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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袭来以后，她日夜为丈夫的命运担惊受怕，心情忧郁，头上白发增多了，体质日见衰败。除了糖尿病，又有了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加上营养不足，又得不到好医生的诊治，没有对症的好药。本来，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由茅盾托香港的友人买了寄来，“文化大革命”后不准再寄。孔德沚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妻子沉疴不起，茅盾内心如焚。但在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里，他能想出什么办法呢？他能去找谁帮助呢？几十年战斗过来的革命同志、文朋诗友，有的已被投进监狱，有的自身难保。过去给他们看病的王历耕医生，也已被赶出北京医院。其他的医生不熟悉病情，难以对症下药。他每次拖着病躯陪妻子去看病，回来后全身像要瘫了一样。 妻子看他为照料自己，气喘吁吁地楼上楼下忙碌，心疼地说：“德鸿，看把你累的，不要我的病没好，你又给拖垮了。” 茅盾摇了摇头，安慰她：“不会的。你安心养病要紧。” 孔德沚服药后睡着了。他望望妻子满头的白发，看看她脸上一条条的皱纹，不禁想起“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精神上经受的折磨。 他们家有一只铜质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女神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工艺品。但是那次抄家时，红卫兵说它是“四旧”，勒令不准使用。 有一天，儿媳陈小曼回来看到台灯上的裸体女神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便问婆婆。 孔德沚说：“红卫兵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才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添麻烦。” 1969年春天，经化验、检查，孔德沚的尿糖已得到控制，血压亦正常，只是冠状动脉硬化稍有进展。医生对茅盾说：“这是老人常见病，她七十三岁，没有大关系。” 然而妻子比以前瘦了许多，“这是否与病有关？”他问医生。 医生没好气地反问：“千金难买老来瘦，你不懂？” 茅盾想，这话很对，老年人与其肥，不如瘦，她过去太肥胖。这下瘦了，也许是好兆不头。 秋凉后，孔德沚更加瘦弱，而且下肢浮肿，只是血糖、尿糖仍然正常。茅盾天天服待她吃药，虽未见好转，也未见加剧。 到11月，他发现妻子突然食欲不好，服了开胃药，才有所好转。年底，又食欲大减，手也浮肿，服了中药、西药，仍不见效。 “今年一月中旬，体力益弱，行步须扶持，且甚慢，已不下楼。此段时间，连进医生三次门诊，医生只谓老年，积久慢性病等等。除服常服之四、五种药外，别无他法。”（致陈瑜清信） 到1月24日，孔德沚白天昏昏欲睡，饮食不进，前半夜却不能入睡。 有人对茅盾说，“这是酸中毒的现象。”他“啊”了一声，才觉得不妙，慌忙送妻子进医生急诊。 此时，孔德沚已神智昏迷。经过验血，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 抢救了十多个小时，无效。 这天是1970年1月28日。孔德沚──这位茅盾一生的贤内助，终于抛开了老伴和儿孙，与世长辞了。 对于已经处在风烛残年中的茅盾，这个沉重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 妻子火化那天，茅盾悲痛欲绝，默默垂泪。他和儿子沈霜、媳妇陈小曼等七八个亲属，还有叶圣陶及其儿媳，参加了火化仪式。冷冷清清，唯有衣情与哭声。 在致表弟陈瑜清的信里，他叙写了妻子的病情、医疗及逝世的情形后说：“德止七十三岁，未为短寿；观其病中痛苦，逝世亦为解脱，惟孙儿女皆未成立，她死时必耿耿于心也。” 他还告诉表弟：“我精力大不如去年，懒动，即作此一书，亦辍笔数次方才写完。据此可想见为废物矣。”（7月7日信） 后来又写道：“我自前年下半年就日见衰弱，去年德止病中，我强打精神，照顾病人，但自她故世，我安定下来，就显得不济了。现在上楼下楼（只一层而已）即气喘不已，平地散步十分钟也要气喘，医生谓是老年自然现象，无药可医，但嘱多偃卧，少动作。如此已成废人，想亦不久于世矣。但七十五岁不为寿，我始愿固不及此也。”（10月15日信） 我把妻子的骨灰盒捧到自己卧室里，搁在五斗柜上。常常站到骨灰盒前，久久地凝视着，两行老泪禁不住潸潸而下，往事便潮水般地在他脑海中涌现。1949年解放后，新的生活召唤人们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一天，妻子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您也为我安排一个工作，我也要参加革命！”周总理认真考虑后，回答好说：“好，我给您安排一个对您最重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照顾好茅盾同志。他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后要他为新中国描蓝图，为新中国作出新的贡献。您要好好照顾他，这是党交给您的任务，这比您做任何工作都重要！” 那时，妻子听话地点了点头，从此便把照顾他生活起居当作党交给的任务。而今，在他最需要她照顾的时候，她却被死神夺走了！ 茅盾痛悔自己没有早想到给妻子多准备胰岛素，没有早想到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没有早想到分出一些时间和妻子到处地去走一走，甚至建国经后他俩连老家乌镇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如今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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