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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出文集是文人的韵事。在作者死后，朋友们替他搜集遗著以表示其爱好珍惜者且勿论，在作者生时刊行的，至少也应有悲欢交集的一种感慨，然而在于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点的蓬勃的气象也没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这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龄的不是，只能怪时间与自己。一是环境使然，在这北伐业已完成，训政将要开始，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 在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两年前“革命政府”时代的北京，真使我们追忆往日青年勇气的壮毅及与政府演出惨剧的热闹。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的面目，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哈达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悲壮！国务院前哔剥的枪声，东四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舁尸，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会，这是何等的激昂！其实，拿“三一八”屠杀而论，通共不过杀了四十八个青年，这在长了两年见识的我们，还值得大惊小怪吗？然而在当日，却老老实实不知堕了多少青年的眼泪，激动了多少青年的热血，使青年开过几次的追悼会，做过几对的挽联，及拟过多少纪念碑的计划。到如今，纪念碑一个没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刘和珍是没有的。）不但往日的热血与悲哀，愤慨与眼泪只剩些冷冰冰的纸上空文，甚至欲再观一个青年烈士追悼会而不可得。这种活泼有生气的青年团结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们朋友当中做无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学者与教授，正在效忠党国的也自颇不乏人。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落拓，这话我不承认。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须一死，来为国牺牲，至少也想得一班亲友替我挥几点眼泪，但是这一点就不容易办到，在这个年头。所以从前那种勇气，反对名流的“读书救国”论，“莫谈国事”论，现在实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样的主张。如果学生寄宿舍没有电灯，派代表去请校长装设，这些代表们必要遭校长的指为共产党徒，甚至开除。致于无书可读，则寄宿舍代表愚见亦大可以不必做，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校事尚如此，国事更可知了。这一点的见解是于“莘莘学子”实在有益的。 所以这书中的种种论调，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读者也尽可以隔日黄花视之，好在作者并无立说立言藏诸名山传诸其人的梦想。激烈理论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论是好的，但是在这革命已经成功的时代，热心于革命事业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论，岂不是又与另一个“革命政府”以不便？这是革命前后时代理论上应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颇感觉隔日黄花时代越远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时夹在书中，正是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愈在龌龊的城市中过活的人，愈会想念留恋野外春光明媚的风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战乱时代的枪声。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远客异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纸招魂无谓的举动；南下两年来，反使我感觉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旧友的可爱。魂固然未必招得来，但在自己可得到相当的慰安，往日的悲哀与血泪，在今日看来都带一点渺远可爱的意味。所以我只把这些零乱粗糙的文字，当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坛撮来的软片。摄照的工艺实在粗糙的很，又未经照相专家照例应有的修改。不过所照的当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影子实在多，而因为是偶尔随兴所暗摄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脸修发正襟危坐来向我排八字脚，事后又未加以点缀修饰，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来仍旧逼肖而特别亲切。在当日是无何等意义的，时移境迁看来也就别有隽趣。虽然还是粗拙的很，却也索性粗拙为妙。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为所照的学者名流，当日虽是布衣，现在都居荣官显职，将来一定还要飞黄腾越，因而间接增加这些他们布衣时代的遗影的价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无聊，于此已可想见。 因为想把这五六年来的零篇文字集成一书，便为保存，所以想起集名。向来中国人的文集取名，都很雅致，如同书斋的取名一样，可以耐人寻味。因此想到已出的《翦拂集》，而以为此集命名，应该与上集集名意义稍微联贯，才有意思。最初想到“草泽集”、“梁山集”，都觉得不当。因而想到《大荒集》这名词，因为含意捉摸不定，不知如何解法，或是有许多解法，所以觉得很好。由草泽而逃入大荒中，大荒过后，是怎样个山水景物，无从知道，但是好就在无人知道，就这样走，走，走吧。 不过有一点，大荒旅行者与深林遁世者不同。遁世实在太清高了，其文逸，其诗仙，含有不吃人间烟火意味，而我尚未能。也许戈壁荒漠过去，就是深林，与木石交，与鹿豕游，那末下一次文集便须以“深林集”或“鹿豕集”名，但也许过去正是新都的十字街头，也是可能的。总而言之，在荒野中的人尚不知道。 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也有特种意味，似乎是近于孤傲，但也不一定。我想只是性喜孤游乐此不疲罢了。其佳趣在于我走我的路，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无人干涉，不用计较，莫须商量。或是观草虫，察秋毫，或是看鸟迹，观天象，都听我自由。我行吾素，其中自有乐趣。而且在这种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认识自己及认识宇宙与人生的。有时一人的转变，就是在寂寞中思索出来，或患大病，或中途中暑，三日不省人事，或赴荒野，耶稣、保罗、卢梭……前例俱在。 吾生平读书绝少，无论中外文学，都是这样。因为不阿世好，所以也不赶看时行所尚的书。但是有时偶然得一好书，或发现一新作者，则欢喜无量，再读三读而获益无穷。这就是孤游者之快乐。但是我相信，凡读书的人都应如此，必须得力于一家，不可泛览，以致博学而无所成名。曾子高于子夏，就在这一点。读书应取其性情相近者而精读之，才容易于见解思想上有所启发，如此时久日渐，自然也可有成就。常人学与思，总是学占大部分而思少，就是因为所学是趋时之学，不一定与自己思想能发生关系。要多思不如少学，才不会精神浪费，但要如此，又非取孤游办法不可。栖栖皇皇，汲汲成名，人云亦云，是不足取的。我想从容的，慢慢的，如野游般沿路读来才好。像Samuel Butler那样孤芳自赏的作家，是我所佩服的。 有人出书，是因为偶然先想到一个书名，觉得太好了，非出不可，然后去做书。有人是先做好了书，才想起书名，甚至屡次易名，如同家中的宁馨儿，先生出来，再给取名，却因为宠爱，连起三四个绰号，随生随灭，听其自然，但也不觉得重复。名之来源，常人都不知道，有时做父母的也不知道。大半总是偶然呼出，觉得顺口，音韵好听，而有什么极小事故的关系。《大荒集》，是先想出书名，属于第一类的。今晨因想到这书名，觉得音韵甚好，义也可取，所以也把一时感想写成一篇序。序既写好，又感觉不得不赶紧搜罗旧作，编集起来，待看能合书名否？ 这只能算是序书名，并非序书。至于书之内容皆系革命以后之作品。但料想已无《翦佛集》之坦白了。而且并非包括我革命以后的最好作品。最好的还是我游欧一年与我的小孩的通信，而那些通信的最好部分，并不是我写的。 ①原题为《方巾气之研究》。 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倒不是因为道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道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点天真，有点傲慢，不顾此种阴森冷猪肉气者，才写得出一点幽默。这种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出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哟杭哟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水，炼牛皮，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其实都是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祟吧。所以这班人，名词虽新，态度却旧，实非西方文化产儿，与政客官僚一样。他们是不配批评要人“今夫天下”的通电的。西洋人讨论女子服装，亦只认为审美上问题，到中国便成了伦理世道什么夷夏问题。西人看见日蚀，也只当作历象研究，一到中国，也变成有关天下治乱的灾异了。西方也有人像李格，身为大学教授，却因天性所近，好写一些幽默小品，挖苦照相家替人排头扭颈，作家读者也没想到“文学正宗”“国家兴亡”上面去。然而幽默文学，却因此发达。假如中国人如作一篇《吃莲花的》，便有人责问，你写这些有何关于世道人心，有何益于中国文化？这不是桐城妖孽还在作祟是什么？因此一着，写作的人，也无意中受此辈之压迫，拿起笔来，必以讽世自命，于是纯粹的幽默乃为热烈甚至酸腐的讽刺所笼罩下去。 办幽默刊物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办一幽默刊物而已，何必大惊小怪？原来在国外各种正经大刊物之内，仍容得下几种幽默刊物。但一到中国，便不然了。一家幽默，家家幽默，必须“风行一时”，人人效颦。由于誉幽默者以世道誉之，毁幽默者，亦以世道毁之。这正如一个乳臭未干专攻文学三年的洋博士回到中国被人捧为文学专家一样的有苦难言，哭笑不得。其实我林语堂并无野心，只因生性所近，素恶《东方杂志》长篇阔论，又好杂沓乱谈，此种文章既无处发表，只好自办一个。幸而有人出版，有人购读，就一直胡闹下去。充其量，也不过在国中已有各种严肃大杂志之外，加一种不甚严肃之小刊物，调剂调剂空气而已。原未尝存心打倒严肃杂志，亦未尝强普天下人皆写幽默文。现在批评起来，又是什么我在教中国或亡中国了。 《人间世》出版与《论语》出版一样。因为没人做，所以我来做。我不好落人窠臼，如已有人做了，我便万不肯做。以前研究汉字索引，编英文教科书，近来研究打字机，也都是看别人不做，或做不好，故自出机杼兴趣勃然去做而已。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我办刊物来登如在《自由谈》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随感，他人尽管办一刊物专登短篇小说，我能禁止他吗？倘使明日我看见国中没有专登侦探小说刊物，来办一个，又必有人以为我有以奉侦探小说为文学“正宗”之野心了。这才是真正国货的笼统思想。此种批评，谓之方巾气的批评。以前名流学者，没人敢办幽默刊物，就是方巾气作祟，脱不下名流学者架子，所以逼得我来办了。 今日“大野”君在《自由谈》（《申报》副刊）劝我“欲行大道，勿由小径，勿以大海内于牛迹，勿以日光等于萤火”。应先提倡西洋文化后提倡小品。提倡西洋文化，我是赞成的。但是西洋文化极复杂，方面极多，“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有点笼统，我们应该随性所近分工合作去介绍提倡吧。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近代散文之技巧，亦系西方文学之一部。文学之外，尚有哲学、经济、社会，我没有办法，你们去提倡吧。现代文化生活是极丰富的。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国哼哼唧唧派及杭哟杭哟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使接近西方文化，虽然自身不免诧异，如洋博士被人认为西洋文学专家一样，也可听天由命去吧。近有感想，因见上海弄堂屋宇比接，隔帘花影，每每动人，想起美国有自动油布窗幔，一拉即下，一拉即上，至此无人“提倡”“介绍”，也颇思“提倡”一下。倘得方巾气的批评家不加我以“提倡油布窗幔救国”罪名，则幸甚矣。 在反对方巾气文中，我偏要说一句方巾气的话。倘是我能减少一点国中的方巾气，而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就在介绍西洋文化工作中，尽一点点国民义务。这句话也是我自幼念惯“今夫天下”之遗迹。我生活之严肃人家才会诧异哩。 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泼的人生观，是经过十九世纪浪漫潮流解放过，所以现代西洋文化是比较容忍比较近情的。我倒认为这是西方民族精神健全之征象。在中国新文化虽经提倡，却未经过几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炼，人之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一有危艰，大家轰轰然一阵花炮，五分钟后就如昙花一现而消灭。因为人之心灵根本不健全，乐与苦之间失了调剂。叫苦固然看来比嬉笑或闲适认真爱国，无奈叫苦了喉干舌燥。这一股气既然接不上去，叫苦之后就是沈寂，宛如小孩哭后，想睡眠。虽然偶然在沈寂中哼唧一两声，也是病榻呻吟，酸腐颓丧，疲靡之音。现在文学中好像就没听见声音宏亮的喊声，只有躲在黑地放几根冷箭罢了。但人之心理，总是自以为是，所以有吮痈之癖。自己萎弱，恶人健全；自己恶动，忌人活泼；自己饮水，嫉人喝茶；自己呻吟，恨人笑声，总是心地欠宽大所致。二千年来方巾气仍旧把二十世纪的白话文人压得不能喘气，结果文学上也只听见嗡嗡而已。 所谓西洋自然活泼的人生观，可举新例说明。譬如游玩是自然的，以前儒塾就禁止小孩游玩，近来教育观念解放了，近乎自然了，于是不但不禁止游玩，并且在幼稚园、小学、中学利用游玩养儿童的德性。西洋夫妇卿卿我我，携手同游，也不过承认男女之乐为人类所应有，不必矫饰，于是慨然携手同行于街上，忝不为怪，由中国人看来，也只能暗羡洋鬼子会享艳福。一旦中国人也男女解放起来，却认为不可，说是伤风败俗。看见西人男女裸身海浴水戏，虽然也会羡慕，但是看见中国男女裸身海浴，必登时骂其为世风不古。西洋女子服装尽管妖艳，西洋现代的批评，却没见有人说她们是有伤风化，因为他们已有浪漫派容忍观点。然在中国看见西洋女子之妖装艳服，虽然佩服，看见中国女子一样服装，便要骂其为摩登。西洋舞台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国何只百倍，但是未闻西方思想家抨击，而实际上西人也并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爱国。中国人却不能容忍草裙舞，板起道学面孔，詈为人心大变天下大乱之征。然而中国人并不因生活之严肃而道德高尚，国家富强起来。全国布满了一种阴森发霉虚伪迂腐之气而已。所以这种方巾气的批评家虽自己受压迫而哼几声，唾骂“文化统一”，哀怨“新闻检查”，自己一旦做起新闻检查员来，才会压迫人家得利害。我看见女儿见两只臭虫在床板上争辩，甲骂乙“你是臭虫”！乙也回骂甲“你是臭虫”！我却躲在旁边胡卢大笑。 因为心灵根本不健全，生活上少了向上的勇气，所以方巾气的批评，也只善摧残。对提倡西方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只能诋毁，不能建树。对《论语》批评曰“中国无幽默”。中国若早有幽默，何必办《论语》来提倡？在旁边喊“中国无幽默”并不会使幽默的根芽逐渐发扬光大。况且《论语》即使没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却至少改过国人对于幽默的态度，除非初出茅庐小子，还在注意宇宙及救国“大道”，都对于幽默加一层的认识，只有一些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人，还未能接受西方文化对幽默的态度。这种消极摧残的批评，名为提倡西方文化实是障碍西方文化，而且自身就不会有结实的成绩。《人间世》出版，动起杭哟杭哟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连一篇像样的对《人间世》的内容及编法的批评，足供我虚心采择的也没有。例如我自己认为第一期谈花树春光游记文字太多不满之处，就没有人指出。总而言之，没有一篇我认为够得上批评《人间世》的文字。只有胡鲁一篇攻击周作人诗，是批评内容，但也就浅薄得可笑，只攻击私人而已。《人间世》之错何在，吾知之矣。用仿宋字太古雅。这在方巾气的批评家，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案。 在三年前此日，《论语》呱呱坠地，可是其呱呱是笑声，不是哭声，虽然他是法文所谓enfant terrible（好在人前说毫无顾忌的老实话的小孩），但是一则因他天真，本无恶意，也与人不怀宿怨，二则他可哄人笑，三则大人长者实在终日拘束的甚是无聊，一旦有一小孩直指客人鼻上一只苍蝇，须上一粒饭粒，心里顿觉一阵凉爽，所以也就任他去了。说放肆也有时有点放肆，若不是长者宽厚为怀，早就打他一下嘴巴，以后他也就慢慢不敢放肆，专学说些客套去了。可是这小孩，虽好嘻嘻哈哈终日，究非不上进的村童可比，也颇自知自好，客人须上有一粒饭粒，他必要指出，但叫他怎样无理取闹，或者口吻粗鄙，骂人王八，他也不来的。因此上下都爱他，偶有不顺，也只说他淘气，笑笑完事，而他人所不许说的话，他许说了，别个小孩不敢出口的话，他也敢说了，兜的全家上下团团转，有时大人谈话无味，反要喊小孩出来说：“你说说笑话给我们听吧！” 因此《论语》居然度过三岁了。其实也是现代与往日不同了。若在往日，小孩在人前淘气，或在学堂玩笑，都要挨鞭杖，即使学生在课室看见一只蝴蝶，喝声好看，都要遭先生白眼一下。现在可就不同了。你看学堂还给球教学生踢，若有小孩喜欢看蝴蝶，教师也趁机会，说说毛虫化蝶的道理给他听。教科书还有画图给学生看。这样一来，念书可就快活的多了，不似以前子曰诗云叫人坐冷板凳。因此学生身体也强健起来，精神也活泼了。现在读书人会跑，会跳，也会游泳，也会踢球，比以前读书人的身体就大大不同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小孩生下来，本有一股天真活泼之生气，学生中你敲我一背，我拧你一下，都不是坏根性，也是无害于读书上进的。大概小孩愈聪明，愈活泼，愈淘气，倒是那些终日静坐循规蹈矩的小孩，本来元气不足，将来长大更加无用。所以聪明的教师看见某生淘气，心里早就想到自己童年也是在学堂捣鬼者之一，口头虽然不得不喝他一声，心里却甚怜爱，明白这个小孩将来非同小可。因为他书的确念得好，所以有时虽然在课室和同学捣鬼，也装做不见，由他去了。若是他真不念书，一味顽皮，那就不同。苟能知上进，闲时淘汽吵架，倒不能算为坏根器，是合乎自然。你想这种教学心理，不是比以前进步吗？所以《论语》也安然淘了三年气。 我们眼看这小孩做三岁生日，想想倒也不容易。别的小孩有的出痧，有的惊风死了。他还是一个圆脸蛋，终日嘻嘻哈哈兜着人笑。本来三岁上下的孩子，最易患病，最多波折，有时好好的小孩，不知怎的，会无疾而终，我想《论语》所以今日无恙，还是靠他平日有说有笑，能吃能玩的充实元气吧。现在他算长大了，虽然未多见世面，但是也不能让他放肆无礼，大人跟前说话，也应顾忌一点，不过也不应常吆喝他，管教太严；千万不可使他失了活泼天真，慢慢的沉闷，慢慢的虚伪，不敢再说说笑笑，将来闷成一个无名病出来，那可不是玩的。 ①原题为《关于本刊》。 凡创作的理想，必经过相当的试验、误会、坚持，然后成功。本刊出版以来，经各方投稿者的赞助，始有今日，近来外稿越来越多而越好，更能接近原来的理想。但是在本人仍认为心中想要实现的理想杂志尚未实现，其能实现与否须靠撰稿人帮忙，所以把这一点意思写下如左。 本刊宗旨在提倡小品文笔调，即娓语式笔调，亦曰个人笔调，闲适笔调，即西洋之Familiar Style，而范围却非如古之所谓小品。要点在扩充此娓语笔调之用途，使谈情说理叙事纪实皆足以当之。其目标仍是使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八个大字。 要达到这八个大字的目标，非走上西洋杂志之路不可。西洋杂志好的就是叫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中国的杂志文字，轻者过轻，重者过重，内容有益便无味，有味便无益。如某杂志一翻开目录，就是××之鸟瞰，××之展望，××之检讨，××之动向，老实说，谁会去读这些文章，故曰有益而无味。如小品之风也月也雪也金鱼也，味倒有矣，而益则无，虽可读，却非不可不读，读了也毫无所得，故曰有味而无益。然在西洋杂志却常见既有味又有益的作品，增加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灵机，非但可读，并且不可不读。我尝给他分析一下，得以下结果： （一）意见比中国自由。因用了个人笔调，篇篇是有独见，得自经验，出自胸襟的话，或牧师叙述为何不叫他的儿子做牧师，教科书书局编辑揭教科书之黑幕，某人赞成纳妾，某人反对蜜月旅行，大家自由的，大胆的，发挥下去，这是有价值的文学，也即是诚实的文学。中国所以如此大家依样画葫芦，因为中国人善骂，怕骂便不能说出心中的话，而结果流为白茅千里世界。口未开已先知其卫道，笔未下已可断其投机。故必有人敢挨骂，吊诡谲奇，才能打破这个伪道学的局面。《论语》曾经有过两篇大胆的文章，一是洋人写的《开房间》，一是女子写的《一月一次的刑罚》，便是此种大胆的文字，也是诚实的文字。 （二）文字比中国通俗。西洋杂志撰文者，并不把文字看成宝贝，就是用笔说话而已，而且因为西洋杂志是要给家家户户妇人小子看的，他们已经演成极通俗的杂志文体，叫人人看得下去。 （三）作者比中国普遍。中国文字成为一种阶级的专利，报上投稿者，都是靠笔吃饭的人。这些人三成是书呆子，七成是未曾好好读书的。我自己二者兼而有之，我们这般人谈天说地有什么价值？叫我写一篇蕃薯种法我是写不来的。因为你也是文人，我也是文人，说来说去还是我们的玩意儿，看谁书袋掉的利害，笔锋练的尖利，谁便是高手，但是这种文字有什么价值？西洋人没有这样尊重文学，所以杂志投稿的人，也各种各式的人都有。有卖汽车的教人买旧汽车的秘诀，有救火队长叙述救火的内行话，我读了也有味也有益。中国教科书的黑幕，有书局老板敢写出来吗？中国银行界怎样靠公债维持，写来岂非有味而又有益的文章，但是银行经理，他肯执笔吗？交易所伙计他敢执笔吗？上海爱多亚路宝成里之夜生活，小瘪三鸦片鬼不乏能文之人，他们肯特写出来吗？中国纳妾者，离婚者多多少少，他们肯赤条条把他们实情实理讲出来吗？再浅一点，男女同学是好是坏，此中不乏问题，为何没人肯来反对或辩护，或叙述他或她的经验？更浅一点，结婚男女第一年经验如何，谁肯老实写来？再高一点，考试院成立以来所干何事，有人能系统的记载及说明其苦衷吗？这些都可代表西洋杂志的文章题目。可见中国杂志是死的，西洋杂志是活的。西洋杂志是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读了必然增加智识，增加生趣。中国杂志是文人在亭子间制造出来的玩意，是读书人互相慰藉无聊的消遣品而已。 本刊为要打开此一条路，拟先将二种想法开始做去。（一）提倡“特写”。特写是西洋杂志所谓Features。特写之特征是材料须直接由现实社会去调查搜寻，然后组织成篇，或加以批评意见。西洋记者都受过这种训练，要攒入社会中去访察材料，不容你随便拿起笔来，抄抄书乱放屁。从前美国记者Agnes Smedley住上海，这位美国姑娘才利害哩！她不会说中国话，但是不到几个月，已写成上海工厂生活之大文，竟有许多我们都还不知道的事实。她就是跑，她不轻视外勤工作。所以她的材料是活的。文笔好见解好的人，写出来自然好，因为他能抓到重要问题，而不失于琐碎，又能运用轻松笔调，写来叫人喜欢。譬如西洋Arthur Ransome，Walter Duran－ty便是此类有学问有思想的上乘记者，他们的文章声价非常之高。本刊登过的《王德林》、《牙行》、《马来人》及《斗行》诸篇便属于特写性质。随举一二题目，如《古北口之战》、《我入关的经验》、《今日之青岛》、《易培基之行踪》、《一来年之江民声》便是，只要大家有好脚腿，肯跑，便有文章可做。 （二）辟“西洋杂志文”一栏。从下期起，取消“译丛”，而添此栏，每期四五千字。宗旨：（A）叫许多不懂洋文的人也可看到西洋杂志文，（B）叫人看西洋杂志文之体裁笔调及材料是怎样个样式。我们不管文学不文学，此栏并不要介绍西洋文学，只是叫人见识见识西洋杂志是怎样有益而且有味与社会人生有关之文字。要想投稿的也可以来。 话虽这样说，非破除文人阶级，等到中国的银行经理、救火队长、教育行政官、书局老板、流氓瘪三、狱卒监犯都肯撰稿，我这理想终久不会实现。今日杂志文一大毛病就是：文人笔力太好而脚腿太坏。 亢德来函叫我写一篇《我怎样写〈吾国与吾民〉》。但最近我正在写我的第二部书《生活的艺术》，赶本月底完稿，每日三千字一段，自九时半至十二时半坐在书斋工作，像机器一样，不容少许停顿或出岔，此刻书记在忙着抄改，只好偷闲写一点点，我想拉杂报告一点关于这两本书的消息。 《吾国与吾民》著于民国廿三年春夏秋三季，一部分是在庐山避暑山居时写的。通共约十个月。那时又是《人间世》最热闹时期，兼办《论语》，所以可算是忙里偷闲的工作。自“有闲阶级”之口号发生，“忙闲”二字常在我脑中盘旋。什么是忙，什么是闲，越想越糊涂。忙者未必有功于世，鸡鸣而起孳孳为利是也；闲者未必是新名教罪人，删诗讲《易》作《春秋》之某翁是也。现在物质主义侵入中国，大概若非谈出口入口通货膨胀之徒，便不足齿于忙人之列。我即异于是。张山来说得好：“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皮鞋用机器制造，产量才大，才叫做忙，叫做摩登，由皮匠手制的，而三日甚至六七日做成一双，产量便小，便是闲，便是封建。无奈好皮鞋都是手制而不是机器造的。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六七日做双皮鞋，才做出好皮鞋，而皮鞋始成艺术。甚矣乎，新旧时代精神之相反也。在我看来，打个入厂时刻卡片按时入厂之厂工，未必便文明到怎样，而在家里慢慢一针一针做去的皮匠，未必便野蛮到怎样——如果在生活的艺术标准上衡量起来。皮匠如何一针一针钉去，本不该我事，我的意思不过说我的著书也是在青山白云芒鞋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我只知道像皮匠这样一针一针钉下去，其为功为罪，为革命为反革命，皆可勿论。 这样讲离题似远而实近。我不能按图索骥分甲乙丙丁讲下去，因为半小时内就得再起稿写书。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闲适笔调优游自在用野老谈天方法做文章，不然便急死了。横竖还有十五分钟，何妨瞎谈一下。《吾国与吾民》已将出第十一版，此十一版系修订而加插图的，尺寸略加大。初版错误都已改正。插图用照相，共十六页。德文法文挪威文译本早已出版，还有几种尚未出版。中文译本已请友人在翻译中，不久即可在本社出版。 现在写的讲生活之艺术，名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起初我无意写此书，而拟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秋镫琐忆》，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专书，加点张山来的《幽梦影》格言，曾国藩、郑板桥的“家书”，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等。（见辛报说我译《浮生六记》“全本”上王均卿之当，实则此全本出版我曾在《人间世》为文辨伪。）然书局老板意见，作《生活的艺术》在先，译名著在后。因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苦不知内容，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夫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本来是最令西人听来如醉如痴之题目。《吾国与吾民》出，所言非此点，而大部分人注目到短短的讲饮食园艺的《人生的艺术》末章上去，而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则。实在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因有许多读者欲观此中底奥及一般吟风弄月与夫家庭享乐之方法，所以书局劝我先写此书。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这是我写此书之发端。 三月初动手，写了二百六十页，忽然于五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来，乃觉今是昨非，将前稿尽行毁去。因原来以为全书须冠以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而越讲越深，又多论辩，至使手稿文调全非。自五月三日起乃重新编起，至七月底全书七百页，所以在这三月里如文王囚在羑里一般，一步也走不开。然而并不叫苦，反如受军事训练，一切纪律化、整齐化、严肃化。要在早睡早起，夜眠必足，眠足则翌晨坐在明窗净几，一面抽烟，一面饮茗，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叫书记打出初稿，倒也是一种快乐。夜眠不足，文章便吐不出来。《吾国与吾民》是在打字机上自己打出的，而这书是口述而由人笔记的。平常也无甚腹稿，只要烟好茶好心情好，便可为文。 在纽约如何讲品茗供花等等题目呢？原来我带来不少此类书。陈眉公《宝颜堂秘笈》，王均卿《说库》，开明圣经纸五册《廿五史》全部运来，又有《文致》《苏长公小品》《苏长公外纪》《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以至燕儿蝶儿匡儿图我都带来，只忘记带《欣赏篇》《说郛》《樵歌》《寒山诗集》，至悔。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丛书备得不少，但我懒得出门，至今未去查过。屠隆《冥寥子游》给我全部译出列入书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国咏命遣怀一类诗四十余首，其达观味道实与Omar Khayyam相等，如白居易对酒诗“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抆泪吊人回”“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及“不开口笑是痴人”之句，与Omar何别？觉隐诗“一脉青山景色幽，前人田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何尝不警悟？李密庵《半半歌》何尝不冲淡？东坡《述怀行香子》词何尝不高逸？《骷髅赞》何尝不悲壮？……这样把乐天、东坡、石田、子畏……等等诗人请来欢聚一堂，唱和酬咏，倒也可以凑成代表中国诗人人生哲学的“人生曲”，名为The Hu－man SymphoBny，又名为A Chinese Fantasia。话不多谈了，已写过时候，可见《宇宙风》文本月不该写的，后悔无及。 这是一篇私人的证言，是一篇关于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验的证言。我不想在客观的立场上发表意见，也不想建立甚么不朽的真理。老实说，我颇看不起客观的哲学；我只想表现个人的观点。我很想把这本书题名为“抒情哲学”，用“抒情”一词去代表一种极端私人和个人的观念。然而，这个书名太美了，我非放弃它不可，因为我恐怕把目标定得太高，因而使读者期望太大，同时也因为我的思想的主要成分是实事求是的散文，这个水平线是比较容易维持的，因为比较自然。让我低低地躺着，紧贴着土壤，和草根地亲近着，我便会觉得十分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在沙土里舒服地蠕动着，觉得快活。有时当一个人沉醉在这土地上时，他的神灵似乎那么轻飘，使他以为是在天堂。可是事实上他不过是站在地上的六尺之躯。 我也很想把这本书全部用柏拉图对话那种方式写出来。把私人偶然想到的话说出来，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琐事插进去，尤其是在美妙恬静的思想的草地上闲荡着，这是一种多么便当的方式啊。可是，不知怎样，我并没有这么做。我不晓得什么缘故。或者我怕这种文章方式现在很不流行，也许没有人要读它，而一个作家终究是要人家读他的著作的。当我说“对话”时，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报纸访问记之类的对话，或那些切成许多短段落的时评；我的意思是指真真好的，长的，闲逸的谈论，一说就是几页，当中有许多迂回曲折，后来在最料不到的地方突然一转，绕过一条捷径，而回到开头所讨论的问题来，好像一个人爬过一道围篱回家去，使他同行的伴侣惊奇不置一样。啊，我多么喜欢爬过后门的篱笆，绕着小路回家啊！至少我的同伴会承认我对于回家的道路和周遭的乡野是熟识的……可是我不敢这样做。 我并不独出心裁。我在这里所表现的观念早已由东西许多思想家再三思想过，表现过了；我由东方借来的真理，在那边都算是陈旧平常的真理。虽然如此，它们却是我的观念；它们已经变成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它们在我的生命里生了根，那是因为它们能在我的思想上表现一些独出心裁的东西；我第一次碰到它们时，我的心思便本能地表示同意了。我喜欢它们，因为它们乃是思想，而不是因为表现这些思想者是甚么重要的人物。老实说，我在读书和写作的时候，是绕着小路走的。我所援引的作家有许多是默默无闻的，有许多也许会使中国文学教授大惑不解。我所援引的如果有些是名人，我只在我直觉的认可之下接受他们的观念，而不是因为这些作家是著名的。我有一种习惯，就是去购买一些冷僻无闻的旧书的便宜版本，看看可以在这些书里发现甚么东西。如果文学教授们知道我的思想的源流，他们一定会对这么一个俗物表示惶骇。可是在一个灰烬罐里拾到一粒小真珠，是比在珠宝店窗内看见一粒大真珠更快活的。 我的思想并不深刻，所读的书也不广博。一个人所读的书如果太广博，便不知道是为是，非为非了。我没有读过洛克（Locke），休谟（Hume），或柏克立（Berkeley）①的著作， ①洛克，１７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１７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柏克立，１７世纪爱尔兰哲学家。 也没有念过大学的哲学课程。由专门技术上说来，我所用的方法和我所受的训练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课本读，这是不依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错误的方法。我的理论根据有些是，我家里所雇用的老妈子黄妈，她具有培养中国良好女人的一切思想；一个满口咒骂的话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街车的卖票员；我的厨子的老婆；动物园里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一只松鼠；一个说过一句好话的船上膳务员；一个在某报天文栏上写文章的记者（已经死了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消灭我们的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消灭他自己的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我怎么能够枚举得完呢？ 我因为这样缺乏学院式的哲学训练，所以比较不怕写一本哲学的书。为了这个缘故，一切看起来似乎比较清楚，比较容易；这在正统哲学家的眼中，不知是不是一种补偿。我颇为怀疑。我知道一定有人会埋怨我所用的词字还不够长，埋怨我把东西弄得太容易了解，最后又埋怨我缺少谨慎，埋怨我在哲学的圣殿里没有低声下气地说话，没有用矜持的步伐轻轻地走着，没有露着一种应有的恐惧样子。勇气似乎是现代哲学家最罕有的美德。可是我始终是在哲学的境界外徘徊流浪着的，这倒给我勇气。你可以根据自己直觉的判断，思索出自己的观念，创立自己独特的意见，用一种孩子般的厚颜，在大庭广众之间供认这些见解；这么一来，世界另一角落里的确有一些具着同感的人，会跟你表示同意的。一个用这种方法创立观念的人，常常会在惊奇之中发见另外一个作家也说过同样的话，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或者用一种较容易，较优雅的方法把思想表现出来。这样，他发见了一个古代的作家，而这个古代的作家做了他的证人；他们变成永久的精神朋友了。 所以，我对这些作家，尤其是我精神上的中国朋友，是应该致谢的。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群温厚和蔼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他们喜欢我，跟我喜欢他们一样。因为，在一种很真实的意义上说来，这些神灵是与我同在的，他们和我有着精神上的交通，这是我所认为真实的交通方式——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想着同样的思想，具着同样的感觉，彼此完全互相了解。我在著作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曾用他们的贡献和忠告，给我以特殊的帮助：第八世纪的白居易，十一世纪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间那一大群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风流、口若悬河的屠赤水，戏谑诙谐、独出心裁的袁中郎，深刻沉着、堂皇伟大的李卓吾，感觉锐敏、熟悉世故的张潮，美食家的李笠翁，快活有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和谈笑风生、热情洋溢的金圣叹——这些人全是不依传统的人，这些人因为具着太多的独立见解，对一切事物具着太深的感觉，所以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喜悦，这些人因为太好了，所以不能遵守“道德”，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的眼中是不“好”的。这群精选出来的伴侣人数不多，因此他们的存在使我享受到更宝贵、更诚恳的喜乐。这些人物有几个也许在本书里没有提到。可是他们依然是跟我同在这部著作里的。他们在中国恢复他们的重要地位，不过是时间问题……还有另外一些人物，虽然较不著名，可是他们的恰切适当的言论是受我同样欢迎的，因为他们把我的意见表现得那么好。我叫他们做我的中国的亚密尼尔Amiel）①——一些说话说得不多，可是始终说得很近情的人，我钦佩他们的明达懂事。此外更有东西各国，古代今代的不朽哲人，他们跟伟大人物的无名祖宗一样，在有灵感的当儿，说出一些比他们所知道的更睿慧的话。最后又有一些更伟大的人物：我比较不当他们做精神上的伴侣，而当他们做师傅，他们的明朗的理解是那么近情，又那么神圣，他们的智慧已经变成完全自然的东西，因此似乎表现得很容易，丝毫不需要努力。庄子就是这么一个人物，陶渊明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们精神的简朴纯真，是较渺小的人们望尘莫及的。在本书里我有时在相当的声明之后，让这些人物直接向读者说话，有时则替他们说出来，好像是我们自己在说话似的。我和他们的友谊维持得越久，受他们思想的影响也就越大；我的思想在他们的熏陶之下，是倾向于亲昵，不拘礼节，不可捉摸，无影无形的类型的，这种影响正和父母对良好家庭教养的影响一样。要指出某一个相同之点是办不到的。我也想以一个过着现代生活的现代人的立场说话，不但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而已；我不想仅仅做古人的恭敬的翻译者，我只要把我个人吸收进自己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种程序是有其缺点的，可是在大体上说来，一个人这样却能做比较诚实的工作。因此，我所选择和弃掉的东西都是根据个人的见解的。我在这里不想把任何一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思想全部表现出来；要根据本书里所举的例证去批判他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结束这篇自序时，必须照例地说，本书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应该大部分归功于我的合作者的有益建议，至于一切错误，缺点，和不成熟的见解，是应该由我完全负责的。我要向华尔舍先生与夫人（Mr．and Mrs．Richard J．Walsh）表示很大的谢忱，第一，谢谢他们鼓励我著作本书的念头，第二，谢谢他们有用而坦白的批评。我也得感谢华特先生（Mr．Hugh Wade）帮助我做本书付印和校对的工作，感谢佩佛女士（Miss Lillian Peffer）替我编好书后的索引。 ①亚密厄尔（１８２１——１８８１），瑞士作家。 ①此为作者１９４０年９月４日写给郁达夫的信。 达夫兄：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于弟可无憾矣，计此书自去年三月计划，历五阅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今年八月八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诚以论著入人之深，不如小说。今日西文宣传，外国记者撰述至多，以书而论，不下十余种。而其足使读者惊魂动魄，影响深入者绝鲜。盖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况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效用，明者所易察。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说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意，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故卷一叙庚子至辛亥，卷二叙辛亥至新潮，专述姚家二姐妹，曾家三妯娌，外亲内戚，家庭之琐碎，及时代之变迁。卷三乃借牛曾二家结怨，写成走私汉奸及缉私锄奸之斗争，重心转入政治，而归结于大战。由是旧派节妇孙曼娘反成抗日精神之中心，牛家叛徒黛云出而为锄奸杀兄之领袖。至陈三环儿黛云之入游击队，阿通肖夫之从戎，阿梅之受辱，素云之悔过不甘为汉奸，为日人所杀，曼娘之惨死乡下，木兰之逃难，遂入开战初半年范围。廿七年元旦，木兰陪夫挈女，在四十万难民之旋律中，载满一小车孤儿向天台山进发。适遇开赴前方军队，万民欢呼之声，如裂帛，如洪涛，排山倒海而来，军士唱着“还我河山”之歌，——河山响应，动天地而泣鬼神，易惨戚为悲壮。木兰亦心动神移。此时由朱门闺秀转入山居贤妇之木兰，又一转而置身大众入无我相境界矣。天台山和尚送木兰至外门，远眺木兰全家入难民队中，渐行渐远，至不可复辨，木知所终而止。故其父以坐禅得无我，木兰乃于人群接触中得之，此书中女主人翁姚木兰精神态度转变之经过也。弟既无暇自译，所以必求兄弟译者以此。非敢以无聊因缘，污吾兄笔砚。大约以书中人物悲欢离合为经，以时代荡漾为纬。举凡风尚之变易，潮流之起伏，老袁之阴谋，张勋之复辟，安福之造孽，张宗昌之粗犷，五四、五卅之学生运动，三一八之惨案，语丝现代之笔战，至国民党之崛起，青年之左倾，华北之走私，大战之来临，皆借书中人物事迹以安插之。其中若宋庆龄、傅增湘、林琴南、齐白石、辜鸿铭、王克敏，及文学革命领袖出入穿插，或藏或显，待人推敲。至故事自身以姚木兰、姚莫愁二姐妹为主人翁。木兰嫁入曾家，曾家三媳妇，曼娘古，木兰新，素云迷醉租界繁华，适成今日中国社会之断片。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纫，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娘，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至曾文伯（儒），姚思安（道），钱太太（耶），及新派人物孔立夫（科学家），陈三（革命），黛云（女革命），素云（“白面女王”），莺莺（天津红妓女），巴固（留英新诗人），则远出红楼人物范围，无从譬方。以私意观之，木兰、莫愁、曼娘、立夫、姚思安（木兰父，百万富翁，药店茶号主人）、陈妈、华大嫂为第一流人物。孙亚、红玉、阿非、暗香、宝芬、桂姐、珊瑚、曾夫人、锦罗、雪蕊、紫薇、银屏次之。他若素云之势利，环玉之贪污，雅琴之懦弱，莺莺之无耻，马祖婆（牛太太）之专横，姚太太（木兰母）之顽固，不足论矣。以全书结构而言，木兰、莫愁、立夫、姚思安，为主中之主。孙亚、襟亚、曼娘、暗香、红玉、阿非、迪人、银屏为主中之宾。牛黛云、牛素云、曾夫人、钱桂姐、童宝芬，为宾中之主。珊瑚、莺莺、锦罗、雪蕊、紫薇、环儿、陈三、陈妈、华大嫂又为宾中之宾。地理背景以北京为主，苏杭为宾。以逃难起，以逃难终。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串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引齐物论“梦饮酒者，日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为格言。 Those who dream of the banquet wake to lamenta－tion and sorrow．Those who dream of lamentation and sorrow wake to join the hunt……This is a paradox．Tomorrow a sage may arise to explain it；but that tomorrow will not be until ten thousand generations have gone by．Yet you may meet him any day just around the corner．书长三十六万言，凡四十五回，分上中下三卷。书名Mo－ment in Peking，似可译为《瞬息京华》，唯吾兄裁之。① ①郁达夫终于未能将此书译出。现有郁达夫之子郁飞译本等。通行译此书名为《京华烟云》。 ②此文系《〈苏东坡传〉序》，有删节。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民国廿五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汇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笑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真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澈，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外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①此为《无所不谈合集》序，有删节。 一九四六年冬，马星野先生来美，约我为中央社专栏撰稿人之一。我自一九三六年辞去《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的编辑责任，赴美专著英文书籍，中文写作此调不弹已三十年。马先生给我这个好机会，复归旧业，不免见猎心喜，欣然答应。自一九六五年春至一九六七年间陆续撰文发表。后因与香港中文大学订约编纂《当代汉英词典》，势难兼顾，乃又中辍。计三年间所作不下一百八十篇，前出一、二集已经售罄，读者向隅。乃与开明书店商量，连同一九六八年所写（本应为三集），汇为合集，复分类排比或略补注篇题，以求详备。甫琴先生毅然首肯，且拟重新用老五号字排印，为重修定本，耳目一新。甫琴先生半世知己之隆情厚意，铭感不忘。 书中杂谈古今中外，山川人物，类多小品之作，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中有几篇议论文，是我思想重心所寄。如《戴东原与我们》、《说诚与伪》、《论中外之国民性》诸篇，力斥虚伪之理学，抑程朱，尊孔孟，认为宋儒之以佛入儒，谈心说性，去孔孟之近情哲学甚远，信儒者不禅定亦已半禅定，颜习斋、顾亭林已先我言之。此为儒家由动转入静之大关捩，国人不可不深察其故。《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是我一贯的中心思想，尤详述此议，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①原题为《当代汉英词典缘起》。 编一部中文词典，以仿牛津简明字典，是我数十载的夙愿。民国三十三年，书成，共六十余册，由家兄憾庐及海戈先生编成。抗战初发，毁于兵火，仅余带走美国之十三册。三十年来常怀此志，民国五十五年，退隐台北，七载辛勤，始偿素愿，受举大旨如下。 国语必有详确纪载国语的词书，这个观念与字书完全不同。中国字书，一概以字为本位，不以语文中之词为本位。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由现代语言学观点编成的一本中国语文词典的专书。西方的英文、法文“字典”，都是以那些的国语为本体，凡国语中的词的用法及文法词类，及其变化，都纪载详尽。我国的词书，如《辞源》、《辞海》，虽然以词为单位，内容却偏于百科全书性质，未能就词论词，研究其在句中之文法地位及变化，也不能于单音组及数音组缀合所成之词，加以整理及分析。中国语言中平常的词，如：“如果”、“倘使”“一下子”就不屑列入。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独具只眼，能辨明词意之孳乳，遂能于六书之“转注”加以新解释，以“长成”之“长”与“家长”之“长”，“命令”之“令”与“县令”之“令”（段氏“假借”之例）认为转注。因为他通达音声之理，所以能注重语言中之音声，通其语音之转变，而超出说文研究字形的范围。 中国向来无国语，因国语尚未统一。经五十年来国语统一会诸公（如吴稚晖、黎锦熙等）的高瞻远瞩，不断的讨论，始定北平话为国语。一九三二年《国音常用字汇》，一九四七年《中华新韵》颁布出版，而后读音始有统一的标准。又跟着一九一八年颁布的注音字母各处推行，始有今日普遍承认之国语与读音。又自从文学革命以来，以白活为文学工具，教育部乃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经三十年之搜集材料始由汪怡主编《国语辞典》，在抗战期间由一九三七年出版第一册，至一九四五年出版第四册，而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国语有一部详尽准确的词书。对于已往的白话文学（诗、词、曲及明清小说）及现代北平国音所有的材料都已有系统的纪录。这是开山的工作，前人筚路蓝缕之功，我们后学乃受其赐。所以我才敢梦想做一本更合时代的汉英词典。 一、范围——本书的范围，凡当代国语中通用的辞语，报纸、杂志及书籍可以见到的，一概列入。现在国语基本文法是白话的，但文言中传下来不少丰富的辞汇，已经混成一片。所谓文言与白话的区分并无严格的畛域。今日报章所见，文言与白话的成分各不同，但是白话既成了国人的文学工具、必定要吸收古代诗文中丰富的、锻炼过的、多含蓄的意象。如“集思广益”、“欲速则不达”、“飞黄腾达”、“通宵达旦”及“不即不离”，已经为教育界文人所通用的成语，绝非用白话所能达意。如今“而立之年”已成陈迹，士子亦不屑引用，认为炫弄而已，但是“不即不离”，以白话翻译，已经失其传神之用。文言中许多常用的辞语，如“心许其人”、“其貌不扬”，还是通用的文雅词语。因为有了这些三千年锻炼下来的辞音，所以今日的语文，传神达意之妙，可以媲美英文、法文。凡这些辞语，都应该成为国语的一部分，在这词典都应该收入。 二、国的语文，必须应时而变。如“超音速”“原子能”是以前没有的。我们细读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的《中央日报》经济部长的话，就明白西洋所有的词语，我们都有了。他说：“今日的中国要积极发展高级化及现代化的基本关键工业”，“改善投资环境”，“探勘大陆礁层的石油资源”，而“由轻油裂解的设备，年产乙烯二十万吨以上”。这种思想比前精确多了，与古文“鸡有五德”，思想文字，全不同了。现代语文、英文、法文所能表出，我们也能表出。 三、定辞——定辞是本书的基要工作，目的为定单音组及多音组的辞语（WORDS）及其文法词类。国语有多少辞语，到现在无人晓得。这个悲惨的局面，是作者发愤负起这重大责任的原因。 以前的字书，忽略“词”的形成及其词类。文言是多单音组的，现代的国语决不是。因为在文字上，我们已有部首的分别，如“胡、湖、糊、蝴”，不受同音字的困扰。在口语上，一定须解决这个困扰，所以胡成胡子、糊成浆糊、蝴成蝴蝶、虎成老虎、月称月亮、日称太阳。因为意思明了，是语言第一条通则，多音组的辞语自然而然演化出来。 今日的国语，八成是多音组的，文言之单音必定加上一音。例如通常的助动词及介词： 能——能够 但——但是 可——可以 虽——虽然必——必须 且——而且 将——将要 或——或者需——需要 如——如果 应——应该 倘——倘使我们文化思想的字就是多音辞。如问题、答案、会议、议论、相信、怀疑、服从、决定、研讨、梦想、推敲、推测、推动、推举、赞成、反对等，不一而足。所以，辞不定，就意象不明，学者捉摸不定。“重”字有沉重一义，而不能不举出严重（时局、病势），隆重（典礼）、稳重、厚重（人品）。相反的“轻”一字，孳乳成为轻浮（人品——形容词）、轻松（一下——动词），轻易（不可告人——状词）。轻慢（鄙薄）是他动词，轻薄是形容词，或作他动词用，（给他轻薄一顿）。 没有这些多音组的辞，我们只能说粗鄙光滑滑的字了。 四、情景——由以上所述，我们可知国语中，辞语有情景的限制，用处各有不同，或他地可能用，此地不能用。凡语言都始于“情景”，最平常如打电话叫对方不要挂起来，便是一种情景，英文为wait a minute，法文为ne quittez pa，德文为ein Augenblick，情景同而文字不同。这种情景的限制，必一一标出。 本书中（AC）即指经书、史记、汉书、六朝古文的古义，现在并不通行。在这部词典，古义从简，不过聊备一格而已，且不必举例。 （MC）即指中古白话，是已往白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所有过去的白话，现在并不通用，出处可查国语词典。 （LL）指文言与白话相对。由古文中提炼出来之辞语，虽然或出诗、书、易，但已浑成国语之一部。但文言辞语不宜乱用，否则行文时，多古僻字句。 （DIAL）指方言辞语及用法。 此外很多辞语，用处用地都有情景的限制。如 （Court）限于礼貌称呼时用之。 （SI）即指俚语。此外，还有讥讽（satir），戏谑（facet），轻鄙（derog），谩骂（abuse），鄙俚（vulgar），文雅（litr）等用法，合时用之，则得宜。 （Coll）指口语，在口语上用之，行文则难登大雅之堂。五、传神——白居易说得好：“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上自圣贤，下至愚癔，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与元稹书》）。他独得千古之秘，深知语言发乎情景，而寄托音声，始由音声生出意义。语言不但达意，且可传神。传神必有其地其时，故又曰：“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章诗歌，都有感人作用，必得其地，必得其事，必得其情，必得其景，然后感人也深。故本书于辞语之用处，三致意焉。 今夏我在旅行中，收到波士顿城爱德公司（Itek cor－poration）发明中文电子字码机的消息，非常快慰。这部机器名为（Chicoder（即Chinese encoder之意），意思是一部电子机器，能将华文各字用打字机方法，打出电子号码的鉴孔纸带（punched tape），也能打出华文本字。我们知道鉴孔纸带是普通计算机及他种电信传达之基础。所有孔位就是依二元进位的信号（binary code signals），叫电子机器去工作，或计算，或传达，或印字，应用无穷，而可达到惊人的速度。这个试验，系美国空军主持，宗旨在发明由中文译成英文的翻译机器。但是既有了这部中文电子字码机，于印刷、打字、电传等用处很多。据该公司报告：“凡一切输入及输出（input，output）的工作，都可用这单位进行。如计算机用鉴孔纸带的输入，计算机用打字方式或纸带的输出，排出中文及日文，及利用现成的电讯工具电传及印出文字，都是这部中文字码机的正确设备的工作。” 简单的说明，凡是计算机或翻译机器，都有两个重要部分，叫做输入机及输出机。输入是由打字机员，将应要知道的消息告诉计算机；输出机是计算机算好，打出计算的成绩给你看。在翻译机器，你将要译的中文打在输入机，请他翻译。翻出来的英文，由机器用打字方式，打出来给你看。输入及输出，都是一部电子打字机。其中翻译部分，却是一部华英字典，所以这机器翻译也叫做lookup system，就如查字典。妙在今日科学发达，利用电子之灵速，叫你不敢相信。譬如俄、英翻译机器，里面是一部《俄英辞典》（自然都是电子信号），有三四十万条，只用磁性记在一张九吋直径的留声机片，而所占地位，仅是该留声机片外围宽约一时的圆圈而已。电子真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将那一字查到。如万一错误，太往前或太往后，又会自动回来觅到该字。所以这一部分称为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就是收录及检出系统，略如人身头脑的记忆，三十年前旧事，也不知用磁性记在神经何处，平时不理，一秒钟间，可以敢而出之。平常也讲“机器记忆”，其实机器有什么记忆，就是里面只要电子信号相符，便可毫厘不爽，登时一秒钟百分之几检出。翻译机器，还有一层麻烦，就是排字成句，这都要靠文法规则。我看俄、英翻译机器，打出来一段三五行，便须停一下约三十秒钟左右。这停下不动时，就是机器已将各字译出，却在那里“消化”一下，将俄文文法关系分析，再依英文文法排成句子。句子排好，再打一段出来。打出来成绩大概八九成文从字顺，有一两成须再用人工修改，成为完全通顺的英文。 两年前，国际商务机器公司（IBM），已先作一试验。所选的仅是华文一段两千字的文章。因为国语文法，到底未弄清楚，中文的辞犹未定，所以华英翻译机器，当尚有几年工作。那时的报告文详见《科学的美国人》。后来这公司的一班人退出，就聘于爱德公司，在那边进行，仍旧是美国空军资助及主持。因为输入输出皆须用华文打字机，打字机又须要有打字的键盘（keyboard）亦可称为钮盘。所以采用我所发明的“明快打字机”，这是由美国空军经过各方研究所指定的。那钮盘有制图说明，文见一九六三年夏的《科学的美国人》杂志。这明快打字机，不论笔顺，只论高低，所以该文中及此次爱德的报告都说“不懂中文的人，也可以于短期内，学会每分钟打出二三十字”。这是美国各方专家研究出来的共同的结论。明快打字的检字法，我想以后另文说明。 还有一点可以叙述的，就是摄影惊人的进步。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侦察机由上空二三万尺照下来，地面上小如一粒足球大的东西，可以照相出来。明快打字机，将各字依首笔末笔形体分门别类，同首笔（如宀乚）及末笔形体（如乚小）的字，按字映在打字机前的小窗口。这部电子字码机把中文一万零五百字缩小，所占方位仅是二方英吋，但是由电子的作用，却能毫厘不爽对照出来，加以放大，映在窗口，清清楚楚。所以这部机器的说明书，说可以容华文三万字而不发生问题。自然，二吋见方的面积，再加一两吋，是不难的。 我对华文打字机及华文检字问题，可以说是自一九一六年起，经过五十年的思考，并倾家荡产为之。一九四八年打字机成，一九五一年，由美国麦根塔勒（Mer－genthaler Linotype）公司收买过去。这是第一架有钮盘的华文打字机。机器虽好，成本太大，价钱必高，所以麦根塔勒公司，永远不敢进行制造。此回无意中，由翻译机器之发明，而利用造成电子打字机，可谓了此夙愿。当然，这电子字码机，改用于电传打字机，及中文排印机，都成业已解决的问题。就中我想，还是中文照相排印机（photocomposition）将来影响于我们人生最大。凿孔纸带，每秒钟可印五个字，即一分钟三百字。我们想到西洋报馆所用高速度排印机（high—speed printer），用凿孔纸带印出来，一印出来同时印出二三十行，又回想我们的排字老法，真叫人感慨不胜。 这年来，纽约各日报，常常发生罢工问题。原因就是这些高速度排印机排的比人工快，工人遂发生饭碗问题，裁又不是，不裁又不是。这样闹得天翻地覆。有一家报馆，几乎要关门。人家机器印刷，已进步到这样程度，我们做梦也没梦到，感慨而又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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