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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文人不甘心失掉《小说月报》这个地盘，他们或撰文发难，或暗中诽谤，扭成一股势力向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和沈雁冰个人发起了攻击，企图夺回《小说月报》的编辑大权。 这样的攻击，是沈雁冰意料中的。不过，他心里仍很苦恼。1921年9月21日，他给周作人写信，叙述了自己的心情：“《小说月报》出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起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最想来好笑的是因为第1号出后有两家报纸来称赞而引起同是一般的工人的嫉妒；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搅了这捞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夹搭的事，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味了，我这里已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 后来，沈雁冰又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因为编译所长高梦旦不同意，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 1921年夏，高梦旦因自己不懂外文，主持编译所事务感到力不从心，征得张元济同意，到北京去请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胡适于7月来到上海，但他说要先了解一下编译所情况，再作决定。第二开，他在编译所会客室轮流“召见”所内的高级编辑和刊物主编谈话。 沈雁冰也被“召见”。他从来没见过胡适，但他早从陈独秀那里知道，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胡适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因此不胡适让他坐下后，他只回答胡适的询问，不想多谈。他观察胡适，只觉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他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心想：“这倒象征了胡适的为人。”胡适经过一番了解，不愿担任编译所所长，就推荐王云五来。他说：“王云五既有学问，也有办事才能，比我强得多。”据茅盾分析，胡适自己不干而推荐王云五，“他一方面既可以仍然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名教授，门墙桃李，此中大可物色党羽，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遥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王云五的幕后操纵者。胡适深知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什么学问，是他可以操纵的。”商务当局的保守派对王云五很中意，沈雁冰和其他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编辑则看不起他。 1922年7月，沈雁冰写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刊出，批判“礼拜六派”。当时一些专写爱情小说的作家，他们在小说中常用“三十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滥调。因此人们称这派作家为“鸳鸯蝴蝶派”。又因为这派作家发表作品的最老的刊物是《礼拜六》，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礼拜六派”。《小说月报》在革新之前发表的小说，都是“礼拜六派”的作品。茅盾当了主编之后，把原来已经决定刊用的多篇“礼拜六派”的小说稿封存入库，招致了“礼拜六派”文人的百般攻击。茅盾撰写这篇评论，批评“礼拜六派”写得最多的恋爱小说或家庭小说思想，无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各色各样的翻版而已。茅盾的文章义正词严，击中了“礼拜六派”的要害，因之他们对他“恨之更甚”。“礼拜六派”就对商务当局施加压力，商务当局中的保守派就让王云五去威胁沈雁冰。王云五自己不出面，派了一个姓李的秘书来，架子十足地说：“沈先生，王所长近日风闻《礼拜六》将提出诉讼，要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所长希望你在《小说月报》上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的道歉。不知尊意如何？” “什么，要我们道歉？绝对办不到！王所长应该知道，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一年之久，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我们早就应该控告‘礼拜六派’；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不敢做的事情！”沈雁冰理直气壮地说了这番话。 对方一时语塞。 沈雁冰又说：“哼！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当局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看‘礼拜六派’还敢不敢打官司！” 姓李的心里清楚，沈雁冰说的“四大副刊”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和《京报》的副刊。要是他真的这么行事，那可招架不住，便恐慌地连声说：“沈先生，事情且不可闹大，不可闹大。” 说完就急忙打开门，灰溜溜地走了。 王云五不肯罢休，派人检查《小说月报》发排的稿子。沈雁冰发觉了这事，怒冲冲地去向王云五提出抗议：“当初我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馆方不得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 “沈先生，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嘛。”王云五说。 “没什么好商量的！”沈雁冰扔下这句话，就离开了王云五的办公室。 王云五与商务当局研究后，答应沈雁冰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编，但是坚决挽留他仍在编译所当编辑，并说明：做什么事，由他自己提出，馆方一定尊重他的意见，而且决不用别的编辑事务打扰他。《小说月报》的主编由郑振铎接替，从1923年1月号起。第十三卷十二号仍由沈雁冰编完。商务当局选择郑振铎，是国为“郑振铎亦文学研究会人，商务借此对外表示《小说月报》虽换了主编，宗旨不变。” 沈雁冰后来曾写道：“当时我实在不想再在商务编译所工作，而且我猜想商务之所以坚决挽留我，是怕我离了商务另办一个杂志。” 他的情况，被陈独秀知道了，就劝他说：“雁冰，你现在若离开商务，中央就得另找联络员，但是暂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看你还是留在商务编译所吧。” 沈雁冰想，既然党的事业需要，那我就暂时留下，以后再说。他又向王云五提出：“在我仍任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内任何一期的内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和你们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沈雁冰为此撰写了短评《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伤口么？》，特意署名“雁冰”，刊登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一号的社评栏内。这篇评论是掷向“礼拜六派”的又一把锐利的匕首。沈雁冰在文章中说他不同意有些人把“礼拜六派”看作是“旧文化旧文艺”的代表，并且引了北京《晨报》副刊上子严写的《杂感》，猛烈抨击“礼拜六派”一流“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纵欲的人生观”，“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他大声疾呼：“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狷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在同一期的社评栏内，还发表了沈雁冰写的另一篇短评：《反动？》。他指出，“礼拜六派”的通俗刊物泛滥，这不是“反动”，而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了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治标不如治本，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常常替可爱的青年指出‘通俗刊物’里的误谬思想与浅薄技能，一方面亦要从根本努力，引青年走上人生的正路。” 写了这两篇评论之后，沈雁冰感到反击“礼拜六派”的痛快。他在晚年写道：“同一期的《小说月报》接连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我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权者中间的顽固派一份最后的‘礼物’。” 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也都发表文章，对“礼拜六派”进行了连珠炮似的反击。连成仿吾也在《创造季刊》上写了一篇《歧路》，对“礼拜六派”狠狠地开了一炮。 在沈雁冰和其他新文学战士的反击下，“礼拜六派”虽未彻底垮台，也噤若寒蝉了。 这场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影响深广。作家黄源说：“茅盾同志1921年主编《小说月报》，他一手把原是鸳鸯蝴蝶式的《小说月报》，改革为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着重翻译的，是注意于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月刊。……这真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开导作用。……茅盾同志继《新青年》之后，给予其致命的打击，使鸳鸯蝴蝶派从此一蹶不振。当时象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从此都摆脱它的影响，开始接受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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