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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给了它最亢奋的色谱，它肆意涂过的每一小块地方，岁月的青苔便纷纷剥落。 北平——一座胚芽骚动的城市。 没有谁会怀疑胚芽的存在，没有谁会怀疑胚芽的力量，这个胚芽，从一粒千年的古莲籽中萌发出来，在明亮、空灵和芬芳上展开它的风景。 林徽因的生命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在同死神的角力中，她又一次成了胜利者。1949年，她在新生的清华园里，担任了建筑系一级教授，主讲市镇设计课。 清华大学建筑系设在旧水利馆二楼，最初开办时只有20人，现在也不过三五十人。建筑系从1948年就成立了市镇组，开设了市政设计课，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设计雏形。 林徽因主讲的住宅设计专题，很注重适应战后恢复城镇建设的需要。 她从人对阳光、水、绿茵、鲜花、林石的需要，讲到人与人，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从园林艺术的空间关系，讲到四合院的结构语言，从苏轼的“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讲到民居的缘情作用、精神功能和感情色彩，进而从北京城市的发展，讲到城镇规划的基础，城市交通、市政工程和城市绿地。 解放后，梁思成担任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受中央领导委托，负责北京城区的规划方案，他的工作随之也忙碌起来。战争结束了，人民需要医治战争创伤，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他组织人员对北京城的规划进行研究，并成立了研究小组。 林家的茶会又有了许多新的客人，他们大都是为了北京市的都市规划，梁思成从外地调来的青年建筑学家，有陈占祥、程应诠、朱畅中、胡允敬、汪国瑜、戴念慈等。这段日子，大家每天聚在一起，有时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聊得最多的还是新北京的规划问题。 当时，梁思成和陈占祥已经搞出了一个北京新城的规划方案。他们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做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和附近湖泊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这个方案由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名写成《对首都建设的建议》一文，由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在茶会上，大家对这个方案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林徽因一如既往地成为茶会的主角，她谈了“多核同心圆”城市、“潜在带形”城市、“集成化”城市、“星座式城市群”，还谈了柯布西埃和尼迈亚。她主张，一个城市应该是个美的整体，它的形象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是十分清楚的，建筑并不只是纯形式的美，它的思想性、伦理性和感情色彩，对于艺术性的欣赏来说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并不亚于物质功能，它有一种进取精神，有着更大的生命力。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个时代应该拥有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建筑作为人们生活、活动的物质对象，显然应该随着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建筑作为一个审美对象，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建筑艺术的理解和审美要求，也将会改变。 林徽因认为，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如故宫、天坛、中海、南海、北海、颐和园、玉泉山，以及西山一带的风景区和休养区，应该用一些河流和林荫大道，把它们串连起来，成为一个绵延不断的公园系统，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河道，都应该成为公园的一部分。 大家谈起北京的古城墙时，社会上很多人主张拆掉，林徽因则不然。她说：“我们为什么不在城墙上修路做公园呢？这样既保护了古建筑，又利用了古建筑，这不是两全其美吗？美这个东西来自社会现实，没有美社会现实就不可能发展得和谐，所以它又是社会文明的灵魂。它形象地教育着人们，使人类走向进步。” 大家争论得很热烈的时候，有一个恬静的姑娘，默默地坐在角落里，认真地听着大家的争论。林徽因转过身来叫着她的名字：“林洙，你也来谈谈看法。” 林洙脸红了一下，腼腆地说“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林徽因说：“你可以大胆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你不是平时谈得挺好吗。” 这个叫林洙的姑娘，原籍福建闽侯，生长在云南，在上海读完中学，1948年跟哥哥来北平投考清华大学先修班，3年后在北京参加工作，林徽因病逝后，1962年同梁思成结婚，成为他生活上、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共和国的新生，使林徽因如沐春风。她觉得，有许多事情在等着她去做，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献给新中国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她总是报怨时光太短暂，她在病床上躺不下去了，立即收集有关资料。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她偶然发现了苏联N·窝罗宁教授所著的《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欣喜若狂。她要和梁思成赶快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这正是目前中国所需要的。 她在译者体会中写道： 从这本书里，我们愤怒地看到了德国法西斯几番在人民苏联绝灭人性的破坏，较比日寇在中国暴行有过之无不及，曾几何时，德、日法西斯和美国法西斯强盗及其帮兄们又在我们手足之邦，向所有的城市、乡村和爱好和平英勇不屈的朝鲜人民进行同样灭绝人性的破坏和屠杀。苏中两国人民在八九年前，十余年前所面临的正与朝、中两国人民今天所面临的敌人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今天的强盗吸收了昨天的强盗的经验，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负责重新设计平壤的朝鲜建筑师金正熙同志告诉我们，平壤今天已真正成为一片“平壤”；将来重建平壤就同重建斯大林格勒一样艰巨。 一整个区域因为战争的破坏而发生了政治、经济、地理上的大变动时，他们就有计划地迁移整个村庄乃至市镇，使这属于区域城乡规则范围的布置更合理了。整个城市洗劫了，他们就将整个城市有计划地重建起来，且在建中修正了过去的缺点。至于个别的建筑物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计划不只在平面上区分、筑路而且有立体上予以同样缜密的考虑；不只是关于经济的，生产的，居住的，而且是关于文化的，娱乐休息的；不只是房屋建筑的，街道桥梁和公用设备工程方面的，而且是关于山林园苑，池沼溪河，树木花草种种方面的部署的；不止蓝图和施工说明书的，而且是材料的生产、分配和运输，以及人力的组织和分配的各方面的努力。这种全面计划和组织工作就是准备期间最主要的工作。 “重建工作必须考虑到民族传统，把它融汇到新计划之中；把它和新兴的，现代标准所需要于建筑的各方面调和起来……”。“建筑师必须考虑到个别地区的生活的历史传统和建筑传统，在他的设计中保留一切合理的和有历史价值的，……他所计划的市镇或村庄还必须构成自然地形成风景中的一部分”（第二章）。“计划必须同时考虑到居民的习惯和苏维埃人民在文化和美感上的要求……。需要建筑师做出高度艺术价值的图样，城市的整体必须与当地的地形和风景相和谐”（第四章）。由作者所举许多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建筑师们在重建一个市镇时如何小心翼翼地从原有基础上发展，同时又有远见地将原有不合理的、错误的加以改正和“现代化”。 我们的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的国家。差不多任何一个中国的市镇都有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文物。我们有伟大优良的都市计划传统和建筑传统；除去几个大都市外，全国所有的市镇，那就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劳苦人民现在所正在居住的，并且所正在继续不断地建造的市镇和房屋正是遵循这伟大优良的传统建造的。但是今天中国的建筑师们，无一例外地（译者们在内）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外国学来的。年长一点的由学习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开始，年青一辈的学习资本主义理论的体系结晶，即所谓“功能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现代化”或“国际式”（世界主义式）流派。我们在这前后两种毒素中酣醉了数十年。 翻译这本书的困难是较大的，这本书在伦敦出版已经7年，他们是从英文转译的。 同时，林徽因的病况也随着天气变化不断加重，冬天到来的时候，清华园没有暖气供应，他们家住的房子又高又大，四面透风，梁思成只好找了些牛皮纸，把整个天花板和墙壁糊起来。 为了保暖，屋里燃着两三个炉子，而伺候这些炉子，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精力。在翻译工作紧张时，林徽因常常要熬夜，身体更加支撑不住了。因此，温度对这样一个病人就愈加重要，有时炉子管不好，快灭时就要发动一场“抢救炉火”的战斗，每当这时，思成就会弄得精疲力尽，满身满脸都是炉灰。 全部翻译工作结束的时候，又一个新的春天已经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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