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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要参加许多处事活动，或出国开会、访问。 他在三十年代培育的新文学工作者，现今大都已是中年，成了文学各个部门的中坚力量： 有的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干部；有的是各省、市的文学艺术部门的负责人；有的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有的在主编文学杂志或报纸副刊。逢年过节，这些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常去拜望茅盾。他们看到茅盾面容微黑而红润，精神旺盛，像年青了十岁。茅盾见到老朋友，也满面春风，抱歉而幽默地说：“做官了，想跟老朋友聊聊的时间也少了！” 虽然如此忙碌，茅盾却时常考虑析文学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人如何培养。 有一天，《华北文艺》的编辑康濯来访问茅盾。他说他写得少，“上学连高中都没毕业。” 茅盾鼓励他说：“你上了解放区的战争大学，这比什么学校者宝贵啊！”当听到康濯说“读书太少，知识太少，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没学过几本；有点生活，往往苦于很难表现。”茅盾对他说：“今后条件不同了，读书好办些了。以后可以建议国家措施，对有的作家一时着重安排学习、读书、提高，有些国统区缺乏生活的作家，就应该着重到工农兵当中去。” 这件事，又促使茅盾进一步思考如何尽快地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经过筹备，1951年初，经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的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文讲所开办以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活跃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在第二次全国文坛会上，茅盾作《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报告，提出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培养青年作家，加强对于青年和初学写作者的指导，传播成熟的经验。特别要注意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出新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此时当然不可能像他过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那样，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并对一些作品提出修改意见。 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定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大作家，对他这个当时还是普通青年作家的稿件会那样尊重。他觉得茅盾的意见很中肯，对照着进行了修改。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后来，马烽发现茅盾不仅在繁忙的工作空隙里读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对不少作品加以分析，写下中肯的评论。”其中也读到了我的小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寄托着他殷切的希望。我看后感动得流泪了。很显然，他关心的不是某一个人认识的青年作家，而是文学创作的下一代；他关心的不是某一篇作品，而是整个新中国的文学事业。” 有一天，茅盾读了一个中学生的诗稿之后，提出四点具体的意见，然后又写道：“……我这样说，也许你要灰心吧？不要灰心。文学创作本来是艰辛的精神劳动，不能设想一写出来就好，而要千锤百炼，慢慢地写好起来。” 读了一个青年农民的来信后，他在回信中说：“你在农村从事生产，爱好文艺但无人指导。你这种苦闷的心情我是体会得到的。……自己学习文学，千万不能性急，要一步一步地来。” 有一个小学教师写了一篇《苏小小》寄给他，他读后诚恳地告诉这个作者：“一、你是完全‘创造’了苏小小的故事──就是说，你只借用了传说中苏小小的名儿，而完全照自己的意思编了苏小小的故事。我们所说的‘推陈出新’不是这样办的。二、当然，写历史小说，可以加上相当成份的想象，但主要情节不能‘杜撰’。历史小说如此，根据传说的小说亦应当如此。三、从艺术看，你这稿本在结构上缺乏剪裁，在人物描写上也不深刻。文字清顺，但不生动──即，应浓郁处不浓郁，应悲壮处不够悲壮；而对话亦不能做到‘如闻其声’。四、我以为历史小说实在比写现代生活的小说困难得多。你还是写现代生活──你最熟悉的小学生生活吧。这也是十分需要而恰恰又是很少人去写的。” 他写了许多评论小说的文章，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0年优秀短篇小说漫评》等等。 对提高青年作者写作能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茅盾评介了《洼地青春》（申蔚）、《七根火柴》（王愿坚）、《进山》（勤耕）、《忆》（绿岗）、《百合花》（茹志鹃）、《暴风雨之夜》（管桦）等作品。 对于其中的《百合花》和《七根火柴》，尤为赞赏。 《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说，他满腔热情地写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站立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与此同时，《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坚也读到了茅盾的这篇评论。那是六月的一个傍晚，王愿坚正收拾行装，准备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接到了刊有茅盾评论的《人民文学》。 他读后感到十分惊奇：文章分析得那么细致，连他在构思时曾经打算用第一人称、后来又把“我”改成了另一个人物都被看出来了。他数了一下，茅盾对他那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详加评论，给了他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借着这亲切激励，我这支火柴燃烧起来，几天以后，在十三陵工地劳动的空隙里，在一棵苦楝的树荫下，我写出了《普通劳动者》的初稿。现在我已不是青年了，可是，当今天的中学生在课本上读到这两篇习作的时候，可曾知道，这稚嫩的幼芽曾受到茅公的心血的灌溉？！” 1961年初春，在中国作协的茶座里，经杨沫介绍，茅盾和叶圣陶两位老作家认识了王愿坚，亲切地和这位青年作家打招呼。王愿坚刚开口向两位长者问好，茅盾却微笑着对他说： “你写得好，写得比我们好！” 王愿坚楞住了。 茅盾看出了他的惶惑，补说了一句：“比我们象你们这个年纪写得好。” 王愿坚呆了，连茅盾、叶圣陶两位老人跟同桌的其他青年作家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清，直到两位老人离开他们的桌旁，他才清醒过来。只见茅盾走了两步，又返回到他身边，轻声说道：“多读点儿书。” 几年后，王愿坚回忆道：“这一夜，我流着泪，反复地思索着这几句话。我知道，这话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在这样溢着暖人的深情的话里，我又看到了那颗博大而又温暖的心。 这心，向着文学，向着青年人。” 一个一个文学青年像着小苗，经过茅盾这位老园丁的培育，浇灌，长大了，开花了。严文井充满激情的诗句表达了无数青年作家的心声： 在您面前，青年学艺者们从来不感到拘束。虽然繁琐、浅薄、平庸，大家总是能对您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艺者相继找你求教。您总是耐心地倾听，然后平静地解说，微笑里透露出仁慈和鼓励。 能给予这样的仁慈的，唯有真正的长者。 能给予这样的鼓励的，唯有真正的勇士。 我忘不了您那双同情的眼睛。在您面前，小草有了继续生长的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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