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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台湾，由于加入了一批批撤退自大陆的人口，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都有，人口密度骤然升高，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竞争气氛，学校的升学考试更凸显了这种现象。 当时14岁的田长霖投考建国中学，有七百多人应考高二插班生，录取名额只有九个。由于考生太多，田长霖认为不可能考取，于是再去参加成功中学的插班考试。 一位来自上海的同学看到田长霖去报考成功中学，问他：“你怎么考取建国中学后，还来报考成功中学，想占别人名额吗？” 田长霖以为是这位上海同学开玩笑，但他还是重新去看榜，来回几次仍然没看到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快要离开时，旁边有人告诉他：“田长霖，你的名字在这里！”田长霖回忆道：“因为当时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了。” 好打抱不平 读建国中学时，田长霖参加了不少课外活动，但学校成绩都还不错。他好动，也有看好打抱不平的个性。有一次目睹十三太保帮的两个成员，凶狠地欺负一名同学，他跑上前去质问那两名谁都不敢惹的太保：“你们凭什么欺负人家？”长得块头高大的太保面露凶光地吼道：“你凭什么好管闲事？”“你们这样做，当然不对，我有权管。”其中一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了田长霖两个耳光，再合力痛揍了他一顿。太保们并放话：“有种明天放学再到植物园见！”田长霖咬牙忍痛说第二天一定赴约，但事后认为应该把事情向训导主任报告。结果隔天，两名太保并没有出现。 在建国中学读了两年书，田长霖就准备考大学。他报考了台湾大学、师范学院（现师范大学）、台中农学院（现中兴大学）三个学校，结果三个学校都考上了。最后他选择在台大就读。 学生时代的篮球梦 田长霖自幼就活泼外向，对运动，特别是球类，有极大的喜好。他在上海读励志小学时，特别喜欢踢一种‘咏’尊牌的小皮球。小学毕业后，在初高中合并的位育中学读书，与现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是位育中学的同班同学。陈佳洱记得田长霖的数学成绩很好，导师很喜欢他，他也比别人调皮捣蛋，用铅笔戳过他。 篮球运动早年在台湾受到疯狂的喜爱，田长霖在台大时，热中打篮球，暑假跟几个同学每天练六七个钟头的篮球。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田长霖对大鹏、格隆、海光的几位篮球健将的名字、打球的位置，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他在当预备军官时，曾是陆军官校与海军官校篮球校队队员。田长霖的毅力和运动很有关系，因为个子不高，每次打球总下决心非把球打好不可。运动是训练团体合作、自律及领导力最好的机会，田长霖从运动中得到了严格的“掌控自我’训练。 1950年初，台湾社会不安定，父母亲希望他能找一份安定的工作，因此他进了台大工学院，但还是热中打球。一直到美国后，因为自知五尺六寸的身高用来打球着实太矮了，又考虑为了生活必须有一技之长，所以还是朝念书、教书的方向努力。1955年田长霖参加高考机械工程科，以优等第一名被录取。 三哥田长焯对田长霖小时候的印象是：“我们家里国兄弟姐妹多，大家都是各搞各的。田长霖书念得特别好，小学、大学、高考都一样，我们兄弟姐妹拿的是及格、一等，他总是得优等。”田长霖一直都比别人认真，要求自己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但他也很会玩，对打篮球特别狂热。跳舞他也很起劲，由于性格很风趣，在婚礼等场合上，常见他兴高采烈地和人群打成一片。 家教定情 因家中经济抬据，在台大念书的田长焯以担任家教来贴补家用。后来因为要前往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必须辞去家教；他问弟弟田长霖是否愿意接替家教的工作。三哥说，他的学生叫刘棣华，家中有七个姐妹，一个男孩。她排行老三，1936年在北京出生，小学六年级才到台湾，在泰北女中念初一。你教她功课，她若没学会，是会发小姐脾气的。哥哥还给了他善意的“警告”。 田长霖一上任就领教了三小姐的脾气，教她数学，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她不懂，田长霖还是很有耐性、很有技巧地运用各种不同的解说方式来让她明白。田长霖教学的天赋与兴趣，在担任家教时，已充分显露出来。 家教严格、家境良好的刘棣华，虽然会因听不懂数学而急得生气，但基本上，她的个性是内向害羞的，在学校不敢问的问题都会请小老师指点迷津。田长霖像大哥哥一般，不厌其烦地使出浑身解数，指导这位漂亮的小女生。 他的指导方式往往不是在为她做决定。有时她问他：“你觉得这样做到底好或不好？”田长霖会回答：“天底下没有完全的黑与白，你必须学习从各种角度去考虑。”就这样，一来一往，两人渐渐成为亲密的谈天对象。 当时的风气仍相当保守，学生们不敢单独约会，尤其是在担任家教的时候，师生更是界限分明。高中毕业，刘棣华考上淡江英专，已经台大三年级的田长霖不必再当刘棣华的家教，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却在他的心中激荡、奔腾，他发现自己一日见不到她，就非常思念她，莫非动了真情？ 家教工作结束后，他抱着相思的情怀，到她以往常去的电影院寻找她的芳踪，经常苦苦守候，就盼能和她“巧遇”。上天真的不负苦心人。这一天，刘棣华与妹妹一道看电影，田长霖一看到她们的背影，喜出望外，很快地冲过去从后面伸手在刘棣华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还故意大声表示，“非常惊讶能在电影院碰到你们”。 也许是打篮球打惯了，出手较重；也许是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人，过度兴奋，这一掌可拍得不轻呢！但也就是这神奇的一掌，订开了刘棣华的心扉，她竟也开始茶不思、饭不想，脑子里整天尽是田长霖的影子。田长霖考上预官，到凤山受训，两人的感情进展得十分迅速。在凤山受训期间，田长霖除了仍对打篮球充满狂热，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回台北探望刘棣华了。 预官结训后，田长霖决定到美国读书。他申请了很多大学，但因父亲过世，家中经济变得困难，只好放弃他真心想要的选择，而前往给了他全额奖学金的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 1956年当田长霖决定到美国念书时，虽然与刘棣华两人已情深难舍，双方家长却认为两人年纪太轻，不同意他们订婚；刘家并且表示，若要娶刘棣华，田长霖必须先拿到博士学位。于是田长霖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晚上，带着刘棣华偷偷地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这是他们两人的“定情照”，也是“订婚照”。 横渡大洋，初入异邦 同年9月，田长霖用借来的300美金，凑足了到美国的单程机票，告别了家人，和三十几名留学生，一同飞往美国。 在双城机场，同机的富家子弟不是被在美国的亲戚接走，就是搭另一班飞机转往其他地方去了。田长霖孤零零地一个人，两手提着笨重的皮箱，用生硬的英语，四处打听灰狗巴士站的地点，终于，他搭上了前往路易斯维尔的巴土。 一到达路易斯维尔巴士站，他很惊讶地发现两个不同的饮水器；一个写着“限有色人种”，另一个写着“限白人饮用”。照字面上的意义看来，他实在不知道应该喝哪一种。这是他到达新大陆后，第一次感受到的种族歧视气息。接下来还有更令他吃惊的事，每一间餐厅、每一间厕所外面都写明“只限黑人”，或“只限白人”。田长霖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很明显的，他什么都不是。 当时种族隔离政策还笼罩着美国南方，一般日常活动，例如搭乘巴士，就是令田长霖深觉头痛的难题。他到底应该坐在属于白人的前座，还是坐在属于黑人的后座？最后他为了省却这一切的麻烦，干脆步行。而这些令人困惑与不愉快的生活经验，却只是田长霖到达新大陆后种种挑战的开始。 不服输的“中国佬” 早期的美国人，对中国留学生很瞧不起，特别是在肯塔基州南方的城镇。大学中有一位白人教授从不用正眼瞧田长霖，还经常用“中国佬”（Chinaman）来称呼他。 因为拿了全额奖学金的缘故，田长霖在校必须担任助教，但在工作时，因为是外国学生的缘故、又是东方人，常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或替罪羊。有一次实验课，带有歧视心态的白人教授，要田长霖爬到高处关掉一部蒸汽涡轮机。好不容易爬上去了，才完成任务，刚要爬下梯子时，一个重心不稳，差点跌下，情急中他伸手抓住一条钢管。天晓得那是条温度极高的钢管，烫得他手掌皮破血流、全身发抖。虽然疼痛不堪，他硬是咬着牙强忍着痛楚爬下梯子。田长霖不愿被教授瞧不起，直到那位教授离去，他才赶紧赴医务室接受治疗。 手被烫伤的那一晚，他在宿舍嚎啕痛哭了一场，不光是为了手受伤，而是内心深处，也像被剥掉一层皮一样，疼痛而无助。田长霖重新思考自己未来应走的路，他永远不会忘记那种被压迫与歧视的感觉，并立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帮助弱势者，为他们争取平等的权益。 然而，在手的伤口尚未愈合时，田长霖就从同学那边听说“中国佬”是污辱中国人的代名词。心中马上升起一股难忍之气，几乎想立刻冲去找白人教授理论。但脑际一闪，还要靠助教奖学金生活呀！万一得罪了教授，奖学金被取消了，那往后日子怎么过呢？田长霖内心经过数日的矛盾交战，终于决定不顾一切向这位教授挑战。这一天，他走进教授的办公室，虽然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但还是鼓足了勇气对白人教授说“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中国佬了！” 看到田长霖铁青的脸色，教授大惑不解地问道：“可是过去几个月我不是都这样叫你的吗？这样叫你又有什么错呢？” “因为过去我并不知道这是个污辱中国人的用语，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我了。” “那你要我怎么称呼你呢？” “你可以叫我Tien，或Chang－Lin，或是CI。” “哈！你要我去记住这些金、张、钟、陈等疯狂的名字？’教授深不以为然，也就故意挑衅。 田长霖丝毫不退怯，立刻答道：“假使你记不住，以后就不要叫我！” 这位教授在经过这次“摊牌”后，不再叫田长霖“中国佬”了，却从此再也不曾喊过田长霖的名字，有事找他，只是以“Hey”、“Come on”来替代。 中国佬的事件，再加上体验了各种不公平的待遇，让田长霖原本开朗的个性，封闭了很长。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埋头研究、教书，努力吸收新知识，做出了一些成清。被污辱、被歧视的经验，没有让出长霖低头，反而对他形成意志上的磨练，也埋下了他日后全力为少数族裔与弱势团体争取平等权益的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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