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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飞机大轰炸后留下的一个个炸弹坑，成了一汪汪的水潭。雾蒙蒙中的一处处房屋，大都被弹片震得斑斑驳驳。然而这个战时陪都，比茅盾预料的更活跃，也更乌烟瘴气。 他们先是住在郊外红岩山上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两天后搬到城内枣子岚垭良庄，与沈钧儒、王炳南两空合住一幢小楼。他们夫妇住的是三楼。 在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里，周恩来对茅盾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发挥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你可以考虑，大概徐伯昕会找你谈的。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压迫愈严重，我们愈加要针锋相对他斗争，同时也愈加要讲究斗争艺术。有一些情况，徐冰同志会向你介绍的。” 徐冰是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组组长。他向茅盾详细介绍了重庆和整个大后方文化界斗争的情况，并给了茅盾一些《新华日报》及其他材料。 郭沫若、田汉、邹韬奋、徐伯昕、老舍、沙汀、叶以群等朋友先后爬上小阁楼，看望了他们夫妇。 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将军派人约茅盾见面。张治中是他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顶头上司，因此他想，约见无非是官样文章，但又不能不去应酬一下。茅盾来到张治中官邸，张治中却和他拉家常。最使他料想不到的是张治中居然谈起了茅盾的母亲，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并对她的去世表示哀悼，表示敬佩。茅盾心想，不知他怎么会了解我母亲的？后来，他才弄清是张治中读了孔另境六月份在报上发表的《一位作家的母亲──记沈老太太》。茅盾对张治中的看法改变了：如此看来，这位国民党大员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个有头脑有识见的人。 几天后，从新疆传来盛世才诬陷杜重远“与逆精卫勾通”的消息。茅盾不胜惊异，他立即找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商量营救杜重远的办法。在向周恩来征询了意见后，茅盾起草了由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七人署名的一份千字电报，向盛世才婉转而又严正地申辩杜重远绝对不可能“通汪精卫”，他列举了杜重远抗日爱国的言行以及为人耿直磊落等事实，同时电文又给盛世才留下退路，说新疆地处边陲，许多证人证据不易查找核实，难免发生错误判断，希望能将杜案移来重庆复审，他们愿为杜重远作保。一个星期后，盛世才给他们一个一句话的复电：“在新疆六大政策下没有冤狱。”茅盾拿着电报，气得两手打颤，满脸青紫，愤怒地吐出了两个字：“魔鬼！” 他常去参加全国文协组织的创作座谈会、讨论会，在会上发言。会后回到家里，他就坐在靠椅上闭目默想自己在会上的讲话，对演说稿、讲话提纲细细推敲、修改，然后伏案写成文章。长期以来他已养成了习惯，每一篇稿子都是自己抄写，凡在两页以上的，他都亲手用白线订起，以免遗失。 一天，徐伯昕通过各种办法，弄来了《文艺阵地》在重庆出版的“审查证”。他交给茅盾说：“现在就看你这个主编的了！”在茅盾提议下，组成了《文艺阵地》的七人编委会。 叶以群是实际负责人，茅盾是他的“后台”。这样，叶以群就成了茅盾家的常客。时间一长，茅盾发现叶以群还是周恩来派来的联络员，专门照顾他这个“党外人士”的。凡是共产党内有什么重要活动或会议，需要茅盾参加的，常由他来通知。而党内的文件、指示和周恩来的讲话，也由他向茅盾传达。 二天，茅盾和叶以群商量复刊后的《文艺阵地》怎样“创新”。他提出，《文艺阵地》一定要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应该重视杂文这把锐利的匕首，使它发挥突击队的作用。叶以群完全赞同他这个主张。两个商量后决定向编委会提出，刊物增加“杂感”一栏，专登杂文。 1月17日晚饭后，沈钧儒从二楼走上三楼，神色紧张地告诉茅盾：“刚刚得到的消息，国共两党在皖南地区发生了冲突，顾祝同的七万军队把新四军一万多人包围并消灭了。 听说新四军军长叶挺受伤被捕。今天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判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唉，扑克来这次共产党吃了大亏。”茅盾惊愕得半张着口，一时说不出话来。 待定了定神，他才说：“老蒋这种做法是不打算抗日了，他连一点退路也不给自己留下。 “是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战的局面，共产党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就看他们怎么对付了。” 第二天，茅盾读到《新华日报》上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两天后，徐冰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已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茅盾心想：他们下令解散，我们又下令任命，真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呵！ 1月20日上午，他应约匆匆乘车来到沙坪具，然后步行到红岩，攀上八十八级石梯，经过黄桷树，沿右侧小路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一楼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向与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介绍了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共中央的严正立场。茅盾和大家的心里更亮了。 那天晚上，徐冰又来到茅盾的家里，对他说：“蒋介石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有两种前途，一是内战，一是我们打退了反共高潮，继续维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我们力争第二种前途……，不过，恩来同志认为，即使争取到第二种前途，今后重庆的环境也会更加险恶，斗争将会更复杂。” “那我们就要更加警惕地从事斗争了。”茅盾说。 徐冰点了点头，继续说：“恩来同志指示，目前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太集中，为防意外的变故，需要作适当的疏散，一部分留下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我们初步研究。郭先生留下，您刚从延安来，目标太大，想让您暂时躲避一下。什么时候走，去什么地方，还没有定，我来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的。” 茅盾立即表示：“我服从工作的需要。儿女都留在延安了，现在只我和老伴两人，行动方便，去那里都一样，请你们决定罢。” 2月下旬的一天，徐冰约茅盾去见周恩来副主席。他们驱车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请他们在小客厅坐下，然后对茅盾说：“雁冰，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没想到政局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现在又要请你离开重庆了。这次我们建议你到香港去。三八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很大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万一国内政局发生剧变，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 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 茅盾神情专注地听着，默默记在心中。周恩来又说：“已经从重庆和桂林等地抽调一些人去了，其中有夏衍和范长江，韬奋先生也要去，他地这里不安全。也打算让叶以群去，所以《文艺阵地》恐怕办不下去了。孔大姐是不是去延安？这样可以同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免得惦记。不久我们有一些人要撤回延安，还组织车队，安全是有保证的，孔大姐可以和他们一起走。” 茅盾说：“对于我的安排，我没有意见。德止的事，等我回去问问她，让她自己拿主意。” 徐冰对茅盾说：“你恐怕几天之内就要离开家，先搬到郊区一个地方去。戴笠手下的人对你的行踪很注意，为防你突然‘自行失踪’，我们还是早点行动。你在郊区隐藏一段时间，再离开重庆。这段时间内，沈太太仍旧住在枣子岚垭，照常活动，以迷惑特务们。的有这一切，都由我们来安排，这两次你就在家中等通知罢。” 茅盾回到家里，妻子不安地问：“恩来找你有什么事？” “他建议我们去香港。他让我问你，是去延安还是去香港？” “我不去延安，我跟你去香港。亚男、阿桑在延安很安全，又有琴秋、仲实照顾，我去了反而没有事情可做。你在香港单身一人，生活上没有人料理，我怎么能放心？再说，如果我要守着两个孩子，去年就不到重庆来了。” 徐冰赞同他们夫妇都去香港。但是提出两人不能一道走，要茅盾先走，到了香港以后，他妻子再走。 随后，茅盾隐居到重庆郊外二十公里处的南温泉，住在黄炎培办的职业教育社房子里。 这里山青水秀，环境幽静。他想到二十天后才能走，如今无事可做，就又拿起笔来，一口气写出六篇“见闻录”：《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和《“重庆雾”拾零》。 3月中旬以后，茅盾接到动身的通知：坐长途汽车赴桂林，再转乘飞机去香港。经过一个星期的昼行夜宿，在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的两个职员的护送下抵达桂林。 在旅馆中，茅盾眺望城市明亮的灯火，诗绪萦绕胸怀，写成一首七绝： 存亡关头逆流多， 森严文网欲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 万里江山一放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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