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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载沉浮 ·一票的失败 ·何振梁与萨马兰奇 ·“邓亚萍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员之一” 火炬轰鸣，颂歌高唱。千万羽和平鸽展翅高翔，飞向四面八方。欧洲11国和美国、澳大利亚的选手涌人白色大理石浮雕装饰着的椭圆形运动场。这是1896年4月5日，希腊雅典，第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 人们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代表，没有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国际奥委会难道把遥远的东方忘记了吗？ 首届奥运会筹备期间的一天，北京东交民巷法国驻华使馆人员，把一封信函送给了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李鸿章主持外交的清朝政府，这是希腊奥运会组委会邀请中国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信函。 现在想来，人们对奥委会邀请中国也许会有几分不解。当时的中国，在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洋枪洋炮的威胁中惊颤不已。泱泱中华，被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烈火烧得遍体鳞伤。腐败落后，不堪一击，好象任何一个西方恶魔都能从她身上割下一块块肥肉。作为顾拜旦勋爵祖国的法国也同样趁火打劫。拿破仑第三执政的法国，悍然与英国狼狈为奸，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法帝国主义者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在西方人眼中，中华帝国有过多么风光的时代。欧洲的哲学家伏尔泰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费尔巴哈说：“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楷模。”波维尔则称：“中国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在法国，也曾流行“中国风格”、“中国趣味”。路易十四时，中国的轿子几乎成为达官贵人们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王室举办化妆舞会，人们都以化妆成中国人为荣耀。 可是，中英交战一声炮响，使清廷威风扫地，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和崇拜。一位普鲁士的传教士郭实腊断言：“中国的龙要被废止，只有基督教义才能拯救这个已经‘死去’的文明国家。”《英军在华作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议论：“中国是个愚昧而又骄傲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是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成员之一。” 说到这里，人们不能不对顾拜旦勋爵怀有崇敬之情。他与国际奥委会没有拘囿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鄙夷和蔑视，还是伸出了表示友好的手。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毕竟是个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毕竟曾经是世界最发达、最威风，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睡狮昏聩而余威犹存。但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恐怕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和宗旨使然。其理想是：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和平、友谊与团结。其宗旨为：鼓励组织和发展体育运动与体育竞赛；在奥林匹克理想指导下，鼓舞和领导体育运动，从而促进和加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保证按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使奥运会无愧于由皮埃尔·让·顾拜旦勋爵及其同事们恢复起来的奥运会光荣历史和崇高理想。顾拜旦及其同事们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初，就努力维护奥运理想和宗旨，坚持奥运之门向一切国家、民族开放，不管它是大国、小国，富强的、贫弱的，西方的、东方的……奥运会向当时的中国发出邀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对奥委会的邀请为何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呢？这也许是中国走上奥运路途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斯芬克斯之谜吧。 1912年，一个叫布朗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上海，他是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还是菲律宾体育协会的会长。他来华的目的，是想搞一个中、日、菲三国参加的远东运动会。当时中国、菲律宾的体育事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青年会操纵的，布朗的来访立即得到了中国青年会的支持。而在此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每年2月都组织一个“嘉年华会”的节日活动，其中有体育比赛，不断邀请中日两国选手参赛助兴，三国联合搞运动会的基础已经有了。更何况，当时的中国，对近代体育的兴趣方兴未艾，上上下下似乎都表赞同，事情就好办了。这时，中国已成立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成为与布朗共同发起远东运动会的体育组织。又经与日本方面协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亚洲体育史上第一个区域性体育组织，便在世界的东方宣告诞生了。这对于亚洲体坛，对于中国体坛，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事实上，有了这个组织，亚洲就有了与远在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直接对话的资格。 远东体协很快作出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远东运动会，由三国大城市轮流承办。有趣的是，远东运动会原来的名字是“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名字反映了亚洲体育向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靠拢，以便进入世界体坛的积极倾向。 当欧美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体育，大都还在限于国内活动的时候，远东三大国联合运动会上的发令枪声，传到了洛桑。顾拜旦勋爵微笑着东望古老中国的新变化。当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的时刻，他指令奥委会致电祝贺，并宣布他们承认远东奥委会（远东体协）为国际奥委会的东方支部，还邀请中国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如此看重远东体协，是令人欣慰的。每次远东运动会举行时，国际奥委会一定会派委员一人为专使，并在会员国内，指定一名体育家，作为奥委会的专门代表，来指导远东运动会。早在远东运动会成立时，就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鼓励，他们送来金花圈一个，赠给远东运动会，以资奖励。 若将1895年国际奥委会对清廷发出的邀请，算作对中国的第一次邀请的话，那么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应该说是第二次邀请了。两次邀请，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机遇。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又没抓住这个机会。历史再次在中国走向奥运之路上，留下了莫大的遗憾。有的学者说，中国可能走向奥运的机会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焚毁了。的确，应于19！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六届奥运会，因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止了。 1919年世界大战的战火熄灭了，世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确立了与远东体育协会的关系。 1921年5月30日，一个叫嘉纳治五郎的日本柔道家抵达上海。他放下行装，即驱车前往虹口体育场，在中日菲三国体育官员陪同下，登上了主席台。他代表国际奥委会对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表示祝贺。嘉纳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是中国的一个老朋友。他曾为早期中国的留日学生花费过很多心血，嘉纳私人开设的宏文学院曾先后接纳过719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3810名由该校毕业。中国著名的大文豪鲁迅、革命家黄兴、陈独秀等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 嘉纳在主席台上一出现，场内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分明感到，国际奥委会对远东体协，对中国体育的关注越发真切、实在了。果然，翌年，国际奥委会便吸收了中国的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奥委会委员。看来，中国人出现在奥运赛场的时间理当为期不远了。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多年混迹官场外交，数度沉浮。青年时期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做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曾留学美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当过都督府的外交副主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次年当选参议院议长。还曾参加护法运动，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此人在外交上混的时间较长，数度出任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1935年奉调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委。1949年移居香港。1961年死于香港。 王正延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奥委会委员，因为他一是政界名流，二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头面人物，三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四是体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担任过第二、五、八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既有身份，又拿得出钱来赞助支持远东运动会。谁知这个人自从戴了顶奥委会委员的帽子之后，从不去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会议。由此来看，王氏参与体育，不过是把它作为一项“业余”活动，一笔取得社会地位和国际声望的资本。至于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那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又怎能推进中国与奥委会的关系呢？当时中国政府官方对奥运会态度之怠慢，认识之肤浅可见一斑。试想，如果中国政府与奥委会采取积极合作与参与的态度，又何至于拖到1931年，国际奥委会才正式承认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呢？ 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奥运会的大门再一次向中国敞开。这时，把人类拖入罪恶渊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十年，随着战争创伤的愈合，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在五环旗下重新取得了谅解，有46个代表队汇集荷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届。连德国也有人挤进了国际奥委会。阿姆斯特丹美观实用的奥林匹克运动场，又一次变成了人类寻找友谊和进步的世界。无疑，世界奥运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国际社会更理解它，也更喜欢它了。然而当荷兰女王的代表宣布奥运会开幕时，人场的国家中却没有中国，而只有一个中国人前来观礼。这个人姓宋，名如海。宋孤身一人，无声无息地站在看台上，看着一面面外国的国旗引导着各种不同肤色的运动员人场，不知心里是何等滋味。 堂堂中国，难道就派不出几个运动员来吗？宋先生回国后写过一个小册子，叫作《我能比呀》，是从奥林匹亚（OlymPia）的读音套出来的。作者在书的扉页上解释道：“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宋先生只说对了一半。试想，运动员连国门都迈不出，纵有决心与毅勇，又当何用？ 1924年，巴黎的第八届奥运会就要举行了。有三个喜欢打网球的中国留美学生吴仕光、韦荣洛、徐恒，相聚在一起，议论中心为中国又不派运动员参赛而愤愤不平。此时，美国人已组成291人的庞大奥运代表队，即将远征了。那是何等气派！相比之下，四万万人的中国，仍然在奥运会的大门外踯蹰观望。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怎能无动于衷！ 这几个可爱的小伙子，明知自己网球水平难与世界好手匹敌，也没有人会为他们慷慨解囊，毅然自掏路费出征了。他们首先绕道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作为热身。赛毕即马不停蹄赶赴巴黎，雄赳赳地打上奥运会的网球赛场。他们初赛时就被淘汰出局。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取得参赛资格，又是打着什么旗号报名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意义不在比赛的胜负，而在于参加；在于他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的出赛，并非为他们的祖国的派遣，他们的技术水平又无惊人之处，所以，体育史家并没有视之为第一批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今天回头看看，他们的行动是多么勇敢，多么自信，多么雄壮，多么闪光。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中国人的自暴自弃的萎靡相吗？没有。何谓中华无人！ 1932年7月8日上午。上海黄浦江畔。 连阴多日的天好象突然放晴了，蔚蓝色的天空，飘着几堆棉絮状的白云。外滩的一幢幢洋楼在喧闹声中兀然屹立。南京路、陇海路，……行人如潮水般，向黄浦江畔流涌。 黄浦江，混浊的江水，插着星条旗、米字旗的巨轮，沉闷的汽笛声，还有从浦东一座座大工厂里飘过来的股股浓烟…… 码头上挤满了各色人等。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有政府要员，有也普通市民，学生，商贾，黄包车夫。一条十几米长的横幅上写着：“今日送君出征，来日恭候佳音。”还有些人手里举着三角形的小旗，红的、蓝的、绿的、黄的。人们议论着，期待着，脸上凝聚已久的“九·一八”的阴霾似乎变得明亮了些，欢快了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日子。 九时许，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在人们的瞩望中开进码头。车上走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年轻人穿着法兰绒上衣，白色哗叽裤子。 “他就是刘长春！”人们一下子认出了这个正要踏上奥运会征程的中国唯一的选手。此时刘长春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前几天上海各报都登出了刘长春的大幅照片和他出征洛杉矶奥运会的消息。他将作为中国唯一的选手横渡太平洋到美国洛杉矶去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走在刘长春身边的，一个是体育界知名人士赫更生，一个是教练宋君复。少顷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王正廷，带着他一身珠光宝气的妇人也抵达码头送行。 王正廷对激动万分的刘长春训话说：“我国此次派君赴奥运会，为中国之第一次，实含无穷之意义，予以至诚之心，兹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乃无尚光荣也。” 刘长春立即立正行礼，遂作答词曰：“我此次出席奥运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之重大，当尽我所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汇集成一股热浪，引得行人驻足，江上船只减速行驶，观看这壮观的欢送场面。几艘货轮和客轮的司机拉响了汽笛，向即将远行的健儿致敬。 灰色的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早已停靠于码头边，船上挂满了彩色纸条，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在轻风中飘动，和那蓝色的无空，混黄的江水，交相辉映，场面壮观。 “呜——”威尔逊总统号一声长鸣，好似呼唤着健儿启程。 刘长春看了看送行的人群，看了看通向大海的宽阔的黄浦江，与身边的朋友们，同事们一一拥抱、握别。本已想好的告别语，挤在喉头难以吐出。他太激动了，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顺着两颊如泉水般涌出。 当他踏上登船的渡桥时，他突然感到，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 多难的中国，多难的民族，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多么曲折坎坷的奥运之路。 “该登船了，刘、宋二位先生。”送行的工作人员提醒道。 刘长春、宋君复踏着微微颤动的登轮渡桥，向威尔逊总统号走去。 经过风雨侵蚀的威尔逊号，显得陈旧了。混浊的黄浦江水打着旋涡，从其两侧匆匆流过。 刘长春在船边站住了脚，回眸岸上，送行的人们频频向他招手。此刻，他的心情是激动的，亢奋的，又是沉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味道。是的，偌大的中国，四万万同胞，第一次出征世界奥运会，仅仅派出他一个选手，自己的两肩，能撑得起这重过千钧的国人期待吗？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期待啊！ 他回忆起，7月初在北平的时光，且不说亲朋好友，连北大、清华的学生，都纷纷找到他，激励他“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一名画家特意画了一幅“大鹏展翅”的国画，为他壮行。“争口气”呀，中国人近百年来受了多少欺凌和屈辱，哪里有为他们出气的地方？北平市有的要员特意把他请到自己家里设盛宴招待，觥筹交错间慰勉有加。 他更不会忘记抵达上海的这些天。4日下午，当他到达中华体育场练习时，那里已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场地人员几次推挤涌到跑道上的观众，告诉他们不要影响刘长春的训练。记者们紧随不舍，提出种种大大小小、好回答的或难以回答的问题。来访的其他客人也是络绎不绝。这里还不妨记录一个刘长春在沪的其他日程： 5日，招待各报记者，由赫更生报告中国这次派员出席奥运会的经过。 6日下午，上海新闻界为刘长春洗尘。 7日晚，上海24个团体近两千人于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刘宋二位饯行。 6、7日上午，上海狐狸电影公司为其拍有声电影，以便随轮寄往美国上映，广为宣传。 成衣店连日为其赶制服装，除了西装还有燕尾服、漆皮鞋，专为跳舞用。大概是为了在洋人那里，也不能显得太土气的缘故吧。 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们原来预订乘坐的是麦斯开轮船，宋教练怕刘长春晕船，遂改为设施较好的威尔逊号，自贴美金也在所不惜了。 这些场面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夹杂着多少辛酸，多少愤怒，多少民族的忧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密令其守备队岛本营川岛连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附近的铁轨，反诬是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所为，遂命令关东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组织抵抗。蒋介石一再复电：“绝对不抵抗”，“力避冲突”。日军一夜之间攻占了沈阳，辽宁。吉林、黑龙江大片国土仅4个月零18天即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下。日军有恃无恐，气焰嚣张，侵略矛头直逼关内。 “9·18”事变后的第三天，正在东北大学上学的刘长春一个人回到大连家中，准备赴北平复课。次日，受到日本警察派出所的传唤： “刘君有何打算？” “只有在家安静心气，且有同班同学寄住我家，想待些日子看看时局再议。”刘长春回答。 敌人已开始跟踪监视刘长春了。刘长春不敢在家久留，连夜让爱人赶回娘家凑了70无路费，第二天，悄悄地乘上去天津的客轮，跑到北平去了。 日本人哪能善罢甘休！ 其后，日本人又两次上门纠缠。 “只要让你儿子回大连，满洲国会给他教育部、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不然的话……”日本人对刘长春的父亲万般威逼利诱，让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刘父被逼无奈，只得去北平寻找儿子，同时，又仓惶地将家搬到乡下，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不久，伪满各报就迫不及待地刊登了一条消息：田径名将刘长春和于希渭将作为“满洲国”运动员赴洛杉矶参赛。日本操纵的满洲国傀儡提前下手了。他们致电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得到了认可。美方复电承认“满洲国”提议，并要迅速交上所谓“满洲国”的“国旗”、“国歌”，以供需要。 消息传开，全国哗然，民众无不义愤填膺，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而国民党政府却无动于衷。尤其天津一带的青年学生们，他们之中很多人是从东北流亡进关的，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便游行示威，他们愤怒地质问国民党政府，为何既不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又不抵制满洲参加奥运会的阴谋活动。国民党大员们躲的躲、藏的藏，不敢与学生们对话。 刘长春拍案而起：“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伯国作马牛。” 山河破碎，千百万人沦于帝国主义蹂躏的铁蹄之下，人民大众怎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又怎能容忍政府放弃显示中国独立与民族威望的奥运会参赛资格！奥运会问题再次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离奥运会只有两个多月了，国人心急如焚。刘长春毅然于1932年5月初在《大公报》发表声明： “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头一棒。 而此时，于希渭却还在东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不得脱身。当刘长春南下上海之时，曾暗中相约于希渭也从大连乘船南下。由于日本人的阻挠，加上交通不便，于希渭终未能成行。于希渭不得已称病在家，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另一个可资利用的选手。 人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政府如何动作。 全国体协是很想派员参赛的，曾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请。等啊，等啊，眼看到了5月初，教育部终于开了金口：鉴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决定不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体协自己无钱可筹，看来又只能象上届奥运会一样派个代表去观礼了。 国民党政府对世界奥运会的冷漠与麻木不仁，给了伪满洲国以可乘之机。这再次显示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政府，奥林匹克运动是绝对不会兴旺发达起来的。 “为何不派刘、于二位选手作为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呢？”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多方面的赞同。可是钱又怎么办？ 就在这时，一个留着背头、身着西装，有几分儒雅文风的中年男子走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公馆。此人便是赫更生，当时他身为东北大学的体育系主任，与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自然有很多来往。 寒暄过后，赫更生提出了那个“钱”的问题。 张将军慨然应允，出口给了1000美元，可是，于希渭不能入关组队，刘长春又不懂英文，一人赴美行动不便，只好再增派东北大学体育系的宋君复以教练身份结伴而行，这样钱不够了。张学良得知，又加了600美元，一共1600美元。 张将军何以如此慷慨？答案写在东北血淋淋的历史之中。 1928年6月4日清晨，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吐着黑烟开进了沈阳西北的皇姑屯站。一声巨响，日本人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的巨量炸药爆炸，炸毁了火车。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奄奄一息，等送回沈阳帅府，已命赴黄泉。正在北平的张学良获悉，大惊失色，立即化妆成士兵，坐着问罐车赶回沈阳奔丧。 张将军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为了振兴东北，除整编军队，发展经济以外，还鼎力支持教育和体育事业。他视察了东北大学之后，决定从张作霖的部分遗产中拨出150万专款，添建文法两院大楼及体育场、图书馆、教授住宅等，还掏出500万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教育、体育事业。于是一处宽阔的高尔夫球场、一坪国际网球场相继出现在沈阳北陵。 1928年9月，日本和法国在大连举行田径对抗赛，邀请张学良出席。张将军特派兄弟学铭前往参观。张学铭归沈后发表感想说：“日人以较劣于吾人之体格竟能战胜法国田径队，殊令吾辈惊异，吾国与日本乃同文同种，视今日日本之能战败法国，可见东亚民族之力非不强，吾国今日亟待奖励体育运动，以冀达到进出世界之途。”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先后举办了东北三省联合运动会、中法模范运动会等。为此张学良拨出25万元巨款，又在北陵修建了一座有水泥看台的运动场。该运动场呈马蹄形，可容纳观众三万人。离开赛还有三天功夫了，场地尚未最后竣工，急得张学良下达紧急命令，调军队昼夜施工，赶在开幕之日的凌晨交付使用。 另外，张学良还十分爱惜体育人才，特发给短跑名将刘长春每月30元，以资鼓励。东北造就了一批以刘长春为代表的体育人才。 刘长春出生在大连一个寻常人家，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就刻在了他幼小心灵深处。在小学里，日本孩子欺侮中国孩子，中国孩子不得还手，还嘴。刘长春不干。每当中国孩子挨打挨骂时，他总是冲锋在前，他年龄大，力大如犊，常常是获胜者。日本教师知道了，狠狠地打刘长春耳光，还把他提起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刘长春苦闷的心情无以排解，就拚命地在操场上跑呀、踢呀。与日本孩子踢球，他在高速奔跑中使劲地踢。日本孩子想踢他，却迫不上他。体育成了刘长春复仇的工具，民族仇恨成了他练体育的动力。 刘长春14岁时，100米成绩已达到11秒8，400米成绩59秒。1927年他的百米成绩出人意料地提高到11秒。是年底，他被东北大学体育系吸收为学生，来到了张学良将军创建的北陵体育基地训练。与日本人、俄国人的一场场比赛激起了这个青年人的民族自强之感。当国家处在存亡关头，一个有良知有爱国心的运动员，是不可能不将自己的胜败与祖国的荣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次，与俄侨进行4×400米接力对抗赛。刘长春接第4棒时落后几米，急如闪电的速度却使他先于对手十多米到达终点，令执法的俄国裁判目瞪口呆。1929年的一次中、日、德田径运动会，他以10秒6的百米成绩名列世界前10名。这几乎成为自有奥运以来，中国人百米成绩在世界上排出的最好名次。 刘长春，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人走上奥运会的巨大潜力。 浩瀚的太平洋，波急浪涌。时时有热带风暴袭击中国大陆。威尔逊总统号，驶出黄浦江口，载着中国人的代表，中国人的期待，向万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慢慢驶去。 洛杉矶，西临太平洋。早晨，蔚蓝色、金黄色交织着。黄昏，暮霭悄悄降落山头，风景是美丽的。威尔雪莉大街，是当时洛市最重要的一条马路，它从商业区的市政中心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豪华的商店、公寓、大楼，鳞次栉比，十分壮观。从好莱坞的新星到普通市民都喜欢来这里祥倘游览。 为了第十届奥运会，这座布局散乱的城市已经打扮起来，到处可见点缀奥运气氛的标语、彩带、气球。 当时，洛杉矶正笼罩在经济大萧条的阴霾之中，世界各地移民如潮水般涌人，更增加了城市的重负。这里人们的周薪平均才有17美元。偷盗、强奸、凶杀、诈骗随时可能发生。有人形容这座世界有名的大都会是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它不断让居民和游客感到吃惊。” 中国人开始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谋生，大概要追溯到1848年，第一批移民是来自广东的二男一女。他们乘“铁锥号”轮到达美国的西海岸。一下船，那位男子便直奔淘金的矿区，女人到传教士查理·吉勒斯皮家当佣人。自从来华做生意的美国商人传说加州有大金矿，开采者一个早上就可变为富翁，于是高山崩坍了、太平洋干涸了，距离缩短了。贫困而急于求生的中国人便汇入世界淘金者的洪流涌进了洛杉矶一带。到了1851年，加州华人就达到2500人，到了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华人就有数万之众了。他们在那里采矿、修路、开饭馆、当佣人，受尽了歧视与欺凌。多少人在“东亚病夫”的咒骂声中被虐待而死。 第十届奥运会要在洛杉矶举办的消息颇使他们高兴了一阵，因为，远方的祖国会派人来参赛的，有机会让洋人们瞧瞧，国人并不是“东亚病夫”。可后来，奥运会就要开幕了，听说只是来了个观察员，他们大失所望。过了几日，又有信息说，参赛的中国队已经启程了，正在路途中。他们又转悲为喜，奔走相告，等待着亲人的到达。 7月29日下午4时，在太平洋上颠簸二十五个昼夜的威尔逊号，在数百华人的欢呼声中抵达洛杉矶港。下船的中国队虽然只有两个人，那海外游子与祖国亲人相见的情感依然不减半分。刘长春乘上轿车，在美国警察的四辆摩托车引导和护送下，直朝唐人街开去。当时的场面十分壮观，闻声赶来的美籍华人排成了近1公里的长龙，为刘长春欢呼鼓舞，鞭炮声、锣鼓声、汽笛声、喇叭声冲天而起。接着是各界侨胞接连不断的宴请。宴席丰盛豪华，觥筹交错唯恐不能尽意，席间大家倾诉思乡之苦，祝愿祖国强大，其心拳拳，其情切切，刘长春不胜酒力，更不胜侨胞的深情厚谊。 热情欢迎刘长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侨胞们，还有热情的美国人民。他们聚集在奥运村，一旦发现刘长春便欣喜地高喊：“China！”请他签名，问长问短。问他为何没有长辫子，喜欢美国人吗，将参加什么项目的比赛。刘长春常常被围住久久难以脱身。 刘长春尚未进奥运赛场，就尝到一点奥运精神的滋味了。 美国人也不都是一样的。在刘长春抵达洛杉矶市的第二天，美国报纸便登出了他的照片，照片说明是：“看看，这个小中国人明天如何跑法……”充满蔑视与嘲弄。这极不友好的话，大大刺痛了刘长春的心，但也更加激励了他全力以赴，赛出好成绩的决心。 8月1日，第十届奥运会男子百米预赛在美国观众的热情欢呼中正式开始，刘长春被分在第二小组第四跑道，发令枪声一响，各国好手奋力冲刺，刘长春也不甘落后，用尽全身力气冲向终点的红丝带。20米、10米、5米，刘长春仍然跑在第四名。场上观众的狂呼似乎给刘长春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身体触及丝带的一瞬间，超过了前面一名法国选手。裁判报告他的成绩为11秒35。分组预赛结束后，按照规定只有前8名才有资格参加决赛，第8名的成绩为11秒02。刘长春痛失良机，国人为之扼腕。回国后，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举办的招待会上，宋君复总结了刘长春比赛失利的原因，认为失利主要是因为路途遥远，海上旅行容易造成身体疲乏，加上到达洛杉矶的第二天就直接投入比赛，根本没有好好休息，致使水平发挥不足。 不管成绩如何，刘长春毕竟是我泱泱中华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他的参赛改写了中国没有参加世界体育大赛的屈辱历史，打开了中国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门。这对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无疑象征着一个新的开端。 继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又于1936年派出由牟作云先生带领代表团参加了第十一届慕尼黑奥运会，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举重、拳击等项目的比赛。由30名队员和2名领队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到达德国后不久就感受到来自希特勒纳粹主义的压力，代表团处处受到歧视，几乎不能参加首场比赛。由于缺乏实战经验，中国队除了付保卢获得撑竿跳高及格赛的参赛权外，其余项目一败涂地。 1939年，经王正廷推荐，时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推荐孔祥熙的用意不言自明，正如他当时对记者所说的，“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找一个能向着中国说话的人，找有钱的人才行。”但令人失望的是，孔祥熙对奥运会毫无兴趣，根本不参加奥委会的任何会议。他虽然掌管着国民政府的金库，但就是不给体协一分钱。经过中华体育协进会的一再求情，1942年孔祥熙终于开恩，施舍给体协2万法币，这点钱在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几乎不值什么。中国参加奥运会仍然面临着经费严重匮乏的困难，前景一派灰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7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中断了12年之久的奥运会，这就是第十四届奥运会。国民党政府派出了一支主要由足球队和篮球队组成的50多人的体育代表团前往英国参赛，团长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和全国体育协进会付主席张伯龄。出征之前，代表团即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按照预算，此行共需15万美元，结果行政院只批了1．2万，赫更生和王正廷经过千辛万苦，从南洋华侨胡文虎（万金油老板）等人处募集到近3万美元。足球队还到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走穴”，一方面挣取一些出场费，另一方面增加国际比赛经验。7月20日，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奥运代表团飞抵伦敦。由于缺钱，运动员和领队只能挤住在一所条件非常恶劣的小学校里，成为本届奥运会上唯一没有人住奥运村的代表团。正式比赛开始后，代表团的伙食费也出现了问题。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代表团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好成绩，篮球队和足球队先后被淘汰，田径选手也未能挤人决赛，中国仍然没有突破奥运奖牌为零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代表团启程回国时，连机票的钱都不够了，只得紧急向国内求援，后来还是找当地华侨东借西凑，再卖掉带去的大米，才辗转回国。 1947年，王正廷从国际奥委会退休后，新任中华体育协进会会长董守义被国际奥委会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与前两个委员不同的是，董守义自身热爱体育运动，对国际奥委会的动向也很关心，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想方设法参加国际奥委会召开的会议和其它活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同年10月，原中华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的前身），全面领导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1952年奥运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但由于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中国的席位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布伦戴奇受美国政府的指使，敌视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支持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向中国发出邀请。这一恶劣行径立刻引起了中国的义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世界上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也纷纷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影响，迫使国际奥委会改变决定，于7月18日向中国发出了邀请，而此时离开幕仅剩一天时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仓促组团，派出了由荣高棠领队的足球、篮球和游泳选手参加此届奥运会。可惜等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比赛已接近尾声（离闭幕只有5天时间！），只有吴传玉一人获得参加一项仰泳比赛的机会。 1954年在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50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一个会员得到了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奥林匹克组织在成立5年后终于在国际奥委会取得合法的席位。 但两年以后，席位问题又起风波。尽管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布伦戴奇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在政治上大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当时代表台湾的“中华民国奥委会”与中国全国体育总会在国际奥委会同样拥有合法席位，等于承认台湾是独立于大陆以外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在第十六届墨尔本奥运会召开之际，布伦戴奇亲自致函邀请“中华民国”奥委会派团参赛，同时也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出了邀请，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识破了布伦戴奇等人的阴谋，于1956年11月6日发表声明，宣布拒绝参加第十六届奥运会。 1957年，中国大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在索非亚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建议将中国大陆的奥委会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并将所谓中华民国奥委会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竟遭到了布伦戴奇的指责。 由于国际奥委会坚持承认台湾的奥委会，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董守义也辞去了他在国际奥委会的职务。从此，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彻底断绝了。 同样的问题，来自爱尔兰的基拉宁勋爵的观点却与布伦戴奇针锋相对。但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地位也只是在基拉宁勋爵出任主席之后，经过多方努力才得以恢复。 在布伦戴奇将中国排斥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的同时，以基拉宁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奥委会成员却同北京秘密进行了将近10年的会谈。 后来布伦戴奇听到了风声，决定任命台湾的徐亨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在国际奥委会1970年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布伦戴奇把徐亨的名字夹在其他几个人名中间，提议增加一批新委员。坐在布伦戴奇左侧的埃克塞特勋爵立即高声喊道：“我们不推选徐先生！” 基拉宁勋爵等委员也支持埃克塞特勋爵的态度。但布伦戴奇不顾多数委员的反对，硬是宣布徐亨当选了。 由于布伦戴奇的干涉，国际奥委会同北京之间的秘密通道也被关闭了。 两年之后，布伦戴奇卸任，基拉宁当选。布伦戴奇在离职前，为台湾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做好了安排。 基拉宁于1977年任命了一个由新西兰的兰斯·克罗斯、牙买加的托尼·布里奇和罗马尼亚的亚历山德鲁·西佩尔科组成的调查小组，并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中国问题，基拉宁本人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并于同年9月来到北京，会见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领导人。 基拉宁说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接受了一项呼吁国际奥委会“加强中国奥委会，并维持对总部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承认”的决议，但这项决议没有获得国际奥委会全体大会的通过。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执委会议。基拉宁意识到，这也许是他争取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合法地位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的议案，同时提出实行通讯投票，将他的提案邮寄给所有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完毕后寄往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由于基拉宁事先做了些工作，大多数委员投票赞成基拉宁的提案。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宣布，经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通讯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10月25日在名古屋作出的决议。基拉宁终于在他离任之前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按照这个决议，中国奥委会参加大会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中国的地方性组织可以中华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参加奥运会，但使用有别于以往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徽。台湾方面仍然坚持使用自己的所谓国旗和国歌，于是被禁止参加奥运会。 萨马兰奇担任主席之后，仍然坚持国际奥委会的这一正确立场。于是徐亨向洛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护他们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地位。萨马兰奇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诉讼被永久地搁置起来。 自1980年以来，中国参加了第13届以后的各届冬季奥运会，还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第23届、第24届、第25届和第26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夺得了本届比赛的第一枚金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奖牌得主，彻底改写了中国奥运无奖牌的屈辱记录。在这4届奥运会上，中国健儿奋力拼搏，夺金摘银，以优异的成绩向世人证明，中国人并不是“东亚病夫”！让我们记住那些为中国摘去“东亚病夫”帽子、令国人扬眉吐气的奥运英雄的名字吧。 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冠军榜 姓名 项目 成绩 周继红 女子10米跳台跳水 435.51分 曾国强 举重52公斤级 235公斤 吴数德 举重56公斤级 267．5公斤 陈伟强 举重60公斤级 282．5公斤 姚景远 举重67．5公斤级 320公斤 栾菊杰 女子花剑个人 李宁 男子自由体操 19．925分 娄云 男子跳马 19．950分 李宁 男子鞍马 19．950分 李宁 男子吊环 19．850分 马燕红 女子高低杠 19．950分 许海峰 男子手枪慢射 566环 李玉伟 男子移动靶 587环 吴小旋 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 581环 中国女子排球（张蓉芳 郎平 朱玲 周晓兰 杨锡兰 梁艳 姜英 侯玉珠 苏惠娟 李延军 杨晓君 郑美珠） 第二十四届汉城奥运会中国冠军榜 姓名 项目 成绩 娄云 男子跳马 19．875分 许艳梅 女子3米跳板 445．20分 高敏 女子10米跳台 580．23分 陈静 乒乓球女子单打 陈龙灿／韦晴光 乒乓球男子双打 第二十五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冠军榜 姓名 项目 成绩 陈跃玲 女子10公里竞走 44分32秒 庄泳 女子100米自由泳 54秒64 钱红 女子100米蝶泳 58秒62 林莉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2分11秒65（破世界纪录） 杨文意 女子50米自由泳 24秒79（破世界纪录） 伏明霞 女子10米跳台 461．43分 高敏 女子3米跳板 572．400分 孙淑伟 男子10米跳台 677.31分 陆莉 女子高低杠 10分 李小双 男子自由体操 9．925分 张山 双向飞碟 223中 王义夫 男子气手枪 684．8环 庄晓岩 女子柔道72公斤以上级 邓亚萍 乒乓球女子单打 王涛／吕林 乒乓球男子双打 邓亚萍／乔红 乒乓球女子双打 第二十六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冠军榜 姓名 项目 成绩 孙福明 女子柔道72公斤以上级 乐靖宜 女子100米自由泳 54秒50 唐灵生 男子举重59公斤级 307．5公斤 占旭刚 男子举重70公斤级 357．5公斤 李小双 男子体操个人全能 58．423分 李对红 女子射击25米运动手枪 687．9环 杨凌 男子射击10米移动靶 685．8环 伏明霞 女子跳台跳水 521．58分 王军霞 女子田径5000米跑 14分59秒88 邓亚萍／乔红 女子乒乓球双打 熊倪 男子跳板跳水 701． 46分 孔令辉／刘国梁 男子乒乓球双打 葛菲／顾俊 女子羽毛球双打 邓亚萍 女子乒乓球单打 伏明霞 女子跳板跳水 547.68分 刘国梁 男子兵乓球单打 1991年2月28日，李鹏总理批准了国家体委、外交部、财政部、北京市人民政府4个部门关于申请在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联合请示。紧接着在3月28日，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消息传来，全国上下欢欣鼓舞，群情振奋。从1932年刘长春孤身一人远涉重洋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到今天中国正式提出申办奥运会，这是何等巨大的一个飞跃！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过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道路。回想从前，中国连派一名选手参加奥运会的经费都要靠别人施舍；而且参加奥运会42年没有获得一枚奖牌。现在我们不仅在大规模的奥运会上夺金摘银，而且抬头挺胸，大声向世界宣布：中国将争办世纪之交的第27届奥运会。这是何等的豪气，怎能不令国人扬眉吐气！北京参加申办不仅显示了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鼎力支持和中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更是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力已有了极大的增强，完全有能力主办全球体育盛会！ 早在1985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就谈到中国准备在2000年举办奥运会，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体育工作者。从此国家体委和国家奥委会的领导开始着手酝酿研究申办奥运会的可能性。其后我国体育部门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备战第11届亚运会的战役中，申办一事暂告搁置。1990年7月3日，伍绍祖、张百发陪同邓小平参观新建立起来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小平同志说过这样一番话，“办完亚运就要办奥运。举办奥运会，对振奋民族精神、振奋经济都有好处，你们下决心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小平同志的这番话语，有如起跑的信号枪，国家体委和北京市政府开始了争取申办的运作。 1990年9月22日在亚运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杨尚昆对来访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希望在2000年能够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他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要申办奥运会的意愿。经过近5个月的论证和研究，1991年2月28日，国务院正式同意北京参加申办2000年奥运会。 1991年12月3日，以奥申委常务副主席张百发为首的3人代表团到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向萨马兰奇主席递交了申请书。北京开始了与柏林、悉尼、伊斯坦布尔等7个城市角逐2000年奥运会的艰苦战斗。 北京奥申委吸取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的成功经验，开展了大量的公关宣传工作，在1993年9月国际奥委会最后投票选举主办城市前，北京已成为获胜呼声最高的3个城市之一。 1993年9月23日，举世瞩目的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委员会议在风景秀丽的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召开。中国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名誉团长、陈希同为团长，由200多人组成的强大代表团赶赴蒙特卡洛，为北京争取胜利做最后的拼搏。23日上午和下午，参加最后角逐的5个城市（北京、悉尼、曼彻斯特、柏林和伊斯坦布尔）的代表团先后进行陈述报告，下午6时，扣人心弦的秘密投票正式开始，前3轮，北京的得票都位居第一。3轮的投票结果为： 第一轮 北京32票 悉尼30票 曼彻斯特11票 柏林9票 伊斯坦布尔7票 第二轮 北京37票 悉尼30票 曼彻斯特13票 柏林9票 第三轮 北京40票 悉尼37票 曼彻斯特11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最后的第四轮投票中，悉尼以45票比43票战胜北京，成为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尽管由于西方大国幕后操纵，悉尼、曼彻斯特联手抵制，北京在最后十几分钟败在悉尼手下，但这次组织严密的申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奥林匹克的火炬终有一天会在中华大地上点燃！ 萨马兰奇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8年，当时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还未恢复。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刚刚打开，国际奥委会也正准备重新向中国敞开大门。 踏上中国的大地，萨马兰奇认真地观察，仔细地倾听，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海峡两岸的关系做了较深入的了解。面对10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萨马兰奇深受触动，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大家庭，不应该有任何人被拒之门外。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家庭，任何人企图人为地把她分割开来的做法最后肯定是行不通的。 为了早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身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积极协助基拉宁主席开展工作。在基拉宁提出承认中国奥委会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的议案后，萨马兰奇一方面帮助劝说欧洲国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支持基拉宁的提案；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台湾方面采取合作态度。11月25日，国际奥委会作出决议后，台湾奥委会曾因坚持使用自己所谓的“国旗”和“国歌”而被禁止参加奥运会。萨马兰奇担任主席后，在坚持维护国际奥委会决议的效力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台湾体育事业的发展。经过他努力说服，台湾地区体育组织终于接受了国际奥委会的决议。从23届奥运会开始，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体育运动员同时出现在奥运赛场。萨马兰奇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国际奥委会是世界上唯一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北两个会员并存的国际组织。 对于任何企图分裂中国的行为，萨马兰奇都予以坚持制止。1988年冬季奥运会上，两名台湾运动员违反奥运会的有关规定，佩带并在雪车上张贴台湾当局的标志。对此萨马兰奇予以严厉批评。后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就此事写给国际奥委会一封信。信中承认台湾运动员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保证以后不再违约。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台北奥委会对雪车项目领队梁春元的处分决定：取消领队资格，以后不准许其参加冬奥会。萨马兰奇在执委会上强调说，以后对于中国台北运动员在奥运会中使用会旗会徽的问题，要予以重视，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亚特兰大奥运会召开前一年，组委会在一本供其工作人员学习用的小册子中有违反国际奥委会关于台湾问题决议的内容。中国奥委会严正指出其错误后，美方表示了道歉并且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是为了避免在奥运会上再发生类似事件，何振梁在两次执委会上就此作了发言。他强调说希望亚特兰大百年奥运会顺利进行，圆满成功。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忽视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更不要制造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和超出控制的问题。他说，鉴于美国政策上的某些变化，他愿意在奥运会前一年就指出，为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百周年奥运会不应该被美国或台湾地区的某些政客用于政治目的。两次会议上，萨马兰奇也都对亚特兰大组委会提出严重警告，要他们避免卷入任何有关台湾问题的争论，维护国际奥委会1979年11月洛桑决议。 萨马兰奇早就意识到，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不仅应该在奥运会中显示出她的力量，而且应该在国际奥委会占有相应的地位。1980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萨马兰奇就向国际奥委会积极推荐新中国的人选。经过他的努力，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于1981年10月2日在巴登堡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80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被一致同意接纳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萨马兰奇非常高兴地把自己的一枚奥林匹克五环金质别针别在何振梁的衣襟上，然后握着何振梁的手说：“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将会由于你而大大加强，并且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何振梁没有辜负中国人民和萨马兰奇的希望，他积极工作，并且为发展国际奥委会同中国奥委会的关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萨马兰奇对此很满意。1985年6月25日，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第90次会议上，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5年之后，何振梁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市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95届全体会议上又以全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这是在国际奥委会里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的第一位中国人。 萨马兰奇第二次来到中国是在1982年3月，这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第一次访问中国。此行的目的就是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奥委会同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体育交流的问题。在访问中，萨马兰奇对中国领导人说： “中国应该在国际体育界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把中国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中国会在国际奥委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事实正像萨马兰奇预料的那样。1980年1月，即中国奥委会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仅两个月，中国奥委会第一次派队参加了在美国普拉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奥会，以实际行动显示了她作为国际奥委会成员的积极作用。 1984年，中国又派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萨马兰奇对此非常满意，他认为这是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奥林匹克运动的最好体现，也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极好机会。他还通过《体育报》对中国运动员提出了殷切期望： “对于中国运动员，我要说，参加世界重大比赛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运动员很努力，相信会取得好成绩。我们期待中国派一个强大的体育队伍参加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 虽然以苏联为首的十几个国家抵制第23届奥运会，整体竞技水平受到了一定影响，但中国体育代表团仍然以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夺取了总分第5名的好成绩，表现出中国运动员勇于拼搏、勇于进取的精神。从此，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水平愈发引起了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在洛杉矶奥运会尚未召开之际，萨马兰奇就说过，他要亲自去颁发中国的第一枚奥林匹克金牌。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开赛第一天，许海峰就在手枪慢射中获得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自1932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取得的第1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这天，萨马兰奇亲自意味深长地把金牌挂在许海峰胸前。使这枚金牌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价值。当萨马兰奇1986年第5次访问中国时，再次见到了许海峰，萨马兰奇高兴地谈到： “我一直记得我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颁授第1枚金牌的时刻，因为第1枚金牌是授予中国运动员的，这也是中国奥运史上的第1枚金牌。” 这天，萨马兰奇送给许海峰一个精致的刻有奥运会会徽的纪念章，并期待能够在以后的奥运会上授给中国运动员更多的奖章。 1982年以后，萨马兰奇又6次访问中国，更加加深了他对我们这个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历史传统的国家的理解和感情。这6次访问分别是： ·1983年9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全运会； ·1984年10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国庆活动； ·1986年4月，代表国际奥委会向中国领导人授勋； ·1987年11月，在广州出席第6届全运会； ·1990年9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 ·1993年5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的开幕式。 萨马兰奇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对一个国家进行如此频繁的公务访问，只在奥运会主办国和欧洲国家较为常见。因此，他对中国频频访问的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每次来访，萨马兰奇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总是将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放过任何一个观察和参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机会。 1993年5月应邀出席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开幕仪式时，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3位副主席、一名执委、9名委员和2名名誉委员及他们的夫人、秘书随员等50多人抵达北京的时间是5月9日中午；稍事休息就换乘专机飞到上海；下午与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亲切会见；晚上8时出席东亚运动会的开幕仪式；第二天观看游泳比赛，参观了上海万人体育馆和新闻中心，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听取了上海市领导关于东亚运动会的工作汇报，为体育摄影和邮票展览剪彩，出席上海市、国家体委及中国奥委会主办的宴会，还分别会见了参加东亚运动会的几个地区性奥委会的领导人，当天晚上赶回北京。第3天的日程安排更加繁忙，上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接见；在中国奥委会听取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屠铭德和技术主任娄大鹏的陈述报告；给陈希同、伍绍祖、张白发、张彩珍四人颁发奥林匹克勋章。下午和第二天，除了视察北京的体育比赛场馆外，还两次参观第三届全国体育美术展览；参加《奥林匹克运动》教材的首发仪式；还饶有兴趣地参加了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进行的奥林匹克知识竞赛。有趣的是，尽管日里万机，12日萨马兰奇还和陈希同、何振梁等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人一起在北京街头骑了大约10分钟的自行车。萨马兰奇是想通过这种行动表达他对普通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通过访问，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不断加深。在祝贺中国体育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在体育运动的发展中应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推动作用。 早在1983年第5届全国运动会上，萨马兰奇就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中国能举办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 萨马兰奇在应邀参加中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时又再次表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很快，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取得了许多新成就，而且中国还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体育事业。他认为，在中国举办亚运会已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件。 当在汉城召开的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上，决定由北京主办1990年亚运会时，萨马兰奇当即向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发来了贺信，并表示：“我们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将尽可能帮助你们。”他一直密切关注着第11届亚运会的筹备情况，并予以极大的支持，他曾预言：“我相信第11届亚运会一定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因为我十分了解中国人民。我知道，中国人办事认真，遵守组织纪律，又热爱体育事业，他们把组织办好亚运会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这一切都是亚运会成功的有利条件。” 亚运会召开前，萨马兰奇来到中国，参观了亚运村。他对亚运村的建设表示满意。事后，他对记者说：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能力感到吃惊。在参观亚运村时更感到震惊，那确确实实是一座可容纳9千人的高水平的运动村。” 亚运会成功举办之后，萨马兰奇说： “亚运会各方面都进行得非常成功。一个成功地组织了这一切的国家是有能力主办奥运会的。中国拥有所有必要的体育设施，只缺少一个大型奥林匹克体育场和一个自行车赛场。中国申请主办奥运会并不是没有资本。” 对于中国在奥运会取得的成就，萨马兰奇总是由衷地感到高兴。1992年7月27日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萨马兰奇在办公室里亲切会见了北京市奥申委的陈希同、伍绍祖、张百发等，何振梁陪见。他说：“几年来中国为发展体育作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好的成绩，在一个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在你们那里举办一次奥运会是应该的。过去你们在奥运会的游泳比赛中默默无闻，但这次取得了金牌，给人们以震惊。中国人每取得一块金牌，我总是很高兴。1984年我亲自给中国运动员发了奥运会上的第一块金牌。……” 这中间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要算萨马兰奇与“乒乓奇才”邓亚萍之间的忘年神交。 邓亚萍出身于乒乓世家，从小练就一种不服输、不怯场的心理素质，不少人说她“人小心黑”。她不管国内比赛，还是世界大赛，也不管对手是谁，名气多大，上得场来，牙关紧咬，双目圆睁，能赢10分，绝不赢9分。她打球“杀”心特重，从来不受对方影响。她个子矮，手臂短，控制球的范围小，便尽力抢在前面、打在前面、发力在前面，打出的球既狠又刁。为了这，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练就敏捷的步伐，弥补个矮的不足，她每天都坚持大运动量，训练经常在腿上绑上重重的沙袋，加班加点。她的节假日，基本上在训练馆里度过。为此，恩师张燮林经常勒令她休息，并怕她错过吃饭时间，送去鸡蛋以补方便面之营养不足。张教头每每谈到这些，都无限感慨地说：“这种人太少了。” 艰苦的训练加上天生的“杀气”使邓亚萍这位年轻的选手很快在全国崭露头角，多次获得国内和国际大赛的冠军，被誉为当今世界“第一怪球手”，威震世界乒坛。 1991年5月在日本千叶县举办的世界锦标赛女单决赛中，邓亚萍第一次从萨马兰奇手中接过了盖斯特杯。9月又在松本县举办了“萨马兰奇主席杯”乒乓球国际锦标赛。热爱乒乓球运动的萨马兰奇很赞赏邓亚萍精湛的球艺，更爱她敢于向强手挑战又不服输的劲头，他曾对何振梁说过，“邓亚萍那种不服输的劲头，代表了运动员的风貌。”萨马兰奇在亲自向邓亚萍颁授了“主席杯”后，又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到国际奥委会总部去做客。10月邓亚萍践约去访，萨马兰奇亲自为她安排活动日程，在总部请她吃饭。活泼的邓亚萍为萨马兰奇唱歌，送给主席一对健身球和一个河南家乡的独山玉刻。这个玉刻一直陈列在萨马兰奇餐厅的主要陈列柜内。他在松本时就告诉邓亚萍，如她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冠，他一定亲自发奖。 1992年7月正是巴塞罗那风光最迷人的时候，初次到巴市的邓亚萍好像对这座城市的美丽风光、奥运村内新颖有趣的游乐设施、别人夺得什么金牌都不大感兴趣，只是按时休息、练习、看对手比赛，一门心思琢磨制胜之道。 邓亚萍和乔红在女子双打中过关斩将杀进前4名。半决赛中，以3比1战胜韩国的玄静和、洪次玉。决赛中，又战胜队友陈子荷、高军，登上女双冠军领奖台。 在女单比赛中，小邓连克欧洲冠军巴托菲、韩国名将玄静和、俞顺福等，一路杀人决赛，与队友乔红争夺女单冠军。 8月5日上午，女单决赛开始，萨马兰奇早就为看乒乓女单决赛留出了时间。决赛前半场，他一面工作一面看电视里邓亚萍与乔红的冠军争夺战。临出发去赛场前他高兴地对何振梁说：“到目前为止是邓亚萍领先。”决赛后半场，脚部受伤的乔红发挥得很好，邓亚萍的冠军拿得不易，萨马兰奇和国际乒联主席获村也看得格外兴奋、紧张。 萨马兰奇给邓亚萍发奖结束后，高兴地搂着小邓的肩膀，拍她的脸颊，像是个慈祥的爷爷。他说：“我早就答应过要在你当奥运会冠军时亲自发奖，我做到了。”邓亚萍说： “开幕式中国队人场时，我看到你对我伸出了大拇指，就知道你要我好好干了。”大家笑成了一团。萨马兰奇邀请邓亚萍再到洛桑总部做客，请教练张燮林也一起去。他深情地说：“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运动员。” 1996年7月31日，亚特兰大第二十六届奥运会上，邓亚萍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陈静蝉联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后，亲临赛场观看两名中国运动员之间紧张激烈比赛的萨马兰奇对邓亚萍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称赞邓亚萍是“最能体现奥林匹克更高、更强、更快精神”的运动员，并决定再次亲自给小邓颁奖。当萨马兰奇将邓亚萍获得的第二枚奥运会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时，场上场下一片欢腾，才有了这幅令人感动的“居家祖孙乐”的温馨图画。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和经济发展中，中国始终同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体育事业的发展中，中国同样坚持了这一基本原则。 中国曾向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包括一些体育场所设施的建设。 1985年萨马兰奇在非洲视察时看到中国援建非洲国家的大量体育场馆后，给予中国政府和中国奥委会高度评价，并向国际奥委会建议将1986年度奥林匹克杯授予中国奥委会，以表彰中国奥委会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奥林匹克杯是1906年根据顾拜旦的倡议而设立的。这项奖励由国际奥委会授予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机关和团体。奖杯保存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博物馆内。从1975年起，奥林匹克杯每年颁发一次。 根据萨马兰奇的建议，国际奥委会将1986年国际奥委会的最高荣誉——奥林匹克杯授予中国奥委会。 萨马兰奇在授奖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国际奥委会对中国政府非常尊敬，中国奥委会是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中国在世界体育领域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我去过非洲，参观了许多非洲国家，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由中国援建的体育设施。国际奥委会一致认为，应当感谢中国政府，表彰中国的高尚行为，因此，我带来了奥林匹克杯这一国际奥委会拥有的最高荣耀。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热情的，正因为这一点，每当我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感到温暖，仿佛置身于友谊的海洋。” “值得给中国发一个很大的勋章。”萨马兰奇强调说。 同时，萨马兰奇还将一枚金质奥林匹克勋章授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 奥林匹克勋章用于奖励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及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体育界人士或领导人，以及为提高运动技术、成绩有重大成就的运动员。这是1974年10月国际奥委会在维也纳召开的第75次会议上决定的。勋章分金、银、铜三级。金质勋章一般授予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等，银质勋章授予体育界领导人和著名运动员。 国际奥委会从1975年开始颁发奥林匹克勋章，在国际上已有15位金质勋章获得者。万里是中国第一位荣获奥林匹克金质勋章的国家领导人。1986年4月28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萨马兰奇亲自将奥林匹克金质勋章——一枚带有奥林匹克五环和象征和平友谊的橄榄枝的金质勋章挂在万里胸前。他庄严地说： “为了表彰您为世界体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您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所提出的奥林匹克理想的忠诚，我荣幸地向您授予奥林匹克勋章。” 万里致答词说： “国际奥委会授予我金质奥林匹克勋章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且是对我国政府重视和发展体育运动的赞赏和评价。作为一个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积极支持者，我将同我国人民一起，同国际奥委会一起，为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或著名人士获得银质奖章。1983、1984年，荣高棠、钟师统获得银质奖章。1986年，黄中获银质勋章。1987年，李梦华、陈镜开获银质勋章。1990年，陈先、路金栋和已故的宋中获银质勋章。1991年，陈希同、伍绍祖、张百发、张彩珍获银质勋章。 正如萨马兰奇所说：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过去几年内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在现实的世界里，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萨马兰奇访华中曾多次会见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对萨马兰奇访华表示热烈欢迎，并对萨马兰奇给予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关怀与支持表示感谢。 1982年3月，萨马兰奇第2次访华，这是他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对中国的第1次正式访问。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会见了萨马兰奇，他们共同称赞双方的积极合作，并讨论了国际奥委会如何帮助中国发展体育运动等问题。 1984年，萨马兰奇与夫人一起来到中国，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又同邓小平亲切会见。 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于1983年9月23日在北京与萨马兰奇亲切会见。李先念对萨马兰奇为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1986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切会见了萨马兰奇。彭真说，近几年来，世界奥林匹克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这不但推动了各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各国人民、运动员，特别是青年之间的友谊。这对维护世界和平实际上有着积极意义。 彭真表示，中国体育运动近几年来的发展与提高是与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与帮助分不开的。萨马兰奇说： “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几年来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令人吃惊。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成绩辉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自豪，我也感到十分高兴。” 1989年，萨马兰奇再次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立即发去贺电，表示祝贺。贺电说：主席先生： 对您再次当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国体育界将一如既往与您领导下的国际奥委会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密切友好合作。 祝贺您在领导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员委员会主任 伍绍祖 1989年9月12于北京 中国奥委会也发去了贺电。电文是：主席先生： 衷心祝贺您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作为您的老朋友，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过去九年中在您的领导和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共同努力下，奥林匹克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 我们相信，今后您还会领导着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为我们共同的理想——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增强青年们的身心健康，开好各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不断努力。 我们相信，国际奥委会以及您本人与我国奥委会和体育界的友好合作关系会不断发展。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荣高棠 李梦华 黄中 路金栋 陈先 1989年9月1日于北京 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萨马兰奇的深情厚意，1990年6月，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在赴西班牙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议时，将两幅精美的中国传统国画赠送给了萨马兰奇，祝贺他双喜临门：70岁生日和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10周年。 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举办期间，7月17日恰适萨马兰奇72岁生日，北京奥申委常务副主席张百发和何振梁，代表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向他赠送了一件生日礼物：一幅有江泽民总书记题词的照片。这幅照片是江泽民和萨马兰奇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的合影。江总书记的亲笔题词是：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侯爵，祝您生日快乐！ 照片镶在一个纯银制作的镜框里，框上的仙鹤和松树，象征着中国传统的祝福：吉祥和长寿。萨马兰奇捧着这件不寻常的礼物，连连称谢，并高兴地说： “我期待着在北京同江泽民总书记见面。” 自从萨马兰奇担任主席以来，国际奥委会比以往更注意体育运动及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艺术、科学的结合。 早在1983年9月，萨马兰奇在观看中国第5届全运会开幕式表演后，对中国人民将体育与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深有感触，赞叹中国民族古老文化的发扬光大。他建议中国建立体育博物馆，举办体育艺术比赛和体育雕塑、绘画展等活动。 在萨马兰奇主席的倡导下，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了以推动和繁荣体育美术创作、反映蓬勃发展的中国体育事业、表现中国运动员精神风貌的中国体育美术评选展览。展览于1985年6月在北京举行。 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体育美术展，中国许多久负盛名的画家和一批显露才华的中青年艺术家进行了精心创作。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丰富多彩，重点突出了体育本身的活力和健美。雕塑作品《走向世界》和《千钧一箭》获得特别奖。国际奥委会为这两件作品颁发了奖杯。萨马兰奇主席为展览发来了贺电。 1989年4月29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获得中国体育美术展特别奖的雕塑品《走向世界》和《千钧一箭》以及一件萨马兰奇头像雕塑艺术品，由中国奥委会主席亲自赠送给萨马兰奇主席。萨马兰奇很欣赏《千钧一箭》，高兴地会见了作者朱成和《走向世界》的作者田金锋。萨马兰奇在接受艺术品后说：“对我本人和对国际奥委会来说，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中国奥委会主席李梦华在赠送仪式上说：“萨马兰奇表示将把中国的这三件体育艺术作品陈列在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林匹克公园，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奥委会曾把一幅名为“唐人马球图”的大型艺术挂毯，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代表国际奥委会接受了这件赠品。 这幅挂毯高3米，宽5米，整个画面古朴典雅，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唐代马球竞赛的壮观场面。整幅挂毯图案共有179人、57匹马、28面阵旗、2头牛、2辆车等。人物众多，神态各异，气势宏伟，栩栩如生，是艺术和体育高度结合的珍品。萨马兰奇盛赞这幅挂毯是一件“华丽、壮观”的艺术佳作。 现在，两件雕塑艺术品《千钧一箭》和《走向世界》及艺术挂毯《唐人马球图》陈列在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和洛桑奥林匹克公园内。 萨马兰奇是位体育邮票集邮者，也是国际体育集邮联合会主席。在他倡议下，中国体育集邮协会于1986年4月28日成立。 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召开之前，萨马兰奇为准备在亚运会召开期间举办的“国际体育邮票展”题词： “我很高兴并非常感兴趣地获悉，有一个重要的奥林匹克体育集邮展览将与运动会同时举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随同亚运会举办集邮展览还是第一次。” “我相信‘第十一届亚运会国际体育集邮展览’将是一个高水平的展览。它表明在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奥林匹克体育集邮也有了很快发展。奥林匹克体育集邮将再一次显示它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它作为增强不同文化人民之间的友谊所具有的重要特点。” “我衷心希望这种精神也是‘第十一届亚运会国家体育集邮展览’的共同宗旨，并再次证明集邮和体育将成功地得到结合。我感谢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体育集邮协会考虑和组织了这次体育集邮展览。” 同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国际体育集邮展”，共展出了1500框，其中包括萨马兰奇的40框珍贵邮票。 早在1984年萨马兰奇就说过： “我们不仅要看到你们办1990年亚运会，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你们主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正是受到萨马兰奇主席言语的鼓舞，中国政府才于1991年2月决定北京参加2000年奥运会申办角逐。早在邓小平1985年1月谈到中国准备举办2000年奥运会前一年10月，应邀参加中国35周年国庆庆典的萨马兰奇就对何振梁说：“现在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考虑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事情了。” 在紧张激烈的申办过程中，萨马兰奇还多次给予奥申委热情的鼓励，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1992年7月27日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萨马兰奇在办公室里亲切会见了北京市奥申委的陈希同、伍绍祖、张百发等，何振梁陪见。萨马兰奇鼓励参加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同志们说： “参加申办本身就是重要的，正像参与体育是重要的一样。但体育比赛就是要取胜，这一点更重要。希望你们一定要取胜。” 虽然北京最后未能获得这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奥运会的主办权，但萨马兰奇依然对中国将来举办奥运会充满了信心，认为总有一天，奥运会将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的中国”举行。 从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到成功地举办第11届亚运会，到北京参加申办2000年奥运会，到刚刚结束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体育界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这中间每一步都体现着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懈的努力，体现着国际奥委会的支持。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萨马兰奇说过的一句话：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永远是你们伟大国家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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