才能日臻完善。达尔文反驳说，落入陷阱的经常是幼小的动物，可见动物也能学会谨慎小心。有人说，只有人才会使用工具。达尔文指出，黑猩猩会用石块砸碎核桃；猴子用棍棒作杠杆；象用长鼻子卷住树枝或棍棒，并用这些东西来驱赶苍蝇；许多猴子用核桃或树枝作为投射的武器；猩猩用树叶盖在身上过夜。 有人提出，只有人才能得出抽象的概念。达尔文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反驳说：当一条狗看见远处有另一条狗，它就会做出敌视的动作，但当它接近那条狗，并认出它是自己的朋友时，这些敌视动作突然就变为另一种动作。显然，起初它看见的是所谓“抽象的”狗。达尔文指出，狗如果听到“去！”这个词，它就得出一个概念，就是要它去找野味，等等。有人断言，只有人才掌握语言。达尔文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某些动物也能在各种情况下发出各种声音，这些声音所表达的意思同样能为它的同伴们领会。 接着，达尔文又证明，人们表达清楚的语言常为狗所理解，鹦鹉能够清楚地发出一些单词。他把鸟唱歌跟人说话作了对照，并且断言，鸟本能地在练习发出多种声音的技巧。达尔文进一步把这种同语言发展有关的现象作了对照。他说：“一种鸟（例如引进的蒂罗尔金丝雀）学会了另一种鸟啼声，它们就把这些鸟啼声教给自己的雏鸟，这样，这些声音就代代遗传下去了。权威们认为，不同地方的同种鸟的鸟啼声中，有细微的自然差别，这种差别可以比作各个地方的方言的差别，而虽然不是同种但有亲缘关系的鸟的啼声，则可以比作各个不同人种的语言。”关于清晰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达尔文又引用权威人士的话，他认为语言的起源，无疑都是借助于符号和手势，模仿并改变了各种自然声音，模仿并改变其他动物的声音和人本身的本能叫喊声结果。各种语言不是单独的创造行为创造出来的，语言的根源同社会的动物发出的信号和声音没有区别。毫无疑问，达尔文语言的这一章节，也驳斥了华莱士。 达尔文也反驳了这样一种意见：只有人才有美的感觉（让我们回忆一下华莱士的意见吧！）。达尔文提醒人们注意雄鸟在雌鸟面前喜欢打扮的动作，注意装有华丽饰物的窝巢，园丁鸟科的雄鸟就是用这些华丽的窝巢来引诱雌鸟的。 许多作者，特别是宗教界的作者认为，人跟动物截然不同的特征是信仰上帝，因此他们认为，似乎任何人都有宗教信仰。达尔文认为，过去许多人种没有上帝的概念，甚至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表达这一概念的词。他认为，宗教是在人类发展较晚的阶段中才产生的，而对在其它种族中普遍流传的对神的信仰，他解释为轻信，因为有了这种轻信，所以人们举出他们自己根据经验所熟悉的动机而发出的动作与动植物、无生命物和自然力中的动作和现象进行类比，由于对后者的动作和现象的原因人们无法解释，所以这些原因都归之为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物体，就象狗看见篷子因风而飘动，它可能想象是某个活的东西使篷子在飘动，因而它开始狂吠起来一样。 最后，许多作者把道德感、责任感或良心的存在，当作人跟动物之间最明显的差别。达尔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还因为“任何人都还没有专门从博物学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弗·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一八八二年达尔文已经逝世之后才出版的。下面就是达尔文推论的结果： 一、任何社会动物都具有“共同的本能”，对同伴的同情心，并有给与他们帮助的热烈愿望和决心； 二、在智能增强的情况下，如果其他的本能暂时妨碍共同本能的表露，那么在共同本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社会动物应该感到强烈的不满（达尔文认为，良心就是由此而来）； 三、在言语发展的情况下，社会舆论依靠对自己人的本能的同情，对公共福利来说，应该成为衡量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尺度； 四、这些共同本能和动机，为服从团体的愿望和意见这一习惯所巩固。 达尔文坚持，这些共同本能，人以及动物的这些同情心，最初只是对同一个群里的成员而不是对所有的人或所有这一类的个体发出的。正如指出人的其他特征一样，达尔文在指出历史上发展了的和进化了的所谓“绝对命令”的相对性时说：“就象当代外交史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对自己的敌人撒谎未必算作不良作为”。 达尔文也反对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思想，即道德的基础是利己主义，是爱自己或者是“最大幸福的法则”（边沁语），达尔文认为，后者可能是目的，但不是原因。达尔文把道德的基础并不当作是个人的享乐，而不经考虑就以一定的方式为公共福利去行动的“共同本能”才是道德的基础。 还在一八六四年，在一篇早期的关于人类的文章中，华莱士就说出了一个想法：自从人类发明了工具、获得食物的新方法，各种各样的保护手段、衣服、避难所和火以来，人类的进步不再反映在纯粹人体构造的体力变化上。达尔文同意他这一点，因为在达尔文看来，在那个时代，这一进步仅仅是通过技术、智力和精神才能的发展来进行的。这里我们不详细研究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和开化民族”的论断。在这些论断中有许多幼稚的错误的东西，因而十分清楚，甚至一个天才，要想高出自己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上，也是十分困难的，而某些词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件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痛苦的讽刺。我们无需证实一切“开化”民族起源于“野蛮人”，因为我们不同意达尔文的观点：“高度文明的民族不象未开化的部落那样互相排挤，互相残杀”，或者我们会同意这些说法，不过这是说反话：我们看到，属于“高度文明的。民族的法西斯分子，不仅自己，而且还借助于别的民族，以未开化部落作梦也从未想到过的方式，来消灭别的民族…… 现在我们来谈第六章，达尔文在这一章中，确定了人在动物体系中的位置。当然，他完全不同意象奥温和华莱士这些人的观点，因为他们准备仅仅在一个特征——人的大脑或精神上的能力特别发展——的基础上，把人从其他动物中硬行分出去。达尔文在一八六四年写信能华莱士，信中他谈到华莱士在《人类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时说：“不论一些蚂蚁的本能有多高，也不论另一些蚂蚁的本能有多低，我们不能把蚂蚁从其他膜翅目昆虫中分出去”。赫胥黎在更早的时候，（一八六三年）对这一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在另一部著作中（一八六九年）他把灵长目划分为人、猿和狐猴等亚目。 达尔文的研究则更为深入。他指出，人按其身体特征来说，是属于旧大陆狭鼻猿类的，因此，导致人类出现变化是在这一类中发生的，因此不应该把人归为一个完整的亚目，而是较小的等级，即科、甚至是亚科，达尔文认为，人类的故乡就象所有的狭鼻猿的故乡一样，应该在旧大陆寻找，但是，如果指的是人和大猩猩、黑猩猩的相似之处，那么更可能的是要在非洲寻找。人丧失毛被层，用果实来充饥，在任何情况下，都说明这是发生在热带地方。 至于谈到假想的人的系谱，达尔文说，人来源于狭鼻猿类，当时狭鼻猿类已经从阔鼻猿类中分了出来。根据赫胥黎的意见，猿来源于狐猴，狐猴来源于其他高级（有胎盘的）哺乳动物，而其他高级哺乳动物则来源于有袋亚纲。有袋亚纲则通过原兽亚纲（鸭咀兽和针鼹）来源于爬虫纲。达尔文附带声明说，就在人们试图彻底研究哺乳动物的系谱时，“我们沉浸于越来越模糊的科学领域”。并向那些愿意知道，“智慧和知识可以达到何种程度”的人们介绍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时，达尔文扼要地解释说，为什么可以设想所有的脊椎动物亚门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并且来源于无颚类祖先。 在更早更原始的祖先中，达尔文列举了文昌鱼，即蛞蝓鱼，当时人们把它归为鱼类，或者看作是脊椎动物亚门中最原始的动物。后来他又转而研究海鞘的幼虫，一八三三年四月，还在福克兰群岛时，他就研究过这些幼虫，并借助放大镜把它们仔细地画了出来。他举了别人向他报告的亚·奥·科瓦列夫斯基的那波利的发现，即海鞘的幼虫，就其发展方式和神经系统的位置，就蛞蝓鱼和高级脊椎动物胚胎所固有的脊索的存在方面来说，是和脊椎动物亚门相似的。达尔文断定说：“因此，如果相信胚胎学（他在分类学中始终是最可靠的指导者），我们最终就会找到脊椎动物亚门起源的钥匙。我们现在有权认为，在以前极其遥远的时期，就存在过一类动物，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与现在的海鞘幼虫相似，这一类动物分为两大分支，其中一支在发展①中变弱了，形成了现在的海鞘纲，另一分支则发展到动物界的高级阶段，奠定了脊椎动物亚门的基础②。 -------- ①由于不活动的生活方式。 ②有趣的是，这一假设不久以前由洛曼重新提出，他是尾海鞘纲（构造接近海鞘幼虫的动物）的专家。 达尔文叙述了在研究痕迹器官的基础上怎样看出人类近期的远祖的外貌，然后他以下列语句结束了这一章：“真的，没有什么可为它们害羞的。最简单的生物也还是要比我们脚下的无生命尘土高出许多，正常人的智慧，在研究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是最低级的有生命的东西时，是不能不为它的奇特构造和属性而感到惊奇的”。 因此，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的第一部分中，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展了赫胥黎和赫克尔已经发表了的那些基本思想。他象往常一样，尽管使研究的主题包括的内容更宽一些，他所举出来的证明人起源于动物的事实，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赫胥黎和赫克尔的论据：例如，他列举了许多人的痕迹器官，这就应该感到惊奇。关于人类才智和精神方面的能力逐渐发展的这几章内容就是崭新的，毫无疑问，这是与有必要反驳华莱士关于这些人类才智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有特殊起源这一观点有关的。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达尔文对它作了完全独创的解答，这就是关于人种起源问题。自然选择——这一他认为在物种起源、种的区别中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因素——在这里都不太适用了。通过自然选择，通常只是保存一些有益的变异，但是人种间外表上的区别，却不能列入这一特征的范畴之内，因为它没有给自己的拥有者带来任何明显的好处。他认为，这些特征既不能用外界条件的直接影响来解释，也不能用拉马克关于器官使用和不使用的原则来解释。用对其他有益的特征的某种依赖性，即所谓相关作用，也是难于解释这些特征的。由于他的思路完全是顺着“选择”走，所以在这里，在“性选择”原则中，得到了解释，而这一原则他早就用来解释动物的第二性征的起源问题。他本人承认，这是一个一向引起他极大兴趣的问题。例如，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写信给弗里茨·缪勒说：“关于《人类的起源》，我正在考虑写出一篇小论文，这是因为人们责怪我隐瞒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加上一章关于面部表情的原因或作用……”。 最初，他是在《一八四二年概要》中规定了性选择这个题目的，在这本概要中，他把性选择两种形式清楚地区分开来；雄性由于要占有雌性。因而发生争斗，雌性通过选择，挑择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雄性。如同在自然选择中的情况一样，这里变异使选择成为可能，遗传性使特征得以在后代巩固，但是选择的原因已不再是生存斗争。达尔文在《概要》中写道：“当时精力充沛的雄性，要么争斗武器较好，要么外表漂亮的雄性，经达几百代后，就会获得某些不大的优势，并将自己的特征传给后代”。因此，性选择的原因就是雄性在为占有雌性而发生的争斗中的竞争，在这一竞争中取得胜利的，是在争斗中战胜其他雄性的雄性，或者是对雌性更有吸引力的雄性。 还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即在关于自然选择的第四章中，达尔文就已经用了两页左右的篇幅写性的选择。但是“人的种族特征的起源有赖于性选择”的想法，促使他全面深入地分析动物的第二性征，这第二性征是动物界所有各纲中性崩解作用明显表现出来的那些动物才有的。还在一八六八年五月，他写信给虎克说：“我顽强地工作，非常顽强地在研究性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而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又告诉虎克说：“我由于经常写雄性、雌性、公鸡、母鸡，所以感到疲倦……请原谅，我笨重象只鸭，既是雄性，又是雌性”。一八七○年五月十五日，他又写信给虎克：“性选择的课题使我很感兴趣，但我应当尽量不陷入我常犯的推理过多的错误之中（最后一句话可能是指他的尚未广为流传的泛生学说）。” 这样，达尔文就真正动手做起浩繁地工作来，反复研究了全部的实际材料，这些资料说明，第二性征在动物的生活中，特别是在动物交配期间，具有何种意义，起什么样的作用，它们的发展是否可以与性选择联系起来。这样，在《人类的起源》中，有十三章（第八章至第二十章）专门谈性选择（我们未提及的第七章是研究人种问题的）：其中有十一章是谈动物的性选择，后两章谈人的性选择，而书本身则叫作《人类的起源和性选择》。 达尔文以他通常具有的无限耐心和严谨的态度，列举并分析了大量有关动物的性选择和第二性征的事实以及观察到的现象。不论我们如何对待性选择理论（我本人深信它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书的这一部分的深远意义就在于：除了第一性征产生的问题之外，他还详细地研究了第二性征在动物生活中，特别是在动物交配期间的作用，这就为这一时期研究一般高等动物的生物学打下了基础。至今这部书在这方面仍是一部可以作为楷模的经典著作，人们还将长期从中汲取事实，并对这些事实加以解释，尽管其中有些事实或者解释，到后来人们发觉是错误的。 这里不妨谈一谈华莱士和达尔文在性选择原则上一个重大的意见分岐。 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一经常重复的论点，即华莱士独立地得出和达尔文完全一样的自然选择理论，他们当中谁都不太注意优先权和相互竞争的问题。总的来说这是对的，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的细节上，有时是在带有原则性的观点上不存在分岐，这一点我们已在第十二章关于与华莱士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刚刚列举的关于精神特征来源的例子中指出过（这只是一次《和华莱士所发生的事件》）。 达尔文对华莱士性格的许多方面评价很高（他有一次写信给华莱士说：“虽然在一个方面你我相互是对手，但我们彼此从未嫉妒过”）。达尔文赞赏华莱士在科学旅行和研究工作中的大无畏精神，赞赏他在某些困难的情况下解释有机果某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头脑敏锐，例如他解释说，家兔和野兔尾巴上有一种惹人注意的鲜亮的白颜色，或者鹿身上有一种“镜膜”（这是一窝或一群又幼小、又缺乏经验的动物在一起逃避敌人时可供“辩认的重要标记”），又如他解释鳞翅类幼虫的鲜明色泽是“它们不可食用的警戒色”等等。但是，在他们一向彬彬有礼、相互尊重和关怀的通信中，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分岐的情况，别具一格的争论和辩论，并且每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例如，华莱士认为“自然选择”这一理论的叫法是不合适的，常常使读者糊涂。而他本人单独提出的不是“选择的创造性作用”，而是“淘汰”，即不太适应的东西的绝灭，他认为斯宾塞的表述方式要好一些：“保留最好的或最有适应性的”。达尔文则坚持并捍卫自己提出的术语，他认为，不论是在已采用了选择原则的人类的实践中，还是在自然条件下，同时实行选择原则是很重要的。 一八六八年，他们对下述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辩论：如何用自然选择的作用来解释进化过程中通过种间杂交从变种的能育性转到物种的不育性。华莱士则把这种不育性的原因说成是物种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益处的结果，因而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自然选择理论本身的创立者达尔文则否定这一说法，因为他批驳了不育性能够变为总是有益于物种的可能性的说法。当生物向各方面分开发展时，它们的生殖力就变得越来越弱，因此，他认为，要使它们的不育性通过最无生殖能力的个体的残迹而有所增强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不育性的增强，能有后代的个体数目则越来越少。 达尔文和华莱士在把性选择原则应用到动物第二性征产生的问题上的分岐是尽人皆知的。 还在《人类的起源》问世之前，华莱士于一八六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首先刊登在《旅行和自然史杂志》上，他把这篇文章叫作《鸟窝的学说》。在这篇文章中，他确定了鸟窝的类型与雌鸟色泽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在树穴、洞穴以及诸如此类的隐蔽地方筑巢的雌鸟，其颜色和雄鸟一样鲜明，或者差不多一样鲜明，然而在露天筑窠的雌鸟，却有一种轻微的保护色。华莱士推测说，第二类型鸟的色泽和任何保护色一样，是可以用自然选择的作用来解释的。因为在露天的鸟窝里孵小鸟时，雌鸟有更多可能遭到猛禽袭击的危险，鲜明的色泽对鸟及其后代来说可能有致命的坏处，因为，华莱士认为在鸟的色泽上雌雄二型的发展是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可是在上述文章中，他还没有直接反对达尔文的主张，他把雄性野鸡和鸟鸡鲜艳的羽毛和硕大的身体，归之为性选择作用的结果，他认为，雌鸟和雄鸟通过增加和保留对方所喜欢的偶然变异，都有可能发展其鲜艳的色泽。 在这些年里，达尔文与华莱士通信相当频繁，还在一八六七年，他就从作者寄给了的手稿笔记中，了解了《鸟巢的学说》达尔文本人当时还在忙于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这部巨著的“枯燥乏味的排样工作”，因此，尽管他做得彬彬有礼，看来他也很难克制懊恼的心情，因为在关于第二性征的问题上从不停歇、行动迅速的华莱士又抢在他的前面，在《鸟巢的学说》中，他提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趣的解释。达尔文写信给他说：“当我回到工作上来（即回到《人类的起源和性选择》这本书上来），我认为，这个工作您做得比我所能做到的要好得多。十分有趣的是，我们两人都攻同样的题目”，但是鸟巢的学说没有完全使达尔文满意。他在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给华莱士的信中说，就算鸟巢的学说“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能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第二类型鸟来说是可行的，但他仍然坚持己见，认为性选择因素是更重要的。他在五月五日给华莱士的信中，拒绝了华莱士慷慨的提议（大概华莱士建议达尔文利用他寄去的笔记），退回了手稿，盛赞华莱士远见卓识；但是，他援引“遗传规律”，语气委婉地提到他们之间的某些分岐点。 一八六八年二月四日，达尔文在日记中记载他已开始撰写《人类和性选择》的工作了。显然，这个“开始”应该理解为达尔文已经停止收集材料，开始写书了。但是他的儿子、传记作者弗朗西斯·达尔文认为，真正开始工作是在一八六九年以后。跟华莱士的通信仍在继续，分岐越来越多。一八六八年三月，华莱士在给达尔文的信中，谈到这个题目非常困难时，他对性选择能选出经常的、小的（华莱士强调这个词）、对自然选择来说是足够的变种表示怀疑。他问：“怎能设想，雌鸟会去注意并看中孔雀尾巴上一英寸的东西或极乐鸟尾巴上四分之一英寸的东西呢？”对此达尔文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九日的信中回答说：“至于谈到性选择，姑娘看见英俊的男子，不会去注意他的鼻子或颊须比其他男子长还是短四分之一英寸，她赞赏他的仪表，并声言要嫁给他。因为我认为，雌孔雀也好，尾巴长度增加也好，都只表示整个外表更好看”。达尔文在这里提到一个与他通信的人，杰恩涅里·乌伊拉，他给达尔文提供了大量事实，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雄鸟讲究装饰，另一方面说明雌鸟注意羽毛的细微处。 辩论越深入，双方就越相信各自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双方看来都有一时的动摇。例如，一八六九年九月十六日，达尔文写信能华莱士说：“要是您得知我为保护色和性选择问题苦恼万分的话，您大概会感到高兴吧。今天早晨我喜悦地倒向了您这一边，而晚上我又后退了，跳回到原来的立场上，我提心我会永远跳不出来了”。 从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达尔文能华莱士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以前不久，就他们两人的分岐问题，华莱士给达尔文写了一封长信。回答这封长信，照达尔文的话来说，至少需要两百页对开纸！达尔文设法使华莱士相信自己渴求真理的一片诚意（“如果您能知道有好几页我曾反复地读过那就好了！”）他在回信中强调的还是他们对“遗传规律’的不同理解，特别是在特征传给异性时。他还举了一系列情况，在这些情况下，雌鸟较轻微的色彩不可能用保护色来解释（例如有隐蔽窝的雌家雀或雌青山雀的色彩）。但是可以看出，华莱士的批评使达尔文很痛苦，就在同一封信中，达尔文说：“我的意见和您有分岐，这使我感到不快，而且这真使我恐惧，同时常使我心绪不佳。我担心我们永远也不会彼此了解的”。 这里应当举出华莱士对达尔文这段话所作的是有高尚风格的回答。一八六八年十月四日，华莱士在给达尔文的信的结尾中写道：“我很抱歉，我们在这一点上的意见分岐使您感到不快！请千万别这样！真理最终会弄明白的，我们的分岐将成为对别人工作的促进因素，这些人可能会发现，我们两人都是对的，最后，这个问题只是《物种起源》这个重大问题中的一个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至于您对或是我对，这与主要的学说毫不相干，这便是令人快感的！” 这里，我不打算再谈这场辩论，因为这场辩论当时在报刊上也曾继续开展过（是华莱士发起的）。我只是想说，对华莱士的性选择的批评，甚至在进化论者中间，也比反达尔文主义者的攻击，更使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不能得到广泛流传，尽管应当认为华莱士本人对第二性征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错的①。 我已经指出，《人类的起源》有十三章是谈性选择问题的：第八章叙述性选择的原则，第九章是低等动物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第十、十一章是昆虫纲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第十三章②是鱼、两栖动物和爬虫纲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下面四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是鸟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第十七、十八章是哺乳动物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第十九、二十章是人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 还在第七章中，达尔文就研究过人种问题，但他没有加以叙述。这里他感兴趣的是，是否可以认为人种是单独的种或者变种。尽管它们之间在许多重要的差别上有一些是不变的，。但达尔文还是承认它们只是变种，因为，第一，由于最不相同的人种及其杂种之间很容易进行杂交，还由于后代的能育性；第二，由于种族特征很容易变异，一个种族逐渐变成另一个种族，这种渐进性引起了各个作者在对人类可能划分为多少种族这一问题的看法上有很大分岐。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全部人种来自同一根源。我已经说过，有哪些根据使他得出结论说，我们除了性选择外，将不引用任何一个已知的事实来说明人种的形成。是的，他在承认性选择是人种形成的主要因素时，又附带说明，用性选择远远不能解释各人种之间全部的差别，因为这一解释不可能在科学上得到准确的证实。 -------- ①见我写的《达尔文全集》第5卷的前的绪论。苏联科学院出版，1953年。 ②根据上下文应为第十二章——译者注。 在以后的十一章中，达尔文对动物的第二性征作了详尽的分析，表明了第二性征的产生几乎全是由于性选择，这样他就使读者去思考；在动物那里广泛流传的因素，不可能不在人的类似性征的产生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他证实，男子魁梧、有劲、勇敢、好斗以及精力充沛等特性与妇女在这些方面的特性相比，男子这些特性是在原始时代获得的，后来又有所增强，这主要是由于男子为了占有妇女而展开竞争的结果。达尔文认为，男子有更大的智力和创造发明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性选择所造成的。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未开化的人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好打扮，他们的审美感也是各种各样的：把眼皮、指甲、头发和牙齿涂抹成各种颜色；改变头、头发和发型的式样，用鼻环和耳环作装饰品，穿透嘴唇，纹身，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未开化的人希望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但是，一些部族认为美的东西，并不符合另一些部族美的概念。例如，一些部族爱蓄长发和长须，而另一些部族则认为秃头最好，于是他们把脸上和身上的毛全部拔掉。此外，看来，在面貌和体形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超出了常规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喜欢常见的面貌和体形，由此就产生塌鼻子的部族把鼻子夹住，中国妇女人为地把脚缠小等等现象。 达尔文接着又证实，性选择的作用在人类早期生活中表现尤为强烈。当时最强壮、最能干的男子，可以选择最能吸引人的妇女，因此人种的起源完全可以用性选择来解释，因为上面所举的对各种部族的观察材料表明，未开化的部族的美，应理解为对该部族特征的某种加强。他在关于人种起源这几章的结尾中说：“由于每一个部族中最强壮、最能干的男子（因为他们能繁殖最大量的后代），在世世代代的过程中，能挑选最合乎标准、因而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妇女作自己的妻子，因此未必能使这些和另一些特征迅速而突然地加强起来。我从自己这方面得出结论：在所有对各人种之间以及在某些程度上对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的外表差异起作用的因素当中，性选择是最积极的因素”。 这就是达尔文这部新著作的内容。就其内容的新奇，结构的独特，想法的大胆，涉及的问题对人类是多么重要和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来说，应该认为这部著作仅次于《物种起源》。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课题的巨大困难，那么我们是可以把这部书的写作工作看作是达尔文建树的丰功伟绩的。书中一方面有大量的实际材料，另一方面有独创的新的理论思想和结论。实际材料涉及到人的身体构造，涉及到人类发展中那些阐明人类起源于低等生物的特征。从那时起，这一材料成了可靠的基本科学文献，人们从中不断地汲取人类起源于动物的论据。此外，达尔文在这本书中所收集的有关动物第二性征在交配期间的作用的大量材料，也成为性选择或者解释性选择这一问题的基本文献。 至于谈到理论观点，达尔文在这里也作出了榜样：在问题最混乱、最复杂的情况下，在详细研究实际材料和一切可能实行的解决办法时，应该如何创立自己课题的理论，应该如何仔细地衡量一切’赞成”或者“反对”的意见。最后，他又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这些结论中应该如何把无可争议的工作结果和只是设想的工作结果区别开来。最后，应该如何确定假设的可能性程度以及假设在科学中有什么意义。他在《人类的起源》一书最后一章概括说：“上述观点中有许多观点是很抽象的，有一些观点无疑将是错误的。但我在每一个别的场合下，都说出促使我在两个看法中更赞成某一看法的原因。我认为：要下功夫研究，逐渐发展的原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阐明人类自然史中一些最复杂的任务。错误的事实对科学的成就极有害，因为它们有时能够在人们的脑海里盘踞很长时间，但是，由一定数量的实际论据维持的错误观点，带来的害处就不多，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满意地找到证明错误观点的虚伪性那种有益的东西。一旦错误观点的虚伪性被证实，导致错误的道路也就常常堵塞，而且有时通往真理之路也就同时被打开”。 那么，研究的主要结果究竟是些什么呢？ 首先是一个无可争论的结论：人类起源于某种低等生物，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祖先是共同的，人类各种族也是有其共同起源的。与此同时，还创立了人类最可信的假设的系谱，并提出了论据，证明大大优越于动物智能的人类智能和动物智能之间，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有区别，并且人类精神方面的感情，是由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那种共同的本能和同情心发展而来的。最后，就人类种族问题，提出一个假设：种族的起源，应归功于达尔文在动物界各纲中有根有据、深入研究过的性选择作用。 然而，达尔文也说过错话，他说人类起源于低等动物的理论与承认人类在质上独特性是互不相容的。解决人类起源问题的途径，应该是把研究者对人种在动物世界中的根源的研究，引向对人类与独立于动物之外的原因的理解上。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恩格斯指出这样一个飞跃，这样一个质的转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个个体相互关系中的生物学规律性，通过人类的祖先从简单使用和收集自然产品，过渡到生产劳动工具和借助社会劳动改造自然的途径，被社会规律所替代了。 在上述著作中，恩格斯对人类的进化问题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令人信服地表明，劳动创造了人，实际上人类进化的特点，恰恰可以用以下一句话来说明：人类的进化，就是在类人祖先发展的某些阶段上，从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解放出来的新的进化形式的形成。因此，恩格斯表明，人类的产生和进化，是在劳动过程发展的影响下实现的，也就是在与华莱士的唯心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社会因素发展的影响下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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