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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四川。张丽玲诸人从上海回到北京，想听一听北京台的态度，不想北京台还没有结果。有朋友说四川台势头正旺，可以一试，张丽玲马上买好了去成都的机票，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张焕琦在北京台的一个同学邀请她们去玩，从来不愿去凑热闹的张丽玲那天晚上也被请去了，别人都在吵吵嚷嚷地唱卡拉OK，张丽玲心事重重地坐在一边，话也不说。旁边坐着一个人，看见张丽玲这个样子就问她是不是有心事。张丽玲破天荒对一个陌生人讲了她的心事，不想这人却说：“四川台我太熟了。” 张丽玲大有喜出望外之感，忙问道： “我要见的是四川台国际部或总编室的人，你熟吗？” ‘当然熟啦，罗亮，孙建英，都是我哥们儿。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这个人真的马上拿手机打起来，说有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要去四川台送样片，让他们第二天接待一下。 张丽玲横山隆晴等人第二天飞到成都，果然顺利地见到了四川台的那两个负责人，他们在拍戏，他们的摄制组竟然与张丽玲住在同一个宾馆里。张丽玲带着横山隆晴等人见到四川台的人，部门主任和台长都见了，看过样片，四川台的人觉得片子不错，又与张丽玲谈了发行的一些事情，有意要做，可是追求完美的张丽玲仍然觉得不满意，就又回到北京。 北京台这时态度明朗了，同意播出十五集，而且答应出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剪辑师协助张丽玲做后期，还承诺出资三十万元协助后期制作，并买一台N制1/2编辑机，后期做完后归北京台所有，播出时张丽玲、北京电视台、富士电视台三家联合署名。 前期拍摄还没有全部完成，样片也是匆匆赶出，又在上海、北京、成都来回飞了几趟，他们都感觉脖子上只挂着一层皮了，再加点码就会断。 1997年11月份正式与北京台签下了协议书。 为了加快剪辑的速度，张丽玲把在日本拍下的数千盘素材带全都托运到中国来，在北京西部的翠微路租了一套房子，支起编辑机，开始了漫长的后期编辑。 本以为北京台派的剪辑师是一个高手，谁知道她完全不能胜任剪辑工作，没办法，张丽玲、张焕琦只好全部上阵。而这时大富公司已经成立，在日本的业务离不了张丽玲，所以张丽玲只好东京、北京来来回回地飞，让张琦椅长住北京昼夜剪辑，又派在日本呆了八年的妹妹张丽烨回国做他的助手。一夜一夜地熬，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接，半年多的时间，翠微路的这套房子没有一次不是用早晨的阳光迎接灯光的，张焕琦的眼睛从来都是红红的，节目播出后，张丽烨一场大病，张丽玲又没有时间照顾妹妹，只能把妹妹交给年迈的父母。 张丽玲姐妹四个，她排行老三。她的大姐在浙江从事会计工作。大姐夫是集体单位的经营者。1998年1月，大姐、大姐夫辞掉所有的工作，到北京投入后期制作的工作。1998年1月起，张丽玲的家庭成员们聚集北京，作为参加制作和后勤的职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切听从张丽玲的安排。 张丽玲几乎把整个生命投人到节目中，每—个画面她都要看，每一句解说词几乎都要经过她的仔细推敲，音乐她参与了意见，解说也是她配的。横山隆晴当然也参加了后期编辑，但由于观念上的差异，他们经常吵个不休。他们都是十分叫真的人，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为了三帧画面整整争吵了三个小时，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 横山隆晴拿出了最后一招，说：“我是纪录片专业制片人，专业比你精通，你得听我的。” 张丽玲则说：“我不想当专业人员，我也不是在为拍纪录片而拍，肯定是我在你之上，你得听我的。” 吵到最后，两个人都没有道理了，只是各自在坚持，搞得摄制组的人都觉得他们两个很好笑，还说他们两个人太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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