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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我要说的是：我很惶恐。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一个人坐在深夜的灯下，静静地聆听他（她）们的声音和未经任何加工、完整地记录下他 （她）们谈话的文字（或称原始资料）。那个时候，思想鲜活得像要跳动起来。这一群绝对特别的、有着异常丰富的情感世界与人生历练的人们，此刻，就在我眼前。我不得不承认，有很多时候，在采访过程中或者在我将那些珍贵的内容整理成文的时候，我几乎会忘了自己设计这个采访计划的初衷。那个时候我单纯得只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强烈的愿望，要尽快将这些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活生生的想法、独一无二的试婚经历传达给更多更广大的人们。 当然，这种冲动绝不是为了理解、认同或者效法，仅仅是让人们知道——事实上这种试婚现象在如今已是人所共知，且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了——但真正“知道”他们的人，还没有。 我的调查计划应该说并没有某种明显的倾向性，我并不想加以一丝一毫的美化甚至判断在里头，也没想一棒子打死。况且，这都是不可能的。 我的采访一开始进行得并不很顺利，一如所有的记者们面对所有的敏感话题；甚而到后来我也曾扪心自问，它真的可行吗？这是不是的确有用？大多数的受访者在初次听到我的采访意图时会不约而同地流露出怀疑、躲闪或者莫名其妙的表情，仿佛邪恶面对正义或别的什么感觉；而当我花费大力气让他们明白我完全可以信任，我将只是位忠实。不带任何偏见与猎奇的倾听者时，他（她）们又无一例外地表现得爽朗大度，以一种我不曾期望的速度进入他们原本的角色。我得说，我很感动。 因而，当我发现这些自谓受伤、孤僻、追寻真爱亦或“先锋”、独特、玩世不恭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其实同样是真实、和善、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的人们时，我有些惶恐。除了试婚的那些经历我还无话可说以外，他（她）们都是好人。因此我惶恐，我不敢肯定这些尽可能原始、没有任何是非错对或判断取向的文章是否是他们想要表达的全部？ 在进行调查计划以前，就试婚我同很多同行或非同行的朋友们作过比较深入的讨论，我不元讶异地发现竟然有近半数的人把试婚等同于“同居”。按字面的意思而言，试婚应当是婚前的“考试”，“考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建立婚姻关系或者确定不结婚；同居呢，是一种状态而非过程，它或许与婚姻无瓜葛。所以，在每次正式进行采访前，我会尽量准确而又比较婉转地向每一位受访对象表明我的意思。许多时候，他（她）们仍会误解或者弄错。我相信并不是所有受访者们讲述的每个细节都准确无误，也并非他们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观点真正就是他们的本意。事实上，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但直觉让我信任他们的坦诚，从他们的眼睛我几乎可以很快地捕捉到那些或充满忧伤、或支离破碎、或完满美好得令人心动的往事的痕迹。 在以前，至少是在此次对我而言较为宏大、周全、长期的采访计划实施以前，我对儿女情长、无病呻吟是不屑一顾甚至深恶痛绝的。我无法相信在繁华喧嚣、充满希望的现代都市里，竟然有着如此之多看似超脱、但然，实则脆弱又无助、渴求理解（或同情，哪怕是听他们说说话）的心灵！无论他们是可爱的还是可恨的，无论他们是高尚的还是卑劣的，但他们都能直面自己，有勇气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可否认，试婚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叛逆传统、有违礼仪，至少是不尽体面的现象——这一点，于我的采访是最大的收获。 在很多情况下，我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些受访者们所回忆的故事中去，那些爱恨情仇、那些风花雪月、那些苦苦求索，似乎原本就是我们存在的状态。爱是什么？婚姻又是什么？这是人类问了几千年的问题。但它们似乎注定没有答案。有了答案，人类也就没有了动力，譬如把公式输入电脑，人就可以找到爱和婚姻。实际状况却是，自从亚当与夏娃上了魔鬼的当，偷食了伊甸园的金苹果后，爱与性就成了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罪恶”。读完这些故事以后，你不难发现，这些敢吃“西红柿”的先行者们大多以悲剧告终，或者至少，在我照例问他们“你觉得值得吗”的时候，他们都含糊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我能说什么呢？在那种时候，当我坐在他们面前听完那一个个色彩各异的故事以后，我真的不知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才好。实际上，后悔两个字几乎已经从他们的语言里、眼神中甚至是不愿意被人们洞察的两个字就是：后悔！当然，我没有权利、资格对他们板起脸孔包括我没有采访到的所有“试婚”的人们，但现实可以告诉我们：试婚是行不通的，不论在国内、国外，不论在今天、明天。试婚的受害者们恰恰是那些标榜新潮、思维与行为都很“出色”的人们，还有他们宝贵的青春年华。我唯一要说的话是留给那些跃跃欲“试”的后来者们的：慎思谨行。在此，我要感谢彭振林、高力、刘志明等同志在整个调查中给予我的帮助。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许多采访线索，而且还撰写了其中的部分篇章。 李泽川于北京沙滩 1998．8．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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