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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15日《海峡时报》出版了最后一期的一大张报纸后，宣布停刊；1945年9月7日复刊。那天第2版有一则加框新闻写道： “‘东京时间’在马来亚结束 马来亚将不会再用日本时间……将来使用的是1942年2月15日以前的本地时间，比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七个半小时。” 恢复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时间，加上战争爆发时为节省用电开始调快的半小时，使我心情舒畅。 两天前，印度第15军开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讯员先登岸，他们代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新闻社。随后是英国军官和印度军官率领的印度军队；他们全副武装，以便随时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他们分散到丹戎巴葛和岌巴港各处以及岌巴港对面的火车站，然后开往市区。交通要道还都由日本兵把守着，以确保从港口和哥烈码头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顺畅。我看到第一批印度军乘坐卡车开到史丹福路，这使人想起1942年参加过战斗的印度军。我记得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差劲，排成整齐的行列投降，还有数千人倒戈参加了印度国民军，我感到不安。 一两天后，清一色的英军登陆，开进市区，我这才比较放心。那是人们欢腾庆祝的日子。他们觉察到日治时期的噩梦终于结束，好日子就要回来了。种种好兆头出现了。军人慷慨地分赠香烟，那是盒装海军牌香烟；战前的存货卖完之后，三年来人们一直买不到。军人也带来优质啤酒、尊尼沃克威士忌和戈登纯杜松子酒，这些东西全都流人了市场。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大量的白米、水果、蔬菜、肉类和罐头食品，虽然这样的情况还要过些时候才会到来。在头几个星期里，人们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欢迎英国人回来。 1945年9月12日，星期三，听说会举行受降仪式。上午10点半左右我步行到市政局大厦，在对面的大草场上等候。我并没有白等。只见以日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大将为首的七名高级日军将领，在戴红便帽和臂章的英国宪兵引导下，从谐街走过来。他们跟许多日本军官不一样，不是拖拖沓沓地走，而是一本正经，面无表情，凝望前方。人们吹口哨，发出嘘叫声和嘲笑声。日军将领是奉了天皇之命，前来签署正式降书的。后来人们看到许多军官承认战败，纷纷解除武装，把武士刀放下排起来，成了战俘。但走上市政局大厦台阶的七名将领，却代表并未在战场上打败的军队。他们原本会战斗到死，使憎恨他们的新加坡人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投降，宁可在烈火中跟大家同归于尽。 45分钟后，英国东南亚指挥部总司令蒙巴顿勋爵亮相了。他身穿白色海军制服，同行的有海陆军将领，还有七八名代表同盟国部队的军官，包括印度军官、中国军官、荷兰军官等。他脱下军帽，向在台阶前面组成警戒线的士兵欢呼三声。 过去的生活不复返 到了1946年初，人们很快发现，新加坡过去的和平、稳定、自由、舒适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市内到处是穿制服的士兵，新开设的咖啡馆、酒吧和舞厅挤满了士兵。战前的殖民地商行无法立即重新开业，因为原来的英国员工不是已不在人世，就是由于被长期拘留而需要休养。商船没有定期开来，英国本土货物也不多。战前商品流通的情形要恢复过来看来还需要好多年。连过去替政府工作的本地人也回不了办公室，不少人一直失业。新局面乱成一团。正如在英国那样，小商贩兴旺起来。大部分日常买卖仍然在黑市进行。黑市成了自由市场。 街上有无数的吉普车和摩托车，却没有新汽车和巴士。有轨电车陈旧不堪。路上到处坑坑洼洼。电话用得太久了，线路有故障，声音不清楚，却更换不了；电力供应也不足。一切都需要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在沦陷时期的苦难岁月里，我们一直在怀念过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这样的期望往往从怀旧开始，高得不切实际，注定会破灭。基础设施失修了，房地产没了，人们病了、老了、死了。生活得从现有的低水平继续下去，真叫人扫兴。 话又说回来，经过日本军管政府的恐怖和高压统治，哪怕英国军管政府有不少缺点，生活还是好过得多。英国官员和平民看出本地人欢迎他们回来，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办事尽心竭力。许多英国官兵跟同他们打交道的本地人分享军方的配给品、香烟和洋酒。不少本地人会说英语，了解英国文化，了解英国的政体；连没受过教育的人也对接触到的英国殖民制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海峡土生华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一部分，对殖民地社会重新出现自然高兴万分。他们虽然保留了大部分的华族文化，不少人却已经不再讲自己原来的方言，只以巴巴马来语交谈。早期移民没把家眷从中国带来，娶了本地妇女为妻，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多数海峡土生华人效忠于英国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望子女将来能在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的殖民地当专业人士和政府雇员。最忠心的加入了海峡侨生公会，人称“皇家华人”，公会的主要负责人受封为爵士。 但“皇家华人”只占华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余是新近到新加坡、说中国话的华人。他们说的不是英语，面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他们的子女进华校，学华语。这些人跟英国当局绝少接触，过着自己的生活，到战后还是跟战前一样，没有融入新加坡社会。 他们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不是英国。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进入马来亚森林同日本人作战的正是他们，其中多数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员。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组织，他们盼望将来不但赶走日本人，也赶走英国人。日本在英军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现了权力真空，麻烦来了。 人民抗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内地一些小镇，下令当地人筑起拱门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者。他们在当地掌了权。幸好他们没在新加坡这样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乱。他们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头戴模仿中国八路军的布帽，在胜利的时刻显得飞扬跋扈，强行征用房地产。他们成立人民法庭，立即处置各族敌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华族探员被逮捕，塞进猪笼等候审讯。 抗日军以商人过去跟敌人勾结为由，向他们勒索敲诈。许多显要人物被迫向人民抗日军大量捐献，以便赎罪。年轻的流氓利用抗日军的证件，在市区公开敲诈勒索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势汹汹，加上私会党党徒借机声称他们也曾参与抗日，在这种情形下，英国部队根本无法恢复法律和秩序，局面一片混乱。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数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局限于在马来亚活动。那是他们以前的活动地盘，所以他们在那里较能发挥影响力。 抗日军暗藏武器 英国军管政府宣布，每一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交出武器就可以得到350元。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大约6500名抗日军，包括在新加坡的数百名，上交了武器。1946年1月6日，英国人在市政局大厦外面举行一个仪式，一小队抗日军穿上制服，列队接受蒙巴登勋爵的检阅，并由蒙巴登勋爵给16名领袖别上勋章。陈平获颁缅甸星章(1935。”45)和战争勋章，他紧握拳头回礼。报上当时形容他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司令。官方承认抗日军为打败日本作出了贡献，这就使他们有了地位，借此尽量扩张势力。与此同时，他们把许多武器暗藏起来，准备将来使用。 共产党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统一战线中。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律师、教师、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从剑桥大学回来的学生——组成了马来亚民主同盟，总部设在桥北路自由舞厅内舞池上方的几个破旧房间里。他们诱骗老菲利普·何亚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显得体面。他们需要他作掩护，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为外围组织。老菲利普·何亚廉是个律师，也是我家的朋友，因为认识他，我偶尔会到民主同盟走动。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图看来倒还合法。英国已经宣布组织马来亚联邦，包括九个马来士邦和槟城、马六甲两个海峡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那就是说，新加坡会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让马来亚和新加坡作为一个整体独立。 菲利普·何亚廉协助起草宪法。我虽然看过草稿，却没参与其事。共产党方面认为，宪制改革的主张无关重要，他们要的是全部的权力。民主同盟不过是个外围组织，目的是动员受英文教育者协助他们实现目标。1948年共产党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英国，民主同盟宣布解散。 在日治时期的三年半里，我目睹了人世间许多不公平与荒谬的事。这段教育，战争一结束也就完成了。如果说我因此而获得一张现实生活的大学文凭，那么，新加坡光复后第一年的所见所闻，则是我的研究生课程。这个时期的情形跟我记忆中3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情形大不相同。从拘留营出来的英国文官纷纷回国疗养，临时凑合的政府部门由英国军管政府临时官员掌管。 担任主管的英国准将、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们的任期只到复员为止。一旦复员，职务会全部解除，得恢复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识到这点之后，许多人尽量利用手中的权力。他们的需要嘛，唉，跟日本军官没什么差别——找些便于随身携带的值钱的小玩意儿，到时带回英国。因此这类玩意儿很吃香。得到好处后，他们发出许可证和提供稀有物资，给本地人一个发财的机会。但他们跟日军有点不一样，他们不欺负人，也不压迫人。 日本人下台了，许多房子空置着。我们得离开华厦的住房，维多利亚街的店屋又不合适，母亲和我开始物色新居。欧思礼路是个中产阶级住宅区，1942年欧洲人离开之后，一度住的是日本平民。我们在欧思礼路38号和40号找到了两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两栋房子里还有些笨重的家具，但都人去楼空。我们决定投标租下38号。我到敌产管理处找主管吴乔治，他是个在爪哇出生的华人，是我家的朋友。他欣然批准让我们以战前租金租下这栋房子。 欧思礼路38号房子很大，格局凌乱，共有五间卧室，后面还有三间，最初原是工人房。我们租下之后，很快就住满了人。韩瑞生夫妇携带年幼的女儿从槟城回来，成了我们的房客。后来我动身到英国读法律时，这里热闹得很。这条街上其他房子也都住满了人，因为战时遭破坏的房子还没条件修复，而人口却增加了。人们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南部的廖内群岛回来。许多华人也像我的表亲一样，从印尼逃难而来。 父亲重回蚬壳石油公司工作，担任新加坡巴西班让仓库主管。这个时候我得决定怎么谋生。到公开市场做买卖，还是不愁没钱赚。但货物种类不一样了，风险也大了，该买进哪些紧俏的货物卖给军人，我可不在行。于是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英国军官们，向他们打听有没有建筑工程可做。经过两三次的努力，终于同军管亚历山大路日军货仓的一个印度旅谈成了生意。我跟一个个头高、身材瘦削的英国少校洽谈，他需要工人清理货仓内的日本货，然后把英军的货物搬进去。我和原籍上海的朋友刘友霖找了10O到150个工人给他，工资是每人每天2元。弟弟金耀当财政，也负责发工资。每天收工时，由军方点算工人，付钱给我们，再由我们发给工人。还有些建筑上的活儿另外计算。货仓工作由1945年10月开始，我一直忙到次年5月。新加坡总工会的活动基本上影响不到我们。除了1月30日和31日罢市两天以外，工人们天天清理货仓，把新的货物搬进去。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金耀领了钱准备发给工人，骑脚踏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严重事故。一辆罗厘行经维多利亚纪念堂时，不知怎的撞到他，拖着他走了好一段路，几乎把他的左臂给扯断，他的脸部也受了伤。我赶到医院看他。我们一家人一向相处得很融洽。金耀见到我，问的第一件事是钱有没有丢失。我听了不由得心痛。那不过是几百块钱而已，可见他对工作是多么认真。我尽量安慰他。幸好外科医生替他动手术，一切顺利。不过，他痛了几个月，不能走动。 到英国去读法律 我一面担心金耀的情况，一面也想到尚未完成的学业和对芝的感情越来越深。能不能很快在莱佛士学院读完文凭课程，我并不乐观。学院至少要一年后才能复课，我还要多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毕业，算起来就要浪费两三年的时间。我跟母亲商量，如果动用她的积蓄和首饰，外加我在黑市和包工赚到的钱，家里就负担得起我和金耀两人到英国读法律课程的费用。于是我打消了回莱佛士学院争取女皇奖学金的念头，而计划尽快到英国去。 1945年10到11月间，我介绍芝认识莱佛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管理员，使她当了图书馆的临时雇员。她一家人搬到了德文莎路一座浮脚楼，离我家有一英里，我经常送她回家。有时我们会中途停下来，到欧思礼路圣诺犹太教堂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谈心。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分部过去就设在附近。1945年l1月，我手头宽裕，买了一辆二手汽车。那是一辆战前的莫里斯牌汽车，换上了来自英军的部件。后来生意比较好，几个月后我把它卖掉，赚了一笔，换一辆经过修理的战前的福特牌V8型汽车。在日治时期，这辆汽车很可能是日军将领使用的。 除夕我带芝到安珀路振裕园参加一个年轻人的社交集会。振裕园是李浚源夫人在海边的房子。李浚源夫人是海峡土生华人的老前辈，丈夫去世了，非常富有。社交集会结束前，我牵着芝的手走到对着大海的花园。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再回莱佛士学院，要直接到英国读法律，三年后获得律师执业资格才回来，问她愿意不愿意等。芝问我知不知道她比我大两岁半。我说知道，还仔细考虑过了，我少年老成，朋友大多比我大。此外，我要的是跟我同样成熟的伴侣，不是入世未深、需要我照顾的那种；而另外再找到跟我同样成熟，兴趣也相同的女子，可能性很小。芝答应等。我们没告诉双方的家长。要他们同意等那么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方式：勇敢地面对遇到的个人难题，设法解决，既不躲避，也不置之不理。这次求爱终于开花结果。同年，即1946年，我开始策划如何离开新加坡。 3月间我写信给中殿法学协会，附上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中殿法学协会是英国伦敦四个培养律师的组织之一。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回信，说我亲自报名就会录取。当时开始有船开抵丹戎巴葛港，载英军回国复员。我拿着信找让我包工的英国少校，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搭上一艘运兵船。少校让我同负责运送军队的军官接洽。1946年5月间，我见了他的一个下属。我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很少本地人能说流利的英语，语法和用法都不成问题，又不带浓重的本地口音。我向他解释了自己的难题，告诉他战争中断了我的学业，耽误了我五年的时间，如今中殿法学协会录取了我。我出示中殿法学协会的来信，说我迫切需要坐船到英国去。对方同情我的遭遇，答应帮我的忙。7月间我接到便条，通知说能安排我登上一艘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 在忙碌奔波准备离开新加坡的两个月期间，我跟母亲一起到处寻找能顶得住英国冬寒的毛衣。我们在双溪路结霜桥旧货市场找到了用得上的大部分寒衣。双溪路旧货市场战前是买卖贼赃的地方，战后又活跃起来，专门售卖从英军那里弄来的物品，其中不少是英国当局送给复员回国的英军的物品。母亲买了一个四角有金属保护套的大木衣箱，把一张地毯、一床被褥、一件外套、两件运动衣、两条法兰绒裤和一套皇家空军巴拉瑟亚军服呢大衣全塞了进去。皇家空军大衣是向谐街最好的裁缝定做的。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有几个学生带了英国妻子回来，往往闹得很不愉快，家人不高兴，最后不是婚姻破裂，就是小两口到英国定居，因为他们无法在英国殖民地社会立足。在殖民地社会里，人们如果不是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他们，就是公开冷淡疏远他们。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后来我决定把真相告诉母亲。母亲精明得狠，一发现我打定了主意，将来不大可能带个陌生的英国女子回来，就不再找人了。她对芝的态度变得像个未来婆婆似的友善亲热。 我曾经告诉过母亲，芝是柯守智的女儿，在莱佛士学院英文和经济两科考试成绩压倒我。在我们制造胶水的那段日子，她也见过芝，到过她的家。芝的父亲是银行家，在华侨银行办事。他在爪哇出生，就像我父亲和祖母一样。芝的母亲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峡土生华人，跟我母亲一样。我们背景相似，在家里使用同样的语言，传统习惯一样，食物也一样。 芝是在美以美女子中学受教育，16岁考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进入莱佛士书院一个特别班，准备争取女皇奖学金，可惜没争到。她后来告诉我，她在等待白马王子。出现在她面前的王子是我，但我不是骑着白马前来，而是骑着硬胎脚踏车到来。1940年她进入莱佛士学院。我们在晚宴上和野餐时见面。当时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读第一年，适应方面有些困难；此外我也不急于接近女孩子，还不想找对象。我们偶尔在社交场合和讲堂碰面，彼此很友善，但关系谈不上亲密。1943年到1944年，我们在不同的境遇下重逢。经历了三年半的日治时期，我身心都成熟了，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她。芝关在公寓里做家务，学华语，有书就看，而且随时可以参与制造胶水的生意。 她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里受到充分的照顾，生活很愉快。家道还算不错，上学、到莱佛士学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车接送。她家很重视举止得体。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有一回我从图书馆用电单车送她回家，让她坐在后座。她母亲见了既惊愕又担忧，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人们会怎么想呢？谁会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让，那里离市区很远。那时多亏我有了汽车，可以开车子继续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国之前，我们相聚的时间很长。动身前，我叫住在我家的表弟林哈罗德在一两天内拍下我们一系列合影。我们当时年纪轻，又相互爱恋，渴望把生命中的这个美好时刻记录下来，作为我离家到英国三年的纪念品。分别后什么时候能重逢，我们不晓得。我跟她一样，盼望她能回莱佛士学院，赢得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跟我团聚。她是铁了心跟我，我感觉得到。我也决心不辜负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岁生日这天，我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客轮，在甲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她热泪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泪。父母亲、弟妹和一些朋友，还有韩瑞生，到码头给我送行，祝我一路顺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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