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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21日，郭汝瑰由陈诚推荐去徐州海军总司令部任参谋长。那天，他离家赶到浦口，乘火车北上，一路上思绪万千。因为行色匆匆，没有与任廉儒当面话别，虽然有了封信去，在信上也不好讲什么。他最痛苦的是，到了徐州后，为着不露形迹，一切作战计划、下命令，只好照样进行，而这，不管怎样总要损伤解放军。要是能把计划象以前一样送出去当然是好，但徐州是前线，任宪儒若是来容易暴露，何况自己的家属不在，又不能掩护。 郭汝瑰来徐州，别人都非常羡慕。二个月前，那些失意将领哭陵的时候，曾散发许多传单，其中一张就是针对郭汝瑰的（因郭是整编计划的制定人与落实者）。传单说：“爵以赏功，职以授能，有郭汝瑰者仅以陈诚亲信，为其十三太保之一，‘干城社’干将，竟致一年三迁。红得发紫，试向当朝诸公，天理何在？”有人议论道，一年三迁的‘一’字，只不过修辞的需要，其实是半年三迁。1946年9月，郭汝瑰任第五厅副厅长，主管部队编制，紧接着任陈诚总参的办公厅主任，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调升第五厅厅长，到1947年3月，又任第三厅（作战）厅长。如果再从现在的情况看，就应改写为“一年四迁”。对别的人这种攻击，他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把这当作意外的掩护。因为这说明他最可靠。 在徐州，郭汝瑰一直郁郁寡欢，但脸上不能有所显露，他制订过也指挥了多次的作战，当然是一次次失败。挨了半年，到11月初，有了一个机会回南京去参加大别山作战会议。他在会上看出蒋介石与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部长）之间的严重矛盾。因为会期很短，只开两天，他只在家里住了两宿。这两宿，他都盼着任廉儒会突然出现。“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结果是“只闻风敲竹，不见芳踪到。” 好容易挨了一年，徐州陆总的招牌卸下来了，因为顾祝同指挥无能，多次被蒋介石训斥，现在又换上“剿总”的招牌。“剿总”的司令是刘峙。这是名“福将”（庸才的别称），屡屡被蒋介石训斥。刘峙对人说：“……我和顾总长都是他（指蒋介石）从营、团长一步一步地提拔起来的。只要他在电话上一骂，我连骨头都软了。”用这样的人守徐州，其实与“顾饭桶”（祝同）是一样的货色。但对郭汝瑰倒是大好事。他可以回南京了。一回南京与任廉儒的联系线就可恢复。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郭汝瑰认为外界既认为他属诚系，顾总同去南京任总参谋长当然不会用他。哪知顾任参谋长正是与陈诚合作对付白崇禧的结果。这个内幕他在二、三个月前就知道了。那是在上海，郭汝瑰明地去看望陈诚（陈在上海）暗里找任廉儒。陈诚留他吃午饭，谈话中都郑重其事地说：“回去告诉墨公（即顾祝同），主席已决定由他担任参谋总长，这是把关的要职，他决不可推辞，免得别人伸手，大权旁落”。这别人就是指白崇禧。郭汝瑰表示一定把这信带到，不过他表示：“我想离开军队，回家务农。”“你正应该协助墨公，何况已见重于主席，为什么有引退的想法呢？” 陈诚驳回他的话。当然陈诚是不知道他的心事。 这次上海之行，郭汝瑰主要想与任廉儒恢复联系，但这时恰好任离沪去了外地，不得见怏怏而归。 1948年28日，郭汝瑰离开徐州回南京。 郭汝瑰到南京的当天中午，新任参谋总长顾祝同请他吃饭。 顾祝同是江苏涟水人，菜肴是扬州口味，那高级厨师的手艺确实不错，加上作为陪客的韩德勤（原徐州陆总副司令）又殷勤劝酒。但郭汝瑰是“酒入愁肠”，哪能吃出什么味道。 饭后，顾祝同把郭汝瑰请入内室。 这位总参谋长不惜屈尊纡贵，亲奉香茗后，笑容可掬道：“请你勉为其难，出任第三厅厅长。你这是驾轻就熟，不要推辞了。” 那知郭汝瑰却回答他这样一句：“墨公的栽培，我铭感万分。考虑再三，我还是任您的高级参谋吧，在您身边出谋划策，这就可以摆脱厅里那些烦琐事务的纠缠，头脑可以清醒些。” “汝瑰，你不要错过机会。当厅长可以养望（培养资历宿望）。”顾祝同误会郭汝瑰不干是嫌官小。 “那么，请允许我出去带兵吧！我没有担任过军长，历练不足，正好不久前黄焕然（伯韬）约我去25军，我去一年左右，回来就是。”郭汝瑰还是推辞。 “这，这……”顾祝同颇感为难。 “如果25军不行，请墨公安排我到别的部队，只要有带兵的机会就行。”他仍然坚持着。 一旁的韩德勤插嘴道：“我知道你的心思，其实不任军长也不影响你的前途，肖毅肃任国防部次长不就是没有担任过军长吗？” “他的情况和我不同，他不是黄埔学生，不受论资排辈的影响。”郭汝瑰直截了当地回答他。 “没有关系，我这样说你还不信。”顾祝同一心要他任厅长，想尽办法说服他。 然而，那天还是没有谈出结果。郭汝瑰最后表态：“考虑考虑再说！” 顾祝同却没有让他考虑，直接上报蒋介石，作出任郭汝瑰为第三厅厅长的命令。 第二天的傍晚，郭公馆来了一位客人，这是第二厅副厅长许郎轩。 一落座，许郎轩就喜形于色地说： ”郭公，天大的喜事，我来告诉您。” 郭汝瑰其实心中有数，他装作毫无所知，说：“喜从何来？” “主席决定把罗泽闿（原第三厅厅长）调到西安绥署，并决定由你继任第三厅厅长。” “我实在不愿再作冯妇了。”他无奈地说。 郭汝瑰还是不肯就职。“土木系”（注）的郭忏、方天、刘云瀚等一干人，都来劝他早日就职。 -------- 注：所谓“土木系”是陆军大学十一期（土字），陈诚十八军（木字）的一批高级军官。 顾祝同追得很紧，第三天又宴请他，希望他早日到职。第五天，又当面劝他。表现了极大的耐心。 郭汝瑰都是这样说：“请缓几天吧，待我从长考虑。” 他是在等着任廉儒。也就是向党请示。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他与参谋次长刘斐的关系不好。有过一件使他纳罕的事。 商丘附近的睢（睢县）杞（杞县）战役，刘斐自作主张改动了徐州“剿总”的作战计划，使区寿年兵团全军覆灭。郭汝瑰想借此机会搞垮他。有一次，他和刘斐单独在一起，意外地刘斐讲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真不简单啊！”这句话来得忽然，而且很明显地有倾向，他听了未置可否，放在心里。他感到刘斐讲这样的话，有两个可能：一是他与共产党有联系，这样的话是不自觉就流露出来的，另一种可能是刘斐已经怀疑他，讲这样的话试探他。如果是后者，这就够恶毒的了。 要证实这件奇怪的事，他也等待着任廉儒来。 盼呀，盼呀，真象从天而降一样，有一天晚上，任廉儒 出现在郭公馆。 郭汝瑰一下抓住了任廉儒的手：“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来了。三月份我去上海，为的找你，结果失望而归。” “是啊，我也何尚不是这样。但工作的需要，你在徐州我也不好去。好啦！现在你回到南京，你还是由我联系。” 接着，任廉儒又把民革上海临工委成立以及把郭汝瑰作为策反对象的经过说了一遍。 郭汝瑰提到了刘斐的那件事，他急于要得到答案。他问： “怎么刘斐说出这样的话呢？难道他与共产党有联系？” “很抱歉。这个问题我无从回答。党的秘密都是单线联系，他和党有没联系我实在不清楚。不过，你最好不要整他，以免误伤同志。与他相处，今后多个心眼就行。” 郭汝瑰心中的疑团没有解决。 郭汝瑰的第二个问题还没有提出，任廉儒先开口了。 “我想，你还有一个问题要我解答。”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说说看。”郭汝瑰疑惑不解。 “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虚位以待，你不去履任。是呗？” “这真神了，你远在上海怎就知道了？”郭汝瑰大为惊奇。 心想，党的工作实在做得细。 “这有什么奇怪！国防部的心脏——作战厅，厅长位置空着，顾祝同几次设宴，多次劝驾，蒋介石下了命令……就是不出山。” “对，对！好象你就在我身边。” “我虽不在你身边。但党的工作并非一条线啊！” “好吧。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党已经研究过了，为着向党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党要你再任第三厅长。你看这答案满意吗？” 任廉儒又说。 “好，我听党的。” 就在这天的日记上，郭汝瑰写了这样一段话： 余考虑甚久，不愿作第三厅厅长，宁愿不计成败为大多数人民奋斗，重新踏上革命征途。陈、顾二人之情感拟概不顾虑。但计划之结果、目前家人生活亦成问题，走投无路，在光明之路未探得之前，只好暂时鬼混，‘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从’，可胜感慨！ 尽管是日记，他还不能和盘托出。他回避了党要他再任第三厅厅长这一重要情节，直到解放后才说了出来。郭汝瑰终于在1948年7月7日去国防部报到，再任第三厅厅长。 从此，任廉儒与他的联系又恢复了。任频频往来宁沪两地，郭汝瑰交给他的情报也更多。 郭汝瑰再任第三厅厅厅长不满一月，就碰到了一个戏剧性的会议——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作战检讨会议。 蒋介石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两年，屡屡失败，二百万精兵被歼，原来的兵力优势不复存在。刘伯承、邓小平的大军挺进大别山，更象尖刀一样刺进国民党政府的心脏。蒋介石与蒋军中一些敏感的将领已预感到“唿喇喇大厦将倾，阴惨惨油灯将尽！” 于是蒋介石召开这“三年来勘乱检讨会。”十天前先开预备会。 郭汝瑰心想：这一下又有狗咬狗的好戏可看了，检讨起来还不是互相推诿，不过总有一些情报可得。 就在国防部的有关厅局在开着检讨预备会的时候，蒋介石飞到了浙西的莫干山。 7月的天气，长江上三大火炉之一的南京，热浪使人喘不过气来。外界认为蒋介石可能是去避暑了，因为莫干山林木蓊郁是个避暑圣地。其实不是，是蒋介石在莫干山，开了一个特别会。这个特别会可说是个催命会，使国民党政权的败亡，加快速度。 南京检讨军事，莫干山研究经济危局。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蒋介石上莫干山前，法币已发行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1935年为14亿元），物价比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 出席莫干山会议的是财政、金融的首脑，翁文灏（行政院长）、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王云五（财政部长），还有蒋身边的“一支笔”陈布雷。蒋介石想靠这几个智囊人物救命。 王云五说：“财政收入只有支出的5～10％，血要干了！” 蒋介石阴沉着脸说：“仗还要打下去，规模还要大，没有钱怎么行！” 翁文灏为难地说：“办法有一个，但有多少把握很难说。” 蒋介石不耐烦地：“翁院长，你就直截了当说，不要绕圈子。” “在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金圆’的货币，根据我们估计，这样可以把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50％”。翁文灏畏畏缩缩地说。 俞鸿钧急了：“马上可拿不出为数众多的新币，不要说印，就是数也来不及！” 蒋介石目瞪俞鸿钧：“金圆券一定要在八月份出笼，这是设法挽救财政的必要措施，不容有半点推诿。” 王云五讲到实行金圆券的两个具体办法：一是限价政策，规定一切物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价格；二是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币。金圆券定8月20日出笼。 “我想起来了。”俞鸿钧接着说：“抗战初我国曾在美国订了20亿元林森像的钞票，都是1元、10元、20元、50元的小票面，当时运到国内没有来得及发行，我看把这存货应急。” 这下，蒋介石高兴了，点点头说：嗯，可以马上用飞机密送各省分支行，就作为第一批金圆券上市。” 经济上有了办法，蒋介石就指望军事了。尽管莫干山是清凉世界，但蒋介石还是匆匆赶回南京这个大火炉。 所谓勘乱检讨会是8月3日正式开始，一共开了五天。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及所属各次长、各厅厅长，还有各“剿总”、“绥署”的参谋长，各军的军长。 郭汝瑰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任廉儒。 “最妙是蒋介石那篇开幕词。他有这样一段妙论：‘本来抗战胜利后，我个人的事业就可以告一段落。但是我耽心你们搞不赢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会生活不下去，没有饭吃。为使党内同志和广大官兵能有生存权利，我又才被迫勉强带领大家干，谁知道我军许多将领信心不足，士兵士气低落，作战屡次失败，很不争气，使我非常为难”。 “这倒是妙透了。他发动内战是怕部属没有饭吃，这样不失掉体统吗？” “还有可笑的呢。第二天开会时，蒋介石又训话：‘我认为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但是共产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应付他们。这次我发一本辩证法给你们……’后来果真发了一本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估计能翻看的人不多，还不是塞到字纸篓里去。” 任廉儒道：“辩证法也救不了他的命。不过，开了几天会，就没有一个人讲真话？” “有的！陆大第十期的同学93军军长盛家兴有个书面发言，称解放军军民一致，尊重人民利益，纪律严明，对我军情况明了，战术灵活巧妙，战斗力强，牲牺精神旺盛，国军应效法解放军，不妨碍人民利益，争取民众，才不会成为聋子、瞎子；要效法解放军经济公开，爱惜士卒，纪律严明，才能提高士气……’” “这个人倒是头脑清醒的。蒋介石听得进去？” “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说盛家兴长共产党志气，灭自己威风，精神上已被共产党俘虏了，又大骂大会秘书处：‘这种东西，怎么印发出来？！简直不动脑筋，不负责任！’” “这经办人可要倒霉了？” “主持大会秘书处的是总长办公厅厅长钱卓伦。我们都为他捏一把汗。还好，大概那天老头子心里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后来，老头子说：‘盛军长的发言，虽然不正确地夸大了敌人的优点，有碍士气的发扬，不过他发言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军方面的，出发点还是增强国军战斗力。’他这一讲一场风波就平静下来。” “有一件事情，倒是有些意外。” 郭汝瑰这么一说，任廉儒很有兴趣地问： “还有什么意外的事？” “会上发了三本研究解放军战法的小册子：《攻坚战斗》、《战斗手册》（这两本是华东野战军印）；《目前的战役问题》（东北野战军印）。说来有趣。那第三本并不是有意送给蒋介石看的，我把它放在存查的文件里，夹在象信封一样的十行纸中，不知何故蒋介石抽了出来，批上‘印发’二字。其实这本一小册子基本上是发挥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而这早已公开发表过。那些将官包括蒋介石自己都没有看过。可见闭目塞听到什么地步。” “哈，哈。不这样，蒋介石的军队就不会打败仗了！？”任廉儒笑了起来。 …… 经济上发行金圆券，军事上开作战检讨会。蒋介石企图救命的两手，后来完全宣告失败！ 金圆券发行两个月，物价指数上涨到17．5倍，限价失效。提出金圆券办法的翁文灏、王云五在11月10日下台。一天后（11月11日）行政院公布了修正办法，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金圆券成了废纸！ 军事会议一结束，蒋介石耐不住南京的高温，正要到庐山去避暑。济南的守军王耀武的告急电来了：“共军已围济南，情况危急！”他虽然还是去庐山了，但席不暇“凉”，住了10天又赶回南京。一进9月，辽沈战役就打响。9月24日，解放军攻下济南，生俘王耀武。 “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郭汝瑰就要看到蒋家王朝的覆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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