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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怎么说的？不是说保证回去见校长吗？” 我对里面的干部说： “凭什么逮捕我？有逮捕证吗？就凭一张给复旦的通知书就能逮捕我吗？”所得到的只是“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嚣张！”之类的吼叫。 收容站的房屋是东西方向的长条平房，这些平房又按南北方向排列着。形成一条条夹弄。西面有另一所南北向的房屋把这些夹弄封死了，东面则装了门。这些房屋说是房屋却又不是房屋，它们没有外墙，只是用柱子支起的屋顶罢了。房屋沿中间却砌了墙，各条夹弄就互不相通了。每个夹弄是一个中队。这房屋原来是一个会馆，即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在放棺材的地方搭了双层的木架，算是统铺的床。我被派在三中队的第十小组。在朝南房屋的最西头。 小组共有十几个还是二十个人已记不清了。组长矮个子平顶头，是个小学教师，好象还是位校长，也自称右派，能说会道。我进去时他们正分着饭，便马上派值班去加来我的份额。饭是用洗脸盆去盛来的，黄澄澄地？是和糠煮在一起的。有人热情地借碗筷给我，劝我先吃了饭再说。但我那有心思吃！ 虽说是禁止交谈“案情”，但事实上没人不谈的。小组内有两个比我大二、三岁的青年人名叫陈文和谢耀胜，性格最是开朗。他们劝我想开些，既来了，一时是出不去的。但时间也不会太久的。说这话是根据他们的老经验，他们都是所谓的“二进宫”，即第二次吃官司了。说起其第一次的情形，那已是几年前了。那时要在福建省修造鹰厦铁路，他们在拘留所关了一阵子，忽地集合点名，每人被宣布了一个刑期，就送到了福建。他们说一到工地就好了，就吃得饱了。工作是艰苦的，工伤也多，死了不少人，但年轻有力气不怕，工程一结束，管你什么刑期不刑期，唰地全放啦！这次他们因为是刑满释放份子，被户籍警叫来了。说到这儿，他们虽然性格乐观、开朗却也不免露出一丝忧伤地说：“象我们这号人，犯过事，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了。”问到上一次犯的什么罪？他们也说不清。“反正不是大事吧，你看，只判三年！” 50年代初镇反、肃反等运动中草率判案的情形我是早有所闻的。有的人被捕后不久，家属接到通知说已被枪决了。而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连判决书都没有的曾被“依法判决”的人。 另有一个年岁大些的，约摸三十来岁，脸色阴沉，寡言少语。是个警察但因作为伪警即解放前已当了警察，所以来了。交谈之下却很喜欢读书，背得出的古文不少。是解放前读不起书才当的警察，他说他也是右派。 按里面的规矩，整天都得读报学习，只是在休息的间隙才好说说闲话。说话时那小组长虽也跟着发牢骚，但下午小组长开会时却都汇报了上去。怪不得傍晚时，麦克风中就大叫：“有这么个右派，自以为是个大学助教，不得了啦！……” 然而大家都并不把这种警告当回事。我在交谈中了解到原来这几天每天都有好些人关进来。有单位里送来的，也有户籍警送来的。反正所谓单位报批一报就批，马上就可把人关起来的。而对于没有单位的人来说，里弄和派出所就能主宰他的一切。最妙的是有一个户籍警带了几个人进来，报告说来了几个人，接收的人打开文件一看说： “不对，还少一个！” “派出所所长就叫我带来这几个呀。” 那人沉下脸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你！” 这警察进来后，几个一起来的嚷着要揍他，还是众人拼命拖开了才停了手。 那天很晚时，复旦的吉普才把我的铺盖送来，我家里在他们去取铺盖时受了何等样的惊吓是可想而知的了。对我当然这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几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送来了三个人，都说是右派。其中一位叫殷春田，他原是厂里的放映员，随着摄制组去云南拍电影，和当地的一个姑娘好上了。领导马上教育他说是违反了民族政策，要他们断绝，他不听。于是被秘密地骗上了火车，绑架回来。他回上海后仍不服，成了右派。 在那几个月里，抓来的人自称右派的很多。有的的确是右派，而有的则在单位里也的确是当作右派斗了一番，几年后却又并不属于右派了。殷春田就是这样，后来说他是坏分子。电影厂的另两位，一位叫尚思顺是位卡通画画家。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逃跑经历，容后再说。平反后我们又见到过一次，因他后来去了东北，失去联系，不知其情形Ｎ陆ㄊ俏缓芎玫哪配音演员，又精通德语，好学不倦。他父亲曾任伪职的高官，当然也是他受累的因素之一，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右派甄别时，却把他排斥在外，硬说他是坏分子，其实他何坏之有？而78年右派平反时却又算上了他，平反后回了电影厂。 我关在收容站的那几天里，房子东头靠门的办公室旁的禁闭室里不时地发出喊叫声。那里也关着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余姓助教，他本该上一批就被押解出去了，因为他不服，并绝食抗议，就被单独关禁闭。强制他吃饭剃头时，干部并不直接动手打人，但他们很会利用刑事犯去完成其意图，这就发生喊叫了。余助教后来和我们一批去了白茅岭，仍然坚持绝食，始终被单独囚禁，故没有见过面。但白茅岭的干部可没有收容站的仁慈，“不吃就不吃”他？就此饿死了。 余助教其实很冤枉。他出身贫寒，当上助教后，唯一跟他过日子的老母亲得意极了，以为儿子做了大事业理应有钱尽孝，便提出种种要求，吃人参补品之类。儿子也的确孝顺，样样满足她，于是欠债累累，便一次次提请补助。运动中竟以无理取闹为由送来教养，至于是否也带过右派帽子就不得而知了。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老者，许多人欢腾起来，“老宁波来了！”他们叫道。这个老宁波已不仅是二进宫，而是“三叉口”或“四进士”以上的老改造了。他一来大家就向他打听消息。他断言我们都将被送到白茅岭农场去。 “白茅岭农场是个好地方”他说“不但吃得饱，而且有工钿。在那里积肥，也就是铲了草皮堆起来做堆肥，有计工员来量方。第二天你只要将它搬个地方，又可再量一次。计工员搭得够（2）瞒着队长。做得好时，一个月下来可赚到六十多块钱。礼拜天还可到附近的镇上去吃老酒。”老宁波说得眉飞色舞，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 23上海方言，意为讲交情的。 根据我后来的了解，白茅岭农场位于皖南，在宣、郎、广地区，建场之初，是由一位水产学院的教授选的址，认为适合于围塘养鱼，又可种田，是个好地方。当时是民政局建的场。最初的场员都是收容的无业人员，被取缔的妓女之流。后来又将孤儿院，聋哑学校的人也都迁了过去，因为这些组织多半是教会办的，当然不合政府的意。民政局是有些救济性质的部门，其干部也态度温和，的确有老宁波所说的情况存在？ 但1957年8月劳动教养条例颁布后，农场由公安局接管。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最可怜的是那些孤儿和聋哑儿，他们原先在教会的慈善机关里，生活还是可以的，在民政局管理农场时，也还说过得去，如今一夜之间失去了自由，成为专政对象。他们被称为”安置场员”以别于解除劳动教养后的”改造场员”，但待遇上几乎没有区别。收入极微，很难请假外出；男女分队，严禁接触。他们长大成人后竟有一大半又从新由受不了“纪律”约束开始，走上“犯罪”道路，被再劳教或劳改。 没几天，我对过南面的屋子也几乎关满了。4月29日的上午只听见外面麦克风哇哇直叫，却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不一会儿，吹哨子集合，原来是家属接见了。我们排队出了几道门，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用长凳分隔成一条条的夹弄，家属们早已带着大包小包等候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的婶婶、妻子和赵丽珠同学。妻为我准备了一只手提箱，装了替换衣服和雨衣套鞋之类。她们告诉我，刚才听了报告，说你们将要到农场去劳动，农场并不远，有真山真水，风景秀丽比上海的公园还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以教育改造为主，改造主要是改造思想，劳动不过是手段。你们要帮助亲人，提高认识，接受政府的教育云云。并说最多三个月，如果表现好还可提前回来等等。我听说三个月，吓了一跳，要那么久吗？ 半小时左右的接见很快就过去了，警笛一声声地催促着，大家都还依依不舍。我狠了狠心，说了声“你们放心”，掉转身大踏步地往回走。走了几步，赵同学追了上来，欲言又止，随手将身上的一支金星钢笔给了我。警笛又大鸣特鸣了，我被人群推挤着往回走，回首看见我的婶母和妻子早已惊呆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了。我不知道那天她们是怎样挨着脚步回去的，更无法想象，年老有病出不了门的父母亲，盼到她们回去时有多么的伤心！然而他们毕竟得到了一丝信息：地方不远，劳动不重，时间不过三个月。 他们受骗了，大家都受骗了，连那位做报告的劳动教养收容站副站长也受骗了。这位站长是朱鹤飞，三个多月后，他也被判劳动教养，同样地到了白茅岭。60年代我们集中在一起，才知他也是右派，还是一副老干部派头，口口声声拥护政府的改造政策。他说，当时他也早是右派了，但还没有撤职。问到当时他是怎么做报告的，他说是根据文件。一边说一边摇头，说政策变了。问他为何还相信政策，他也说不清，挑起担子就跑。尽管胃病开过刀，说劳动，他还是最积极的。 另一名较小的公安干部信心就没有这位大官足，57年底把家中管教不好的，偷家里东西的小弟送去劳动教养，要求政府帮助教育。后来却不可能按劳动教养条例的规定领回去了，于是弟弟愈来愈坏，一家人后悔不已，未听见他说政府伟大的话。 接见回去后，监房里的空气沉闷极了，大家都默不作声。连口口声声接受改造的小组长也眼睛红红的，偷偷地擦眼泪。这顿饭不知是怎么吃的，只有老宁波，才能吃了一个饱。他是没有人来接见的。 “哈哈，我一个人吃，全家都饱了。” 第二天天未亮，发了干粮。被驱赶上了大卡车。天还未亮透已到了公平路码头，这才看清了原来我们一路上浩浩荡荡，前有警车开路，后有警车押阵，威风得很呢。说时迟那时快，警车上跳下了全副武装的军人。码头上细雨迷蒙，军人们摆开了阵势将我们团团围住，居然一一卧倒在地，依着沙包架起了机关枪。我们鱼贯地被押上了由小火轮拖着的一长列拖轮，一路奔改造去也。 这里要补叙的是，就在这几天，上海出了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整天价锣声、面盆敲击声、各种各样敲击声不断。人们都飞檐走壁上了屋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安身，非死不可。害鸟灭绝，粮食增产，人民必将无比幸福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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