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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凌云翔 1945年7月15日上午，美国海军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载着哈里·杜鲁门总统一行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靠岸。中午一过，他就登上总统座机“圣牛”号，从比利时飞往德国的波茨坦，参加代号叫“终点站”的同盟国三巨头会议。 杜鲁门是7月6日从美国乘军舰出发，横渡大西洋，前来欧洲的。他要同英、苏两国首脑举行二战结束前同盟国之间的最后一次高峰会议。 波茨坦位于柏林西南方，曾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首都，距柏林仅30公里。“终点站”会议的地点在波茨坦市郊一个风景宜人的小镇，树林环绕的这个镇几乎完全没有受战争破坏。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均下榻此地。 随同杜鲁门总统出席波茨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有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等人。 他们来参加会议时，带有一份在华盛顿起草的呼吁日本投降的草案。这份草案是在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的怂恿下草拟的。他请求杜鲁门总统在公告中通知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结束天皇制。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保证，日本会不会投降很值得怀疑。 当时，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已接近成功，很快就要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进行首爆试验。因此在公告中要不要提及保留天皇制的问题，就取决于原子弹试爆的成功与否。 “我已考虑过天皇问题，”杜鲁门对格鲁说，“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他要求格鲁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海陆两军部长进行磋商。 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两人表示“颇喜欢这个想法”，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 不过马歇尔担心：“此时公开发表这样内容的公告，恐怕时机不成熟。”史汀生也认为，公告的措词如何，应看原子弹试验是否成功而定。 他们认为，只要原子弹试制成功，并在对日作战中使用，就可以逼迫日本投降，而不必顾及日本人坚持的保留天皇的条件。 “曼哈顿工程”始于1942年夏末，由美国陆军工程兵筹建。同年9月，46岁的莱利斯·格罗夫斯准将被任命为主管该工程的主任。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他要在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和蓝图的情况下，以科学信念把大堆抽象的方程式和理论化为实用的武器。 “曼哈顿工程”的规模大得惊人。由于还不知道能把铀235分离出来的4种不同方法哪种最好，惟有4种同时试用。每一方法都耗费昂贵，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产生两个新难题。虽然只要生产不足45千克可分裂的核原料，以备1945年夏天制成的3枚原子弹之用，但该项计划及有关的各项工作，在巅峰时期曾聘用近54万人。 “曼哈顿工程”成了美国科学家的熔炉。像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热爱新物理学的美国科学家，与英国原子物理学家，以及流亡美国的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科学家共同工作。某些部门有博士头衔的人比普通职员还多，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 “曼哈顿工程”的总部建在田纳西州，占地202平方公里。它还将获得的比利时矿业联盟在非洲刚果开采的1140吨铀矿全部库存，如果没有这批矿石，原子弹也无法研制。有20万人在37个秘密工厂和实验室内专职从事研制工作。 “曼哈顿工程”只开始了几个月，便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1942年12月2日下午，参与研究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和他的美国同事，在芝加哥大学橄榄球场看台下面的一个壁球场里，成功地实现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受控核裂变的连锁反应。他们所用的仪器虽然简陋，但在那天傍晚，物理学家就确知这个核分裂过程，并终有一天可用来制成一种威力极大的武器。虽然如此，棘手的实际难题仍然很多。据科学家计算，45克铀235（约有一个高尔夫球的大小）所放出的能量，约等于9000吨三硝基甲苯（tnt）炸药。但单是这45克铀235的力量并不足以完成整个连锁反应，一定要有相当的数量，即所谓“临界质量”，才能引发爆炸。当时还不知道确实数量是多少。 此外，他们必须把铀分成两块，到引发时才让它们合到一起，构成临界质量。为了解决这许多难题，“曼哈顿工程”在新墨西哥州靠近洛斯阿拉莫斯市一个荒僻的平顶山上，设立了一个原子弹实验室，由奥本海默出任该实验室的主任。 新武器就在这个实验场地里进行最后的装配。保安措施非常严密，所有邮件要经过严格检查，来往电话一律受到监听。科学家一离开实验室，就有人如影随形般盯梢。其他设备的保护措施，也大致同样严密。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德国或日本特务获得任何重大的原子研究情报。就是美国人也很少知道本国正在研究这种崭新的武器。 “曼哈顿工程”的人员研制原子弹的热忱，在大战期间一直没有减退。该工程投入的总经费达2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60亿美元）。1944年12月30日，格罗夫斯将军认为可以宣布他的时间表了。他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第一枚原子弹将于1945年8月1日左右制成。” 当原子弹面临可供实战使用前景时，美国内部对如何使用它，产生了分歧意见。 在二战期间领导美国并决定研制原子弹的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当年4月25日，杜鲁门才被告知研制原子弹的详情。他被迫面临是否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重大抉择。 主管原子弹研制工程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时领导着被称为“临时委员会”的机构。这个机构由8人组成，包括3名著名的科学家在内。另外附有一个由4名科学家顾问组成的“科学小组”。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向总统提出原子弹的使用在政治、军事和科学各方面将会产生什么问题。 1945年6月初，这个委员会同马歇尔将军及“科学小组”开会进行磋商。史汀生在会上致辞：“我们有了一种新式武器，不久就可试爆，其破坏力是空前的。今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迅速胜利地结束战争。可以设想，新式武器会使我们握有压倒一切的力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用这种新式武器，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会产生什么影响。” “科学小组”的成员、负责原子弹设计和试验的科学家奥本海默博士估计，爆炸1颗原子弹能杀死两万人。这个数字使史汀生大吃一惊。他插话说，目的是摧毁军事目标，不是平民的生命，例如，已列入轰炸目标的城市之一京都就不应该轰炸，因为它是个文化中心，当地的神社颇受人崇敬。 马歇尔将军毫不怀疑，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应该使用原子弹。但是他在会上却说，他也希望用不着扔原子弹，因为这样就会过早地把美国拥有的新实力暴露给苏联人，从而降低原子弹在战后的威慑作用。 午餐时，一名科学家在餐桌上问史汀生，是不是能用原子弹搞某种非军事的示威给日本人颜色看看，而不轰炸城市。对这种可能性，饭桌上展开了辩论。有人反对说，如果预先宣布要投在日本某个偏僻地方，携带原子弹的飞机有可能被击落。还有，如果示威性的炸弹不爆炸，那又怎么办?这样的可能引起的问题实在太多。如果在日本以外的中立地带进行爆炸示威，日本人可能认为这是假的。最后，大家的结论是，应该尽快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一个能明确显示其破坏力的目标，而不预先提出警告。 “临时委员会”的3名科学家同意这一结论。然而，其他一些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却感到忧心忡忡。为首的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博士。他和另外7名著名科学家联名给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首先将这个毁灭性武器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它就会失去世界公众的支持，造成军备竞赛，损害将来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议的可能性。我们以为，如果能先选择适当的无人居住地区，向世界显示核弹的威力，那就能为最终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协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于这份报告，奥本海默、费米等几位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起草了一份驳斥的书面意见，于6月16日也提交给“临时委员会”。书面意见中说：“主张纯粹的技术示威的人，认为使用原子武器是非法的，生怕用了它会在将来使我们的地位受到损害。但是其他人则坚信，要是立即在军事上使用它，就能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消灭这个特种武器。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技术示威不大可能结束战争，除了直接在军事上使用外，我们找不到其他替代办法。” 当科学家对原子弹使用议论纷纷之时，政治家和军事家也在权衡利弊。 在华盛顿，史汀生部长和他的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当时正准备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杜鲁门总统也将出席，以便决定是封锁日本炸得它投降呢，还是在日本的主岛登陆。麦克洛伊对这两种选择都不赞成。几个星期来，他一直私下与格鲁讨论对日作战的前途，两人得出同样的结论：应该让日本体面投降。 麦克洛伊主张总统应该致函日本天皇或铃木政府，一方面阐明投降条件，允许日本在立宪基础上保留天皇；另一方面威胁它，如果它不接受，那么美国别无选择，只好在日本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弹。这样有可能在不造成巨大伤亡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如果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和警告日本还不投降，那么美国不得不使用原子弹，道义上就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这个建议史汀生显然是同意的，他说，这样做才具有政治家的风度。 1945年6月18日下午3时30分，讨论对日最后作战方针的会议在白宫会议室举行。到会的有杜鲁门总统和他的私人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李海，两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和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另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陆军航空兵部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没有到会，由艾拉·埃克中将代表。史汀生抱病出席，他的副手麦克洛伊列席。从马歇尔开始，杜鲁门一一征求意见。马歇尔坚持说，除了入侵日本主岛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主张1945年11月1日开始在日本九州岛登陆，将出动美军部队766700人，伤亡会是惨重的。但是，他说光靠空中力量不能征服日本。代表航空兵部队发言的埃克中将证实这种判断，他说空军的轰炸并没有使德国人屈服。海军上将金也支持马歇尔。史汀生点头赞成。 杜鲁门接着征求李海上将的意见。李海向来是个“炮筒子”，他批评罗斯福在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说：“有人说除非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否则我们将来便会自食其果。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坚持要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这点，只会使日本更加铤而走险，从而增加我们的伤亡。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杜鲁门认为公众对放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思想上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因此他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着手准备在1945年11月进攻日本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 杜鲁门说完，会议显然已结束，大家觉得可以退席了，可总统却把他们拦住：“麦克洛伊，你还没有发言。你的观点呢?”麦克洛伊把他在会前准备的意见讲了一遍，建议考虑政治解决，由总统发一封致日本天皇的信，该信一方面要答应日本保留天皇制度，另一方面又要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原子弹”3个字使到会的人都吃了一惊。会议室内每个人虽然都知道研制原子弹，但由于它高度机密，从来没有人在会上提过它。 杜鲁门说，使用原子弹是“很有可能的”，并且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他参加的正式会议上提出来过。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留下继续讨论，他说，是时候了，该把这件事情摊到桌面上来了。讨论的内容集中在投掷原子弹的问题上。同一天，美国副国务卿格鲁私下力劝杜鲁门，说假如日本停止抵抗，应允许保留天皇，这样做使日本投降好办得多。 格鲁建议由总统发表文告向日本招降，准许日本保留天皇体制。杜鲁门表示此事要留待波茨坦会议上与盟国商讨，暂时搁下。但指示可以准备一份文告的草稿，带往波茨坦出席会议。这份草拟的《波茨坦公告》，将由美国、英国和中国联名发出。草稿的第12条阐述的“无条件投降”的惟一例外，就是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的保留天皇的可能性。 格罗夫斯将军说过原子弹将于1945年8月1日左右制成，结果7月16日已可进行试爆。选定的地点是新墨西哥州阿拉摩戈多市80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干地，时间是清晨5时30分。原子时代就在那一天诞生。一团强光把400公里内的天空照得通亮。爆炸中心的地面也发出炫目的亮光，就像许多个太阳直射着。直视爆炸的人都暂时失明。 一个深紫色和橙色交织的巨大火球向外扩散达1500米。地面震动起来。一股强劲热气如海浪般涌出。承载原子弹的30米高的钢架化为乌有。一柱白烟直冲云霄，散开成蘑菇状，最后升至12200米高空。数公里外一个盲人女子竟称自己也看到了光。 新墨西哥州首府的新闻记者都收到一份事前准备好的新闻稿，为这次不可思议的爆炸编造一个解释： “今日清晨，阿拉摩戈多空军基地专用区一处偏僻地方的一个军火库发生爆炸，发出耀目强光及疾劲气浪，据报道远在西北380公里的盖洛普市也曾看到。” 格罗夫斯及其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准将在9公里的距离外观看了爆炸情况，巨大的爆炸使法雷尔欣喜若狂，他不禁喊道：“战争结束了!” 当天晚上7时30分，在波茨坦的史汀生收到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 “今天上午动了手术。诊断尚未完毕。结果似乎满意，业已超出预料。在当地发表消息是必要的，因为远近兴趣甚浓。格罗夫斯博士颇为高兴。他明日返华盛顿。我将随时报告情况。” 史汀生回电称：“我向博士及其顾问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波茨坦会议原定在7月16日举行，由于斯大林的心脏病轻微发作，只好推迟1天。 7月17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于下午5时10分在西席林霍夫宫的接待大厅举行，厅内悬挂三国国旗，与会者围着一张栎木大桌而坐。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由杜鲁门担任会议主席。最初的讨论集中在战后欧洲的问题上，会议后期再讨论对日作战。 几小时后，史汀生收到临时委员会发来的关于原子弹的第二封电报： “医生刚刚回来，兴高采烈，相信弟弟定会像哥哥一样健壮结实。从这里到海伊霍尔德（史汀生在长岛的家）都可以看到他眼里放射的光芒，从这里到我的农场都可以听到他的哭声。” 翻译这份隐语电报的军官猜想，77岁的史汀生又当了父亲，不知道是否会休会一天以示庆祝。他不知道“弟弟”是指刚刚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钚弹，而“他的哥哥”则指准备扔在日本的未经试验的铀弹。 7月18日午宴时，杜鲁门就是否要把原子弹一事告诉斯大林，试探了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建议，如果斯大林问“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们呢?”他可以解释说，他一直在等待试验成功。 当天下午，杜鲁门会见斯大林，但没有提到原子弹。 7月21日，史汀生在波茨坦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宣读一份目击者的报告，详尽地描述发生在阿拉摩戈多的可怕情景。两人听后非常高兴，杜鲁门更是情绪高涨。次日早晨，史汀生将这个报告交给丘吉尔，丘吉尔读后也感到兴奋。 7月24日早晨，杜鲁门得到报告说，原子弹在8月4日至5日可以准备就绪，最迟也不会超过8月10日。午膳前，他审阅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送来的最后报告，该报告建议，为了使日本早日投降，要尽快让苏联参战。这反映了他们对那颗未经试验的原子弹的保留态度。然而，国务卿贝尔纳斯却同丘吉尔一样，把原子弹看做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觉得苏联没有必要参战。他们认为，苏联参战必然使战后亚洲问题复杂化。午膳时，他说服杜鲁门同意把原子弹一事通知斯大林，但告诉他的时候，却要装做是随便谈起的，不然的话，斯大林可能会领悟到原子弹的全部意义，从而比预定时间“8月初”提前进兵中国东北。 7月17日中午，斯大林在波茨坦造访杜鲁门时，曾主动表示苏联红军准备在8月初进军中国东北，唯一的障碍是要与蒋介石协商解决一些有关问题，例如大连的地位等。但是，7月24日下午，苏联红军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将军却在莫斯科宣布：“苏联军队正在远东集结，准备于8月下半月开始对日行动。但具体日期却要视与中国代表会晤结果而定，目前会晤尚未结束。” 7月24日下午全会休会后，杜鲁门找到斯大林，随便地提了一下，说美国现在具有一种“破坏力异乎寻常的新武器”，却没有提“核”或是“原子”一词。斯大林亦同样随便回答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 原子弹试爆的成功，没有平息要不要使用它的争论，反而使分歧意见更多。 美国几位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明显相左。海军上将李海觉得，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员之所以会要求使用原子弹，“其理由可能是在这项工程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尽管马歇尔将军一再坚持，要结束战争不使用原子弹就非付出昂贵的代价进行入侵不可。阿诺德将军却宣称，对日本使用常规炸弹轰炸就能结束战争。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同意马歇尔的结论。他私下对史汀生说，日本已经失败了，投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另外，他认为美国也应该避免由于使用这样一种在他看来“对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非必不可少的”武器，而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 要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最后的决定只能由美国总统一个人来做出。在这个问题上，杜鲁门总统一直倾向认为“一旦研制成功，就要投入战争使用”。他的观点，受到英国首相的坚定支持。 1945年7月25日，杜鲁门做出了在他总统任期内最重大的一项决定：如果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肯无条件投降，就要对日投掷原子弹。 当天，美国驻太平洋战略航空部队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接到了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命令： “1945年8月3日后，一俟天气条件允许目视轰炸，第20航空队第509混合大队应对下列目标之一投第一颗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津和长崎。为运载陆军部军职及文职科研人员，对此炸弹之爆炸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要另派飞机随携带炸弹之飞机同行。观察机应保持在离炸弹爆心点若干英里之外飞行。” 这项命令当天就由专机送达太平洋上马利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基地。担负原子弹轰炸的第509大队就驻扎在该岛。 7月26日，杜鲁门总统下令让美国军事情报局把《波茨坦公告》公开向日本广播。公告警告日本说，除非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本土全将毁灭”。公告没有提原子弹，也删去了关于保留天皇的一段。公告把日本的主权限制在4个本土岛屿上，答应不把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加以奴役，或作为一个国家加以毁灭”。中国、美国和英国在公告上联名，但事先没有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莫洛托夫知道后立刻拿起电话，要求推迟几天发表。“太晚了，”贝尔纳斯抱歉地回答说，“已经发表了。”他补充说：“我认为，在你的政府尚未与日本交战时，与苏联磋商这个文件是不合适的。”苏联是在8月8日对日宣战后，才加入这个公告。 日本的监听人员于东京时间7月27日早晨收听到这个公告。公告中没有提及天皇将来的地位。结果，一如史汀生及格鲁所料，马上引起日本的忧虑。日本内阁经冗长争论后，决定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答覆，置之不理。这样，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命运已无可避免。 二次大战末期，盟国还没有战略导弹。要投放原子弹，只能靠轰炸机。 1944年12月9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受命组成一支特殊的轰炸机部队，番号为第509混合大队。这个大队拥有15架b－29型“超级空中堡垒”重型战略轰炸机。这是美国航空部队中独一无二的建制，人员全部经过精挑细选，拥有1542名编制，完全不求其他单位，也不与人往来，采取封闭式管理，保密措施和纪律要求十分严格。5架c－54型军用运输机随时供其调谴。 陆军航空部队，选用了保罗·蒂贝茨上校出任大队长。 蒂贝茨驾着b－29型飞机去找寻可供他的大队使用的合适训练场所。他在美国中西部犹他州的温多佛机场降落。温多佛是一片荒凉的沙漠，距盐湖城约185公里。那里地势平坦辽阔，没有树木，常年晴空万里，作为混合大队那种特殊军事行动的演习场所，实在是最理想不过。 第509混合大队的训练一开始就与众不同。蒂贝茨吩咐各高级军官严守秘密，却没告诉他们秘密是什么。大队的飞行活动，与飞行员们以前见过的完全不同。练习轰炸一定要在9150米的高空进行，而每架飞机总是只投下一枚4500千克重的模拟炸弹，着重目视轰炸的训练。 知道“曼哈顿工程”秘密的人，都不难明白个中道理。炸弹舱内只有一枚价值以亿元计的炸弹，其重量约5吨。投弹机会转瞬即逝，不容他们错过目标。 经过在美国本土近4个月的紧张训练后，1945年4月26日，第509大队奉命离开温多佛基地，调往西太平洋，准备进驻已被美军占领的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这个石灰岩小岛地势平坦，中间约宽8公里，长17公里，简直是艘不沉的“天然航空母舰”。提尼安岛面积小，还便于保密。该岛有日本人筑成的优良路网，岛北机场拥有4条平行的跑道，跑道长259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基地。 1945年5月18日，第509大队的先谴机队抵达提尼安岛的岛北机场。 5月29日，该大队地勤人员到达。6月11日，飞行机组驾驶b－29开始在岛北机场着陆。随后他们开始了飞越太平洋轰炸日占岛屿和日本本土的训练。 蒂贝茨及其部下从来不参加任何大规模空袭，总是单独飞行，偶尔轰炸日军占据的小岛，或者来回飞行4800多公里，到日本城市的上空，投下一枚炸弹。 7月26日，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在提尼安岛海面下锚。无数小船涌到该舰周围，各军种的高级军官则登上该舰观看其绝密的货物卸船，那是从美国本土运来的一个直径约45厘米、高约60厘米的金属圆筒，第一颗实际使用的原子弹的心脏部分。它重几百千克，装有金属铀的同位素铀235，外边有铅罩着。这个盛大的场面却由于计算上的微小差错而逊色。吊卸原子弹的绞车绳短了2米，无法吊到艇上。海陆两军旁观者对水手们发出嘲笑声。这项不好做的工作最终还是完成了，铀235被安全地运上了岸。 不幸的是，3天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返航途中中了3枚鱼雷。这3枚鱼雷是日本潜艇“伊－58号”发射的，该舰在12分钟后沉没。舰上没有救生艇，只有几个救生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有4天没有人想起“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无人前往救援，致使舰上的1196人中只有316人生还。在美国海军史上，这是引起议论最多的海难事件。 原子弹于8月1日在提尼安岛上一个有空气调节设备的炸弹仓库内装配。它长3米，直径70厘米。除大小不同外，外形很像普通炸弹。 8月4日，第509大队所属7架b－29型轰炸机的全体机组人员被召到简令下达室，由负责打开原子弹保险的海军军械专家威廉·帕森斯上校放映在阿拉摩戈多试爆原子弹的纪录片。看过原子弹那种令人胆寒的巨大威力之后，在座的每一个人才明白，为什么驾驶员要熟悉在高空急转弯飞离现场。帕森斯上校告诫驾驶员，千万不要穿过蘑菇状云冠飞行，以免被辐射所伤。他坦白说明没有人确知会发生什么事；即使原子弹在预定的560米高空爆炸，地壳也可能爆裂。第二天，8月5日是星期天，天气酷热，阳光猛烈。在提尼安岛上第509混合大队炸弹装配室里，物理学家、军械人员、宪兵、保安人员和航空队高级官员云集，远远地围观吊在锁链起重机上的原子弹。 这颗原子弹绰号“小男孩”，重4400千克。炸弹内那个可分裂的弹芯，只占整枚原子弹重量的0.5％。一支近发引信调定在560米的高空引爆。下降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信管便引爆固定分量的炸药，以每秒钟1500米的速度向前射出一小块铀235，与在弹头的大块杯状铀235相撞，达到“临界质量”，原子爆炸就在这一刹那发生。 那块极重要的杯状铀235用铅质圆筒装载，就是由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于7月26日运抵提尼安岛的。命令说得很清楚：倘若载运的这艘巡洋舰因故沉没，那块铀235要搬上第一艘开出的救生艇。巡洋舰自旧金山出发，以全速直驶提尼安岛，途中仅在珍珠港停了数小时添加燃料。3块较小的铀235，则分别由3架飞机运抵提尼安岛。 8月5日上午，天气预报表明午夜后的天气适宜起飞。前一天晚上，负责把原子弹装上飞机的军械专家帕森斯上校，曾目击4架b－29轰炸机接连在起飞时坠毁。他对负责此项秘密计划的托马斯·法雷尔将军说，如果装载原子弹的飞机不能安全起飞，原子爆炸可能把整个岛屿变为废墟。 黄昏前，原子弹从仓库搬到阳光耀眼的停机坪，再搬进一架名叫“依诺拉·盖伊”号的b－29轰炸机的弹舱。弹身上满是机械师们用粗铅笔涂写的给日本天皇的话。这架飞机的名字，是按其机长蒂贝茨母亲的名字命名的。薄暮时，帕森斯爬进闷热的机舱。他蹲在原子弹旁边，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练习最后一步装配。法雷尔看见帕森斯练得双手流血，就说：“拿我的猪皮手套去用吧!手套是很薄的。” “我不要紧，我得用手摸着干才行。” 8月5日晚10时过后不久，6名机组人员被召进一个半圆顶的活动房屋，听取出发前的简令。他们看着蒂贝茨大步走上讲台。 “今晚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夜晚，”蒂贝茨说，“几个月来的艰苦训练效果怎样，今天晚上就要见分晓。我们今天晚上的努力，很可能要创造历史。”他们将要投掷的是一颗威力相当于12500吨三硝基甲苯（tnt）炸药的原子弹。 “由于这颗炸弹威力极大，我们的飞行计划就不同于从前扔普通炸弹。”蒂贝茨说，3架b－29型气象观察机将先行起飞，侦察已选定的3个城市上空的天气。一小时后，“依诺拉·盖伊”号再起飞，随行的还有两架载有科学仪器、照相器材和观察人员的b－29飞机。3架飞机于黎明后在硫黄岛上空汇合。 凌晨2时40分，蒂贝茨那架载得重重的“伊诺拉·盖伊”号起动了。摄影师的闪光灯不断闪烁。接着两架b－29型随行机，先后隔两分钟起飞，其中一架负责测量爆炸威力及辐射，另一架负责摄影。还有一架较早出发的b－29型飞机，已经飞往硫黄岛待命。倘若“伊诺拉·盖伊”号中途发生故障，它就在那里接载原子弹，继续完成任务。这项被称为“第13号特别轰炸任务”的机密行动，终于正式开始了。 “依诺拉·盖伊”号以及两架随行的b－29型飞机，滑行到跑道上。法雷尔将军从岛北机场的控制塔上，全神贯注地观看起飞。这架庞然大物似乎不堪重负，虽然已加速至每小时290公里，依然没有离地。观看起飞的人想起前一天晚上有4架b－29型飞机坠毁，都捏一把汗。 蒂贝茨不断设法使飞机加速；副驾驶员罗伯特·刘易斯上尉给机轮重新加压。光滑的珊瑚跑道只剩下最后几米时，这架巨型轰炸机终于腾空而起，飞上夜空。这时是8月6日凌晨2时45分。是值得纪念的时刻。 “伊诺拉·盖伊”号在爬升中进入了太平洋的上空，机身因上升而震荡起来。蒂贝茨爬升至足够高度，便左转依罗盘指示飞往北面1000公里的硫黄岛。机组成员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到了1200米高度，蒂贝茨减低速度，改用巡航速度飞行。帕森斯清理好熄灭的烟斗，钻下前炸弹舱，着手原子弹最后的装配工作。帕森斯上校的助手莫里斯·杰布逊上尉用手电筒替他照明，帕森斯则在原子弹尾部小心翼翼地装上炸药引信。 原子弹的电子设备非常精巧。炸弹投放后，一系列复杂的计时仪器，会在最初15秒钟内，制止原子弹内部的动作，以免它在那段时间内爆炸。另一组仪器，则会防止原子弹在3050米以上的高空爆炸。下降15秒后，气压计就会给无线电控制的近发引信，发出准备信号；一俟降到560米，即引发爆炸。从9600米的投弹高度，下降到560米的爆炸高度，估计需要经过43秒钟。 杰布逊从炸弹上取下一个绿色的插头，换上一个红的，电路便接通，原子弹随时可以投掷了。 东京南面1200公里的硫黄岛已经在望。该岛于1945年3月经浴血苦战，被美国海军从日本守军手中夺取过来。蒂贝茨操纵“依诺拉·盖伊”号开始爬高。这时是清晨4时52分。不到5分钟，飞机便升高到2750米。 4时55分，天色已大白。“伊诺拉·盖伊”号同稍后起飞的两架随行的b－29型飞机，在硫黄岛上空会合了。 在紧急备用的硫黄岛机场上，有一架备用的b－29型轰炸机正在候命。负责安全的威廉·乌安纳少校正在等候着通知。蒂贝茨从飞机上用电话通知他说：“伙计，我们一切正常，正朝目标前进。”这意味着用不着备用飞机了。 在空中，3架b－29以大人字队形飞行，一路保持无线电寂静，向西北方向的日本四国岛飞去。 蒂贝茨通过机内通话器召唤全体机上乘员。他命令全体机组人员从这时起要坚守岗位，不得随便离位。一俟日本海岸进入视线，飞机上的录音系统就会自动录下所有机内的通话。 “这次任务将载入史册，”蒂贝茨说，“因此请各位说话要小心。我们飞机上带着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大部分机组成员，这才首次听到“原子”这个词。 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后不久，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就敦促新总统杜鲁门成立委员会，研讨原子政策。这就是后来成立的“临时委员会”。“临时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白宫尽快把原子弹投向日本，事前无须发出明确警告。 为了使首次原子弹轰炸达到最大效果，决定选一个直到当时差不多不曾遭轰炸过的日本城市为目标。那时可以考虑的日本城市有4个：京都、小仓、新泻和广岛。长崎是最后才加上去的。目标终于选定了。8月2日从关岛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向提尼安岛的第509飞行大队发出一道作战密令，定于8月6日投放原子弹。首选目标：广岛市区及其工业区。 广岛位于日本本州东南沿海，是日本的第八大城市。该市已有12万平民疏散到农村，但市内还有28万居民，加上43000名军人和20000名被强征来的朝鲜劳工，共有34万人。广岛还是日本陆军第二总司令部所在地，又是一个重要的军港。 8月6日凌晨，提尼安时间1时37分，蒂贝茨的第509飞行大队派出了3架b－29型飞机，作为先遣的气象观测机，从提尼安的岛北机场起飞，分别前往日本的广岛、小仓和长崎上空，进行气象侦察。如果发现首选目标广岛上空被云层覆盖，携带原子弹的飞机将飞往其他两个后备城市中气象条件好的一个。 名为“同花顺”号的气象观测机于当地时间7时09分飞近广岛市郊区。极目所及，下面是一片云海，城市被密云遮盖着。不过，几分钟后，云层散开，广岛全景呈现眼前。在计划指定的投弹地点，下面的城市异常清楚，机员甚至可以看见一片片草地。在密盖日本的一片云海中，竟有个16公里的缺口，广岛完全暴露出来，好像命运之神已经一箭射中该市心脏似的。 7时25分，气象观察机离开广岛向基地提尼安返航。它在归途遇到零星高射炮火，但炮弹都在离它很远的下方爆炸。气象观察机驾驶员克劳德·伊瑟利少校命令报务员发出如下的一封电报：“低层云，1~3／10ths，中层云，1~3／10ths。建议轰炸第一目标。” 接到伊瑟利的气象情报后，蒂贝茨转身对领航员西奥多·范柯克上尉说：“目标广岛。”这时“依诺拉·盖伊”号刚刚飞到9760米的投弹高度。 7时50分，这架巨型轰炸机抵达四国岛。越过四国就是本州和广岛。“就要开始投弹了，”蒂贝茨用机内通话装置宣布，“请大家都把护目镜放在前额。投弹计数开始后便戴上，一直要到爆炸闪光过后，才能摘下来。” 8时13分30秒，蒂贝茨对投弹手托马斯·费里比少校说：“看你的了。”这时这架“超级空中堡垒”用自动驾驶仪操纵，在广岛上空9640米高度，以对地时速460公里向西飞。 费里比少校俯身把左眼贴在轰炸瞄准器上，通过轰炸瞄准器，费里比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地形，就同他反复研究过的广岛市目标照片一模一样。瞄准点在太田川7条支流中最宽阔的支流上的一座主要桥梁上。这座桥此刻正逐渐移近瞄准器的十字标线。 “目标找到了!”费里比说，随即开动自动同步器，计算这项轰炸任务的最后一分钟。45秒钟后，他扭开无线电发出音响信号，表示15秒后要投弹。 随行的一架b－29是运载仪器的飞机“伟大艺人”号，它放慢速度使自己同“伊诺拉·盖伊”号拉开约900米的距离。另一架随行的b－29没有名字，只在机身侧面有一个“91”的编号，它此时开始盘旋，为拍摄照片调整方位。8时15分17秒，“依诺拉·盖伊”号的炸弹舱门，霍地自动打开。 投弹时间和操作是根据费里比送进瞄准器的数据用电控制的。他的手指则按在一个电钮上，如果炸弹不能脱落，他就往下一按，用手动投弹。无线电计数声突然停止。费里比看见那颗细长的原子弹尾部朝下掉出去，接着便翻了个身，弹头朝下向广岛落下。飞机由于突然减少了4吨多重量，机身猛然上升。蒂贝茨使飞机向右方猛拐，以倾角60度急转弯158度，然后使飞机向下俯冲加速，尽快脱离原子弹爆炸中心。 随行的“伟大艺人”号飞机的弹舱门也打开了，3个伞包落下。接着，降落伞打开。吊在降落伞下面的是像灭火器似的圆筒，它们是要把原子弹爆炸的无线电数据发射回去的发报机。 广岛的地面和天空都非常平静，人们与往常一样做着日常的事情。看见那3个降落伞的人以为敌机中弹，机组人员跳伞，要不就是在散发什么传单。 突然间，天空闪出一团蓝白色的强烈亮光。广岛所有时钟从此永远停在8点15分17秒。原子弹在离地面580米的高度爆炸，形成了一个大火球。 一个目击者描述那团光在上升及散开时，由白色转为粉红，再转为蓝色。其他人似乎看到了五六种鲜艳的颜色。有些人只在一团白光中看到一道道金光，好像一个照相用的大闪光灯泡在广岛市上空爆裂一样。 火球发射出来的热只延续了几分之一秒，但30万摄氏度的高热使爆心半径1公里内的花岗石都溶化了。爆炸中心投影点附近的温度急剧上升到3000~4000摄氏度；距离1500米处的物体表面温度，也达到540摄氏度。片刻之后出现一股可怕的冲击波，3公里内所有建筑物，除了少数几幢坚固的、防地震的建筑物外，全部被摧毁。广岛全市76000座建筑中，只剩下6000座大体还残存。 有几种因素加起来，使原子弹的破坏力比原先预测的还要大。第一是投弹异常准确，费里比少校瞄得几乎完全准确。炸弹就在距离指定瞄准点约180米处爆炸。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爆炸的时间。当时整个广岛市的居民正在煮早点，成千上万的火盆都盛满了烧得通红的木炭。几乎所有火盆都在爆炸中翻倒，变成无数火种，把那些木造的房子燃着。 这颗投在广岛的“小男孩”，其威力相当于万吨三硝基甲苯（tnt）炸药。当时，“依诺拉·盖伊”号的机组人员，看见在他们底下数公里的地方，出现了针头大小的紫红色光点，并立刻扩大为一个紫色的火球。接着火球又爆发成一群乱舞的火焰，吐出一圈圈的浓烟。从紫色的云雾中升起一根白色烟柱，迅速地上升到3000米高空，开了花，形成一个巨大的蘑菇烟云。这个蘑菇烟云，如同沸水一般上下翻滚，继续上升到15000米左右的高空。 几公里外，坐在观察机“伟大艺人”号上的科学家，正聚精会神看着爆炸记录仪。在拍摄照片的飞机内，物理学家伯纳德·沃尔德曼博士正坐在投弹手的位置上，操纵着他从美国带来的高速电影摄影机。炸弹投出后，他开始计数到40便开动摄影机。 广岛上空的大气被爆炸力搅动翻腾了整整一刻钟。接着开始落下巨大的雨点。袅袅上升的原子云柱带着放射性尘埃大点大点落下来。这阵神秘可怕的“黑雨”，使广岛幸存者们吓得魂飞魄散。这阵致命的大雨，向西北扩散。东面火势凶猛的地方，则几乎滴雨未落。 蒂贝茨驾驶飞机在广岛上空盘旋观测后，下令报务员用明码发电报说已经轰炸了第一个目标，目测效果良好。返航途中，帕森斯又用密码发了一个电报： “结果各方面成功。目测到的投弹效果，大于‘三位一体’（阿拉摩戈多）的试验。投弹后机内情况良好。正返回‘教皇统治区’（提尼安）。” 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至9月2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进行远东战役。 8月9日，b－29型轰炸机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8月15日，日本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签署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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