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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犯人以刑事犯为主，除了一般的偷盗、流氓殴斗外，很多是不足为刑事犯罪的所谓生活腐化。但也有很恶劣的强奸犯，甚至有奸污亲生妹妹和母亲的。老年犯人大多为所谓的历史问题，即在旧政府工作过的人。还有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我曾问一个上臂有三个攻打上海柴油机厂时留下的弹孔，外号叫大熊猫的人：“我不明白你们互相打来打去都说是保卫毛泽东，争着向毛泽东献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如此革命，又怎么结果成了反革命了呢？” 这人原来是和王洪文一起闹事的，他说起王洪文来简直也是个腰上缠练功带的打手般人物，他回答我的问题说： “我本来是极为崇拜毛泽东的，为了他自己命也可以不要了。有一次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去开会，那会场外有三重警卫，一般人是进不去的，会议是听中央的重要录音。那是一次毛主席主持的重要会议的录音。我是抱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去亲耳聆听最高指示的。我原以为大人物的讲话就象电影里一样威严、有力、震撼人心。谁知却完全不是那样的，我大失所望。” “怎么失望啦？”我插嘴问道。 “开始时，会场一片杂音，然后静了下来，知道毛来了，毛问：都到齐了没有？那声音象老鸭子叫，下面回答：到齐了。毛又问：你们谁最年轻？下面答：是王洪文。毛问了王的年龄又说了几句，口齿含糊不清。然后就是林彪的长遍发言，尖声尖气，态度十分粗暴。忽然，林大声地训斥：朱德，你怎么打呼噜啦！于是就听见朱的呼噜声，这声音马上停了下来，只听得茶杯盖的撞击声，喝茶、吐茶叶的声音，然后就是朱老总抵赖睡着了的话：“没有啊。”接着林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忽然，又吆喝起来，问：徐海东来了没有？徐答：来了。那声音又哑又低，林厉声喝问：你说过没有你徐海东就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你说过没有？徐小声地回答说有。然后林又接下去骂街。 “我听了以后，大失所望，心想我所崇拜的这些大人物开起会来怎么和我们小流氓差不多呢。从此我就不相信了，后来说了些话变成了反革命。” 有陈姓父子两人同为反革命犯，老的原是上海中法中学的法文教师，中法中学改为光明中学后，他改教英文。他因和领导不和，吵了一架后愤而辞职。为了生计不得不摆地摊贩卖修补面盆用的搪瓷胶，然而却因系无证营业而和警察发生冲突，被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罪判十年刑。其子因帮父亲和警察吵架也以同罪被判刑七年。有一位医院的化验师，受某独生女的家长之托，在女学生的化验单上划了个正号，于是女学生获得医生证明其患有肾病而免去下乡之苦。此事被人告发，他被判以反革命破坏上山下乡罪服刑七年。 还有很多小青年是中学生，是上山下乡后成了反革命或刑事犯的。有一位是在崇明劳动时被发觉日记中有不敬的话。还有一位到了新疆的一个煤矿里，那煤矿简直是原始条件的煤矿，嘴上叼着矿灯爬进去将煤背出来，他受不了这苦逃了出来，在半路上没路费了，不得已而偷窃犯的罪。当然也有在绝望中沦为真正罪犯的，有几个插队落户到东北的，那里男女学生住在贴邻的两间屋里，每个女学生得找个男的保护她们。男的白天出去偷鸡摸狗，女的在家为他们服务，到后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发生了，简直成了群婚社会！我遇见的两个是打架伤人后逃了回来，成了流氓抓来的。有一个旧时的老流氓对我说：“从前我们做流氓是没有办法，要吃饭，所以拜老头子，为了争做生意抢地盘而打架。现在真是怪了，小青年竟会为了试试刀快不快而随便去刺人一刀。”这样的人我也的确碰到了，被刺的竟是不相干的路人。 大队部食堂的厨子是个刑满的场员，他的案子说来简直是笑话。他原是上海市郊区的一个屠夫，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坐在门外哭，男的在屋内用刀拍桌大骂，说要杀了她。这时正好有一男一女走过，就问女的：发生了什么事。女的哭着说她丈夫要杀她，男的听见女的向外人诉苦，骂得就更凶了。路过的两人劝了一阵也就走了。不料走了几步这两人却争了起来，女的大谈起妇女权益，就回过来劝说那屠夫妻子一定要去告屠夫。并自告奋勇帮她出场写状子。这样一来居然屠夫被判了七年刑，等判决下来，其妻大叫冤枉，他们本来是很有感情的夫妇，女的以为可以吓唬丈夫一下，何尝愿他吃官司？然而来了就出不去。多年以来妻子年年来探亲，却对其遭遇无可奈何。 劳动改造的待遇更不如劳动教养了，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七块钱。在劳动重时，加给我们吃的竟是山芋渣滓，即提取淀粉后的渣滓。后来养了猪，就连这也吃不到了。即使是自己种的蔬菜也是要记账算钱的。 所幸劳动却比劳动教养轻得多了，这是指该劳改队的特殊情况。首先是因为地少人多，其次是劳改队规定必须干部自己带队出工，他们不愿淋雨，也怕收工晚了干部食堂好菜卖完。 我到放马场不久，就感到身体健康已不如前，夏天时在太阳下劳动曾中暑晕了过去。到了秋天更是感到乏力。那时我被调到一个小组去，那组长是个十足的狗腿子，自恃身体强壮，逼着大家干活，以讨好干部，所以深得干部的信任，往往令他带人脱离大队伍去干单独的活。那时我们去打土墙建房，这就是用木板模子拦好了往里倒土，然后用木槌将土夯实。 一连许多天重活干下来，扁桃体发炎了也得不到休息。有几天我晚上脱袜时感到困难，知道是脚肿，后来就整天都肿，一直肿到大腿部。然而不但不能请假，连在工地上要求休息一会儿都不行，竟会说我是因为懒，少动了才会肿的。然后就出现厌食，腹胀胸闷。我知道必有大病，便抵制组长的威胁拒绝出工。如此大闹以后，医务犯也不敢证明我有病，第二天来了队部的医生，他断定我为营养不良性浮肿，开出了营养餐。那里的所谓营养餐就是每天给相当于一只鸡蛋价格的荤菜，第一次给我的就是咸蛋，我当然拒绝了，这时我的浮肿已发展到头部，身上也出现了黄疸。于是我故意整天整夜地呼叫，弄得一房间人无法休息，他们不得不再次把医生请来。这次他开出了转诊单，送我去总场医院看病。幸好总场不远，当日就用一辆人力平板车将我送去，此时我头已肿到眼睛充满眼眵睁不开了，一路上只听到路过的乡下人说 “啊呀，这个人的头怎么有笆斗大。” 到了总场医院，在X光下看到肺的三分之一已浸在胸水里，更不要说有腹水了。化验报告显示尿中不但有蛋白，而且有管型。医生看着转诊单骂道：“什么营养性浮肿。肝炎、肾炎待排除！这样明显的肾炎都不知道！”于是就收进病房。 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那时初具规模，门开在中央，进门左手是男病房，右手是门诊部，但走到底却是一大间女病房，走穿了女病房又是一个小方块走道，笔直地对着山墙上开的门可通外面，这门是被封死了的，左右又各有一门通两间重病房。病房很小，南面的只有一只病床而北面的有三只。我就被放在北面一间。我被安排在这间也许是因为病重，但更可能的是因为我是犯人，要派一个场员来同住这间看着我。则隔着女病房也不容易被人发觉。 我得到了治疗，那里的医生态度还是好的，有一位孤儿出身的护士也态度特别和善。看守我的场员是一个原来职业为澡堂擦背的人，他曾当过新四军。谈起当年，我问他： “你打死过日本人吗？”他说： “谁知道呢，我那时在南京附近的句容当兵，说实在的，日伪时老百姓最轻松了，我们那地方既有日伪军，又有国民党的游击队，是三不管的地方，就没有人向老百姓收税。其实这三方面的军队都是有联系的，伪军或国民党游击队来前都有人通知，我们就走了，从来没有打的必要。只是有一次，真的日本人来了，得到的通知晚了，我们赶快走，我是最后一批走的，黑暗中胡乱地向后开过几枪，谁知打到人没有呢。在解放战争中也就是跟着队伍跑，我命大，竟从未打过仗。” 我在总场医院住院的事不久就被来此看病的人传到了山下铺，黄建基听说我病得头大如斗，马上冒险前来看我，那时他还在管制期呢，他送了五元钱给我。事实上，那时我肿得眼睛张不开，头靠在床的木杠上竟在脑后压成一楞楞的条纹。有了黄赠的钱，我买了一只鸡，是让乡下人煮好送来的，我心想要慢慢地吃，第一天只喝了汤就泻了肚。 马上我又请场员寄信回去，我妻很快地电汇了二十元来，又寄来了从新版《内科手册》上抄下的有关肾病材料。医生看了以为我家属也是医生，对我也更和气了。我有了一些钱，看守我的场员成了帮我做事，照顾我的朋友.吊了二十几天针，肿就渐褪，也开始可以下地走动了。 我对门的重病房先后来过三个人，都是中风病人。第一个死了后，来第二个时我已能下地了。这人是个老场员，患中风被用牛车送来，送他来的青年人把他的钱全拿走了。他躺在床上下不来，连买手纸的钱也没有。医院说这里是没有人照顾病人大小解的，要那送的人带信生产队派人来，可也没有回音。我实在看不过，就扶病去照顾他，我请护士送水来，我帮他擦洗。有一天晚上，我看他和着一件运动衫睡一定很不舒服，就对他说：“我帮你把球衫脱了吧。”他点点头，因为他早已说不出话了。可是，当我替他脱衣时，他忽然又拒绝了。我看见他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就明白了他的想法，原来他是怕我剥去了他的财产！就只好随他去。不久，他还是死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中风的女场员，病比前两人都重，来时是昏迷不醒的。可不久她在上海的儿子来了，我们才知道她原是徐汇中学的教师。他儿子带着一块手表，那时带手表是身份的象征，说明不是犯人，而且还有点钱，于是小护士们围着他转，对老太的照顾也好了，她活了下来。 我的病有好转时就开始减少激素的药量，可是减得太快了，于是又复发，又将药量加了上去。当病情得到控制再次减量时，发生了一件事。 这时从放马场又送来了一个患直肠癌的老病人。说起这个病人实在也是个混账透了的人，他原是个废品回收站主，在灾难年头就凭了他作为家长，手头掌握着全家的副食品票、糕饼票，用此诱奸了他嘴馋的亲生大女儿。有一天他们在床上被尚未成年的小女儿看到了，他竟一不做二不休将小女儿也拉上了床。不料这小女儿干了这事倒觉得挺好玩的，到外面勾引了一批男孩干起这淫乱事来。被人发觉后在公安局里供出了这事的开头，他被判了十五年。然而他还有脸不认罪呢，说这是他的家务事，与政府何干！ 由于这个病人需要送上海市监狱医院开刀，便将我也一同送上海了。这样我就到了监狱医院。 在监狱医院里，我从劳役犯嘴里知道王造时就住在我楼上的肝炎隔离病房里，他在文革中被判了二十年徒刑，那时已因肝病处于垂危状态了。我想到了他一家的遭遇，深感难过。 尽管我将病情和上次药量减得太快向监狱医生作了汇报，并在每次复验小便时故意从手指上滴血进去，希望这次减药慢一些以免疾病反跳复发。可这医生并不理会，也许他的职业习惯以为我是怕劳动而想多住医院。两三天后，他就将药撤光，第二天做了一个化验，令我出院了。 出院后，我被送到八号监。那是一个关轻病号的监狱。每间牢房关三个人算是优待了。我是下午被送到那里的，事务犯给了我一条棉被。我即对他请求，告诉他我大病初愈，在十号监医院是盖两条被子的，希望他也能给我两条，他说这事要请示队长，后来，下午的队长倒也同意了。谁知他下班却忘了此事，到了晚上，我不得已而向晚班队长再次报告。这队长一听就骂我资产阶级思想，说“哪有劳动人民盖两条被的？”他还要对我“教育”时我就调转头不理会他了。 第二天一早，我在刷牙时突然晕倒在地，同监犯报告后医务犯来了。我是因为冻了一晚扁桃体发炎，肾病也复发了。医务犯替我量了血压，嘱我睡觉休息。后来我知道那晚班队长竟还以我顶撞了他，布置那天要批斗我呢，这一晕倒免去我一翻批斗之苦。 医务犯要我验血，我说我只需再有一条被子，然而这却超出了他的责权。他只能开单验血，要过一天根据报告单开三天抗生素，然后再验再开药。这样，我每五天可以吃三天药，然而我每白天服药，下午好转，晚上一冻，第二天又加重。如此几天以后，我的病情加重了，不但扁桃体肿得说话困难，而且又发起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累及整条右腿不能动弹。起不来了。 幸好约二十天后，白茅岭的车来了。来押我回去的干部见了我说 “怎么医得比送来时还差了？”这样我回到了农场。 我被安排在一个病号组，这组的组长是一个交通大学的马列主义讲师。叫周子杰。我以为他既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又同为反革命犯，便对他说话随便了些。谁知此人竟是个十足的伥物，竟不管我还躺在床上起不来，报告干部批斗我。一连几个月，我们进行了唇枪舌剑的斗争。真是想不到世界上还真有这般的恶人。所幸病号组都是些打得死的人，所以没人敢轻易动手动脚，凭着嘴巴利害我完全对付得了他。同组还有一位叫孟公威的老人，原当过旧政府的公务人员，大概是个县政府官员吧，也是周打击的对象，后来孟骨折卧床还被周凌辱不已。 病号组的犯人中有一个是在农场中修塘坝时被坍塌的土方压得膀胱破裂后救活的，也未能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有一个奸污妇女的警察，案发后服毒，被救活后留下个手抖脚抖的后遗症。有人问他奸淫了几个妇女，他笑而不答，问的人又追问 “有没有十个。”他竟说“如只有十个，我岂不亏了？” 这时原来的医务犯（一个强奸女病人的罪犯）已出狱了，新来的医务犯黄敏之竟是我的一位远亲，于是便对我照顾有加。我那时有一个多月非但不能下地行走，而且整天腿疼不止，彻夜难眠，每日从床上爬起来扶着床走一公尺上马桶都是一番奋斗。有一天黄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我问道 “你是真痛还是假痛？除了没有吗啡外我什么止痛药都试过了，怎么都不灵呢？” 我听了不觉恼怒地说“怎么你也怀疑我呢，你不是亲眼看到我的右腿都已变细了吗？好、好、好，我痛给你看看。”我就挣扎着从床上下来，坐在一只矮竹椅上。不到几分钟我就痛得头上黄豆般的大汗往下直滴。黄慌了要扶我上床躺下，我坚决不从。不料几分钟后我过了痛极的一阵竟然慢慢缓解下来，那病就此好了。 然而我的扁桃体红肿不退，肾病反复发作。这时幸得黄医生的帮助，他千方百计地替我物色药物，搞不到强的松时用氯化奎宁治疗。后一药品直服到我胃口全无，脸色发青。加以营养不良，那时我不能吃盐，黄经干部批准嘱厨房为我做无盐的菜。那厨房那肯认真去做？我就吃得更差了，往往每十天的一次荤只是一点猪油渣而已。 这样过了三年，我知道扁桃体的问题不解决，我的病是没救了。于是一再争取，加之黄的帮助，于1974年冬又获得了去医院做手术的机会。 我又到了上海监狱医院。这次住的是五官科病房，仅四个病人。做手术的医生是个女的，人很和气，据说原是个护士，本领却不大。开刀那天，我是第一个进手术室的，上午九点令我坐在椅子上，用器械把嘴巴撑好，喷了地卡因麻醉，然而还在我两手通上电针，接上一个电脉冲发生器，弄得我大拇指按着脉冲节拍一抖一抖地动着。这是那时的时髦，非得用针灸麻醉不可，也不管它灵不灵。 手术后我进了病房，医嘱不可说话，过了约半小时，我感到胃有些不舒服，一下子便呕出了一杯血。旁边的病人看见了，便高声呼喊护士。于是来了一个很胖的护士，她一问之下就骂开了 “开刀嘛，总要出点血的，大惊小怪！” 骂罢，扬长而去。以后，我又忍不住吐了几回血，再也没人敢喊护士找没趣了。 中午过后，到两点钟，照例来量体温了。我等护士发完体温表将要走出去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作弄她，就用手敲墙壁。这次来的是位好心的护士长。她回过头来一看，问道“怎么啦，是体温表打碎了吗？”我摇摇头，用手做了一个头晕的姿势。她便过来注视了我一下，口中轻轻地惊呼了一声，便快步跑了出去。一会儿，她拿来了血压计。这时我的血压已量不出了。我想：怪不得有人割断血管自杀，原来真是没痛苦的。 那天值班的是一个张医生，据称是监狱医院的第一把刀，还是个美国留学生，我等他来了，就在纸上写下NearlyshockIneedoxygen的字样，我的目的是希望他知道我也是知识分子，希望获得他的同情和照顾。他一看，马上下令去取氧气瓶，原来那医院只有一只氧气瓶，还是从另一病人鼻上拔出来给我用的呢，真是抱歉了。然后他安慰我一番就走了出去。 那手术医生停了下午的门诊上楼来看了一下，她已无能为力了。到了四时许，我又被送到楼下的手术室，原来幸而那时监狱医院前面的虹口区中心医院还未下班。请来了该院的主任医生。我被平绑在手术台上，两脚都吊了输液的针。一条手臂接上了血压表。忽然听见一声 “你怎么不打针了？” 被问的护士说“血管这样瘪，我打不进呀。” 医生责道“打不进就不打了吗？也不说一声。”于是换了一个手段好些的护士在我另一手臂也输上了液。 然后对着鼻孔喷着氧气，医生又问 “你灌肠了没有？” 我摇摇头，他说“那你要坚持一下。” 接着又紧了一紧绑我的皮带，撑开我的嘴，又喷了药就动手了。这时我才知道早上的针灸麻醉是骗人的。 医生对狱医说“你看，留了这样一个残根怎能不出血？”就再次把残存的扁桃体割完，这时已需要用针逢创面了。他边缝便教那狱医说“你看，这不和缝皮鞋一样吗。”缝完后又用棉球压迫止血了好一阵子，就把我又送回病房。他们商量了以后，又在我的一只不吊针的手臂上给我输了两袋血和一袋血浆。 那时还没有很细的针头，吊针都是在臂弯处进针的，两只手都挂上针就完全动不了，何况脚上也在输液。到了深夜，总算输完了。我略一伸展手臂，忽然又一阵恶心呕出了一大口血。张医生又被请来，他似乎毫无办法，一面说替我再输血，一面去找救兵了。不一会儿，那医院的副院长来了，是个年轻的军医。他看了一看我的咽喉，就说了许多人民政府如何讲人道，如何对犯人用最好的药，要我放心云云。实际上什么措施也没有。其实，他是对的，什么措施也不必要的，因为缝针处并未出血，那吐出来的还是白天吃在胃里的血，虚惊一场而已 那位号称提篮桥第一把刀的张大医生到底有多大本领呢？我后来听劳役犯说，他竟然做痔疮手术也死了人。那是一个老者，手术后出血，他竟想出了在肛门内塞一段自来水水管去止血。老人被塞了水管，不舒服，胃口全倒了。而劳役犯则巴不得他不吃，可以吃他的饭。几天下来，一道冤魂就上了西天。老人死后，张医生叫马上把水管拿出来，说下次还好用呢。 同病房另一个病犯是个被判二十年的间谍。我初一听其罪名吃了一惊，总算碰见一个真反革命了。不料一问之下，免不了发笑。 他原因家穷去香港谋生，当了海员。文革时来沪探亲，见到了他的姑妈。他那姑妈是南京路某著名钟表店（记不清是亨得利还是亨达利）的老板娘，对他说：“不得了啦。我的外国股票全让抄家的给拿走啦，我的好侄儿，你帮帮我，回到香港后帮我去挂挂失。”就这样他回去做了这件事。事后，抄家的不知怎的知道了，对老板娘严刑拷打，老板娘心想我侄儿已去了香港，你们也奈何他不得，就招了出来。时隔几年，侄儿的老婆要生孩子了，想着大陆上费用便宜，来了广州。于是被捕，这就是他的间谍大罪！ 我在监狱医院住了几天，又被送到八号监。在关进一间牢房时一看门上插的姓名牌，心中一喜，原来里面关着杨兆龙。我们谈得很投机，交谈了当年复旦反右运动的事情。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杨兆龙是江苏省常州人，小时出身很苦，放过牛。是亲戚资助他读的书，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一个民事法庭里当推事。然后考取了当时的公费留学，193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因为他成绩卓著，哈佛大学出资送他去了德国柏林大学，又得了个博士学位。于是回国，受聘于国民政府，后来官至最高检察长。那是一个终身职。 他有一个妹夫是地下共产党员，在其影响下，他挽救了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他说他也曾企图营救王孝和，但因其破坏发电机证据确凿，而且此事连蒋介石也关注了，未能救成。 共军渡江南下时，他受命去广州，但在其妹夫的动员下，他留了下来，以至国民政府在广州发布了通缉他“携印逃跑”之罪。 南京解放了，许多共产党人来看他，握着手谢他救命之恩，他也在人民政府中有了职位。不久，他感到与一些党员干部（指的陈其五）难以相处。便离开了官场到苏州东吴法学院当院长。不久，该法学院解散，他到了复旦大学。复旦的法律系说他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拒绝聘他。他说： “幸亏我因为有亲共的思想，在美国时学的第二外语是俄文，会教俄语，才免于失业。” 1957年，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而官运亨通的柯庆施请他和王造时吃饭，席间说：你们都是法学家，我们国家法律不健全，请你们多写文章。就这样，他们都上当受骗成了右派。 说起王造时，他说那时王去过北京，周恩来请他吃饭，说你们七君子，解放后除你以外都当了官，是不是也安排你出山当个副部长呢。王听了很得意，回来到处对朋友们说，这也促使了他的鸣放。 打成右派后，杨兆龙先是被降职降薪。后来他的儿子企图到国外去，被以叛国罪判了十六年刑，他则以“幕后策划”之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遇见他时他已很衰老了。是因为心脏病住在八号间里。他天天在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歌颂秦始皇的文章，我就大不以为然，问他难道真认为秦始皇值得歌颂吗，他说当然不是，那我就说你又何苦破坏自己的一身名誉呢。他说； “任何在强制的条件下写的东西都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我已判了无期徒刑，只有这一条路可争取了。” 我就向他指出，这是无用的，一个狱卒又怎么可能决定你我的命运呢。英语中狱卒叫turnkey不过是转钥匙的而已。在此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可能折磨我们罢了。他听了点头称是。但他向干部递纸条却使其他人犯了疑心。以为他是在告密汇报。有一次放风，在走廊里来回散步时，他站在一个报栏前看报，一个小流氓就隔着报栏从下面去撕他破皮袄下挂下来的皮。这事被我看见了，我就指责那小流氓，不料那家伙不服气，和我扭了起来，幸而被人拉开，那小子被人一拉，心脏病就犯了，被人送去急救，要是我揍了他可就糟了。 我和杨老先生愉快地过了十几天。后来又回到了放马场。隔了一阵我收到了杨的一封信，他就写白茅岭农场李某收，居然也收到了，信中说他获得了特赦，发了一套衣服，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他去了杭州郊区跟他女儿过。 我仍在病号组或蔬菜组，并坚决要求不吃盐，虽然吃得差些但有两个好处，一是免去了和大家分菜的麻烦，那也是很不卫生的。二是人们都相信不吃盐就没有力气。于是我有了做轻劳动的借口。这时，一方面由于劳动不重，二方面干部的精力全被文革中来的那些小青年所吸引。这些人不是打架就是偷着吸烟，忙得干部不亦乐乎。我就等于得到了掩护。我还碰到了三位好学的青年，我编写讲义教他们学数学。这时，同来的人中开始有人出狱了，我通过他们带过几次申诉信出去。因为在狱内是不允许公开上诉的，那就犯了不认罪服罪的大错，要被批斗的，人人都必需象唱山歌一样唱认罪服罪的调子。干部们也明知这是假话，但就是要你唱。有时我故意说些如 “我的思想反动，竟然会不相信大跃进亩产万斤的明显事实”等反话，引得大家捂住嘴笑，干部们也奈何我不得。 1976年9月我正在脚手架上做小工提泥桶，忽然听见远处收音机中的哀乐声，我算计了一下，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了。果然，下午就见分晓了。我舒了一口气，这一天总算来了，他没有能活到120岁！我当时的心情真有“时日害伤。予及汝皆亡。”的感觉。 第二天晚上读报时，一个喜爱读报的青年人在朗读时误将“唁电”读成了“贺电”。马上挨了一顿打，还被关到拘留所去。其实我们的报向来报喜不报忧，这个识字不多的人读溜了嘴，他何尝有什么思想呢。然而这也算是伟大人物的余威吧。可恶的是自有人象检到了宝似地作出反应去报告。 1978年开始，听说了平反的事，第一个被平反的案例却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那是他们的自己人。这人叫包如田，他原是上海市监狱的一名狱警，当年公安局副局长杜蔚然常到监狱去，在一间办公室沙发上和一名女秘书鬼混，令他在门外看门。有一次，杜完事后走了，他跑进去对那衣服不整的女警察贼头贼脑地说 “怎么样，我们again一下如何？”那女的只好顺从了他。文革时，杜下台，那女的控告他们欺负了她。他被判五年，在放马场做事务犯，刑满早已是场员了。那时杜已没事了，他的平反也在意料之中，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真正的罪犯。 第二个被平反的是一位工程师，他其实不是中国人，大概是印尼人，早年来中国学成后在工部局当自来水工程师。他喜好电影，在文革抄家时被搜去了许多东西，甚至开了一个展览会以说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有一叠电影画报。在一本中有一封蓝萍写的公开信，那信的内容是说：某某人写信说他和我如何如何相爱，而我抛弃了他，其实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云云。后来抄家物资发还了，但有造反派来向他借画报，他又不敢不借。借的人看了那公开信传开了，被人检举，供出了画报来源。他就被判了五年。 第三位被平反的是同济大学数学系的教师叶世源，但他已服满了十年的反革命刑期。 12月的一天，我被从工地上叫回去。来了两位上海市高等法院的人，对我说 “你的申诉收到了。”天啊，我的申诉可是好几年前写的呀。接着他们向我宣布了平反。但是又说 “考虑了你的前途，我们去过复旦大学，可是他们不能接受你，所以你只好在农场做场员，并考虑你已一无所有，给你一千元生活补助费。” 当天我搬到了晒场和一位场员同住。按照那里的规矩，我至少要半年以后才有可能探亲。但幸好那时将要过年，管教队长正愁没法往上海家中送只鸡呢。所以就开恩批准了我半个月的假回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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