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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耕虞自三十年代起，直到解放前都几乎垄断着国内外的猪鬃市场。在解放前的几年中，几乎垄断了猪鬃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一九四八年，中国出口的猪鬃占世界需求量的百分之九十七至九十八。对他的资产，没法做准确的估量，到一九四八年结帐时，他的公司尚有九百万美元的资金，两千七百多万美元的银行往来，国内资产，除了厂房、汽车、办公楼等固定资产外，尚在有大批猪鬃以及各种畜产品，堪称令中外瞩目的大富翁。 在竞争中迅速崛起 “竞争是我最重要的一课。”这是古耕虞对他一生从商生涯的准确而恰当的概括。从他二十岁步入商海，直到如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都是处在竞争之中，而且经常是赢家，往往还是大赢家。打开他的竞争史，几乎很难发现负值。因而，有人很形象地称他为“市场竞争的一位极富戏剧性的斫轮老手”。 他用做竞争的主要资本，可概括为“三大法宝”：信誉、质量、信息。为了确保这三大法宝，他在用人上格外下功夫，更时刻地亲自注视着市场及一切影响市场诸因素的动向与变化。紧张而有致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生动而又震撼人心的活剧，令世人，乃至商界、政界、银行界格外瞩目。而他的竞争手段与竞争原则又是甚为独到与新颖的。真可谓别具一格。倘若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搏杀式与扶持式。 搏杀式竞争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是激烈的，往往也是残酷的，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大鱼吃小鱼”。竞争的结果，是以“小鱼”被大鱼吃掉而告终。可古耕虞非要反过来，“小鱼”吃掉“大鱼”！因为，在竞争发生之始，他几乎都是“被动”的，因而也就必然是比他大得多的“鱼”，首先向他发难，他再予以激烈地还击，其原则同战争中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相近。而其结果，也正如战争史上那几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一样，漂亮地以弱胜强。他运用资本如同用兵。 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开始了旨在摧毁封建势力的武装支柱——军阀势力的“北伐”，这给中国各方面，包括商业在内都带来了影响。古耕虞就恰在这一年接手了他父亲创办的事业，担起了独力经营的担子，也恰在此时他遭遇了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来自旧势力的商业战争，这是他崭露头角的第一战，也是关系重大的一战。 古家是重庆的“坐地户”，三代以来，即经营山货生意，且颇有成效。然而，发达的却不是古耕虞早逝的祖父，而是古耕虞的叔祖父古绥之。古绥之在重庆开办了个“正顺德”字号，以经营山货为幌子，贩卖鸦片，发了财，后因鸦片经营受阻，才真正将经营转到山货上来，并增设了“同茂”。古耕虞的祖父则是靠一身的织布手艺起家的手工织布作坊的小业主。财产本来不多，再加以早逝，给子孙留下的财富就更少，只能维持生计。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幼读诗书，曾举过秀才，后为生计，亦出于经商本愿，就做了古绥之货号的伙计，并被派往上海参与经营。古槐青有学识，且善于接受新事物，又不甘久寄人下，便乘第一次大战之机，用一点家底与他几年的积蓄在上海操起了他的父业，办起了纱号，一面在上海为古绥之的“同茂”经营山货，一面经营着自己的买卖。由于结交了上海的纱界巨贾，加以刻意经营，很快也发达了起来，也自力在重庆委托他人经营办起了一个不大的、以“吉亨”为字号的山货行。到了一九二二年，古绥之因挟带鸦片事发而字号倒闭，古槐青便全力经营起了他自己的买卖。在子女的教育上，古槐青也是煞费苦心的。 古槐青到上海不久，即将儿子古耕虞送进了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是中文名字叫做“卜舫济”的美国人）读预科。这是个很有些名气的学校，宋子文及一些学术名人特别是商界巨子均毕业或曾受业于这个学校，由这个学校校友组织起的同学会“梵皇渡俱乐部”，在社会上颇具作用和影响。很明显，古槐青老先生送儿子入这所学校，目的自是为了读通英语，结交些有用的人。儿子也果不负其望，四年中，不但英语学得好，取得了同学会会员的资格，而且由于学业突出，成绩与身体俱佳，又善于交际，深得学友们拥戴，被推举为大学交谊会四川同学会的会长。然而，古槐青的最终目的是要儿子继承祖业的。因而，到了一九二三年又将古耕虞送进了清朝状元、大实业家、南通的张骞（张啬庵）创办的南通学院就读，学习纺织学。可事不从心，古耕虞入学不久，古槐青就得了病，虽经多方治疗，仍是不得痊愈，到了一九二五年，反而转得沉重了。于是，他等不及儿子读完大学，就将古耕虞召回，继承他的事业了。按老字号的规矩，被认定为事业继承者的人无论学识、地位高低，都必须先拜师学徒，古耕虞郑重地拜其父为师，在纱号中学徒，其待遇自也与其他学徒一般无二，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由于意外的原因，未待学徒期满便“另行安排”了。 原来，古槐青在故居重庆办的吉亨山货庄出了变故：受委经营的李钰安已应付不了局面。古槐青只好叫儿子提前出徒，回去主持经营。并改吉亨为“古青记”。 请注意，古耕虞接手时的古青记实在是个小字号，小得只有三个职工，四个徒弟；小得不铺“外山”（不入产地收购，只坐地待货），不设“洗房（没有自家的加工场）；小得只有六万两资本。这样的小字号，当时在重庆俯仰皆是。如果从商战用兵的角度讲，他此刻正是兵微将寡，城鄙地偏，而又名轻资浅，却偏偏初出茅庐的第一仗就遇上了实力强大而又老谋深算的敌手。 古耕虞年纪虽小（当时他刚满二十岁），志向却大。一踏进商界他就立志迅速壮大，以致“执”同业“牛耳”。因而，古青记一到他手里，他就倾全部精力进行改善与扩展。原本是以经营猪鬃为主的，他一上任就看准了一个机会：今年的羊皮看好，而且从各种迹象看，国外市场的价格必然看涨，因此他决定加大羊皮的收购量，不但动员了他的大部分资金，而且还多方筹款，于羊皮登市前就预先联络货源，这可触怒了一条雄踞重庆羊皮经营首位的老鲨鱼——裕厚长字号的老掌柜。 裕厚长是家老字号，老掌柜又是经营羊皮的老资格，经营历史久，资金雄厚，一次大战期间，乘盛产羊皮的土耳其因参战无暇顾及之机，大发了一笔财。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在手段上，数年来都稳居重庆同业的首位，而且已惯于此位。如今一听说古耕虞要在羊皮生意上大伸手，便十分气恼。本来，论起来两家有亲，老掌柜应是古耕虞的“爷”字辈，老掌柜平时也没少夸古耕虞“聪颖过人，少有大志”。可商战无情，竞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如今则骂起了“不知天高地厚”、“自讨毁败！”“身上还满是学生气，后脚还没离开校门，才个二十岁的毛孩子，晓得啥，又能干得个啥？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叫他晓得谁个才是做得羊皮生意的！” 于是，在羊皮登市前夕，一种经过精心炮制的、用意甚为恶毒的谣言便不胫而走：古槐青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的投机中惨遭失败，势必破产，古青记也必因此而倒闭。目的无非是要羊皮货主们相信：古青记没钱了。没钱了还怎能付得出货款？卖给他羊皮岂不是得不到分文？借么，又用什么还？而且，这消息是通过与裕厚长往来的恒祥钱庄由钱业同业会散布出来的。自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而且直接影响着钱界同仁。因而这一招很毒也很厉害，对年轻资浅初上战场的古耕虞来说，自是十分严峻的。倘稍一不慎，乱了阵脚，或稍一不冷静登门去向裕厚长质问争吵，必招致多方责难，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因此而一败涂地，使他被扼杀于初登商战战场之时。 一方面是有人提醒；一个是他的内兄，他往来钱庄的经理王雨耕；一个是他父亲的“重臣”、他视为师傅的师兄廖熙庸。都劝他务须冷静。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把握得住，并迅速而准确地采取了两大对策：稳住阵脚，组织反击。他深信他父亲很稳健，即使有了亏损，也不至于冒险以致破产，而且“堂底”较厚，绝不会像传言的那样。他当即发出急电，请他父亲从速由上海电汇来十万两银子，后来又陆续汇来一二十万两，他都及时存入了重庆的各大钱庄，造成声势；在业务往来上，该结算的，欠人的当即付清，人欠他的他有意不收。同时又有意让与他往来的复兴钱庄检查他的总帐，以证明古青记财底还很厚，然后请复兴钱庄向他大量放款。迅速而有力的几招之后，就使裕厚长的谣言不攻自破。而且反而更提高了他的信誉。稳住了阵脚，古耕虞本着他那“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发起了有力的反击，主攻点则选在了从内部攻破敌方的堡垒上。 原来，裕厚长有个经理叫罗庆芳。此人长于经营，却有些自矜，因而与老掌柜之间有些嫌隙，古耕虞就有意地通过外部舆论与内部作用，加大这种嫌隙，很快他便奏了效：顽固而自信的老掌柜解雇了罗庆芳。罗庆芳盛气之下，主动来投效古耕虞，这正中古耕虞的下怀，对罗庆芳隆礼优遇，厚酬重用。罗庆芳原本只为了要出口气，借古耕虞的行号，整治老掌柜而来投效的，如今见古耕虞如此厚待与重视，便更加用心卖力，恩怨的消长，使这位深知裕厚长内幕而又甚富经验的罗庆芳使出周身的解数，他不但要全力以赴，发誓要使裕厚长买不到一张羊皮，而且要为古青记大造舆论，大献方略，提高信誉，从优进货。他四出奔走，到处游说，不但揭破了本次谣言的恶毒用心与形成及传播始末，而且公开了裕厚长多年来几乎全部的不光彩的秘密，凿凿有据，不由人不信，也自然不由人不对裕厚长白眼相加，深怀戒心；同时自然也更加对古青记高看g 一眼，信任有加。在客户心目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一降一升，而古耕虞也乘此短暂的时间间隙更牢靠地了解与把握了羊皮的国际行情必然还要上涨的大趋势，当即乘机大量收购，甚至不惜高价。客户愿卖给他，而他的出价又高，因而自一登市，大量的羊皮便源源不断地涌进了古青记，而裕厚长不但门庭冷落车马稀，而且四出求皮皮不至，不久，索性不收了。那个老掌柜与同业中的一些自以为老资格者，反因为“吃不着葡萄，葡萄是酸的”与不能察知国外市场行情，索性放手看起了古耕虞的热闹，以为这个年方弱冠、嘴巴没毛的小后生，出于年轻气盛，不惜高价，赌一赌意气，到头来还不得赔上才怪——做买卖可来不得儿戏！再加上这一张一弛，古青记很快地便将上市的羊皮几乎全部收购了过去。没过多久，国外市场的羊皮就涨势迅猛了起来，而且涨势的幅度与需求的数量都在明显地加大，这从中间商的一再加码与急切于成交上强烈地反映了出来，此刻见势眼红的裕厚长及一些老资格商号，再欲动手抢购，哪怕宁肯比古青记付出明显为高的价钱，在市场已接不上被割断了的收购路线，在时间上也已迟了何止一大步！弄得噬脐莫及，叫悔不迭了！ 这就是古耕虞踏上商界的第一战，而这一战，他才仅只二十岁，从商才几个月，又仅有六万两基础，“人马”不多，面对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强大的对手，按一般情况讲，很可能全军覆没，可他竟能镇定如恒，运筹自如，获得了全胜，这远不仅保住了他的基业，而且使他大大提高了信誉，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向更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历经几次商战，没几年的时间，古耕虞所经营的山货商号已不仅在重庆及四川省内，而且在国内、国际已享有了较高的声望，经营基础也越来越雄厚，也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他在国内商战中最强劲、最具实力的对手。这就是合中公司的朱文熊。 朱文熊，名如其人，无论从形态还是从实力上说，都是一头巨熊：在资金方面，由于他是当时正任资金雄厚而又握有国内相当大一部分财权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的妹夫，有强大的几乎无与匹敌的资本靠山；在经营方面，他本人即深懂国际贸易，又有一些国内、国际的关系，可谓商界“兜得转”、踢得开的人物。当时猪鬃出口已是大见其利，他看准了这块肥肉，而且很自信，觉得能很有把握地独吞这块肥肉。因此，他有备而来，有恃无恐，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地大摆大摇踏进重庆，高戳起“合中公司”的牌子，干起了猪鬃收购与出口的大买卖。注册资本高达五百万元。 此时，虽说经古耕虞精心努力经营，古青记已远非初时的三个职工，四个学徒，只能坐地收些山货的默默无闻的小商号，而是已改名为“古青记父子公司”牌号响亮的专营猪鬃的出口商，不仅商号的规模扩大得远非几年前可比，资金也较为充裕。然而，要和合中公司相比，还是相去甚远的，仅注册资金就相差十倍，何况论经济后盾，论势力关系，相去又何止十倍，实是不啻天渊！臣熊来势汹汹，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莫说重庆的专营猪鬃的商号，连所有的山货号都深感压力的沉重。朱文熊也根本没把这些土商看在眼里，以为吞没他们轻而易举，不过是举手之劳，唾手可得。对近年来已露头角、声名颇著的古青记父子公司虽尚算客气，也只是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势，知会古耕虞，要其将在重庆经营的虎牌猪鬃，全部就地卖给他，再由他汇总出口。话里话外都流露着一种明显的意思：你一个年轻资浅的娃娃，你一个财细势微的小号，能有多大的出口能量？只有并为我公司的一个收购加工点，附丽于我的名下，你才可以生存，才可分点余羹，你的汤中也自可多见些肉；否则，只有在我的威压下，变成齑粉！ 重兵压境，兵临城下，箭拔弩张，而且公开要起了“降书顺表”，古耕虞并没有被吓倒，他镇定如恒，微笑着，然而却果决地回绝了诱降，大战便开始了。 朱文熊以汹汹之势，投放大量资金，动员大批人员，广泛大量地收购猪鬃，大有鲸吞重庆全境的猪鬃之势。古耕虞也决没有闲着，在”熊”一入境时，就已敏感地意识到了危险，觉察了大战的激烈，也当即做出反应，在朱文熊展开强大的收购攻势前，就紧张地作了安排，并从两个主攻方向着手：一是砺兵袜马，一是釜底抽薪。两方面紧锣密鼓地交叉并进，却又十分隐秘，令朱文熊很难察觉。 当时地方观念较强，川人尤重乡情。古耕虞首先认准、抓牢并且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武器。而朱文熊狂傲跋扈，气势凌人，也使川人甚为反感，那些直接受到利害威胁的商号尤其为甚。正相反，古耕虞不但是上生土长的重庆人，而且为人精明大度，信誉尤其为好，又经古耕虞刻意联络，川人几乎形成了一块挡熊的盾牌，都倾护起了古耕虞。古耕虞见时机成熟，便动员猪鬃业主将次货卖给合中公司，好货与标准货他宁肯提高价格收买。朱文熊虽擅贸易，对猪鬃却是外行，而人一狂傲，行事必然浮躁，再精明的人也是难兔。他只醉心于大手笔，大批量的收购，陶醉于财大气粗，举手间猪鬃便如潮般涌来，转眼已是几千箱，还哪得冷静下来细商一下成色？更没有怎么关注于加工，只是吩咐一声后便志得意满地捉摸起了商标：中国猪鬃出口以来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虎”牌鬃为最，你是虎，那么，起个什么牌号才能压倒你这只虎呢？朱文熊煞费苦心地捉摸来捉摸去，终于捉摸了出来——飞熊！是呀，当年姜子牙不是以飞熊入文王之梦山？我朱文熊正是只飞熊，如今入了川，再飞向世界！可又想了想，又觉得不妥。虽说在猛兽中，熊的名次排在虎前，可传统的故事却说，虎利用熊的体笨与头脑简单而战胜了熊，所以有虎为兽中王之说，却没听谁说熊为兽中王，而熊听起来没有虎响亮，且易犯“无能”之忌，那又叫什么呢？不如索性叫飞虎——你的虎连树也上不了，我的虎却能飞上天。就是要凌驾在你乃至一切同业之上！ 这商标的针对性与示威性都是很明显的。古耕虞并不在意，除了乘机加紧鼓动业主卖次货外，还有时乘隙选些次鬃打发人去卖给合中。合中的收购人员一来多为外行，二来奉命猛收，忙得不亦乐乎，还那识得、顾得好坏！ 古耕虞则在表面上不声不响，装作毫无作为，使对方益骄，更不戒备，暗地里却加紧了活动。 古槐青在经营方面也是个行家，他交给儿子的古青记底子虽然不厚，然而却是个良好的基础，他很重视本行人才的招揽与培训，很重视加工与质量。如前面提到的廖熙庸，不仅精通山货贸易，很擅长猪鬃的整理与加工，而且对古氏父子忠心耿耿，是个十足的“良佐”与“净臣”；其他的几个人，也是行家，人虽不多，能量颇大，因此“虎”牌猪鬃一登市，便享有较好的信誉。到了古耕虞手里，更是凭他的知识与智慧，刻意提高，在质量与信誉上，国内已难有其匹。如今又格外下了功夫，质量更得到了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提高，而且也不着痕迹地备下了相当数量的好货，也几乎是与合中同时运到了英国的伦敦。得意忘形的朱文熊根本忽略了原本没看在眼内的古耕虞，以“独家经营”、“舍我其谁”的姿态，将几千箱猪鬃都划作了当时国际市场的最高价。倘若真个独此一家，货虽次，或者有个商量，可是偏偏人外有人，他忽略了古耕虞，古耕虞可时刻关注着他。当他迅速而及时地获得了“飞虎”牌的开价之后，当即较“飞虎”低些，开出了自己的货价。成交后，开箱一验，当即对比鲜明：“虎”是真虎，不但保持了历来的质量信誉，而且有着明显的提高，各检点都为上乘；“飞虎”却“现了原形”，配伍不齐，加工不整，肉眼一看，便发现了不少劣货。两“虎”一较，真假立判，“飞虎”折翼摧羽，相形见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伤的自是那外相凶猛、内里空虚的“飞虎”，而且，伤得很惨，而那一向重信誉讲质量的古记之虎，却更加完美。相形之下，“飞虎”价高质次，古家虎质优价廉，当即引起英商大哗，纷纷强烈向合中公司提出退货赔款的要求，直闹到中国驻英公使馆，其势汹汹。公使馆看了“飞虎”也觉得很是说不过去，只好同意依英国现行法律办理。依照英国仲裁法，买主只要提出足够的理由，即可裁断为全部退货，并由卖主负责赔偿交易中的一切损失，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往往可接近货价的百分之三四十，而被退的货又得在限期内离境，运输费用与损失不算，经这一折腾、积压，本来质次的猪鬃，很可能相当一部分要报销，更重要的是完全丧失了经营信誉，自后便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足了。事情的唯一希望就是在第一法律程序中，求得谅解，采取重订货价再辅以赔款的方式了。按英国法律，买卖双方的争执发生并提起诉讼后，先由商界的“公会”进行仲裁，然后将仲裁结果，交由法院执行。朱文熊此时的唯一的出路就只在公会仲裁中了。因为卖主的赔款额如果超过货价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再经仲裁斡旋，可取得谅解，买主可接受赔款而不是退货；如果斡旋不力，买主仍有权坚持退货赔款。因而，朱文熊便心急如火地极力欲疏通公会中出面参与仲裁的人，只要可以疏通，不惜代价，因为倘得以仲裁求得赔款解决，不仅可少损失一笔可观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挽回在商界濒临大亡的厄运。可偏偏公会中出面仲裁的人，就是古青记父子公司驻伦敦的代理商！ 这一切，都是古耕虞早在预料之中，也是他所等待的，或者说这一切的发生均是他谋划、运筹的结果，一步一步，均在他预料与把握之中。 朱文熊彻底泄气了，认裁了，此时他方认清古耕虞的非凡与强大，唯有向这个既年轻又资浅，他原本没有看在眼内的人低头屈服，彻底投降了。他请出了他的另一位舅兄，张公权的弟弟张禹九出面，向古耕虞求情，并主动提出以放弃在重庆经营猪鬃为条件。在张禹九的调停下，事情很快就平息了。 朱文熊所仗恃的中国银行，是在当时国内实力最雄厚的银行之一，系江浙人主持，江浙人不仅在资金上雄做全国，产生了许多著名大资本家，内中不乏显赫的官僚垄断资本家，政府要人也多出身江浙，因而被称为“江浙财阀集团”、“江浙政府”。有如此强大实力与背景的朱文熊趾高气扬地闯入重庆，森森然不亚于一头择人而噬的巨熊，满以为一掌即可击翻重庆的所有的山货商号，却不料，不到一年的时间，却在强弱悬殊战争中一败涂地，哀哀乞怜于对手，乖乖而又灰溜溜铩羽而去。 古耕虞可谓在各个方面都大获全胜。首先是他的猪鬃，不但有“飞虎”的陪衬，使“虎”的形象更佳。益发巩固并增进了原有的国际信誉，而且由于朱文熊狂傲地大开价码，古耕虞的售价虽相对为低，却绝对是个好价钱，因而也看大赚。至干朱文熊六千箱“飞虎”，一来，朱文熊急于求得有利的仲裁，主动退出重庆市场，同时，既求人也必给人以好处；二来，仲裁中，古耕虞以自己的信誉做保，将原价压至“虎”牌的水平，再由古青记父子公司负责就地洗理与加工、搭配，再由英商以实际成交量付款，这不但使英商获得了好鬃，而且那加工价自也由朱文熊付给了古青记，也是一笔收入。而这又仅是可见的战利，更重要的是，重庆乃至四川的同业均为古耕虞能战而胜之以致驱走那头吓人的大熊而感激与敬佩。一举而三反，在全国商界的声望自也日隆，而在国际市场上，更因信誉高涨而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在面对兵力（资金）超过自己十倍以上而实力、背景不可同日而语的强敌，足以使许多人闻风丧胆、临阵股栗的激战中，他不但没败，而且大胜了，胜得非常漂亮；敌方的威压不但没有损伤他，反而在某些意义上说是成全了他，在当时，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岂不是奇迹？而这奇迹并非神助，完全是由他那非凡的才智与本领创造的！ 古青记传到古耕虞手中时，重庆的山货商号有数十家，而且多数在历史、规模、实力上都远远强过它。然而，那些没把它瞧在眼里的、几度欲吞掉它的大商号，如“娇济”、“丰泰”、“恒昌”等，都迅速地，不到三五年的功夫，倒在了它的脚下。原因只有一条，那些貌似强大又分外骄横的大商号的主人，老大自居，封闭、保守，只习惯于传统的经营方式，根本不懂经济规律与国际贸易；而‘唬”的小主人古耕虞却偏偏精于此道。从这一角度说，可谓“新生战胜了腐朽”，古青记又怎能不独领重庆猪鬃市场的风骚？再经这次“吞熊”事件，更使这只幼‘唬”威风大振，名声大噪，以至几十年中所向披靡。 虽说时势造英雄，然而英雄也得因势利导地利用时势，才能成其为英雄。 古人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固属偏颇，然而“夫非常者，因非常人之所拟也”，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伐，为重庆的出口商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时势”：由于担心长江水运一断便会成为“瓮中之鳖”，所有在重庆设号的洋商都纷纷撤离，这不但为当地商号解除了高压与盘剥，也提高了产鬃户与中国业户的积极性。贫弱的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被欺压的命运，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完全可以横行无忌，有条约的固然不必说，没条约的可随时逼着中国政府签订新条约，只要对他们有利。一个传教士都可以对一个县长呼来喝去，何况其他？大商人更不待说，他们不但享着海关、地方税等一切特权，还可以随时从政府官员中获得他们想获得的方便，本来财大气粗，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凭着财力与特权莫说认真经营，就是随意买卖，所余的特权利润，也要高出民族资本辛苦经营的所得许多。在重庆自然也不例外，他们霸道地垄断了市场，将内地商号置于伙计地位；把住出口权，对内地商号任意压榨与宰割，他们两头吃“回扣”，各种山货在国际市场上的行情，只能听凭他的随意报价，有时国际市场看涨，他们也不借假造电报，谎称下跌，压价收购，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了他们的手里，一旦这些外商撤走了，无疑地是给地方商号松了绑。因而，倘若再有洋商卷土重来，人们的担心与烦厌可想而知。恰恰于洋商全部撤后没多久，在古耕虞接手古青记的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闯来了一个大有来头的洋商。 这个洋商叫做H．B．纳尔斯，是个代表着美国一家最大的制革商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认定了洋商既然全部撤离了重庆，那么重庆必是一个“空白”，对他来说也自是非常有利，于是，就冒着运输风险来重庆收购羊皮。这自然对刚刚松绑不久的地方商号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与利益威胁，可谁又敢得罪俨如官府太上皇有钱有势的“洋老爷”？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忧煎煎地愁着，唯独只有二十一岁、刚接任的古青记少掌柜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古耕虞也深恨那些作威作福，一心骑在国人头上的洋商，对这个纳尔斯更为反感，他觉得，倘若叫这个人头一脚踏入重庆就取得成功，无疑地会在重庆立住脚，不但填补了洋商撤离的空白，也必引来后继者，那样一来，已松了的绑，不但要重新捆上，而且会越捆越紧。于是，他便决心与这位声名煊赫的美国大企业的代理人较量一番，并且必欲取得胜利！ 凭他的非凡的机智与灵活的嗅觉，很快地把握了这位洋代理商的特点：他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胃口很大，而所携的资金又较为有限。古耕虞就针对这些特点，利用他单枪匹马对重庆市场一摸黑的弱点，鼓动各山货行乘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大量地、主动地将新羊皮售给纳尔斯。纳尔斯中计尚不自知，还以为他是幸运地踏入了这空白区，分外得心应手，因而喜气洋洋，对羊皮几乎是来者不拒，很快就收了一大批。货收多了，又都是新羊皮，就得赶紧安排加工了，可不消古耕虞怎么鼓动，对外商怀有敌意的加工商便以季节不宜、设备待修、人手不齐等各种繁多的原因相推诿；不能加工就赶快打包吧，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打不成；就算打成了，正赶上长江枯水期，也是干瞪眼运不出去！而新羊皮是很娇嫩的，必须及时加工，否则，至多一个月，就会大量腐烂掉，莫说腐烂，就算是发了霉，也完全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只有丢进粪坑沤粪的一途了。人生地疏单枪匹马四处碰壁，纳尔斯唯有蜷着身、抱着头望着那一大堆一大堆的羊皮发愁的分儿了。而祸不单行，纳尔斯用作购货开来的信用证只能在重庆银行抵六成，倘能及时地不断地将货运回，自是尚可陆续开来相当的数额。可他只顾兴冲冲地大收特收，忙得昏了头，又遇上了这么多重大得使他一筹莫展的难题，资金问题便被忽略了。结款期限一到，货主纷纷登门讨债，莫说那信用证尚未兑现，就是兑现了也远不敷用，债主们也愈逼得紧，弄得纳尔斯如居炉火之上，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只好厚着脸皮、仗着洋身分去求助于同业公会。可同业公会莫说尚有古耕虞预先打的招呼，就算没有，也是爱莫能助。 这可到了古耕虞等待的良机，这一切本来多半是他精心策划造成的，时机一到，古耕虞就正式出面了。他首先向重庆的中国银行郑重申明：如果不妥善解决纳尔斯的问题，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不但会直接造成重庆的一些山货行倒闭，而且会间接累及全川许多小码头的小山货商破产，这样一来，人急拼命，事情必然闹大，局面将很难收拾。以此将了银行一军，令银行更感到危机，这又从银行角度将纳尔斯进一步逼上绝境。然后，他再直接出面去找纳尔斯，提出可以帮助纳尔斯解除困境，唯一的条件是要纳尔斯将其所收购的羊皮全部交由古青记处理。纳尔斯已濒临绝望，就是抓住一根稻草也是求之不得的，何况如此鼎力相助？此刻就是叫他赔上整个信用证，从那些他初时看成天使，如今已成了魔鬼的羊皮中解脱，得以顺利离去，他就高呼“OK”，大谢“上帝”了！何况古耕虞提出的条件又十分“优惠”呢？在此刻纳尔斯的心目中古耕虞才是真正的天使！他那么慷慨，那么仗义扶危！很快，依古耕虞的要求，由纳尔斯提请，同业公会组成了债权团，并订下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古青记以很低很低的利息垫付给卖主八成货款，纳尔斯承认委托古青记代办一切事宜；承认中国银行为第一债权人，由中国银行将纳尔斯所购的全部货物，交由古青记加工出口，并将信用证的收益人改为古耕虞。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便宜”，纳尔斯岂能不兴高采烈地签字？签字交货后，便迫不及待，忙忙如漏网之鱼般逃离重庆，真个是跃武扬威而来，大败亏输而去，莫说尚有古耕虞警告式的暗示，就算有人摆开仪仗欢迎、抬出八抬大轿迎接，他也不敢再入这令他丧胆的“畏途”一步了。 古耕虞正是统驭全局采取了先设下十面埋伏，再诱敌入阱；继而两路夹击，四面围攻，迫敌于绝境；然后再亲自出头，网开一面，恩威并施的战略与战术，制服强敌，永绝后患，大获全胜的。这胜利的果实是十分丰硕的，纳尔斯一阵穷忙，却成了他的代收商。这一大批货物，到了古耕虞的手上，自有加工与出口手段，无疑地会赚一笔好钱，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一举而击溃洋商，令纳尔斯与其后继者望而却步，杜绝了洋商的威胁，不仅于古耕虞甚为有利，于重庆商界亦受益非浅，而那些在此次事件中的羊皮卖主，更觉得古耕虞慷慨地代洋商垫款付帐，实是拯救他们的仗义之举，不啻雪里送炭。这两者都必然地引起了同业乃至整个商界的由衷的感激与敬佩。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此举不但解除了中国银行的困窘，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银行的信誉，而古耕虞在银行的信誉自也大大地提高了。这看不见却令人强烈地感受到的“战利”，远远超过了经济的“战利”，使他在银行界与商界树立起了很高的威望，大大提高与巩固了他在这两界中的地位，各方面的赞誉之声大起，例如在四川最早设办的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重庆总行的业务报告中便称誉古耕虞说：“异军突起，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须知，一九二六年的这次大战时，古耕虞才只二十一岁，就是到了聚兴诚称誉他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过才只二十二岁！ 杜邦公司，这是个象征着无边财富与庞大势力的名称，早已成了商品世界的巨头。在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已经垄断了化学工业，不仅成了美国的超级富豪，而且成了世界化学工业上的庞然大物。就是这个庞然大物，却在较它弱小得不知几许倍的古耕虞面前，甘拜下风！ 竞争中的激烈争夺是不会间断的，既是出口贸易，就难免国内、外竞争或交叉或同时持续地发生。几十年中，古耕虞一直本着他特有的“战略原则”去面对一切竞争，并在竞争中不断地击败对手，使自己再崛起，再壮大。诸多实例，不胜枚举。本文最后只举最大的一例，就是与美国杜邦公司的激战。 当时，杜邦公司已财富惊人，从化纤到汽车，各色各样的产品早已风靡全球，二次世界大战又给它带来了重大的利益：逐个地收买下了战败国德国的全部化学用品公司，即在已丰厚的美国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科学先进、数量可观的德国，真个是如虎添翼，其惊人的财势足以压倒、起码相匹于一切对手。也正是二战中猪鬃这个战备物资显示了它十分重大的作用，引起了杜邦王朝的格外重视，不惜重金迅速研制成功了化学合成鬃，即市场上惯称的人造鬃，决心代替天然鬃。一旦代替得逞，势必夺取天然鬃这个美国主要的市场。而古耕虞的猪鬃出口量的绝大部分是向美国市场投放的，也就是说几乎等于堵死了古耕虞的出口门路；进而导至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倒闭，这场大战的激烈性、艰深性、危险性，可想而知。一九四六年，人造鬃一投放市场，就给天然鬃造成极大的威胁，使其价格不断下跌。 在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多数出口商，惊惶失措，乱了阵脚，有的更在庞然大物压顶的大势下，绝望了，崩溃了。然而，古耕虞却镇定如恒，沉着应战。因为他已在危机初兆时运筹周详，成竹在胸了。许多同业失望地劝他：说什么也无力与实力悬殊得判若天壤的杜邦公司竞争，结果只能是头破血流。他却信心十足地向他的至交者分析说： “杜邦公司固然是个足以吓人的庞然大物，但，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优势。要明白，我不是在和整个的杜邦公司竞争，而只是和它的人造鬃竞争，而人造鬃在杜邦公司数以万计的产品产值中是无关宏旨的；可我们呢，纯只天然鬃一项，没有任何后退或转圜的余地，唯有拼死一战。再说，天然鬃成本低，历史久，数量大；而人造鬃成本相对地要高，是初产，数量相对地要少得多。我以全部对其一点，以量大价低对其量小价高，我又是下了全力以赴宁死必胜的决心，而杜邦公司却大有大的顾虑，也有充分的转圜余地。任何商业竞争，只能发生在双方的成本线以上，如果市场价格跌到一方的成本线以下，这一方就会退出竞争。人造鬃的主要原料是石油，就算石油价格再低，也低不过天然鬃，须知在中国农民的眼里，猪鬃不过是废物，这就是咱们的最大优势，就足以将价格控制在人造鬃以下，庞大的杜邦公司没有必要为了区区的万中之一的产品人造鬃与我进行殊死斗争。一旦迫使他的人造鬃价跌近成本线，它就可以只做些微改动利用这条生产线去改制它种更赚钱的化工产品了。” 总之，古耕虞的处境已与进兵黄河边上的项羽相类，有进无退，唯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项羽之所以敢以八千胜十万，正是看准了己方不胜则死，务求一胜；章邯以一名将断断不会舍了性命去与一个尚未成名的“敌军”将领殊死决斗。而章邯的十万，早已积怨生隙，分崩离析，涣散了斗志。小而精对大而杂，八千视死如归的齐心勇士，去砍杀那分散为一块又一块的远不足八千之数的斗志低落的敌兵，焉有不胜之理？ 古耕虞凭他多年的调查研究和迅速的反应能力，观察入微，分析精辟，抓住了战略要点，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后迅速地采取有效的战略措施与具体的战术，向庞大得足以吓倒人的杜邦公司进行了反击。他采取的主要方法有二： 一是价格手段。他通过他驻美的子公司海洋公司调动各方情报，牢牢把握住杜邦公司人造鬃的生产、销售情况，特别是数量与价格的每一个变化，紧紧地采取跟踪政策，把天然鬃的价格始终控制在人造鬃稍下或相等的水准，而又不断地提高天然鬃的质量。从使用习惯与实地效用两方面看，当时的人造鬃都是不如天然鬃的，价格相当，自然选优，何况价格又稍低呢？这是根本手段。 二是舆论手段。这是一种十分巧妙而有趣的竞争手段，被古耕虞运用得出神入化。在军事战略上叫做“扩大统一战线”与“争取同盟军”。古耕虞出口对象是美国的进口商，这些进口商在天然鬃占领美国市场方面，与古耕虞的利害是完全一致的。人造鬃自然也同时危及了进口商们的利益，古耕虞就利用这个共存亡的契机，扩大这种一致心理，拉紧与进口商的关系，巧妙地晓以利害与授以方略，并通过他们关心着制造厂商的方便，迎合厂商们的要求，帮助厂商们提高产品的市场声誉，使厂商乐于接受天然鬃，自然也就冷落了人造鬃；更有趣的是调动手段一直插向基层，让操作工人出来说话。启动美国进口商的同业组织，凑了几十万的美元基金，以古青记父子公司在美的子公司海洋公司的名义也出了十万美元（比照原基金来说，实是个不小的数目），专门用来联络工会与广告宣传。这番功夫。发生了奇效，工会组织在客观上参与了竞争，为古耕虞可说是增添了强大的同盟军，使战争双方的优劣大大地改观。比如，美国有个油漆工会，这可是在间接上起着重大作用的工会，因为天然鬃也好，人造鬃也好，都是用来制刷子的，而这些刷子，又都是建筑物与军舰、飞机等军用品的粉刷与油漆的必用品。更重要的是，粉刷也罢，油漆也罢，都是必需由熟练工人去操作的。油漆工会的所有的熟练工人，特别是老工人，习惯于使用天然鬃刷，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娴熟的技术，骤以喷壶加尼龙刷代替，既不习惯，也较生疏。已掌握的技术难以发挥，本有些抵触，再经同业公会使用金钱手段一联络，一鼓吹，便群起而争，力主使用猪鬃刷而反对使用喷壶加尼龙刷。进口商同业工会又一再竭力支持，就大有不使用猪鬃刷，拒绝去油漆兵舰、飞机、火车头之势。工会本不肯因此出事，力主购买猪鬃刷，厂商自是跟紧着市场，杜邦公司的人造鬃，不得不大幅度地被削去了销路。前一种手段可谓“重兵压境”，后一种可谓“釜底抽薪”，两路夹击，连续作战，很快便掌握了主动，控制了局面，不到一年的功夫，就迫使杜邦公司败下了阵去，虽没被迫转产，却也将人造鬃的生产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主要限制在保留项目以便改进发展的范围内了，基本上失去了与天然鬃竞争的数量与能力。 在激烈的竞争期间，古耕虞毫无所报，虽未获暴利，却也稳稳地赚了钱，美国的这一大市场也仍稳稳地操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么大的一场艰难的竞争既获胜，又获利，实是大出常人意料，因而，被一些人视为不可理解的“奇迹”，传为旷世少有的“奇谈”。而古耕虞在整个竞争中一直不动声色，保持大家风范，既不露面，也不与杜邦公司做任何正面冲突，用传统的话‘说，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应该改为万里）之外”，用洋人的名句说：“和平而体面地征服外国市场，是美国合理的雄心壮志。”这是一战时期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的得意的名言，可他万万没想到，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这句名言竟被中国一个猪鬃商用实际行为修改为“和平而体面地征眼美国市场，是古耕虞合理的雄心壮志！” 古耕虞与杜邦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商战，并没有就此结束，此刻不过是以古耕虞胜利告一段落的战争间歇，被古耕虞称为“前哨战”，更激烈的则是发生在几年后，即五十年代初的、被古耕虞命名的“遭遇战”。以后仍是“冷战”不已，因此，可以说是一场持久战。倘能始终采用古耕虞的战术，也必然是以杜邦公司失败而告终，因不在本节范围，详情不再叙述。扶持式竞争 古耕虞有句名言，也是他奉行的信条，那就是“不让别人赚钱的买卖人，不是好买卖人”。“自己赚钱，首先要让别人赚钱”。 他曾经解释说：“同人往来，事先一定要好好算计，一定要算得对方也能赚钱，不能叫他亏本。算得他亏了本，下次他就不敢再同你打交道了。所以生意人绝对不能精明过了头。如果说商人的‘真理’是赚钱，那么精明过了头，这个真理同样会变成荒谬。你到处叫人吃亏，就会到处都是你的冤家。到处打碎别人的饭碗，最后必然会把自己的饭碗也打碎。” 其实处世为人何尝不是如此？你损害了朋友的利益，也必损失了你自己的利益；你照顾了朋友的利益，也就等于照顾了自己的利益。关键是要确定谁是敌、谁是友。是敌，已如前面所述，那是要不客气地斗的，是友则必须维护，何况同为民族工业？这也正是古耕虞爱国的基底，这个信条的扩展，就使他越来越清醒地不惜代价地与洋商斗，与官僚垄断资本斗，保护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同业利益。也使他更自觉地爱国。 你还不起我借给你的钱，我还要借给你一笔大钱。古耕虞曾借钱给一个中路商，一个加工商。 所谓中路商，是指游动收购，自行运销的商号。一年，一个商号叫做“天元亨”的中路商，在古青记父子公司借了一万多元钱，到川北收购了一百多担羊皮。每担价格在一百五十与一百六十之间。百张为一担，因而总数在一万张以上。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运输手段，一方面是“天有不测风云”，运输途中，迭遭暴雨，变成了羊皮生意中最忌的“水渍羊皮”。待运至重庆，每担只能作价二三十元，还不易脱手，而出手太晚，也难免拿去沤粪的命运。一万多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对一个普通的中路商来说不啻于整个生命钱，筹措不出，唯有宣告破产，乃至被迫上吊一途，他岂能不呼天抢地、心急如焚？实在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头皮去哀求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宽限。可就算“宽限”也不是无边的，届时又怎么偿还得起呢？何况你已是山穷水尽了，哪个有钱人又会理你的死活呢？因而，天元亨这位掌柜是战战兢兢没敢怀什么希望去求见古耕虞的。然而这是他唯一一条微茫的生路，除此，他只有破产一死了。可是，听了他的哀告，古耕虞并没有正面答应他展期，更没有提借钱的事，却给他出了个主意：再到川北去收他个八九百担，与水渍的凑成一千担！天元亨的掌柜听了，如堕五里雾中，还以为是在寻他的开心，天哪，这一万多元已经要命了，还哪儿去奢谈那吓人的十万元呢？可古耕虞却郑重地表示，可以当即再借给他十万元！一万多元已堪堪泡汤，再借十万，这是怎样的魄力又是怎样的慷慨呀！天元亨掌柜拿到那又借到手的十万元，内心激动非常，活力与经商决心更被大大激发，这次他可再不能像上次般掉以轻心了，而是迅速地做了充分的准备，连夜赶去川北，又收购了八九百担羊皮，妥善地采取了措施，加以天公作美，顺利地运回了重庆，在古耕虞的指点下，对那批水渍羊皮做了些技术处理，搭配在后收来的好羊皮中，总数十万余张中搭进一万多水渍者，以八九比一二，很不显眼。光是水渍羊皮那是没人肯要的，可要使总数中含有不到十分之二，只要价钱适宜，还是有人愿买的。古耕虞将这个道理讲给天元亨掌柜，促其迅速打包装船。待运到上海后顺利地脱了手，赚了四万多元。倘不是古耕虞加十倍地再借钱与指点，天元亨老板至少要赔一万二三千元，乃至因此破产而走上绝路。如今，不但没赔，反而赚了四万多。不仅不必破产上吊，反而有了较可观的再发展资本！这一赔一赚的结果不正是下地狱与上天梯么？只要是人，谁个会不懂？又谁个不铭感于五内？除了如数偿还借款外，天元亨掌柜从此便死心塌地地做起了古青记的忠实的“大将”。 古耕虞之所以敢于再借重金，决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所本的。他于以往的考察中认定，天元亨的老板是他的一个有本事的往来户，这样的往来户越多自是越对他有利。至于这次水渍事件，绝非天元亨老板的主观过错，买卖中的意外风险，几乎是在所难免的，倘只看到那借出的一万多，不顾此人的长处，硬逼下去，就必然逼掉一个有本事的人。再说那一万多元的债，也不能全数收回，甚至大部分泡汤。人既有本事，偶然的意外之灾稍加防范，是足可以挽回的，这样一来，岂不是既可以挽救以至成全一个有用的往来户，又可以收回欠债，何乐而不为？ 另一个加工商，是重庆当地的叫做天德封的洗房。这家洗房与古青记也是有往来的，既有门路，也有经验，但是资金并不多。市场的变化是无情的，价格的涨落也是难测的，而每每变化的受害者必是那资本脆弱者。有一段，重庆的鬃价不断下跌，直跌到每担接近五百元，经不起大风雨的天德封生意日促，已欠下了古青记一万多元无力偿还，再要这么继续下去，用不了多久，或者只要古青记依时催债，那么也就只有破产乃至自杀一途了。正当天德封的掌柜呼天不应呼地不语，急得如同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债主找上门来了：古耕虞打发人知会他立即去一趟。完了！怕这一天，这一天终于到了。可怕也得去，反正已注定了破产，躲是躲不过的。谁知，古老板主动再借给他更大的一笔高达几十万的现钱！——绝不是玩笑，古老板的态度十分亲切而郑重！ 看看天德封掌柜惊愕得一时无语的样子，古耕虞毫不隐瞒地说： “鬃价就要看涨了。” 天德封掌柜才略一省神，漫应了一句： “哪……” 古耕虞继续说明道： “你用我放给你的这笔钱，立即动手收购一万担生鬃，越快越好。然后替我加工成熟鬃，我宁肯照现行行情每担高出一百元收购，就是说按每担六百二十元付给你货款。” 听了这些话，本已省过些神儿来的天德封掌柜又陷入了极意外的惊愕之中：不提债——借大钱——用他的钱买鬃再那么高的价卖给他！——用他的钱还他自己的债——用他的钱为别人再赚他的钱？！——这是他经商以来，莫论经过，连听也没听说过的！然而这些又都是真的，素重信誉、一向重然诺的古老板说得那么认真！ 天德封掌柜感激与高兴得连声称谢，在接得放钱的票据后，他才冷静下来，说出了心里话：“说老实话，除非赖帐，我是还不起这笔钱的！如今还清你的债，而且会赚一笔钱，是你用你的钱还了你的债，又把我从破产的边缘救了回来，我会一辈子都感激你的！” 不几天的功夫，天德封就收足了生鬃，而且精心加工成熟鬃，卖给了古青记，速度之快，质量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古耕虞也是照原议付款，算帐结果，天德封不但用这批熟鬃偿清了古青记的前后两笔债，还从古青记获得了一些利润。其实，古耕虞也没有吃亏，因为凭他的观察与嗅觉，已确切地把握了市场动向，断定没几天鬃价就会上涨，而且上涨幅度会不断增大，他看准这一时机，实际上就等于用旧债做为劳务费委托天德封于涨价前抢先购进一批好猪鬃，而那笔眼见得无法收回的旧债也当即变成了付用的活款，既收了猪鬃，又提高了声誉，使天德封在日后的经营中一心报效，变成可靠的往来户。 他从来不相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政府会有什么“包青天”。因而，他对商业纠纷一向是靠他的聪明才智去解决，坚持不求官，却去“告官”，甚至为了保护同业利益而去告官。 前文交代过古耕虞的竞争原则，本着他的原则，重庆的几十家向他起衅的老字号倒了，又赶走了巨熊与洋商，而重庆的一些与他“和平共处”的字号，如鼎瑞、祥记、和祥三家山货号却得以生存。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前后，重庆经营猪鬃的商号，古青记父子公司之外，也就只剩下这三家。商海无情，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优胜劣汰，弱没强存，一种经营决不会总是大帮哄地赶下去，因而剩下的这三家，也只由于古耕虞刻意扶持才得以剩下的。 这三家铺面不大，资金不多，也一直没有有意地去与古青记势不两立，可在市场的激烈竞争风暴中，他们也是苦苦挣扎，摇摇欲坠，古耕虞要想吞并他们只是因利乘便，举手之劳；就算古耕虞不闻不问，他们也苦撑不得多久而自消自灭。应该说，不管古耕虞愿不愿意，都得在竞争中拚斗，尽管他多数是后发制人，总站在“理”上，可树大招风，平白地还难免物议，何况击败了那么多势必因此而更仇视他的人呢？古耕虞后来说： “倘若任由这三家垮下去，那样，我就必然成了同业的怨府，说我把别人的饭碗都抢光了。不管是不是我抢的，人家都必然这么说。更重要的是三家之中，不乏能人。倘若没有出众的人才，是绝不会维持到那个时候与那种局面的，人才难得，因而，我一定得设法保住他们，我不能孤军作战。没有帮手。” 在三家堪堪濒危的时候，古耕虞主动找上门去，不惜招祸地挽救了他们。 此时，古青记已直接打入了国际市场，获准在重庆直接报关的资格，也就是说，只在重庆办理好出口手续，虽经由上海口岸，却与上海关无涉了。而和祥等三家尚无这种资格，也就是说须受重庆、上海两关的双重制约；在重庆缴纳了关税后，仍须以重庆开具的免税证向上海关报关。漏屋偏逢连夜雨，正当三家在困境中挣扎时，又出了麻烦：上海关扣下了他们的全部出口货物！理由是，上海关在校验过免税证后，认定重庆关估价过低，坚持补税，否则不令放行。这无疑地是对摇摇欲坠的三家又加一棒：交吧，又到哪儿筹集这大笔的巨额税款；不交吧，货物存在海关，情形可想而知，时间一长，错过贸易机会，用俗话说“赶不上行市”不说，还会弓愧信誉损失甚至招致赔偿，这散、漏耗损，存关费用，要不了多久，就会像蝗虫蚀庄稼般闹个地场光。而这批货物已是三家的最后一点儿元气，是拼足了余力聚起的最后的全部剩余家当，一旦蚀掉，不仅是气若游丝，恐怕只有“寿终正寝”了。此时倘若乘机吞掉这三家，在古耕虞来说，不过是顺手牵羊，不费吹灰之力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却正好相反，他仗义地挺身而出，不惜冒开罪权势极大、炙手可热的上海关——全国海关之王，来挽救三家的颓亡，维护三家的利益。他不但为三家出谋划策，而且在三家因甚惧上海关的强大权势而犹豫、顾虑时，慨然声称：我来出头替你们打官司！为了你们，我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 于是两面着手，一面向上海关提出正面申请，请上海关允许以押款的方式，对这批货物先予放行，以稳住上海关；一面向总税务司与南京财政部同时提起控诉，指控上海关恣意估税，刁难设障，阻挠出口，影响外汇收入。也是两手准备：官司打赢了自没话说，货物得以正常出口不说，上海关还得将押款退回；一旦输了，也无非是补税。但他绝不想输，而是要赢！为了确保“要打赢这场官司”，他又下出了很关键的一步棋：鼓动重庆关出面充当另一原告。痛陈利弊也是古耕虞的专长之一，他找到重庆关，郑重地说： “你们完全有按税律估价的权力，更有这个能力，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是不会估错的！（言外之意：上海关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这样做无疑是要证明你们没依律估税，没有估税能力，因而必须负有重大的误估责任，损失最惨的是你们！）而上海关却任意认为你们估价过低（潜台词：这个“任意认为”不正是“有意作对”么？）。如果首例一破，长此下去各个海关自行其事，势必轻视估税关的权益，任意加税，结果也必使出口商步步遇险，每过一关都有加税的威胁，还怎么经营？而这种做法又明显地是违反海关规程的（搬出“法律依据”，君等可大胆地堂而皇之地出师了）。而且，出口商有出口商不可忽视的特殊情况，就是深受国际市场行情的严格制约，而国际市场的行情又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关关设卡，寸步难行，加税之外，又要扣押货物，莫说数关，就算是一关扣押几天，哪怕三五天，就很可能导致因误失了物价良机，而无利可图，甚至亏蚀老本，还谈何经营？因此说，如果任由上海关随心所欲下去，则出口必如畏途，出口商不被折腾破产，也只好乖乖地改行，政府的这一大块外汇收入可就要毁于一旦了！（话外音：这可是与你们关系非浅、利害非轻的大事呀！）” 慷慨激昂、义正词严而又凿凿有理，不由重庆关不动心，不关切，不“义不容辞”、“理所当然”而又理直气壮地出面去充当这场官司的重要原告。 如此一来，仅凭了一张利口，就巧妙地点起了一场大火，重庆关出于被侮的“义愤”与切身的重大利益，当即“理直气壮’”地向总税务司提出了对上海关的指控。而古耕虞这个首发其难的原告，却乐得清闲，在己变成以两关之间为主的官司中，冷眼旁观，看他们关对关，也是官打官，关关、官官之间的激烈扯皮，自然要比他亲自出西省事得多，也更有利得多！ 由于重庆关本也不是白给，又经过古耕虞巧妙地启发，依据充分，理由正大，这场官司的结果自是以重庆关胜诉而告终，上海关自然不得也不敢对三家出口商再行刁难，无须补税不说，还将三家的押款如数退回。一场官司，使三家商号由困窘无路一变而为赢家，不但不消愁那巨额补税款无从筹措，连该损失的也没有损失一点儿，又及时地出了口，赶上了价格良机，获得一笔理想的赚头，由濒死而得救，且大大地缓了一口气。这是救命，而且是甘冒触犯权势炙人的上海关，与不惜破费的救援，完全可以说是从井救人；人家自己的事都不肯打官司，如今为了他们的事打了这大的一场官司，这种思德岂同小可？三家日后焉能不极力图报？正是官司险要，难打，却仗义地替别人打赢了，在官商相对立的心态中，实是大大地维护了商界利益，古耕虞在商界中的威望还能不因此而大幅度地提高？根基还能不因之而更加稳固？而在巧妙地调动起的官打官中，也更增进了他的深层认识与社会能量。因此说这场官司的最大赢家应该是古耕虞。人心、人望的价值不是有数的金钱所能衡量的。 紧接着，古耕虞又主动与这三家达成协议，四分天下：重庆百分之七十的猪鬃出口量归古青记经营，余下的由三家均分。并在和祥号的一再恳切的敦请下，古耕虞兼任了这家已基本丧失了实际市场能力的商号经理。从此稳定了局势，有了照应，使这三家得以从半昏迷状态中复生，重操起正常故业，也因此而渐渐地成了古青记可靠的经营伙伴与忠实的竞争友军。 扶持，也是一种竞争手段。扶持与已有关的同业，维护同业利益，同时也等于维护了自己的利益。结成一体互相关照，利于对外，也利于对付当时的旧官府，这也是生存竞争。因此说扶持不但也属于竞争范畴，而且是竞争的一个不可忽略、不可缺少的侧面。 在经营中壮大，在奋斗中抉择 运用资本，必须像钢琴家演奏钢琴，美术家运用画笔，要有高明的节奏，要有神来之笔，总之要讲究艺术。 古耕虞是这样强调的，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从读书时起，一方面格于父命，一方面出于素心，他就很重视经商之道，在南通读书时，除了有关的课业外，他倾注大力地读了《富兰克林传》，更认真地研究了《福特管理》，从中汲取有益的经营之道，也自然受益匪浅。给他印象最深、对他日后经营很起作用的是亨利·福特的综合经营与流水线制度，那把一切汽车工业活动都控制在握的手段，那将汽车从生产到销售都垄断成一体的组织，使古耕虞学到了现代化经营的彀要；那装配线制度，自一九一三年建立起便发生了奇妙的作用，配合紧密的流水作业结果，使成本降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从而才使著名的T型汽车成本价格由每辆九百五十美元飞快地降为每辆三百六十美元，也只有有了这大幅度的制度增值，福特才得以将工人的最低工资从每日二点四美元提高到五美元；才得以将九小时工作制改为八小时工作制，如此的良性循环，也才使他得以洋洋自得地自诩：他与工人“利润分享”！这都对古耕虞经营之道有着重大的启迪与借鉴作用——福特在美国能为，我古耕虞在中国也能为！ 此时，他也从经济学角度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自也获益匪浅。 接手古青记以后，更是刻意钻研并且善于从师。前文提到的廖熙府就被他当成是良师益友。此人不仅精通猪鬃业务，而且极擅经营之道，又因受其师古槐青的“托孤之重”，可以说尽心竭力、鞠躬尽瘁地传教与辅佐古耕虞，古耕虞也对其格外敬重。尽管此人持教特严，脾气特大，动辄责骂古耕虞为“败家子”，仅因古耕虞忽略了春节的对联，他就骂不绝口，甚至拂袖而去，古耕虞却一直小心谨慎地敬重他，恭恭敬敬地听他的教诲，走了，就带上廖熙庸最喜欢且认做干女儿的古耕虞的生女登门负荆，诚请其回就重任，直至古耕虞八十高龄提起此人，他仍以十分敬重的神态与口吻称这位“师兄”为“师傅”。 古耕虞的从学是广泛的，哪怕常人、路人，哪怕为人所轻的人，只要有商业专长，他就虚心讨教，他的一整套的外贸知识，最先就是从一个名声很不佳的英国捐客处学来的。为了学这套知识，他向这位具有甚为丰富的外贸知识的洋捐客多次虔诚讨教，取得了好感，结果将所掌握的全套知识，从报价、发价、提单、装船一直到电报密码种种关目与细节全部教给了他。特别是密码，是国际贸易中一门重要学问与一种关键手段。 国内、国际的经营之道熟谙于胸，再经融会贯通，升华为他特有的本领，他就开始驾驭起“钢琴”，挥洒开“画笔”，弹奏出一支比一支动听的乐曲，勾画出一幅比一幅悦目的画图。 创直接出口的第一奇迹 他一步跨越万里，冲破重直障碍，一举而创直按出口的奇迹，并很快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进而迅速垄断了猪鬃出口的主要市场——靠的只是他的才智与本领。 满清的腐朽，列强的蛮横，使旧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一切经济命脉几乎完全控制在列强的手中，中国人想要富裕谈何容易？到了国民党时期，虽说作了些表面文章，实质上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反而在某些方面，尚有所过。文明的进展，只是使洋商的手段更花哨更阴狠而已。国际贸易中的主权更是牢牢地完全控制在洋商手里，他们任意报价、煞价，盘剥压榨被蒙在鼓里的中国出口商，利用手中的优势特权无所不用其极，有时甚至把他们的失误与危机转嫁中国出口商。到古耕虞接手古青记时，能直接出口的民营企业尚无一家，依靠枪杆子与特权获准的也不过少得可怜的一两家。而此时的古耕虞莫说无权无势，连资本也少得可怜，又初踏商界，刚刚起步，可他就硬是凭他特有的本事，跨越万里，一步到位，获得直接出口的条件。 当时，美国是中国猪鬃的最大销售市场。美国工业三大支柱中的两个，即汽车与建筑业（另个是钢铁）都离不开鬃刷，而且由于规模大，发展势猛，用刷量就更大，而使用频率也高，使用周期也短，加上美国多如繁星的制刷厂（仅注册厂家就四五百，尚有许多各州监狱利用犯人的自设厂），而原料又几乎全是中国的猪鬃，于是中国猪鬃的进口，就成了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日常性课题。 美国必需大量进口，中国也需要大量出口，可是上海关却属于英国的特权范围，伦敦的英国中间商个个似名副其实的约翰牛，而且是大得、凶得吓人的斗牛，竖起锐利的双角，瞪开圆暴的牛眼，霸断海关，耽耽地注视着内地的猪鬃，蛮横而贪婪地大拔其“毛”！ 中国的出口商自是深受其害，美国的进口商也难得全利，因而深恨这条如拦路行劫的强盗般的约翰牛。列强的矛盾也是很大的，在竞争上更是你死我活与不择手段的。为了探明虚实并看一下能否寻找一条摆脱“牛”拦的途径，也是由于在使用中国猪鬃制刷时，发现“虎”牌猪鬃非同凡响，欲见识一下这个信誉越来越高越好的“虎”的主人，美国一家最大的猪鬃进口公司——孔公司，于一九二七年派出两个代表来中国，深入考察，并专程赶往重庆。要见“虎”，必须避“牛”，因而，这两个美商代理人来中国的公开目的只是说要考察一下重庆猪鬃生产的情况。这才顺利地到了重庆。 当时，重庆的几大山货商号，尚未倒闭，仍以“娇济”为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因而，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何北衡在接待了两个美商代理人后，认为既然只是考察，就想当然地把“峤济”的掌柜吴懋卿请了出来。 吴懋卿虽说名气很大，是日商新利洋行买办陈瑶章的高足，也是国内经营山货的行家，可他不懂英语，对国际贸易更是一窍不通，陪着参观浏览一下洗房尚可勉强应付，稍一接触实质性的问题，就卡壳了。仅走马观花的看看，岂是两个美国代表的目的？于是他们又去求助于重庆山货业的同业公会，希望找个翻译，可同业公会推荐的罗太太，英语倒是不错的，她是位教会医院的护士长，医学特别是护理学方面，她的英语自是完全胜任的，然而，她对猪鬃却是一窍不通，连猪鬃及猪鬃贸易都了无所知，更勿庸说及专业性较强的名词与术语了。中国话尚弄不懂，何况英语？再加在贸易上吴掌柜知“内”不识“外”，两下一凑，她不翻译也仅止是个糊涂，她越翻译，反而使两个美商代理人更糊涂！糊涂，怎能达到目的？ 早已蓄意等待良机的古耕虞，于两个美商代表一踏进重庆，即锐敏地发现了这是一个难得机遇。机遇当前，富有心机与智谋的古耕虞岂能放过？他当即展开了积极的活动，极力多方面谋求一见这两个美商代表。 美商代表在经过会见吴懋卿、听了糊涂翻译后，原本欲见“虎”牌主人的欲念更强了，两下里都亟欲一见，能不有所活动与有所流露？何北衡又不是傻子，见美国人对古耕虞如此重视，古耕虞又已通过人恳求一见，他就索性做得郑重些，在曾家岩的公馆里设下了宴席，专请两个美商代表，特邀古耕虞作陪。 初一见面，两个美国人就极感意外，又惊又喜，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信誉甚好的红色名虎的主人竟然如此年轻（当时古耕虞才止二十二三岁，从业也不过三年左右）！而英语也居然那么熟练！特别是在经受过罗太太“糊涂”的困扰之后，初一听这熟练流利的英语。真是耳目一新，心情大畅，很自然地一下子就拉近了关系。再细谈下去更是如得知音，古耕虞那高雅的谈吐，十分得体的举止，使他们甚为欣赏，而流利准确的英语，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的精通，对重庆猪鬃的生产、加工、经营出口等精况的熟稔与独到而新颖的见解，更使得他们甚为折服，由衷地赞叹不已。鲜明地感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知要较那年纪大其近倍的老掌柜高明出多少倍又可信赖多少倍！有比较才有鉴别。吴掌柜、罗太太的先入的陪衬作用，对古耕虞来说，也是很大、很重要的，这更使两个美国人深刻而具体地感觉到，像古耕虞这样非凡的出口商是他们很难寻求，甚至求之不得的，比他们预期的还要理想，岂能不牢牢抓住？ 古耕虞更是觉得机遇难得，两个美国人谈的也甚合他的理想，又怎能稍有放松？ 在摆脱英商羁绊的共识基础上，双方又产生了强烈的共同贸易的愿望，还不是一拍即合？于是，便在美商代表面见古耕虞后不久，双方便顺利地签了秘约，订出了直接贸易的条款。从此，孔公司不再从伦敦市场购鬃，古青记也不再向上海洋行交鬃，彻底地摆脱了英商，也自然摆脱了上海洋行与伦敦中间商的双重盘剥。两下里不但各获极大方便，而且各得厚利，怎能不皆大欢喜？又岂能不利害与共、关系更密切？ 当时的大英帝国可是雄视两洋的“海上霸王”，美国也是不敢轻捋“牛”须的，因而，贸易之初，双方都十分谨慎地避开上海与伦敦的英商。古耕虞更不敢操之过急，因为一旦不慎，会招来很大的麻烦，以致前功尽弃。所以，直接运美的货物他统不用自己的装箱标志装船，也不用本号的名义，且以一小部分猪鬃敷衍上海洋行。直到几年后，英人无暇细顾而美国实力相对上升，才公开交易。 美商代理人是一九二七年离国来华的，由于万里迢迢，又有一些中间琐事，所以两家签约与接下来的贸易，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才进行的。当时古耕虞也只有二十三岁，而他的古青记在众多的同业商号中又不过是个很不起眼儿的“小字辈”，却仅凭了他的智慧与才能第一个摆脱了强横的英商垄断，冲破重大障碍创出了直接出口的先例，这本身就是奇迹。有了直接出口的条件，购销价差就自然地与其他商号大幅度地拉开，取得竞争的绝对优越，加以他信誉日隆，同业更难望其项背，倘若起衅去与之竞争，岂有不败之理？洋商撤离，给重庆的山货商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美商代表的来华，又为重庆山货商提供了另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这两个机遇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平等的，可别人不是掉以轻心，就是无此专长，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只有刚登上这个舞台不久又年纪轻轻的古耕虞才慧眼早识并迅即牢牢抓住，他怎能不飞速发达？那些在竞争中败北的人又何必怨天尤人？ 从此，古青记渐渐地垄断了出口，孔公司几乎垄断了进口，很快使两家都成了“大王”，密切合作了近二十年，这段期间，用古耕虞的话说，这两家已成了很大的国际性垄断组合。 风险中的获胜者 生意场上，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遇到风险，张惶失措，是不可取的；盲目冒险，更是不足为训的。且请看古耕虞是怎样对待风险的。 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商界也自然难逃厄运。一九三二年初，爆发了—·二八淞沪战争，硝烟弥漫于上海，商界首当其冲，受灾最大的就是出口商。 由于日本兵舰游弋于海上，近海已陷入了他们的战圈。轮船离开租界的港口，要有两天左右的时间，才能驶离中国海域，进入公海。在租界港口是安全的，进入了公海，自然也是安全的，唯独在中国海域里是随时可能遭遇日本的兵舰，一旦遭遇，就不是被劫夺，就是被击沉，总之货物在中国海域内随时有全部丧失的可能。按贸易惯例，是在上海就地交货付款的，而保险公司又都拒保兵险，这就迫使外国进口商一概拒收了中国出口商的货物。也就是说日寇一下子就卡紧了中外出口商的喉咙，外货进不来，尚在其次，内货出不去，几天间就会毁了大批的出口商的经济生命线，甚至性命。大上海在正常情况下进口，特别是出口货物总是源源滚滚的接成了流动线，一旦被掐断，立刻涌成了堆，而堆积起来的损失是要以时刻计的！断了源流，内外市场立见剧变：国外猛涨，国内暴跌。不但幅度大，而且大有一发不可止的势头。特别是羊皮，由于质地娇嫩，存放在仓库里即使存放手段再好并经常采取相应的处理手段，至多也只能存放两个月。再如存放不当又无处理手段，则不消一个月就得报废。在货物越积越多几乎涨破上海所有库房、堆栈的情况下，纵有手段也难得施展。眼见得大批资金积压，不得周转不说，而且一天天的贬值，哪个能承受得了？重庆的一些较小的山货商号几乎全部亏本倒闭。 严峻的形势，也直接地、严重地威胁着古耕虞。因为在重庆，此时古耕虞已成了最大的猪鬃出口商也是最大的羊皮出口商，手中待出口的羊皮数量很大，倘若因此而全部蚀掉，将会使他“半身不遂”！ 怎么办？ 经过一番认真地观察与思考，古耕虞当机立断：自行护送出海！ 当然，这是个很大胆也很冒险的决定。可古耕虞却很果决地进行了。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他已作了通盘的考虑，全面的衡量，妥善的安排，冒不冒风险，首先要看值不值得，可不可能，其次是有无妥善措施，有无周严计划。战争是不可逆料的人为因素，但却是可以了解的因素！古耕虞经过综合分析，觉得日本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战争获取中国的土地与主权，而几个月前才占领了东北，如今又发动了淞沪战争，兵力是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内陆，海上封锁不会完备，也没那个必要与可能。因而应是松弛的封锁，就是交战区内也没有发生海战，日本军舰往来中国海域的主要目的是运送兵员与军用的物资，当然也负有于往来的可能范围内搜索与拦劫由中国出海船只的使命，但这不会是大范围的封锁与大面积的搜索，只要避开由日本到上海的一些主要舰线，又预作准备，被劫或被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而运入公海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至少有一半的机会。这是可能性。 那么值不值得或者说必不必要呢？古耕虞经过通盘考虑认为完全值得，也完全必要，因为手中的羊皮数量很大，而目前又只有出、存两途。存，用不了两个月就得全部报废；而在这两个月中，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日军日益频繁的轰炸全部毁掉，化为一文不值的破烂或烟尘！因此，存，纯属于坐以待毙；出，尚有一半以上的希望。单就羊皮说，毁在船上与毁在仓库中，没什么区别。可倘能出得去，已涨得惊人的国际市场价格，会使它增值数倍，哪怕存货的一半得以运出公海，另一半全部扔掉，也会大赚。如果看准了出则可能生，等则唯有死，哪个能不出硬等？只是别人没看准，也没想到怎样才可使外国进口商接受罢了。古耕虞看准了，也与外商达成了谅解。他亲到上海与德商经营的德昌洋行议定：将交货付款交易地点由上海改到公海。轮船在中国海域行驶期间被劫或被毁，损失古青记自负，到公海交款后，责任自然由德商全负。因为当时的运输全靠的是外轮，德商出船也是很冒险的，虽说日本与德国的关系尚好，拦劫尚可，一旦击沉或击伤，那个损失也是巨大的。在古耕虞恳切的交涉下，德商全面地作了权衡，觉得击沉的可能性很小，而古耕虞又肯定地表示：一旦遭遇，宁肯失货，也不弃船，万一意外被击沉，他也可负担一部分损失。这样，可靠系数就更大了。而古耕虞这个信誉极好又已基本上垄断了出口市场的老客户是万万放弃不得，甚至要设法巩固关系的。何况越是犯险运出，在进口市场短缺、暴涨的情况下的质地良好的货物，越能赚大钱，重利当前，也值得冒险，双方总得各自承担一部分风险的。因此，很快便与古青记达成了谅解。 于是，古耕虞当即着手出口，从打包、装船一直到驶出吴淞口，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尽量不生惊动地驶到了海上，两天后，平安地到达公海，交了货，结了款，赚了一笔大钱。一次总共也不过十三四天，而真正犯险的也不过四五十个小时，可获得的利润却是常情下几个月乃至一年也不易与之相匹的。运送中，古耕虞察觉到危险系数比预料中的还要小，于是更大胆也更放心了，结果，反而是日寇的威胁在客观上帮助他发了更大的一笔财。 用一倍的本钱，调动二十多倍的资金 做大买卖，靠的就是铁打的信誉 论买卖不能仅靠手中的老本，只有设法调动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才能做大买卖，做好买卖。 古青记的资金，开始时可谓甚微，直到一九三八年改为“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也不过是五十万法币（有人计算，按当时的汇率，应折合为十六万美元），就算后来增加了一些，也不超过五十万美元，可它的营业额却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目，仅在国内结汇的数字，每年就超过了一千六百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用五十万做一千六百多万的生意，一块钱当三十二块钱用。就算资金周转率再高，最高时不过每年十六次，也是无法达到这个高效率的，这正是因为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正因为调动有力，才得赢利甚丰，仅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三年间，就赢得一千多万美元的纯利。调动外部资金，说白了，就是拿不是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买卖。这主要靠银行，古耕虞更调动了客户，甚至军阀。 银行的最信用户 在国内，他首先植根于中国银行，在国外，首先植根于“华尔街银行”。有了这两大雄厚基础，其他银行更为好办了。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银行已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领域也必然与它结下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不仅资金雄厚，而且人才荟萃，经营实力可谓最强。银行需要用户，它要靠用户生财，扩大资金，因而它也十分严格地选定用户。同样的，谁不想借重于银行发财？因而几乎是所有的企业，特别是出口商都无不积极营谋获得贷款，尤其是那种低息的“打包放款”。可是能保持长远，又享有优惠的终究不能是大多数，享有特殊优惠的更是少而又少，享有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家特殊优惠的更是屈指可数。 可古耕虞就享有了。这主要靠的是他的信誉，也就是他被认定为经营高手，肯定会赚大钱，也肯定会及时付息偿本。再加上一点小小的手段。 一九二八年，古耕虞踏上了直接出口的阶梯，猪鬃源源不断而且渐次增长与加速地直接流向美国孔公司；美元也自然相应地从孔公司流回中国的古青记。也是一九二八年，中国银行获准了“外滩银行”的权益。所谓“外滩银行”，是指当时设在上海的主要经营国际汇兑的外国银行，像美商的花旗银行、英商的汇丰银行等，因地处或地近外滩而得名。一九二八年前，“外滩银行”“一直独揽”国际汇兑，因而说，中国银行获准经营国际汇兑资格后，是中国银行界第一个进入“外滩银行”行列的金融组织。仅就获取外汇利益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几乎与古耕虞同步。然而，古耕虞却用了个小手法，取得了更大的主动。一开始时，他没有主动去这个中国唯一能结外汇的银行，而是将很多外汇（信用证）卖给了“花旗”或“汇丰”。不消炫耀，极重信息是银行界的更重要的生存手段，何况中国银行刚辟此境，岂有不当即获知并且知之甚详之理？而这又是一块可观的收益，中国银行岂有不与“花旗”、“汇丰”大抢生意之理？ 果然，没过多久就引起了中国银行的极大关注。外部经理贝淞荪亲自过问并安排了此事。贝淞荪是个很有本事的银行家，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担任过中央银行总裁，在他通过重庆分行得知古耕虞已“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且信誉素著以后，当即要重庆分行马上与古耕虞洽谈，并许以优厚条件，古耕虞只要同意将外汇卖给中国银行，他就可以：一、以与上海同样的汇率额就近在重庆分行结汇，不但省时、省事，也可省些费用；二、日后，古耕虞只凭国外开来的信用证，就可以在重庆分行获得“打包放款”。 这两个条件中，如果说前者是给了古耕虞很大的方便，那么后者就不但是方便而且是重惠。 “打包放款”是银行贷款的一个特定项目，即出口商在打包装船前，获准的低息贷款。一般是货主先将出口货物存进银行的仓库或银行指定的“公仓”，经过计点，始能获准贷款。而贷款的数额并不会太高。这种贷款的利息较市场上的一般贷款低出数成，比如，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市场上的一般贷款的利息为一分五厘以上，而这种“打包放款”的利息始终保持在几厘之间。这种放款，在客观上也确实是等于银行扶持出口商，奖励出口，作用很大。但在银行家的主观上，扶持、奖励的终极目的，还是出口商多了、富了，出口量大了，多了，别看息低，却是很重大很牢靠的一笔收益，类似经商中的“薄利多销”，而这种“薄利多销”又可靠性大，经常性强，数额量多，是银行的一大收益项目。资本下的银行家，并不是慈善家，用古耕虞的话说，是“富贵之交”，绝非“贫贱之交”！他们“当你的生意好，信誉好，就来拍你的马屁，送钱上门，唯恐你不用他的钱；一旦你的企业有了风吹草动，靠不住了，他就会马上换一副面孔来逼债，才不管你是跳楼，还是上吊呢！”中国银行比起外国大资本银行只是略具些民族味，略好一些而已。但当重大利害当前时，他也必然唯利是图。也正是为此，古耕虞才不愿与外商银行打交道，他对某些土财主宁可不拿利息，甚至倒贴“保管费”也一心将钱存入外商银行的作法很鄙薄，认为是不识时务，也便宜了外人。因此，他很希望中国银行能主动吸收他的外汇，何况又给了他如此的优惠条件呢，因而满口答应。 如此，古青记不但牢靠地获得了这种贷款，而且省却了存库、入库、再送上港口的一笔可观的费用与不少的麻烦。而他又极讲信誉，从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时刻使银行深刻地意识到：他的信誉是最好的，他的企业是兴旺的，也是最能经常赚大钱的，他发了财，银行也必然随之而可靠地赚到大钱。因而，中国银行对他一再破格优惠，甚至不惜打破银行惯例。 比如，依例，客户向银行贷款，是必须有担保对象的，最可靠的自然是有银行担保。这惯例一直在银行界延续不断，后来甚至形成了文字条款，可见是一种极受重视也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与保障手段。可在当时，古青记的往来那么大，一般的小银行、小企业又怎能具有具保的资格？要具保只有接近于起码低于中国银行不为太甚的银行或与古青记相当的企业，可这又哪里去找？当然，中国银行是最有信用也是最适宜的。所以议来议去，中国银行索性打破此例，直接改由古耕虞以个人名义为古青记担保！业主为本企业担保，也就是凭自己为自己担保，这个先例开得莫说在旧中国银行史上就是查遍世界银行史恐怕也是绝无仅有！这却正是古耕虞铁打的信誉换取来的奇特的结果。说他的信誉是“铁打的”，一点也不为过。在当时，莫说在中国银行界的心目中，他的信誉已足可抵得一家银行，连伦敦的英国鬃商也十分肯定地宣称：“古耕虞的信誉与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英格兰银行的信誉多少年来是一直为世人公认与称道的，是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有实力最有信誉的银行，古耕虞得以与之相提并论足见他的信誉之高。何况持此说者又是不必出于讨好与哗众取宠的外国商界同行。古耕虞自己更为重视，他从不略一疏忽。比如切嘱袁冲霄就是一个显例。袁冲霄是古耕虞费了很大心力物色与诚聘的一员干将，对这个难得的人才他甚为重视与爱惜，一上任就安排他到天津公司去当经理，独当这几乎关系全公司命脉的一面，倚为方面的心腹大将。送行时他郑重申告：授予全权，即使亏了本也不责怪，可“不能搞坏了我的牌子！特别是必须按期履行合同，必须保证虎牌的质量！如果这两项做坏了，我会立刻撤你的职！”这后几句，不但语意明确，而且声色俱厉！ 古耕虞的信誉越好，越高，中国银行越对他优惠，打包放款的数额，几乎占古耕虞全部营业资金的百分之六十，中国银行的天津分行的打包放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投放给他在天津设的分公司的，而且期限也长。这就等于中国银行以低股息在他的公司里投入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资金股份，却不是股东，自不享有股东的一切权利，那样低的利息，那样大数目的“股金”，不正说明古耕虞是在拿中国银行的高出自己本钱多多的资本在为自己做买卖么？而中国银行又出于良好印象与共同利益甘为古青记大作广告，刻意扶持外，在国际市场上着力宣传古青记的货好，信誉好，这可不是声誉再高的广告商的着力渲染所能比拟的，须知，那是在国际上也声名显赫的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与古耕虞的关系如此密切，两下里又明显地各得重利，难免引起各种猜测，甚至有人断言古耕虞是贝湘苏的乘龙快婿！连江浙财团著名的大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此时已任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光甫不但也信了这个传闻，甚至引起极大的兴趣，专程赴川调查古耕虞的状况，并乘机要求古耕虞：“希望你不要仅仅与中国银行往来，也分一些给我们上海银行。”不仅陈光甫，几家相继获准入“外滩银行”之列的银行又何尝不想从中国银行分得古耕虞的“一杯羹”？ 在中国银行牢牢地植下了根基，古耕虞在国内银行界调动资金便如取存款。 在美国华尔街银行的植根，古耕虞也是靠信誉加手段的。 一九四六年，根据当时签订的《中美条约》，古青记与他的美国老搭挡孔公司各在对方国内设了代表处。古耕虞更向美国注册，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名为“海洋公司”的子公司。这个子公司的设立，古耕虞除为了便于出口经营外，另有两大深意，一是通过该公司的认真调查，牢牢把握美国市场行情与变化因素；一是沟通与银行的关系。因而他并没有给这个子公司具体的特别是大宗的经营业务，投资也只有二十五万美元，并特请一个叫做海德罗的美国人与他“合作”。而资金上，他却出了绝大部分：二十四万，只要海德罗象征性地出一万，都让他在进口鬃上捞些好处。古耕虞之所以选中并优待海德罗，是因为海德罗曾先后任过美国化学银行经理与财政部的司长，在华尔街很有些声望与活动能力，可以利用他沟通华尔街银行。海德罗乐得双方都赚，因而很卖力气。在海德罗的活动下，更重要的是古青记铁打的信誉，使华尔街银行能赚得既长远又可观更可靠的钱，就更乐于建立与古青记的往来。并在往来中更证实了古青记的信誉与能力，便也以不断加大的优惠拉紧这位财神爷似的客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古耕虞可以从美国资格最老、资金最殷实的银行之——华尔街第五街银行，开出一种优惠信用证。这种信用证的见票兑款期为四个月，年息只三厘，最高额可达一千万美元。这就等于古青记可以用第五街银行的一千万美元做自己的流动资金，拿美国钱做自己的买卖，仅付一部分低息。而见票四个月才兑现，这又给了他充分的运筹时间：行情看好就抢运上去。行情不稳，就可以从容地等待到上涨时再抢运。由于确保了人家赚钱，他也赚钱，银行也乐于他多赚，结果仍是逃不出他的另一个原则：都赚，但必须自己赚得多，决不能“反过来”！ 借财生财，借鸡生蛋，资金的彩笔挥洒自如，怎能不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生动的图画？ 用客户的本，赚客户的利 客户主动送钱上门，给他做本钱，再赚客户的钱，客户还很感谢他，多妙的经营术！ 这首先取决于他铁打的信誉，中国银行的宣传，英国鬃商的赞誉，华尔街银行的信赖，都甚起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作为，除质量最好、合同最信守外，他还时时为客户着想。只要是他选准的客户（资信好、善经营、专营猪鬃），他就建立深交，关心他们的利益，甚至有时宁肯稍许牺牲些自身的利益；不时满足他们的要求，给他们出主意。不仅是对孔公司一类的进口商，对厂商也至为关照，为了他们也为了把握市场，他甚至不惜深入到美国监狱去摸清制刷与用刷情形，使客户坚定而清楚地意识到，与古耕虞做买卖保险赚钱，美商中流传着一句话：“和古耕虞订完合同，就可以安心睡觉了。”因此，都争着跟他订合同，哪怕古青记的价格稍高，也宁肯多花钱跟他做牢靠的买卖，为怕得不到机会，就千方百计设法取得“优先权”。古青记的老搭档孔公司为了紧紧攀住这位财神，甚至破经营惯例为古青记无条件地提前开出一张面额一百万美元的“循环信用证”。这种信用证由美国银行开出保证兑付，不载明买卖商品的名称与装船期限，而且只要卖方开出发票、汇票与提出装船提单，就能向中国银行兑取现金，买卖成交，买方付款后，这张信用证又恢复了原额一百万美元仍继续留在卖方手中。其实就是长年地将一百万美元的信用证交给古青记无偿使用，为古青记增加一笔流动资金，而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相当于一百万美元的猪鬃的优先购买权，而价格是随行就市的。另外，还有一张面额五十万美元的信用证，也是出于同样目的，起同等作用的“资金”。仅这两笔往少说一年周转六次（不是古青记正常的十六次），也至少等于给古青记增加了近一千万美元的流动资金。 军阀们的“无息贷款” 古家对军阀的态度是，既不得罪，也不太靠近，不即不离。古耕虞接手古青记后，仍是军阀割据时期，“二刘”之外，尚有小股。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发财，在防区内也做起了猪鬃生意，但在经营上却是一窃不通。古耕虞就利用这一点相机出面“帮帮”他们的“忙”。比如，军阀们收齐了猪鬃，就贸然出手，全不看市场行情，有时甚至在最低价的年初。古耕虞就去告诉他们，此时出手必然赶不上好价，不如等下半年看涨时全卖给他，如果缺钱用，可以用猪鬃做押向他借款。军阀们求之不得。于是，那各个“防区”内的猪鬃便源源地运进了古青记，下半年之前已是加工脱手，付给军阀的本利只是市场购价，而赚头落进了古耕虞的腰包！这样，他不花一分本钱，就囊括了大批猪鬃，稳赚了一大笔钱，这不是取得一份“无息贷款”么？ 计挫孔祥熙 他与国民党一直在斗，不惜冒犯“四大家族”，或者说他在与“‘四大家族”竞争，在具体的纯商业上，他又是胜利者。 “四大家族”，财括国中，权倾朝野，足以令某些人羡煞，不少人吓煞，可古耕虞硬是和他们斗了几个回合！ 猪鬃，国内价格甚低，国际市场急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猪鬃出口难且有断绝之虞，因而价格暴涨，最高价达每磅六美元。“四大家族”虽富，可更不厌财，就开始了欲将猪鬃垄断权从古耕虞手中夺走的活动。首先发难的是孔祥熙，出面的是他最宠爱的借他权势横行的大公子孔令侃，即当时人人皆知的“孔大少”。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国各方面的控制，经济方面专设了贸易委员会以控制传统出口物资，隶属于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长正是孔祥熙，而“孔大少”则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这个局是抗战前统管金融、贸易的所谓“四行两局一库”之一，兼营对外贸易，是个可以控制民营的官僚垄断机构。用古耕虞的话说，孔大少“像选美人一样选中了猪鬃”！ 孔大少爱美人出名，他选中的美人是必欲也无人可挡地到手的，一旦选鬃如同选美又甚至可能出于“父旨”，谁个敢不从？ 一九三九年春，为了换取美国卡车，蒋介石向西南运输处亲下指令：收购猪鬃八千箱输美！西南运输处的处长宋子文胞弟宋子良与副处长卢作孚当即找孔令侃商量。孔令侃根虽大，可哪儿去购那么多猪鬃？便自然地想到了古耕虞，并想乘机将猪鬃的出口垄断权从古耕虞的手中夺过来。他先是约了古耕虞却不出面接待，以冷落来煞古耕虞的威，再以出人相请的热来笼古耕虞，冀使古耕虞就范。受过冷落的古耕虞以“我发了疟疾”为由拒不赴约，却去找卢作孚告难。卢是四川人，是西南运输处的副处长，也是贸易委员会委员，因此古耕虞说：“西南运输处要猪鬃，贸易委员会管猪鬃，你在两家都当权，自行调节一下就是了，干嘛都向我要？我不好办！”（——为什么孔大少出头要？）卢作孚表示事急无法才四处求医的，“委员长”的命令还了得！古耕虞又说：“既然如此，那也得由你与徐可亨（也是川人，时任财政部次长）出面商量啊！”（——四川人的事四川人办，哪儿用他孔大少！）最后，他给卢作孚出了个主意：四川实力派康氏兄弟尚有大批猪鬃囤积在美丰银行，请卢以四川人身分动员他们售出三千箱，他则凑足余数，不足多少凑多少，但政府收购价应高于市价的百分之十，否则就会相对地赔本，而赔本买卖康氏兄弟是不会干的。结果，康、古两家就与贸易委员会签订了协议，将孔大少抛了开去。这可惹恼了“四大家族”，很快地就发给了孔大少一把尚方宝剑：由行政院院长核准的《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明文规定，全国所有的猪鬃从收购到运销，统由中央信托局办理，其他部门与商人不得自行报运出口，在国内收购须办理受托手续方可进行，再卖给信托局，限制囤积，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数量黑鬃百担以下，白鬃十担以下，超过期限或数量，由信托局强行收购；走私、居奇操纵，一经发现依法处置。 这自然是针对已垄断了国内外猪鬃市场的古耕虞的，他居然敢目无孔大少自是爆发原因，“四大家族”乘此时夺过他掌中的猪鬃垄断权才是他们重大而长远的目的。一切权力交给了信托局，也就是交给了孔大少，交给了孔祥熙，猪鬃，这个被孔大少选中的“美人”，也就嫁给了孔氏家族！孔大少接过“尚方剑”，当即向古青记连番砍下：贸易委员会与古、康两家的协议是“哄抬物价”，砍！那八千箱委员长指定鬃由他强行收买；不给古青记办理委托；不发给古青记运输证，叫你不但无权再收，已收了的也叫你因为没有运输证随时被密布各地的特务组织“经济稽查队”扣留，以致没收！孔大少气势汹汹，横剑怒目：哼，你个士佬儿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几剑砍得古青记寸步难行后，孔大少必欲赶尽杀绝，很快地寻找了另一个古氏的代替者，这就是古今佛。 古今佛是古耕虞的堂兄，参加过共产党与海陆丰起义，被捕变节，充当了特务，当时是“川畜”（即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襄理并兼做一家猪鬃加工厂的经理。这本是古耕虞出于家族之情对其关照，可这个惯于变节的东西不但被孔大少看中，他也是一召即至，当即辞去了“川畜”的一切职务，另起炉灶，并拉“川畜”的人马壮大自己。孔大少明暗两手，双管齐下，必欲迅速置古青记于死地，一把夺过那“美人”！ “非常时期”、“政府行文”，又是孔大少亲自动手，一个无权无势的商人怎能不陷入绝境？又有几个敢不乖乖地认“罪”服输？可古耕虞硬是要斗！他首先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动员公司员工与他携手共战，指出古今佛这个叛徒并没有多大能量，孔大少虽凶，又有四大家族的背景，可是他对猪鬃也是外行，世界局势紧张；猪鬃是战备急需，外行新手怎能应付得了这个局面？大家一来追随古耕虞多年深受其益，二来也深知即使“改换门庭”也会远不如今日。而孔大少与古今佛的行为也实是令人不齿，因而一致表示甘愿签字画盟，与孔大少且周旋几个月再说，此间凡与古今佛勾结者，一经发觉，当即开除。巩固了后方，古耕虞当即操起了他的专门兵器：出口鬃，以退为进发起了反攻也是合当凑巧，由于战争的影响，古青记有一大批猪鬃存在香港，初时是不及处理，后来是鬃价上涨，储存以待更好的市价，拖了下来。后虽卖出，但因考虑到当时国内法币极不稳定而没有及时结汇与转帐，也就等于没有卖出。可这批货因价格大涨已高达五百余万美元。因此他不仅有了经济手段同时也具有货物手段。便一面上告财政部：依与贸易委员会协议为西南运输处筹集的猪鬃已然备齐，贸易委员会应依协议办事，不得毁约。贸易委员会属财政部，财政部长是孔祥熙；“仗剑”毁约的是信托局，信托局长是孔令侃。向你老子告儿子，叫你两个部门去扯皮；你四大家族中老蒋要鬃，老宋赐“剑”，老孔买鬃，小孔阻拦，又怎么互相交代？再说，鬃不是地上长的，随手可取的，人千箱不是个小数目，你个古今佛，你个孔大少就是用上周身解数也收不齐！更要紧的是，比八千箱不知要多多少倍、长时期的国外市场的需求，你们又如何收购得足？就算收购得足你们国外市场不通不说，买惯了高信誉“虎”牌猪鬃的外商又怎能买你们的帐？出于这种分析，古耕虞在“上告”同时，当即宣布，他的公司停止在香港（此时因上海陷落，出口地改为香港）的一切业务，准备结束。这才是最狠的一招回马枪，最厉害的一招杀手铜。首先是中央信托局设在香港的总局大惊失色，先派要员屈用中飞重庆，在孔氏父子与四川握着重权的徐堪、卢作孚，及手握猪鬃大权的古耕虞间往来疏通，逼得与孔祥熙同辈的徐、卢二人屈节地称孔大少为“仁兄”，可仍是无效。怎奈美国大老板们不答应，他们只认“虎”牌，在古青记改为“川畜”后，也仍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在美交易，何况如今猪鬃已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安危，美国的用量激增，不惜重金也务求到手？于是接着香港总局又派了一位局长亲飞重庆。“四大家族”虽大，可大不过他们的后台老板，在美国大老板动怒时，他们是连大气也不敢出的，于是行政院对那“办法”“重新核准”，改由“向贸易委员会登记”与鬃商“得在内地自行收集生鬃，加工整理”，这就等于收回了孔大少的尚方宝剑，不得“横剑夺爱”，实际上是孔祥熙败了，也是“四大家族”败了，古耕虞说：“官商的生意一向是做不好的，因为他靠的是特权，不是本事！” 这样，古耕虞又重新控制了猪鬃，可他为了抗战大局，也接受了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与不久后组成的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且为顾抗战大局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努力，献计献策，身体力行，甚至做出了一些牺牲。待到抗战胜利后，他又精心设计，更以手里的猪鬃与国际信誉为武器，逼使国民党政府解散了贸委会与富华。粉碎了官僚资本垄断猪鬃出口的局面，也就解脱了这种羁绊。决斗是激烈的，手段也是高明的。他先大造复兴公司腐败的舆论并开列出事实见报，再去调动美国进口商，两面夹攻取得了全胜。 他坚决不做国民党的官，而且层层与官作对，还常是赢家，反过来却要国民党的官做他的雇员，不过是在被他摆平之后。 最早的一场官司是为了直接报关的权力与重庆关打的，他赢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达到了直接报关的目的；最凶的官司，是与孔大少亦即孔祥熙打的，他也赢了，因为终究孔家“横刀夺爱”，没有成功；最大的一场官司，可以说是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打的，因为复兴也罢，富华也好，都是他们的代理机构，他又赢了，因为也达到解脱羁绊的目的！ 当一九三八年他被形势所迫，也是为了托拉斯式的经营，在官方，则是为了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要限制古青记，决定组建“四川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他巧妙地以“应由四川山货业全行业投资”的办法，既保了他的权利更排斥了官方的介入，也应付了政府的要求，因为所谓“全行业”，也不过是他的古青记与仅余的瑞鼎、祥和、和祥等三家，后者这三家又是早已忠耿地依附了他又股份甚微的，因而，其实只是他自己与自己“联营”，只不过在国内戳了个应付官府的“四川畜产品公司”的招牌，在国际市场上仍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交易，这是美国这个大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银行给他出的好主意。而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却聘用了曾任四川军阀杨森军需处长的周克明，不久周死，又聘用了曾任四川省贸易局副局长、军阀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代表吴晋航。无论是周还是吴，都曾是“政府要员”，而吴的身分、声望要比周高得多，也都曾与古耕虞有过程度不同的较量，在腐朽的官府中他们虽为败将，在“川畜”的职位上却可称职，由他们出面应付官府与复杂的政治环境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还有几个“川畜”的雇员，也是古耕虞先击败再从官府中挖出来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张华联与王君韧。张华联曾是官办的富华公可业务处副经理兼主任秘书，职位可谓不低。古耕虞在攻垮这个官僚资本垄断机构时曾一度将攻击矛头指向他——实际上是通过他攻击其总经理席德柄，张华联也只好甘做替罪羊。可在处理具体问题中，古耕虞发现张华联不仅有才而且有正义感，冒着很大的风险维护合同，是个他理想的、难得的人才。因此他于富华撤销当时就恳切地提出聘请并约定了时间。抗战一胜利他就“三顾茅庐”先后诚聘张华联担任总经理办事处主任、香港公司代理人等要职。王君初曾是职位很高的中国银行权力中心的三大支柱之一，总秘书，解放前夕，古耕虞一是为了自己的企业，二是为了给新中国留下难得的人才，聘用了他，而王君韧不但肯“屈就”，而且为他出了不少力，特别是后文要说的对美的那场大官司，出了很关键的主意。另一个袁中霄，虽没怎么实际就职，却也屡被官方启用，只是他本人不肯罢了，正是这个“不肯”才更投合了古耕虞的口味，再考其本领更为满意，便诚聘过来，并当即委以方面重任。这三个人都成了他的得力的心腹大将，为他的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周恩来重托，与杜鲁门斗法 他全副身心地投效了新中国，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早在抗战初期，古耕虞就从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深得人心中看准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大局。因而有意结纳共产党，真诚地与一些党的干部接触，很快地通过这些人与周恩来做了朋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重庆，兼领导南方局。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常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邀请并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务猖狂，许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冒着很大的危险，连与亲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则有请必到，从不犹豫。此间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坚定了投效共产党的决心。 “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也象征我的事业。” 他更爱的是事业，事业是他的一切，他有极强烈的生财欲，却决无对财产的占有欲。买卖中他“不让一根针”，生活中可随时“送一匹马”；绝不奢靡，不乱花一文，却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给人。他曾经是典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改良实现缩小贫富悬殊的距离，真正地实现福特的“利润分享”，自称是“改良到顶的人”。他公司中的职员，甚至厨师、工友乃至工友之子，都成了股东，工资分配一再从优，且照顾年龄，考虑人口增加所产生的结婚、住房、子女等费用。他的高级职员，甚至一般职员，解放后从国外汇得的存款，总数以百万计，连中下级职员都富于旧中国的一般中小资本家，以致被群众看成资本家，还得他出面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一些老工人甚至久久地念念不忘地说“还是古老板好”，被他称为“后遗症”与“觉悟不高”。一般的资本家都是在一九五六年才接受“一化三改”的，可他在新中国刚刚开国三天，于接受周恩来委以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公司时，就毅然提出，将他家三代惨淡经营，他本人艰苦壮大与官僚资本多次拼斗赢得的企业连同职员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虽经国家一再坚持定了价，然而那价不但很低而且使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经营的阵地与条件。然而，他不但不计较，而且很欣慰：他为国尽了力，更重要的是仍能从事他爱之如命的事业！ “我爱我的事业，就必须热爱生长猪鬃的故土，祖国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国，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他完全可以像有些资本家那样，去美国做寓公，他的资金已足够颐养。莫说早已富足，更在抗战胜利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他的睿察，抗战刚一胜利，他就一面紧张地筹划，一面积极地攻垮垄断，因而复兴公司刚一解散，他就将他已筹划精当的分公司立即分赴全中国的所有的猪鬃最大的集散中心：上海、天津、汉口，进而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猪鬃市场。他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发大财，就是坐吃几世也吃不空这座“山”！可是他没有走！连香港也不去，更莫说台湾，并下令分公司照常营业，等待解放，留给共产党，并千方百计为新中国挽留人才。如对中国银行，虽说只留下了个王君韧（作用也不小），而高层职员集体辞职后绝大部分去了外国，跟去台湾的甚为寥寥。 他不但献出了企业，而且在他尚在国外为新中国效力时，就将在外国留学的子女打发回国，不留丝毫后退的余地，无怪有人说他“死心塌地”。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后，古耕虞已与共产党的经济干部议妥，由他在香港设立公司，主要销售解放区猪鬃，这才发生了与杜邦公司的遭遇战，古耕虞经过精心调查与适当措施仍操了胜券，为解放区猪鬃的出口尽了很大的力。 一九五０年的旧历腊月二十三，由于政府急需一笔外汇，经贸易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国内的一切业务，先到香港为政府垫付五百万美元。当时，国家困难，五百万美元，于公于私都是个很大的数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应，而且第二天就动身赴港，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巨额外汇如数地存入香港的中国银行，为政府做了垫付。 一九五０年六月，古耕虞依前约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名义上仍是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公司已交，他的员工们已成了国家职工，更莫说公司了，实际身分已是中国猪鬃公司的总经理了。然而，这是绝不可外泄的。深谋远虑、算无遗策的古耕虞，为了保密与稳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了惯居重庆、已安排好一切后事准备安然在故乡度罢残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他才放心地动身赴美。用的护照还是台湾当局的，身分自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有人用他一个朋友的玩笑话说：通体都是白的，只有心是红的，正是“心里美”（一种萝卜的名称）！路上自也仍难免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一再考问，可他有护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长与海洋公司法人的身分，又有与美商的前约，考问者也不得不放行。抵达美国不久，六月二十五日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从各种迹象中看出美国的战备猪鬃必然上涨，他就抓准这一时机，积极推销，而且利用美国海陆空军的急切心理第一个投标，并表示：无论是到岸的，还是运途的，一律卖给美国政府。赚钱是小，为国家换回更多的战略物资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数甚至不惜自己赔钱的努力下，一九五０年我国猪鬃出口额高达十万箱，价值八千万美元，创了历史最高记录（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得突破这个纪录）。到了十二月下旬，古耕虞从一个细微的迹象里觉察了国内必有大的举措，便故意以电话张扬，说老母重病，须赶回香港探视。归国接受新的指示。可他尚在归国途中，杜鲁门就下令冻结了大陆资金，不久，又以“特别冻结户”冻结了以古耕虞及以他户名存放的美国银行的资金，这里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国家的，数量之大，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美资金总额的数倍，而中美已在朝鲜战场上兵刃相见，倘一泄露，势必全部报销，这已是一九五一年初了。二月，古耕虞即由北京返回香港（他从美国回到香港只住了一夜，不顾老母的抱怨与责备，借口忙，偷偷转道澳门到北京接受新指示），并立即投入争取解冻活动，这是国家急需的钱，他更是“根针不让”。首先通过朋友向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打招呼：不要错看了美国的这位重要的朋友！大通的经理与古耕虞谈了一天，做出备忘录转交给了美国驻港的总领事馆，古耕虞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证明内地公司已卖给了中共；证明他的香港公司的人员不在大陆供职。前者有政府证明与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的出证；后者是张华联巧妙地做了手脚。主要是将留在大陆上的袁冲霄改成了“袁仲宵”，古耕虞更巧妙地争取到将文件全部译成英文程序，张华联自也译得甚为巧妙。一切如议，可杜鲁门仍不放心，也就不放手，比如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陆上的袁冲霄，就一再叮问，张华联就拉人充做“袁仲宵”，强调汉语的同音不同字；老练的总领事又布下一个陷阱：“你的一切都已合了手续，但你仍得做个补充，宣誓不做假证。你把国内公司卖给中共，作价很低，估计只有实值的二三成，又是公债。现在我请你回答：“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关于法律问题，古耕虞早已与他那精通法律的王君韧研究透彻，总领事的这一招也基本在王君韧的意料之中，且已谋下对策。是以古耕虞当下从容而严肃地回答说：“你向我提这种问题，是违犯你们美国法律的。我是在美注册的海洋公司的法人，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也拒绝宣誓！”总领事惊诧地问：“我违背了什么法律？”古耕虞说：“美国法律禁止以剥夺申诉人申诉权力的方式进行审问，如同我们中国的不准陷人入罪。对你的问题，我无法申辩；如果我说是自愿的，你会说我与中共合作；说被迫的，你又会要我拿出证明，证明中共的胁迫方式是动手枪还是关监狱。你问问你的法律顾问，这样是不是违法？” 陷阱无用，反复查去，果然是一九四八年古耕虞就到了香港，没见证明他回过大陆，而一个兄弟在美国，长男长女在美读书，另两个儿子与老母、妻子都在香港，甚至查了古耕虞是不是律师。这也自然无用。杜鲁门无奈，只好宣布解冻，却提出个条件：必须把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殊不知这正合了我国与古耕虞的希望。 古耕虞为国战胜了杜鲁门！ 邓小平的重视 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分，邀请民建、工商联的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韬、古耕虞五位领导人座谈有关国际贸易与发挥工商界作用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古耕虞只好请儿子与儿媳连夜为他写了两份内容充实的书面建议，并在会上作了积极的发言，在谈到调动积极性问题时，古耕虞表示不相信当时有人所说的“戴着帽子也能发挥积极性”，他说： “当时所谓心有余悸，实在不是余悸，而是十足地悸。干部和工商业者，即使住在一条胡同时，上下班见面，双方都绕着走；学徒工知道某人有本事，想向他学点什么，也只敢背后叫师傅，当面必须直呼其名，否则就没有和资本家划清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即使十分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没有条件。这等于头上顶着一块磨盘走路，想走是走不快的！” 邓小平很重视古耕虞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方案，肯定了资本家建国以来的积极作用，正式行文，摘了“帽子”。以后不断鼓励古耕虞多为开放后的商业谋划，古耕虞也积极地做了不少工作，或写文章或书面口头地向有关部门与人员提出许多宝贵见解与建议，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尤为重要。 古耕虞是位不同凡响，值得敬重的大企业家，他的经历是独特的，经验是宝贵的，值得我们。特别是经商者认真学习与借鉴。 不起眼儿的猪鬃，了不起的古耕虞！ （肖舫） 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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