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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 林成西 许蓉生 卷首语 中共中央特科，这个机构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还相当陌生，甚至闻所未闻。 特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中共中央警卫团，这支人民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负责直接保卫党中央的特殊警卫部队，那么中央特科则是在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保卫党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卫部队。 所谓“特殊”，就在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处境极其险恶：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随时都处于可能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同样，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大使命的特科，也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也是随时险象丛生。 时间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三年。 就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这点而言，中央特科可以说就是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支警卫部队。 中共中央特科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特科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它的成员中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中央特科那真实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斗争历程，惊险曲折，动人心魄，足以令那些刻意杜撰的侦探间谍故事黯然失色。 正因为有强捍而高效率的中央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挫折，但身处虎穴龙潭之中的中共中央机关却始终安然无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支白色恐怖下的中央警卫部队的创建者和最高负责人——就是后来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第一章 大江东去，江雾迷茫。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密。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生意人的模佯，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然而，这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地从它旁边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埔的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货物”里面。 祥泰木器行运木船上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一九二六年五月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呜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十月九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街口的动静，他们的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混饨豆腐脑担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思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处境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 ……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枪射手的掩体。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这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民运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了叛徒。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一九二八年四月特科成立之初，中央就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特科人员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训练班每期二十天，绝大部分特科人员先后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 总务科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一九三一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一科最初被称为“总部”，它的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要负责安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下来。所以，一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系。 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队”而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摄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沽。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处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特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是李强。这个科最初的职贵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从一九二八年起，特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和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后来这个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 按照中央特科内部的分工，武装行动通常只是由红队担任。但这一次，为了营救彭湃等重要领导人，特科人员几乎全部上阵。 枫林桥。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然而，令人望眼欲穿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他娘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一脸油汗，烦燥不安，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蹭了几下。 顾顺章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央特科科长，他直接带领红队。这一次，他是“劫法场”的现场总指挥。 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政治保卫干部之一。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吴凇人，一九Ｏ三年生。顾顺章最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后来成为公司的事务员，也有材料说他后来升为“拿摩温”（工头）。“五卅”运动之前，顾顺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顺章身材矮壮，人很精干，头脑灵活，可以双手开枪，枪法很准，使刀弄棍也有两下子。另外，他还会耍魔术，魔术达到专业水平，曾在上海大世界等处多次登台献技。顾顺章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物。他过去入过青帮，吃喝嫖赌都来，在他的身上流氓无产者的习气颇为突出。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勇敢，很有一股子冲劲，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治保卫干部。这年十一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一九二七年五月，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中央军委下设两个科，一个是组织科，另一个就是特科（又称特务科）。 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中央军委并不象后来那样直接指挥军队，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最初的中央军委主要做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向军队派遣党员士兵和干部，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以及从事军事情报和政治保卫等方面的工作。 此时的特科，也不象后来的特科那样专门从事对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保卫，最初的特科还兼有其它的职责。 特科下设四个股。即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土匪股。其中，土匪股就是专为打击土匪而设，它的职责显然并不直接服务于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而是服从于当时斗争的特殊需要。在当时，汪精卫还打着“左派领袖”的旗号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赤都”武汉，中央固然需要政治保卫，但安全问题还不象后来那样突出。 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顾顺章，被任命为特科科长。顾顺章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四·一二”之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强调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加强工人成分。顾顺章算是工人出身，正好赶上这趟车，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顾顺章一起被“加强”进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一位叫向忠发的老工人。向忠发当时四十六岁，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成员。此后，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 “五大”之后不久，经中央常委决定，顾顺章进入由周思来等七人组成的中央军委。“八七”会议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顾顺章由中央委员变成了政治局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受命对中央机构进行组织整顿，以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的斗争需要。 在中央，建立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在特委之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机构。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直接指挥特科。经过整顿之后，中央特科将原来的四个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顾倾章仍然担任中央特科科长。 顾顺章搞特科工作，还是象他过去搞工人纠察队那样，喜欢聚众而来，呼啸而去，大打出手，打它个稀里哗啦。让他率队武装拦截囚车，他觉得来劲。 现在，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囚车的影子，顾顺章不耐烦了。“劫法场”的人们也开始沉不仅气了。“是不是囚车已经过去了？”“我们出发时间太晚，很可能错过了。” 特科的这次武装劫救行动，所有环节都作了周密的考虑，但二十八日这天早上临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接到武装劫救的指示后，特科连夜紧急准备。因为参加行动的人多，特科现有的枪支不够，于是派人临时向洋行购买。 按照预定计划，特科人员将在二十八日一早赶到枫林桥。这天早上，参加行动的人们在同孚路特科机关集中，等待一辆摩托车把枪送来。当打开箱子一看，才发现里面的手枪全都涂有一层厚厚的防锈黄油，必须擦掉黄油才能使用。于是马上派人上街去买煤油。大伙心急火燎地好容易才将几十支手枪擦洗出来，但已经使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两个小时。 枫林桥一带人渐渐多起来了。“外景”队呆在这里时间太长会引起怀疑，不能再等下去了。看样子，拦截的时机已经错过。 顾顺章再一次抬腕看表之后，悻悻他说了声：“撤！” 果然，内线的情报很快就证实：就是因为临时擦抢耽误了时间，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在特科赶到之前，已通过枫林桥开往龙华去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从容就义。押赴刑场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彭湃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予以处决！” 周恩来浓眉高扬，神情激愤，平时那柔和的苏北口音此时变得异常严厉。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全党极其悲痈。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谁不知道广东有彭湃，谁不知道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一切反革命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穷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地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现在，如果还让出卖彭湃的叛徒逍遥法外，不仅难以告慰烈士英灵，而且还会继续给党的秘密组织造成威胁。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下午，特科的情报科就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一九二七年曾在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营担任过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被提升为团长。一九二九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早在一个月之前，白鑫就已经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白鑫作为军委秘书，对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想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民党，以换取巨额的奖金，并且作为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不过，范争波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范争波的胃口相当大，他想要利用白鑫将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尤其是想抓到周恩来和彭湃。 范争波所要等的机会，就是乘军委开会的时候动手，这样才可能一网打尽。 要寻找这样的机会并不困难。当时，中央军委经常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周恩来作为军委书记通常都要主持会议。而每次开会，都是由军委秘书白鑫负责通知开会时间、地点和开会的人员。 机会很快就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这天，中央军委的会议就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二楼白鑫的家里举行。 巡捕房的搜捕行动就象事先经过演习一般，准确无误。包围楼房之后，巡捕和包探进入房间，按名捕人。为了掩人耳目，在逮捕彭湃等人的同时，故意将白鑫夫妇一起带走。范争波还想再度利用这个叛徒。 白鑫得了一大笔赏钱，但却终日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他自知罪大恶极，干了这种事情，特科绝对饶不了他。并且红队镇压叛徒的利害，他素来是非常清楚的。 白鑫只好乞求他的新主子给予保护。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披露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的消息时，同时也发表了一条关于白鑫的报导，称：白鑫“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以前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云云。 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放出的烟幕，目的在于掩盖白鑫告密的罪行，并造成白鑫已经离开上海的假象，以保护这个叛徒逃避镇压。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特科情报科根据在上海特务机关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了解到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就躲在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内。 此外，特科还通过一位叫柯麟的地下党员了解白鑫的动向。 当时，柯麟化名柯达文，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了一家“达生医院”。这家医院是一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每月要在医院内开一次会。过去白鑫也经常到柯麟的医院看病，不过由于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白鑫并不知道这位医术高明的柯大夫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底细。 彭湃被捕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事发的第二天一早，柯麟还在住家的五洲药房楼上，关向应就已经匆匆赶来敲门了。当时关向应是中央军委委员，团中央书记。后来关向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一二Ｏ师政委。在去苏区之前，关向应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关向应让柯麟注意，白鑫最近有可能到他的医院看病，因为白鑫正在患疟疾，而他一向是相信柯麟的医术的。特科要求柯麟作好准备。 接着，陈赓又来通知柯麟：特科已经在五洲药房附近设立了联络点，一旦白鑫出现，就立即去找联络员。陈赓临走，还留下了他在新世界饭店的房间号码，让柯麟无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果然，几天之后白鑫突然来到五洲药房。这个叛徒不敢去医院看病，直接找到柯麟家中。和白鑫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婆和两名保缥。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何设法脱身。开了处方之后，柯麟借口下楼找药，迅速从后门去了联络点，但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人去楼空。就象老鼠一般，叛徒白鑫深藏巢穴之中，偶尔外出，行动也是相当诡秘。 陈赓听了柯麟汇报，决定让柯麟继续照常营业，同时在医院和五洲药房附近布置了红队的武装力量，昼夜埋伏，准备捉拿白鑫。 “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年轻的情报科长对柯麟医生说。 但红队整整等了一周，白鑫也没有露面。陈赓判断，白鑫担心出事不敢外出看病，但很可能会请柯麟出诊。 两个星期之后，柯麟果然接到白鑫的电话，请他到法租界白官饭店看病。柯麟去后，发现在场的不仅有白鑫的老婆，保镖，并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也在坐。范争波与白鑫是同乡，白鑫叛变就是由他牵线，现在他又充当起这个叛徒的保护人了。 下一次白鑫再打电话请柯麟出诊，地点又改在范争波的公馆里了。大概白鑫觉得离开公馆一步都有危险，还是躲在里面最安全。但这样一来，反而使柯麟搞清了白鑫藏身的准确地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四十三号。 特科马上对范争波的公馆严密监规。柯麟按陈赓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最后一家租房住下。陈赓自己则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租下了三楼的房间。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四十三号范争波住宅内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处境危险，惶惶不可终日，并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办法。于是他请求让他出国，去意大利躲过风头再回来。 白鑫秘密作好了出国的准备。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中央特科决定在白鑫动身这天将其处决。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这是一座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著名大教堂。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这里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联络据点。教堂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里开过会。 圣彼德教堂的主持牧师董键吾，浙江青浦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董健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央特科，以牧帅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董健吾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美国进步作家埃施加·斯诺的笔下，他被称为“红色牧师”。一九三Ｏ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收养并保护烈士遗孤和中央领导人的后代，包括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蔡和森、彭湃、杨殷的儿子、恽代英和李立三的女儿。…… 在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之前，陈赓来圣彼德教堂找董健吾这位红色牧师，是要他前往白鑫隐藏的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把进退路线摸清楚。 在和合坊，范争波已经加强了戒备，不但在公馆内增加了保缥，而且在和合坊弄堂的两头都加派了武装人员日夜站岗巡逻。只有身穿法衣的牧师出现在那里不容易引人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就将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交到了陈赓手上。 白鑫临行这天，范争波公馆里人员进进出出，显得非常忙碌。范家的佣人从外面买回许多水果，迹象表明，内线提供的关于白鑫在十一月十一日离沪的情报是准确的。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公馆门口出现了。在夜幕掩护下，白鑫由范争彼及其兄弟和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汽车走去。送白鑫去码头的汽车就停在距公馆门口不远的地方。白鑫面无血色，战战兢兢，极度的紧张。恐惧和兴奋使他几乎无法自持：几个月以来象躲在老鼠洞中一样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眼看就要结束了，只要车到码头，船一开就远走高飞，从此摆脱噩梦，逍遥自在。他一看见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去。 车门刚刚拉开，正要俯身上车，突然一声“不许动！”犹如睛天霹雳一般，白鑫等人浑身一抖，顿时惊呆了。 七八个人影象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从四周包围上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白鑫等人。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红队已经开火了。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窄宁静的弄堂内震耳欲聋。一名保镖当即栽倒在地，白鑫等人立即四下逃窜。 白鑫一边向范公馆大门狂奔，一边拔枪企图抵抗。几名红队队员在后面紧追不舍。复仇的子弹＂嗖嗖”作响，追上了白鑫，钻进了他的身体。白鑫扑倒在地，红队队员赶上来又是几梭子子弹，叛徒的身上顿时成了筛子，充满腥味的血污流了一地。 枪战短促而激烈。特务头子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受伤倒地，范争波的兄弟当场毙命。 红队迅速撤离现场。刚到弄堂口，在那里巡逻的一名巡捕开枪栏截，立刻被迎面而来的子掸扫倒在地。在距和合坊不远的蒲石路重庆路口，停着一辆引擎早已发动的汽车，红队队员们跳上车，汽车立刻绝尘而去，消失在十里洋场之中。 第二天，蒙蒙细雨之中，报童们在街头边跑边喊：“看报，看报，看霞飞路特大血案……”处决白鑫的行动成为上海各报的头号新闻。在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上，白鑫一案被详细报导，描绘得有声有色。 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二十年代的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 第三章 一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以后，就藏身在租界里。这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隶属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务处。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六千多人（据一九三七年统计），每年所花经费经常占工部局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二千多人（一九三六年统计），所花经费经常占公董局预算的三分之一。巡捕和侦探中有英国人、法国人，他们大多是各级头目。经常在街头路口巡逻的多是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属于公共租界）和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的上海人多这样称呼他们，属于法租界）。不过，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大多数巡埔、侦探还是中国人。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领事法庭，后来又出现所谓“会审公廨”，民国年间，又成立所谓“特种法院”。这些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兰局共同主持，但实际上却成为工部局的附属机构，既不受中国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节的。现在，当中国共产党陷入空前的危险状态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又一次选择了上海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个角落里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４４７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福兴字庄”是由熊谨玎一手建立起来的。熊瑾玎接受任务后，立即以商人的身份四处觅房。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这三间房子。这个地方很适合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楼下是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始启用。作为掩护，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当上了商号“老板”。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中央就给熊“老板”择了一门“亲事”。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这位“老板娘”就是朱端绶，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Ｏ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登门看望了还健在的朱端绶。老人向她谈起了当年开会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也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的成员们常常在“熊老板”家吃饭。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长的黄介然老人后来回忆说：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有说有笑。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几个月来，每个礼拜总有几天早晨，都会看到这位男子向震旦大学走去。在他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大学的教授，此时正步行去学校上课。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ＯＯ号是一所常见石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为“中央办公厅。” 通常，“中央办公厅”的事情繁多，前来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等候。不过这一天还比较清闲，下午三点以后，工作就已处理完了。周恩来便来到坐机关的王根英的屋子。他当过陈赓夫妇的“月老”，彼此间的关系亲密而随便。 正巧，陈赓这天回家来了。虽然同在上海，又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但陈赓能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不大多。见到老上级和老朋友，大家都很开心。 坐了－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向他：“你看看这是谁？” 陈赓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从中间分开，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想了许久，只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哪－个。 周恩来见这个素来以眼光敏锐，善于识别人而自得的情报科长都被难住了，忍不住提示了陈赓一句：“是黄埔军校的。” 陈赓又看了一会，仍然摇摇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来忍不住开怀大笑。 “什么？是你！照片上的人比起你来起码大了十岁。”陈赓这才恍然大悟。“照这样的化装像作什么用？” “自有妙用。不过，连你这个常在我身边的情报专家都认不出来，那一定万无一失了。”二十年后，担任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普曼采访时，他还饶有兴趣地讲了这一则当年的轶事。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赓当时懊恼的窘相，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了全党。 四 四月十五日上午，一个年约二十五六的青年男子来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家住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这家的大门。后来的这个人身材比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他之前来到的那个男子，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 罗亦农是党内声望很高的年轻领袖，他是湖南湘潭人，一九０二年出生。一九二０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一九二七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出巡两湖，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 邓小平是受罗亦农之约，来这个用于中央组织局的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务的。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两个人应该一先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邓小平从机关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他知道，这个“鞋匠”是特种的人，化装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邓小平楞了一下，他看见那个“鞋匠”漫不经心地向他作了一个手势。这是一个暗号——“出事了，赶快离开！”他不敢停留，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街口的时候，他迅速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几个身穿便衣的包探已经堵住了机关大门。 前后只差了一分钟时间！ 邓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罗亦农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便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负责组织营救，井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 当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员来到罗亦农的住处，要李文宜立即到愚园路亨昌里的一处秘密机关。在这里她见到顾顺章，获悉丈夫被埔的噩耗。顾顺章还对她说，原来的住所很可能暴露，不能再回去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一家旅馆。此后几天，李文宜每天换个住处，提心吊胆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四月二十二日，顾顺章来到李文宜的住处，对她说：“你马上到龙华去，在文治大学的那个马路口右边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去看看贴了什么样的纸条。” 李文宜疑虑不安地望着顾顺章，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不便追问，便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往龙华去看个究竟。 在顾顺章所说的那根电线扦上，她果然看到了丈夫的消息。 这不是一张纸条，而是一幅布告，上面怵目惊心地用朱笔。打了－个大勾。奉蒋总司令命，共党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来，罗亦农被捕之后，只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了。在劝降失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被捕到牺牲，前后只有六天时间。特科的营救未能成功。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李文宜还是被这噩耗击懵了，在布告处木然呆立了很久。绵绵的春雨逐渐浇醒了她的头脑，这个勇敢的女人决定马上寻找丈夫的遗骸。 龙华是当年上海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李文宜很快就打听到丈夫就义的刑场。这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地，当中有一滩鲜红的血泊，在血泊旁边丢着一根贴在竹竿上的纸标，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斩标”。上面赫然写着“共党要犯罗亦农”，“罗亦农”三个字上还划了一个猩红的圆圈。李文宜看到丈夫的名字，顿时两眼发黑，双腿一软，昏倒在地。醒过来时，她看见周围站着几个当地的百姓，便向他们打听，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的尸体移到哪里去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向她作了一个手势，默默地领若她向前走了不长的一段路，在一丛灌木的前方有一个黄土孤坟，老人用手指了一指，就默默地离开了。这是一个草草堆起的新坟，没有墓碑，周围也没有任何标志。坟里埋的究竟是不是亦农？是谁掩埋的，是自己的同志，还是专行善事的经善堂用薄木棺材埋的？李文宜站在坟前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回去向组织汇报后再来查明。 第二天一早，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杨庆兰找到李文宜的住所，要她立即转移到新的住所。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牺牲于广州起义中的中央政抬局候补委员张太雷的遗孀王一知。当天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到这里看望两位烈士的遗属。李文宜含泪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一支手枪，亲手杀掉出卖丈夫的叛徒；第二，查看罗亦农是否已经掩埋，如果是经善堂的草草掩埋，要另行安葬；第三，请求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 周思来回答李文宜，中央理解你的心情，也相信你的决心，但是你没有使用手枪的技术，这事万万不能由你去做。处理叛徒由中央负责，要不了几天就会见分晓。其他要求不成问题。 草草料理了罗亦农后事，李文宜就同瞿秋白的妻子扬之华结伴同行，前往莫斯科。扬之华是去出席“六大”的。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年轻领袖罗亦农，就这样同他曾经英勇战斗过的上海大地融为一起。可以告慰罗亦农英灵于九泉的是，他还关在巡捕房的时候，中央特科就提前为他报仇雪恨了。 五 位于北四川路和老靶子路交界处，有一家“三民照相馆”。这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机关。 罗亦农被捕的当天下午，顾顺章和刚刚担任情报科长不久的陈赓一前一后来到照相馆。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捕，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周恩来立即命令顾顺章和陈赓全力处理此事。 罗亦农被捕时的情景十分蹊跷。带队前来捕人的是戈登路巡捕房的捕头洛克，他用德语同“坐机关”的贺芝华交谈了几句后，当即将罗亦农逮捕，并且直接了当地时他说：“你是罗亦农，我就是来抓你的。”除了罗亦农，在场的其他人都未被捕，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秘密文件也没有被抄。这种值况，是从未有过的。 显然，内部出了奸细，是他出卖了罗亦农。 这个出卖罗亦农的奸细到底是谁？顾倾章立即派人找到巡捕房的内线打听。现在，他和陈赓正在照相馆焦急地等候着消息。 巡捕房就是租界的警察局，它同那个时代中国各地的“局子”一样，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罪恶渊源。巡捕分为西捕（西洋人，公共租界主要为英国人，法租界主要为法国人）、印捕（印度人，法租界则由越南人充当）和华捕（华人）三种。巡捕房的各级头目大都由西捕充当，但人数最多的还是华捕。无论是盛气凌人的西捕还是甘当外国殖民者鹰犬的华捕，大多灵魂空虚、惟利是图，心中既无国家民族，更没有理想信仰。华捕的待遇很低，工资只有同级西捕的七分之一。因此，他们的收入更多的是靠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而来。而西捕尽管收入已很优厚，但仍欲望难填。无论是谁，只要给钱，就可以向他出卖情报，通风报信，如此种种，就为特科获取情报，保卫中央领导和机关提供了许多方便。 旧时的上海，可以说是帮会的天下。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控制的青帮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也不例外。从租界警务处长、总巡，到普通的西捕和华埔，许多人都与黑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华捕们更多为青红帮的各级喽罗。顾顺章原来就是青帮的活跃份子，主持特科工作后，便利用这些关系与各巡捕房的西捕、华捕们建立了联系。许多巡捕都定期接受特科的津贴，充当特科的“线人”，如果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情报，还有额外的“奖金”。因此，巡捕房出动缉拿共产党人或破坏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特科往往能在一小时或半小时前得到消息，从而避免了许多损失。 但是，这次罗亦农的被捕，事先特科的情报人员竟毫无所知。因此顾顺章格外恼火。他立即派情报科的一名工作人员火速与戈登路巡捕房的内线联系，一定要打听出个究竟。 顾顺章和陈赓等了很久，打听消息的人终于回来了。他带回的情报果然证实了大家的猜测——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的。 来自巡捕房的消息说，当天早上，有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漂亮女人主动找到总捕房政治部，自诩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而且其中多数是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各级负责人。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两张出国护照和二万美金，让她到她所想去的国家，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把名单全部交出来。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她可以先提供线索。今天上午就可以抓到共产党总负责人之一的罗亦农。上午十点左右，西捕头洛克突然带队出动，不久，就把罗亦农抓回来了。 听了汇报，顾顺章和陈赓几乎同时想到了两个人——主持这个秘密机关的何家兴和贺芝华夫妇。 贺芝华是四川人，曾随何家兴一同到苏联东方大学留过学。从苏联回国后，双双被分配到中央组织局，在罗亦农领导下作秘书工作。他们主持的这个机关，是组织局的一个中心机关，主要是联系参加南昌起义后从潮汕和香港等地辗转来到上海的同志，为他们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作为组织部的秘书人员，他们的手中当然能掌握数百人的名单和住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中央的负责人。 情况紧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打探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必须迅速落实情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关系到几百个同志的生命安全。 情报很快得到证实。出卖罗亦农的果然是何家兴夫妇。 何家兴和贺芝华，素来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从国外回来后，仍然迷恋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经常出入茶楼酒馆、舞厅剧场，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有时外出很晚才回家。罗亦农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当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元，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水平，这个数字足以维持普通市民的生活用度，但要想常常出入酒馆舞厅，就远远不够了。 何家兴夫妇早已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本可以象当时的许多人那样，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互不妨碍。以当时险恶的环境，这样做最多被人视为胆小鬼，也无可厚非。无论当时或后来，都不会受到追究。然而，他们却丧尽天良，处心积虑地要用自己同志的生命来换取一笔丰厚的赏金，以便能远走高飞，享受优裕的生活。 四月十五日早上，贺芝华与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初步达成协议后，总房就通知戈登路巡捕房随时准备出动。按照约定，罗亦农一到机关，他们就派机关的烧饭娘姨送信给站在戈登路和爱义文路口的华捕。捕房西捕头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带队出动，罗亦农正准备出门，就被逮捕了。贺芝华在同洛克交谈时，还送给他一枚钻石戒指。 情报落实了，顾顺章和陈赓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尽快处决叛徒，夺回那份关系重大的名单！ 四月十六日凌晨，何家兴夫妇的寓所门外突然燃放起鞭炮。在震耳的鞭炮声中，“红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踢开房门，冲进房内。何家兴夫妇还躺在床上，已经被手枪逼住，被迫交出了名单。这时狗男女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断求饶。队员没有理睬他们，几声枪响，两个叛徒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完成了任务的“红队”队员们在鞭炮声中安然离去。 事后才知道，何家兴当场毙命，而贺芝华只受了重伤，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得知她被送到广慈医院治疗，因为防范很严，难以下手，加之名单已经夺回，她已无法作祟，“红队”便饶了她的性命，让她回到四川老家乡下去了。 罗亦农的在天之灵已得到安慰，中央领导人和数百名地下党员也转危为安。 第四章 一 位于南京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民国初年曾是江苏省议会。每天进出中央党部大楼的都是一些身着黑色中山装头戴礼帽或布履长衫的党棍和政客。这些神态俨然的人物在楼梯或走廊上相遇，彼此点头哈腰，笑容可掬，然后收起笑容步履匆匆而去。他们各怀心事，各有目的，到这里来无非是钻营仕途，追逐名利。 在一九二八年，这些匆匆出入于中央党部大楼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到大楼西南角二楼的两间并不起眼的办公室，不知什么时候在门口钉上了一块“调查科”的牌子。 党部大楼二楼是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区。组织部是掌管人事大权的地方，到这里烧香拜神的人特别多，各个办公室常常是门庭若市，香火旺盛。只有调查科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相形之下这里似乎成了冷坛破庙。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后来国民党最大的两个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最初就是从这两间无人间津的办公室中开始发端的。 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特科的一个最凶恶的对手，就在这间办公室内悄然降生了。 当初，即使在中央党部内，也很少有人知道这调查科的来头不小。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有调查科。那时的调查科只是收集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成份、经历、动态之类，有时也作一些一般性的社会调查。总之在人们心目中，在组织部内部，比起那些可以直接任免干部、决定仕途进退的部门，调查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的清水衙门而已。但自从陈立夫于一九二八年亲自担任调查科主任之后，调查科的地位就今非昔比了。 二 “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所谓“陈家党”，就是指二陈兄弟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控制。二陈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也。 陈果夫生于一八九二年，陈立夫生于一九００年，两兄弟相差八岁。二陈是浙江吴兴县人。吴兴县在清代为湖州府。“苏湖熟，天下足”，苏，指苏州；湖，即湖州，皆为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膏腴之地。湖州地处东南，得风气之先。辛亥革命前夕，这里也是革命党人特别活跃的地区之一。 陈果夫、陈立夫还在童年时期，其父的两个兄弟就已经参加了同盟会的反清活动。特别是二叔陈其美，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风云人物。而陈其美的经历对于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后来的政治生涯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并且构成了二陈兄弟在国民党内飞黄腾达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陈其美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甲午战败，清廷对日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陈其美放弃原来商业救国的思想，加入了哥老会，开始秘密的反清活动，并逐渐成为上海青帮的大头目。后来，陈其美东渡日本，先入警监学堂，后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他见到了孙中山，很快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中坚分子，并且成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其美结识了一位刚刚来自浙江的小青年，此人就是蒋介石。 陈其美和落介石都是浙江同乡人，加之二人意气相投，因此一见如故，大有相识恨晚之慨，于是陈其美和蒋介石很快就结为拜把兄弟。陈其美比蒋介石大九岁，被蒋介石尊为大哥。此时的陈其美在革命党人中尤其是在会党中已经是响当当的头面人物，而年纪还不满二十岁的蒋介石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而已。 小兄弟自然要靠老大哥提携。在陈其美的介绍之下，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陈其美手下的主要亲信。随后，陈其美又介绍蒋介石加入青帮。一九一三年，经陈其美引荐，蒋介石在日本第一次受到孙中山的单独召见。 与陈其美的结识，奠定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基础。日后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入主黄埔，进而总揽军权；蒋介石在上海靠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相助发展势力，追本溯源都全靠把兄陈其美当初的引进之恩。因此，落介石一生都把陈其美奉为恩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联络会党、防军举兵响应，攻克清军的主要据点江南制造总局，随即占领上海。陈其美在上海的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强有力的支持。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府都督，立刻任命自己的小兄弟蒋介石为沪军第五团团长。 在南京，孙中山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席不暇暧，辛亥革命成果就被衰世凯纂夺。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很快就暴露无遗。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起兵讨袁，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不久陈其美返回上海筹划起义。蒋介石协助陈其美刺杀了袁世凯的湘沪镇守使郑汝成，并发动“肇和”号军舰起义。不料就在这时，袁世凯派遣的杀手溜进了陈其美寄宿的法租界萨坡赛路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两颗子弹洞穿了陈其美的头颅，陈其美顿时丧命黄泉。 蒋介石闻讯，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将陈其美的尸体载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入硷，并撰写祭文悼念。 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于是对陈其美的亲信蒋介石信任有加，逐渐委以重任，蒋介石遂得以发迹。落介石则把对陈其美的感念之情移注于陈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身上。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不仅年龄相差较大，而且从小志趣各异。老大陈果夫很早就表现出从政的热情；老二陈立夫最初却不问政治，一心想当一名采矿工程师。然而，陈氏兄弟最后却殊途同归，携手从政，同为国民党党魁。 陈果夫热衷政治是受其二叔陈其美的影响。辛亥革命前，陈果夫就读于浙江陆军小学时，就参加了驱逐陆小总办的学生风潮，并成为学生领袖。武昌起义爆发后，陈果夫很快就加入同盟会，后来又跟随陈其美从事反袁起义，并在这时认识了蒋介石。 陈其美死后，陈果夫与蒋介石交往日益密切。从一九二０年起，陈、蒋二人与戴季陶、张静江还在上海搞过一阵证券交易所的投机生意。落介石去广东，将正在上海读书的儿子蒋经国托付给“果夫哥哥”照顾。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陈果夫就在上海替蒋介石采办军服、马匹等物资，并罗致军官、军医、无线电人才和其他技术人才。一九二六年四月，陈果夫离开上海前往广州，马上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开始从事党务。 陈立夫则是绕了一个圈子之后才进入政界的。当陈果夫和蒋介石等人在上海滩的证券交易场中盈亏增损、升降沉浮，在广东为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紧张奔忙时，陈立夫正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潜心苦读。此时的陈立夫两耳不闻窗外事，成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一门心思地攻读矿冶工程学位，对哥哥陈果夫从事的政治活动不屑一顾。 一九二五年，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获得矿冶工程硕士学位，本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但在陈果夫的一再催促下只好启程回国。陈果夫之所以让弟弟离开美国，那是因为急于替落介石物色人才。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扩张势力，培植党羽，急需一批既忠实可靠又有能力的人才。陈氏兄弟是陈其美的侄儿，自然是最佳人选。并且蒋介石特别看重自幼聪明机灵的陈立夫，一心要将他网罗到自己麾下。 陈立夫虽然经兄长反复劝说，仍然犹豫不决，对于一向倾心的工程技术难以割爱，迟迟下不了从政的决心。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一再致电陈立夫，说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以开革命之矿。 陈立夫终于拿定了主意。一九二五年底，陈立夫带着陈果夫给蒋介石的信，在细雪纷飞之中登船从上海前往广州。 从此，在中国矿冶工程界，一面本来大有希望的新星中途殒落了；在民国政界却升起了一颗光芒有角的黑煞星。而对于肩负保卫中共中央重任的特科来说，则多了一个非常险恶的敌人。 陈立夫容貌清秀，又刚刚喝了几年洋水，西装革履，更加显得气度出众。蒋介石一见大有好感，立刻安排陈立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机要秘书，让他跟随在自己身边参与机要。而陈立夫不从政则已，一旦从政，立刻显示出极大的政治能量，甚至超过他的老兄陈果夫。 陈立夫刚刚当上机要秘书没有几天就遇上蒋介石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声称要出国修养。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为发展个人势力，与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以及与汪精卫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正如蒋介石后来三番两次玩弄的辞职把戏一样，这时提出辞呈其实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要挟手段罢了。不料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并未如蒋介石所期待的那样予以挽留，这就使蒋介石无法下台，只好派人购买船票，带着陈立夫准备离开广州去上海，然后出国。 陈立夫尽管初涉政坛，政治直觉却相当灵敏，他感到如果蒋介石此时离开广东很可能从此大权旁落，因此竭力劝说蒋介石留在广州与共产党斗。但蒋介石已经势成骑虎，只好仍然乘车前往码头。 “干，手上有兵为什么不干？”初出茅庐的小秘书在车上仍然对蒋介石陈述厉害。车到码头，轮船已经升火待发。蒋介石身披黑色大氅立于朔风之中，沉吟良久，最后断然将手一挥：“回去，不走了！” 一周之后，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这是一起现代“白虎堂”事件，蒋介石借口中央舰擅入黄埔，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并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随后利用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妥协退让，迫使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此后，蒋介石加快了夺取军权和排斥打击共产党的步伐。 二十多年后，周恩来在分析当时国共关系时，谈到了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张静江、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对陈立夫大为赞赏。陈立夫很快就被蒋介石提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长。 对于蒋介石来说，陈氏兄弟既是自己的恩人陈其美的侄儿．又颇具才干，并且对自己忠心耿耿，于是对二陈更加另眼相看，视为心腹，倚为股肱；而陈果夫，陈立夫也把自己的政治赌注全部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决心与蒋介石同荣辱共沉浮。“蒋、宋、孔、陈”之中，蒋、陈最先结盟。 一九二七年“六一五”之后，尽管蒋介石、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其它派别都一致联合反共，但争夺中央领导权的矛盾却日趋激烈。当时，除了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武汉各有一个中央党部，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搞了一个中央党部。一时之间中国出现了三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宁、汉、沪三方的争夺中，蒋介石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蒋介石只好宣布下野。 蒋介石的下野促成了宁、汉、沪三方合流，，三方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暂时行使中央职权。 陈果夫虽然被任命为代理组织部长，但二陈兄弟暗中却在为蒋介石的复出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陈果夫、陈立夫联络拥蒋政治力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其英文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ｌｕｂ的缩写是ＣＣ，所以该组织简称ＣＣ。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执政。二陈兄弟是患难之中的忠臣，拥戴有功，因此格外受到重用。蒋介石将党务交给陈果夫经营，由陈果夫、陈立夫负责主持“清党”反共。从此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了二陈兄弟的禁地，开始了“陈家党”的时代。 二陈兄弟把持党务，炙手可热，权势熏天，自然趋附者众，于是在国民党中逐渐自成体系。因陈果夫、陈立夫的英文拼写第一个字母都是Ｃ于是人们便将过去“中央俱乐部”的ＣＣ移花接木，解释为陈果夫、陈立夫的英文名字的缩写ＣＣ。以二陈为首领的派系也就被称为ＣＣ系。 以二陈为首的ＣＣ系通过对各级党部的整顿和改组，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市的各级党部，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庞大的派系。ＣＣ的核心是中央组织部。而在中央组织部，由“二老板”陆立夫亲自担任主任的调查科则是最为要害的部门。 三 陈立夫堪称国民党特务的开山祖师。 当陈立夫于一九二八年草创特务机构时，戴笠当时是黄埔六期学生，毛人凤则是一个县政府内终日伏案抄抄写写的小秘书。这两个后来著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此时还是无名小卒而已。而这个时候，陈立夫已经在着手建立国民党的第一个特务组织了。 陈立夫亲自主持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后，对调查科的职能作了新的规定： 调查科除了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外，主要的任务是搜集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情报，配合国民党警宪机关破坏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秘密组织。 这样一来，组织部调查科由原来的党务部门，变成了一个专门镇压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异己力量的特务机构。调查科就是后来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局的前身。 建立特务机构，这正是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经过下野到重新上台的一番折腾，深知要建立对党、政、军的独裁统治，就必须严厉镇压国民党内的各派异己力量。但国民党至少表面上还是“五权共和”，蒋介石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公开动用国家机关来打击他的政敌，这就需要建立惟领袖之命是从的特务机构。 不过，蒋介石建立特务机构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对付共产党。 “七一五”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销声匿迹，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各地的起义和城市暴动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足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仍在有效地活动，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共产党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面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几乎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着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加以保卫，就更加难以破坏。而在租界这个洋人统治的“国中之国”内，国民党公开的警宪机关不便公开进行侦破和搜捕，因此，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必须依靠秘密的特务机关。 在蒋介石看来，特务活动的成败利钝，关系党国存亡。因此他对于陈立夫草创的特务机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尽力加以扶植。 最初作为党务部门的调查科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有总干事、助理干事共十来个人，几张写字台，如此而已。自从陈立夫入主调查科之后，调查科的状况就今非昔比了。调查科的机构迅速膨胀，陆续增设了特务组和言文股、文书股等机构。 陈立夫特地从中央党务党校和黄埔六期精心挑选了近三十名受过政治警察圳练的毕业生，充实到调查科。 在调查科内，新成立的特务组又是其中最要害的部门。调查科一般的特务活动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而所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被认为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都由特务组负责。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央党部其它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 过去冷冷清情的调查科，只因成了“特”字号，很快就身价百倍，成了中央组织部内机构最庞大、最为要害的部门。 陈立失将调查科改造为特务机构之后，就将调查科交给他的亲信去具体负责。 担任调查科主任的都是ＣＣ系骨干，这些人在调查科干不了多久很快就可以升官晋级。调查科成了登龙门的终南捷径。 继陈立夫担任调查科主任的是张道藩。张是贵州盘县人，二十年代初期留学法国学习油画。这位学艺术的留学生的志趣并不在形体和色彩，而是醉心于政治。张道藩因为是ＣＣ系的高级骨干，被陈立夫选中当了调查科主任。张道藩在调查科只干了几个月就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曾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张道藩的后任吴大钧是浙江人，曾留学美国，与陈立夫私交甚笃。吴大钧当了半年调查科主任，就升为中央统计处处长，同时又负责筹备开办中正书局。调查科主任一职交给了叶秀峰。 叶秀峰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又和陈立夫一起赴美留学，二人私交极深，互相称兄道弟。叶秀峰在调查科干的时间也不长，到一九二九年底就升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以后历任南京市党部组织部部长、西康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统局局长、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总干事。 担任调查科主任时间最长的是徐恩曾。徐恩曾，号可均，浙江吴兴人，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小同乡，并与二陈有表亲关系；毕业于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电机工程。徐恩曾特别受陈立夫的信任，主持中统的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在徐恩曾任职期间，调查科逐渐演变定型为后来的中统局。 一九三二年，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在调查科基础上秘密建立了特务工作总部。这个特务组织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是极端保密的，除了ＣＣ系核心圈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特务组织的存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或其它任何机关的组织条例中都根本找不到“特工总部”这个名称。 特工总部在南京和上海设有行动区，在各省市党部设有特务室。这些行动区和特务室都是秘密的，从不公开活动。行动区和特务室的负责人通常是以“特派员”、“督查员”或“肃反专员”之类的身份出现。特工总部与各地下属机构之间往来电报都是用代号，从不称“总部”或“行动区”，并且代号一年一换，显得极其诡秘。 直到一九三八年特工总部撤消，改为中统局之前，这个幽灵似的秘密特务组织始终是借用公开的行政机关作为它的躯壳，犹如幽灵附体一般。 特工总部所用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这是由调查科扩大而来的；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表面上看，一个是党务机关，－个是政府机关，似乎互相独立，实际上不过是特工总部的两张画皮而已。特工总部负责人徐恩曾的公开职务便是党务调查处处长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并非后来由戴笠任局长的军统局。在三十年代初期，除了ＣＣ系的特工总部，黄埔系的军统也已经初具形态，因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设立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以协调这两个互不统辖的特务组织。该局以陈立夫为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处以徐恩曾为处长；第二处以戴笠为处长，第三处先是由叛徒丁默囤为处长，后由金斌继任处长。到一九三八年，这三个处分别扩大为三个特务组织：第一处为中统局；第二处为军统局；第三处成为军事委员会特检处，专管邮电检查。 特工总部的矛头主要对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尤其是上海行动区更是将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首要任务。然而，无论特工总部行动如何诡秘，其保密措施如何阴森严密，但陈立夫和他的亲信徐恩曾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刚刚成立的特务机构内部，就已经有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员打入了。 四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爱多亚路（现名延安中路）和成都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家私人医院——牛惠霖骨科医院。 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医院。医院的院长牛惠霖和他的弟弟牛惠生，－个曾经留学英国，一个曾经留学美国，都是出色的骨科医生。牛氏兄弟不仅医术高超，门第也很高贵，他们同当时中国最高贵的家族——宋氏家族是表亲，中华民国的“国母”宋庆龄，是他们的表姊。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是他们的表妹。有这佯的渊源，牛氏兄弟其可以称得上中华民国的“国舅”了。 高超的医术和高贵的门第，使牛氏兄弟自然而然地跻身于上海的上流社会，也给他们的医院带来了众多既富且贵的病人。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和腰缠万贯的阔佬，都在这里接受过牛氏兄弟的治疗。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这里还经常住着一些来历不明的病人，这些人各有各的背景，院方也不便多问。反正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不该问，或者不能问的，就不必去管它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牛惠霖医院就住进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病人。此人大约二十多岁，中等身材，英俊的面庞虽然因身体受伤而显得有些憔悴，但仍然透出掩盖不住的精明和强悍。 这个来历不明的病人，就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战将，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十员大将之一的陈赓。 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当年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情报专家。就是他具体指挥中央特科情报人员钻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并且还从敌特机关内部拉出为特科传送情报的特殊“情报员”来。陈赓的情报活动令陈立夫、徐恩曾等特务头子惊恐万状，为保卫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五 在为数众多的国共两党高级将领中，像陈赓那样，一生的经历带有如此强烈传奇色彩的人，是极其罕见的。 陈赓的传奇色彩，首先表现在他同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们，都曾有过非同一般的渊源。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曾经为国共两党培养出众多的高级将领，陈赓就是其中之一。他出身黄埔一期，是这所闻名于世的军校的首批学员。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赓当过孙中山的侍卫，颇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赏识。孙中山去世后，他仍然是宋庆龄座上的常客。陈赓的另一件常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轶事，是他曾经在万分危机的关头，救过蒋介石的命。这件事不仅在黄埔传为佳话，也使他一度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并被任命为蒋的侍卫参谋，可以自由出入蒋的居室，翻阅蒋介石的机密文件。 同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风云际遇”，在为数众多的黄埔出身的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有如此令黄埔同学艳羡的际遇的陈赓，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同国民党是如此。在自己的阵营共产党中，陈赓也以其独特的性格风貌为众人所瞩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众多战功彪炳的名将。然而，这些叱咤千军万马的将军们一旦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一个个都变得像老师面前的小学生一样拘谨，据说，在毛泽东面前，只有两个人“胆敢”高声喧哗，谈笑风生。这两个人碰巧都姓陈，都是以性格豪爽风趣著称，一个是陈毅，另一个就是陈赓。 一九五二年，陈赓从朝鲜战场回国，到中南海急于要见毛泽东，但在毛泽东的卧室门外被警卫挡驾：“请在外边等等，主席刚刚午睡。陈赓心生一计，坐下来开始小声给警卫讲朝鲜战场的故事，越讲嗓门越大，警卫听得入迷，等醒悟过来时，毛泽东已经被吵醒了：“是陈赓在外面吧？要进你就进嘛，在外面搞什么鬼？”陈赓笑咪咪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主席，很对不起，我惊了你的美梦。”。“你呀，鬼点子就是多，声东击西的战术都用到我门口来了。有什么事，说吧。”毛泽东很喜欢他的这位大将的性格。陈赓与周恩来之间虽然是上下级，但两人的个人关系却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这种关系是在几十年出生人死的革命生涯中结成的。一九三五年八月，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右路军过草地。途中，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体温高达四十度。毛泽东指定陈赓带领三十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仍不失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 尽管陈康救过蒋介石的命，但他仍然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从一九二六年春天开始，蒋介石逐渐脱去左派的伪装，公开在军校实行反共政策，要求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表面上，蒋介石说得冠冕堂皇：“凡在本校本军里的ＣＰ（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同志，不管是愿意脱离ＣＰ，或者愿意脱离国民党，他总要作一个纯粹的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人都身兼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党籍，陈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如此。 蒋介石的这一手，在黄埔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些不坚定份子就此退出了共产党。陈赓的密友和同乡，同他一起报考黄埔，又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的宋希濂，就是在这时退出共产党的。而陈赓则坚定地向人们表承，愿终身作一名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同时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 一九二六年九月，陈赓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就这样，陈赓永远离开了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 陈赓秘密离开广州到了上海，找到党中央机关。在那里。他见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陈赓，党交给他的新任务，就是到苏联去学习政治保卫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为自己培训专门的政治保卫干部。第一批前往苏联受训的一共三个人，除了陈赓，另外两个人是顾顺章和陆留。 见过总书记的第三天，陈赓一行三人分别来到上海杨树浦码头。在这里，李强用一只小舢板把陈赓他们送到一艘苏联货轮上。两年之后，李强和陈赓成了同在中央特科的战友。 几天之后，船到了苏联的海参崴。陈赓等人在岸上稍作逗留，即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办妥了一切手续后，随即又乘车回到苏联的远东地区。 在远东，陈赓等人被安排到苏联红军的一个特种部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专门技术。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政治保卫干部以优异的成绩在“老大哥”那里拿到了“毕业证书”。 一九二六年二月，陈赓一行回到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长江流域，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了武汉。陈赓在上海稍事停留，便前往南昌。不久，又从南昌赴武汉。陈赓进入唐生智的部队。 唐生智字孟潇，是老资格的湘军将领，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湖南省主席，其部下控制着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是武汉国民政府中权势最大的人。 这个人称“老滑头”的军阀很善于审时度势，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他一方面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同时又向共产党表示友好，甚至提出过参加共产党的要求。 陈赓同唐生智之间也有一段间接的渊源。他在担任黄埔四期步科一团七连连长的时候，连里来了一名特殊的学员，此人就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唐生明是一个典型的豪门子弟，纨绔习气十足，但为人很讲义气。他在六连的时期，陈赓对他很照顾，两人的私交不错。 因为有这样一层渊源，陈赓顺利地担任了唐生智总部的特务营营长。 特务营是一支精锐的部队，全营共有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人数在一千人以上。这个营的武器装备也特别精良，步兵连都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新式步枪，每个连还有二十支美造汤姆式冲锋枪。部队的士兵绝大部分是安源路矿的工人，官兵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很多，几个连长都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共产党员。 陈赓率领的这样一支部队，实际上成为了中共中央的警卫营。所以，陈赓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警卫部队的首长。从这个时候起，陈赓就开始从事中国共产党最高机关的保卫工作了。 在指挥特务营的同时，陈赓还指挥着武汉工人纠察队。这个纠察队也是一支颇有实力的武装力量。它在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领导，但实际上由陈赓负具体责任。特务营和工人纠察队两支力量，就确保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陈赓受命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凭着他的机警、干练和责任心，整个保卫工作作得十分周密，保证了“五大”的倾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五大”以后，局势迅速恶化。与南京的蒋介石遥相呼应，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先后发生了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并对部队内部的共产党员进行清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举行“反共”会议，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同时下令对共产党员进行疯狂的大屠杀。霎时间，武汉三镇被白色恐怖所笼罩。陈赓被迫将特务营交给唐生明，只身离开。武汉工人纠察队也被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下令缴械。因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的第一支警卫部队在倾刻之间便不复存在了。 陈赓离开特务营以后，随同中共中央暂时由汉口转移到武昌，专门负责保卫周恩来的安全。大约在七月二十日左右，他护送周恩来从武昌秘密启程，前往南昌领导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八一起义”。 在南昌，陈赓担任起义总指挥部的保卫工作。起义胜利后，部队按计划向广东进军，陈赓被调到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南进途中，部队在江西会昌附近遭到钱大钧部的阻击。激战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膝盖处的肌腱和小腿的胫骨和腓骨都被打断。在他的坚持下，部队没有把他就地安置，而是抬着他一直到了广东的汕头。在汕头，陈赓终于同部队失散了，历尽千辛万苦，他和警卫员卢冬生辗转乘船到了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在前往上海的途中，陈赓偶遇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共产党员周逸群，两人结伴到了上海，此时已是十月中旬了。这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已经从武汉秘密迁到上海。 陈赓到达上海后，很快找到了他的妻子王根英。王根英是党中央的秘密交通员，所以陈赓很快就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就这样，陈赓住进了牛惠霖医院。 陈赓住进医院之初，牛惠霖大夫怀疑他是一个强盗，以为他的伤腿是在作案时摔坏的，很不乐意为他治疗。虽经反复解释，仍不能消除医生的疑虑。陈赓觉得一味编造不是办法，又得知牛氏兄弟是宋庆龄的表兄弟，且为人正直忠厚，便索性把真情向牛医生合盘托出。这样一来，牛医生对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十分友好。因为他同情共产党人，又知道宋庆龄素来爱护黄埔军校的学生。当他得知陈赓是南昌起义的伤员，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上海求医，便决心无论多么艰难，一定要把他的腿治好。 陈康的腿途中虽经接骨，但是被接歪了。两个月来辗转流亡，艰难奔波，伤势已经恶化。按照通常的情况，只有截肢了事。 但是陈赓坚决反对截肢，牛氏兄弟决定满足他的要求。他们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终于保住了陈赓这条多处负伤的腿，使他得以日后重返沙场。为此，陈赓对牛氏兄弟非常感激，直到多年以后，每提起此事，对两位心地善良的名医仍然赞不绝口。 陈赓住院期间，宋庆龄曾亲自前来看望。周恩来更是经常派人来探望，其中来得最勤的，就是那个用小舢板送陈赓一行上苏联货轮的李强。 尽管牛氏兄弟对陈赓十分友好，又悉心治好了他的伤腿。然而陈赓终于不辞而别。 事情是这样的，在住院期间，陈赓发现这家医院里住了不少黄埔出身的军官，而且他们在上海的上司也常常来医院探望。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名气不小。他怕被认出来，就躲在病房里不出面。就在他的伤腿快要痊愈的时候，一位黄埔同学忽然走进了他的病房。原来，这个人也在医院治伤，他本人倒没有认出陈赓，但是他的马弁却认出了自己长官的这位老同学，向他报告了。那位黄埔同学似乎很关心陈赓，仔细询问了他是怎样受的伤。他刚离开，陈赓就意识到这里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他当机立断，连招呼也来不及与牛大夫打，马上请当时也住在这里的一个同志背着他迅速逃走了。 六 陈赓从牛惠霖医院逃出，回到家里疗养了一段时期。一九二八年初，受伤的腿尚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周恩来就派人来找他了。 在国民党警察、宪兵，特务和巡捕房的暗探、巡捕遍地密布的上海，中央特科要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就必须建立一支高效率的情报队伍。这支情报队伍必须主动出击，对敌特机关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深入到敌特机关最要害最核心的部门，这样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向党的秘密机关发出警报。 中央特科决定建立情报科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情报科人员要深入龙潭虎穴，周旋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巡捕、暗探以及上海摊的青帮、流氓、三教九流之间，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机智勇敢和献身精神。至于对情报科科长的人选，要求就更高了。 那么由谁来担任情报科长呢？ 周恩来想到了陈赓。他认定，陈赓是情报科长的最佳人选。 后来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第五章 一 在当年的上海滩，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无论东洋西洋，白道黑道，官场商界，租界华界，他们都吃得开，到处左右逢源，八面来风，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党政军帮，路路皆通”，就象陈赓化名的王庸一样。不过，王庸是假扮的角色，而杨登瀛则是真格的。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经历颇为复杂。他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同日本商界和新闻界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在日本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左倾，一九一九年回国后，参加过“五卅”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也有一些交往。“四一二”政变时，他曾遭蒋介石逮捕，后来由身居要职的朋友保释。 从杨登瀛早年的经历来看，他差不多也算得上是个“赤色”人物，不过他后来却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的红人。 杨登瀛参加中统，是由于一个广东同乡的介绍。 在参加“五卅”运动时，杨登瀛结识了广东同乡杨剑虹。杨当时在日本洋行当职员，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登瀛与杨剑虹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不久杨剑虹去了广州，投到陈立夫的门下，成了他的亲信。一九二八年初。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地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陈、张二人对杨登瀛都极为赏识。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道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不过杨登瀛一开始还并未打算参与特务工作。他这个人生性善于结交，信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养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一九二八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杨登瀛虽然已经脱离革命，但对中国共产党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甚至瞒着他那位在党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登瀛家作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杨登瀛不是不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他又不大情愿了。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共产党。他不愿意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中共中央特科的厉害他是知道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暗中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敷衍国民党，这佯，既可以在国民党那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岂不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 这种选择很符合杨登瀛的处世原则。于是他找到陈养山，把杨剑虹要他做侦探，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情报机构，同租界拉关系等情况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诚恳表示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党，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党通报。 陈养山在长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杨登瀛的为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便立即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中央特科对陈养山报告的情况极为重视。周恩来指示陈赓尽快约见面谈。 第一次同杨登瀛见面，陈赓详细询问了他同国民党人的关系后，当即表示很乐意同他建立关系。他向杨登瀛提出，除了同党务调查科继续保持联系外，还应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取得联系。最后，陈赓问杨登瀛有什么要求，杨登瀛提出，同那些党棍，特务来往，需要花一些钱。另外，如果国民党方面向他索取共产党的情报，应如何处理？对于杨登瀛的问题，陈赓一一作了答复，基本满足了他的要求。双方就此达成了“谅解”。 蒋介石和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已经掌握在中共中央的特科手中了。 二 杨登瀛第一次接受党务调查科的任务，是由杨剑虹介绍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国巡捕房派人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但是关于搜捕地址，杨剑虹事先却不让杨登瀛知道。当杨登瀛跟随杨剑虹伙同巡捕房前去一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抓人时，他才知道搜捕的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因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人员早已转移，巡捕房的这次行动扑了空。事后，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亲自去现场考察了一番。显然，陈立夫等人尽管对杨登瀛非常赏识，但是要将极其重要的上海侦探工作交给他，开始时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的。 中央特科决定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要让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 陈赓经常与杨登瀛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十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作为取信于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杨登瀛本来就与杨剑虹是密友，并深得陈立夫、张道藩好感，现在刚一“出山”，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很快就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最后的戒备心理。当然，陈立夫，张道藩之流哪里知道，在杨登瀛背后替他提供文件、替他出谋划策的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由于一桩政治交易、二人的关系又更进一层。在国民党官场倾轧中，张道藩因一个政敌与他过不去，深感恼火，于是找到杨登瀛帮忙。杨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黑办”了这个政敌，帮他搬掉了绊脚石。因此张道藩对杨登瀛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正好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巡捕房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 杨登瀛于是利用办案业务联系与巡捕房人员发展私人感情。他本来就是拉关系的好手，加之有意而为，所以进展非常顺利。很快，英国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就被他钓上了钩。 谭绍良是广东人，于是杨登瀛与他攀了老乡，然后请客送礼，每周星期六约他到一品香饭店，吃饭之后，又抽大烟，一榻横陈，无所不谈。没有要多久，谭绍良已经把杨登瀛视为知己了。 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Ｌａｍｐｓｏｎ）接着也上了钩。 一次，巡捕房通过谭绍良找杨登瀛，要他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有两个码头上的工头是否关在警备司令部。杨登瀛直接找到钱大钧了解情况，等他回到巡捕房，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谭绍良奉探长兰普逊的命令，拿出二百元给杨登瀛作为酬谢。杨登瀛拒绝了，说：“你认错人了。”杨登瀛此举是做给英国人看的。果然，这事给兰普逊印象极深。 另一次，兰普逊又要谭绍良找杨登瀛替他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一个姓茅的副官处长，很快就把司令部所属各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搞到了。兰普逊非常感激，从此对杨登瀛格外看重。 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 并且，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兰普逊探长知道杨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还得借助于杨登瀛。 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且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进随出，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同时，杨登瀛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这一来，杨登瀛真正成了左右逢源了。 杨登瀛这个特情关系建立之后，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好几次搜捕行动接连扑空。 陈赓考虑到，如果每次都让敌人扑空，杨登瀛难免暴露。在与有关的同志商量后，为了掩护杨登瀛的情报工作，特科有时也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布置一些机关让敌人去破坏，再让他们搜到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或者党内报刊，以增加敌人对杨登瀛的信任。 中央特科为杨登瀛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请示特委批准后，给他买了一辆汽车。于是杨登瀛经常神气活现地驾车出入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以及巡捕房等地，给人的感觉是来头更大了。 三 中央特科建立场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就在上海国民党的各军警机关和租界巡捕房有了自己的耳目。前面提到特科依靠内线迅速查清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一事，那个内线就是杨登瀛。此后，特科利用杨登瀛还挖出了好几个出卖党组织的叛徒。 杨登瀛成了党的叛徒的克星。 一九二八年八月，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杨剑虹向杨登瀛介绍了一个叫戴冰石的人。杨剑虹对杨登瀛说，这人在机会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情报。杨登瀛凭他的经验立刻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很可能是秘密自首的叛徒。 几天之后，杨登瀛得到通知，让他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密封公函送往英国巡捕房政治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看过公函，立即下令巡捕出动，并约杨登瀛一同前往平凉路去搜查一处共产党秘密机关。杨登瀛要通知陈赓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在这处秘密机关有七人被捕。 杨登瀛正打算查证这次告密究竟是不是戴冰石所为，戴冰石就已经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是来找杨登瀛求情的。戴冰石见面就说，这个案子是他告密的。戴冰石称，杨剑虹事先答应过他，为了不使他受到共产党怀疑，捕人时连他的小姨子一齐抓走，等被捕人员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立即放了她。但杨剑虹把人抓走后就不见下文了。 “杨先生，”这个叛徒愁云满面，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几天我老婆日夜和我吵闹不休，找我要人，务必请杨先生帮帮忙吧！” 杨登瀛立即将情况报告陈赓。中央特科又进一步详细调查，证实戴冰石确实是破坏平凉路的内奸。为了避免叛徒继续危害组织，红队奉命立即采取行动。 几天之后有人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发现了戴冰石的尸体。 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巡捕房当然明白这是特科的红队干的。但特科究竟如何查出戴冰石叛变投敌的真象，他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了。他们对杨登瀛仍然深信不疑。 以后，又有一些秘密自首的叛徒仍然被介绍来给杨登瀛接头。有时杨登瀛几乎用不着费力去调查，只须守株待兔，叛徒自己就会送上门来。 夏天的一个夜晚，杨登瀛坐在一品香饭店楼下的酒吧间，一边浏览报纸，一边等待巡捕房帮办谭绍良。他们这两个广东同乡经常在这里会面。谭绍良兴冲冲地来了，还带了一个人来。这人一身中式短打，头戴礼帽，见人点头哈腰，一望就知道是在上海滩混饭吃的流氓。 谭绍良介绍，此人叫王松生，对共产党的事情了解得最清楚。 杨登瀛不禁纳闷：一个小流氓怎么会知道共产党的事情？显然还有内幕。 “好啦，以后你有什么消息，就直接找这位杨先生好了。杨先生是顶可靠的人啦！” 谭绍良吩咐之后，挥手将王松生打发走了。 不久，王松生果然有了“消息”。他给杨登瀛带来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份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文件代名为《华字通报》，实际上是一份《中央通告》。 “杨先生，这个你要不要？”王松生想拿文件在杨登瀛这里卖个好价钱。 杨登瀛当即付款，买了下来。 王松生没想到杨登瀛如此爽快，顿时来了劲：“如果杨先生还要的话，我手头还有些货，可都是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呀！包管杨先生满意。” “唔，”杨登瀛故意显得漫不经心，“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 小流氓四下望了一下，把嘴凑近杨登瀛的耳朵：“不瞒杨先生说，这些货都是一位朋友搞来的。他名叫陈慰年，本事可大啦，你要什么样的共产党文件，他部可以给你弄来。如果杨先生愿意的话，我可以约他和你见面，你们面谈好啦。” “好吧，你约他来。至于价钱嘛，你告诉他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他吃亏。” 几天之后，杨登瀛出面请客，陈慰年由姓王的流氓陪同前来赴宴。旁边一张桌子上，几个生意人也在浅斟低酌，不时向陈慰年这边望上一眼。这些生意人是特科红队队员扮的，他们的任务是认清陈慰年的面貌。 饭后，红队队员跟踪找到陈慰年的住址。第二天，陈慰年住的弄堂口出现一个连环画摊。不用说，陈慰年的行踪已经被红队严密监视起来了。 与此同时，杨登瀛按照陈赓的指示，加紧调查陈慰年的来历。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陈慰年不但是一个秘密自首的叛徒，而且已经成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密探。这家伙为了搞钱，又偷偷摸摸地托一个流氓转卖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 情况摸清楚之后，处决叛徒就很容易了。 陈慰年根本不知道他的真象已经暴露。他还以为找到了大买主，从此财运亨通。这天，正当他兴冲冲地走出弄堂口，突然背后一声枪响。叛徒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已经一头栽倒在地上了。 有时候，根本用不着特科的红队动手，只须杨登瀛借用国民党之手就可以除掉某些叛徒。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白云观侦缉队拘留所内，有一名在押犯人刚刚抓进来几天，突然在牢房内大声嚷嚷，声称要见大头子，有重要事情要讲。 这人是警备司令部的侦探从一家旅馆逮捕的。其实，侦缉队对他的身份一时还不清楚，只是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就把他抓来了，现在突然听他这样一嚷，觉得这个人非同寻常，于是马上报告给警备司令部。 第二天，这人被提出牢房，带到一间办公室内。一位西装革履戴着墨镜的人已经坐在那里了。 “你不是要见大头子吗？”看守对犯人说，“这位长官就是，现在你有话就向他讲吧！” 这位从警备司令部来的的“大头子”正是杨登瀛。他是受警备司令部委托来处理这个案子的。 犯人立刻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原来，这人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负责人，是来上海开会的。但除了他自己的经历和身份之外，再三追问，他也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 “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你是不想说实话！” 杨登瀛把脸一沉，吩咐严刑逼供。他想弄清这个叛徒究竟知道多少情况。 叛徒被打得血肉横飞，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拼命喊冤求饶。看来他了解的情况确实不过如此了。当晚，杨登瀛将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第二次提审时，杨登瀛带来了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是特科成员刘鼎，他是奉陈赓的指示专门去给叛徒拍照的。 中央特委仔细审察照片之后，证实此人确系山东省委书记，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学习班学习过。杨登瀛又再次向他逼问口供，仍然问不出什么，然后告诉淞沪警备司令部说，此人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但利用价值不大。警备司令部见这个叛徒既然留着无用，干脆就将他枪毙了事。 四 一九二八年十月，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楼。 陈立夫打开卷宗，抽出一份委任状递给杨登瀛，神情庄重地说：“这是蒋委员长亲自签署的。望杨先生好自为之，不要辜负党国的重托。” 杨登瀛双手接过委任状，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蒋中正 杨登瀛被陈立夫正式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在此之前，杨登瀛的那位同乡、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兼驻上海特派员杨剑虹因为贪污公款东窗事发，已经自杀身亡。于是陈立夫将上海方面的反共情报工作完全交给了杨登瀛。 中统大老板陈立夫没有想到他正在干一件蠢事。 对于杨登瀛，陈立夫是完全放心的。在他眼中，杨登瀛既忠心耿耿又精明干练，尤其难得的是，杨登瀛还与上海巡捕房有密切关系，简直是在上海从事反共活动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对杨登瀛的要求，陈立夫总是有求必应，要钱给钱，以示信任。 “在用钱的问题上，中央总是依你的。”新任的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特别对杨登瀛强调这点。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兄弟，对于陈立夫亲信的人自然也是深信不疑，极为倚重。徐恩曾还送杨登瀛一部《曾国藩家书》，以示笼络。 “中央特派员”的牌子使杨登瀛身价倍增。在上海的国民党军警机关眼中，他是“中央亲信的人”，在外国巡捕房眼中他是一位在中国官场中可以通天的人物，上海各侦探机关都更加对他另眼相看，什么秘密都不会想到瞒他。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之后，可以在上海的各侦探机关独立活动，不再受人管束。陈立夫、徐恩曾经常将一些大案要案直接交杨登瀛办理。租界巡捕房有案子也找杨登瀛商量。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甚至还向他表示，如果确有要案急于要办，可以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随时去逮捕就行了。这样一来，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够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及时了解，事先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杨登瀛对中央特科的作用更大了。 由于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中央特科在一九三Ｏ年挫败了一起国民党企图谋害周恩来和中央机关的重大阴谋。 这年四月，蒋介石的侍从接到一封来自共产党内的秘密信件。信是写给蒋介石本人的。写信人叫黄第洪，黄埔一期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到上海，就秘密写信向国民党自首。 黄第洪在信中向“校长”表示，“学生”因在共产党内不得意，愿意改过自新重新追随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黄第洪称，最近周恩来准备会见他，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信中还附有联系地址，希望让国民党方面尽快找他接头。 蒋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过去悬赏重金都没有能够抓住周恩来，而现在机会却送上门来了。他立即召见陈立夫，要他务必切实办理。 陈立夫不敢怠慢，马上把徐恩曾找来，让他亲自负责黄第洪告密案，严防走漏消息。徐恩曾深知此事非同寻常，决定选派一名最可靠的人前去与黄第洪接头。想来想去，他选中了杨登瀛。 杨登瀛立即找到特科人员刘鼎，让他转告陈赓：黄第洪已经秘密自首，并准备出卖周恩来作为给国民党的见面礼。刘鼎听了，吃惊之余不禁暗暗庆幸：若不是特科在敌人内部建立了反间谍关系，周恩来的处境就危险了！ 刘鼎让杨登瀛先将案子压一压，然后马上报告陈赓转告中央特委。 南京路上，车水马龙，来往行人摩肩接踵。商店厨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人们的视线，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邮电局门口这样一个情景：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手里拿一只皮包和一张报纸在那里来回踱步，片刻之后，另一名衣冠楚楚的男子从街对面向他走来，手里也同样拿着皮包和报纸。两人凑在一起，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走进附近一家咖啡店去了。这两个人，一个是杨登瀛，另一个就是叛徒黄第洪。接头的办法，是按照黄第洪致蒋介石的密信中约定的。 当然，更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极不起眼的场面实际上正悄悄地改写着中国现代历史的一页：蒋介石企图抓获周恩来的阴谋已经宣告流产。 黄第洪见“蒋校长”果然派人与他接头，喜不自胜。显然，他的秘密信已受到重视，只要抓住周恩来，从此他的前程不可限量。这个叛徒全然没有料到自己已经落人中央特科的掌握之中。 周恩来得到特科的报告后，作出两点指示：第一，先将黄第洪暗中隔离，切断他与组织的联系。第二，特科继续加紧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黄第洪不久也察觉到风声有点不妙。杨登瀛与他接上头后，又两次约他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敢再去。 中央特科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并企图勾结敌人谋害周恩来，对党进行大破坏，情节完全属实。于是，红队奉命出动，将叛徒黄第洪秘密逮捕，予以外决。 第六章 在中央路３０５号大院内，徐恩曾以“正元实业社”为掩护，不但建立起了指挥各地特务组织的秘密电台，还开厂制造便于携带到外地去的小型收发报机。遍布于全国各地的ＣＣ系特务机关的机密文件、绝密电讯，都首先汇集到这里，而各种反共的秘密指令也是由这里发往各地特务机关。这里成为了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 徐恩曾比起他的所有前任，不仅野心更大，手段也更加阴险毒辣。他的计划是着重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的“自首政策”，企图利用叛徒内奸秘密潜伏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以便彻底破坏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因此，他主持下的党务调查科显得更加诡秘。 在徐恩曾身边，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位浓眉大眼、相貌英俊、年近四十的中年男子，这就是徐恩曾最信任的机要秘书、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钱壮飞。 一九三一年四月发生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事件，如果没有钱壮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彻底改写。 主持抓获顾顺章这条“大鱼”的，是中统在武汉的特务头子蔡孟坚！ 蔡孟坚，江西萍乡人，是陈立夫手下的一员干将。一九三Ｏ年秋，陈立夫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了三名特派员，专门从事破坏这几个地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工作。派到上海的是杨登瀛，到开封的是黄凯，派到武汉的就是蔡孟坚。不过。他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 杨登瀛是特科的内线，黄凯在开封也没有什么建树，但蔡孟坚在武汉却干得很很起劲，为此还得了一个“铲共专家”的雅号。他到任后不久，就亲自潜入贺龙控制下的洪湖地区侦查“匪情”。他化装成渔民到处游荡，见到过贺龙本人，还拍下了许多照片。一九三一年春，蔡孟坚利用叛徒黄佑南的措引，在武昌破坏了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机关，接着又在汉口法租界会同巡捕房逮捕了中国共产党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先后被破坏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多达十几处，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近一百人。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袁秉章夫妇相继被浦，继而被杀害。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叛变投敌。在短时间内立下如此“功勋”，蔡孟坚不仅受到陈立夫的嘉奖，还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被晋升为少将参议。蒋介石还指定他主持武汉行营新成立的侦缉处，专事破坏湘、鄂、赣三省各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被捕叛变的还有一个叫王竹樵的人。他原是武汉纱厂的工人，大革命时期参加过武汉工人武装纠察队。当时，顾顺章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王竹樵正好在他手下工作，因此对他十分熟悉。王竹樵叛变后，参加了特务机关工作，交给他任务就是捕捉自己从前的同志。这个叛徒急于立功，整天在大街和交通要道上游逛，象一只猎犬一样伸着鼻子到处嗅。这时，正好顾顺章在武汉流连忘返。八四月二十五日这天下午，王竹樵碰巧在“新市场”附近游荡，突然眼前一亮，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他的眼帘。他立刻想起来了，此人正是他的老上级，现在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王竹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顾顺章这条“天字第一号”的“大鱼”居然会千里迢迢游到他的面前，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抓住了，这意味着一大堆数都数不清的“袁大头”！他立即紧紧地盯住顾顺章，跟着他走进“新世界”游乐场，看到他居然登台表演了，才赶紧溜了出来，招呼了几个也在附近搜索的特务。盯着顾顺章演出完毕，又盯着他出场回到旅馆，直到没有再发现其他的“猎物”了，才破门而入，把这条“大鱼”从床上逮了起来。 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是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上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叛徒，其中不乏比顾顺章地位高得多的领导人，但没有哪一个叛徒可能造成比顾顺章更大的危害。这是因为，他可能造成的危害关系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存亡，关系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名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性命。正因为这一事件很可能改写历史，所以后来关于顾顺章的被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一九二八年就从事中统特务活动，先后担任过党务调查科助理干事、中统局本部科长、组长、秘书等职务的张文（又名张国栋），解放后成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对于顾顺章的被捕，他是这样回忆的： 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国共产党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此人在多方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蔡孟坚又安排尤崇新化装成另一模样，同时派出特务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各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五月的一天，尤氏等人行经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中共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这时顾已逃避不及，遂为尾随的特务所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被押解到武汉行营侦缉处。蔡孟坚得知逮住了一条“大鱼”，大喜过望，决定亲自对他进行劝降。他下令将顾顺章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又是上茶，又是敬烟，态度很是和善。 起初，顾顺章一言不发。蔡孟坚索性单刀直人，点明了他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接着又对他说： “黎明先生，不，顾顺章先生，我们虽然不曾谋面，但既然我已经知道你是谁，想必你也一定知道我。” 这时，顾顺章开口了：“我当然知道，你是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 顾顺章这一开口，蔡孟坚知道有希望了，他开始对顾晓以利害：“你我为人彼此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 顾顺章又一次沉默，抽出放在面前的香烟，大口大口地吸着。这样的情形，蔡孟坚见得多了。他明白，大功即将告成。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于是他也点上一支烟，静静地等着顾顺章开口。 顾顺章接连抽了几支烟，终于又开口了。这一开口，他马上变得盛气凌人： “我可以把一切都说出来。这是一个大计划，可以在三天之内把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共产党负责人一网打尽。不过，我不能对你说。请你尽快安排我面见蒋总司令本人。” 蔡孟坚一楞。但他很快就明白，顾顺章并不是在虚张声势。以他的身份和职务，完全可以做到他所说的一切。果能如此，那将是一场永载史册的“不朽之功”。但他转念一想，如果就这样把顾顺章押解到南京，让他把所有的机密面告蒋介石。那么，他蔡孟坚又能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大举措中得到些什么呢？他不甘心就此白白地将面前这件“至宝”送走，总得设法先从他口里套出些“现货”来。 于是，蔡孟坚口气一变。冷冷地说：“既然顾先生愿意合作，希望你先有所表示。否则，恐怕难以取信于人。” “顾顺章一听，就明白蔡孟坚的心思了。他想了一下，决定先给面前这个人一点好处，免得他从中作梗，误了自己的”大事”。于是他摆出一副屈尊的模样，以吩咐的口气说：“也好。你叫一个书记员来记录。”一名书记员闻命而来。顾顺章考虑了一下，一口气供出了中共中央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湘鄂西苏区、红二军团和鄂豫皖根据地驻汉口的办事处，以及直属特科四科领导，在英商祥泰木行那艘运木船上担任大副，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将中央机关的人员、经费和物资从汉口运送到上海的那位姓陈的地下党员。以此作为给蔡孟坚的见面礼。蔡孟坚还不甘心，又想出一个办法。他对顾顺章说：“我可以送你去南京。不过在此之前我还得为你引见何主任。他代表蒋委员长在华中地区主持一切，有什么话，其实向他说就行了。” 蔡孟坚所说的何主任，就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他希望，到了行营主任这样的“钦差大臣”面前，也许顾顺章会改变主意，把知道的秘密都吐出来。何况，抓了这么重要的共产党，不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报告一下也不行。 “顾顺章不屑一顾地回答：“见了何成浚，我还是那句话。”蔡孟坚没有理会，把顾顺章直接带到行营主任的办公室。 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湖北随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步科。在日本留学期间，何成浚即加入了同盟会，后来长期追随孙中山。孙中山死后，他又转而投靠落介石。何成浚官至二级陆军上将，但是他一生很少直接指挥军队作战，更极少打过胜仗。他一生值得称道的作为，就是先为孙中山，后为蒋介石充当联络各路军阀的高级说客。于这一行，他倒是游刃有余，颇为在行。自一九二六年后，他先后为蒋介石游说过孙传芳、方本仁、阎锡山、张学良、唐生智等军阀，在北伐、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东北易帜等重大事件中为蒋介石多方奔走，拉拢和分化各地方军阀立下了大功，因此颇得蒋的信任。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代理北平特别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国民政府参议长、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Ｏ年武汉行营成立后，又兼任行营主任。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举行的国民党“三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何成浚虽然春风得意，但军人出身的他还颇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担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以后，他在蒋介石的指令下，督师“进剿”鄂豫皖苏区，很想为“剿共大业”做出贡献。谁知一出师就迭遭败绩，损兵折将，捣得灰头土脸。就在这时，何成浚得知顾顺章被擒的消息，精神立时为之一振。一时不能在军事“剿共”上做出成绩，不妨利用顾顺章作一点文章，多少让南京的蒋介石高兴高兴。 就在何成浚准备下令将顾顺章押来亲自审讯时，蔡孟坚已经带着顾顺章来了。何成浚也见过不少共产党高级干部，可是当他看到顾顺章那副黑帮打手的模样时，心底对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那点敬畏之心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摆出行营主任尊贵的架子，打起一副官腔，想先给这个阶下囚一个下马威。 谁知顾顺章根本不买他这个行营主任的账。他大模大样地坐下，还是先前对禁孟坚的那番话： “请火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情，如果误了大事，恐怕何主任和蔡处长都担戴不起。” 说完，他翘起二郎腿，不再理睬何成浚和蔡孟坚。那神情，活像一个握了满手王牌的赌徒。 何成浚看着顾顺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恨不得马上毙了他。但他表面上并没有动怒，反而收起了刚才的傲慢，客气地对顾说：“既然如此，就请顾先生在行营招待所暂歇。今天晚上就安排船送你去南京。”说着，便按铃唤来一个副官，命令他安排顾顺章去休息。 顾顺章站起来正准备走，突然想起一件事。神秘地对何成浚说： “不能拍电报。在我到达南京以前，千万不要把我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一艘专轮从汉口码头启航、开足马力向长江下游驶去。顾顺章大模大样地躺在设备齐全而舒适的舱房里，负责押送他的，是几个中统特务，以及一个排的宪兵。 现在，何成浚和蔡孟坚只需要坐等捷报和嘉奖从南京飞来了。然而，轮船开走很久了，他们的心里却老是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三十多个小时后，轮船将抵达南京。随后，中国共产党总部被扫穴犁庭，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众“匪首”俯首就擒的消息将震惊中外。可是，这件将永载党国史册的首功将记在谁的名下呢？如果就这样把顾顺章送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将来他们的姓名最多只能记在功劳簿的末尾，甚至根本无人理会。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甘心！ 现在，只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向南京发电报。把顾顺章就擒并已自首的消息报告南京总部。将来论功行赏，自有电报作证，那就谁也无法抢走自己的头功了。至于顾顺章临走时交待的不能向南京发报的话，肯定是那家伙故弄玄虚，用不着理会。 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夜间，何成浚和蔡孟坚不约而同地向南京中统总部拍发标明由徐恩曾亲译绝密电报，争先恐后地请徐恩曾向陈立夫和蒋介石报告这件即将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轮船开走后的几个小时中，先后有五道电波从武汉行营飞到南京中央路三Ｏ五号的那家“正元实业社”。 电报发走了，何成浚安然就寝，但蔡孟坚心中仍然忐忑不安。顾顺章最后交待的那句话老是在他的头脑中回响。突然间，他醒悟过来，一定是中国共产党在徐恩曾身边安排下特工，顾顺章只是不愿明说罢了！他赶紧翻身起来，跑到机要室，向南京总部发出了第六封电报： 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的消息让徐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国共产党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要落空。 第二天一早，心急如焚的蔡孟坚又要了一架飞机，急火火地向南京飞去，他要亲自向陈立夫报告。所有的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都懵然不觉。再过几十个小时，一张险恶的大网将猝然罩到他们的头上。果真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史就将改写。 然而，历史的真实面目是，中共中央机关和周恩来等人最终安然无恙。但是，当人们为此庆幸的时候，同样会想起那千钧一发之际的一个又一个“如果”……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霏霏黄梅雨，象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笼罩着南京城。但夜幕降临以后便开始闪烁的万家灯火仍顽强地破网而出，勾勒出六朝金粉之地的豪华。 中央路三Ｏ五号的“正元实业社”大楼，已失却平日的忙碌，静悄悄地矗立在夜雨中。只有一两个窗户亮着灯光，就像一只蹲伏在黑暗中的巨兽。 和从前的一个个周末一样，徐恩曾早已无影无踪，到他的某一处香巢销魂去了。部下们等他一走，也纷纷开溜，回家去享受天伦之乐，好赌的早已约好“牌搭子”准备鏖战通宵，好色的或者泡舞厅，或者上了秦淮河的画舫，像上司一样享受“软玉温香抱满怀”的销魂滋味。 除了门卫，只有几个机要人员和钱壮飞留在中统大本营值夜班。徐恩曾平时极少离开总部，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周末离开，总是让这个机要秘书值班，要他及时处理各地发来的不得延误的公文和情报，并在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时马上通知他。也只有钱壮飞才知道，这个周末之夜徐主任在哪个地方。 钱壮飞正紧张地伏案处理着公务，突然一个年轻的机要员推开他的房门，轻轻走进来，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在桌上，又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退出去了。 钱壮飞搁下手中的工作，翻开卷宗瞟了一眼，只见里面是一份标明“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发电处写着“武汉绥靖公署”的字样。他的眉稍微微耸动了一下，眼光扫视了一下四周，耳朵聆听着门外的动静，然后凝视着卷宗出神。 少倾，钱壮飞站起身来，打算走出办公室看看外面的动静。这时，门外又一次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那个年轻的机要员再次送来一份卷宗。待机要员关上房门，他又翻开卷宗，里面又是一份标明“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发电地址仍是武汉绥靖公署。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竟在半个小时内接连发来两封密电？钱壮飞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了。然而，还没有等他想出个眉目，机要员又推门进来了。这次送来的卷宗里竟然放着两封电报，信封上的字样和前两封一模一样。 在以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机要员又两次送来卷宗，仍然是从武汉发来的标着“徐恩曾亲译”字样的绝密电报。 武汉方面一定发生了十万火急的大事！钱壮飞决定揭开这个谜，弄清楚其中的奥秘。 又等了半个小时，机要员不再来了。钱壮飞静静地坐在办公桌旁，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从徐恩曾手上搞到的密码本，细心地翻译起密电来。 第一封电报刚刚翻完，钱壮飞白净的面孔陡然变得煞白。出现在他眼帘中的是这样一行字： 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特务活动的黎明在汉口被捕。 “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钱壮飞是知道的。顾顺章出事的严重性，他更清楚。如果顾顺章仅仅是被捕，后面还用得着接连发来五封电报吗？ 钱壮飞开始加快译电的速度。译着译着，他的脸上、背上和手心都被冷汗打湿了。后面五道电文的大意分别是这样的：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的消息让徐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要落空。” 发电人分别是何成浚和蔡孟坚，每一封电报都标着“特急”的字样。译得钱壮飞的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 六封电报都译出来后，钱壮飞渐渐冷静下来。开始考虑现在该怎样应付这一突发事件。现在上海党中央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把情报传递给上海中央特科。稍有延误，党中央驻上海的各处秘密机关就会遭到破坏，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也将被投入血泊之中。 钱壮飞急忙翻出列车时刻表，正好，今晚还有一班南京到上海的特别快车，１１点开，明晨６点２５分到。除坐飞机外。这是南京到上海的最快速度了。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现在刚到１０点，离宁沪特快发车只有一个小时了。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六封电报按原样一一封好，锁在抽屉里，又将密码底本藏到贴身的口袋里，轻轻拉开房门，走出办公室。 春雨还在潇潇下着，钱壮飞走出“正元实业社”大门，急步走回隔壁自己的家。女儿钱椒椒和女婿刘杞夫正准备睡觉，钱壮飞推开他们的房门，没有理会他们诧异的神色，把刘杞夫叫到自己的房间里。 “杞夫”，钱壮飞一关上房门就焦急地对女婿说：“你马上收拾一下，立即坐夜班车到上海去，带一个口信给舅舅。事关重大，这信只能记在心里。你听好了：“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他让刘杞夫背诵了两遍，确信他已经记熟了，才接着吩咐：“到上海以后，要想法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舅舅。如果一时找不到，就找你岳母，告诉她一定要设法找到舅舅，立即把这个十万火急的口信报告中央。”钱壮飞这里所说的“舅舅”，就是李克农。“天亮”即黎明，指顾顺章，“已走”、“病危”隐喻他已叛变，“速转院”就是要中央立即转移。 刘杞夫已多次为岳父传递各种信件和口信，他聪明机灵，从没有出过差错。但是他从末看到过岳父如此紧张和严峻，一时也紧张起来。钱壮飞看到他微微颤抖，连忙叮嘱：“千万要镇静，一定要把口信送到。” 送走刘杞夫后，钱壮飞回到“正元实业社”。时间已近午夜，万籁俱寂。他仍然忧心忡忡，明天不是接头的日子，刘杞夫能不能找到李克农，他一点把握也没有。 中央各机关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大搬迁，需要时间。如果刘杞夫不能在明天之内找到李克农，顾顺章一到南京，一切都晚了。 看来，必须当机立断，自己亲自赶往上海，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李克农或者陈赓。想到党组织和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宝贵的岗位即将毁于一旦，他不禁有些惋惜。但是，顾顺章已经叛变了，自己的身份很快就要暴露。何况最后一封密电已经写明：此事千万不能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此人不正是我钱某人吗？ 钱壮飞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正元实业社”。就此一去不复返。走出“正元实业杜”，钱壮飞没有回家。他快步来到附近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这是他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他本打算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同志迅速转移。但时间太早，负责人还没有来上班。他不便留条，就用小刀在此人办公桌上的一幅地图上刻了一个“十”字，暗示他赶快通知有关人员逃走。随后，他来到通讯社的发报室，让报务员给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 “潮病重速返。” “潮”即钱潮，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只有胡底知道。他和胡底早有约定，这种明码电报是极紧急情况下通知胡底迅速转移的警报。 做完这一切后，钱壮飞不再停留。马上在马路上雇了一辆车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车。虑事稹密的钱壮飞考虑到他走后不久徐恩曾可能得到新的消息，会派上海方面的特务在火车站守候逮捕他，便在上海近郊的真如站下了车，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四月二十七日早晨，顾顺章乘坐的轮船抵达南京。先期到达的蔡孟坚驱车前往码头迎接。汽车径直驶往中央路三Ｏ五号“正元实业社”。顾顺章下了车，故弄玄虚地左顾右盼，突然对蔡孟坚大声说： “哎呀！这地方难道就是你们的机关？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也在这里呀！” 蔡孟坚一听此话，顿时瞠目结舌。他还没有回过神来，顾顺章又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马上将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押，他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如果让他逃掉，整个肃清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了。” 蔡孟坚大吃一惊，不禁火冒三丈，忍不住大声训斥这个叛徒： “你这个自高自大的家伙，在武汉时为什么不说？你这个混蛋！” 说着，他押着顾顺章来到徐恩曾的办公室。徐恩曾头天上午就知道此事了，正急不可耐的等待着顾顺章的到来。谁知刚一见面，就得到这样一个晴天霹虏。 头天早晨钱壮飞下夜班后，就不见了踪影。徐恩曾心里正在嘀咕，现在一听蔡孟坚的报告，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他视为心腹的机要秘书居然会是共产党！惊恐之余，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 “快把钱壮飞给我抓来！” 手下人去抓钱壮飞了，徐恩曾也很快恢复了镇静。钱壮飞肯定找不到了，但顾顺章还在这里。只要他在，就不愁找不到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就不愁抓不到向忠发，不愁抓不到周恩来。只要抓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头目，跑掉一个小小的钱壮飞又算得了什么。 想到这里，徐恩曾又信心十足了。他恢复了往常的斯文相，面带微笑对站在对面的顾顺章说：“顾先生，欢迎你归顺中央。” 在徐恩曾面前，顾顺章不敢象在武汉那样目中无人了。他谦恭地向徐恩曾问好，然后急迫地说：“事不宜迟，请阁下马上多派人员，由我带领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机关既多又大，短时间内他们跑不了。” 徐恩曾立刻动作，叫来早已待命的党务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和党派组长顾建中，命令他俩带领大批特务，押着顾顺章立即去上海。同时电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调动所有军警，并知会两个租界的巡捕房，请他们全力配合，对上海进行全市性的大搜埔。 从四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接连三天三夜，整个大上海像开了一锅粥，马路上警车尖啸着飞驰而过，打门声昼夜不息。市民们吓得不敢出门，许多店铺也早早就打烊了。 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军警和特务冲进了天蝉舞台隔壁的“福兴字庄”，冲进了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秘密电台、江苏省委。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少共国际等几十处秘密机关，然而，每一处都是人去楼空，除了极少数来不及转移的普通工作人员，特务没有抓到一个重要人物。更不用说周恩来了。 原来，刘杞夫于四月二十六日清晨到达上海后，按照钱壮飞给他的地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克农，及时将熟记在心的口信告诉了他。 李克农听了口信，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安排刘杞夫暂时住下，便火速行动起来。这天不是他和陈赓预定碰头的日子，要找到陈赓很困难，他便找到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在陈云的帮助下，又很快找到了聂荣臻。半个世纪以后，聂荣臻真切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 所幸的是，周恩来很快又回来了。当他听到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时，顿时惊呆了。平时不抽烟的他破例向陈赓要了一支烟，狠狠地抽了几口，让烟呛了好一阵子…… 形势万分险恶，时间又非常紧迫，周恩来倒显得格外冷静。在陈云、聂荣臻和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紧急应变措施： 立即把所有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全部撤离原址。所有顾顺章知道的秘密交通站、联络点立即转移搬迁； 把顾顺章所知道的领导人、秘书及其家属全部搬迁，并把领导人的秘书全部更换新人； 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人尽快撤离上海，一时不能撤离的立即转移住处，隐蔽起来； 立即终止使用顾顺章所知道的联络暗号和秘密工作方式； 迅速调集力量，组织一支队伍，伺机捕杀顾顺章。 为了防止在特科工作顾顺章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可能被顾顺章利用来造成更大破坏，决定采取坚决果断的处置和隔离措施。 二十六日晚，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各个机关全部开始了紧急大搬迁。同时，由陈赓负责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应变措施，准备反击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巡捕房的搜捕。中央特科全体人员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连续几十个小时不休不眠，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将所有重要机关和有关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叛徒顾顺章献出的三天之内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共中央特科——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编者按：随着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逝世，能够全面见证中国共产党成长历史的人物恐怕已经寥寥无几了。广大的读者对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恐怕早已耳熟能详，但是，您是否知道建党初期以瞿秋白、周恩来、邓小平等为首的共产党人在上海所经历的惊心动魄？本文以翔实的史料，将把您带入那段风风雨雨的年代。也许会使您对伟人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有更全面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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