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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他为《文学》写了悼念的文章《写于悲痛中》，为《中流》写了篇《学习鲁迅先生》，给英文的《中国呼声》送去了《“一口咬住……”》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斗争精神，嫉恶如仇。“不顾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者求解放；学习鲁迅，这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他感到还有许多话要倾吐，还有满怀的感情要抒发，为了不断地宣传鲁迅，召唤青年朋友研究鲁迅，学习鲁迅，自己应该写的文章是很多很多的。 使他郁闷不舒的，还有笼罩上海文坛的沉闷气氛。这种沉闷是怎么造成的呢？他分析： “主帅不在了，大家好似‘群龙无首’；左联解散后虽成立了文学家协会，但实际上未做工作，因而作家的活动没有了组织；文坛内部的矛盾、分歧和宗派情绪，使人焦虑，也使人灰心。”可是，能否做一些事情使大家组织起来呢？他想起开明书店通知他：他著的《创作的准备》已经出版，请他便时去取样书。于是，他换上件米色西装，将皮鞋擦了擦，对妻子说了一声，向门外走去。 还是在八月底，茅盾刚编完报告文学征文集《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的经理徐伯昕就找上门来，要他为《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谈小说创作的书。茅盾说：“什么《创作法程》、《小说作法》之类骗人的书，那一家小书铺里都有现成的，我最反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书了，你们为什么也要出这种出呢？” 徐伯昕笑着说：“你误会了，那种东西我们是反对的，但是这一类书却有市场，有读者，一些年青的初学写作者，常常饥不择食买这种书来看，结果上当不说，还被引上歧途。 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外国研究和介绍这些经验的书就不少，只是中国还没有……” “所以你就要我来写这样一本书，可是这是理论家的工作，他们可以把自己研究的成果用浅显的文笔写出来，以适合初学写作者的水平，而我是写小说的……”茅盾打断了他的话。 “不对，你过去就写过一本《小说研究ABC》，是不是？可见你是能写的。” “哈哈！那本书是抄来的，是为了换稿费，当时我还没有写小说哩！” “你现在有了亲身体会，所以你来写不是更合适了吗？再说……” “写小说的人很多，你们何不去请别人？” “我和韬奋商量过，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你平时写小说又写评论；当然，鲁迅也是合适的，但他在病中，是决不会写的。”徐伯昕见他还有点犹豫，又说，“你和鲁迅是好朋友，你有责任把你们的经验传授给青年啊！只要你把这些经验写下来，读者就会欢迎。” 茅盾见推诿不掉，只好答应。他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理，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把创作技巧用通俗的文笔介绍给初学写作者。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一气呵成了。 当他取了书回家，妻子告诉他，冯雪峰等他多时了。他急忙抱着书上楼，热情地说： “唉呀，雪峰，让你久等了。” “不，不。我正在读你写的《研究和学习鲁迅》呢。”冯雪峰站起身说，“你说鲁迅先生好象盘旋于高空的老鹰，他看明了旧社会的弱点就奋力搏击，二次，三次，无数次，非到这弱点完全暴露，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他不罢休。写得好！你关于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技术的论述，也很精辟。你准备给那家报刊发表？” “这是为《文学》七卷六号写的，王统照等着发排呢。”茅盾答，又从那包书中取出一本，签上名说，“《创作的准备》出来了，请你批评。” “这种介绍创作经验的小册子青年人很需要。你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冯雪峰看了一遍书的目录后说。 “雪峰，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吧？”茅盾将一杯热茶递给客人。 “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冯雪峰笑笑说，“鲁迅先生去世后，上海的文坛较前冷落了。我见到一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他们谈起话来都不大有劲，心情沮丧，这与当前全民族抗日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很不适应。我们要设法把作家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抖擞精神，投入新的斗争！” “你说得对。是应该为青年作家们组织一些活动，使他们加强联系，交流感情，激励斗志。”茅盾表示赞同。 冯雪峰征询他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茅盾想起前几年出版界的一些老朋友曾举行星期聚餐会，十一二个人，每周聚餐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元钱，做东的出两元钱。在餐桌上，互相交换上海政治界、文艺界的信息，也解决一些编辑、出版上的事务。于是他向冯雪峰提出：可以仿照星期聚餐会的方式，把大家邀集到一起交流思想、感情。这种方式比较自由，大家可以随便交谈，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这是一个好主意！雁冰，我的事情多，也不大好公开出面，这事就委托你了。你可以再找几个同志商量商量。” 冯雪峰起身告辞，在门口他紧握着茅盾的双手，眼里流露出充分信任的神色。茅盾也点了点头，说道：“放心。你自己多保重！” 晚上，艾芜和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吴景崧来拜访他。茅盾向他们谈了想搞个青年作家聚餐会的想法。他说：“虽然我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可我觉得自己跟青年人一样，爱和青年朋友谈天，青年朋友思维敏锐，见解新颖。如果大家能一星期或两星期聚餐一次，谈谈文艺思潮和新发表作品，该有多好？” 艾芜、吴景崧齐声称好。第二天，他又找了沙汀、张天翼征求意见，他俩也满口赞成。 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茅盾向冯雪峰谈了举行聚餐会的准备情况。冯雪峰提出一个问题请茅盾考虑：青年作家和“星期聚餐会”的参加者不同，参加“星期聚餐会”的郑振铎、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徐调孚……这些人是名作家、老编辑、经济都比较宽裕、每星期拿出一元钱来聚餐是小意思，而预定要参加聚餐会的青年作家，要他们每周掏出一元钱，都会感到吃不消，一元钱意味着三四天的饭钱呢。 经冯雪峰一提，茅盾想了个退一步的办法：不固定每星期一次，也可以两星期一次。不轮流做东，就由他固定做东家。凑钱采用“撇兰”的办法，每一“兰”一般是四角、五角、六角，负担不大，也活泼。饭馆是中小餐馆。 冯雪峰表示赞同。 茅盾提议这种聚餐叫“月曜会”。 冯雪峰觉得“月曜会”这个名字既新鲜，又好记。他对茅盾说：“你想邀请谁参加，就邀请谁。” 第一次“月曜会”聚餐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举行了。茅盾和王统照早早地来到预定的菜馆。他们选了一间屋子一桌雅座。不大一会儿，张天翼、沙汀、艾芜、朱凡、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陆续来到了。茅盾拿出一张纸，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丛兰草，在兰草的根部注明钱数。于是撇兰开始了。茅盾说：“我是东家，我先来圈。” 大家一一圈完了兰叶，打开一看，茅盾圈的是一元二角，他马上把钱掏了出来放在桌上。 别人哪会知道，他是有意圈画这最多的一份。 点的一道道菜肴送上来了，一个个话匣子也哗哗地打开了。茅盾指着王统照向大家说： “在座的大多是青年作家，老王当然不算青年作家了。我拉他参加，一则是因为他是《文学》的主编大人，能对青年朋友来稿中存在的毛病提出一些意见，二则他与你们熟悉起来，也为《文学》的稿源开辟一个基地。” “对，对！我是来交朋友的。雁冰拉我来吃菜，我来向大家拉稿。今后，请大家给我们《文学》多多支持啊！”王统照说。 有人关心地问茅盾，他是不是常失眠？茅盾说，他有了治失眠的“单方”，不大失眠了。 大家纷纷向他请教“单方”是什么。他说，这个“单方”就是地临睡之前读几页有趣而轻松的书。他举例：“譬如，昨晚我睡不着，就打开灯，读勃兰兑斯写的《安徒生论》。 我觉得勃兰兑斯的评论文章也和安徒生的童话一样轻松而有趣。他说，写童话不要用曲折的叙述，什么都得从嘴巴里新新鲜鲜当场出彩──哦，说是‘讲出来’还嫌不够，应当是咪咪吗吗、帝帝打打，或者是呜嘟嘟象号筒。他举例说，安徒生常常是这们开头的： ‘三个小兵在大路上开正步走……一 二！一、二！’或者‘那么……张开嘴巴的喇叭在吹，大底达大打！有一个小孩在里头！’……我读者读着，就在安徒生的鼓声中进入了梦乡，呼……呼……”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月曜会”上，茅盾讲的并不多，总中听别人讲话。每当人们议论到文坛现象和文艺思潮时，他总是注意倾听。他听到一些青年作家反映，他们写出了作品苦于无处发表。 就想出了出“丛刊”的主意向冯雪峰建议，创办了《工作与学习丛刊》。出了四辑： 《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茅盾在上面发表了评论青年作家艾芜、周文、葛琴等人作品的书评，以及其它评论文章。陈白尘后来写道：“1937年春，张天翼同志通知我去参加由茅盾同志主持的‘月曜会’的聚餐，这更使我兴奋不已了。此前虽然见过几次茅公，都是在公共场合，未能亲聆教诲。‘月曜会’……连茅公不过十来人。……那天，他身御浅灰长衫，足登便鞋，周身上下朴素整洁，在这十里洋场上，却似一尘不染，温文儒雅，飘然而至，真是文如其人！ “没有任何形式，谁也无拘无束，我们都围他而坐，随便倾谈。忽而国内国际形势，忽而抗日统一战线前途，忽而文坛掌故和新收获，忽而又落到创作问题上。茅公有问必答，自然地形成了中心。他那较重的浙江桐乡和轻微的口气，并不妨碍他谈笑风生，娓娓动听。我们这一群，当年的青年，真是如坐春风啊！…… “这个‘月曜会’，在茅公一生事业中，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朵浪花而已。他自己都可能忘记了。但正是这类一朵朵浪花聚集起来，便可以看出，在整个三十年代里，他为中国文坛培育了一代新人！说他是三十年代作家们的导师，想不过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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